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卫健委发布《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2018年版修订版）》，在“中医治疗”部分，继续将连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颗粒等多种中药与中成药列为推荐用药。事实上，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表明中药在抗病毒治疗流感方面有效。科学猫头鹰特转载祖述宪教授《不要轻信草药治流感——对“金花清感方”等中药治疗流感有效性的质疑》（原刊于2010年《科学新闻》）一文，对此问题做一解读。
文|祖述宪
这次流感流行之初（猫头鹰按：指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大流行），我在为《新京报》所写的文章中，提醒大众务必不要轻信单方草药，跟风抢购板蓝根和白醋陈醋，喝大锅草药汤。因为这种非理智的群体行为，每当传染病流行时都会发生。
在萨斯病流行期间，有些农村中小学盲目地让学生服用包括板兰根在内的中草药，结果当地根本没有疫情，空惹来大批学生草药中毒。但是，对于国人轻信医药的顽习来说，任何这类预警的作用几乎都是微不足道的，何况还有上头提倡和利益集团的鼓动，例如许多中医药管理当局纷纷向社会公布各种防治甲流的药方。因此，药店生意兴隆，“不少市民纷纷去医院、药店照方抓药，有些药店的部分品种还卖断了货”，中成药的销售额增加了二三成也无足为奇了。许多地方辣椒大蒜也成为追逐的对象，致使几元一斤的大蒜头翻了几番，某些地方竟涨到几十元。为此，有些中医院医生通过媒体告诫市民，中草药“不宜久服”，这是负责任的态度。
但是，据近日媒体报道，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宣布：
“北京整合首都最强的中西医药科技力量组成了科技攻关小组，由中国工程院两位院士王永炎、李连达领衔，120余位专家参与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严谨的科研方法，从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两方面，证实一种中药新药‘金花清感方’治疗甲流的有效性。”
看来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大项目，因而由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宣告：“首个治甲流中药‘金花清感方’面世。”而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连花清瘟胶囊”组织的发布会则更加轰轰烈烈，用“现代传播技术支持，主会场设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的‘连花清瘟胶囊治疗甲型H1N1流感循证医学研究’电视电话专家论证会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同时召开，把全国都覆盖了。会上，专家一致认为，连花清瘟胶囊的确是一味预防及治疗甲型H1N1流感的上好中成药”。这种说法有真凭实据吗？
由于没有检索到研究论文，只能看新华网等一些官方网站的报道，遗憾的是，令人生疑和无法置信之处很多。现就这些报道来请教中医药专家和院士们。
首先是题目，说这是“中国研制出治疗甲流新药”，我不知道新在哪里？所谓的“‘金花清感方’与中国中医研究院主持研发的‘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组方与此基本一致”，其实就是老“麻杏石甘汤”的加减。其中的甘草，本来被认为是有益无害，什么药方都可搭配，后来外国人发现副作用并不少见。所以这个方子把“麻杏石甘汤”中的甘草去掉了，加入金银花和浙贝母。不过杏仁中的苦杏仁甙水解为氢氰酸，也是有剧毒的。
据说这个方子的作用可大了。它“大大提高机体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实现对流感病毒感染的预防性保护作用”。一般草药常笼而统之地随便说，可以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力”而已，可是这个“新药”则“可大大提高机体特异性免疫”。什么叫特异性免疫呢？在这个例子中应是产生针对H1N1病毒的特异性抗体，即打疫苗的作用。这个牛可不得了！流感疫苗的生产和人群接种要比采用这个方子复杂多了，而且疫苗还可能有不良反应，此药既可以起“预防性保护作用”，又可以起治疗作用，真是又防又治，防治结合，又没有毒副作用，那还用得着注射疫苗吗？
据“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兼中药研究所所长黄璐琦介绍说，研究结果表明中药‘金花清感方’在体外与甲型H1N1病毒膜蛋白结合，提示可直接发挥抗病毒作用”。不知道这实验是怎么做出来的，无法评价其真实性。单说“中药‘金花清感方’在体外与甲型H1N1病毒膜蛋白结合”，就令人费解。“金花清感方”是几味草药在一起的混合物，打碎成粉末或煎成汤液，请问“与甲型H1N1病毒膜蛋白结合”的究竟是草药渣子，石膏结晶，还是哪几味药的“精华”或“有效物质”？又是怎么知道“与甲型H1N1病毒膜蛋白结合”的？与哪种膜蛋白相结合？
至于临床研究，报道说是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地坛医院等全国4个省市的11家医疗单位联合进行的，他们“采用严格的循证医学方法评估中医药对甲型H1N1流感的临床治疗效果”。但报道只举了一个临床试验的例子，应当是最好或较好的，可惜也漏洞百出。请问用的是什么“循证医学方法”？媒体说：
“北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副主任王玉光提供的报告称，该院选取66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分别使用连花清瘟胶囊与达菲随机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前者平均住院4.35天，达菲组4.6天；前者平均退热时间为2.13天，达菲为2.80天，统计学差异显著”；“改善……症状明显好于达菲”。
我们经常同学生讲，统计学检验有显著性，未必有实际意义，这个报道提供了又一个范例。试问住院和退热时间分别为4.35天和4.6 天以及2.13 天和2.80天，有什么临床意义？再则，两组差别如此之小，样本也只有 66例，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由于没有见到原始数据，只能打一个大问号。在宣传中我还从电视中看到一位占据重要岗位，看似“西医”出身的医界人士，也在电视上说出类似的话，与他的身份很不相配。
现在除了坚守传统立场的少数中医以外，多数似乎不再说中医是与“西医”分属不同的系统，理论特殊，不能采用现代医学的方法评定疗效了。像地坛医院就说他们使用了“随机临床试验”。你把临床试验和盘托出，写成论文，信不信由读者去评定，那可以；但你根据这点研究马上作为推广的证据，那就是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大有问题了。国外的做法是委托一个有资格的医疗机构组织多中心的研究，采取双盲设计，盲底置于一个中立权威机构，实验完成以后揭盲，把弄虚作假的路完全堵死。由于临床试验严格得有点不近人情，国人难以完成，所以我们的临床试验叫人相信的少得很。最好是委托国外医院去做，不过可能有人会站出来以保护产权或民族大义为由（或借口）加以拒绝，同时也难找到有敢于做这种草药试验的医院，因为做新药临床试验也要经过药品主管当局严格审批的，验的法律大都通不过。
在萨斯病流行结束以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对各国治疗萨斯病的文章进行了系统评价，这绝对不是针对我们中医的。结论是，尽管治疗（主要是现代医药）报告不少，但都不能确定这些治疗是否对病人有益。所谓“不能确定”是指文章对病人的结局报告或所用的疗法不一致，以及没有对照组或对照组缺乏可比性，以致无法确定是否有效。有7篇中西医结合或其它另类疗法的文章被剔除，够不上进入分析的标准，无法入围。可见治疗是否有效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要行家按照规则去认真评定的。
报道说“采用中药制剂‘金花清感’治疗轻症甲流，花费约需80元”，比达菲便宜。这是误导。达菲有其适应症，不是每个病人都要用的，轻症更不必说了。我国只用于特殊人群和有危险因素的病人。
由于前几年对萨斯病爆发的处置不当，把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和国人搞怕了，以致对这次流感有那么一点过度反应。没有及时向大众多做点解除恐慌的教育，流感大流行中，病情严重的只是极少数，主要是原有严重慢性疾病的老年人，绝大多数病人是轻症，感染后不发病的比例也很大。流感病程一般也就是一周上下，无须用药，或者居家休息，吃点布洛芬或扑热息痛非处方解热止痛药足够了，哪里需要几十元。因此，这个试验的一大缺点是没有用上述解热药做试验对照。我国是很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医疗保障刚刚起步，资源十分有限，花80元治疗一例轻症流感病人，无疑是一大浪费，也是医疗保障的一大负担或冲击。
北京市中医药有关领导人表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向全国、全世界推广，为全球治疗甲型H1N1流感提供新选择。”而且“相关部门已紧锣密鼓地启动了‘金花清感’国内与国际专利的保护程序，境内外专利申请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全世界推广”似乎只是一厢情愿，如同国内的药厂在纽约时代广场做广告，其实不是为了向美国推销的，洋人也未见得看得懂，而是“出口转内销”，给国人看的。至于申请专利也不说明一定是好东西或是重要发明创造，只要变了点花样的产品，交点钱都可以申请专利，国际专利也是一样，所以注册的专利多过牛毛，但被当作一回事买去投产应用的，却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难怪中国的专利局长感慨说，我国的专利发展很快，但低水平的太多。而拿专利来说事的，常常是一种虚张声势的炒作。
一个真正有效的新药上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在药物监督部门的严格逐步审批下，需要经过临床试验的几个阶段才能完成，有效的一般也需要好几年才能投产。看了流感流行有销售市场，匆忙“策划”出来一个什么“新药”，注定是经不起考验的。一个新药投产是需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审批和发布的，这次流感新中药的新闻发布却没有提及这一点，这可是个大事，总不会是越俎代庖吧！
科学的发展就是在认识上由表及里、由粗到细、由个别到一般的过程，药物的发展道路也是这样。在古代，不论天南地北东土西洋的居民，治病用的都是天然的植物、矿物和动物等原料，像这个“金花清感方”里除石膏以外，都是植物。今天由于科学特别是化学的进步，我们有了精细的化学药物，可以使药的品质稳定，临床上可以达到作用专一、剂量精确，用药便利，更有效率。为什么有了麻黄素，平喘还要用毒副作用不少的麻黄杆子呢（现在已有比麻黄素更好的药，麻黄素也不用了）？为什么硫酸钙就不能“清热泻火”，矿物石膏就“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或许有些人说我无知，受“科学主义”毒害而不自觉，那闪闪发光的金子就在那宝藏里。说这话的这种人不止有中医，非医界的“科学家”和文人雅士信仰中医的人也不少，他们说这话像是真心实意的。不过我觉得现在中医界的主流人士是喜爱科学的。先前我的一些从事中医药工作的师长是深知中医的，他们实事求是，很有分寸。现在不少中医界朋友钻研现代医学不遗余力，水平决不亚于一般“西医”同行，他们希望用高明的医术治病救人。没有这种背景中国中医研究院就不可能在21世纪之初脱掉“传统”，弃去了英文名称里的Traditional（传统），改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
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说，这项研究是由中国工程院两位院士领衔的，但这决不能成为这个药注定有效或有价值的理由。近些年来由于院士头衔珍贵，成为单位和个人追逐的目标，以致院士人数飙升逼近两千；少数真正有大成绩者多是在入选之前，而入选后的院士有所创新发明的反而很少见到。因此，学界对院士制度颇有微词。有些因研制中医药入选者，其产品并未得到公认和证明，只是商家得利；中药制成注射液原以为是重大成就，现在却发现问题多多，治疗效果姑且不谈，造成严重的致命性后果已经骑虎难下；何况有的院士前不久还陷入论文抄袭事件漩涡，难以净身摆脱。所以，让老百姓迷信院士高官，绝非国家民族之幸。这个大项目有“120余位专家参与研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参与的？参与的人如此之多，其中真相更容易大白的。这么一个药物研究花掉了上千万，令人吃惊，钱是怎么花的，也得核算一下研究成本。
最后，我认为中医药管理局应当是在卫生部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健康服务的一个部门，而不能成为专为行业鼓吹的中医药行会、报喜不报忧的团体，更不能成为某些集团或中药业谋利益的组织。把这些药大吹大擂，等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这是防治流感上的大事，还没有看到卫生部对这个“新药”有什么说法。
（此文原载于《科学新闻》2010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