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武汉市“关闭进出通道”在媒体、官员和民众口中变成了“封城”，当武汉医疗机构发布向社会求援医疗用品的信息，当各地媒体频繁更新多少个地方又出现多少个病例，当各地医疗机构大张旗鼓地宣传那些集体宣誓驰援武汉的“感人”场面，当各地政府和民众在提高警惕、取消各种聚会庆典、虎视眈眈地监视着那些来自武汉的人，当医务人员“签字画押”、上演着一出出与亲人离别奔赴武汉的情景剧，当热心民众张罗着全世界购买口罩等医疗物资支援武汉……一场由冠状病毒引发的新型肺炎流行病一步步从“天灾”变成了人祸，但人祸的组成元素却是一项项的“积极应对”和“善举”。疫情发展至今，出现了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描述的群体状态下被扭曲的心理、道德和行为，充满了盲目、冲动、狂热和轻信。在这样的群体中，个性被彻底淹没，个人言语不能被听见，个人思想被群体思想所取代，个体被裹挟着进入一种情绪化、从众和失智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理性成为稀缺资源，合理的主张、建议和行为被忽视和压制，提出理性主张的人被斥为壁上观和冷血客。
恐惧流行下的决策已经把武汉疫情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将全民裹挟在内的社会危机。其实，在疫情面前（无关疫情严重程度），专业机构除了及时准确地通报信息和给出科学的防护建议，其他行动都应该在暗中进行。国家疾控中心和卫健委等公共卫生系统需要有一套应急管理时传达风险信息的机制，包括传达的渠道和使用的语言。诚然，政府和专业机构在疫情爆发之初就要做最坏的准备，为最坏的情况做规划，但需要准确地向公众传达阶段性的进展，提前提升警戒级别和采取过度的防护措施是不可取的，由此带来的恐慌性后果及灾难可能远大于疫情本身。而这种恐慌不仅仅限于民众心理，也将会体现在行动上，例如蜂拥而至的恐慌性“患者”挤爆门诊、恐慌性抢购等。这种恐慌还将进一步加重社会危机，造成地域性歧视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适当的准备工作完全可以在不惊动公众的情况下完成，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完全不必公开做出各种上战场火线一般“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宣誓（就算当事人内心确实有这般豪情），媒体完全不必报道救助过程中那些感人的故事。这些行动经常适得其反，会进一步加剧恐慌，让本来就脆弱的局面变得更糟。而作为普通民众，热心和善举不仅于事无补，积极的参与更大可能是乱上添乱。面对疫情，民众能做的很有限，也很简单，那就是遵照专业机构的指导性建议，最大限度做好自己和家人的防护。非理性认识导致非理性行动，非理性行动带来伤害性后果。
以下是加拿大大卫·麦考恩（David McKeown）博士针对武汉新发冠状病毒疫情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他在SARS疫情期间在多伦多地区参与了疫情防控工作。这篇评论将重点放在疫情引发的“流行性恐惧”。教育是最好的“疫苗”，真相是最好的“处方药”。流行性恐惧比流行性疾病更可怕，莫让恐惧主导你的内心和行动。
不要让冠状病毒“变异”成恐惧和恐慌的流行病
文｜大卫·麦考恩（David McKeown）
有关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城市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信息传播如此之迅速，以至于很难对事件过程进行追踪。中国已经确认了超过500例病毒感染，这种病毒被正式命名为2019-nCoV，会引起类似肺炎的症状；至少有17人死亡（译者注：截止到26日晚9时，全国共有确诊病例2071例，疑似病例2692例，死亡56例）。疫情爆发的中心武汉以及周边多个城市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同时，美国疾控中心上周二确认了美国的第一例病例，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和越南也报告了其境内的病例。在农历新年前后繁忙的旅游季节来临之前，加拿大的公共卫生部门现在正处于戒备状态。
因此，是时候给出一个有用的警告了：传染病的流行既可以是生物学事件，也可以是社会事件。
2003年袭击多伦多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流行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该冠状病毒最初在中国南部被发现，并最终传播到全球多个城市和地区。在加拿大安大略省，375人被感染，其中大多数是医疗保健系统的患者和工作人员。虽然有44人死亡，但在整个社区中的传播范围有限。
尽管如此，伴随而来的是双重事件：对来自病毒起源地区的人们的非理性恐惧。亚洲长相的人们报告说，他们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被回避并且在搭乘出租车时遇到麻烦。作为SARS疫情最严重时皮尔地区的卫生医务人员，我甚至在密西沙加一度热闹的中餐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以使焦虑的人们放心，在这样的地方就餐是完全安全的 。
我们看到，在1980年代的HIV大流行初期，发生了同样的恐慌事件。那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通常谈论他们实际上是如何与两种流行病作斗争的：导致重症和死亡的具有挑战性的新病毒流行和恐惧症的流行。前者是全球性的健康危机，这一危机一直持续到今天。第二种恐惧流行病自身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导致对最受（艾滋病）影响的社区的歧视，并阻碍了控制疾病传播措施的实施。
在恐慌时期，清醒的现实可能成为稀缺资源。但事实是这样的：通过改善卫生条件和生活水平、使用抗生素和疫苗，富裕国家的主要死因已经从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前的致命传染病。如今，一个健康的人死于传染病已经很不常见，即使是在疫情暴发期间被他人感染。现在常见的致死性疾病——心脏病、肺病、糖尿病或癌症——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而不是我们在地铁上遇到患病的人。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让流行病具有引发和实际风险不成比例的恐惧和焦虑的能力？
研究大众如何看待健康风险的研究人员发现，其中某些风险一直被高估，尤其是那些人们了解不足的风险以及人们认为自己无法控制的风险。这些通常是由新的或不熟悉的微生物引起的流行病的特征。
此外，大多数传染病有着基本特征，那就是可以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这为人们的担心提供了场景：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自己的健康和他人相关。大街上、公交车上或饭店里的人被视为威胁，尤其是当该人是一个可识别的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被认为可能被感染，而无论事实上是否如此。以这种方式处理的恐惧会扩大社区内部的分歧，扩大流行病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造成持久的裂痕，同时还会使解决该问题所需的流行病控制措施复杂化并分散注意力。
与“恐惧流行病”作斗争的第一步是直接预测到并予以解决。最好的“处方药”是来自可靠来源的坦率而准确的信息。社区领导者还可以通过与被歧视和恐惧笼罩的社区建立适当的社会关系来提供帮助。
早期抗击艾滋病的人常说：“教育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疫苗。”在抗击现代流行病中，这仍然是正确的，这是我们当前必须坚持的真理。
（原文于2020年1月22日发表在THE GLOBE AND 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