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的这棵古树，据说是“嘉”字辈祖宗所种，原先有五棵，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棵。
常有人问我的名字来由，奇怪于打着“玄学昌盛”招牌的我为何会对玄学持批判态度。我有时会调侃说，我的名字与“玄学昌盛”并无关系，而是另有含义：黄帝有两个儿子，玄嚣和昌意，都有“不肖”之称，我各取一字，表示自己是黄帝的不肖子孙，批判的不仅是玄学，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各种糟粕。
实际上，我的名字中，“玄”字是辈分，我大哥名“玄琴”，二哥名“玄棋”，我本来的名字应该是“玄书”，但生我时父母亲年龄都已经很大，估计后面再生一个男孩的可能性很小，就把“书”“画”的繁体字下面部分拆分出来，叠加后取其形，起名“玄昌”。
直到今天，当地还有按照辈分给男孩起名的习俗。我们家谱上，辈分是按照一首长诗排下来的，我上面的十辈是“孟大嘉志法，风高虞夏民”，从我往下则是“玄良崇礼义，勤俭绍光荣”。
我的辈分很高。我出生前两年，村里最后一个高我两辈的老人去世，他原先就住在我出生的那座老屋里。也就是说，我从未见过爷爷辈的同村人。我爷爷（夏字辈）是1869年生人，他甚至比鲁迅还整整大了一轮，在我出生前半个世纪就去世了。我父亲（民字辈）有五兄弟，他排行最小。我大伯、二伯的出生年份都很好记，他们分别跟毛泽东（1893年）和周恩来（1898年）同年。爷爷55岁生我父亲，父亲则是51岁才生了同样作为老小的我，连续两代大跨度间隔，爷爷就比我足足大了104岁。
父亲出生才三个月，我爷爷就遭遇意外而去世；父亲9岁时，奶奶也因病去世，他后来就由大伯和大伯母抚养，长大到18岁才独立生活。大伯比我父亲整整大了30岁，并且他和大伯母对我父亲一直都很好，父亲从心底里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他曾跟我说，包青天也是由大嫂养大，因而称呼大嫂为“嫂娘”；父亲觉得自己的这个嫂嫂也是“嫂娘”。其实包拯由“嫂娘”抚养长大仅是民间传说，父亲可能是从京戏中看来，但他一直当真。
我的四个伯伯分别都只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说，我有四个堂兄。堂姐则有很多。所有这些堂兄堂姐，年龄上都更接近我父母亲而不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最小的堂兄（今年刚刚去世）还比我大了35岁。我两个哥哥是双胞胎，出生时正是困难时期，母亲产后营养跟不上，奶水不足，是我大堂嫂和二堂嫂帮我母亲哺乳——他们在那之前刚好各生了一个女儿。
在村里，我父亲的辈份已经极高，他的许多晚辈年龄都跟他差不多甚至比他大，因此大家都称呼他为“小小叔”或“小爷爷”。大伯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堂姐）比我父亲还要大好几岁，但直到八九十岁，她见了我父亲还是会很恭敬地叫“小小叔”。到了我这一辈当然就更加夸张，我的同村同学没有一个跟我同辈，全部都得叫我叔叔或爷爷；同村比我晚一辈的，大多数年龄都比我大。
这种尴尬情形并非只发生在村里。大堂姐的孙女是我的中学同学，她后来嫁给了我另外一个同学，现在同学聚会时他们夫妻都叫我“舅公”。因为这层关系，同学们常常取笑他们两个，让他们显得有点“委屈”：所有同学中唯有他们两口子低大家两辈。
我的高辈分跟我一个大学校友兼同乡的情形刚好相反，他是桐庐人，在村里辈分极低，“每年回去都有新出生的’爷爷’，爬在地上呀呀学语，周围人还让我叫爷爷，叫什么叫？我一脚踢死他！”上大学时，他常常开这类玩笑。
不过到了今天，年轻人之间称呼及打交道时，已经不那么尊重辈分了。
我的这个系列故事，后面有不少文章会说到我的侄子辈、孙子辈的故事。这篇文章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目的就是期望大家往后看到我晚辈的故事时，不要在年龄上理解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