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主义者的标准，乐观主义者的标准
文 | VICTOR D. HANSON（National Review）
在米尔恩(A. A. Milne)的经典儿童故事《小熊维尼》中，名叫“屹耳（Eeyore）”的老灰驴永远是悲观阴郁的，他总是预料最坏的事情会发生。
根据米尔恩的理解，屹耳的阴郁情绪爆发一开始可能是有益的，但随后就会变得单调乏味。悲观主义者的观点（“如果你现在认为它不好，那就等着吧”）似乎总是比现实主义者（“那又怎样，生活还会继续”）和乐观主义者（“哦，拜托，它不可能那么坏”）更具优势。
当悲观主义者在他阴郁的预测中经常出错时，他可以辩称，这些预测即使没有治疗作用，也是一种规劝。只有通过提出令人害怕的模型，阴郁的流行病学家和官员们才能充分恐吓公众，从而让政策制定者采取必要的和严厉的“原地避难”方案。这一策略可以适用于最近一位名人：大英帝国OBE FMedSci勋章获得者、英国流行病学家、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数学生物学教授莫里斯尼尔·弗格森，他的“200万”可能死亡人数推测将美国吓到大门紧闭，正如他通过建立“500万”英国死亡人数模型对自己的祖国所做的贡献一样。
如果屹耳们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他们不仅被视为先知，而且还会被神圣化——他们发出了回荡荒野苍穹的声音，道出令人不安的真相而拯救了苍生。
与悲观主义者的双赢结果相反，乐观的预言家面临的是双输的困境。如果有人怀疑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最初的噩梦般的预测数字，即最坏的情况下美国将有200多万人死于新冠感染，而最终事实证明这些怀疑是正确的，那么结果无关紧要。因为悲观主义者认为，只有他的悲观预测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如果没有这些改变，乐观主义者明显错误的数据和糟糕的推理将会把政策制定者引向悬崖。
而如果乐观主义者错了，情况比他最初预测的要糟糕得多，那么他不仅是错的，而且应该受到谴责，用《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话来说，“他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目前为止，并没有人认为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一些狂热建模专家导致了我们未来回顾时将会发现的不仅错误而且危险的后果：由此建议的政策摧毁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体系，并且毫无必要地牺牲了成百上千人的生命。奇怪的是，如果病毒被证明比他们想象得更为致命，悲观者不会像乐观者那样被指责造成了大范围的伤害。
然而，许多这些有着明确政策并发症的悲观模型并不包括如下假设：即充分权衡可能的群体免疫、对病毒载量截然不同的初始感染暴露水平、几何级增长的医学治疗和社会政策效率，以及制度化的整体卫生和预防新习惯。全球范围内参与COVID-19研究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大大提高了找到有效治疗方法的几率。任何研究过盟军在1942年至1944年战时生产力每个月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幅增长的人，都能体会到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实现工业生产几何级增长的能力。
乐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并没有低估病毒在老年人、受感染人群和年轻医护工作者中高致死率的特殊情况，他们更多地认为，今年病毒的结局有可能与过去的流感疫情差不多：与导致11.6万美国人死亡的1957年流感；或是与最终感染了6080万人、导致274304人住院和12469人死亡的2009年H1N1病毒流行的情形类似或稍好；或者，可能是一场像2017年流感的更坏情形，导致超过6万美国人死亡，近100万人入院治疗，感染人数超过6000万。
同类的现实主义者还会补充称，封锁持续的时间越长，最终因自杀、抑郁、焦虑、压力和药物滥用而死亡的美国人就越来越可能超过因COVID-19而死的人数——除此之外，还有经济上数万亿美元的打击所不断衍生和传播的次生伤害，以及压得人喘不过气的一代又一代传给尚未出生的美国人的债务。
此外，2020年是选举年这一事实也加剧了动荡和激烈的争论。结果可能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特朗普总统处理危机方式的好坏。这份成绩单将以各种指标进行评判，从经济数据和第三季度财报，到感染、死亡、病死率等数字与其他国家（如果现有的全球数据可靠的话）相比的情况——而Shorenstein媒体中心、哈佛大学政治与公共政策学院远早于COVID-19爆发之前就已发现，有超过九成媒体对特朗普持负面评价。
就目前而言，在应对疫情方面，各党派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作为一种普遍的、非科学的观察，特朗普的支持者似乎更乐观，更渴望回到半正常的生活状态；他的批评者更倾向于长期的“原地避难”政策。前者更多地引用经济预测，而后者致力于医学建模。人性就是这样，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这是一场政客们就“封锁还是感染”问题的博弈，以此了解美国民众希望他们如何努力——当然，民众现在想要的并不代表他们事过之后回顾时所希望得到的，他们只是声称此刻想要这么做。
领着薪晌的专业人士似乎不像个体经营者那样容易受到政府停摆所带来的对经济破坏的影响，而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也不像私营部门的员工那样容易受到影响。与沿海地区的专业人士相比，穷人和中产阶级在经济衰退大潮中显得更为脆弱，也更习惯于接受经济窘困的现实，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承担一定的风险好让经济更快恢复正常。沿海地区的专业人士似乎想要对感染风险有近乎绝对的把握，他们认为这是比暂时减薪更大的威胁。作为健康意识更强和财务上更加自由的人，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经济低迷，而不是传染病。
“科学”永远是把双刃剑。经济学家们可以与流行病学家和医生们悲观的预测赛一场，他们提出的模型显示，最终将有更多的人死于“原地避难”所带来的经济停滞，而非冠状病毒感染。就目前而言，悲观者和悲观者之间在原则上已经展开一场较量，其中，几乎没有经济学会认为从长期停工中复苏存在乐观前景，也很少有流行病学家提出类似2009年H1N1或2017年流感情形的模型预测。
在我们目前的困境中，许多病毒建模几乎毫无价值。我们没有关于被感染人数或是携带活性病毒人数的可靠数据。我们怀疑，实际感染的人数远远大于那些因表现出不适症状而寻求测试或认为自己与病毒携带者有过接触的少数群体——即使绝大多数接受测试的人（可能超过90%？）最后发现并没有感染COVID-19。
即使是死亡率也不像我们希望相信的那样可靠，因为每个国家在确定谁是携带该病毒而死（同时有其他潜在疾病，如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和谁是直接因感染该病毒而死时似乎有不同的标准。尽管如此，被认为主要由COVID-19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已知的阳性病例数更可靠。对于某个州或国家而言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计算已知人口中已知的COVID-19死亡人数，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每百万人口死亡人数的或多或少可靠的统计数字。按照这个标准，如果我们敢在疫情发生的时候使用这样的表述方法，那么美国的表现是“不错”的。美国目前每百万人中每小时波动的死亡率与其他欧洲大国相比要好得多（只有德国每天的死亡率比美国略低）。
政府的封锁政策是否会继续，并不仅仅取决于一个令人胆寒的计算方法：当“原地避难”和其他限制解除时，死于这种病毒的美国人会增加多少；而如果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美国人继续在狭小的空间里为生计挣扎，死于这种病毒的美国人又会新增多少？
相反，这一决定最终将取决于美国人民的情绪，受民意调查、媒体、对自身利益态度以及政客们观点影响的民众情绪。当美国人相信，新冠病毒虽然比流感夺人性命的手法更新、更可怕、更具传染性，但最终是也不过是像流感一样、甚至还没有流感那么糟糕时，他们就会甘冒风险回归半正常的生活节奏，就像他们在1956年、2009年和2017年应对严重流感季的态度一样，而不会去考虑像今天这样的严格管控措施。如果美国人确信冠状病毒导致的死亡可能取决于受感染的任何年龄阶段的人是否有冠状、肺或糖尿病的病史，或者是否为暴露于高浓度病毒环境中的频率高到以小时计算的医疗保健、前线工作人员，那么他们就可以做出必要的调整并采取预防措施。
更重要的是，一旦可靠的抗体测试传播开来——基于包括地区、年龄、性别、种族、职业、目前的健康状况等代表性指标在内的预测——它将提供关于多少人曾经或目前携带病毒的更多画面。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将获得关于确诊人数和检测阳性患者群体死亡率的更准确的数据，并据此改进治疗方案和关注重点。
目前这些基于不完整或错误数据的不成熟的投机性建模随后将返回更正常的参数，提供更合理的预测，并重新获得失去的公信力。先前建立在乐观或悲观预测基础上的声誉，将会因更硬核科学的出现而得以维持或受损。
最后，按照塔利兰对波旁王朝的所谓评价，“什么都没学到”、“什么都没忘记”、“什么都没留下”，可能会成为又一个Stormy-Mueller（注：Robert Mueller，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指控特朗普“通俄门”事件的代表人物之一；Stormy Daniels，美国艳星，曾因自曝与特朗普有情史两人诉诸法庭；此处作者取其一姓、另一名拼成一个虚构人物，用以指代针对特朗普的美国民意）利用第25修正案弹劾川普的“威利狼时刻”（注：Wile E. Coyote威利狼是美国著名动画片中的卡通形象，其经典动作是快跑后从悬崖跌落。美联储曾讽刺特朗普税改计划将使美国经济在2020年经历断崖式下降的“威利狼时刻”）。通过指控特朗普凭一己之力对病毒、特别是疾控中心最初在给测试开绿灯时的过失所做出的据称有罪反应（比如引用“特朗普病毒”、“双手沾满鲜血”、“总统草菅人命”等）以及关于该病毒可能与严重流感差不多的评论（可能还是从Anthony Fauci最初的评估中挖坑而来）全权负责，左翼分子已经确信，如果屹耳们判断错了，特朗普将因好消息而荣耀加身。而屹耳们真的已经对各种正在使用的未经批准的有效药物治疗、已经产生抗体的未知人群数量进行了建模，让整个国家在一个月之内以合理谨慎的政策为前提重返运行状态，有了即将进行临床测试的疫苗，并与全球竞争找到针对病毒的解药和预防措施的诺贝尔奖？
考虑到媒体关于大规模死亡的可怕预言，并考虑到在左翼分子们的坚持下，特朗普拥有这个国家对病毒的反应权。如果美国躲过了这颗病毒子弹并最终在仲夏到来之前达成死亡、感染、住院治疗和经济损失的数字远小于预测，然后我们就知道故事如何发展了：抛出一个回旋镖，宣称特朗普也如有他们曾经预测那样拥有从1918年一样的惨败中复苏经济的不可思议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建模者和悲观主义者需要的是一点谦卑。屹耳们只是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发布这些可怕的警告，还没有，而这些警告现在已经成为决定数亿人生死政策的参照和决定因素。
最后，由于社交媒体中网络暴民出现的新角色，红蓝分歧进一步极化态势，对中国角色的阴郁承袭，2020大选之年冠状病毒的横空出现和人们对它的反应，以及往往不计后果的媒体的哗众取宠和制度偏见，我们就准备好面对即将到来的、充满指责和事后诸葛的末日审判吧。
2020年4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