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屋，口口相传下来的最早故事是“长毛”在此杀人放火。从很小的时候起，我每看到柱子上的那个刀痕都会毛骨悚然，因为大人说那是“长毛”将人绑在柱子上砍头时留下的（刀痕的高度确实跟大人的脖子位置差不多），我时时揣摩刀子从脖子砍进去时，砍和被砍的人都是怎样一种感觉。
杀人似乎总离不开放火。大人们说，“长毛”一来，村里的老百姓都跑到了对面山上的密林里；后来眼看着几座房子火起，随后“长毛”开始撤退；等到“长毛”队伍的尾巴过了“竹园下”（地名，以前从村子往外走的主干道必经之地），老百姓才开始下山救火。
这并非老屋唯一一次被烧。它的后一次被烧，发生在“惹红军”年代。
在浙西皖南交界的这一带，以前的老百姓对于红军不叫红军，而是叫“红老爷”，少数情况下也会叫“红兵”；令人奇怪的是，那时当地百姓就有了“白军”“白兵”的概念，他们更多称之为“白老爷”。我小时候问过父亲“白老爷”是怎么回事，他说，可能指的是白崇禧的部队；但似乎白崇禧的部队那时并未到过浙西皖南赣北一带。这个“白老爷”应该也不是后来大家对国民党军的称谓，我推测，更可能是当时对一些地方军阀势力的模糊叫法。
更令人费解的，是当地百姓把后来的新四军叫做“黑老爷”。对此，亲历过“红老爷”“白老爷”“黑老爷”整个时代的父亲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猜测说，或许是因为新四军有较长时间只在夜间活动的缘故。这个解释有点勉强。但无论如何，看似贬义的“黑老爷”称谓却并没有痛恨新四军的意思，恰恰相反，“黑老爷”在当地受百姓拥戴，口碑明显好于“红老爷”和“白老爷”。
百姓参加红军时，不会说“参加红老爷”，而是叫“惹红军”或“惹红兵”。这里的“惹”字并不是“招惹”，而是“和某某亲近”的意思。浙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前后有过两次“惹红军”运动。在当地，老年人说起民国年间的某件事发生于某某时间，常常会说“第几次惹红军的时候”。但究竟各次“惹红军”分别发生在什么时候，可能需要史学家去推断了。
中间靠右耸立的山崖背后叫“死人崖”，名字源于第一次“惹红军”时，一个上了年纪的红军战士在此遇害。他是安徽人，被“自己人”所杀；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红军战士，为国军所俘后不知所踪。
老屋被烧，相传是在第一次“惹红军”之后。当时一支部队押着几个俘虏和叛徒进村，老百姓分不清究竟是“红老爷”还是“白老爷”，老远看到部队来了就逃往对面密林（这叫“走兵”，在那个年代是常态）。一个外来做布料生意的潘姓客商没来得及跑掉，被抓住了，连同俘虏一起被押进了老屋。
枪响、火起，部队撤离。如同半个多世纪之前那次一样，老百姓等到队伍的尾巴过了竹园下，才开始下山救火。下山的百姓发现，那个潘姓客商躺倒在老屋外面的一片空地上，双手还被反剪在背后绑缚着。他说，那些人处决的是叛徒而不是俘虏；他被捆绑着扔在屋里，大火点着后他逃到了楼上，撞开一扇窗户，跳到了紧挨着老屋的灶房顶上，再从灶房顶跳到了更低的猪圈，然后跳下地。
在我8岁那年（1980年。当地习惯于用虚岁，本系列文章的岁数指的都是虚岁），父亲把当年救了潘姓客商的那间灶房、猪圈都拆了，在地基上开始建新房。由于家里没钱，新房陆陆续续修建了好几年，在此期间我们依然住在老屋里。直到我13岁上小学五年级，老屋才最后被拆掉。
绿树掩映中的小村
关于老屋，还有两件事记忆深刻。
从大约两三岁开始，二哥每隔几个月就会让我站在一楼起居间靠墙的一根木头柱子（不是被“长毛”砍过的那根大柱子）前面，用石头或剪刀在柱子上刻下我的身高。父亲每年将陈猪腿挂在那根柱子上，两个饥饿而贪吃的哥哥有时就用小刀子从猪腿上割下瘦肉生吃。老屋被拆掉的时候，我眼看着那根刻着我身高的柱子被推倒、被人运走，曾经留恋了好一阵子。
另一件事是在生产队时期，我最小的堂哥是会计，他偶然发现我已经学会计数和算数，就在生产队“出牛粪”的日子安排了我一个任务，让我记录每个社员挑担过秤的数字。牛圈就在我家边上，过秤记账都在我家门口，我于是用木炭把数字写在老屋的墙壁上。与大人习惯性从高写到低不同，我还很矮小，早晨从墙脚开始往上写，下午就需要站到凳子上，晚上站到桌子上。最后把数字加和写在最上边，几个社员分别挑了多少斤，老远就看得清清楚楚。
后来，堂哥有机会就把类似的计数、算数活交给我，老屋的那面墙壁成了我练习加减法的纸张，上面用木炭写的阿拉伯数字擦了又写写了又擦。那时我还没有进学前班，但从这件事意识到了识字和算术同样重要——当时我还不会写社员们的名字，墙脚下的名字还是堂哥帮忙写的。
老屋拆掉后，里面的废旧木料被宁波人运走，卖了一千多元钱，多户人家平分。那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农村属于一笔巨款，我家造新房，前后花掉的钱也远远没有到这个数目。这些旧木头为何如此值钱，当时我们很是不解，后来才知道他们买去是用来修葺一些古老建筑，用这种老木料可以不必做旧。回想起来，那两根大柱子恐怕得值不少钱，但却没有运出去卖掉，而是被我大堂哥锯成了好多块做了家具；柱子下面的雕花石座不知道去了哪里，那完全可以当文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