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ROSS DOUTHAT
任何重要的故事都会立即被媒体的歇斯底里所包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加上有线电视新闻的权威腔调，使得任何国内争议都显得像是水门，甚至萨姆特堡，任何国际事件都显得像是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遇刺——直到下一个故事出现，上周的危机也被忘在脑后。
这正是冠状病毒媒体报道的惊人之处，随着在意大利、韩国和中东的暴发，报道现在已经正式摆脱了其中国根源。当然，关于疫情在其暴发中心武汉不可思议的发展，有很多精彩报道，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我的时报同事。
但奇怪的是，在这个以歇斯底里著称的媒体竞技场上，人们却缺乏紧迫感。有线新闻一直专注于总统竞选，社交媒体上有一小撮人反应很夸张，但大部分情绪稳定甚至无知无觉，我们那位（通常不会致力于“缓解”威胁的）总统表示，相信中国的遏制措施和春天的温暖足以阻止病毒传播；而一些可敬的声音则对过度反应、仇外和恐慌发出了严厉警告。
奇怪的是，这种歇斯底里的缺失，可能反映了两极分化和意识形态成见之间的相互作用。政治右翼通常会对一个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的病毒疫情威胁做出反应，要求隔离，并要求政府做出积极回应。但由于一个奉行民族主义的共和党总统享受着长期经济扩张带来的好处，一种强烈的党派动机要求淡化或忽视这种病毒对供应链、道琼斯指数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严重威胁。
自由派则有不同的党派动机，他们强调白宫在面对明确而现实的威胁时准备不足。但迄今为止，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偏向全球开放；任何可能助长或安抚反全球化力量的言论和行动，都令他们感到焦虑；面对外国威胁时，他们害怕自己听上去太像特朗普，这一切都盖过了针对白宫的党派动机。因此，自由主义倾向于大事化小：这种病不比流感糟糕多少、恐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不要传播关于它起源的阴谋论、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才是真正的危险……
从本周开始，随着病毒最终影响股市，这种两党一致的大事化小似乎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冠状病毒不是文明的终结者，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末日船长之旅不会到来，但事情越来越明显，关于它，我们有很多要担心的，无论是从医学还是经济角度，美国的反应似乎远不够充分。
合理的医学恐惧集中于疾病的未知和已知方面。由于这种疾病是在一个“高效”政权下暴发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连中国政府现在也承认，尽管几周来言之凿凿，其实目前还是不知道的多于知道的，我们对感染率和死亡率的了解，可能从一开始就被错误信息和无知所侵蚀。
已知的东西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大多数人可以活下来，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感染，病毒能潜伏多久，春天或夏天的天气是否能阻止病毒的传播。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无症状携带者，也就是说它是否可以在媒介间轻易传播，不需要一条可以追溯到根源的清晰传染链。（中国以外的疫情，尤其是意大利的疫情，表明潜伏期比我们以为的要长，而且无症状传染比此前预期的要严重得多。）
中国为控制疫情而采取的极端措施如果在该国持续下去，并且蔓延到世界各地，就有可能造成各种各样的全球崩溃。现在连接着我们世界体系的供应链从未经受过严重流行病的考验，从中国不断的经济放缓乃至全球范围内缓慢积累的延误和短缺，我们可以推断到一种情况：冠状病毒终将导致2008年后的经济扩张进入艰难的、去全球化的停滞。
也许最糟糕的情况可以避免，但从流行初期开始，这些情况就已经很明显了——同样，反应不足也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偏向于稳定和安慰，可能最终导致更黑暗的结果。这不是第一次了：正如2015年阿里·舒尔曼(Ari Schulman)在《新亚特兰提斯》(New Atlantis)中所写的，在前一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为了安抚民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决定发布“基于零碎的证据”——与其他证据相符或相左——的信息，导致照顾埃博拉病人的护士只戴了外科口罩而不是呼吸器；在两名护士被感染后，指南才被更改。由于担心将埃博拉疫情宣布为紧急情况“有可能会激怒所涉非洲国家，损害其经济或干扰穆斯林的麦加朝圣”，世卫组织对埃博拉疫情暴发的反应迟缓。
据我们所知，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暴发遵循了一种相似的模式，即“一切正常”的自欺欺人以及初期的反应不足。但在美国，“我们除了恐惧本身没什么可恐惧的”这样的讯息同样显得不足，考虑到美国内部反应缓慢，我们显然未能将测试范围扩大到那些似乎最明显的感染高危人群，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知道现在外面是否有或有多少病例。我们可能已经处在类似意大利的情形，表面上看上去是普通流感病例、普通流感死亡；鉴于美国的测试规模仍然有限，我们无法确定是不是这样，而如果我们得以避免一场大暴发，那更多的是因为运气好，而不是行事的审慎。
所以，这种病毒已经暴露了你也许会称为“自由全球主义愿景”的一个明显的弱点：在高度互联世界真实存在的风险面前表现出过分热忱的“保持冷静”精神。
在这种弱点的背后潜伏的是一种对全球主义工程构成的结构性危险。在过去的几年中，人们就美国工业基地大部分出口至亚洲是否明智已经展开激烈的政策辩论，但其中大多围绕着国家安全问题——与中国开战意味着什么等等。但是事实证明，不需要在台湾海峡发生冲突，也可以使整个中美经济约定显得草率、脆弱或不明智；你可能只需要一个关键的变异，或者一种类似流感的新疾病。
但是，在民粹主义者自鸣得意地证明自己的正确之前，我们需要看看我们的民粹主义总统如何处理这一切。如果全球主义的弱点是技术官僚的天真，那么民粹主义的缺点就是无知、无能和偏执。到目前为止，在特朗普总统的回应中，找不到什么能让人放心地认为，他已准备好应对这类危机，作为候选人的特朗普会迅速意识到这种危机，并在政治上加以利用。至于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昨天宣称冠状病毒并不比普通感冒糟糕，以及它是被媒体“武器化以对付唐纳德·特朗普”——这也让人无法放心下来，认为右派会强迫特朗普认真对待疫情。
我写这篇文章时碰巧是在机场，（口袋里装着消毒洗手液）正准备踏上去往我的新书的小型作者见面会，这本新书的部分论点是，西方世界可能会持续衰败——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僵局、停滞和衰落，我们财富的缓冲，我们的对手的弱点，以及虚拟娱乐的麻痹作用，使持续的停滞比真正的危机或崩溃更有可能发生。
当我正在把我的理论阐述出来的时候，我没想到要把它如此直接地投入测试。但请不要误会：冠状病毒是一场测试，针对的正是全球化秩序的破裂点，以及针对西方民粹主义建制僵局造成的治理不善和不信任的混合体。
我对自己的理论的信心足以让我推测，我们最终能糊弄过去，（上帝保佑）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不会造成太多的死亡。但是无论怎样，等我的书的平装版发售的时候，我们对世界体系的适应能力、衰败的可持续性可能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
2020年2月26日
The Coronavirus Is More Than a Disease. It’s a T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