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晨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打破了本该属于春节的祥和，让亲朋好友相聚的日子充满了不安。疫情触发了民众内心的恐惧和脆弱，强化了“生活中仍然有很多事情我们无法控制”的意识。恐惧将随着疫情逐渐消退而减轻，但由此留下的阴影将会是深远的。每当发生类似事件，生存本能将让人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恐惧也会诱发夸大效应，让人从心理到行动均产生超出合理和必要的反应。结果是我们被恐惧所控制，恐惧劫持大脑做出各种非理性决定，生活由此失去原有的样子，变成一团糟。
在回答美联社的提问中，世卫组织中国代表高登·加利亚（Gauden Galea）表示：据我所知，封锁一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从科学上看属于新事物，以前从未尝试将这种手段作为公共卫生措施，因此我们在现阶段尚不能断言它会不会发生作用。这样的决定有利有弊，显然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它表明了（中国）对公共卫生的坚定承诺和采取重大行动的意愿，“封城”举措向武汉、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出（这样的）信号，其效果如何尚待观察。
“封城”举措对遏制疫情是否有效尚待评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行动给武汉及周边疫区乃至全国各地民众带来的恐惧却是实实在在的。如不及时干预和扭转，情势还将趋向更加严重。
人类进化史上，生存本能一直陪伴着我们，但通常是在我们身体面临直接危险时，例如饥饿、被野兽攻击或敌人抛来石块时，它才会启动。在当今社会中，这类真正的危险很少见，然而与生俱来的恐惧本能却没有随着这些危险的消失而消退或减弱。当媒体以煽情的方式描绘和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悲剧，当我们反复收看和收听媒体传达的每一个事件细节，尤其当我们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信息并主动参与事件本身的讨论甚至付诸行动时，我们已经将自己带入到事件之中，而不再是置身事外。换句话说，我们把在媒体上听到和看到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个人经历和经验。武汉新型肺炎疫情发展至今，民众的大脑每天都在被强迫性地接收和加工着各种强制的（如“封城”和各地的交通管制）、指向的（如机构和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和暗示的（如外地医务人员驰援武汉的各种宣誓和誓师）危险信息，不管是否身处疫区，很多民众已经把危机和灾难感填满自己的内心，大脑“恐惧中心”被过度激活。如此境况下，生存本能已不能为我们提供生存价值，反而使我们处于自己制造的危险之中。
恐惧从多方面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也从心理和生理影响着我们的健康。恐惧加重焦虑，当空气中充满恐惧和焦虑时，民众变得更加警觉、更加敏感，并开始以防御的心态面对周围一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降低，更容易产生敌对。在行动决策上，民众更容易做出有利于保护自身不受损失的决定，而不是理性的、有利于社会整体的选择和决策。抢购口罩等医用物资、致使武汉疫情中心区域出现短缺便是典型的例证；阻断、监视来自武汉疫区的人和物等例证更比比皆是。与此同时，我们对异议的容忍度降低，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去行事，而无视理性建议和行动。
恐惧和焦虑下，失眠、胃疼、头痛、暴饮暴食和药物滥用等生理性不适也会出现。而这些不适的出现又将进一步加重恐惧和焦虑，形成恶性循环。
如何才能消除内心恐惧？除了控制恐惧别无选择。控制恐惧是解决恐惧问题的唯一办法，只要有意识去做，可能比想象的要容易。首先要接受恐惧和恐惧带来的心理和生理不适，认识到这是恐惧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后，可采取一些具体行动去减轻恐惧。可以从源头上切断触发和强化恐惧的那些信息，例如不要时时盯着媒体报道的事件进展。那些不厌其烦对细节和进展进行循环报道的，通常重点和目的并没有放在对疫情的控制上。一旦人大脑的“恐惧中心”被媒体控制，我们便会沉迷其中，任其摆布。
——对于很多媒体来说，制造恐惧是贩卖热点的重要手段；对于一些“专家”、政客和政府而言，制造恐惧成为各自获益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