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玄昌：十年回眸，品味灾难中的人性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方玄昌（发自北川）

但我终于鼓足勇气开始写作这篇文章。只是现在，我不愿再以“本刊记者”的身份来表述。请允许我使用第一人称吧——在这里，我已经从一个职业的科学记者，蜕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悲剧目击者：惨景瞬间瓦解了我一贯持有的理性。

走过死亡谷

在进入北川县城之前的一段下坡土路上，我和同行的几位记者看到了先后被抬出的两位伤者和两位死者。伤者以白布蒙着眼睛，死者被蓝色塑料紧裹全身。

然后，踏着残垣断壁，我们走进县城了。“这一片石头下面，是不是就有埋着的人？”我问。在我的右边，山崩后滚落的石头覆盖了原先的道路和房屋。大的石头大约有几十吨到上百吨。

往里走，我的左边出现了东倒西歪的成排房子。隔着一条塌陷得似乎进入地缝的巷子，远处几间残破歪倒的房屋中冒出淡淡的黄烟，周围是一片废墟。

接下来是一条“巷子”：中间一条临时开辟出来的路；左边是参差不齐、摇摇欲坠的各式房屋；右边是一眼看不出头的、一块块硕大无朋的石头，残破的钢筋混凝土和汽车、摩托车的零件卧倒在这些石头下面。

然后看到了第一滩淡淡的血迹。紧接着，看到了蓝色透明裹尸袋裹着、临时放置的第一具尸体。她斜躺在道路左侧，散落的头发遮盖了她的脸，身体半裸，腋下一道口子裂开，暗红色的内脏若隐若现——但伤口是白色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点血。

大约十米外是第二具，同样是半裸，半趴着，看不清致命部位，也看不出性别；其右上是第三具。然后是连续摆放的第四具、第五具……左右两堆，横七竖八铺出一二十米。

周围同行者，没人再说话。

这边一具腹部高高隆起，该是一位孕妇。看得出来，她的腹部没有明显受损。我在想：灾难来临的一瞬间，她全力保护了肚子里的孩子。

那边一具身材格外瘦小。或许，他（她）还只是一个学龄儿童吧，我想。

……

继续前行。三个军人正在往裹尸袋里装一具尸体，她的肢体已经明显残破，一个战士正用铁锹将她晃晃荡荡的一条手臂往里塞。

左手边出现了第一具没有装袋的尸体。他（她）胸腔开裂，内脏迸出……

右手边，他（她）横卧于一块巨石下，肢体残缺，脑浆迸裂……

路中心略偏右，他（她）躺在裹尸袋里，脑袋只剩下了脖子上的一小部分。

……

一群公鸡和母鸡在石头堆里一片裸露出的废墟中啄食。紧紧捂住口罩的我实在不愿意多想，但，它们主人的身体或许就散落在这四周围……

终于，我们走过了这条巷子。地势开阔一点了，成队的官兵席地而坐。回头望去，才看明白，我们实际上走过的是三天前大自然刚刚造就的一个峡谷；组成峡谷一边的石头堆，掩盖了这座城市的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死亡之谷。人类作为特殊物种所持有的优越感、以及生命的尊严，在这里全都被彻底粉碎。

老县城，最后一座高楼兀立不倒

这里原先是一个广场。

该是一个原本风光不错的广场。广场上面，意外地矗立着一座保留了原先大致面目的大楼，“北川大酒店”五个字赫然在目；酒店下面一个小门上方，“北川映象食府”六个字完整无损。这与周围层叠的预制板碎块、瓷砖碎块和弯弯曲曲的钢筋铁条形成对比。只是，酒店侧边的墙体已经崩塌，大楼仅剩支架支撑。

劫后余生的当地百姓说，大楼右上方的废墟，原先是一座中学。现在，成百上千的老师和学生就在那些被层层巨石覆盖的废墟下躺着。

从另一个方向放眼看去，视界开阔了：广场下方是一条河流，现在则由于上游水流被滑坡、崩塌的山体阻隔住，这条河成了死水潭；河道上，一条漂亮的索道木板桥通往对岸。只是现在，支撑索道的两根桥柱已经严重倾斜；对面，就是北川老县城。

情景再一次让我震撼。

从这里，几乎可以看到老县城的全貌——全城伏倒，唯一对视线造成一点点阻挡的，是一栋几乎还直立着的一二十层高的破损大楼。

与新城因山体崩塌而被埋在石头堆下不同，老县城的靠山部分是被土质山体所埋——罪魁是滑坡。“地震一开始，半边山体坠落，依山建造的三五排房子被推着向前冲出，前面的房子被一排排推倒，一直到河岸边。”亲历这场灾难的刘卫国（音）描述，当时的情景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那底下至少埋了9000到10000人，我的三个家人也在那里面。”

跟老县城相比，刚才走过的、属于新县城的死亡谷已经很好了：它至少还有那么一些歪歪斜斜站立着的房子。

在满目白森森的废墟中，那硕果仅存的一栋大楼看起来意外地不协调——真该把它拿到新城这边来。记得有学者在评论《红楼梦》的结尾时曾经说，是千万具尸体堆砌而无一生者的景象悲惨，还是死人堆里摇晃着站起一两个生还者更悲惨？我想，走到这里的人们，在看到作为“唯一生还者”出现的这栋倔强的大楼时，应该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对比。

一边是滑坡，一边是崩塌——北川县城就这样被包了饺子。

没有人哭泣，没有人流泪

在广场临河的人行道上，稀稀落落地竖立着几棵景观树。旁边，意外地存留了几条公园长椅——这恐怕是全城绝无仅有的、还具有正常使用价值的公共设施。在这里，我看到了三三两两结队返回县城寻亲的幸存者。

悲壮的叙述开始了。

“冒烟的那边，就是老县城的十字路口，我家就在十字路口旁边。我当时在绵阳……我全家6人，他们5个都失踪了……从昨天开始，我一直在上面找，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房子；喊了一天，没有听到一点应答……”

“当时我在（新城区）这边打工，做电焊，她等我回去（老城区）吃中饭。可我一直拖到下午两点多也没回去……我们还没有孩子……我恨（自己）啊……”

“我家还好，只埋进去一个……我们还有4个人。我们邻居家只跑出来一个。他小孩本来已经跑到外面来了，又回去带小狗，就没再出来……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小狗跑出来了，他回去找孩子，看到它在（自己房子的废墟）上面一圈圈地跑、叫……”

“我弟弟（当时）刚从绵阳回来，他先来了我家（房子在新城区，后来在余震中完全倒塌），离开时已经是两点多，（算起来）他刚到对面（地震就发生了）……我在上面扒了一圈，喊了一圈，没有找到……地震要是早五分钟来，我们至少可以在一起啊！”

“我不知道多少次走近了那具尸体……但我不敢仔细看。他身上剩下的半件衣服像是我哥哥的……他死得太惨了，我不愿意看到（证实）他就是我哥哥……”

……

一张张疲倦的脸，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但始终没有人哭泣，我甚至没有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以往习惯看到的那种悲痛。一个个故事，说者缓缓道来，听者惊心动魄。

在我打算尽快结束这段采访的时候，略感意外地，我遇到了一家四口：老两口，带着一个侄子、一个儿媳妇。

“我们是一个大家族，有20多人，现在就剩下我们4个，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没了，”年轻的李姓妇人说。她转身指着旁边的年轻人、自己的小叔子：“他刚刚结婚不久，媳妇也被埋进去了。”

她公公已经六十多岁，尽管是在这样的场景下，看上去还是温文尔雅。“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我孙子辈最小的只有不到三岁，都一块埋在底下……”

“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上有老母，临年遭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李陵与苏武书》中描述的这段千古悲情，在此黯然失色：这些刚刚失去亲人和家园的幸存者，甚至失去了控诉的情绪。

终于有人流泪了；终于有人抽泣了——是我这个不合格的记者。“你不要太难过，”老人轻轻安慰我。他突然露出了和蔼的笑容！！！我咬牙紧闭嘴巴，使劲盯着他的脸，没让自己哭出声来。

“叔叔，能告诉我您和您全部家人的名字吗？”静谧了一分钟后，我问。他低下头去，约半分钟，抬起头来，轻轻地说：“不用了吧……”

……

我停止了采访，倚靠在一棵还直立着的矮树上，努力让自己平静。五分钟后，同事吴晨光不合时宜地从北京后方打来电话，让我再一次失态——在同事面前。

地方政府要道歉！我也要道歉！

采访还得继续。必须调整方向，否则我会崩溃。回到我的本行——寻找科学问题去吧，这样我或许会好受些。

“这些大缺口都是这次地震后崩塌形成的吗，以前这里有没有出现滑坡？”

仅仅一个问题，情况变了，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些许的愤怒。

“中国古代都发明地动仪了，现在还说不能预测？”

“那么多青蛙跑出来，还说不会地震？”

“我们还看到了很多蛇跑出来，看到了鸭子到处乱跑……”

“政府官员肯定都知道要地震，就是欺骗我们老百姓！”

“你是北京来的记者，肯定知道真相吧？”

我无言以对，尽管我知道他们说得并不“科学”。

更细致、翔实的回答出现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两边的山体就被检查出有地质灾害的危险，北川县城是在危险区，那时专家就说应该移民，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移民？”

“四五年前，这些山上就发现了裂缝，说明已经很危险，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出人命？”

“政府也知道危险，他们只在山脚下用铁丝网拦截，那怎么可能拦住这么大的崩塌？他们早就该给我们移民！”

“到现在他们还在撒谎，说北川县城只有几千人被埋；这个县城，常住人口加上外来人口，再加上临时过往的行人、商人，最起码也有两三万人！到现在，一共才跑出去几千人？”

一位出生在北川、现在全家在绵阳、灾后回来企图从废墟中寻找老朋友的刘姓中年人总结：“北川因太过危险而不适合人类居住，这早就应该知道。政府的确掩盖了很多实情。”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对他们所说的情况必须进行调查核实。但，我现在跟着他们出离了愤怒。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他们连哭泣都不会了，还会撒谎吗？眼前所见也在证明他们的结论。

突然间，我心里一阵剧痛。我想到了离开北京之前自己采写、编辑的一组稿子。我告诉了我们的读者：准确预报地震，科学还达不到；动物的异常行为，未必总是预示地震将要来临。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地震预报工作者，以及我们的政府，在这次灾难中不该负有太多的责任。

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要为自己的过失负责任，要向《中国新闻周刊》的所有受众道歉：预测是科学问题；但决策预判，却不完全需要依赖于科学。

我也要向北川的万千死难者道歉：把你们所承受的灾难，归因于科学不够发达的无奈，对你们是不公平的！

对于北川的所有生者和死者，地方政府都必须道歉！因为他们对这场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这些该负责任的人，现在也有很多埋在废墟底下。

我一瞬间的极端想法：如果政府真的不肯承担责任，那么，把所有罪责归我吧！无论如何，生者必须对死者要有一个交代！

在以上文字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泪眼模糊。

走过危桥·农民逃生路

继续前行。这时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到上游观察据说已经危险万分的枯竹坝。

又走过了一大片废墟。有幸存者介绍说，这一块原先有一个银行、一家保险公司，以及一个税务所。“税务所里平时有二三十人，保险公司日常上班的有三四十人，银行该有更多员工。不知道里面还有多少顾客。地震时，这些建筑瞬间破裂伏倒。”

终于抵达这个城市的另一头，是一个被叫做“两桥一洞”的地方——中间一个隧道，两头各连着一座桥。这是北川通往茂县的必经之路。由于夜晚马上就要来临，这里已经快成为无人区。

我走向“两桥”中的第一座桥。走到桥头，站在引桥上，我看到主体桥梁的这一头已经整个断裂开，掉下去一米多深，断口处暴露出乱七八糟的钢筋。

我跳了下去，走向对岸。

三四百米长的桥梁，现在断成了几十截。原本是一座高速路通道的桥梁，现在变得如此崎岖不平，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处或数处又宽又深的裂缝。几十截断桥，实际上仅仅依靠暴露在外面、游丝连带的那么一点点钢筋支持。

事后，我真的怀疑，当时我只要脚底用力一跺，整座大桥将立时崩塌，我也将从一二十米高的桥上随断梁坠入下面完全干枯了的河道。或许，我的背上还将压上几十吨桥梁。

就在我将要麻木地走过对岸的时候，我看到了另几个跟我一样麻木的人，他们正从对面走上这座超级危桥。是一群难民。他们刚从农村翻山越岭十多个小时，逃到了这里。

按照刚才指路人的描述，我通过“两桥一洞”，然后右拐走两公里，就将抵达枯竹坝水库。走过危桥、走过隧道之后，我看到了第二座桥。我知道，我的计划必须改变了。

第二座桥，已经彻底断开，中间一道三四十米长的缺口，阻住了我的道路；同时也阻住了从这里通往茂县的公路。

隧道右上方的山上出现了一群人。是军人。他们在原先显然没有路的地方往上爬。走近了看，似乎还真被他们走出了一条路。哦，不对，原来是一块巨石滚落压出的路，“路”两旁的灌木都伏倒了。

现在才知道，刚才那群难民，就是从这条路上下来的。一个带队的军官告诉我，山的那边有灾民，由于道路被山崩形成的堰塞湖阻断，只好翻山越岭、从原先完全没有路的山上走下来。他们这群军人就是上山接应难民的。而我要看大坝和上面的堰塞湖，也必须走这条路到山顶。

从这里，我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山滑坡后的情景了。四五百米高、底座有七八百米宽的滑坡缺口，使得这座山变得出奇的险峻。那些难民们正是从这个巨大缺口的上方山脊上走过来，经历了华山一条路的考验。

“叔叔，我没痛。”

来自成都的三个年轻电视记者扛着摄像机，企图走上山脊拍摄这条逃生路。但这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我的帮助下，他们走到了第一段山坡的中段，看到上面山脊上倒塌建筑物的碎块滚落，最终还是放弃了努力。

我走上了山坡，路变得平坦一些了。脚下踩着的，是横卧的断垣残壁——原先这上面还有不少建筑。山脊上，陆陆续续有一些军人在往上走，他们一部分任务是要到上面最危险的路段去保护难民通过，更重要的，是要从这里翻山越岭六七个小时，到山那边的漩坪镇去帮助一座学校的600多名中小学生逃生。

在山脊上一个临时休养所，我碰上了一大群难民，其中包括两个仅六七岁的小女孩。几个大人轮流背着孩子走路，早已疲惫不堪，见到一张铺有毯子的椅子，纷纷趴倒上去。

“上面太危险了，多亏有解放军帮忙，我们才能安全地走过来。”来自漩坪镇敏溪村的难民曾福全说，他们整个漩坪镇在灾难发生后完全跟外面失去联系，甚至到现在也不很清楚北川县城的具体情况。“直到前天（13日）晚上，我们村一个平时爱听收音机的老人，突然收到了一点点信号，才知道总理已经到了北川。昨天下午，我们第一批难民经过十几个小时，才从这条路走出来。”

下面这段路依然危险。尽管我也一整天没怎么吃东西，但体力保存得显然还是要好过这些不吃不喝翻山越岭六个多小时的难民。下面巨石滚出的那段路，必须腾出手来抓住灌木才能下山，一只手抱孩子走下山殊不容易。

放弃继续采访。二话不说，我抱起一个小孩就走。另一个孩子，则由一个解放军负责照料——事实上，这些官兵经过连续奋战，也早已经疲惫不堪。

“快，谢谢叔叔！”孩子的妈妈说。

这是我进入北川后三个多小时以来第一次听到“谢”字——此前我已经多次帮人忙，也看到了别人的相互帮忙。在这里，“感谢”两字似乎纯粹是多余的。

孩子没有吭声，双手用力抱住了我的脖颈。

山脊上的断垣残壁随时可能断裂、翻倒。尽管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出了问题。在踩上一块裂开的预制板、往一堵横着的混凝土墙攀爬时，我脚下突然踩空：预制板整个断了。我的身体急剧倾倒，抱着小孩的左手，连同孩子一块重重地砸在混凝土墙上。

“叔叔，我没痛！”我自己和背后紧跟着的孩子母亲都没来得及出声，孩子抢着说。她的双手依然紧紧抱住我的脖子。

——这是这个小女孩与我相伴整个过程、近三个小时中所说的唯一一句话。但我知道，她说的是谎话。她的腿脚一定摔得很痛，很痛。

夜出北川

再次不理智。为抢时间，我带着这群难民冒死走过了这座危桥。解放军已经不再帮忙，我轮番抱、背两个小孩过桥、走路。

终于有了一段比较平坦的道路。精疲力竭的我把小孩放了下来，牵着那个我抱下山的小女孩的手，让她自己走；同时，也让其他大人保留体力，让另一个小孩自己走。这时是19点50分，天已经比较黑了。

“坚持，到了县城那一头，你们就有水喝、可以吃到东西了！”我成了他们的指挥官。大家都跟着我，走得很快。我必须抢在天完全黑之前，带领他们走过那个死亡谷。

20点5分，我们走过了广场，前方就是死亡谷。

“孩子，闭上眼睛，不要睁开，叔叔抱你走这段路。”另一个孩子，也按照我的要求，被周围的大人轮番背着走。

情况还好。天还不算太黑，偶然间，还有一些救援人员的矿灯或者手电筒能帮我们把眼前的路照亮。我一只手抱小孩，一只手使劲摁住口罩——但这也只是聊胜于无。小孩的一只手抱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本能地按住了自己的口鼻，把脸伏在我戴的安全帽上。

我进入县城之前借来的这副口罩已经被汗水浸透，没有多余的口罩给他们。整个队伍人人按住口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了这将近一公里长的死亡谷。我很欣慰，我抱着的这个孩子的脸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安全帽。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孩子的妈妈形近崩溃。走出死亡谷之后，在最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最后冲刺的山路和土路上，她除了不停问我名字之外，反复念叨的就是这一句话。但不行，这一段距离是山体崩塌带，有危险——这时的我已经恢复了理性。

21点20分，我终于将这群难民送到了接待处。看着他们拿到水喝，我如释重负。

遗憾：我忘了捐钱

23点整，我搭上了几个志愿者的车，赶回成都。

在车上，志愿者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七点到七点半，还有两人被救出，两个人都还保持完全的清醒状态，其中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在救援人员挖开废墟后，还是自己从里面走出来的。

让我自己都感到诧异的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居然丝毫没有为他们感到庆幸的喜悦，反而突然感到一阵悲凉——莫名其妙地为他们感到悲凉。

凌晨1点半，抵达新都。终于要吃今天——不，准确地说该是昨天——的第一顿饭了。在几个人争着要付饭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忘了给难民捐款。又是一种奇怪的情绪：我当时居然并没有特别强烈的自责感。当我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我感到很遗憾：我应该给那天自己遇到的每一个难民捐钱——他们太需要我们这些幸运的人们的帮助了。

哦，对了，我背出的这个小女孩，名字叫做李桂红，她的父亲叫李顺军，在汶川打矿石，震后音讯全无。她妈妈说，她希望丈夫平安，也希望丈夫早点知道，自己和女儿，还有不愿离开家园而没有随同逃出的公公婆婆，都还平安地活着。

13日20点过后，汪志明出现在上海华山医院。一个讨论行程方案的紧急会议在等着他。随后他要列出赴前线所需的物资清单，并让后勤人员准备。

14日凌晨两点多，这位外科大夫回到家里，面对哭泣的妻子，“没有办法，我肯定要去。帮我弄一包干净衣服吧。”汪志明说。9个小时后，由汪志明带领的有11人组成的医疗救援队抵达成都。

空前的灾难让成都双流机场非常忙乱，装载医疗装备的后一架飞机竟然迟到了10多小时。直到15日凌晨，他们才拿到装备。

这支救援队连夜赶往安县。此时，来自重灾区北川的伤员，已源源不断运抵安昌镇，此地距北川县城29公里。

汪志明选择在安昌西苑中学布置好阵地，然后组织了一支5人“突击队”，冲向安县抗灾的最前沿——茶坪。

滑坡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突击队不得不在一个叫做五福村的地方驻扎。“五福村往上的山路很陡，一般人根本爬不上去。有个逃出来的村民带来一张纸条，说他们村里面有700~1000个伤员无法出来，还有大量尸体。”5月22日，连续工作了一个星期的汪志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山路全部塌方,他们只能沿着险峻的山脊往外跑。那几天，我们每天仰望山脊上的小路，希望能出现几个人头。我们给他们水和食物，给他们的外露部位消毒、包扎。”

现在，医疗队员们看着周围的山坡，还会产生一种感觉——上面可能会出现几个由远到近的脑袋。

第一批医疗队派出，早于省委部署10分钟

在汪志明等卫生部派出的专家大规模入川前，四川省的医护人员已苦战了几十小时。

“地震时，我们正在15楼开会。”四川省卫生厅应急办主任苏林说，随后，他们便面临着通讯、电力中断的局面。应急办副主任杨勇被派往省地震局了解情况，急中生智的苏林买了一台收音机，通过电波了解到：震中，汶川；震级：7.6级——那是地震发生后大约半小时。

意外地，大家发现手机短信还可以发。卫生厅机关党委书记杜波和苏林向省人民医院、华西医院和肿瘤医院等各大医院发出了第一轮短信：要求大家组队准备去震中救援。然后，向卫生部发出求援短信。此时的卫生部，正在启动抗震救灾应急响应机制。

作为四川省急救中心的省人民医院，地震后20分钟内疏散完了病人，然后组队准备赴重灾区参加救援——这是在苏林的短信到达之前。

“这么大的地震，势必造成很多人伤亡，在第一时间内考虑组织救援队伍，是理所当然的事。”杜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5时30分，参加省委、省政府的王雪副厅长带回了省委指令：“组织6个医疗队，向汶川方向出发。”

15点58分，苏林收到了卫生部应急办回复的第一条短信：“陈啸宏副部长已随国务院领导赴川……有相关信息和资源需求请转告。”

16点10分，第一批医疗队伍，19支小分队共91个医护人员——分别来自省人民医院、解放军363医院、肿瘤医院、华西医院、以及成都120急救中心——集结完毕。经过简单的协调，由卫生厅副厅长王正荣带领，往汶川方向开拔。

10分钟之后，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的通知传达到了卫生厅。留守后方的杜波，与几位副厅级官员一道，开始在草稿纸上勾勒“卫生厅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基本框架。

为进汶川进了北川

地震发生当天18点，第一批医疗车队走过都江堰，抵达紫坪铺，却发现道路不通——前方整座大山垮塌。车队队长、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主任曾俊的第一个想法是：徒步翻山进入汶川。

“这样的队伍，徒步行走两天都走不到汶川。”熟悉这条路的人说。何况，这是个充满危险的夜晚。

现场紧急会议的结论是，当晚务必赶去汶川。唯一的方式是绕道：从德阳、绵阳到安县、北川，然后经过茂县赶到汶川。

此时的成都，更多的医疗队伍开始组建、开拔，通知到的救援队伍也已超出成都范围，覆盖全省。“医疗队伍组成一支就先走一支，分别奔赴德阳、什邡、绵竹等地。”杜波说。这时他的“133”手机发挥了作用，最先恢复了通讯。“后来，卫生部的官员还借用我这部手机去前线。”

“……资阳一院，到达；自贡(人民医院)，途中；泸州市，途中；宜宾，途中；南充，待命；达州，途中；广安，待命……”这是12日晚8时30分省卫生厅打出的“医疗队分布表”。

四川省卫生厅“抗震救灾医疗卫生救援指挥部”也在此时成立。本来正在北京开会、闻讯后乘温家宝总理专机赴前线的省卫生厅厅长沈骥任总指挥，下设现场抢救组、医疗救治组、疾病防疫组、综合协调组、物资管理组、信息秘书组及对外联络组。这7个工作组分别与卫生部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的下属机构对应——12日下午，以卫生部部长陈竺为首的领导小组已经成立。北京方面又决定派出3支队伍，各40人，分赴德阳、绵阳和阿坝(后改成都江堰)参与救援。

22点，第一批医疗救援队的车辆终于抵达绵阳。王正荣给绵阳医院的负责人打电话，询问路应该怎么走。“你们别走啦！从北川通往茂县、汶川的路已经堵死，北川灾情严重。我们中心医院聚集了很多伤员。”对方回答。

两个小时后，车队抵达安县安昌镇。大量的北川伤员被安置在这里，如同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争。滑坡阻断了所有医疗队的道路，通过难民，王正荣再次确认由北川去汶川之路也不通。

第二次现场紧急会议。王正荣决定，不如放弃去汶川，就在北川实施救助。与后方协商，接电话的杜波同意了。这批医疗队于是立刻在安县布置好了救助站，留下一批医师，其余人继续奔赴北川。

在通往北川的安县境内，山体崩塌导致道路严重受损。为躲避山上崩落的石头，车与车之间拉开一两百米的距离，在危险地段分开冲刺而过。

13日凌晨1点30分，车队抵达北川中学。几分钟内，这里就成了前线的临时救护点。

现场确定的救助方案是：为伤者做简单创口处理，并分类标志轻、重伤员，按先重后轻的原则，批次将伤员送往安县、绵阳等后方进行手术等治疗；更多的重伤员出现后，则在初步处理后送往绵阳的520医院、成都的省人民医院、363医院救治。

几天之后，王正荣、曾俊等人才知道，他们所在的实力雄厚的第一批医疗队，是误打误撞进入了灾情最严重的北川。此后, 他们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做的就是两件事：现场救治和转运伤员。

难以避免的无序

灾情开始明朗。

地震当晚卫生厅紧急发出3个文件，第一个是发动全面抗震救灾的紧急通知，第二是进一步加强医疗援助的通知，第三是领导小组紧急通知。

到13日上午，四川全省赴灾区的救护车达到130多辆，参与救援的医护人员超过了1350人。此时，都江堰开始建立国家抗震救灾前方总指挥部。

“在建立总指挥部的第一时间，医疗卫生方面只是指挥部办公厅下面的一个机构。后来在运作过程中，才发现医疗很重要，正式在指挥部里建立独立部门。”王正荣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13日深夜，他才接到卫生厅的第一个电话，奉命奔赴都江堰。当时，这位副厅长对整个指挥运作机制还完全不清楚。

在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李崇禧及部队首长孙建国的召集下，当天晚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建立卫生救助的全省指挥部 (整个救援体系有很多指挥部，卫生救助全省指挥部只是其中之一)。

会后的分工是：部队抢险；地方提供物资医疗保障；抢救出来的病人及时转运，并把大量的医疗队运进灾区——这是震后第一次不同部门横向的协商会议。

14日，北川中学、安县、绵阳、成都已经形成一个救治梯次：北川中学现场初步处理、标识轻重伤员并送往后方；安县开展手术救治；绵阳接纳重伤员；更多的轻伤员、稳定伤情的重伤员，则送往成都大后方。

但紫坪铺和汶川映秀镇的救治现场仍然混乱。由于公路不通，从紫坪铺进入映秀的唯一运输工具是冲锋舟。冲锋舟本来只允许往里输送部队、往外输送难民，但医生不进去，无法救助伤员——要知道，在这个“孤岛”上 ，上千名伤员等待着治疗，有人已经奄奄一息。

王正荣等卫生厅官员开始跟部队协调，把军人、医生混编送进去。“当时紫坪铺大坝上全都是人，都在往前涌，都想第一个到达现场，不会等着你慢慢编。”王正荣回忆说。之后几天内，大坝上还是堵着很多的医务人员。他们只能就近开展医疗救治。

此时，包括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在内的指挥人员，已经在都江堰灾区指挥部坐镇。全国的力量被调动起来，截至15日10时，卫生部组织的来自北京、上海、吉林、浙江、广东、重庆、贵州等18个省、市、自治区的医疗卫生救援队和卫生防疫队，共计1700多名医务人员，抵达灾区。

由汪志明率领的上海医疗队在安县抢救伤员，在这支队伍抢救过的人里，包括一个104岁的老太太，获救当天是她的生日；还有被汪志明称为“史上最牛的媳妇”的一位瘦瘦的30多岁女子——她徒步8个多小时找到医疗队，得到救治后又走了8个小时回家，最后花了 10多个小时把她婆婆背了出来。

16日，汪志明的医疗队救了来自北川曲山小学的几个女孩，其中有一个叫做蒋禹琪，10岁，她在废墟里一直鼓励另外两个小朋友，一起支撑了87个小时后获救。“我们准备以这个救援队的名义资助她读书成长——她说以后想做一名医生。”汪志明说。

防疫：摸着石头过河

（5月22日：北川部分交通道路被封锁，卫生医疗队开始灾区的防疫工作。）

与以往大灾要在3天后开始防疫不同，这次在第一时间，防疫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3日10点30分，省卫生厅组织的前线救援队伍里面，已经出现了3个卫生防疫专家组：两个来自四川泸州，一个来自宜宾。

“13日一共派出了64个人，分成十多支防疫队伍——每支队伍配备一名流行病专家、一名消化病的专家、一名饮水卫生专家，分赴6个重灾区。”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四川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王天贵介绍说。

国家疾控中心派出的首批8名专家是5月14日到达四川的。而汪志明带领的医疗队在组建时，已经纳入了一名疾控专家——来自上海疾控中心的吴敏。驻扎地安昌聚集的灾民，最多时超过了5000 人，到处都是大小便。救援队在第一时间清理了这些可能引起传染病的污染物，同时对环境进行消毒。在这个救治点，由于伤员越来越少，从19日开始他们重点转向防疫——医生会不停查看伤员是否出现腹泻等疾病。

15日是官方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卫生部及四川省卫生厅的工作重心向防病转移，四川省政府发出了 《全市加强灾后疾病预防工作的紧急通知》。

防疫工作本应覆盖到村落——至少，一个村要有1至2名专业人员。但这次受灾范围太广，虽然有超过3000名防疫人员进入灾区，但每个村都派人几乎没有可能。

四川省卫生厅防疫组采取的办法是：组织当地公众，通过专家的临时培训，成立防疫机动队。

“防疫关键要看前两个星期。灾区的废墟、粪坑、生活垃圾、饮水水源的消毒；蚊子、老鼠等生物传播因素的防范，有些工作需要多部门协调。”王天贵说。在中国，农田里的老鼠归农业部门管，森林里的老鼠归林业部门管；遇难人员的遗体及野生动物尸体的清理，则由民政部牵头，公安、卫生部门共同处理。

直到5月21日，四川省卫生、公安、民政、林业、畜牧五个部门联合出台了一份文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文件还要求利用新型飞机进行消毒和杀虫。

地震破坏了大量自来水厂，饮用水安全也是重要问题。但这种管理同样涉及多个部门。“河道是环保部门管，城市供水是城建部门在管，我们只管饮水的卫生安全。协调这些部门的工作，则由执法监督署来做。”王天贵说。

这位疾控官员用一句俗语概括防疫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根本没想到出现这么大的灾难。事实上，没有多少人去总结这个经验——像唐山大地震，当时的抢救者大部分都不在了；再过5O年如果不发生地震，我们这些人也都死了。那时候再来同样的灾难，谁还有经验？”

最后，王天贵给出一条建议：让专家说话，把他们的意见作为决策层的参考。

（5月19日晚，在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医护人员将地震伤员送往病房。当晚，从绵阳、江油出发的50辆载有52名地震灾区转院伤员的救护车抵达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由于地震使得网络直报系统遭到破坏，国家疾控中心开发了基于手机报告方式的疫情应急报告系统。19日，卫生部给四川省卫生厅下发了《关于开展地震灾区疫情监测信息应急手机报告工作的通知》，并在当地购置手机SIM卡，逐步恢复了覆盖1000万人的疫情监测。

心理干预：漫长的救助

5月16日，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杨甫德接到卫生部指令：组织队伍，去灾区对民众进行心理援助。

“SARS之后，中国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救援方案中，已经把心理援助作为医疗援助的重要内容放进去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杨甫德说。“震后，我们几家医院已经自己组织医疗队，随时准备出发。所以尽管卫生部紧急安排，当时我们就可以派出人。”

这支北京心理救援队于17日晨乘飞机抵达成都，共5O名成员。除回龙观医院22人之外，还包括安定医院的22人和北大六院的6人——这是卫生部历史上联合派遣的第一支心理援助医疗队。

此后，上海、武汉等地的心理援助专业人员陆续往灾区进发。虽然是心理医生，但他们并非一直呆在后方医院里，或者难民集中地等着咨询者。他们首先对幸存者进行心理状况的评估和心理测试，然后分组进行心理援助。

杨甫德把这些需要心理援助的人分成四类：

第一类是伤者，比如说骨折、或被截肢的人，他们心理问题相对比较多、比较重；第二类，家里有亲属死亡；第三类，如果是没有亲友伤亡，这一些人往往关注财产损失。“财产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为什么？他们的财产是依靠最近几年刚刚兴起的‘农家乐’带来的，房子往往一家就盖十几间，另外有不少贷着款。”最后一类不太在意财产问题，而是担心将来——我要去哪儿？能够做什么？

“下一步开展的工作是，对救助伤员的医务人员进行心理干预。”杨甫德说。针对各式受到地震影响的人，心理救助可能都是有必要的，这将是灾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

(芦垚、周华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