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疫情防护决策需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否则恐慌将是必然
文｜王晨光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短短一个月时间，各种建立在“可能性”上的政府和机构决策一个接着一个，最终导致了全民恐慌的现实。汇集各地没有证据基础的“可能性”判断（至少至今还没有看到做出这些可能性判断的各方给出可靠证据），主要有以下几条，部分可能性判断已经变成了行动决策的依据：
- 口罩可能防护病毒传播（要求全民几乎不分场合戴口罩）；
- 病毒潜伏期可能长达14天（要求返乡返城居民全部居家隔离14天，不管有无患者亲密接触史）；
- 病毒无症状或潜伏期传染（扩大隔离人群）；
- 新型冠状病毒的消化道传染（粪口传播）；
- 患者痊愈后还可能二次感染；
- 包括多种药物（中药等）和医疗器械（人工肝等）在内的、作用机制不成立的治疗方案；
- 哺乳动物如宠物猫狗可以传播新冠病毒；
- 新冠病毒可以通过母婴传播或孕期由母体传给胎儿；
- 新冠病毒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
其中某院士一人独创6条，可谓本次恐慌乱局之第一“功臣”。
在疫情防控上，尽管我们要慎防各种可能性，但我们不能把决策建立在各种可能性上。“疫情凶险，人命关天，如果……”的逻辑不能被滥用，这种逻辑的恶果已经充分呈现，如果不及时做出调整，恶果将延续并成倍扩大。科学不是万能的，但即便对于还没有100%确定性答案的问题，也依然要依靠科学。
如果那些可能性都变成事实，当前的防控措施是不是就合理？未必。是否就能阻断疫情扩散？不能。以气溶胶传播为例，如果这点得到证实，戴普通口罩的防护措施将不再有用。科学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更不能防止下一次疫情出现，甚至在疫情刚出现时都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但纵观历史，那些曾夺走无数人生命的疫情大流行，无论是对每年还在继续流行的流感，还是对那些已经灭绝或被有效控制的天花、麻疹、鼠疫，哪一种有效防控的决策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或疫苗、或药物、或隔离等公共卫生措施，唯有科学才能解决疫情问题，唯有科学才能消除恐慌，这在医学科学界早已不再有任何争议。如果不以科学对待疫情，我们躲过了这次，能逃得过下次吗？
禽流感大流行的威胁直到最近才引起国际关注，许多人认为这对于防止灾难性的人命损失是必要的。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在现有的医疗手段下，禽流感将来会在人类群体间大规模蔓延；只有百年前落后的医疗条件，才会有1918年的全球流感大爆发。过度宣传禽流感病毒的威胁会误导公众，并削弱公众对未来真正爆发严重疫情时的应对支持。就新型冠状病毒而言，即使没有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疫苗，现代医学也并非无计可施，也能依靠支持性医疗手段挽救生命——我们的医学水平百年中有了长足发展，对疾病积累了更多科学认识，这就是1918年与现在之间的巨大差异。
恐慌的流行没有任何好处。此次疫情我们已经付出的代价之一是，对口罩使用的不当宣传导致民众恐慌性抢购口罩等防护用品，直接导致疫区医疗机构出现物资短缺。公众恐慌的另一个后果是，我们采用了代价高昂的第二线防护措施（封城、封路、追踪、设卡等），而这些措施原本应留给那些更大的流行病疫情。相反，我们忽略了可以防止疫情大流行的一线防护措施，那就是切断感染源的努力，包括对那些有疫苗的病原体（如流感病毒）做好人类的预防免疫接种，给家禽接种疫苗，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和市场上鲜活禽类的宰杀销售等措施。
恐慌已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2月10日大规模返工潮前“国办”发了一系列“严禁”，严禁各地封路设卡等。是不再担心此次疫情传播？还是传播已被有效控制？如果不是这两者，之前是给与了肯定性指令还是默许了这些行为？疫情在一波波造势中终于发展成了全民的防御性战争，谁之过？今天播种的那些错误的种子，撒下的恐惧，以及不正确的应对措施，都将伴随着疫情的巨大恐慌深深植入民众头脑中。如果将来真正凶险的疫情敲门时，我们是否还能组织起力量来正确而有序地应对？
疫情如此，其他需要依赖科学进行决策的问题也是如此，比如转基因，为了那些不确定甚至根本不存在的风险，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