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DONALD G. McNEIL Jr.
对抗流行病有两种方式：中世纪的和现代的。
现代方式是向病原体的威力服软：承认它们是不可阻挡的，并用20世纪的发明来减缓冲击，包括新疫苗、抗生素、医用呼吸机，还有搜寻发烧人群的热像仪。
承袭于黑死病时代的中世纪方式则很残酷：关闭边境，隔离船只，将恐慌的市民封锁在病毒肆虐的城市里。
现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头一次，世界选择了以铁拳，而非乳胶手套来对抗一种可怕的新病毒。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一方法起作用了，而且可能仍有一定用处。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以封锁武汉，因为在中国，领导人可以问自己，“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会怎么做”，然后直接去做。整个官僚机构将随之响应，从上至下直至居委会。有的居委会甚至禁止武汉返回的人回到自己家中，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要去睡大街。
白宫罔顾美国近现代史，也选择了走向中世纪，采取诸如禁止最近到过中国的非美国人入境、建议美国人停止前往中国和韩国这样的激进措施。
据医学史学家、《隔离！》(Quarantine!)一书的作者霍华德·马克尔博士（Dr. Howard Markel）说，从1892年起，尽管曾有州市施行过地方隔离，但从未有过全国性的国际入境限制。
1892年，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总统下令，所有从汉堡来的船只20天内禁止靠岸。当时，在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的汉堡，官方隐瞒了霍乱疫情。
这一措施显然见效了。美国曾在1832年、1849年、1870年暴发霍乱，但1892年得以幸免。
很多公共卫生人士认为，关上国家的大门是一种过时的做法，而且在喷气飞机时代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但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一举动是很自然的。他以修墙政纲当选，而且在2014年，当几位美国医务英雄在西非抗击埃博拉被感染后，他主张把他们留在那儿等死。（他们被接回并活下来了。）
同时，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和明显的杀伤力，也让白宫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资深医生有理由感到紧张。它在国家之间的传播速度非常快。而且，尽管数据依然粗略，但一些测算显示，它的致死率有可能接近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因此，他们支持落下闸门，关闭与中国之间的航线。
他们甚至在军事基地设置了隔离点，与威尼斯的隔离岛如出一辙。在威尼斯的总督时代，感染者被送往隔离岛听由命运处置。
这一举措让其他一些公共卫生专家错愕不已。他们认为，旅行禁令带来的恐慌、痛苦和死亡将大于它所能阻止的。人群可能拥堵到医院，大大增高感染率。关闭边境可能导致像胰岛素这样的救命药物供给阻断。工厂和商店关闭则意味着工资损失、经济困顿以及可能的衰退。
另外，隔离还滋生种族歧视和污名化。
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反对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即使是在1月30日，世卫组织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也依然重复了这一观点。
但是现在，他们承认限制措施有所帮助。上周，世卫组织到访中国的专家组组长说，中国“采取了一种最古老的策略，做出了有史以来最具野心、灵活而激进的疾病控制努力”。
根据世卫组织的传染病模型组的总结，旅行限制使病毒在中国以外的传播减缓了两到三周。
在美国，这一延时可能更长。空中交通数据显示，相比于中国至欧洲的航班，中国至美国的航班数量降低更甚。
截止本文成稿，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一起无法追溯至已知感染途径的案例，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会发生像意大利和伊朗那样的大暴发。
公民自由主义者对严厉的措施感到惊恐。但这些措施通常可以拯救生命，尤其是早期就开始实施的话。
最有名的现代案例就是古巴的艾滋疫情。1980年代，古巴和美国都遭到艾滋疫情的严重冲击。在古巴，病毒首先感染了曾在非洲服役的数千名士兵、医生和护士。
卡斯特罗政府的回应（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全面谴责）是强制HIV检测、把每个感染者送入隔离营。隔离营并不是人间炼狱：里面有小屋、花园、剧团演出、医护服务，还有通常比营外的人更充足的食物，更少针对男同性恋者的歧视和恐惧——相比他们在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古巴农村地区所面对的。但没人可以离开，除了短暂的回家探亲。探亲还必须有一位陪同，以确保期间杜绝性行为。
与此同时，美国采取了一种支持合法权益的做法。当时，即使是提供HIV检测，若是在没有单独的专家咨询环节的情况下也是违法的，这种做法吓跑了很多需要检测的人。尽管同志浴室是传播中心，但对于关闭浴室一直存在争执。
到1990年代三联疗法创建以后，古巴的大部分隔离营已经关闭。
但选择残酷或自由，在拯救生命方面呈现出赤裸的差异：古巴的HIV感染率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的六分之一。纽约市和古巴全国的人口大致相当。在艾滋流行的前30年，古巴仅有不到2500人死于艾滋。而在此期间，有7.8万名纽约人（大多是男同性恋）死于艾滋病。
随着病毒的逼近，我们将需要做出严峻的抉择。美国无法把整个世界关在门外。即使停掉所有的空中交通，病毒也可以经由拉美或加拿大越过我们的陆地边境。
幸运的是，中国以身覆雷式的应对方法为我们赢取的时间，将有助于治疗方案或疫苗的发现。病毒威胁将平息下来，而像我这样的记者将因危言耸听而被指责。
美国高级卫生官员现在的说法是，病毒的本土传播“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什么时候发生”。但是美国的经历不会与中国相类。
中国从公元前221年就开始了帝制，而美国由反叛开国，推崇个人权利。
美国不会有全国性的封锁措施，也不会有人威胁将任何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习近平的一位下属对瞒报者的警告。
但是地方管控——还有民主特有的政治党派纷争——在危机面前可能带来致命风险，马克尔博士说。
在1918和1919年西班牙流感掠境时，不同的城市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
有的城市反应迅速，如圣路易斯——取消游行和球赛，关闭学校、交通系统和政府办公室，下令病患留在家中——最终死亡人数少于其他城市。
而在像费城和匹兹堡这样的城市，因政治恩怨或者当地企业不希望停摆的压力，最终死亡人数要多得多。
要克服危害全国性统一反应的分歧问题，马克尔博士说：“需要来自最高层的领导——还需要信任。在疫情中，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建构事实’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2020年3月2日
原文：中世纪式铁拳是对抗病毒的答案吗？To Take On the Coronavirus, Go Medieval on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