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方舟子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个叫曹和平的教授近日发了一篇批评我的文章《方舟子的时代局限性浅谈》，说我之所以不相信中医，是因为：“由于毕业以后几十年离群索居式的孤军奋战，方舟子远没有跟上时代方法论进步的节奏，在科学方法论上，已严重落伍了。”为什么我的科学方法论严重落伍呢？曹教授说是因为那是我1980年代初在中国科技大学时习得的：
“方舟子主要的方法论知识是在1990年之前，或者说主要是1980年代初在中国科技大学时习得的。他留学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和美国中西部10所高校一样，是个非常没有形而上学素养的技术型高校体制，无法和中科大的前沿理念教学相比较。 方舟子后来谈科学方法论的不少知识，基本上是吃中科大的老本。在密州大念博士，主体上是一些技术性知识，科学方法论上长进不大（实验方法上另当别论）。这些知识在2000年之前尚可以用，到2010年时就非常勉强了。”
我是1985-1990年间上的中国科技大学，那时候恐怕不能再算“1980年代初”，除非曹教授根据最新科学方法论重新定义了年代。我在科大学了不少基础科学知识。当时科大本科是五年制，要上三年的基础课。生物系学生除了生物学基础课，还要上三年高等数学、三年物理（和物理系学生一起上）、三年化学（和化学系学生一起上），基础课程之重，大约是空前绝后的。但课堂上教的都是科学知识，并没有专门教什么科学方法论，所以我们这一代学生戏称科大是“南七技校”（南七是科大所在地区）。
在学习科学知识时当然也会不知不觉受到方法论的影响，例如大一上力学课，教材用的是方校长的《力学概论》，特别强调要掌握“物理图像”，就可算是方法论教育。但有的方法论教育却是负面的。例如大一上普通遗传学，授课老师请了本校搞科学史研究的“神人”张秉伦做讲座大谈他能通过看指纹、掌纹看出一个人智力的高低、变化，甚至还能看出妇女有没有乳腺癌，因为太灵、太受欢迎，为了不影响本职工作，每天只限定在校医院看两个病人……这样的讲座，教给学生的是什么样的“前沿理念”？
所以我在科大学了很多科学基础知识，但在科学方法论方面并没有受到什么好的教育，甚至受到坏影响，因为很多老师自己也很糊涂。当时正是“人体特异功能”在中国最热的时候，不仅官媒大肆报道，而且钱学森等科学家都在宣扬，中科院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机构都在研究。科大也不例外。由于科大的老院士钱临照的支持，科大不少老师也在研究人体特异功能，还在科大开过全国人体特异功能大会，“大师”云集校园。连大科学家都信，我一个热爱科学的学生敢不信？所以我不仅入学前相信人体特异功能，入学后的前两年也还相信，大三才开始怀疑，大四才完全不信了。这种思想转变与课堂教育无关，是自学的结果，主要是看了国外一些科学哲学著作和否定神秘现象的研究，受到了启发。
至于中医，我在高中时代已经不信，认为其理论完全是胡说八道，不看中医、喝汤药，但在科大期间仍然服用中成药，因为那是国家批准、校医院开的，我就想当然地以为是有效、安全的，板蓝根冲剂喝了不少。到美国留学后，科学世界观完全确立，才不仅不相信中医，连中药也不信了。
所以如果我像曹教授说的那样是“吃中科大的老本”，那么我不仅会像曹教授那样相信中医药，还会相信人体特异功能。虽然曹教授鄙视我的母校密歇根州立大学所属的“美国中西部10所高校”（大概指Big Ten联盟）是“非常没有形而上学素养的技术型高校体制，无法和中科大的前沿理念教学相比较”，但我的科学方法论确实是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留学期间才学到的。并不是为了反驳曹教授我才这么说，多年来我一直这么说，例如2017年在《重返象牙塔》一文中我写道：
“我到了美国以后，从导师那里学会了怎么设计对照实验、控制实验变量、分析实验结果、提出假说和模型，才对科学、科研的实质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验；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会议，更是一次批判性思维锻炼。”
当然，我没学到曹教授说的“非爱因斯坦宇观，非普朗克微观，非牛顿人观”，因为如此先进的“科学方法论”只出现在曹教授的臆想中，没有哪所正规的美国大学会教。曹教授曾经在美国留学学金融，但他上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和我的母校一样都属于他鄙视的“美国中西部10所高校”，自然也不可能教他那样的”科学方法论”。那么曹教授如此高超的“科学方法论”是从哪里学来的？难道他还同时上了美国某所野鸡大学？
202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