文｜丹尼尔·奥菲（DANIELLE OFRI）
那是2014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四晚上，在贝尔维尤（Bellevue）医院忙碌的一天就要结束了，穿梭于患者和计算机系统之间的一段难得的空闲。当我终于离开医院的中庭时，患者的所有问题仍在我脑子里转动。突然，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医院门前停放的大量新闻采访车中。空气中弥漫着紧迫感，记者和摄制组在街区上下做着现场直播
然后我意识到，埃博拉病毒已经到达贝尔维尤。
在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初，员工之间半开玩笑地谈论——如果埃博拉病毒要来美国，那肯定会来贝尔维尤。但是随着非洲疫情的加剧，谈论变得严肃起来，并开始了认真规划。装建了一个高科技隔离病房，拥有单独的实验室和废物清除系统。一个专业的医疗团队接受了密集的培训。
在诊所里，如果有任何令人担忧的症状的患者来到，我的办公室——最靠近医院入口——被指定为埃博拉隔离室，到处堆放着防毒面具、工作服、眼罩、手套和应急方案副本。维修人员在我的门上锯开一个玻璃窗洞，可以远距离与感染的患者进行交流。
即使进行了所有准备工作，当在几内亚治疗埃博拉病毒患者的医生克雷格·斯宾塞（Craig Spencer）对该病毒呈阳性反应并成为我们的患者一员时，我无法否认恐惧的情绪在医院中蔓延。了解埃博拉病毒是一回事，感染它是另一回事。
恐惧是一种本能的情感，并且假装医务人员比普通公众更不容易受其影响是愚蠢的。恐惧是促使我们更好地学习技能的部分原因——我们不想伤害我们的患者，我们不想通不过医学考试，我们不想在每一轮比赛中都显得愚蠢。恐惧还使我们对医学感到谦卑：毕竟，这些人是我们正在照顾的人，而不是信用卡消费或机票。在对他们进行任何医疗干预之前，我们应该有一种健康的恐惧。过去在医院走廊中受到赞誉的无畏大男子主义现在被视为对患者的危险。
有时，恐惧可能会变得压倒一切，甚至瘫痪。每个医生和护士都可以告诉你，有关恐惧使他们丧失工作能力的次数，也许比你真正想知道的还要多。训练和经验会减少这种情况，但恐惧永远不会消失，也许应该不会消失。
有时我觉得好像我们需要带着恐惧来谈判停战协定。我们需要接受一定程度的有益恐惧，这种恐惧使我们尊重照顾患者的高风险。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存在着非理性的恐惧，这些恐惧并不一定能被数据消除。
贝尔维尤在近三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公共卫生的最前沿，为黄热病、西班牙流感、小儿麻痹症、霍乱、艾滋病和结核病患者提供治疗。这是员工的一个骄傲点，尽管这可能因较高的辞职率冲淡。的确，在上世纪80-90年代艾滋病患者的时代，情况确实令人沮丧。在流行病爆发的早期，治疗手段和科学知识都很缺乏，患者常常难以获得医疗服务。
因此，我以敬畏和自豪的心情目睹了我的同事们熟练地照顾那些在其他地方被拒绝的患者。当我们处理受患者血液污染的针头时会感到恐惧吗？ 当然。但是，也有同情心。我们的榜样是那些摘掉手套握住病人的手，皮肤对皮肤——科学和人性胜过迷信。
25年后，像斯宾塞这样的卫生保健工作者担起这份责任，直奔西非流行病的前线。当他成为贝尔维尤的患者时，我们感觉正在照顾一位家庭成员。
今天，在贝尔维尤的工作人员中，当面对下一个新型病原体时，我们将同呼吸共努力。有一些紧张的情绪，但有整体的决心。从定位上说，我们这样的公立医院对所有人开放。如果艾滋病毒、埃博拉病毒或冠状病毒超过阈值，那就来吧。
实际上，我们必须面对的大多数恐惧是我们的患者所表达的。错误的信息比比皆是，这些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使患者放心。（不，你不需要在地铁上戴口罩。是的，你仍然应该注射流感疫苗。）这种冠状病毒是新型的，医学界仍在搞清真相。我们必须记住，当艾滋病毒被像黑死病一样看待时的那种感觉是怎样的。
幸运的是，我们最终取得了胜利：临床医生救治了他们的患者，公共卫生官员扫清了障碍，激进分子保持了热情，研究得以迅速展开。如今，艾滋病与癌症、糖尿病和心脏病并存。这只是我们要治疗的另一种普通疾病。 复杂，是的，但可以治疗。
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恐惧——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恐惧——然后将它们藏在我们白大衣许多口袋中的一个，我们有工作要去做。
同时，锯开的窗子仍然在我的办公室门上。平常，我会用复印纸盖住它，以保护患者的隐私（并遮挡大厅的洗手间）。但是，当第一位患者出现可能提示冠状病毒的症状时，我将把这些纸撕掉。
2020年1月30日
丹妮尔·奥夫里（Danielle Ofri），医学博士，贝尔维尤医院医师，纽约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教授，《贝尔维尤文学评论》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