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十月（一等奖）

叙述人：赵　记录及改写：訾非

 

“我要讲的是许多年前的事。

“六、七年前，我曾经打算把当时发生的事情写下来——那阵子我想当个作家。可是当年生活变化得很快，我几乎来不及写点什么。现在终于慢了下来，但在我已经全然没有了当作家的冲动。我只想和你聊聊天，聊聊从前的事、从前的人…….。

“你或许能将这些汇集成一部小说，甚至添油加醋弄成面目全非，没关系——谁又能保证我的记忆是忠实可靠的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记忆是个艺术家，而且是个过分追求完美的艺术家；在我向你讲述的时候，这个艺术家也在顷刻万变地修改着他的作品。这作品永远都不能完成，从底色、背景到意义都始终经历着流变。

“除了记忆这个艺术家的手脚，还有遗忘。有一种遗忘是最不可能弥补的，甚至想象力也拿它没有办法，那就是对情绪的遗忘。比如这些天，我一直试图追忆一个情绪：那是二十年前，我离开梅村的祖母，去涂门我父母身边继续我的小学。离开梅村那天，我坐在一辆手扶拖拉机的后斗里，被乡间小路颠得六神无主。祖母立在村口，并不挥手，而是站成一株枯瘦的老树。我想朝她招手，却不能——我得双手抓牢跳荡摇摆的拖拉机以免被摔出去。就在这时，拖拉机忽然停了，我就拼命大哭起来……。现在我试图重温那种悲伤，却不能成功。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细节清晰无比，可是那悲伤，却不能因此而被恢复。现在我只感到淡淡的忧愁，这忧愁聊算悲伤的影子，却不是悲伤。那悲伤我已经丢了，我甚至担心它就此永远地丢掉了，尽管我确信它存在过，就像我确信我一度生长在另一个地方，活过另外一种生活。我甚至还记得，就在几年前，那悲伤还招之即来，时而是在梦里；时而是在秋天的雨中。一个人一旦丢失了那份悲伤，他就不能将那个悲伤故事原原本本地叙述给查你，哪怕他对每个细节的记忆都准确无误。

“这样一种遗忘，每增加一个，就多了一层空虚，如同失掉一叶肺，你听到空空的回声，感到自己正从里面一块块消失……。

“那么现在我想跟你聊聊我二十出头时的一段生活，主要是在高桥镇的那一段。那些事件，尤其是事件所伴随的情绪，还没有被遗忘淹没，它们仍然清晰可辨。我想趁那些五味杂陈的滋味尚未消失前将它们叙述出来，以拖延这种遗忘。我知道这并不能阻止遗忘，充其量延缓遗忘罢了。和遗忘赛跑，谁都没有指望获胜。但是，每个接近三十岁的男人，大概都会试着和遗忘赛一回跑，将过去的事件重温一下，找个人聊聊，如同七岁上学前分送儿时的玩具，十七岁出门远行前遣去少时的书籍。而这一次重温之后，他前面要走的路将会耗尽余生……。

“你和我有不少类似的经历，你也有你的农村童年、你的城市生活、你的教师生涯，我猜想这正是我们能一见如故、并且聊起过去的原因。你要是把我所讲述的写成一部小说，或许你能驾轻就熟。那些事件算不了什么，如果当我讲起我的生活，你感到似曾相识，但愿你觉得这是有福……。

——赵(一九九九年秋)

第一章　毕业歌

 

1　配

一九九二年夏天，我二十出头，从江南N城的一所师范学院大专毕业，被系里一脚踹回故乡B省的涂门市，再被分到离涂门四十几公里的高桥镇当了中学教师。

当年我是极不情愿地被踹回涂门的——我本打算赖在那个著名的N城。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我是个爱凑热闹的人，喜欢大城市，越大越好，我扎在人堆里就像鱼儿落进水里。有人说我这个毛病是小时候在农村玩扎堆游戏落下的——我看差不多。小时候我的确是在农村——真正的偏远的农村——长大的，九岁才回到我的出生地，B省的涂门市。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是说小时候被投身“革命工作” 的父母送到乡下抚养，长成个泥娃子又被送回城里，永远以家为敌却又极爱凑热闹。

我喜欢大城市，比真正的城里人还喜欢。我喜欢人们熙熙攘攘在周围走动，喜欢光鲜花哨的商业大街，喜欢经过音像商店门口时听到震耳欲聋的DISCO音乐或着忧伤霏靡的流行歌曲。走在摩肩接踵的大街上，我总是一身轻松、喜气洋洋。

我巴望留在 N城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跟同班同学雅文已经相好一年多了，人家是大城市的宝贝姑娘，要她随我去高桥镇是想都不用想的。雅文也说得很清楚：“要是你回B省，咱们就一刀两断！”

我被母校踹到了高桥镇中学，只因为我是 B省人，而 B省又恰好是一个穷省。毕业分配时，学校的政策是：来自A、B、C三穷省的学生，统统回家；其他省人，爱上哪儿上哪儿(双向选择)。依照这政策，我就得乖乖回B省。这狗屁政策被执行得十分认真。你若是来自ABC省中的任何一个，除非你能另辟蹊径，走一些神奇的门路，否则你只好听任 “分配”了。现在想来，“毕业分配” 这个词实在性感得紧——分而配之。XX师范学院，二流配种站。

直到毕业前我才知道分配政策，于是去找系主任。那天系主任大人正坐在系办公室的一台老掉牙的286电脑前打字，听我说明来意，头也不抬地问我：“你是优秀毕业生吗？你是学生会干部吗？”

屁！我心里想。我已经知道他下面要废话什么了，就没再跟他啰嗦，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出门时听到他的针式打印机突然开始工作，吱吱–嘎嘎，吱吱–嘎嘎，像一头无奈的老牛拉着破车；当时我有一股冲动，想回头把那破玩意儿砸了，或者扔到窗外的马路上去。我讨厌系主任。我跟他无冤无仇，可我一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据说系主任大人从前是匹千里马，去西天取了一趟经，回来就成了一头不孕的骡子。镀金骡子，光芒四射，每根汗毛都是24K。这头骡子的职责是每年秋天新生被骗进 XX 师范学院后在全系大会上发言，用蹄子敲打讲台，声称他是头金骡子，敦促大家朝他瞄准，争取将来都进化成有蹄类。另一个职责是在每年夏天将毕业生逐个踢出XX师范学院，只保留少许毛色纯正精力旺盛的优良品种进行近亲交配。除此，系主任大人便成天坐在286前头，用一对毛绒绒的金蹄子马不停蹄地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一条蓬松的大尾巴搭在椅背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挥舞几下，赶走想像中的苍蝇。除了浓稠的膻腥味，系办公室倒也宁静宜人，颇有乡村气息。可我一见系主任就气不打一处来。在动物界，我最怕有蹄类。它们看起来温温顺顺斯斯文文，但是冷不丁就踹你一脚，搞得你防不胜防。等你连滚带爬，它们悠哉游哉地收回蹄子，仍旧还原成斯斯文文，一脸的无辜。“你是优秀毕业生吗？你是学生干部吗？”

呸！优秀毕业生，学生干部？C省的尤峒就是个优秀毕业生，埋头苦读，“名属教坊第一部，”结果还是给踹回C省了。她在N城有个男朋友，所以也期望系主任蹄下留情。尤峒去找系主任，不但碰了钉子，还被教训道：“别只顾埋头念书，要多了解社会！”

放屁！以前系主任给尤峒一本本地发优秀生证书、奖学金证书的时候怎么从来不提“了解社会”这类鬼话。

A省来的刘雄倒是留校了，他的确是个学生会干部，可这个人在92年春天那次义务献血的验血前夜猛灌白酒，第二天取血化验的医生们从他胳膊里抽出来的全是二锅头，这小子就这么躲过去了。这鬼主意可不是他一个人想出来的，它是学生会内部流传的妙招。我了解内情，因为雅文也在学生会里混。这拨学生会干部流行一句哲学：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刘雄还专门就这个哲学在班上组织了一次讨论。这讨论后来变成了刘雄的个人演讲，说来说去无非是：人是为自己活着的，人好好地为自己活着，客观上也能给别人带来好处。没错，学生会干部们忙忙道道组织活动，无非是为将来的分配之类的捞资本，但是客观上也算丰富了校园生活。在这些事情上，哲学跟现实共度着蜜月，卿卿我我。要是碰到义务献血，或者宿舍着火什么的，这哲学就露出真面目了，梁山伯摇身一变陈世美。

我不是说逃避献血就有多怎么地；那是一次所谓的义务献血，实际上没人征求过我们的意愿，说验就验、说抽就抽，有如取熊胆割鹿茸宰一头猪。我们当年都像猪一样老实，唯独学生会干部们猴子似的精明，这才最令人失望。

毕业分配期间，我一个人沿长江逆流而上去看三峡了。那一个多星期真是无忧无虑。崇山峻岭、滔滔江水、日出月落、忽而强劲忽而阴柔的江风，这些都叫你神不守舍。什么分配，什么前途，那时都去他妈的。这感觉很不坏，前所未有。

回到母校，同窗们都已走光；我沿着自己的档案走过的路线一路追到高桥镇，在镇上的中心街来回走了两圈，决定暂时和我的档案呆在一块儿。

我卷铺盖走人那天，雅文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嗯——对了，就像电影里女主角瞅着男主角从船上落水，被大嘴鲨鱼“喀哧”一口咬两半时的那种。如果你不曾被什么一口咬两半过，怕是永远都体验不到这种眼神，反正，嗯，——蛮性感。

总之，我跟雅文断了。她送我上了火车之后，一转身便奔赴美好前程去了。雅文去了一家外资公司，从此改名“温妮 · 李”啦。我失魂落魄了好几天，但裤腰带并没有变得更宽。也喝了几口酒，喝着喝着就觉着自己贼可笑——赶紧把剩下的酒扔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真正的忧愁至渺至茫，并不是电影里的那类路数，那是做戏；诗人们举酒浇愁，八成也是装疯卖傻——至少我是这样想。

2　崔威的哲学

我来到高桥镇中学，先在初一年级带两个班的数学课并且兼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这看起来不像是个有意思的职业，好在天底下的事都跟它表面看起来的样子大相径庭，在高桥镇我只呆了两年多，可那段日子我至今难忘。

先从我的室友崔威说起吧。他是学哲学的，也是刚被踹回来，在初一年级教政治。崔威是涂门市力新县人，而力新县又恰好属于我的家乡涂门市的郊县，因此我们可以算作同乡。

崔威不是那种你初次谋面便有好感的人，猛一见你会觉得这人有点郁郁寡欢、心事重重。但是后来不知为什么我们谈起农村，便突然有了不少共同语言。他小时候也在农村呆过——大概是从两岁到五、六岁吧。我们都是由农村的祖父母带大的，从来没上过幼儿园，都上树骚扰过马蜂窝，房檐下掏过麻雀，地里偷过落花生，场院里打过群架，五岁就跟鼻涕女孩出双入对成过无数次亲，又突然不知在哪天不疼不痒地散伙了……。不过，我和崔威的农村经历还是很不一样的。于崔威而言，农村生活永远朦胧浪漫，自由得像是天堂。他说，总有一天，他要回到那种生活里去。他说这话的时候很是一本正经，那神情就像是在自己的遗嘱上签字。

而我在农村呆了七、八年，并且在一所只有一间教室、一个教师的民办小学读到三年级，已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个农村孩子。可以这么说，读小学前的日子，生活的确有几份像天堂，但是上小学之后，便活得一天不如一天。功课压力倒是不大；但是我们的老师是个怨气冲天的劳改释放犯，性情反复无常，有事没事就拿我们当出气筒，张开血盆大口冲我们一通训斥，还动手动脚。他是我们乖戾的王，我们惹不起也躲不起。至今我还记得那张阴郁的扁脸，他指着自己的鼻子：“我，XXX，山上呆过的……。”“山上”指的是山里的劳改农场。他说“山上”两个字时总是神采飞扬，仿佛刚从井岗山上下来。我们的老师每天有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反复提醒我们一个真理：“少了你地球照转！”第二件是不辞劳苦地给每个学生更改生肖。“你是属驴子的，将来只配去拉磨……你是属猪大肠的，扶不起来了……。”最后一件他最乐此不疲。他有教鞭一根，不吝赐教；大家经常被教得抱头鼠窜。

我说这些给崔威听，崔威说你们只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

就算我运气不好吧。那段经历可真是一段恶梦，在我的头脑中跟其他的恶梦共存共荣。这些年，我不断改写它，为它增光添彩，使它变得可以接受。我把它编成故事，《老师的故事》，在我的大脑皮层上发表，每周一期，月月改版。最近的一个版本是这样开的头：我的老师，他有金箍棒一根，能大能小，平时它呆在耳朵眼里。一旦谁犯了事儿，老师就面带兔死狐悲的微笑，踱着方步来到他面前，从耳朵眼里掏出定海神针，吹口气变成狼牙大棒。好大一根棒！它先把房顶戳个窟窿，然后朝他扑过来。砰！血光崩现，脑浆四溅。我念到三年级，同学们都让老师给灭掉了，只剩我一个，像个孤臣孽子……。剩下我一个，孤单太寂寞，那根狼牙大棒也成天在老师的耳朵眼里嗷嗷怪叫。老师不敢对我下手，他怕我父亲——据说他在城里做官，帮玉皇大帝刷马桶。那根狼牙大棒从来都不曾落在我的脑袋上，但这更糟糕，糟糕得无以复加。他灭掉三十个同学，我就给灭掉三十次，还得等着算总帐。狼牙大棒成天嗷嗷怪叫：“让我跟他了断了吧！让我跟他了断了吧！”可老师不敢，他怕马桶。于是那根狼牙大棒自个儿从耳朵眼里蹦将出来，就势先将老师灭掉了，大脑皮层涂了满满一讲台，像打翻了一罐臭豆腐。“小赵！我们了断了吧！”……。

 

崔威生得五大三粗，还留着络腮胡子，尽管不长，却足够让你朝钟馗那个方向去想。他也委实有点儿神神叨叨的。比如，一只苹果搁在桌子上，在灯光下自然会有个影子，他却神秘兮兮地对你说：“瞧，一只苹果！一个影子！——阴和阳！”

崔威似乎能以小见大，从沙子里头看世界。人们的一蹙一笑，只言片语，他总试图琢磨出几分深意来。用崔威的说法，这就是“看到一切事物的背后。” 不知道崔威是否真看到了事物的背后，反正他对眼前的一切常常迟钝得不可思议。他能手腕子上戴着手表却到处找表，手里握着眼镜却四下里找眼镜，备课的讲义明明搁在桌子上他却连老鼠洞都掏过三遍而寻不得。崔威的肩膀上扛着的仿佛不是一颗脑袋，而是一口锅，里头用文火焖煮着七七八八五味杂陈满满一锅，从外面看去平平静静，只是偶尔冒点热气儿。一旦你揭开锅盖，才发现里面如沸如羹。崔威既迟钝又敏感，需要用感官去把握的事情他一概不灵，而那些适于抽象的东西哪怕是街谈巷议婆媳吵架他都砸摸得有滋有味。我和崔威一同在街上走，碰到有人在争吵，他就一定拉上我凑过去看，而且多半要插进去劝劝。劝也就罢了，他还要给人家上课，批评人家不懂“符号学，”滥用语言的魔术，搞得人家一愣一愣的，冲这个对牛弹琴的崔老师大翻白眼。但他还是意犹未尽，向人们解释语气、概念、和词句是如何的密不可分，为什么某些说话方式跟拦路抢劫别无二致“就如同在街上随便冲谁大喊一声‘你欠我的，’”为什么君子动口跟小人动手是一码事，什么是“词语的暴政”……等等等等。等他把这些话说完，往往发现那一对冤家早就退出圈外，正手拉着手挤在人堆看热闹呢。而崔威自己被伸着舌头流着口水的众人团团围住，活像一头瞎了眼的山羊。我把崔威拉出来，众人散去时，一个用口水浇出的巨大圆圈就在地面上凸显出来。看着那个圆圈，你会相信刚才高桥镇遭到了外星人的光顾。

在高桥镇，有人说崔威是个天才，而另一些人说他是个疯子。但崔威认定自己是个天才——就这一点来看，崔威更像个疯子。不过天才也罢，疯子也罢，反正总都是些倒霉的角色，崔威也不例外。

崔威认为，古今中外的哲学，全是漏洞百出乏善可陈；只有两个理论勉强站得住脚：在西方哲学而言，是二律背反；在东方哲学而言，是阴阳。前者是思维的宿命，后者是行动的宿命。思维总也离不开概念，而概念是对存在的一次强奸，是刻舟求剑，所以或迟或早，思维将遭到悖论的迎头痛击。行动离不开愿望，而愿望就是虚妄，所以行动本身就是在酝酿失败。

我不懂什么二律背反，阴阳对我来说不过是黑色半圆里有个白圈圈、白色半圆里有个黑圈圈——我指的是太极图。每次有人给我提起阴阳什么的，我想到的就是一个太极图，仅此而已。我得承认，哲学这玩艺儿我不在行。

崔威说，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二律背反是解决不了的，阴阳也是解决不了的。

我没有崔威那么悲观，或许是因为不读哲学。即便如此，我也算不上一个兴致勃勃的人。在高桥镇这地方，要保持兴致勃勃可不容易。像我这样的普通教师，面对一种可以预见的尴尬将来，难免会有点悲从中来。但我不认为悲从中来就是悲观。保持兴致勃勃不容易，可一门心思地悲观也挺难，生活里总有点什么事让你忽然生出一线希望，令你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况且，“悲从中来”这情绪本身不就隐含着某种渴望和不死心吗？

但崔威是悲观的：二律背反是解决不了的，阴阳也是解决不了的，所以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关于苹果的影子问题，我向崔威讨教：“ 让一束光从桌子正上方照下来，桌上的苹果不就没有影子没有什么‘阴阳’了吗？”

“不对，” 他说，“ 那影子就在苹果底下，而且这样的影子，其实更黑暗一些——因为你看不到它。”

难道一只粘在桌子上的苹果也会有影子吗？那影子在哪里呢？

“那么，”我说，“用两三盏灯，把苹果悬起来，让光从几个角度照向这只苹果，总可以避免影子了吧。”

“这样你反倒会搞出更多的影子，一盏较亮的灯，会在一盏弱灯的光域里投出苹果影子来；一盏灯会挡住另一盏灯的光，在墙上留下自己的影子。如果没有光，就不会有影子，而越是光明的地方，它的黑暗反而更深一些。”

“要是这只苹果像太阳似的自己发光呢？”

“它将给这个世界制造影子。”

“……”

3　屋

我和崔威都是新分来的教师，自然不能指望什么象样的生活条件。我们的宿舍离学校很远，实际上是在学校的北围墙外头，离学校后门还有上百米，处于高桥镇和高桥西村的交界地带，孤零零地面对一片农田。这宿舍是一间平房，白墙黑瓦，远远望去倒也小巧别致。实际上，这座房子已经摇摇欲坠。天花板上裂开一条缝。裂缝由天花板的中心开始，斗折蛇行至一面墙，然后笔直地伸向墙根，浑如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每次刮大风，我都担心这个砖头房子会“哗啦”一声塌下来。

校方给崔威和我每人发了一套铁床——就是那种学生宿舍用的，有上下铺的铁架子。我们都睡在下铺，上铺放书和箱子。崔威认为，校方对这间宿舍肯定也是信心不足，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两套防震设备。崔威老把简单的事情往复杂里想，在我看来，这两只铁架子不过是总务处让人从学生宿舍或学校的储藏室草草搬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当然，我这种猜度也没多少依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上铺的铁片床底儿一定能在紧急关头抵挡住几块砖头瓦片什么的。

崔威说，咱们还真不能妄自菲薄，要是给埋在这里，一准闹得全国都知道。这倒是实话，做个教师，你不能让宿舍或者教室给砸死，那是件大事，如果让车撞死，就不成问题了。假如我们葬身瓦砾堆，我那张照得不错的毕业照说不定能在某张报纸上登出来，届时雅文又要用那种眼神瞅着我了……。

 

这房子以前可能是一间堆放废旧教学用具的贮藏室。我们在墙角找到了一只完整的试管，里面还有一小撮半白半蓝的粉末，用水一冲就成天蓝，大越是学生做化学实验用的硫酸铜之类。还找到了一只断为两截的竹教鞭，攥在手里滑溜溜如泥鳅。崔威拿起教鞭挥着舞着：“锵锵，你这鬼东西，是敲学生的脑门敲折的呢，还是学生下课将你偷偷掰断的呢？！”

我们的宿舍没水没电，更没有厨房，远不如一间停尸房。我们去总务处问了一个多月，要求接水电，但始终没有下文。一个月后我们把条件降低，只要求房子里通电。水吗，离宿舍不远就有口井。厨房，反正我们都在食堂搭伙，有没有又有啥关系？总务处的人信誓旦旦：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结果我们又空等了一个月，电工老爷们跟果多似的总也等不来。我于是设法弄了两根电线，接到宿舍后面的电线杆子上，把导线经窗户拉进屋内，在天花板上接了一只六十瓦的白炽灯。我的专业是数学，可我知道怎么对付电；我打小就对电工感兴趣，上中学时物理课的电学成绩格外的好。我在高中时就是个修理电器的行家了，还因此耽误了念书。高中毕业我曾报考一个工科大学的电子工程系，但没考上。考一个工科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基本上就不考电子电工，而是要谙悉九阴真经吸星大法独孤九剑金钟罩铁布衫六合刀降龙十八掌。

我从宿舍后头的电线杆子上引了电下来，居然惊动了校方。总务处终于派来两名电工。他们检查了我的线路，在后墙上安了只电表，便一人叼了根我们敬上的香烟走了。

在高桥镇中学，你要是沿着合情合理的路子走，就一定撞在南墙上。这个中学虽然五脏俱全，可每一机构的运行，遵照的是特殊的高桥镇规则。在高桥镇，苹果不是朝地上落而是朝天上飞，一加一等于二百五十六，母鸡打鸣公鸡下蛋。

比如学校的 “保卫处，” 你最好别把它理解成一个保卫人身财产安全的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修理犯了错的学生，大家称之为“修理处。”修理处的老爷们抵御外侮的能力极差，反应也很迟钝，对从校外闯进来闹事的小流氓们无能为力；可是一旦有学生因打架或别的什么原因被送进修理处，他们马上变成精神抖擞摩拳擦掌，每一根交感神经都通了电，咝咝作响，电压足有三万六千伏特。

至于 “总务处，” 你更不能把它理解成 “总理大小事务的地方。” 例如教职工分房这件大事，“总务处” 只起到一个调解机构的功能，并且没什么权威。我和崔威来高桥镇之前，学校给一个姓张的教数学的老教师分了一套房子，结果教语文的老刘却抢先搬了进去，于是“总务处”只好徒劳地斡旋于老张和老刘两家之间。你在“总务处”的记录上能查到新住宅的A单元103室是分给老张的，可事实上老刘一家住在里边。而老张呢？他和他老伴还住在旧宅B单元豆腐干大的一室一厅里，而这间房学校本想安排新来的教师崔威和我住进去的。所以在总务处的记录上，我们住在B单元，而那间白墙黑瓦摇摇欲坠的房子里住的两个人应该是不存在的，尽管他们一度给那房子送去过两套铁架子。

我初来高桥镇中学的时候对教师抢房子的事很不理解更看不顺眼，后来发现这才是教师们得到住房的通途。说书的人常讲：“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高桥镇中学的生存规律就是如此。

当你看到胡子一大把的教师斯文扫地举家抢房鸠占鹊巢，尤其是看到两家人黑压压地混战在一起，你不能不惊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我不是说当老师的就应该规规矩矩礼让三先什么的，我的意思是：在高桥镇这地方活着可真不容易——到什么时候我才能修炼出炉，具备率领一家老小攻占两室一厅的决心和勇气啊。按照高桥镇的游戏规则，我和崔威应该直奔B单元，将老张夫妇赶出那一室一厅；或者趁他们不在家，找一帮学生，把我们的家当径直搬进去；前一个方法可比照希特勒的闪电战，后者可参考日本鬼子的“进驻”中原。但是这样的事我干不来，崔威也干不来，崔威只会掰着手指头戏谑：“今天老张打老李，明天老刘打老张……。”我记得这大约是一个国产电影里的台词，讲的是军阀混战。

我和崔威的生活用水是从高桥西村的一口水井里打来的。那口井离宿舍有一里之遥，但比学生食堂的自来水龙头近得多。我们打水时，难免就和一些乡民唠磕，由此得知我和崔威住的那间白墙黑瓦的平房竟然被叫作“鬼屋。”

大约是在一九六八年，高桥镇一带发生过一些著名的械斗。其中一次是这样收场的：一小队某某派四十几个人得胜归来，列队从高桥上经过，可是高桥却突然塌了，噗噗通通，转瞬间“落花犹似坠楼人，”其中二十多条好汉就这么下五洋捉鳖去了。这帮人也真够熊的，居然大多是些旱鸭子。

想必你已经猜到了，那二十几条尸首被陆续打捞上岸，就搁在我和崔威住的那间白墙黑瓦的平房里。

我们的宿舍现在已经没有尸首了，但是听了这事你没法不觉得后脊梁上毛绒绒的，尤其是后来几个乡民煞有介事地讲述这屋子在七十年代闹的几桩鬼事，我小时听聊斋的那种麻酥酥的悚然之感妖雾重来。这些鬼故事自然都是无稽之谈，根本不值得在此一述，但是住进鬼屋的头一个月我的确神情恍惚，像个高考落榜生。

我一定不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可是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崔威也一样失眠，经常深更半夜爬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悄没声地抽烟；亮红的烟头在漆黑的屋里鬼鬼祟祟地飘忽游移。这可比鬼屋的传说更令人毛骨悚然，于是我也爬起来，跟崔威要了烟坐在床上一根接一根地抽，我的烟瘾就是那时候染上的。

在没有月光的深夜，我们那间孤伶独处的宿舍里有两个亮红的点，一个沿着近似椭圆的轨迹飘忽游动，宛如一团绕坟起舞的鬼火；另一个在床头悠悠摇摆，像一团潜生海底的磷光生物。这情景我至今回想起来还起鸡皮疙瘩。

更要命的是，有时崔威半夜里把我叫醒，神经兮兮地说：“小赵，你听听，你听听，有声音，有人在哭！”

我支起耳朵，只能听到自己的右耳内像一盏用旧了的萤光灯咝咝作响，在这背景噪声下，偶尔听得一两声鸡鸣犬吠从远处的村子飘来——哪有什么哭声。可崔威不依不饶，坚持要我仔细听。于是两人都不出声，我屏住呼吸老僧入定，听见右耳内的咝鸣渐渐变成轰鸣，有如夏天经过一株大柳树惹恼了一树夏蝉齐声鼓噪。这高分贝高频率的声音由右耳钻进脑袋，在天灵盖下面扯天扯地嘶鸣，然后沿着喉咙爬进五脏六俯，再窜向四肢，打通任督两脉大小周天，变成蓬蓬勃勃成千上万的鸡皮疙瘩——可我还是没能听到什么哭声。

如是数夜，折腾得我神经衰弱走火入魔，于是没好气地对崔威说，要是真听见谁在哭，你就冲他开骂，让他滚蛋；你要是再大半夜的把我叫醒，我就冲你开骂，要你滚蛋。

后来崔威果然不来叼扰我了。过了几天，崔威颇有点大功告成地对我讲：“我一骂娘，那女人就不哭了，走啦！”（原来是个女人。）我通常睡得很死，崔威到底骂没骂娘，我不得而知。

崔威不打扰了，我却恶梦连连，老是梦见自己跟一大帮子人在高桥上头齐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然后突然呼呼啦啦下饺子掉进涂河。我会游泳，可在梦里却是个旱鸭子，石头似的往下沉。当我被水淹没，不能呼吸，便有一个声音说：“这不是真的，这是在做梦。”于是我突然就醒过来了。这声音真是匪夷所思，它仿佛超越阴阳两界，始终保持着无与伦比的清醒，在最关键的时刻出手相救，并且万无一失。那段时间我甚至相信我是不死的，当大限时来，我朝什么地方沉下去，那声音一定会出现，“这不是真的，这是在做梦，”然后我醒来，四周便是天堂：新鲜、光亮、空气芬芳，一些天使们正在煮下午茶，另一拨天使在雪白的云堆里冲浪。

4　高校长

大约在听了鬼屋的传说两周之后，我和崔威终于撑不住了，便去找高校长。我们的目标是换间清白一点的屋子。这可真是个下策，因为不但我们换房的企图未能实现，鬼屋的传说反倒给证实了。我不是指闹鬼的事，而是指那间屋子曾经作为停尸房的事实。

高校长有很多道貌岸然的理由，说明我们住在鬼屋里不但是合理的甚至是光荣的。青年教师，高校长说，要带头破除封建迷信。在一个钟头的谈话之后，我们近乎羞答答地溜出了高校长的家门。崔威虽然理论多得像出恭，但跟高校长过了一个钟头的招，也成了残花败柳。

在这里我要和你谈谈高校长。高桥镇这个地方，高校长绝对算个人物。在高桥镇的科举史上，高校长主持工作的这几年成绩斐然，每年都有二三十个高中生考取大学或大专，这是历朝历代都不多见的；在高桥镇人和远近乡村的乡亲们眼里，假若高校长不算能人，那就没人算能人了，就连将要荣升副县级的镇长(高桥镇即将升格为副县级镇，不过至今我还没弄明白“副县级的镇”到底是什么意思)、刚发起来的几个富翁也只能勉强跟他相提并论。

在过去的朝代里，高桥镇一带出过一个状元，这个状元后来在朝廷里一路爬到宰相的位置；后来高桥镇又出了一个名人，虽然只是个举人，但是碰上农民起义，在家乡招募乡勇，为扑灭起义立下汗马功劳，自然也爬上了很高的位置。这两人，成了高桥镇一带妇孺皆知的神话人物，也是劝学的经久教材。你到高桥镇一带随便走走聊聊，十个人有九个会在第一次和你聊天时就提到这两人。这两人开创了一种将读书进学看作人生第一要义的风气。但这并不是说，在高桥镇做教师就与别处不同。高桥镇人表面上对教师蛮尊敬，可是骨子里把教师看作失败者；在他们看来，读书的目的是做官，就像娶老婆的目的是上床；如果不能“上去，”“下来”做了教书匠，就如同修炼成仙又被贬下凡界，虽然沾了点仙气，但终究不是仙了。

而校长又有所不同，因为校长是个 “官。” 像个土地爷，虽然品低位贱，但终究是人家玉皇大帝的人。高校长不但是个“官，”还是个能干的官，能渡人上青云，就更得另眼相看啦。

高校长是一能人，而能人总是很有办法。比方说，他把成绩中上等的高桥镇头面人物家的子弟和高中入学考试成绩拔尖的学生安在一处，单独组成一个优等班。这样一来，就成了强—强合作；成绩拔尖的学生拢在一处形成了一种赶考的气氛；而头面人家子弟，只要成绩尚可，高考时分数差得不太离谱，通常都能找到各种入学门路。这两类“贵族”撮在一处，符合马太效应的原则，让有机会的人便更有机会。在其他三个班一败涂地之时，这种优等班依然屡屡得胜。关于这件事，我和崔威都曾很是不平，想找高校长去理论，但是后来不了了之。那时候我和崔威都刚毕业，对世事炎凉总是大惊小怪。现在看来，如果那样的事也算不平的话，那么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只好看作一场不白之冤。

我在高桥镇教书那阵子高校长正是四十多岁，在官场里还有继续攀登的前景。后来高校长被调到涂门市教育局，不久又当上了涂门市教育局的副局长，算是爬上去了。这是后话，这里不提，以后也不会再提。

人们都说，高校长是一没有弱点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跟任何桃色事件有染。做任何事，他都能平衡在不激进也不保守的中庸状态。甚至他的脾气也是如此，人们从没见他大怒或大笑过。再有趣的幽默，再可笑的事情，到了他耳朵里都变成波澜不兴。起初我怀疑他是装出来的，是故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后来发现，这是一种智力上的滞钝幽闭。机智敏感的人也可以故作矜持，但这种矜持很容易露馅，反倒透出一股子沾沾自喜。高校长不是这种人，他说话做事，有板有眼，凡是跟主题无关的东西，不会进入他的意识。你跟他谈话，他不断地提出他的想法，他的主张，他的决定，而你的观点，你的意见，根本就不能进他脑袋。在他的脑袋和外界世界之间似乎有一块特殊的玻璃，只容许光从里面发出来，外面的却透不进去。

我不是说高校长是专断的人，事实上，他的很多想法都不被人接受，也不被付诸实施，对此他似乎也不甚介意，至少不至于勃然大怒。他更热衷于让这些观念在头脑里不再自相矛盾，至于他的主意在现实中的下落如何，那是无所谓的。譬如我和崔威去和他谈房子的事情，结果却演变成了他的谆谆教诲，大谈中学教师为什么最应该是灵魂工程师的问题。他说，中学生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期，这个时候，教育，尤其是品德教育，最为关键，他们的思想如果好东西不去占领，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就会去占领。听了他这话，我很是惶然，我发现自己没什么好东西可以去占领学生。我的东西除了数学公式，其他的都可归入乌七八糟之列。况且我也不想去占领，“占领”这个词听起来真他妈肉麻，教人想起中世纪的地主，提着一根老二到处去兑现初夜权。

我一直想知道高校长老二的尺寸。我巴望在学校的某间厕所里跟高校长不期而遇，看他扒下裤子掏出老二，一江春水向东流，再抖上几抖，那样子肯定帅呆了。高校长一定早有提防，绝不在校长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厕所解决问题。平时高校长在高桥镇中学里走动时总是行色庄重，像一枚等待发射的运载火箭。但有时这根运载火箭突然听到上帝的召唤，要发射了，一溜烟，嗖地一声穿过大半个校园，二级点火！噔噔噔噔一楼直奔顶楼，校长办公室，不，办公室对面厕所，放下起落架！稳稳降落在半月形的火山口上了。这是高桥镇中学的一道风景线，在高桥镇中学不断发射升空，发射了好些年。“噢，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一片晴朗。”与这道风景线相得益彰的是高校长的整洁，一身深蓝西服干净笔挺到抽象的程度，仿佛一个纯粹的思想。头发纹丝不乱，是用胶水固定了的，能抵御八级台风和九级地震。一根笔直的银灰色领带插在胸前，在脖子低下打了个硬硬的结，完美得如同一个乌托邦。一双大皮鞋闪烁金属光芒，连鞋底都是锃亮，抬脚走路时像一对电熨斗在交替移动，仿佛要荡平整个地球。远远看去，高校长是一根派克金笔，刚从铺着红绸子的玻璃柜台里取出来，精致得无可挑剔。跟高校长擦肩而过，我老是闻到一股味儿，香水或者雪花膏的味儿，说不上来。在镇上摆摊的算命瞎子说那是“雅致”牌护肤霜，这话我信——他算的命我不信，可这话我信，每次高校长从瞎子摊前经过，瞎子都毕恭毕敬地点点头“校长好！”人家能闻香识校长！高校长的办公室更是秩序井然，橱子里的书不是按内容而是按开本各从其类。木地板被擦得亮晶晶，走上去如履薄冰。黑色塑料办公桌一尘不染，黑得像个无底洞，像黑手党，像从八十万光年之外飞来的一块黑洞碎片。假如蜘蛛不小心掉在桌面上，三年也爬不出一厘米开外；假如蚊子不留神停在上面，便会绝望地发现再也不能起飞。高校长的磁化杯若非捧在手上，就一定是搁在桌子右上角的一个巴掌大的棕色塑料垫子上。这垫子呈正方形，每条边都跟桌边完美地平行着。放待处理文件的塑料盒摆在桌子的左上角，也跟桌子完美地平形，这些平行线纵使延伸到宇宙边缘也不能相交。另有笔筒一个，亮银色，搁在文件盒右侧，在黑洞洞的桌子上烁烁放光，那位置仿佛宇宙中心不得稍动。此外这张一米宽两米长的大桌子上除了日光灯的影子别无其他。坐在这张桌前说话，唾沫星子落在上头清晰可辨，还叮咚作响，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所以办公室里招待客人的红色人造革沙发摆在离桌最远的位置。你坐在沙发上听高校长说话，只有高校长一个人的唾沫星子在那张三贞九烈的办公桌上大珠小珠落玉盘。而高校长的右手始终攥着一方纯白的手纸，在办公桌上擦擦擦擦擦。

在高校长治下的高桥镇中学，各阶级的啄序( pecking order )可以粗略罗列如下：校长(兼书记)，高层领导(副校长，办公室主任，教导处主任，政教处主任，总务处主任，等等)，校工，普通行政人员(工人出身的要往前推)，老教师，年轻教师，新分来的教师，学生。当然也有例外，有些校工大哥要比校领导还神气实足；有的老教师勇敢地投入江湖纷争，居然能越过行政人员和校工这两大阶级，跟学校的高层领导平起平坐；而“修理处”主任从来都不敢正而八经地修理校工。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很独特，他们一部分跟校领导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部分是本校教工子弟，有好几个还是行伍出身，他们专政的铁拳时不时会落在排在其后的几个阶级身上。一九九零年分到高桥镇中学的一个新教师就是被这只专政的铁拳打跑的。当时那个教师被分到单身宿舍跟一个校工合住，两人话不投机，这校工就纠集了两三个狗友，把那个新教师按在宿舍的床上狠揍了一顿。那个教师鼻青脸肿地跑到“修理处”去报案，主任把肇事的校工请到办公室，训了几句就放了人。这个教师气得七窍生烟，去“修理处”去理论，结果被主任一通训斥：“你怎么能跟这种人计较呢？”“你干吗要惹这种人呢？”“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个教师差点儿去投了涂河，说什么也不跟在高桥镇中学呆下去了。

高校长能高踞在啄序的最顶端，并不是因为像校工大哥那样有一双铁拳，也不是因为资历，甚至主要不是因为他善使权力的魔术。他的地位很有点“君权神授”的意思，尤其是在校工眼里。本校的工人敢把教师打得稀烂，却没一个敢动高校长半个手指头。校工们的这种心态真是饶有趣味，他们犹如蜜蜂王国里的工蜂，冲外来者施以最猛烈的攻击，却总是对蜂王千柔百顺。这个蜂王对工蜂来说并不具体，假如你拿掉这个蜂王，换上另一个，它们同样对这个新王千柔百顺。

如果说校工们对高校长是一种远远的尊敬，干部们则是紧紧围绕在高校长周围，呈众星捧月之势。干部们在人数上略少于工人，远多于教师。即便把兼做教师的干部不算在内，在人数上也跟教师不相上下。不过，谈这些干部的情况实在是一件干瘪乏味的事，这里就略去不表了。

在高桥镇中学，教师的地位最为模糊。如果我勉强作一比喻，那么教师有点类似蚂蚁王国里的蚜虫。这种蚜虫被蚂蚁饲养，是蚂蚁驯养的家畜。当蚂蚁需要吮吸蚜虫的甜蜜分泌物时，就去拍拍它们的马屁。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的第十章里关于蚂蚁和蚜虫的关系写过一段叫人忍俊不禁的话：

“有些蚂蚁会用触角或腿抚摩蚜虫的臀部来“挤奶”。蚜虫也作出积极的反应，有时故意不排出汁液，等到蚂蚁抚摩时才让汁液滴下。如果那只蚂蚁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它的话，有时甚至把一滴汁液缩回体内。有人认为，一些蚜虫为了更好地吸引蚂蚁，其臀部经过演化已取得与蚂蚁脸部相象的外形，抚摩起来的感觉也和抚摩蚂蚁的脸部一样……。”

我把高桥镇中学教师的地位跟蚜虫类比，绝非不怀好意，我的教师同行们恐怕不至于因此跟我翻脸吧。毕竟蚜虫在蚁穴中的地位，比臭老九在高桥镇中学的地位要高得多，它们不用跟工蚁们去抢房子，也不用互相抢，它们生下来就理所当然地拥有三室一厅，还有工蚁们轮流拍马屁，简直可以算是贵族，或者至少可以看作宠物。不过这样做也有代价，它们的防御能力完全退化，已经不能自卫了，只能依靠蚁民的保护。而高桥镇的老师们却雄风尤存，时不时干出攻占两室一厅之类的壮举，将进化论退化论性学三论狠狠揣上几脚，可歌可泣。

高桥镇中学的啄序，虽然错综复杂，有很多变数，但究其根本不外乎“权力，”“ 拳力，” 和 “资历” 的多寡与组合。“资历” 其实也是一种 “力，” 或许叫 “资力”更合适一些。我不知道这三种力能不能统一成一个，就像爱因斯坦在物理学领域试图做的。在高桥镇，“权力，” “拳力，” 和 “资力，” 的当量是不一样的，三者的差别有如 核能、水能、和体能。如果作一等价交换，一份权力大约相当于十份拳力和三十份资力。我所作的折算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假如工人大哥有一件事要高校长办，十个校工握紧拳头闯进校办准能办成（这样的事倒是从来没发生过）。假如教师们有件事要高校长办，而他又死活不肯办，三十个中老年教师联名辞职或许能扭转乾坤。这三种力也有通用程度的差别，有如黄金、现金、和支票。话说回来，人不应该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老以为别人的院子里满园春色；王侯将相皆有种也，你要是不幸落到啄序的最底层，手里攥着空头支票，也只好量力而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狠狠地挖掘自己的潜力了。

5

我和崔威从高校长的家里出来，刚出门，就碰上了唐楚金。他是个高三的学生，高桥镇人，那年高考没考上。他父亲开了个杂货店，他就一边帮忙一边复读。

唐楚金正骑着一只三轮车路过，轮斗里满满地装着成捆的啤酒。他看见我们，立刻下了车跟我们搭讪。我们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啤酒的价格上了。后来我和崔威就用了近乎成本价买了二十四瓶啤酒。

那天晚上，在鬼屋，崔威和我决定拼酒。我们将捆酒瓶子的绳子解开，将瓶子一分为二，排成两排，立在桌子上；那阵势像是要打保龄球。我们对坐桌前，每人面对十二只雄赳赳的啤酒瓶。

我们用桌沿磕开瓶盖(那张桌子就是那么被糟蹋掉的)，开始对饮。用一条腊肉作下酒菜，腊肉是崔威从力新县的姑姑家带来的。

我说：“啤酒！多么神圣！忠于职守！”崔威盯住酒瓶子光是傻笑。等一瓶酒下肚，崔威话匣子便打开，开始谈他的哲学。“……历史就是剥夺史，剥夺是永恒的，过去和现在相同，不同的是剥夺谁，谁来剥夺，剥夺什么，怎样剥夺，什么时候剥夺，在哪儿剥夺，剥夺到什么程度……垄断，它横扫一切，坚壁清野，打断每一条腿，给所有的鼻子穿孔，往每个脑袋里灌硅酸盐，在每一只屁股上打地基……就这么回事，谁也改变不了……没有建巴别塔这事，或者说，这个故事讲颠倒了。人类使用同一语言那阵子，能力只够垒鸡窝……先是语言被扰乱了，跟着信仰不同了，上帝不同了，然后打起来了，人类智力一路打上去，鸡窝，战壕，碉堡，城堡……巴别塔！……。”

崔威的这些高论我姑且听之，通常不作评论——其实我也是无从下嘴——只管喝我的酒。 我得承认，喝酒我不是崔威的对手。在第四瓶喝了一半的时候，我就决定装熊了。按说我还能再喝它一瓶，但是我不喝，我不想把那半块吃下去腊肉再吐出来。那腊肉的味道真是好极了。在酒桌上我就是这样的人——别人说我狡猾也好、不爽气也好，激将也好，我决不会强自己所难。我不是说我特别有节制，而是酒过三巡我便对酒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每一滴都成了苦药。崔威却不一样，对他来说，酒是越喝越亲。他说过，人世间的关系，夫妻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只有人与酒，越喝越近，越喝越热，可以相依为命。在喝酒这一点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真理。崔威只喝啤酒，从没见他动过白酒或葡萄酒。他说啤酒是灵感之水，而白酒火烧火燎的，会把脑子烧坏。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崔威把他的酒全喝光了。他没有动我的酒——这是我们拼酒时立的规矩，喝完他的酒，崔威便不谈哲学了，先是怔怔地坐了几分钟，冲我抱怨了几句“你真是熊蛋，”“你真是熊蛋，” 然后出门，朝高桥西村的那口井走过去了。

崔威这人，一跟人喝酒，就谈哲学，这是他在喝到第十一瓶啤酒之前的毛病。当第十二瓶酒落肚，这家伙就会怔怔地坐上几分钟，然后“把酒问青天”——一个人冲着天花板、有时出门冲天空吟诗或叫喊，就是亲娘老子在旁边也不理。如果第十三瓶酒下肚，他就倒下昏昏睡去，天打雷、娘嫁人，都与他无干。这个酒桌三步曲打那以后崔威演了无数次。

那天晚上我是第一次和崔威放开量喝酒，还不知道崔威的三部曲，所以我跟着崔威出门，还真担心他去投井。他喝了酒，走起路来跌跌撞撞，但是速度奇快，而且旁若无人，这教我毛骨悚然。他平时走路可是慢吞吞的，鹅行鸭步，像是在趟水。我跟到井边，崔威已经趴在井沿上了，见我来，含混地说：“我要喝水，我要喝水！”

井边正好搁着一只铁桶。我把崔威扶到一边，打了一桶水上来，提到崔威眼前让他喝，结果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

崔威双手把着水桶边沿，俯下头，“咕冬、咕冬、咕冬，”喝得上气不接下气。喝足之后，仰起头来，冲着头顶的月牙子“嗷—嗷—嗷……”。我的天，那声音跟狼嚎如出一辙。当时是深夜，四周漆黑一团，你可以想象我身上的鸡皮疙瘩是如何的繁茂茁壮。

那天晚上之后，镇子里和乡里又传开闹鬼的事了。于是傍晚之后老乡们大多不敢去那口井打水。更操蛋的是，没几天，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大白天在井边玩，一不小心“咕冬”一声掉进井里去了。幸好孩子的母亲在场，把水桶放下去，喊了几个人把孩子拉了上来。发生了这事，大白天也没几个人敢到井台上来了。好在这口井对高桥西村的乡亲们来说并非必不可少——他们已经用上自来水，来这里洗衣或者担水，只是出于对井水的眷恋或者为省钱的小算计。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崔威第二次把酒问青天是在一个多月后的晚上，这次倒不用我打水，因为井边有个胆大的壮汉刚打了桶水上来，正坐在一边抽烟。高桥一带的乡亲就这个毛病不好，干什么事都得抽袋烟、歇会儿。二十大几的壮汉也这样。比方说，从家里出来打桶水，整个过程就不是起身——拿桶——出门——打水——回家——倒水入缸，而是抽袋烟——起身去厨房——在厨房抽袋烟——拿桶——把桶翻过来坐在桶底上再抽袋烟——提桶出门——在井边抽袋烟——打水——再坐井边抽袋烟——挑水回家——坐在厨房小板凳上抽袋烟——倒水入缸——抽袋烟。

那个壮汉打上来一桶水，正坐在一旁抽烟。崔威上前，也不说话，抱着水桶就喝。壮汉其实认得我们，我和崔威平日打水时老碰见他坐井边抽烟。见我们来，他必恭必敬地说：“崔老师，赵老师——好……”。

崔老师喝完水，也让他毛骨悚然了一回。高桥附近的乡民挺尊师，崔威的把酒问青天一定令他十分震惊尴尬。

既然我们住的那间屋子叫鬼屋，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崔威是鬼魂附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本来大家就纳着闷呢：鬼屋怎么好久没闹鬼了？但高校长不信——这证明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坚不可摧无所畏惧的。既然他无所畏惧，我们就得继续住在鬼屋里头。

 

在我们去找高校长谈房子的事之后的数周，开了一次教职工大会。高校长发了言，把国事、家事、天下事细陈了一个多小时，并且没忘了抽空含沙射影来上几句：“……年轻人，要事业为重，不要老是计较生活待遇、个人得失……。”不用问，这是冲我们来的。

那次大会的主题是要掀起一场竞赛，对手是临县的一所中学，她的高考升学率比我们高出五个百分点，“我们要在两年内赶上并超过她。”当大会结束众人鼓掌时，崔威一边把巴掌拍得山响一边冲我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丙级战犯向井敏明和野田岩在南京城竞赛，野田岩残杀了一百零六名中国人，向井敏明杀了一百零五名。”崔威说话的声音比巴掌还响，此话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传到高校长耳朵里的。

开完这个会，一切照旧。一场大会、几句教训并不能改变我们对生活工作的态度，它只加剧了我们对高校长的嫌恶。这嫌恶里也混和着尴尬：高校长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对的，这是问题所在，我打小接受的教育、我自己的判断，都并不与这一套观念相左。可是这些观念合在一处，再从高校长的嘴里说出来，我的每根神经都负隅顽抗，并且更加沿着相反的方向思考。我越来越相信，事业是个混蛋，所有听起来振振有词的道理都不过是捉弄人。

6

我在初一年级教了一年，到了93年秋天开学，我的学生上了初二，我也跟着教初二。但是那一学年我又多干了一份工作，这与高桥镇中学在93年暑假的一件丧事有关。张老师，那个教高中数学课的老教师，在执教三十年，油尽灯枯之后，撒手归西了。

八月七号立秋那天早上，所有的教师都去火葬场参加葬礼，连他的老对头刘老师也去了。张老师躺在一个反扣着的玻璃盒子里，身上还盖着一面通红的党旗。我们乱哄哄围着他老人家干瘪的尸体转了一圈，火葬场的工人就把他草草送进一只烧得鲜红豁亮的血盆大口里头去了。

张教师带的两个班的学生暑假后就是高三，到了临阵磨枪的关头； 谁来教高三（1）班和高三（2）班的数学？那时高桥镇中学的高考升学率是百分之十几，对于这种中学来说是相当高了，所以这一带的人对高桥镇中学的期望不小。然而这里教师一直都短缺，每年走掉一、两个教师。尽管年年也都有新教师分来，但走的比来的还多。

追魂爆竹在火葬场的院子里乒乓作响的时候，高校长把我拉到一边，叫我下午到他的办公室里来，他要跟我“坐下来好好谈谈。”高校长这人，哪怕屁大一点小事，都要找个时间到他办公室“坐下来好好谈谈。”

下午高校长一边用手纸擦着桌子一边向我宣布了一个决定：张老师的高三（1）班和高三（2）班的数学课由执教高三（3）班和高三（4）班的数学教师孙老师兼上，你小赵负责高三年级所有四个班的习题课和改作业任务，以便减轻孙老师的教学负担。我一阵窃喜，以为可以把那个初中班主任的活儿交出去，再也不用跟学生们斗智斗勇了。可是高校长并没有这个意思，初二两个班的数学我仍要教下去的、初二（2）班的班主任我还是要干下去的。

然而我还是不死心，想把班主任的差使套在崔威身上——人家是学哲学，搞政治工作的嘛！可是高校长否决了我对崔威的推荐。他没有明确说出原委，却转弯抹角说了许多废话，但意思我听出来了，高校长要说的是：难道让崔威这个疯子来干？最后高校长清了清嗓子，提高声调说，你初一的数学教得还不错，所以才交给你这个任务，这样你很快就可以‘上来’教高中数学了。他的口气是：我在提拔你呢，别不识抬举。高校长将攥着的手纸握成一团——形状像个鸭蛋——小心翼翼地搁进桌子底下的字纸篓，这是谈话结束的信号，表示他决定不再浪费唾沫星子了。字纸篓里装着半篓蛋，证明他半个下午已经处理了不少公务。我不知道他是打算将这半篓蛋挑到农贸市场去卖呢，还是打算搂在被窝里孵出一群鸭子来。

 

我在初一教了一年，我的两个班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还算好。其实那倒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的学生们别看人小，鬼大得很。一个新教师往讲台上一站，说上两句话，他们就能咂摸出你的脾性你的斤两。起初，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叫他们看出了破绽，在我的课上他们嚣张得不行。

既然我在小学时碰上那么一位 “山上” 下来的老师，我在念师范的时候，不免变得很理想主义。我设想，假如我真不济当上了教师，也一定跟我的学生平等相处、其乐融融。等我真当上了教师，理想的肥皂泡就不攻自破了。

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是个 “差” 班，也就是说，这些学生初中毕了业，大部分就永远地毕了业。所以学生们与其说在念书，不如说是在打发日子。加上我这么一个和和气气的小伙子老师，课堂就迅速演变成茶馆。我上课时，学生们交头接耳，谑戏调笑，乌烟瘴气。

我观察老教师上课，他们往课堂上一站，就像一盆凉水，学生们的气焰马上就灭了。 看来我先要把架子端起来，一本正经地做一回老师了。我要挫挫他们的锐气——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当年那个平等相处、其乐融融的理想这么快就玩蛋了？

上完 “用代入法解二元一次方程” 那天，我对学生们说，你们交头接耳，把我的课当成耳旁风，原本我要出十道作业题，这次我要出二十道，明天交上来，少半题我可不客气。

学生们面面相觑，却没敢说什么——我那些学生，你对他们和和气气，他们乱作一团，千姿百态，百花齐放，仿佛蛮有个性；可一旦你在桌子上猛拍一巴掌，他们就面面相觑，屁个性也没有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我跟这帮学生都被关在一间教室里，像一根线上拴着的蚂蚱，我有拍桌子的自由，却没有不拍桌子的自由，我不得不拍桌子，所以我也一样屁个性都没有。

我定了个规矩，凡是课堂纪律混乱的课，课后的作业要比平时翻倍。

第二天作业交上来，却有一半学生没把作业完成。于是我在下午自习课后将这些学生留下来，守着他们挨个过关，完成作业才准回家回宿舍。那天我一直奉陪到晚上九点半，才让最后一个学生出了门。当然也少不了对一个又一个学生重新讲解已经教过的内容。最后一个学生一直搞到九点多才补完作业，这学生早就饿得饥肠辘辘，唉声叹气，我几乎想把自己那份由崔威代打的晚饭送给他了。

接下来的几天上课的情况就好得多，我开的作业量也恢复平常。后来情况一旦反复，我就照方抓药。除此之外，我在下午的自习课和住校生的晚自习时间总是在场，这给学生带来不少方便，也给老教师们留下“认真负责”的假象；其实我是没处可去，鬼屋里有崔威这个酒鬼；镇上的录像厅这类地方又去不得——那里塞得满满的全是学生，放的永远都是虚张声势的二流武打片；在教室扎进学生堆里，可以聊解寂寞——尽管学生们除凑上来问问题之外，都跟我保持至少两张课桌的距离。

崔威曾说，这帮学生，打小就对权威既敬且怕，你要是真的一点架子没有，他们反倒不习惯了。尽管有个道理安慰自己，我教了他们数学，挫了他们的锐气，也并不能心安理得。其实我并不想教他们数学，我只是气不打一处来，对闹哄哄的教室气不打一处来。假如他们安静一点，大家和和气气、同舟共济混过四十五分钟，我决不至于像个白痴似的卖力气了。

我随便翻过崔威手头的一本书，大概是《魔鬼字典》之类，读到这么一句话：“观点像屁眼一样，每人都有一个。” 用这话来说世界观也同样切题， “世界观跟屁眼一样，每人都有一个。”的确如此，一个人不一定知道粮食是怎么种出来的，孩子是怎么养出来的，猫是怎么捉老鼠的，稻草是怎么变成黄金的，但是他对这个世界作为整体却必有一个看法，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也必有一个看法；世界观这东西真是像屁眼一样每人都有一个。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每一个脑袋里都有个金字塔。在这个金字塔上，老师比学生大，校长比老师大，县长比校长大，省长比县长大，国家主席比省长大。碰到不同的“大，”他们的神经系统就提供相应的“怕，”脸上就会堆出相应大小的笑容。不过，现在的学生大概与从前不同了。许多年前我曾经从家父的书柜里翻出过一本七十年代的老画册，那上头有一张伟大领袖召见学生们的彩色照片。在照片里，带着红袖章簇拥在领袖周围的的学生们个个露出如痴如醉的屁眼般灿烂的笑容。如今这样的笑容的确并不多见，也没有那么灿烂，真是可喜可贺。

“观点像屁眼一样，每人都有一个，”这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胜过读二百年的圣贤书。它应该像“民主、”“自由”一样广为传播，应该印在小学一年级课本封面上，应该贴在因特网每个论坛的首页上，应该刻在阿以冲突的谈判桌上；应该做个巨大的广告牌，像哈伯望远镜似的发射上天，让全世界人民每夜轮流瞻望： “观·点·像·屁·眼·一·样，每·人·都·有·一·个！”应该向发明这话的人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哲学奖幽默奖特殊贡献奖终身成就奖；应该奖给他二百吨猪头肉外加一根蘸了甜面酱的山东大葱。

 

在高桥镇这种地方教书，除了要把自己培养成电工、典狱长，最好能会几招散打格斗什么的。

但凡有学校的地方，她周围就有小流氓、街仔，高桥镇也不例外。学校周围的小流氓和学校里的学生差不多年纪，有不少就是从学校辍学，或者被各种升学考试给踢出门外的。所以活跃在高桥镇中学附近的小流氓和中学生的年龄保持着同步和对等。而且往往是初中年纪的小流氓骚扰初中生，高中年纪的小流氓骚扰高中生。学校和学生就像一对施虐—受虐的性伙伴，没有一点逆来顺受的品格，在学校里也是混不下去的。“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而高桥镇中学校外的这些小流氓是另一种人，他们对学校的敌意似乎不共戴天，时不时地冲进高桥镇中学滋事。对此崔威也有他的理论。他说，学校是个不怀好意的地方，它是对人的一次否定。而这些校外的小流氓，又是对学校的一次否定；学校是个巨大的阴器，是“瓦加娜，” 小流氓就是阳，是 “磐泥斯。”这是一对暧昧关系。

 

学生上晚自习，有时小流氓溜进学校，站在某个班的门口叫阵，要某个跟他结仇的学生出来“单挑，”那帮熊包学生便都躲在教室里装傻。

在我带初一(3)班班主任的时候，就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一般而言，我一旦应声出门，那些小流氓就会匆匆溜走。他们的年纪毕竟还小，要真正大着胆儿作奸犯科，还得再练几年。我通常比他们大上个七八岁，个头也高出一块，就凭这个差距就能把他们吓跑，但是也有个把小毛孩子并不被这种实力的悬殊所震慑。

有个精瘦的、学生模样的小流氓给我的印象最深。一次他在外面叫阵，我出来，走到他面前，他居然不动一动，在一刹间我发现不知该说什么好，尴尬得像患了失语证。我并不是找不着话说，但是出现在脑袋里的词语统统不像那么回事。我差不多要脱口而出的那句话是“操你妈的！滚！”可转念之下我又想说：“你有什么事？”但是这话真他妈的泄气。

崔威倒没有这种尴尬，遇到这阵势，往往劈头就是一句 “操你的，” 或 “滚你的。” 有个别时候他会假装和气地先问一句“你有什么事？”不等对方回答完毕，接着就是一句“滚你妈的”。

我遭遇那个精瘦的小流氓的尴尬是被他自己打破的，他居然文质彬彬地对我说，他要李XX出来跟他“单挑。”

我说李XX正在自习，要单挑另找个时间。

“今晚十点半。”

李XX下晚自习的时候我通知他，说谁谁谁约你今晚十点半在河边那棵大柳树下头单挑。“我跟你一块去，再叫上几个同学，”我说。

李XX像看外星人一样乜了我一眼，说：“我一个人够了。”

这事我已经通知了保卫处，那个值班的满口答应要 “管管，”可是我不太相信。我回了宿舍，找了一把水果刀，就奔河边去了。当时崔威在鬼屋，正打开酒瓶子准备喝酒，我就怂恿他一块去帮忙。他答应了，说十点半以前一准到场。

到了十点半，李XX并没有到阵，保卫处也没有来人，连崔威也没来。

那个小流氓倒是带了四五个同样精瘦的毛孩子来了。我说，不是要单挑吗，怎么来这么多？他反倒义正词严：“赵老师，你不懂规矩。”

“狗屁规矩……。”

那晚我并没有和那帮孩子交手，但从此和他们结了仇。有时我们在鬼屋里看书，就会有颗石头从窗户扔进来，有次把我的台灯也砸烂了。学校他们反倒不怎么去了。

我对保卫处的失职没怎么感到意外，但我对崔威很失望。等我回到宿舍，他正坐着喝酒呢。我挖苦地说，老崔，两瓶都下去了，英雄胆还没壮起来？

崔威似乎很尴尬，脸也红了。

别看你崔威有一副孔武有力的好身板，你胆子其实小得很，当时我这么想。

后来，崔威不知怎么认识了刘金祥。刘在高桥镇是个特殊人物，如果给他贴个标签，应该叫 “黑社会老大” 什么的。这种人在电影里被描摹成各种怪形怪状，往往脱不了作家的一厢情愿闭门造车。而刘金祥，是个活在高桥镇的活生生的人物，无论出身、身份、面相、脾气，都没有特别与众不同之处。当你和他的利益没有直接冲突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在粮站工作的那个人。”

崔威不知怎么就认识了 “在粮站工作的那个人，” 从此，朝我们扔石头的小流氓就在鬼屋附近突然消失了，犹如到了冬天苍蝇不知去向。

崔威认为学校是个阴气冲天的地方，他要跟另一种人另一个世界接触，消解一身的阴气。“在粮站工作的那个人”是崔威的一剂壮阳药。

崔威跟黑社会的暧昧关系保持了半年多，此后他的抱怨逐渐取代了赞美，嫌恶代替了敬佩。崔威说，如果这帮人是对学校和社会的一次否定的话，那也只不过是苍蝇对臭肉的否定而已。况且，苍蝇，又何不能看作是对臭肉的一种肯定呢，“相克相生”罢了。

7

如果你想当教师，一定别去当中学教师。你去教小学，或者去教大学，最好去带研究生，可就是别去做中学教师。为什么？我的理由是：其一，中学生，一多半都是些势利眼；其二，每个十几岁的少年，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心里头都装着个纳粹。

年纪大一点的教师告诉我这么一个经验：那些成绩不怎么样的学生，没考上学的，毕业后再碰上，多半还能恭恭敬敬叫你一声老师。可是当年那些得意门生、掌上明珠，一旦考上大学，远远见着你就绕道走了。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难解之迷，所谓好学生，有几个不是老实巴交、忍气吞声同时又渴望着朝上爬的那种？别人不过是他们临时一用的梯子罢了。教室是一个充满政治权谋的地方，尽是卧薪尝胆十年磨剑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的主儿。这地方有压迫有反抗有暴乱有暗杀有革命有行刑队有断头台有俾斯麦有罗伯斯庇尔。所有在更大的社会里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在这里预演。总有一天，学者们会将马基雅弗利式的学术目光投向教室，开创个《教室政治学》之类的学问。

但是人一旦做了教师，难免期望自己的学生成绩优秀，考个大学什么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种念头固执得像一条在玄武纪岩石上切割出来的河流。不单我这样的新手如此，那些胡子一大把，红尘看破不止一回的老教师们依然痴心不改——谁会讨厌一个既成绩优秀又老实听话的学生呢？

我舅舅一度是个中学教师，66年被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从二层楼上推下来，摔断了腿，手骨也折了，右手小拇指成了残废，坠在手掌上像只掰折了的螃蟹爪。那个学生平时是最听话最驯顺的一个，成绩也好，可就是他把我舅舅从楼上推下去的。一周过后，舅舅举着一根螃蟹爪，他们逼着他唱：我是牛鬼蛇神哦，我是人民敌人，我该死我有罪呦，人民将我砸烂打碎……。

后来我舅舅又当了二十多年的中学教师。他这人特贱，好了伤疤忘了痛，应该把他从楼上推下去二十回，应该将他砸烂打碎。

以舅为鉴，可以知好歹，我曾经下决心这辈子不当教师，可是阴差阳错，考大学的时候，我填在前头的几个志愿都落了空，却被一所师范学院录取了。

你一准会说，时代变了，现在的学生或许不至于像从前那么过分——对这种说法我连半点信心都没有。我以为，有些事情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98年，我在国内一个城市的网吧里给同事发电子邮件的时候，两个女中学生就坐在我旁边的电脑前上网。她们一直在嘀嘀咕咕：“爽！——够味！——爽——啧啧……。”起初我还以为她们在流览黄色网站什么的，瞥头一看，是一堆血淋淋的外科手术图片——她们在品味划开的肚皮、淌着血的内脏、锃亮的解剖刀、血迹斑斑的乳胶手套。后来又进来几个孩子，大概是头两个的同学，也围到电脑前如痴如醉地看……。后来这类事情司空见惯，我也不再大惊小怪。这群孩子，个个长得天庭饱满地庭方圆，你要是在学校里碰到他们，说不定还冷不丁给你行个大礼：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还不时排演大型团体操，永远是和平鸽、鲜花、和……。他们还抱着五颜六色的花朵迎接外国政要，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有一个人们通常不大愿意相信或者熟视无睹的事实：对十多岁的少年而言，残忍嗜血乃是一种本性，他/她们每一个细胞都渴望暴力；纵使这本性被包藏起来，它依然存在。十几岁的少年，有人懦弱，有人乖张；有人直来直去，有人诡计多端，可是每人心里都藏着个纳粹，即便最胆小怕事的那一个，也是一样。只要没有危险，有人撑腰，碰上可以施展的环境，个个都会凶相毕露。我丝毫不是因为悲观才这么说的，也不是想从道德的角度评价这类事，我自己脑壳里还驻扎着两个排的德国大兵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应该相信神经生理学家、心理学家的研究，而不是道德家的千古废话。

有人说社会是个臭水缸，学校里的纯真少年一旦毕业，踏进社会，便一天比一天污浊了。这是瞎说，和学校比起来，社会这口缸并不更臭一些，只是臭的方式不同而已。一个社会中人见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会送礼，便以为这是老实，是纯洁。可这不是纯洁，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送罢了。

我的学生大部分是些明哲保身的熊包，对自己的一条条小命都爱惜得很。除了明哲保身，学校这修理铺还免费为你配上一双势利眼，安个大号虚荣心，装上“攀比”牌火花塞，灌满“刻薄”牌汽油，倒上冷漠剂。你出了学校，你毕了业，你就装备齐全了，你时速一百二十公里。

学校，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精彩的创造，人类文明的化粪池，豆腐坊，中药铺。学校一方面或多或少地教学生一些有用没用的知识，为 “社会” 这架机器制造部件；同时又挫了学生的锐气，吓破了他们的苦胆，为社会降低了犯罪率；真是两全其美。学校们委实可以洋洋自得一下子的，像个沾沾自喜的老太婆，孙子是自个儿的好。

说到老太婆，我想到了半年前观察到的一件趣事。有个邻居老太，帮儿子媳妇看孩子。她的这个孙子长得还算健康壮实。可这老太太有个怪僻，只要她孙子跟同样年龄的其他孩子在一块儿玩，她总要走过去把人家的孩子拎起来，约一约，再拎一拎自己的孙子，看看是不是比人家重；或者在人家胳臂上握一把，再握握孙子的胳臂，看看是否比人家肥；再有就是用手瞄一瞄别个孩子的额头，再瞄一瞄她孙子，看看是不是比人家高。假如比别的孩子重了、肥了、高了，老太太就会美滋滋合不拢嘴。这强迫行为没完没了，不能自已，渐渐成为四邻的笑柄。不过谁也不会指望老太太戒掉这强迫行为。人老了，无论什么样的怪僻，怕都只能带进棺材里了。

 

一个学生从学校里毕业进入社会，自然要学会干很多臭烘烘的事，可在学校里也有很多臭烘烘的事。或者说，人类本身就是臭烘烘的，从学校到社会，不过是从一个小号化粪池送进了大号化粪池。

一九九三年上半年，有个姓肖的学生从别处转来高桥镇，插进我的班里。这是个瘦瘦小小、老实巴交、很不起眼的学生。但是一到班上就被李XX一伙盯上了。

有一天下午自习课后，轮到肖XX那一组学生值日。李XX和其他三个学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将肖XX捉住，按在课桌上，当着几个男值日生和女值日生的面，伸手去肖的裤裆里摸弄。

我听说这事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就找来当天值日的几个女生挨个问（我没找男生，他们拉帮结伙，你永远从他们嘴里套不出真相；而且他们说起慌来比喘气还自然。）她们虽然扭扭捏捏，可还是如实说了。

别看当年那个街仔找李XX单挑时李XX做了缩头乌龟，他在班上却是为非作歹的头号高手，还有另外两三个同学跟他沆瀣一气，凑成了个小小的恐怖组织。

当天下午自习课结束后，我把肖XX、李XX和三个学生一起叫到了数学教研室。李XX还是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矢口否认。肖XX居然也一言不发。

我给李XX和另外三个学生停了一天学，可是不到一个星期，他们故态复萌，在一个下午的自习课后，又把肖按在课桌上，扒了肖的裤子。肖反抗，抓破了李XX的胳膊。李XX恼羞成怒，和其他三个学生轮流抽肖的耳光。

 

李XX又是以那副其奈我何的神气进了我的教研室。

“你想怎么样吧……。”我还没说话，他倒先开口了。

“你想怎么样，”我压着一肚子火。这时另外三个学生也陆续来了。

“没想怎么样，”他望望刚进门的三个狗友，脸上堆起一层越来越厚的得意之色。

“放屁！”我冷不丁一拍桌子，四个学生一哆嗦。我自己手腕子也震得生痛。

“小赵，你吓唬不了我！”

“滚你妈的！”我站起来，一把拉过李XX，将他推搡到门口，从后面一脚踹在腰上，把他踢到门外去了。

第二章　武老师

 

1

一九九三年秋天，高桥镇中学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这变动和省城的一个工科大学有关。

那个大学像当时的很多高校一样，正在想办法自谋出路。一九九三年九月，省城的XX工学院在高桥镇中学设了一个大专班。这个班虽然叫XX工学院高桥分校，实际上只招收四十五个学生，在高桥镇中学借了一间教室和几间宿舍，别无其他。这些学生都是高考的落榜生，他们进这个高桥分校，每学期还要交几千块的学费。高桥分校的学制是两年，专业是工业电器自动化之类，据说毕业后学生也能拿到这个工学院的文凭。

省城离高桥镇有一百多公里。通常那个工学院每两个月派两个教师同来高桥镇授课，吃住都在高桥镇中学。这样一来，高桥分校的上课方式也和一般的大学很不相同。两个教师分上下午轮流上阵，每人连续上四节课，也就是半天。

那年九月十五日 XX工学院向高桥分校派来了一个男教师和一个女教师。那个男教师是高桥镇人，教高等数学，每天上完课就回他父母家里。女教师姓武，教电路原理。

武老师的电路原理课上到第四天就出了事。那天下午第一节课后，武老师的学生们正在课间休息，一个流氓溜进了学校，找其中的一个学生打架。

当时武老师不在教室里，班长唐楚金 (就是曾经卖给我和崔威二十四瓶啤酒的那位) 冲上去干预。那个街仔拔出一把刀，扔了冤家，把唐楚金逼到了墙角，在他脸上划了个不大不小的口子。那情景据说很操蛋，四十多个大专生桩在那里束手无策。

武老师回到教室，看了这情景，就上前叫那个流氓住手。那人当然不听她的，挥了挥刀子吓退了武老师。

这事惊动了校方，大家交头接耳，有人认为保卫处该好好地整顿一下了，更多的人认为这种事在高桥镇中学隔三叉五就会出一次，就像感冒，防不胜防的，不如顺其自然。不过大家都认为，大专班也算给高桥镇中学增光添彩，使这个中学开始朝高等学府的地位冉冉升去，说不定二十年后咱们脚底下站的就是“高桥大学”哩。所以这种事可以出在其他地方，却不能出在大专班。

这件事的解决出人意料。保卫处依旧无所作为，而高校长居然把崔威派到武老师课上当保镖去了。高校长大概认为崔威长得五大三粗，课又少，又是光棍，应该当仁不让。而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高校长可能已经知道崔威跟“在粮站工作的那人”有瓜葛了——这很可能，只有这个解释最合理。可是高校长并没有对崔威多说什么，只是轻描淡写地要求崔威在没课的时候去武老师的班上看看，去 “压压阵。” 高校长高就高在这儿，明明是他求你帮忙，却能搞得像是对你委以重任似的。

据武老师后来说，崔威是个一本正经的家伙，上课时从来不朝她看，总低着头看书；那些书都是她一辈子都不会去翻一眼的。

有时候崔威推托有事，叫我去顶替。我拗不过，带上我要批改的作业和课本就去了。

在武老师班上，我坐在靠近后门的最后一排，有时埋头改作业，有时也托着下巴听课——我盯着武老师看，并且浮想联翩。武老师长得实在是不难看。

有些女人到了三十多岁，却出落得像十八、九岁，武老师就是这样的女人。假如她不跟你说她已经三十四岁了，你一定以为她还是个妙龄少女。

武老师癯腴适中，稍微偏瘦一些，没一星半点要发福的迹象。臀部并不丰满，仍保持着少女青春期发育即将完成前一霎那的状态——这可尤其叫人惊心动魄。乳房不大，从侧面看过去，胸部勉强高过小腹。从这些你可以看出武老师的体形还没有完全发育成女人；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知识女性都是这么一种体形。严格地说，在生理上她们还只能算是女孩，不是女人，而且永远是女孩。有时她们的性格也始终停留在那种青春期的阶段，虽然经历难免增添其老成，却不失天真烂漫。

从武老师的脸蛋上倒可以看出一点衰老的迹象来，当然这必须是在她告诉你实际年龄之后，再经你仔细观察才可以察觉。她的面孔略有点发黄，而不是少女的那种光润白晰。然而少女也有面色蜡黄的，我的一些女学生面色比武老师还差得远，所以单从武老师的长相你确实很难判断年龄。

武老师讲起课来轻声细语，但清楚明了，有条有理。那些学生也一个个规规矩矩，从不迟到早退乱说乱动，比起我教的那帮初中生，真是大相径庭。武老师后来也承认，这些学生跟省城的大学生也是不一样的，省城的学生上课绝没有这么老实安静，而且通常上课总是晚五六分钟才拖拖拉拉到齐。看得出来，这学生们对省城来的大学老师有几分敬畏。假如他们去省城住校上课，情况一定不一样。武老师还是武老师，大学生还是大学生，可是她是打省城来的，而他们在一个镇上自费念书，无形中就拉开了距离和档次。

武老师的电路原理课也确实有值得一听得地方。既然我曾经是个无线电爱好者，听武老师讲起电阻、电容、电感之类，备感亲切，如同别人跟我提起一个失散多年的老朋友似的。有时候，武老师也超越平常知识的界限，把课讲得别开生面。她说，虽然我们在电路里大量使用线性元件，其实，没有任何一只现实的元件是真正线性的。所谓“一欧姆的电阻，”“两微法的电容”等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只在我们的脑袋里存在，在现实的世界里是没有的。每个线性元件在它的适用功率之下工作时，只不过是近似地被看作线性罢了。

在一次下午课上，有个学生提了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电路都必须有电源？

“很好，”武老师说，“谁能讲讲？”

有个学生似乎找到了答案：“拿收音机来说，接收信号，放大，输出，变成空气震动——声音。因为输出了能量，根据能量守恒，就需要电源提供能量。”

武老师说，不单是因为许多电路要输出能量，即使收音机没有接受和输出信号，电路同样要消耗电能，并且这部分能量的耗散是必须的，有些电路的主要能量都消耗在这上面。一个电路必须处在一种准备状态，每一个零件都在工作，才能在信号输入时进行有效处理，这个“准备”状态，由电源产生的适当的电势差造成，它保证每个元件和整个电路都被“激活。”这就是所谓“耗散结构、”“动态平衡、”“协同”状态，否则一个电路不过是一堆僵死的零件而已；正如人，首先要“活着，”然后才有各种各样的追求；电源首先是用来“糊口”的，其次才是用来“工作”的。云云。

下了课，我去找武老师。我想弄明白，这“耗散结构”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年念大专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关于耗散结构的讲座。“吃饭就是吃进负熵”之类的说法也听说过不少，可是除了最初的惊奇，对这“耗散结构”我始终就如同雾里看花。并且，我印象里似乎是，耗散结构必须是跟外界既交换能量，又交换物质的开放系统。一个尚未收到电台信号的收音机电路，与外界只有能量的交换，也可算作耗散结构吗？这些问题，搅得我脑袋里混混沌沌的。

其实武老师关于耗散结构的理解也仅限于她课上讲的那些。她坦言，“耗散结构”这个说法，是她来高桥镇之前不久才在一个讲座上听到的，现学现卖；“系统，”“结构，”“协同”这些概念实际上她也搞不太清楚，也许这辈子都搞不清楚了；思考这些问题脑子都不够使，多想一会儿就喝醉酒似的犯晕。

我是在武老师办公室里跟她谈“耗散结构”的。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武老师谈这类话题。其后每次上完课，武老师都会请我去她办公室喝杯“感谢茶，”我再也没提“耗散结构”之类——让耗散结构见鬼去吧。

聊一会儿天。我就问她，武老师，你看起来这么年轻，是研究生刚毕业吗？武老师并不讳言，说已经三十四岁啦，老啦。她说她没念过研究生，要不怎么给发配到这里来了呢？

我相信武老师的确有三十四岁了，这从她的谈吐可以判断出来——我不是说高雅之类，武老师并非阳春白雪——她和崔威不同，崔威谈哲学时像是一百岁，你会觉得他的络腮胡子都是白的，可说些别的、或做起事来，就只有十几岁了；武老师只谈些家长里短，而且谈得很从容。二十多岁的女教师不是跟你聊歌星就是跟你一本正经地谈弗洛伊德。而四十岁以上的女教师对你说话总是一副语重心长的神气。

2

听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教师聊家长里短不一定是件可怕的事。对我这个二十出头的人来说，武老师的家长里短听起来蛮新奇，甚至妙趣横生。尤其是她用那种几分天真的少女语气说起妇女的事儿。她说她送五岁的女儿上幼儿园，过马路的时候女儿摇摇摆摆、东张西望，像只小企鹅——这个说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倘若当初我跟武老师只谈孩子和企鹅，我现在就不会跟你提起武老师这个人了。我们还谈别的，确切地说，我们还谈婚姻和家庭——你别觉得肉麻，我们确实是在谈婚姻和家庭，而且，还挺严肃。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谈话发生在一个周五的下午。武老师上完了课，见我也没什么急事要做，便请我去她那间既做办公室又当卧室的房间里坐坐。武老师的宿舍本来是一间教研室，里头的桌子被搬走了，只留下一张，又支起了一张单人床。在宿舍的隔壁，便是一间大教室，可以容纳四五十个学生。那就是武老师的学生们上课的地方。

武老师坐在床上，我坐在一把靠背椅子上，中间隔着一张黑乎乎的办公桌。我们东拉西扯地聊开了。当时我身上正好有包烟，摸出一根来就抽，抽了两口，忽然觉得不妥，就准备出门灭掉它。但武老师说，抽吧，早就熏陶出来了，而后不知从哪儿模出个空汽水瓶子来，要我把那当烟灰缸。汽水瓶口儿只有樱桃小嘴那么大，朝里头弹烟灰十分费力，一不小心整根烟掉进去并且在里面焖烧，瓶口也袅袅升起白烟，使整个瓶子看起来像酒厂的大烟囱。武老师又拿了茶杯朝瓶内灌水灭火。武老师说，她在大学教研室里，那帮子男老师都是旁若无人地猛抽，时间一长，没人在周围抽烟反倒不自在了。

于是我就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她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中间还上了两次厕所。我记得武老师兴致很高地谈她的女儿，这是谈话的磐泥斯，阳的一面。那次谈话的阴的一面是关于她的婚姻生活的。大致的印象是，白天工作；中午、傍晚按时回家为孩子做饭；晚上陪女儿玩，教女儿识字；女儿睡觉后，武老师和丈夫把家里收拾一遍，然后“各睡各的”。

武老师的丈夫是个经理，从前也是个教师，但是早早地发现了前途不妙，辞了职做生意，虽然不算特别成功，经济上也十分过得去了。他一直撺掇武老师辞职回家带孩子给他打下手。但是武老师不肯，她说她喜欢当老师，每次她站在讲台上，就特别高兴，烦恼也忘掉了。

“他说我瞎积极，说我虚荣好为人师，可是他那生意在我看来也没劲透了，”武老师说。

武老师的丈夫开的是一家广告公司，其实主要的业务是打字输入、复印、偶尔也能揽到几个设计广告画册的业务。

“我的学生有些家里很穷，我就对他说，收我几个学生帮着你打字好不好？懂电脑的大学生总比你的临时工能干吧。他说，‘此言差矣’，干这个，最好什么都不懂，脑子一张白纸，就会一个五笔字型，速度才快。他说他公司里打字最快的那个一分钟能打——我也忘了——反正快得吓人，我学一辈子也打不了这么快。”

“呵，这老板做得蛮到位。”

“他雇了四个农村出来打工的姑娘，就是四台打字机，让她们成天闷着头打字，除了五笔字型什么都不教。”

“你们因为这个吵架？”

“我们才不吵架呢，都找不到能在一块儿吵的话题。”

回想起来，武老师算是跟我开诚布公地谈婚姻生活的第一个女人了。假如武老师的生活真是如她讲的那样，其实倒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父母亲的婚姻生活才算真正的悲壮。我对武老师说，从我九岁回涂门到离家念书这七、八年时间，是在父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鸡犬不宁的环境里长大的，假如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家庭的话，我早就拾掇一下搬走了。

“吵有吵的难处，不吵有不吵的难处——他们为什么要吵？”

“我想了十多年，也没搞明白。记得我十岁那年，他们吵过最厉害的一架。那天他们吵着吵着，父亲转身就走，母亲追到院子里，从地上抄起一块砖头——是那种盖房子用的红砖——朝父亲后脑勺就扔过去了……。”

“后来……？”

“母亲离父亲有一丈多远，那块红砖落在父亲脚跟的位置，没砸到他。母亲手无扶鸡之力，能把砖头扔出一丈开外也算难为她了，给她一个及格吧。然后街坊四邻不知怎么一下子突然全冒了出来，满院子沸沸扬扬；母亲被拉住了，她向街坊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控诉。父亲就走掉了。”

“到底为什么？”

“说出来你肯定不信，是为了打油的事，好像那时要用个粮油本子什么的，记不清了，反正母亲要父亲把粮油本子揣在身上，下班的时候顺便打油回来，可这本子在父亲身上揣了三天，也没把油打回来。就这么回事。父亲是个小官僚，成天忙于事务，我或许在他心里占有一个位置，却不能在现实中占用他的时间；母亲也是在单位和家里两头瞎忙，从一个有几分才气的女大学毕业生一天天变成个敏感多疑的小市民，什么事都朝最坏处设想，一点点小事就闹得天翻地覆。这些年，那块砖头天天在我脑袋里飞来飞去，寻找一只后脑勺。我老觉得一块砖头正朝我的后脑勺飞来。我总是低着头，试图躲开那块砖头，我的背驼了。我是一场灾难的幸存者。”

武老师说：“看来你还是个问题儿童！”

我是个问题儿童？我是个问题儿童吗？我有问题吗？你看出来了？

武老师说，其实家里吵架，也是常有的事，别把这事看得太重了。

 

“男人都像四季豆，不进油盐，你对他再好，也是白费劲，”武老师又在说她男人，“……当年他还教书的时候，有次下雨，我跑到他教研室去给他送伞，当着那么多老师的面，他说，你，没事儿干了？——他觉得丢人——你说，送伞有什么好丢人的？”

我说不上来，我说，我有女朋友的时候，都是我给人家送伞，当护花使者，没有反过来的体验，不敢乱说。

于是武老师就追问起我和雅文的事来了，“是N城的姑娘吗？”“长得漂亮吗？”“认识多久了？” “现在还联系吗？”一个劲地问，问了一堆，像个媒婆。最后她又变成个算命先生，掐着指头说，不出一年，你们会重归于好的。她的理由是，当年她跟她老公也断了一年多，后来不也破镜重圆了吗？这就是生活，她说。

“即便破镜重圆，过后还不是落个‘各睡各的，’ ——”我说得太放肆，很后悔，赶忙加了一句，“你们女人，老容易把个别的经历看成普遍的真理。”但是这一句还是不伦不类。

适才听到“各睡各的，”武老师正要脸红，却因我后面这一句转而争辩：“女人有女人的直觉！”

前面说了，当年一切都发生地很快，虽然那时候想当个作家，却来不及写点什么。现在想来，当时我还是写过一点什么，如果不是跟你提起武老师，我大概也不会记起来。

我写过一个小说，是短篇的。写一个男人，干什么都不成，老输。后来他觉得事业上实在没什么指望，便随便找了个女人结了婚。新婚之夜，他的避孕措施又失败了，这令他十分心酸，也很惶恐。但是正如西方人说，每块黑云彩还镶着一道金边呢，当他老婆的肚子日渐壮大起来，他忽然发现自己是喜欢孩子的，于是心满意足地照料老婆，等着孩子出世，为孩子筹划了美好前程。

不幸的是，那个胎儿在第七个月早产死了。他实在受不了啦，自杀了。

武老师读我的小说，先是乐不可支，继而一本正经，读完结尾，武老师居然眼泪汪汪的。

我的小说并没有发表，杂志社连稿都没退。不过，现在我也并不认为那是篇好小说，当年我认定只有悲剧才有意义，于是让主人公一波三折地倒霉，把所有的路都堵死，把希望统统毁掉；现在想来，那不过是赚人眼泪罢了。

现在我不打算写小说了。作家毕竟是个哗众取宠的行当。在真实的生活中陷得越深，离写作也就越远。如今我相信，一个作家，只不过是把一些事情写得更耐看一些而已。崔威曾跟我说过一个有关尼采的故事：这个自以为给德国奉上了最好哲学的“超人，”这个动不动就高屋建瓴的作家，有次乘火车去意大利的都灵，在中途一个城市换错了车。结果“超人”被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挫折搞得气急败坏，发誓再也不出门旅行了。

3

高桥镇这地方有两座山，一南一北，分别叫北山和南山。涂河从两山之间由西向东穿过，绕南山朝东南方向弯折，再流十几公里，便汇入长江。在那个汇入点的南岸，有个大城市——就是那个南方的N城，当年我念大专的地方。

高桥镇座落在北山向阳的山坡上，面对涂河。一条公路由山坡上穿过，由西向东，与涂河平行，在镇的东侧也像涂河一样向东南弯折，沿着涂河的北岸直抵长江，再穿过一座桥便达N城。公路在高桥镇西郊也像涂河那样绕着北山折向西北方，落入巨大的丘陵地带。高桥镇中学座落在高桥镇的最西端、公路北侧、北山西北部一块平缓的坡上，几乎落在镇外，只是近来来公路上来往车辆颇多，不少镇人沿着公路开了店铺，从镇里一直延伸到镇外，已经接近中学南大门，这么以来，学校附近才热闹了起来。我和崔威住的鬼屋在中学的后门外，又偏西北，是在高桥镇和高桥西村的交界处，离学校后门有上百米，离那些热闹的店铺就更远了。

在北山和南山之间，有一座桥，叫高桥，人说高桥镇就是因为这座建在北山和南山之间，高高地端踞在涂河上的桥而得名。但是六八年塌掉的那座老桥并没现在这么高——这从涂河两岸废弃的旧桥基就可以判断出来——而是矮敦敦地趴在涂河上。另一个说法是，这里的人大多姓高，而且又恰好有座桥，所以叫高桥。还有的说，这地方原来叫高家庄，后来发展成了高家镇，再后来建了座桥，起名为高家桥，贯通了涂河两岸。随后很多外地人来此定居；这些外地人认为不能什么都是高家的，就鼓动把高家桥改名为高桥，再改高家镇为高桥镇。

虽然高桥镇人对高桥镇的来历各执一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镇上高姓人极多。高桥镇中学的校长姓高、高桥镇镇长姓高、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也姓高，连这里的公鸡，破晓打鸣也是“高高——高噢——高高——高噢……。”

高桥镇只有一个权倾一时却不姓高的人——当时的黑社会头儿刘金祥；但他几年后被抓起来枪毙了。

高桥镇的那座桥并不很重要。穿过高桥镇的公路只从涂河北岸擦边而过，并没有向南穿过高桥。因此高桥尽管一桥飞架南北，却算不上要道通衢。穿过高桥向南，你只能抵达几个平庸的小镇和一个小县城，其余全是小乡村。有人说，既然高桥曾经垮掉过一回，大家心有余悸，它便像个失足青年似的没人肯信任，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斗胆过桥去南岸，这导致了涂河南岸一带发展的停滞。不过，这些说法都真真假假，不能算数的。

南山仍旧是一座完整的山，高桥镇那些年的高速发展、大兴土木并未越过高桥而波及南山。但是高桥镇的南山并不“开遍红牡丹，”^[1]那里算得上好看的植物只有野蔷薇、雏菊、蒲公英、马尾松等几种。夏初野蔷薇开放时，这一丛，那一丛，粉红一片，漂亮极了，比城里卖的大朵的玫瑰、月季之类要动人得多——我可不是矫情，它们委实要比城里的玫瑰月季动人得多。南山上还有一些野板栗树。在夏末秋初，板栗还没有成熟之前，就被孩子们摘光了。

[1]河南民歌《编花篮》：编、编、编花篮，编个花篮上南山，南山开遍了红牡丹，朵朵花儿开得艳……。

 

武老师对南山开始感兴趣的时候已是中秋之后。那是十月上旬，南山上盛开的野蔷薇早就凋谢，野板栗也被摘光了，许多树和灌木都在纷纷往下掉叶子，只有马尾松还矜持着，偶尔吝啬地丢下几个空空的松球。

我对武老师说，南山上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落叶。可武老师还是坚持要上南山。这可以理解，我初到任何一个地方，倘若那里有座山，而且我有时间，我总会上那里看看。于是我就陪着武老师上山。

尽管山风一吹，树叶子就呼呼啦啦地往下掉，武老师的兴致还是很高。她穿着高跟的深棕色皮鞋，紧绷绷的天蓝色牛仔裤，纯白的女式衬衫(衬衫的领子上还镶着棕黑色的花边)，在铺满乱石的山道上一拐一拐地、花枝乱颤地走着。彼时艳阳高照、昱光流彩，正是下午一、两点钟，我体内的荷尔蒙和周遭的温度都达到最高值。

我们回头朝北山望去，密密茬茬的树和灌木，金黄、暗绿、赭红……，这些色彩流动不羁，相互渗透，相互亲近，但是又恰到好处，并不相互僭越混合。

南山不是一座很高的山，我们走走停停，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山顶。山顶是一个平台，因为长着茂密的树木，看不出到底有多大。我们分坐在两块石头上，武老师的那块石头有圆桌那么大，我的只比洗脸盆稍稍大些。

休息一会儿，我们就站在山顶上四下里看：从高处望去，涂河是一条青白色缎带，从远处丘陵的蒙蒙雾气中伸出来，绕山转流，穿过一座桥，然后沿南山脚下折身，朝东南蜿蜒而去，又消失在雾气中。一条公路，与河平行，像一把灰色的折尺，弯折两度，丈量着这条缎带。回身朝南山东南坡望过去，山腰里有一小片碧绿色的湖水，在一片秋色之中，犹如一块失落的玉。武老师说那块玉真美，要到那里看看。我告诉她，那湖后的树林掩映之中是一块墓地。“前有明湖，后有暗山。”

 

后来武老师在南山的山顶上发现了一只躺在碎石间的椭圆形带刺的东西，她坚持说那是一只死掉的刺猬。我对她说那是一只栗子。她不信，她说如果那是栗子，她就是埃及妖后克里奥裴特拉。我用一块石头敲开了那个刺猬似的东西，里头随即蹦出一小把光滑油亮的野栗子。

原来栗子是长在刺猬里的啊，武老师兴奋起来，开始满山遍野地找栗子。

这山上的栗子比武老师所期望的要少得多，确切地说，除了武老师无意中发现的那个，我们简直就没有找到第二个。

栗树我还是认得的，我建议改为在树上找。找了很久，我们才在山南坡的一棵栗树上发现了一只栗子。它悬在树冠中央的一根枝条上，就算我伸长手臂，垫起脚，离它还有一里多远。我决定放弃，我跟武老师说我不会爬树——其实我会，只是当时我突然就没了兴趣。

可武老师是个兴致勃勃的人，她果断地甩掉她那双棕色皮鞋(那两只女式皮鞋像两只山兔，“倏”地一下窜进半枯半绿的草丛里去了)，挽起袖子，开始上树。

武老师双手抓住最矮的一根枝桠，朝后退去，然后双脚一蹬，微微蜷起身子朝前荡去，荡到最高点，身子一斜，用双脚钩在树枝和树干交接的部位，一转身便神奇地蹲在树枝靠近树干的部位。

“武老师，当年练过体操？”

“练过几天。”

武老师抓住更高的枝条，扶着它站起身来，尽量伸出手去，腿打着颤，够着了长着栗子的细枝。她折下细枝，把栗子撂下来，那个生满硬刺的东西砸在石头上立刻爆裂开来，野栗子们在跌地上东逃西窜。

“小赵，快把它们捉住！”

“哪儿捉去？都跑光了，”我打趣道。

武老师自己却下不来了。她狼狈地蹲在最下边的那个枝条上，不知如何是好。那根枝条离地面只有一、两米高，武老师是荡着它上树的，按说也能荡下来。可是树下全是大大小小形状古怪的乱石，她要是从树上荡下来说不定就不能保持身子骨的完整。原来武老师并不会爬树，她只会荡树。

看着武老师上得去下不来，我不禁幸灾乐祸起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武老师红着脸，气急败坏地朝树下说，男孩子，就会幸灾乐祸。

我要武老师趴在那根树枝上，手抓紧，放开脚吊下来。可她不干，她说那会刮坏她的衣服。也对，武老师要是敝衣烂衫地下到高桥镇，真说不准人们会怎么想。可她上树的时候就没考虑过刮坏衣服的问题。

我对武老师说，那你就在上头蹲着吧，我到镇上去给你拿个梯子来，转身就往山下走。她急了，别走，小赵，你不就是梯子么？

武老师当然不能像个猴子似的蹲在树上等着我去拿梯子，倘若她在树上给人撞见，一定非常尴尬。看来只能另打主意。武老师踩着的那根树枝不到两米高，我伸手上去就可以够着她。我同时想出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双手攫住她的两腋，她一跃而下。我以前把我的小外甥女——我表姐的女儿——从树上弄下来，就是这样做的。当然，她人小体轻，甚至不用她跳，我就掐住她的胳肢窝，把她像猴子一样从树上搬下来了。但是掐住武老师的胳肢窝好象有点不成体统。另一个方法是我攥住武老师的腰，让她扶着我的肩膀跳下来。可是……。

我正犹豫着，武老师说了，小赵，来吧，抓住我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腰。

我就去双手攥住武老师的腰，心里头敲响了十面架子鼓，嗓子眼里堵着棉花。武老师生的是杨柳细腰，我两手几乎能合拢。她抓紧我的双肩，还是迟疑不敢往下跳，屏着气，哆嗦着，全没了上树时的风采。

后来她鼓了鼓勇气，跳下来，重得像块石头，朝我怀里一冲而下。我们。

我们就在南山上接起吻来。

4

我和武老师大约在黄昏前后下山，下山的时候我们一言不发。彼时红彤彤的太阳正朝远处的山峦迅速跌落下去。一大片一大片的云彩被高天上的风撕扯着沿东西方向极尽伸展，并且被涂染得色彩纷呈，橙红、酱紫、浅灰、土黄……。山风初起，每阵风涌动之时，漫山的乔木便像落败的军队，丢盔弃甲打着哆嗦一路奔逃。而风止时，在某个瞬间，万树静默、纤毫不动，一片叶子也不落下来，只听到我们自己的呼吸和从疏枝密叶的缝隙传来的秋蝉干巴巴的嘶鸣。

这是一九九三年十月的事情。我和武老师下了山，便几乎没再见面。

实际上，下山之后的第三天，我到武老师的班上听了一次课。我还是那样支着下巴想入非非，但武老师像没见到我似的，只顾轻声地讲她的课，上完课也不跟我打招呼。我觉得很没意思，就不再去了。其实武老师的班上早就不需要我和崔威去轮流 “压阵” 了，崔威已经从 “在粮站工作的那个人” 那里借了把伞，将大专班罩住了。高校长的目的已经达到，他灵机一动的念头变成了现实，可以安心地擦他的桌子了。一切恢复原状，只有南北二山上的树叶子继续往下掉，在变成秃顶。

武老师十月底回省城也没跟我道别。

 

我再次见到武老师已是一九九四年春天，大概是清明前后的样子，因为我记得那阵子老是下雨，清明前后是高桥镇的绵绵雨季。那天我正坐在数学教研室里打瞌睡——头天晚上我跟崔威聊天，一夜未睡。但我打瞌睡不仅仅是因为一夜没睡，其实我能够连续四十八个小时保持精神抖擞——假如真有什么事令我振奋——这是我上大学时练出来的本事。可是数学教研室没什么能叫我振奋的。我刚来的时候，跟我同在一个教研室的另外三个教师还一本正经地谈教学和天下大事。当我们一天天熟悉起来，他们的话题也就朝家长里短回归了。

他们的家长里短肯定比武老师的要乏味的多，我和他们共事两年有余，现在却根本记不起几个有趣的话题。只有一个话题，多年后还能从我记忆中信手拈来。那是关于学校办公主楼前的那条石板路的。这条路在一九九二年我来高桥镇时正在被翻修，据说要修成一条水泥路。但是从我到高桥镇的头一天起直到我离开那里，这条路反复被翻修着，总也不能完工，像个屡试不第的复读生。茶余课后、政治学习，但凡有谁提起那条路，大家就热火朝天地讨论一番，从校长的领导能力到工头的诚信度到民工的劳动素养再到高桥镇的世风民俗，大家统统加以剖纤析微和冷嘲热讽，个个露出自作聪明的神色，摆出玩世不恭的腔调。这些剖纤析微归在一块儿足够出一期学报，而冷嘲热讽汇齐了足够让一个文学月刊连载半年以上。与此同时，一群附近乡村来的民工，在一玻璃之隔的窗外西西弗斯般地瞎忙活着。窗里窗外，动嘴动手的两拨人全都不屈不挠，我几乎要由此悟出“耗散结构”的题中之意了。崔威把这条路定名为“西西弗斯小道，”并且嚷嚷着要去订一块路牌插在那里。

武老师的到来一点戏剧性都没有，她热情地向每个数学教师问好，跟我从容地握手，就像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那时我的高三学生一天天临近高考，晚自习的时候我经常要去看看。武老师的教室离高中部不远，我便常常拐到武老师的宿舍小坐。我经常九点钟左右来拜访武老师，彼时她的学生大多离开了教室。而高三学生通常要秉烛夜读至午夜以后。

那阵子天气不好，经常下雨，但是到了傍晚时分通常会转晴，晚上甚至可以看到月亮，听见一些昆虫爽朗的鸣叫。武老师的窗户是东西方向的，风顺顺当当地穿过室内，像个不速之客，吹得教科书沙沙作响；武老师会忙不迭地找个茶杯压住。在我的记忆中，那风并不是“和煦的春风，”而是稍有些寒冷。它们一阵阵透进衣内，像护士用酒精药棉一下一下地擦着你，每一下都在你冷得无法承受前一瞬间突然收止住。这风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甚至让你对生活和未来也生出些许幻想。武老师把窗子全都打开，有时让门也大开着，我就更不客气地在里面抽烟了。四月份我自己有不少事要忙，所以我在武老师那里并不坐很久，随便聊一回儿就走了。

五月中旬，我的时间稍微宽裕一点。有两个周末，我跟着武老师去了省城。我以前从来没去过那儿，省城对我来说很神秘。在我当时的那个年纪，每一座我不曾去过的城市都是神秘的，她们的名字激起我无穷的想象，这些想象五花八门，但都是光鲜、明亮、热闹、甜美的，我每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自己神往的城市的名字，就做一个深呼吸，仿佛能把一种活力注入体内。

我和武老师每次都是在早上搭车进省城。然后武老师领着我在一些街区溜达。下午武老师去看女儿，我就更是漫无目的，四处闲逛。

那个城市的东部有一大片漂亮的别墅，是新富裕起来的阶级住的地方。也有机关干部住的那种小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武老师的XX工学院座落在那个城市东部的学院区。学院区是城东最寒酸的地方，但是那一块也被看作这个城市最文明的地方，而城西则是汽车站、火车站、工厂区和职工宿舍。那一带，尤其是火车站附近，老是兵荒马乱的：沸沸扬扬的建筑工地、人头攒动的候车大厅、随便摆在人行道上的小摊，横冲直撞的出租车、自行车，卖水果的板车和丢弃在人行道上的果皮，油乎乎的小饭店，神秘的发廊……。

对了，那些发廊，你只要一经过，坐在门口的浓艳女人便朝你热情地招呼。有时我停下来和她们搭讪，武老师总是红着脸把我拉走。

有一个周末我邀武老师去了N城，N城离高桥镇很近，坐公共汽车只消半个小时就到了。毕业快两年了，我还是头一次回N城。我带着武老师在最繁华的商业街上晃荡。鱼儿又回到水里。

我和武老师看起来倒还般配。我比武老师高半个头，瘦削结实，长得不算难看，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武老师长得很好看，十八九岁的样子，一望便是一良家妇女。

武老师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对一些亮晶晶的小玩艺儿极感兴趣。她在街头每一个卖玻璃佩饰之类的摊子前流连，挑挑拣拣却啥都不买，有时我掏钱要给她买，她很坚决地制止了。在一家百货商场的底层，她在那些钻石、金银、宝石等等劳什子首饰柜台前兢兢业业地研究着、大惊小怪地赞叹着，鼻子都快粘在玻璃柜台上了。

这种玻璃柜台的高度都很混帐——倘若再高半尺，女人们观察起首饰来会更方便，就不用弯腰伏身了。这柜台故意设计得低低矮矮，让武老师伏着身，保持着那么性感的姿势。你想想，如果你旁边有个漂亮女人，以那么煽情的姿势伏身在熠熠闪亮的珠宝之间，你能不动心，能不想给她买点什么吗？

当时我口袋里只有两百来块钱，银行帐号上只有一块钱(我企图把那一块钱也取出来，可是银行不让)，假如我给她买一只哪怕最小的铂金戒指，我也一定破产。看着武老师煽情地、大惊小怪地趴在那儿，我忽然觉得欠她点什么，于是决心让自己破产了。

当柜台小姐灵巧地伸手去取一只铂金戒指时，武老师立刻发现了我的企图。她对小姐说，不要这个，那个吧。她指的是一根细小的银项链。

出了商场，几步远就是冷食店，武老师说，好了，这回该我请客了。我说我早就下了破产的决心，你就让我破产好了。

武老师要了两份蛋筒冰激凌，毅然附了钱。她那只粘在柜台玻璃上的小巧鼻子又粘在洁白的奶油上了。

5

在南方的那个城市，我和武老师走在街上。她左手拿着一只蛋筒冰激凌，右肩背着一只乳白色坤包，顾盼神飞。我则一副很放松的样子，吊儿郎当地走路。其实我对逛街可没什么兴趣。我喜欢热闹，却并不喜欢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答，假如不是陪着武老师，我一定找个大排档去喝酒、抽烟、看来来往往的姑娘。

武老师却不知疲倦，领着我走街串巷，把百货商场逛遍，劳什子摊子看了，吃了一堆的冰激凌和炸肉串，最后又在一家电影院门前张望。武老师很容易地让电影海报的广告词给打动了，于是要请我去看电影。我不怎么喜欢看电影，可是喜欢武老师，几乎毫不迟疑地同意了。

在电影院里，我们坐得很近，周围又是漆黑一片。武老师坐在我的右边。我有一只右手，搁在扶手上；她有一只左手，也搁在扶手上，它们也靠得那么近……。

“……她用一片叶子把你粘住/藤子就越想越长/藤子伸过旷野朝花哭去……” （李亚伟：《塔》）

藤子伸过旷野，朝花哭过去了。

电影是个很有名的好莱坞老片，讲的是：有个年青英俊的男剧作家，在一九八零年的某一天忽然遇到了一个老太婆。那个老太婆把一块怀表交到这个剧作家手里，用幽灵般悚然的声音说：“回来吧——”，过后便消失了。这个男剧作家四处访查，发现这女人就是刚刚死去的一位著名女演员。于是他来到了一个旅馆的一个神秘的房间，在那里自我催眠，穿越时空，回到了六十八年前，也就是一九一二年，和正青春妙龄的那位女演员相识相爱——那块怀表便是他们的定情之物。正当他们海誓山盟、尤云殢雨的时候，男主角不幸从衣兜里摸出了一枚一九八零年的钱币——这下坏了，他被无情的时间立即送回一九八零年，留下女主角在一九一二年绝望地哭泣……。

当时我三心二意，电影的情节只能记得个大概。说实话，我着实被打动了。在这部片子里，导演反复配上拉赫曼尼诺夫的那首《帕格尼尼狂想曲》。此曲原本浪漫奔放，颇有田园风味，令我联想到原野、海浪、月光、乌托邦、罗伯特 · 欧文；但是看了电影，它便和那桩倒霉的爱情联在一起了，以后每次听它，都不由得黯然，仿佛看到时间——这爱情的最大敌人——正把世上每一对有情人生生拆散。

武老师看了电影，又是哭哭啼啼的，于是我便努力地把它说得一无是处。我说，这电影该叫《黄粱一梦》才对；写这个剧本的人准是个潦倒作家，长得也肯定跟多数作家一样是臭八怪。我还说，有五种常用毒品：大麻、鸦片、可卡因、海洛因、好莱坞。可武老师还是哭哭啼啼。

6

那天看完电影太晚了，当我们来到位于N城北郊的汽车北站，发现最后一班开往高桥镇方向的车已经开走。我们只好住进北郊的一个大学的招待所。我们“各住各的；”我住在一个三人间里，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武老师住在一个两人间里，里面也只有她一个人。

我们都住在二楼，我在二零四房间，她在二零三或二零五号房间。我揣测整个招待所可能只有我们两个客人，因为一楼的楼道口有一大帮子服务员围着桌子在打麻将，吵闹声和麻将的呼啦声在二楼都历历可闻却没人提意见。

我睡不着，但不是因为他们打麻将。我在读大专时已经习惯了这种吵闹，你就是拿面铜锣在我耳边猛敲，我照样能酣然入梦。我睡不着是因为窗外的月亮。那天月亮高高地挂在中天，像半块摔烂的细瓷碗。

月亮是最教人发愁的星球，尤其是在她只有一半的时候。这么想很傻——月亮就是月亮，上头是千疮百孔的环形山，甚至连那冷森森的月光都不是她自己的。可那又怎样？假如哪天我上了月球，在那里烟尘滚滚地走上几个来回，回来后我望着它肯定还是会神往。“一百个秋天我望着，你柔弱的圆；一百个秋天我望着，你岛屿之上的弯……。”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

有一天雅文对我说，在英文里，垂柳是“weeping willow，”也就是“正在掉泪的柳。”那是夏天，我和雅文正从N城西郊公园的一株垂柳下经过，我抬头望望葱绿茂盛的枝条，觉得这说法毫无道理。等我们走出很远，我回头又瞅了一眼那棵柳——坦白地说——我心里一哆嗦。

我们中国人的柳要明丽得多，至多不过“郁郁园中柳。”我见到的柳，从不会悲伤哭泣，直到那天雅文对我说，垂柳是“weeping willow。” 草木到了浓郁极盛的时候，就容易给人一种沉郁甚至忧郁的印象，不单垂柳如此，这是我后来的发现。

那天在公园里我们呆到很晚。在完成初恋情人所有的规定动作之后，我莽撞地犯了规——我并没有走得太远，只稍稍犯了规，雅文却哭起来，搞得我不知所措。

 

我正胡思乱想，忽然听到敲门声。我打开门，是武老师。

武老师一边进门一边说：“他们真吵。” 我说，是啊，这家店简直遭透了。

我给武老师也给自己沏了杯茶，便一人坐在一张床上，隔着一只土黄色的床头柜聊天。起初我们都有些尴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甚至有几分忐忑不安，一个劲地喝茶。

“武老师，你的学生好对付吗？”

“还好，挺老实的。”

“老实，他们鬼着呢，你要是露一丁点怯，他们立马就爬你头上去了。”

“你的学生不也服你吗？”

“他们服老教师、年轻但厉害的男老师、和漂亮的女老师。”

“我老啦？”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您刚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您是个小姑娘呢。”

“你奉承我。”

“没有。”

“老了、老了，”武老师摇头，“老了——那些学生也蛮可怜的，说是上大学，可窝在中学里和一堆小孩子混在一起，还要交那么多学费。要是在省城，这些孩子都该成双成对逛大街看电影了。”

 

武老师的学生在那次小流氓骚扰之后又出了一件事。那是去年武老师回省城后发生的。武老师说“那些学生也蛮可怜，”我以为她知道这事，一问才知道她全然不曾听说。武老师要我赶快讲讲。

那是93年元旦，xx工学院高桥分校的四十几个学生搞了个元旦晚会。他们将教室里的课桌搬到四周，不知从哪儿借来一套音响、一台彩电、几只麦克风，搞起演唱会来了。给他们代课的两个教师都回省城过元旦去了，只有这些学生在自娱自乐。我经过他们的教室去照看高三学生晚自习的路上，还见他们兴致高昂地在唱卡拉OK。 我在高三的几个教室里呆了一个多钟头，就听见外面人声鼎沸，还夹着哭声。我的学生和我都坐不住了，涌出门去。我看到络绎不绝的中学生朝大专班那边汇集。大专班门口和窗外已经围拢了一大群人。门是关着的，我来到窗口，朝里一看：一个钟头前还兴趣盎然地卡拉OK的大学生——三四十个男生和五六个女生——现在正围成一圈，放声大哭呢。

我正犹豫该不该去敲门，教导主任来了，砰砰砰敲了一阵，见无人搭理，就来到窗口，冲里面吼：“唐楚金！你出来！”——唐楚金是这个班的班长。

里头的哭声骤然停止了，教室外看热闹的交头接耳的声音顿时被放大了几个分贝，把说话的人自己都吓了一跳。大家也顿时噤了声。一时间整个教学区安静地像放了假。

唐楚金开了门，教导主任进了门，我也跟了进去，日光灯下看到一群眼泪汪汪的大学生。

唐楚金说他们正在举行大哭比赛。

教导主任问，唐楚金，谁出的主意，谁带的头，你？

唐楚金答道：“不知道是谁，有人一说出来，大家就响应了……。”

我看到我的学生还趴在窗口看，就出门将他们撵走了，自己也回了宿舍，教导主任如何教导或者开导，我不得而知。几天后，校方就在“学生十不守则”里加了一条：“不在校园内举行不健康的比赛。”为了仍然凑成“十不守则，”就把原来的第十条“不戴首饰不化妆”拿掉了。

武老师听了我的讲述，又是长吁短叹。

我告诉武老师：“其实 ‘大哭比赛’ 的点子就是唐楚金出的。那天晚会开到中间，高校长应邀到场讲了几句话，坐了五分钟，还唱了一曲《我的太阳》，‘噢，多么辉煌……。’ 等高校长走了人，大家一致认为高校长唱得比哭得还难听，但听到高校长唱歌，也算开天辟地头一次。于是大家学着高校长的调门，东一声西一声地唱，‘噢，噢，噢，多么……。’ 唐楚金灵机一动，说干脆咱们来个大哭比赛得了。“

“唐楚金这人的确有点与众不同……我和崔威经常光顾他家的小杂货店，跟唐楚金一来二去就熟了，有时还顺便坐店门口的茶摊上喝杯茶，跟小唐或老唐聊天。我刚来高桥镇的时候唐楚金高中刚毕业，没考上，在家补习了半年，坐不住，就跟几个同学下广东去了。干了几个月，几个人又陆陆续续回来了，赶上九三年高考，还是没上线，就读了你们的自费班。”

“唐楚金是第一个从广东回来的，变得垂头丧气，比崔威还愤世嫉俗。他在一玩具工厂里找了份工，老板像只猫天天在四周转悠。有一次厂里丢了东西，老板叫人将厂房门关了，挨个搜身，搜到他这里，他不肯，老板就呵他下跪，不下跪就打。后来东西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了，老板不但没道歉，还把他开除了。“

“他说当时连想死的念头都有。”

“更觉得他们可怜了，”武老师说。

“武老师，小流氓闹事那次，据说当时唐楚金抱住那人胳膊，冲同学喊 ‘上！’ 结果三十几个男生没一个敢动的，真这样么？”

“真这样。”

到后半夜，招待所一楼传来的麻将声和喧哗声渐次稀落最后消失，服务员们一定是去睡觉了。窗外寂静得很，抬头已看不到月亮。武老师和我都喝了很多的茶，半点睡意都没有。

“小赵，你跟雅文是怎么认识的？”

7

1991年的元旦前，我们系也操办过元旦晚会。那时我们大专入学不到半年，是我们的第一个元旦。彼时雅文是“文体委员，”到处撺掇大家出节目。她也不能自外，提出要和一男生跳“双人舞。”

我们班的艺术细胞本来就不多，就是有也多半发育不良。要搞什么双人舞更是没门儿，要一个理科男生在众目睽睽下翩翩起舞扭腰送臀，这心理压力重于泰山——我们周末在校食堂改成的舞厅的昏暗灯光下还不敢请女同学跳舞呐。

那天雅文来男生宿舍收集节目，起初大家还挺合作。雅文身穿粉红连衣服裙端坐一间寝室中央；我们东一个西一个或坐或站将她团团围住，挨个向她表白，说自己的艺术细胞不够上台表演，只够丢人现眼。有时也互相揭发，说谁谁爱在厕所里吼两嗓子，谁谁谁会变魔术，谁谁学马三立像着呢。

后来雅文问大家谁愿意跟她跳“双人舞，”我们就嘻嘻哈哈起来。雅文用直勾勾的目光朝每个男生脸上扫射一遍，大家就四散奔逃了。

班长刘雄也跟大家一起往外逃，不幸被雅文喊住了；大家灵机一动，又纷纷凑拢过来，七嘴八舌地把刘雄描绘成我们班最好的“搬运夫。”

“搬运夫”是我们给经常出没于各大学的周末舞会、并且经常更换女朋友的男生起的雅号。

一般来说大学生到了两年级才开始吊二郎当，可是刘雄才念几个月的大专，就成了搬运夫，进步未免过于迅速。刘雄有一次透了底，说当年读高中的时候他就开始搬运啦；他们A省的少数民族人口多，高考分数线低，他成天搬运还差点儿考上本科。大家听了都羡慕得要死。

我们还有一个跟“搬运夫”类似的词，叫“码头工人。”“码头工人”的特征是：他们动不动就跑到公交车站台上去等女朋友，风雨无阻。

刘雄嘟嘟囔囔推辞，最后还是答应了。“跳就跳，咳，谁让俺是搬运夫呢！”大家都一脸坏笑，心里却嫉妒着呢——雅文长的不难看，真便宜了这小子。

元旦临近，雅文天天跑到我们男生寝室来跟刘雄练舞，还带来个双卡录音机。这双人舞是雅文自己编的，雅文录了一首歌，是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雅文和刘雄练舞，我们就围成一圈幸灾乐祸地看。当谭咏麟开始唱“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面对面站着的雅文和刘雄就抬起手向对方伸过去，同时各自朝后退去，手指对着手指，姿势仿佛米开郎基罗《亚当的诞生》（The Creation of Adam）里的上帝和亚当。接着，两人停步，谭咏麟唱“无须，为我假意挽留，”刘雄便朝前走上一步拉住雅文的手腕，而雅文假装挣脱。接着，两人将手收回，捂住胸口，转体三百六十度，这时谭咏麟刚好唱到“如果，情是永恒不朽”……。

他们两个一遍又一遍地练，磁带也一遍又一遍地放，那几天大家满脑子都是《爱在深秋》《爱在深秋》。一天下午，我在水房洗衣服，洗着洗着就哼起这首歌来了。“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水房是几个寝室合用的，有两间寝室那么大，除了几个水笼头，空无一物，音响效果特好，天生它才必有用，大家洗衣服的时候都禁不住要喊几嗓子。

等我唱到“回忆，在记忆中的你，”雅文正好经过——练舞来了。她说，赵，你没跑了，你伴唱。不成，我半心半意地推脱。

你，雅文朝我走过来说，给个面子吧。在说 “给个面子” 的时候，她握住我的拳头，摇了两下。当时，大冬天的，我的拳头已经被冷水冻得像两只铁做的门把手，被她刚从衣兜掏出来的暖手一握，“咯噔”一声，一扇门就打开了——我同意了——尽管我对那肉麻的“双人舞”反感得要死。

后来演出的时候我有好几次看着雅文跟刘雄的动作忍不住要笑，歌也差点儿唱跑了调。再后来，1992年元旦，雅文依旧是如法炮制，搞她的双人舞。这次雅文要我伴唱的是当时最流行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还是雅文和刘雄面对面朝对方伸出手去，然后朝相反的地方后退、后退，还是《亚当的诞生》——“爱到尽头，覆水难收。”

两个人各摸着自己的胸口转体一百八十度——“爱悠悠、恨悠悠；”

“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抓住手腕子——挣脱。

“才又想起你的温柔”——右手按住额头表示“想起”……。

“……”……

“付出~我，所~~有~~~~”——刘雄双手捧向前，做乞讨状

 

元旦过后是春天，春天过了是夏天。91年的暑假是我离家念书的第一个暑假，我没有回家。在暑假里，雅文要我教她学游泳。我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留在N城的，我是不想回家。世界上有两个地方最难过，一个是车站的侯车室，另一个是家。在车站，倘若你早到了两个小时，你就得等两个小时，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你不能指望车会早开半分钟；在家里，如果你跟父母话不投机，你也只能忍着，无可奈何，你不能指望像在学校一样跟谁打一架，或者扭头就走。家、候车室，这两个地方都让你彻头彻尾地受制与人，无法解脱。

我和雅文在N城西郊公园内的湖里游泳，那是个大湖，浅水的部分用一串栏杆拦住就成了一个游泳池。我要求雅文抓住栏杆，将自己浮起来，学着用双腿蹬水——我认为这是学游泳的第一步。雅文蹬了一会儿水，觉得无聊，就套上游泳圈在水上扑腾。我看雅文并不像块学游泳的料，就一个人攀过栏杆，朝湖中心游过去了。

跟雅文在一起，我老是觉得无话可说，她的世界属于明星绯闻、名牌衣饰、托福考试、健美操和外企工资。我的世界却是模糊不清、无所谓、漫无目的；上了大专之后，我几乎从来不想两年以后、甚至一年之后我将做什么。

打小以来，我的每一个目标都成了一次失败：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想做个三好学生什么的，我的成绩那时很不错，最后一关——同学们的举手投票我也通过了，但是班主任把我拿掉了，她并没有向我们解释，也许她有足够的理由，可是我觉得她挺卑鄙，装模作样搞“民主”。后来我不在乎“三好学生”什么的了，我渴望考上重点中学，但我没考上，这是我的错，那时我已经开始东想西想，不误正业了。初中时我企望考上重点高中，高考时我想去读电子工程，所有这些都不曾实现，我从来没有好好听过一堂课，但凡老师一进教室，我的脑袋就开始跑马。整个高中，一个想法经常缠着我：宇宙是有限的吗？如果是有限的，那有限之外又是什么？如果宇宙是无限的——想到这一点都觉得痛苦；有无限多个“宇宙，”有无限多个星球，或者无限大的空间，这是什么意思？无限本身是无法理解的。可是，有限，不也是叫人琢磨不透吗？有人说在大爆炸之前“宇宙”只是一个点，这个说法更让我受不了，这个“点”在无穷无尽的虚无中？什么是无穷无尽的虚无？“无”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吗？那么由“无”中生出的“有”也变得不可思议了；我们的世界，为什么要是这个样子的呢？为什么不是别的样子呢？一想起这些问题，就搞得我心神不宁。存在与不存在都令人生畏。

“得到”使人幼稚，“未得”使人成长，我的每一个目标都失去了，但是我却长得很大——也许只是我自己这么认为。现在回想当年要当三好学生之类的念头，就觉得十分可笑，十分肉麻，可是当年那追求着实是一本正经的。人生每经过一个阶段，回头一看，从前看得最重的东西往往变成最可笑最让你脸红，犹如文人的悔其少作。这个经验本身就很泄气，你会慢慢变得老于世故不轻易对任何来自内在的或外界的看似美好的目标所打动。

很多年后我知道，早在这个世纪二十年代，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就探讨过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无限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存在的，对无限的任何涉及都是不可靠的。由此，数学可以区分成只包含有限的成分的真实数学以及包含非有限成分的理想数学。希尔伯特认为包含非有限成分的理想数学中的所有理论都是纯形式的系统。他试图证明这些纯形式的系统既是相容的又是完备的，从而将数学从悖论的威胁中一劳永逸地解脱出来。然而十年后，奥地利的哥德尔就证明，形式系统不可能既是相容的又是完备的。

关于有限与无限的思考能引出如此众多精彩丰富深刻的东西，这些是我成长的那个环境不可指望的。假如我拿无限和有限这类东西去麻烦我的老师，他们会先问“你是优秀生吗？”如果你不是，那就是你的脑袋有毛病。如果你是，他们会模棱两可，不着边际地说上一通，最后劝你好好读书，考上清华什么的，别东想西想，别成绩一好就傲气实足，钻牛角尖。总之，他们总认为你拿这类问题来，是在冒傻气或者不怀好意，你的神经系统或者道德系统大有问题。最后你就干脆怀疑自己的道德或者神经了。直到有一天，你在图书馆或在一个旧书摊上翻到一页，赫然发现那个你一直思考的问题早就有很多人琢磨过，并且已经走出百步千步开外，顿时觉得五味杂陈百感交集。那些琢磨过这些问题，并写下弘深巨著的人说不定早就作古，而你却还在怀疑自己的神经是否正常。

就我成长的那个环境而言，真正的学问有如“丁香一样的”姑娘。那姑娘在高山上，在神秘的山洞里。你要经过一道道关口，过每一道关口的代价是阉割你一次，最后你终于来到洞口，芝麻开门，可你已经被净了身，去了势，你“干干净净”了。

 

游到湖中心，我听到雅文的呼喊，就折了回来。雅文远远地埋怨，说我不该违反公共规定，越过栏杆朝深水处游。

我返回栏杆以内，站在齐胸深的水里发愣。这时一股冷流从水下涌来，绕着双腿打转，上升，将周身包裹在酒精里；过了一会儿，是一阵暖流——如此平静的湖面下居然也有冷暖变幻。那股冷流把雅文撵上了岸。她站在鹅卵石铺就的岸上，背对着我，也背对着下午明亮的阳光，伸手理弄一头秀发，柳腰微微扭向左边，站成一个“K”字形。湿露露的黑发粘在她的脸上，使脸蛋儿看起来更为小巧妩媚；举起的右臂，腋窝下露出一小丛细软的东西，阳光透过它们，被折射得五彩缤纷；淡紫色泳衣和光洁润滑的四肢浑然一体，看上去柔泽如玉。

我就这样爱上了雅文，爱上了她的背影，心甘情愿做了她的码头工人。

8

一九八一年，武老师从省城的一所大学毕业，那时她二十二岁，她哥哥二十八岁，她的男朋友、也就是现在的丈夫当时是二十四岁。那个暑假他们三个人结伴乘汽车回R市。他们都是R市考进省城的。武老师毕业了，被分回R市，她的男朋友也毕业了，留了校。而她的哥哥却刚读完二年级（是妹妹先考上大学。）

回家路上，只抢到一个座位，自然是武老师坐。哥哥一路护着武老师，挡住了她的男友。后来她的丈夫抱怨：“那时候令兄把我当个贼似的，动不动就挡在你我之间。”

武老师没告诉他，实际上直到现在，她哥哥仍把他当作一个贼。一个把他妹妹用花言巧语骗走了的贼。

她毫不怀疑，那时他委实爱她。他为她写诗：如果你是洁白沙滩/我要用爱/将您浸润/如果你是一汪秋水/我愿做你岸边蒿莱/伴您整整一生/如果你是瞬息万变的天空/我会凝望着您/直到/目不转睛。

这样的感情你抗拒不了，武老师说，况且，一个女人要是拒绝这些，那她到底要找什么呢？

看了这诗，哥哥撇着嘴说，别信这个，一时冲动，假的，男人都这样。

她当然不相信这是假的，她现在也不相信，尽管现在他已不再目不转睛——任何一个打他身边走过的漂亮的陌生女人所获得的注意，都比她一个月所得加起来还要多。再没有激情，再没有战栗狂乱的性，再没有滚烫的诗——那些诗，即便是平庸之作，却篇篇将纸页烧透，唤起武老师猩红热一般的激情。如今这激情耗尽，只剩了灰一般的冷淡。

但她承认那是短暂的，她说她的错是把短暂当成永恒，甚至都不能算是错，难道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没有。倘若回头再来，恐怕还是一样。她有时认为是上大学时看得那些电影和小说向她兜售了太多的幻想，那一桩又一桩的爱情故事，喜剧也好，悲剧也好，总是那么轰轰烈烈荡气回肠。可真实的生活，每一桩感情左不过是一盆水，被突然地或着缓缓地烧到沸腾，然后便釜底抽薪，不可逆转地冷下去。

但是她照旧喜欢那些电影、小说、幻想。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走到哪儿都在提包里揣上一只随身听，一打磁带，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

 

我跟武老师一直聊到凌晨。凌晨之后天色开始放亮，但是亮得拖泥带水。窗外雾蒙蒙的，湿气飘进窗内，在荧光灯照耀下冉冉浮动，像细小的灰尘。当朝雾慢慢褪去，我们发现外面的景致居然十分优美：远处有几座秀丽的山峰，它们渐次清晰；霞光洒在上面，使它们朝阳的一面裸现羞怯的橙红色；背阴的部分则是略显寒冷的暗绿色。从最靠近我们的山峰上，我们可以辨认毛绒绒的树和灌木，它们由散去的雾气中凸显出来，仿佛伸手可及。在旅馆和最近的山峰之间，有一道深涧；初涨起来的春水在涧底悄悄流淌，偶尔从两岸密茬茬的树丛和灌木丛中探出些许，像细碎的玻璃片一般反射闪烁着锐利而纷乱的光芒。

我和武老师都趴在窗前，傻乎乎地瞧着那些群山，呼吸着清冷的晨空气。忽而我听见武老师极轻微的喟叹，弄得我也惆怅起来。

结帐的时候，那个看起来像个老妈子的、该有五十多岁的女职员竟然问武老师，昨晚你是睡自己的房里吗？武老师很客气地答道，你们太吵了，我们一夜都没睡着。那个老妈子迷起一双老眼，喜滋滋地看了我一眼，我的脸便像窗外初升的太阳一般偷偷热了起来。我们走出门外，武老师跟我抱怨说，真莫名其妙，关她什么事！

我们离开旅店，却没有立刻回高桥镇，而是沿着一条碎石铺就的小路下到旅馆后的那个山涧里。涧水莹澈清冷，像一汪流动的玻璃，我们不能不把鞋脱下来，把光脚丫子浸在水里。武老师坐在上游，用一只白生生脚丫子拍打着涧水，仿佛一头白鲢时时越出水面，把水弄得很混浊。混浊的涧水像一片云朝我悠悠飘来，漫过我的脚面；我也用脚击水，把它搅得更混。涧水的寒冷沿着小腿向上悄然蔓延，而日光蛮横地贯顶而下，笼罩全身，也笼罩涧水。我看见武老师停住脚的拍打，等涧水恢复澄净，便伏身用双手掬水洗脸，而后将衬衫的袖子挽得更高，用水浇洗双臂；她说那使她凉爽，可以抵御阳光热辣的袭击。太阳朝中天一寸一寸地移过去，涧水也一点一点地温暖起来。

我们回到高桥镇中学已是晚上，武老师的学生们的教室里黑灯瞎火的，武老师的宿舍里也黑灯瞎火的。武老师打开她的门；我抱着大大小小的纸盒子进了门，摸黑把它们搁在桌子上。过后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子里摸索桌上的台灯，碰翻了茶杯、碰倒了一摞书也没有摸着，最后却摸着了武老师温暖的胳膊。只一瞬间，我们就拥在一起了。

9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于人体而言，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是专为性而设的。性，附着在最基本的新陈代谢器官之上，它的存在依违两可，仿佛只是造物拾遗补缺，临时搭凑出来的。在这一点上，人和一头牛、一匹马、一只北美火鸡并没有太大区别。这种处境，使性一方面备受一种低劣自卑的情绪所累；另一方面它也确乎不可救药地朝着颟顸鄙俗的方向挺进。前一种情绪我们称之为古典。读小说，你会发现一个古典作家，碰到性的问题，或者支支吾吾语焉不详，或者笔锋一转，思绪飞到月光、海浪、和花朵上去了。而后一方面，我们称之为现代、后现代，这我们知道的已经很多，我们就生活在这时代，无论生活还是文学，性都跟吃喝拉撒混同一处自暴自弃。无论如何，我们至今也未找到一个理直气壮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当和衰老、忘却、厌倦一样，是无法轻易解决的千古难题。性的处境好比文人的处境，从来就有，无处不在，却不曾有个真正的居所，它只有“精神家园，”在现实中却只是飘蓬断梗。

有谁在惊鸿一瞥的一瞬，会逆料到将来，在时间和空间的某处，一个断层将要出现，一场雪崩将要发生，暴雨过后的一切将坠入虚空，一场美梦会突然醒来，你会闻到黄粱刺鼻的焦味？突然的改变你不能适应。

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尽管它们也带来突然的改变，却更容易被我们接受。你在黄昏雨后的泥泞村路上走，深一脚浅一脚地被围困在一大片麦田之中，你未必觉到特别的不安与焦虑。突然到来的秋天，未曾预料的冰雹，返回冬去的春天，这些都没有把我们拖入像遭遇一场性事之后那样的尴尬和虚无。甚至一场大火之后的废墟都比这更为充实。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对性甚至比对死亡还要惧怕，着实不是无缘无故。

性，也使道德家和小说家成了一对冤家对头，让人们两头为难，站在哪一边都觉别扭。性与非性这两个反向力，将世界这张大弓满满地拉开，把人类的想象力嗖嗖嗖嗖射向月球，就算组织一百次登月计划也不能破除这些神话。道德家与小说家有某种相似之处。这相似之处就是如醉如痴，陶醉。但是一种陶醉总是跟另一种陶醉水火不容。它们是从同一个井里汲水，在同一个乳头上吸取营养，天生的冤家对头有你没我。陶醉有孩子的性情，固执，虚妄。可是除了陶醉，什么能让我们从现实的平庸与无聊中暂时脱身？

以道德家的身份出现的小说家更像是一些魔鬼，像刽子手进化成的慈善家，两个脑袋的婴儿。读《罪与罚》，觉得那结尾十分突兀，那救赎过于廉价，典型的俄罗斯式的败笔，有如千针万孔的补丁，补在屁股上。

我不知道陶醉与神圣是否有某种关联；如果有，它们又是如何暗通心曲的？小时候在梅村，看到人们在一张高桌上放上一只碗，里面放上一个馒头，再点上一柱香，一种神圣感就油然而生。于是那块诱人的馒头突然拥有了魔力，我不敢擅动，它成了一块神圣的馒头。神圣，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它会瞬间改变人对一种外物的感受，只要一柱香，一张高高的桌子，一只碗，那馒头就成了神圣的馒头，一缕光辉朝它射去，大幕拉开了，音乐在空中飘渺，它使你彻头彻尾地感到寒冷。人的头脑中，一定有一种原生状态的神圣，与生俱来，就像恐惧。这原生态的神圣，我曾经将它投射在人和物上，投射在老师、父母、成功者、名人、旗帜、旋律、和一块馒头上，可是现在他们都黯淡无光。世间万物，渐渐地都在我的头脑中黯淡无光，都在褪色。我主动地将这些光抹去了；我津津有味地做着这件事，像个肆无忌惮的汪达尔人。但是我也由此扫清了头脑中的黑暗。我看到了一个灰色的世界，亮灰色，而不是崔威的那种灰黑色。世界本无色，但你却不能不在头脑中为它选择一个底色。我的世界是亮灰色的，有时甚至也会闪闪发光，但那是嘲讽的光芒，是打着灯笼四处游荡、漫无目的的萤火虫。如果我必须做一条虫，我愿做一条萤火虫，死在露水上，死在粪堆上也好，千万不要被人捉了去，装在瓶子里照亮他们昏黄的典籍。

10　墓地

在高桥镇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去南山的东南坡，那里有一片坟地，面朝一泓碧绿的湖水。

提起坟地，有人认为那是令人惊惧不安的地方，教人想起干瘪的尸首，腐烂的木板，破旧的祭器，和老态龙钟的鬼魂。但是南山的那片坟对我来说就一点儿也不阴森可怕。

前面说过，涂河在高桥镇转弯向南，不过十几公里便汇入长江。在半个世纪前的抗日战争中，长江两岸发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战斗，埋在南山东南坡的都是在这些战役中牺牲的中国军人，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忠勇之士。

那是一座烈士陵园，一个阳气十足的地方。花岗岩的墓碑耸立着，像一些精壮的，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汉子。他们和我年纪相仿，但是永远停留在一个个断层上，永远是年轻的十八九岁二十出头，而我正逐个越过他们老去。 当年日本军队所向披靡，像一根巨大的阳具，深入中国腹地；而这些人不断袭击他们，反过来插入这巨大的征服者。他们是阳中之阳，是太阳。我头脑中惟一一块神话的位置是留给他们的。

 

在一座半个多世纪前的墓地里，在石头和墓碑之下，除了白骨和泥土，别无其他。纵然掘地三尺，怕也找不到半点历史。而我坐在墓碑的一侧默默抽烟，历史却不请自来。坟茔和墓碑，这些生了锈的符号，它们与心内的某种东西神秘地暗合了，我屏息默坐，感到一股巨大浑厚的力量充盈在空气里。

说起历史，我们不免想到发黄的纸页、褪了色的照片、黑白记录电影、失真的录音和有头有尾的故事，好像过去的人都生活在苦难、破败、苍白、宿命的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全然不同。可是这个 “历史” 只是旁观者眼中的历史，是形而上的历史，是一只只安在木头架子上的鸟类标本。没有人能回到过去，你不能通过几张纸，几块瓦片，几幅斑驳的壁画去体验过去人的动机。你只能用自己去体验历史，用所有的胆怯、勇气、绝望、爱憎、彷徨去体验历史。你就是历史。

我透过墓碑所虚构的太阳的神话，或许比墓碑本身的阴暗更为可信。用逻辑伪造出来的历史，用破衣烂衫勾唤出的 “历史感，” 多像一座故居，斯人已逝，斯人的锅碗瓢勺烟斗夜壶都插上了神圣的翅膀。这翅膀黑暗、破旧、呆滞、平庸，但却是神圣的，神圣的乌鸦。我想拥有一种鲜活的历史感，亮灰色的历史感，让过去像现在一样栩栩如生，让我像过去的人一样无辜。我要借着墓碑，回到没有墓碑的时代。一切尚在开始，大地上百草丰茂，石头尚未获得一个命名，铁矿尚未被开采，错误还不曾被纠正，人们用眼神说话，自由地移动身体，想奔跑随时就可以奔跑，什么歌都可以唱，可以随时唱……。

 

在那个陵园，我经常坐在石阶上或靠在墓碑上抽烟，消磨掉半个下午。那里是南山最为幽静的地方，谁也不会打扰你，连捡拾野果的孩子们也不会跑这里来。

我抽烟，看着淡淡的青烟在空气中极缓慢地袅袅上升、弯曲、分叉、纠缠，消失。扩散开来的宁静将我完全占据，就像一缕晨光透过铁窗缝隙占据了整整一间牢房。我灵台清明、了无牵挂。

如果在那里呆得晚一些，如果月亮升起来，这种宁静里又掺合着莫可名状的神秘。月光洒在墓碑上，你可以听到细雨般的沙沙声扯天扯地。你踏着石阶走下山去，会感到它被月光润湿后的光滑；你必须将脚步落在草、树和灌木的阴影上以免被月光滑倒。你路过那一小片湖水，水是一面镜子，你几乎要走上去，坐在上面举头望月。一阵冲动你近乎相信：走上去，你不会下沉，你会平安无事地踏在一块厚厚的玻璃上；你缺少的只是信心。

好几次，我路过湖边，几乎就要抬脚走上湖去，却在举步的一瞬停住了，似乎有一只手在拉着你，这只手很陌生。

有时在雨后到这片墓地来，在树下找一块湿漉漉的石头，铺上几片衬了锡纸的烟壳坐下，点上一只烟，你可以默听叶梢上的雨点不期而落，敲打草丛、灌木、山石、黑土、墓碑、坟头、水洼、石阶，发出千变万化的声音。偶尔你抬头发现一只灰喜鹊，或乌鸦，或者你根本不认识的鸟儿，被雨水淋透，在枝桠间悄无声息地梳理羽毛，狼狈中透出令人嫉妒的自信和了无牵挂。山泉朝山下汇聚，有几股顺势跌入不远处的湖中，仔细听去，颇有几分激越喧嚣。这喧嚣驱走你的寂寞，却不消弱你的宁静。

这时你对生的看法也会暂时改变。那些树，固然都是你争我夺不可开交，可它们没有大叫大嚷，没有哭天抢地，没有一唱三叹。争夺、扭曲、挣扎和死亡在公开和无声中进行。平心静气、楚楚有致，这是它们的风度。

 

维特根斯坦死前曾说：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此话尽管矫情，但总算从容不迫无怨无悔；在生命的终结点面对死亡，有此态度也差强人意了。而战死者生命的终结点与死亡合二为一，他们大概没有时间去想是否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个问题他们也无需作答，只有不得不在生命的终结处面对死亡的人，才可能被它困扰，有如站在桥上的人被自己对高度的恐惧所困扰。

谁也无法知道，张老师，可曾面对这个问题。从突发脑溢血到死亡，只有二十几个小时；这二十几个小时，据说他全是在昏迷中度过。

张老师的坟在另一个地方。那天早上开完追悼会，我们分乘几辆从各处凑借来的杂七杂八的汽车，编成一路不伦不类的纵队，护送张老师的骨灰从火葬场回高桥镇，穿过高桥，来到涂河南岸的大柳村，把张老师的骨灰葬在他父母的坟头旁边。

张老师没有儿女，是他的一个侄儿，站在一辆堆满花圈的解放牌卡车的后斗里，趴在车头上，扶着他的遗像，一路开去。我们坐的是一辆大巴，高桥镇的教师和张老师的亲戚朋友塞了满满一车。我和张老师的一个表弟、一个也姓赵的老头儿挤在一个位子上；他说他从北方的一个城市刚刚赶来。

车过中心街，好几个店铺和住家在门口燃起成串的爆竹。窜动的火舌、幽蓝的烟雾、急如骤雨的爆炸声，此景此声毫不留情地印在你脑子里。姓赵的老头儿对我感慨：“看来，在高桥镇，张老师挺受人尊敬的嘛。” 我说，是啊。

我没有告诉他，这是追魂爆竹，是这里的旧俗，人们在灵车经过时燃放它们，目的是驱赶鬼魂，迫使它随着骨灰去往墓地，以免那魂儿眷恋尘世，呆在他们的周围徘徊不去，给他们带来灾难。

从大柳村往坟地这一段乡间小路不能开车，大家下车步行，队伍长长地走了一串。操办葬礼的是张老师的堂妹，一个板板六十四的高桥镇人，沿用了很多旧俗：七八个人打起招魂幡走在最前头；张老师的侄儿抱着骨灰盒紧跟其后；人们也按亲疏被安排在据骨灰盒远近不等的位置上；压阵的几个人，走一段路就放一通鞭炮，郑重其事地驱赶着鬼魂。所幸的是，吹吹打打被省掉了——那些由铜器时代遗传下来的乐器听起来总是不伦不类，会把一场严肃的丧事搞得滑稽不堪。

我们走过一家村人的院门前，猛然从院中冲出一个老太婆，拦住队首，又嫌恶又急切地说：“赶紧放[鞭]炮！赶紧放[鞭]炮！”张老师的堂妹过去与她争执，说适才已经放过，需再走些步数才可以，不能乱了规矩。而那老太婆坚决不答应，拉住一根招魂幡，一定要等我们放了炮才肯放行。后来不知是谁擅自点燃了一串爆竹，扔在院门口，火舌嗖嗖窜进院子，将院内的一条狗吓了出来，在原野上狂奔。

张老师的坟是用水泥和红砖砌成，高高的，形状像扣着的窝头，表面涂了一层灰色水泥，看起来还算浑圆平整。坟的前端开着枕头大小的方口；人们将裹着红布的骨灰盒送进去，而后放入一只瓷碗，搁了几只红枣、还有其他的干果——现在我已经记不清那些是什么，满满一碗。放了这些，里面还有荡荡的大空间，那是为张师母将来预备的。口被砖封上，抹了水泥，一个浑圆的坟便做成了。有人在坟前烧纸，我们鞠躬，张老师的亲戚们磕头，张师母又是长长的一阵痛哭。

坟前一块方桌大小的土地被修得平平整整，并且抹上了水泥。在这块水泥平台上，正对着墓门，有一只用水泥浮雕出来的五角星，有脸盆那么大。这是张老师的坟与附近其他的坟最为不同的地方。那片坟地，光秃秃没有半棵树，只有几株芒草，稀疏疏散布坟间，高举着黄白的穗状花絮。艳阳高照，没有一丝风。

整个程序并不复杂，到了中午，这些都结束了，大家把张老师的魂留在那片光秃秃的墓地，留给明晃晃的八月大太阳。接下来是回到学校食堂里聚餐。这顿饭是必不可少的。

在张老师的家里，张师母做了红糖和鸡蛋，象征张老师的血和肉，拿出来与众亲戚们分食……。

第三章　崔威、什月

 

1

九四年春天崔威成了个大忙人。他开始做起了生意。这全然出乎我的意料。在此之前崔威并没有显露半点投笔从商的迹象，而是埋头苦写小说，并且鼓动我一起写。我的作家梦，想来一定与崔威的怂恿有关。不过我并没和崔威一块儿写——写作又不是作案，没法一块儿干。

崔威来高桥镇最初的一年半时间写了三部小说，据他号称统共有二百万字。小说大多写在空白试卷的背面，堆在一起足有半尺厚。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谁这么能写的。崔威有时一夜下来能写洋洋数万言，把空白试卷耗尽，将卫生手纸用了。好几个早上我醒过来准备去上课时，发现头晚写的备课讲义的背面密密麻麻写着小说。崔威说自己写小说如同上茅房，一泻千里，在酣畅淋漓的节骨眼上抓你的讲义救急实在是万般无奈迫不得已。

为了对付崔威的这个恶习，我去镇上买了瓶香水，晚上睡觉前就滴些在讲义上。如此一来，崔威便不敢染指。他曾说，一闻见女人的香水味儿，脑子里就翻江倒海，什么灵感都没有了。他说他对那种东西过敏，闻到了就心虚气短。我起初以为这“心虚气短” 是性欲亢进什么的，后来才知道他是真的过敏，症状类似涕泗横流的花粉病人。不过涕泗横流跟性欲亢奋什么的也难保毫无瓜葛，人欲本来就有如倏忽的泥鳅，从空谷幽兰青石小溪一个猛子扎下去，蛙声十里出山泉，说不定在一潭死水枯枝败叶中探出身来。我不是精神分析师，何况连自己脑袋里的那个泥鳅尚且见首不见尾，关于崔威的涕泗横流我就不废话多说了。

我拿了香气四溢的讲义去上课，学生们下课的时候闻到了，男生们的脸上全挂了嘲讽之色，女生都鬼鬼祟祟地笑。真是丢人现眼，我只好另想办法。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备课的时候在讲义纸的两面全写上字，倘若剩有空白，就随便写画点什么，这样一来，崔威就无处下笔了。我怎么早没想到呢？

后来崔威在夜里写完了试卷纸，在我的讲义夹子里找，找不着就在墙上写。鬼屋的墙在我们入住之前被粉刷过，虽然很白，用手摸摸却往下掉粉，一般的钢笔圆珠笔没法在上头写，崔威用的是那种大舌头的蘸水钢笔。

崔威写东西本来就不肯修改，更谈不上重誊了，所以写在墙上的就留在墙上，写在讲义背后的就留在讲义背后。你读完第一章，第二章可能就要到墙上去找，而第三章说不定就在我的讲义夹子里，第四章也许就写在桌面上。有的文字写在一堆烂糟糟的手纸、包装纸上，用木头夹子夹在一处，塞了满满一抽屉，像小饭馆夜半结帐时的一大堆发票收据和欠条。

崔威的最初两部小说都是拉拉杂杂、东扯葫芦西扯瓢，通篇都是自造的佶屈聱牙的词汇，读了常令你怒不可遏，想找谁打一架——我不是开玩笑，记得在念大专的时候我读了半本《尤利西斯》，就跟人打了两架。

崔威对他的小说从来都不作修改——除了标点符号。我往往跟他争得几乎打架，他也决不肯撤换一个字，哪怕那是个错别字，仿佛那些字全是跟他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铁哥儿们。崔威的第一部小说是这么开头的：“大乌朝西天漾下去了，涂河的杨柳耸动在黄昏的盈洁的暮气中，鸟声卓绝，黑即将来，……。”我读到“大乌、”“漾下去、”“耸动、”“卓绝，”脑袋里就开始嗡嗡作响。崔威当然不至于连“太阳朝西天落下去了”这样的句子都写不出来，他要的不是通畅的语句，而是与众不同。

崔威跟我争辩说，他眼中的太阳，就是一漾一漾地落下去的，暮气中的杨柳，也是一耸一耸，像一些在河边行走的人。

我嘲讽道，那一定是醉鬼眼中的太阳和柳。

你不懂！你琢磨过凡高的《柏树》吗？你知道什么是表现主义吗？你不懂！

“你不懂” 三个字是崔威最后的防线。我们之间的大部分争论都以他的一句 “你不懂” 告终。一个人对你说 “你不懂，” 你多半会气不打一处来。但是这样的争论发生多了，我也见怪不怪，在他说“你不懂”之前我就主动投降了。

是啊，杨柳为什么不能在暮色中耸动呢？太阳为什么不能朝西天漾下去呢？鸟声为什么不能卓绝呢？崔威的小说我硬着头皮翻几回，其中的怪词呓语倒让我嚼出滋味来了。你想想，“大乌朝西天漾下去了” 这样的句子你每天念它几遍，坚持半个月，你一定能念成顺顺溜溜，并且慢慢感到它们还挺有诗意呢。至于 “鸟声卓绝，”你甚至只消念上两遍它就变得诗意盎然。

崔威还没出名，却过早地有了大师风范；他的小说找不到读者是肯定的了。我挖苦崔威，说他该去学佛，用他的手笔写经文，善男信女们准能念出微言大义。而崔威一本正经地回道：“所谓思潮，不过是新谎言战胜老谎言的过程，别无其他。” 这个似乎文不对题的回应弄得我摸不着头脑，当时他或许心不在焉，正想着别的什么。或者确实是在针对我的嘲讽进行回应，只是不屑于对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进行言语上的加工罢了。既然崔威不是名人大家，我把他的这种特征权当作一种与人交流的困难；故弄玄虚也好，心不在焉也好，用“障碍”两个字一言以蔽之；倘若崔威出了名，我再改口也不迟。

崔威的头两部小说我翻了几遍，也不知写的什么。虽然 “大乌……” 之类的句子咂摸久了有点儿滋味，可是通篇都是这些东西，读起来叫人心惊胆战，犹如进了八路军的地雷阵。这种小说对自主神经系统是巨大的挑战，非常有助于让身体健康精神正常的人患上偏头痛咽喉炎食欲不振胃溃疡，有助于加速这些症状朝癌症升华。

崔威的第三部小说名为《夜》，是个准自传的东西。夜是主人公的名字。在这部小说里崔威一改往日风格，叙述平淡冷峻。他在第一章《蛊》的开篇写道：“我长到八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叫去，要我去劝妈：跟爸离了吧，这么拖着……。”

“父亲又在吼，在摔碗；妈又在哭，在骂……这是世界末日，我只望这一切快块毁灭，希望爸冲进我的屋子，砸碎我的脑袋……。

“等我长到十二岁，天天想的是：砸碎父亲的脑袋。斧头准备好了，就藏在门背后，枣木的柄，黑铁的头，亮如白昼的刃。有时我把它拿在手里，下定决心；可是我却知道，全是假的，我下决心的决心是假的……。

“继母很漂亮，对我很好，我不恨她。我应该恨她，可我并不恨；我恨自己的不恨……。

“因为继母，父亲丢了官，也毁了我的前程……我长到十八岁，父亲又要离婚——跟继母，他看上了更年轻的……我拿出斧头——它已在门后生锈六年——父亲一见，便朝我跪下了。他是个胆小鬼，孬种！我也是——假如他呵斥，先跪下来的就是我。那是我此生为数不多的胜利，这胜利，建立在他的错觉之上，一个懦夫的错觉……。

“在个别春风得意的时刻，父亲会热皮热脸地对我说，你是我的独子，我们该像朋友一样啊，连上帝和他的独子，不也是平等的吗？——多教人感动。起初，我诚惶诚恐，简直要下跪——万岁！

“可当我提出要离开他，离开力新县，去和母亲生活，这平等马上漏了馅，他大吼起来——这是狼和羊的平等游戏，这游戏源于狼的寂寞、无聊、和无耻……。

“这游戏最终也玩成无聊，狼便要重整朝纲，老故事也重新上演……。

“我的失败他甘之如饴，我的成功是他的酸葡萄，我必须对他俯首称臣……我是他战胜死亡的一个替身，只能在他死后出现……我是他的尸……在他眼前，我是他的眼中钉，他的一个对手……。

“所谓无罪，乃是犯了无法判罪的罪；所谓有罪，不过是犯了便于判罪的罪。所谓判罪，只是针对一桩便于取证的罪行。父亲有罪，却无人来判；父亲有大罪，无人能管……。”

 

崔威写到第二章《家庭》，感性的成份慢慢淡化，他的文字滑向思辩和说理：

“人世所有的罪恶都来自家庭这个渊薮。先有家庭，而后有了皇朝，接踵而来的便是兴衰之交替，周期性地堕入人造的灾难。如果说这个灾难至今尚未停止的话，那是因为，一方面，家庭这最后的罪恶堡垒至今尚且没有被攻克，而另一方面，整个世界也正迅速堕落成一个大家庭……。

“当我们朝家庭这最后的堡垒进攻之时，这个行动本身又促使一个无所不在，涵盖一切的巨大家庭的形成；或者说，我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但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托尔斯泰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胡扯！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吗？老托当真见过幸福的家庭吗？——反正我没见过。

“就算咱们把条件放宽，把‘幸福’二字放进浑水里好好泡上两三个月，然后——有些家庭总算可以浪得“幸福”之名了。即便如此，‘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吗？不！既然咱们不能不把条件放宽，不得不给‘幸福’这概念灌足水份以确保其存在，这本身就说明，‘幸福的家庭’并不是一样的，而是各种各样的虚张声势。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老生常谈！中国人早说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托要表达的不过如此而已，却偏用‘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这屁话来与之烘托对称，一如用‘好人不长寿’来对仗‘祸害一千年，’^[1]幼稚的对称思维！老托就是幼稚的对称思维大师，他的书，厚厚的文字垃圾，就是善与恶，好与坏，堕落与救赎，战争与和平的苍白虚假对称……。”

注[1]：涂门一带有“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的谚语，“祸害”在这里是名词，作“坏人”解，意思是好人都不长寿，坏蛋却能长命百岁，一直祸害下去。

 

等崔威的小说写到第三章《迟迟吾行》，“大乌……”之类的辞句又在文中神出鬼没地出现了。崔威也变得沉不住气，心急火燎的，像个国事垂危的君王。鬼屋里的啤酒瓶子又堆成一座山。

要想从《迟迟吾行》这一章里读出点意思来，必须压住不耐烦的情绪，在字里行间寻找，就像在一片被大火毁掉的秋田里捡拾几束烧焦的麦穗。

“……十八岁我识尼采，我被封酒神……我站在我的峰上，看我脚下旋转的国……大鹰如夜，天籁复生……漫淼红尘，一个幽灵，一个古老的幽灵在深渊绯徊……水音凋落，激越的，穿透一切生命极限的回声……混沌初开，跳跃着一句来自永恒的呼喊：‘人世间只有唯一公理：剥夺剥夺者！’……”

从这一章你明白崔威十八岁已成了个酒徒，那句“永恒的呼喊”是一个长期被剥夺，最后变成酒徒的人的癔语。整整一章，都是癔语，适于让心理分析大师去读。

我说崔威“像个国事垂危的君王，”这是从我的角度去看崔威写作——我认为他控制不了局面，难以保持细腻流畅的风格甚至思维的完整，是在走下坡路。但崔威有自己的另一套解释。

“颠覆胜过创造，创造胜过建设，建设胜过完善，”崔威说，“颠覆最令人心醉神迷。我们虽然嘴里赞颂着创造者和建设者，可骨子里恨不得来个底朝天。当我压住性子，低眉顺眼地写第一章，你在旁边叫好，就像农夫在夸一头老实耕作的牛，可我知道那时我正堕落成一个创造者。当我按捺不住颠覆的欲望，你硬说我是‘国事垂危的君王。’不错，我是个君王，但我是乐观罗马城燃起大火的君王。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谴词就怎么谴词，才是真正的写。甚至，故弄玄虚、煞有介事、坑蒙拐骗，在我这里都不是贬义。效用解释手段，结果解释原因。人们就好这一口，越是闹不明白，就越是按捺不住，扔掉又捡起来，一定要琢磨出奥义深言，生怕错过了‘好东西，’担心落伍。而流畅好懂的文字，尽管也会赢得他们一时的青睐，甚至让他们受益良多，可是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弃之如敝屣，像一个承人恩惠的婆娘最终把感恩之情酿造成忘恩负义的流言蜚语。正如肉包子多了毫不稀罕，空骨头却让一条狗视若珍宝。人们需要被欺骗，需要冲着他们完全搞不明白的东西顶礼膜拜。面对偏见傲慢、居高临下、喋喋说教、高声恫喝、低声规劝，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奔过去磕头。”

这一通话说得我目瞪口呆。我搞不清他想否定什么，想肯定什么，正在跟谁过不去，打算跟谁一伙。但是从崔威的讲述中，我至少可以察觉，他心内有股熊熊燃烧的渴望之火——渴望受人顶礼膜拜。

后来当我翻读过崔威手头的多本名著，对崔威的写作姿态变得更不以为然——原来如此，颠覆本身居然也已经成了传统的一部分。颠覆如今也完全可以用来诠释驯服。

小丑尼禄看完罗马大火，去巴黎写了几本小说，难道他一溜小跑，来高桥镇继续他的文学生涯了吗？不会的，崔威不属于那盘棋上的子儿。

《夜》的第四章是《去日苦多》，这个不祥的题目，在崔威写《迟迟吾行》的时候就拟好了，但他却没有写。如果说在第三章里还能捡拾几束烧焦的麦穗的话，这一章却只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也是在我翻读过崔威手头的一些名著之后，这空白的一章，部分地赢回了我对崔威写作的尊重。假如一个人成了乔依斯、亨利·米勒或托马斯·品钦的小学徒还自诩为颠覆，你不能不觉得他矫揉造作弄虚作假攀龙附凤自作多情什么的。一张白纸，总算将文学踩在脚底下了。“秋水共长天一色”——野鸭与白鹭齐飞——白纸一张不口罗唣。好。下一步该玩点什么呢？

 

九四年清明节，高桥镇人都在出门踏青、烧纸；南山上狼烟四起，宛如一座座烽火台。整个高桥镇都笼罩在呛鼻的焦糊气味中。鬼魂和人群在高桥镇上摩肩接踵。上午还在张罗做生意的崔威(他在学校开学前后就停止了写作，开始筹备生意。)下午，崔威喝了几瓶酒，站在鬼屋门前怅望南山，若有所悟，转身进屋抱出他的三部小说，堆在鬼屋门前，放把火烧掉了。随着崔威的小说一起灰飞烟灭的还有我的一部分数学讲义。

我当时正在鬼屋里备课，发现一股浓烟夹着纸灰灌进屋里，把屋子里弄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以为鬼屋直接掉到阴曹地府里去了。出门看时，崔威的小说已烧了一半。我冲进屋里舀了一瓢水出来要灭火，崔威不让。我们便在门口拉拉扯扯，引得许多闲人凑过来看热闹，还有人从火堆里刨出纸片儿偷偷揣进口袋，以为拣了宝贝。我不知道那些人把这些碎片拿回去读时会作何感想，比如这一段：“……沉重街路，粉蝶飘开的花朵一般的神气将思考折断；一米之遥，中间是十万年压在一处的云母，破解不完。放大镜笑弯腰，忘乎所以。危险！毛骨皆悚。他有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仓皇……。”这些碎片下场不会妙，它们会变成笑料、疯子的自白、在雾气中燃烧的自制烟卷。我突然觉得十分懊悔。没错，崔威的文字不但跟我的胃过不去，还跟他自己的头脑过不去，他掌管语言的布罗卡区被酒精烧成了蜘蛛网，蝙蝠飞进飞出，巫婆骑着扫帚在上空盘旋。他把自己大卸八块涂在稿纸上了，把脑浆子灌进了自来水笔；但是这些文字毕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出来的，尽管它们在我的胃上钻了孔，却并不让我肉麻。这就不坏！我宁愿患上一百次胃穿孔也不愿体验一次肉麻。可是现在崔威焚稿的举动着实让我肉麻了。一位凄凄惨惨的林妹妹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演着戏，蚂蚁们纷纷爬进汗毛孔。

肉麻是一种状态——肉麻态。这状态意味着人的某种更为老道狡猾、但是通常躲在幕后的自我在向他发出警告：小心啦，我嗅出弄虚作假的味道了！

肉麻态是人生百态的一种。在我听到系主任说“你是优秀毕业生吗？你是学生会干部吗？”的时候，在看雅文和刘雄排练双人舞的时候，在高校长对我晓以大义的时候，我就进入肉麻态了。崔威焚稿，我把它看成是和“把酒问青天”同属一类的表演，但是，这表演又似乎是和他内心某种无法理解的强烈的自毁冲动相呼应。倘若仅仅是表演，他决不至于那么干脆地将心血付之一炬。或许崔威读的那些书冥冥中给崔威不少暗示？书中那些悲壮角色或狷狂举动，或许与崔威有某种秉性上的暗合。我百思不解。 崔威不喝酒的时候，其实是挺古板的一个人，讲话做事规规矩矩。你永远不能从他嘴里听到黄笑话荤段子之类——在这一点上他跟高校长倒是像极。崔威在性这方面的古板也保持到醉酒以后，那时你也一样不能从他嘴里听到任何与性有关的主题。性是崔威在醉醒两态都能保持“严肃”的惟一方面。你能从他嘴里听到的仅有的一个与性沾边的词是“强奸。”可是这词被他用在诸如“政治强奸教育，”“法律强奸人性，”“黑格尔强奸辩证法，”诸如此类的高论里，给它赋予了一种抽象的，大致是“粗暴的主动”的涵义，弄得它一点性暗示都没有了。

“崔威，你把‘强奸’这词也强奸了，”我说。

“你不懂。”

“什么强奸文学？嗯？”

“宗教、伦理、哲学、政治、心理学、科学、艺术、语言、生活、窥癖、征服欲、性，等等等等，文学是被轮奸了的。呃，文学原本就是个婊子，离开这些，她反倒无依无靠无所适从了。”

“怕是你临阵脱逃，对文学怀恨在心吧。”“此言差矣，我跟她两不欠了——活又说回来，对文学怀恨在心，正可以成为从文的理由，最好的理由。”

 

崔威写小说那阵子除了喝酒，还干过另一件事。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厚厚的《气功修练大集》，医儒释道武各门各派一应俱全，厚如城墙重比泰山。隔三叉五，通常是午后，崔威扛着那本大集，出门不知到哪儿修练去了。每每练完回来，没有半点儿仙风道骨，却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

“大仙回来了？”

“酒！喝酒！”崔威把扛在肩膀上的大集扔在床上，转脸又精神了。

没练出仙风道骨，倒也并未走火入魔，幸哉幸哉。崔威练了仨四个月就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崔威练功目的非常特别——他是要练成一具永不“雄起”的老二。

崔威认为家庭是罪恶渊薮，那么老二就是罪恶的源头了；冤有头，债有主，假如老二不再“雄起，” 问题便可一揽子解决。但是，根据崔威的小说，崔威的老爸八成有一根永不安分的老二，而且崔威又长得五大三粗，各种器官都超常发育借题发挥，他的老二没有理由不是气冲霄汉的那种，崔威要立地成佛恐怕绝非易事，他需要跟DNA RNA TNT作斗争。

“娘的，什么鬼功，不争气的老二，越练它越长脸，跟 ‘伟大旗帜’ 似的老是‘高举’着，……娘的，” 每次练完功，喝上两口酒，崔威便劈头盖脸地数落起老二来了，就差没逼它写检查写保证书了。我揣测，彼时崔威的老二一定在裤裆里羞愧难当，恨不得悬梁自尽服毒自杀离家出走。“什么鬼功，还不如酒……。” 崔威承认，他的老二跟他一样嗜酒如命，几杯落肚，它就变得萎靡不振偃旗息鼓了。

“现在练童子功，不会太晚了吧，呵呵，”我幸灾乐祸。

“你不懂！——欲望不应反对，但欲望必须纯粹——话又说回来，纯粹的欲望真是可望不可及。”

“呵呵，你也打着红旗反红旗？”

“你不懂！你不懂！”

2

94年开春的时候，崔威停止了写作，声称要做生意。我以为他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他果然动了手。

崔威要做的是茶叶生意。涂门一带出产一种绿茶，虽然比不上黄山毛峰、浙江龙井那么鼎鼎有名，但在离高桥镇十几公里的江南N城，还算比较畅销的。N城的普通家庭日常酌饮待客、小吃摊子煮茶叶蛋，食品厂里做茶香点心，用的就是这种便宜的涂门绿茶。我们在高桥镇教书，每天也跟涂门绿茶相依为命。

这种绿茶既没有名茶的色泽，又没有名茶的品味和形状。你只要把几片槐蚕般的涂门绿茶搁进茶杯，用开水一冲，那茶叶便急不可奈地伸胳膊伸腿，把水染成浓绿色；喝一口，粗老焦涩，有股烟熏火燎的味儿。沏到第二遍水，这茶就成强弩之末，变成淡而无味。沏到第三遍时，茶水就彻底无色无嗅，茶叶暗淡无光了无生气，像几片枯树叶子。

但是不管怎样，这茶还不算特别讨人嫌，尤其那烟熏火燎的味儿喝惯之后，你会觉得那味道也算得上独树一帜。N城、高桥镇、涂门的许多男人成天一手夹着劣制烟卷，一手端着茶杯，跟这涂门绿茶难分难舍。我做教师的那些年，每次进教研室或回到宿舍，第一个冲动就是去沏一杯绿茶，这冲动变得越来越不可遏止。对我来说，茶的好坏、品位，根本就无所谓，关键是够不够浓，咖啡因的含量够不够高。咖啡因会让你一反常态，变得爽朗明快，让你觉得低郁沉闷的生活有了某种依靠。酒之于崔威，恐怕也是如此。什么都没改变，仅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小撮化学物质溜进了你的血管，一切就立马焕然一新。幸福有时真是只需举手之劳；我当真像“博学君子们打瞌睡时从他们桌子底下偷吃面包屑的老鼠那样幸福。”

一杯浓茶落肚，还有另外一种奇妙效果：你会突然觉得周围的人都变得和蔼可亲。你禁不住要跟人开个玩笑，说两句无关紧要的废话。倘若这时一切顺遂，再有个把人热情地回应几句，你就会觉得自己已经生活在天堂了，你变得跃跃欲试，你的血管里跑开了一匹野马，哒哒哒哒，你想拥抱每一个人，你想把自己拉出去遛遛，你想在雪地上狂奔。难怪涂门和N城的居民串门办事，见面不由分说先泡上一壶茶。咖啡因是好东西，未来世界的人类或许能进化出一两个分泌咖啡因的腺体，在适当的时候开始工作，将人迹关系搞得其乐融融。

让世界充满咖啡因。

涂门一带的农人历来就有种茶制茶的传统。虽然这一带已经有了几个大规模的茶场，农人小规模的手工炒茶从来就没消失。每年到了春茶收获的季节，便有不少茶贩到农村沿户扣门收购，集中在一起送到N城或涂门市的批发市场去卖。这里的农人给茶叶贩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茶老板。

崔威在九四年春天当起了茶老板。他也撺掇我跟他一起干，并向我展望了这门生意的美好前景。他说，涂门绿茶虽无名气，却有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涂门绿茶的寂寂无名正是个机遇，为咱们将来打造新品牌省了很多气力。绿茶的品质不是粗糙吗？没事，谁能说这不是个优点哪？现在粗粮、粗人不也时髦嘛！况且，将来公司一旦有实力，还可以立项目，研制新产品，质量自然也就上去了……。干吧！涂门一带正缺两位茶叶大王，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是个长远的事业！

好家伙，听了崔威高屋建瓴的分析、高瞻远瞩的计划，我也不禁蠢蠢欲动、飘飘欲仙了。雅文啊雅文，等着瞧吧，你是有眼不识泰山！

崔威的不烂之舌也说服了三个高桥镇中学的高中生，他们也满腔热忱地要跟着崔威跑生意了。钱是崔威从他继母那里借来的，统共一万元。一辆卡车是崔威托一个朋友从镇上食品厂借来的。

有人有车有钱，万事具备，只欠折腾，这生意不做也得做了。

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打了退堂鼓。不是我对崔威的经营能力起了怀疑，也不是忽然看清了自己有几把刷子，纯粹因为那个春天我的事情太多，根本没有时间跟崔威一起折腾。

崔威鼓动起来的那三个学生虽然还没到升学的时候，但也不能随便逃课，否则崔威吃不了也要兜着走了，所以平时崔威没课的时候，就一个人开着那辆东风卡车，在七乡八里转悠。那三个学生在周末，有时候在放学以后跟他凑在一块儿干。

干茶老板这行虽然不一定赚大钱，可干赔本也是少见的。崔老板的那场生意却结结实实地赔了本。而且崔威的这次赔本，也是为他今后在生意场上接连不断地赔本拉开了序幕；他那些高瞻远瞩的哲学帮不上他的忙，或者也许帮了倒忙。

涂门的茶老板们，除了崔威，大抵是些粗人，就算识几个字，凑合起来也不够一茶筐，但是他们的生意却做得红红火火；崔威有那么多宏大理论，在课堂上能把学生们唬得一愣一愣的，却落得如此下场，这叫人越想越不是滋味。一开始我把崔威的失败归因为没有经验。涂门的茶老板，经过数年的捣鼓，都专业得了得。什么季节，什么地点，什么品质的茶应出什么样的价钱他们都了然于心；虽然少不得讨价还价，但不至于太离谱。而崔威开着那辆东风卡车在涂门乡间转悠时，脑袋里除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剩下的就全是发财的梦想了。

这梦想的气球越吹越大，装了满满一卡车。崔老师纵横捭阖，宛如巴顿将军挺进欧洲战场。梦想号东风卡车奔驰在广阔的原野上，的！驾！崔威真该带上一根教鞭。

一九九四年的四五月间，涂门一带的乡亲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生着络腮胡子，表情像梦游人，说话文邹邹，一身酒气的怪人在乡间出没，有时身边还跟着几个毛头大孩子。此人的东风卡车往往尾随在其他茶老板的卡车、手扶拖拉机或者摩托车后头。在别的茶老板与茶农讨价时也熄了车凑上来，当人家谈判僵持不下正在锱铢必较时，这个络腮胡子拊掌而呼：“老乡，我买，我买，依你的价！”

这样的茶老板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天上掉过吗哪，掉过林妹妹，现在又掉下来个崔老师。

崔威结束这次生意上的冒险大概是在五月中旬。他把卖出去的茶叶的单据收拢一块，经过加法运算，然后宣布他卖了一万四千块。而实际上，他承认，彼时他腰里只有七、八千块钱。

“赔了两千大洋？还好，学费不高，再接再励，”我说。

“什么？你会不会算帐，借了一万，卖了一万四，赔了？”

“你手里只有七千多块啊！”

“你脑子怎么转不过弯，投入一万，收入一万四……。”

我不跟他争了，反正最后还是落个 “你不懂。” 我偷偷给他算了个帐。单是汽油费，租车费，车胎打气换机油，过桥费，货物运输中的折损就是一大比费用。除此而外，学生的劳务费，跟茶商扯皮耽误回程在外面吃饭住宿的费用，交警罚款，甚至于收了假钞，乞丐乞讨等等等等，这些费用也要算入成本。我相信崔威不至于连交易成本之类的概念都不知道。但崔威的思考方式是独特的，当他想到第一次做生意，就让手头的一万块变成帐目上的一万四千，他的思维就停转在这个良好感觉上了。在一些事不关己的事上，崔威的思维尚能保持客观和理性；但是一旦事关自尊，他的头脑总能切换成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思考方式。崔威的脑袋里有个勤勤恳恳的搬道工，将思维的火车及时导向光明大道。悲观的崔威变成了悲喜交集的崔威。“希望”溜进了血管，他要把自己拉出去遛遛。

在崔威看来，他带着几个学生在N城卖茶，同时也酒食征逐，逍遥了一回，又见了世面，这不就是利润的回报吗。语言和思维的催眠术，崔威靠着它，每每找到良好的自我感觉。

这些就是崔威第一次做生意的情况。如果你现在碰到崔威，他还是不会承认他第一次做生意就赔了本。他会告诉你，他确实赚了钱，只是——开销太大了。

跟着崔威干的几个学生也是白忙活一场。起初，崔威和他们打得火热，对他们许下诺言无数，把将来描绘得天花乱坠。但是渐渐地，大家发现崔威说一不二，旁人的建议如东风射马耳，而他自己的那些主意又都是些馊主意。崔威描绘的未来，像颗未受精的鸭蛋，看上去好大一个，但是不管送去多少温暖，总也不能破壳而出。崔威独自掌管经济大权，不论赔赚，几个学生都跟着他挥霍，钱固然花了不少，可是学生们混了几个月还是两手空空，便像跟着摩西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似的抱怨起来了。崔威倒觉得冤枉，他说他在几个学生身上花的钱早就超出了当初允诺的工钱。这是什么逻辑？一个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其领导行为却像个丐帮帮主。

我跟崔威打趣：“你把涂门乡亲的茶叶送进N城，使N城人民有了茶喝，涂门乡亲也有了钱花；你折腾了一场，也算完成了一个经济人的使命；而且还倒贴一些，算是扶贫；总地来看，你的功劳大大的，连经济杠杆那只看不见的大手也奈何你不得。”

崔威听了，又是那句：“你不懂！”崔威这人有个大优点：如果他认为你是他的朋友，不管你拿他怎么讽刺挖苦，他都不急不恼，说不定还会来个自我解嘲，冒出几句让你拍案叫绝的话。不过，这好脾气是在崔威清醒的时候，假如喝了几瓶酒，就很难说了。 一打啤酒落肚后的崔威，进入一种非同寻常的高峰状态，双手打颤，两眼发直，青筋蹦跳，老想找人打架，有时却扑通一声冲你跪下来，眼神凄切悲伤，活像一条被主人踹了一脚的狗。在这种状态，他的各种想法也喷薄而出，脑袋里发生了大错位，概念各自为政捉对厮杀，欧亚版块撞在南极上，高速公路发生了连环车祸，火车出轨了，飞机掉下去了，政权被颠覆了，皇朝垮台了，国会纵火案，断头台嚓嚓作响，死人吐着舌头，蝗虫漫天飞舞，瘟疫笼罩沼泽，大厦将倾，刺猬骑在莲花上，胡狼、蝎子、蜈蚣、响尾蛇、鬣狗、土拨鼠、臭虫、章鱼、苍蝇等等一齐从地下钻出来黑压压一片，抑郁、悲愤，诡谲、惶恐、喧嚣，紊乱，分裂、偏执，骚动，癫狂，死亡，黑夜，绝望……。

可是平时他至多也就一句“你不懂！”

从清醒到微醉再到烂醉，崔威的生存状态有如博斯的那幅举世无双的三联画《欢乐之园》，人间天堂，乐园，地狱。在这一幅图景中搁进去一个“交易成本”是不可想像的，不成体统的，有如阎王爷揣着生死簿从阴曹地府跳槽去地狱当上了总经理。

得了，这事就说到这儿，让交易成本也见鬼去吧。谁能保证交易成本机会成本资本成本运营成本管理成本之类的不是骗人的把戏？

崔威的茶老板只做了一届，他的茶叶大王梦就断了。他有了更大的梦。他要离开B省，去东南方的一个特大城市去发展，去开一家公司，去孵一粒更大的蛋。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崔威的失败就像推倒了的多米诺骨牌，一桩接一桩，势不可挡。和他的大胡子给人的印象相反，他做事全凭一种孩子气的异想天开，而且也像孩子一样见异思迁、半途而废。这个纵论古今、粪土先哲、豪气冲天的人，却在现实的事情上每每不堪一击，频频改弦易辙。崔威讲述的那个尼采搭错车的故事，竟成了一种折射和预言。不过，我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先打住了。

3

94年寒假以后，一纸通知从省城飘来：省教育学院94级专科升本科进修班的入学考试报名开始了。这考试将在五月初进行，如果能通过，就可以去省城的教育学院进修两年，毕业时拿本科文凭。

我听到消息时已是三月底。我怂恿崔威一起试试运气，但是崔威却兴致阙如，他正张罗着茶叶生意，那时涂门一代的新茶已经开始采摘了。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高考崔威考上的是个本科，在两年级的时候停了学，一年后——90年秋天又复学，而后自己要求转成政教类的专科，草草毕业了。所以崔威是个以专科毕业的本科生。我问他为何停学，他死活也不肯说。问他为什么草草毕业。他说：“受够啦！”

我对“省城”这两个字的兴趣远胜过 “本科文凭。” “省城” 这两字盘踞在我脑袋里，重于南北二山，压得我头重脚轻。当我琢磨着考教育学院的时候，崔威想的是停薪留职，好一心一意地去孵蛋。他去找高校长，又碰了钉子回来，额头上有一排钉子眼儿，仿佛刚被猪八戒的九齿钉耙修理过。这结果也在意料之中，只要高校长往道德的制高点上一趴，一个团的崔威也攻不下来。让一个准备逃离教职的中学教师自惭形秽，只需一句话就够了： “假如每个教师都像你这样，我们的教育事业岂不是要垮掉了吗？”

 

崔威牢骚满腹地回了鬼屋，随身又带了一捆啤酒，不过那天晚上他并没有去“把酒问青天，”当他十二瓶酒落肚，正坐着发愣，准备出门的时候，我赶忙又给他开了一瓶，这瓶酒将他放倒了。

 

第二天我也去找了高校长，为进修的事。我是准备去碰钉子的，所以出门前在自己脑袋上缠了六十圈白布，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印度人。我没有钢盔，假如有钢盔我宁愿将自己打扮得像个德国大兵。想想看，德国大兵！屁股上挂着手雷，腰里别着手枪，眼窝里插着手电筒，行动，行动，行动！高校长一定立马从座位上爬起来，扔了手纸，啪地一个立正，将亮闪闪的地板砸个窟窿。

我头顶六十圈白布和南北二山攀上办公主楼，跌跌撞撞进了校长办公室。

我说完来意，高校长左手攥着茶杯，右手拿着手纸在办公桌上一阵猛擦，然后停下来若有所思，过后又是一阵猛擦，又停下来，终于开口问：“你有把握吗？”

我当即回答：没有，没有把握。我说我只是想去见识一下，或许明年我准备充分一点就能考上。高校长便同意了，一边擦桌子一边说：“但是，嗯，你必须认真，嗯，完成本职工作。”好，好，我频频点头，很卖力地点头——你把一只公鸡饿上三年再撒给它一把米它都未必能把头点得如此精彩，况且，想想我头上的六十圈白布和两座大山吧。

第三天我就拿到了一张宝贝介绍信。我将它包好，人血馒头似的揣进内衣口袋，直奔省城报名去了。

 

高校长答应我去应试，也许不光是因为料想我考不上，这和高什月恐怕也有点关系。前面说过，我在一九九三年秋天做了高三年级的辅助教师，给高三学生改作业、上习题课。在高三(4)班——也就是由高桥镇头面人家的子弟和高中入学成绩拔尖的学生合在一处组成的优等班里——有个叫高什月的女生，她是高校长的侄女，本来在力新县的一个乡镇中学念高中，高二才转学到高桥镇中学，来投奔高校长创造的马太效应。

实际上，高什月在九三年夏天就参加高考了，但没考上。我从九三年秋天开始代高三的习题课时，什月已经是个复读生。

94年元旦前的一个周五，我碰到高校长，高校长跟我提起了什月，要我给什月开个小灶，用他的话说就是“巩固提高。”

其实什月的数学是她所有课程里最好的， 要“巩固提高，”不如去读读政治，背背英语什么的。我这么一说，高校长却理解成推脱。“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的，”他说，“少跟崔威喝两顿酒，时间不就出来了？”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傍晚时分什月来敲鬼屋的门，彼时我正和崔威在屋内喝酒。崔威已经灌下去第十三瓶燕京，倒在床上像个白痴一样睡着了；我正醉眼朦胧地抽烟，把满屋子搞得雾气昭昭犹如太虚仙境。门并没有上锁，我冲门外喊了声“进来！” 什月进得门来，说明来意后就手足无措了，站在烟雾里咳嗽。我慌里慌张将酒瓶子们从桌上拎走，堆在门边，又请什月在桌前坐下。我在擦桌子的时候什月看了看崔威，当时崔威正好翻身过来，睁开牛眼，狠狠打量了什月一眼。什月一哆嗦，身子一歪，那姿势就像要逃跑。崔威醉里看花的眼神着实吓人，再加上他的翻身带动了一团蓝烟滚滚，更凭添了几分雾里看花、不怀好意的气氛。

翻了个身，崔威继续昏睡。我和什月又谈了几句什么——我不记得了，那天我也喝多了，后来什月好像说她明天再来什么的，便起身走了。我依稀记得她来到门外，在傍晚的天光下，衬衫格外雪白耀眼。她的牛仔裤是深棕色的，她的右肩上还背着一个军绿色的书包，不规则地支棱着，里面大概是书一类的东西。

第二天傍晚什月又来了，那天我和崔威都没有喝酒，崔威出门去镇上溜达了。

 

什月实在不用补习什么数学——如果是为了对付高考的话，于是我撺掇她学点微积分。但后来我又劝她别学，微积分在高考大纲之外。可是十月坚持说她要学一点的，而且果然自己就学上了。什月真是个学数学的料，这在女生中可不常见，可是她语文政治英语都不行，甚至可以说一塌糊涂。

高什月第一次高考没考上，但离分数线也不太远，按说交了钱，上武老师的那个工学院的高桥分校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什月坚持要“名正言顺”地去上大学，况且每年六千块的学费对什月的父母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关于后一个理由，我能理解，但是前一个理由我认为大可不必。什么叫“名正言顺”？这是上学，又不是嫁人。什月的解释是：就算你交了钱，上了学，可你还是没考上啊；今后一辈子你问自己，当年我考上了吗？你都不能理直气壮地就说考上了。

嚯，难道高考上没上线，跟和男人上没上过床一样重要么。哦，不对，两者都不重要。你不能老是问自己问自己问自己，你会把自己问得人老珠黄黄瓜菜冰凉。

 

到了寒假，什月更经常到我们这里来了，那阵子崔威酒也喝的少了，埋头写他的小说《夜》。

什月每次来都带着她那个支支棱棱的军绿色书包，里面装着教科书、本子、复习资料、草稿纸、铅笔盒、唇膏、眉笔、香水、指甲刀、小剪子、钥匙串、护肤霜、餐巾纸、话梅、牛肉干……应有尽有，像个超小型的杂货铺。这些东西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什月把它们胡乱塞在一块儿，经常冷不丁地从这潘多拉盒子里拿个什么出来。有一次什月居然掏出个电动鹦鹉；那只鹦鹉的肚皮上有三个按钮，按左边的那个，鹦鹉便说：“对不起”；按中间那个，它说：“谢谢”；按右边的按键它说：“没关系。”我把鹦鹉攥在手里，将三个键一起按下去，它便“哇”地一声惨叫起来。什月不高兴了，说我是个虐待狂。我说：“就是就是。”(什月讲话喜欢加上许多“就是” 和 “然后。” 在什月叙述一件事的时候，这些“就是” 和 “然后” 纷纷落在句子的前后左右，所表达的意思在 “就是” 和 “然后” 的狂轰滥炸中向前挺进。“今天，就是我来之前，就是——中心街——嗯——就是电影院门口，围了一大群人。然后我走近一看，就是——一个执法队的，大概，抓到了一个无照的，就是，那个凶啊。然后，又来了一个……。” 什月跟我们慢慢熟起来，我就拿她的“就是”开玩笑，在她的“就是、”“然后”行将出口的当儿，先替她脱口而出。但是寒假还未过完，“就是”和“然后”就从什月的句子里消失，轮到她抓我的把柄了——我喜欢说“但是。”什月便在我说话的时候掰着指头数，还时不时看表。我问她数什么；她说：“数数一分钟你用了多少转折连词。”)

好几次什月来到鬼屋，扔下书包便帮我们做饭。她的厨艺并不好，可兴致很高，我们也乐得在一旁游手好闲。我和崔威抽很多的烟；什月说她被动抽烟，一定会比我们早死好多年；于是我们把窗户全打开，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手里的烟是最后一根了——尽管依旧一根接一根地抽。晴天的时候，我们用一只蜂窝煤炉在院子里做饭，什月在院子里风姿焯焯地忙碌着，在孤零零的鬼屋前显得十分惹眼。这情景很是受用。

 

在数学方面，什月总问一些聪明问题；而在哲学和政治两科上，什月永远问一些傻问题——至少崔威是这么认为。我就鼓动崔威，那么你就行行好，给你老乡补补课吧。（崔威和什月都是力新县人，虽然一个在县城，另一个是在镇上。）崔威一点都没推辞就答应了。更有甚者，崔威的语文也好得很，英文也说得过去；一不留神成了什月的全能家庭教师。这样一来，我反倒没事可干了。

我便经常去镇上遛达，有时回来给什月讲几道题，有时也在鬼屋里听崔威给什月补课，我自己也顺便补补——当年我就是这几门不好才没考上本科。

 

崔威给什月补课，也有把什月补糊涂的时候。有一次，什月拿来一本参考书，上面有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为什么说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什月说，书上的定义我都能背下来了，这题也可以从书里照方抓药，可我还是不知所云。

崔威是这样解释：“有什么人，一开始你格外喜欢，后来你又不喜欢啦？”

什月说当然有。

“那么这就是一次否定。你跟他断交了，不共戴天了，过后忽然一天，你又开始念他的好处，你变得宽容，从两方面看这个人，你把第一次的否定又否定了一次，但这次的喜欢已经不是第一次的喜欢，你对他有更全面的认识，也更理智了——这就是‘否定之否定’”。

“你这么一解释，‘否定之否定’不成了‘喜欢不喜欢’啦。”

“没错，其实辩证法就这么简单，离文字游戏就差一步，根本没什么奥妙。”

第二天，什月又带着那本参考书来了，她说她问了教她政治课的李老师，李老师说，一粒豆子，发了芽，把‘豆子’否定了，然后生长开花，结了很多豆子，又把‘豆芽’否定了，这就叫“否定之否定”。

崔威说，人的意识才是否定的主体，没有人的地方哪来的否定？豆子是人吗？只要有条件，豆子就一定发芽，这是豆子的宿命，基因里就决定了的，‘否定’这个词用在这里纯属多余，否则就成了万物有灵、物活论的残渣——老李是个白痴。

后来什月又去请教了老李，老李说，崔威是个白痴，难道他不知道‘新事物的发展是通过对旧事物的否定来实现的吗？’

什月把老李的话转告了崔威，崔威在老李的名字前后又加了无数个白痴，说，这种屁话还不如改成‘新事物的发展是通过对旧事物的强奸来实现的。’

什月把眉头皱成干枣状，崔威赶忙道歉。什月说，‘新事物的发展是通过对旧事物的否定来实现的’写在书上的，说不定还是马克思说的呢。

都是黑格尔这白痴惹的祸，崔威说，辩证法只适合人的认识过程，最多也只能凑和着解释人类历史，碰到“自然”就变成既多余又谬误，成了类比和比喻的陷井；黑格尔是个文学家，而老恩的自然辩证法简直就是胡闹。

我调侃道，哲学家最小气了，为着一个概念就能呵佛骂祖不共戴天。什月便要我来评评理。可我什么理论也讲不出来，只好说，离了哲学，人照样能活得好好的，说不定活得更好。而什月大不以为然，她说凡事总得有个对错吧，崔老师一是非，李老师一是非，哲学难道是骂街？

崔威说，算啦，你还是啃你的教科书吧，我还是按书上写的教你，以讹传讹，继续误人子弟——不这样你怎能考上大学呢。话虽这么说，可是一旦什月提出的问题触动了崔威哪根弦，崔威又会一惊一咋的：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呸！同义反复！”

“肯定方面是事物中维持其存在的方面，否定方面是指事物中促使其灭亡的方面”——“机械的低等二元论！”

“新事物克服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又保留旧事物中积极的东西”——“行行好！什月……。”

……

崔威忿忿激昂的样子既妙趣横生又令人恻隐，我就打打岔，对什月说，什月，还是跟我做几道数学题吧，我这里都是金科玉律，一千年也不会过时……。

坦白地说，有了什月这个学生，我和崔威好为人师的心理都得到充分满足。

当什月被崔威课补得糊涂的时候，我们也会抛开书本，聊一些其他的事情。诸如童年经历、时事政治、电影、文学之类。什月最喜欢的话题是关于流行歌曲的——女孩子们都喜欢流行歌曲；她说她喜欢《让我欢喜让我忧》，“简直要命地喜欢。”崔威问什月为什么“简直要命地喜欢。”什月就大瞪着眼睛，好一会儿才说，难道，你没听过么？

“当然听过，连高桥西村那头病了三年的老牛都听过，问题是它不但要不了命，还经不起反刍。”

“在你眼里什么才算好？”

“你听听这个，”崔威清了清嗓子，“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还不错。”——这是什月的评价，不知是指崔威的嗓子还是指《三套车》。

这饱含忧郁和沧桑的《三套车》，大概什月不会喜欢——谁知道呢。崔威却将一阵伤感直接传达给我了；我顿时老泪纵横。我和崔威只比什月大几岁，可中间却像隔着几个世纪。

那次是我惟一一次听到崔威唱歌。虽然崔威酒后经常不管不顾地狂呼滥叫，却从不唱歌。我着实见过很多不唱歌的人，我父亲就是一个。我猜想高校长也从不唱歌。从不唱歌的人都是些奇怪的人，但我也觉得这样的人都很酷，不动感情，不流泪，尽管有时他们会突然表现得比大多数人更为脆弱，孩子似地爱发脾气。

崔威也从不跳舞，假如我看到崔威哪怕是偷偷地迈动一下舞步或扭一下腰肢，我一定会惊诧地像碰上了外星人——甚至会比这更为惊诧。我对自己的这个想法也觉得不可思议，崔威可以像头狼似的趴在井边吼，喝得像个傻瓜满口昏话，这些尽在情理之中，可倘若他稍稍扭动一下腰肢，迈个舞步，这在我眼里就会成为一件乾坤颠倒的大事。

和什月聊天，有时我们不免谈到我们身处其中的高桥镇中学。鉴于什月和校长的特殊关系，涉及学校的事我们都说得格外保守。记得有一次，是在94年初的寒假，什月问，假如你们当了校长，会怎么样呢？崔威说，假如他当了校长，而且又想当下去的话，他就会跟高校长没有两样啦。什月从这话里听出了嘲讽，变得闷闷不乐。我说，高桥镇这个鬼地方，让神仙来当校长也是白搭。我本想用这话打个圆场，可是突然想起了一个比喻，以为特妙，没过脑子就说出来了。我说，不过，《西游记》里的大魔头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小妖精才土生土长。当时我纯粹是一时得意信口开河，根本没想到要讽刺挖苦谁，可是什月显然是生气了，她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会儿，收拾起她的书走了。之后有两天时间什月都没来。

起初崔威还跟我开玩笑：高校长算是天上掉下来的呢？还是土生土长的小妖？到第三天什月还没露面，我和崔威有点沉不住气了。

还好，到了第四天，什月来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94年春天开学之后，什月不再经常来，但是每个周六她必来鬼屋；崔威也停止了在周六这一天酗酒。

4　竞技教育

每年高考过后的几天，校园里总是一片忙乱。到处都是学生、家长、老师，站在布告栏下，穿过校园小路，拥塞在教室里……。这是对答案，估分，填志愿，焦虑，悲伤，心存侥幸，烧香拜佛，默默祈祷，心跳加速的炎热七月。这时候如果你站在高桥镇中学的至高点——办公主楼的楼顶——看这个中学，你就能更清楚地感受到这种歇斯底里。像一座蚁丘被骡子踩了一脚，引起了大纷扰，半疯的人们在学校里瞎摸乱闯，交头接耳，慌里慌张，匆匆忙忙。

什月在这人群里，我也在这人群里。我将数学试卷的答案公布了之后，就被学生们和家长们就缠住不放。“赵老师，您帮着再算算吧，” “赵老师，你看我估得对不？” “赵老师，你看这么做也可以吗？” 有的学生要跟你争到面红耳赤，也不肯服错。有的干脆就把你想象成阅卷老师，可怜巴巴地望着你，眼里常含泪水，企求你手下留情，弄得我于心不忍。你要是松了口，他/她就像得了阎王爷的特赦，顿时欢天喜地，一蹦老高。疯了，吃错药了，走火入魔了。

什月来鬼屋，几分释然地说，这次考得比上一次强。我和崔威提出帮她细估一下，但是什月不肯，好像我们一染指，就会雁过拔毛，将她的分数偷走似的。“面对现实嘛！我们又不是教皇，不收你的什一税，” 崔威说。可什月坚决不从。崔威于是旁敲侧击：“第一道单项选择，……” 什月脸色一变，迅即把耳朵捂上，打鬼屋里跑出去了。追都追不回来。后来什月知道分数时，悔不当初，实际上她考得比自己估计得还要好一些。这分数没有用到它的极至，也就是说，什月本可以挑个更 “好” 一点的学校。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中国的教育和竞技体育，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教育，至少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是和竞技体育别无二致的。读书就是训练，考试就是一场场大大小小的选拔赛。“应试教育”这个词还不是很确切，应该把它称作“竞技教育。”它的目的是选拔出一批种子选手，去参加国际大赛。这个国际大赛就是各国的科技竞争。

竞技体育的目的不在于创新，而在于“赢，”每个项目都有细致明确的规则，若说有什么创新，那也是微小的，在人为规则之内的，是一种 “微进化。” 竞技规则本身就排除了“宏进化”的可能。之所以要排除这种可能，是为便于客观地区分胜负。说到底，竞技体育只是一种游戏，满足人类的好胜心理罢了。

竞技教育跟竞技体育如出一辙，教学大纲、考试范围、命题小组、评分标准等等这些组成了一个自恰的体系，全中国的少年儿童在这个体系里进行着微进化。它的确培养出了一大批种子选手，并且把托福、GRE考试统统改造成了国际大赛。这个竞技教育，从幼儿园的小红花开始，到托福、GRE考试结束，完成了一个周期，却并没有走进科技竞争这个门里。

智慧就像生命，需要空间和营养，其余的只好听天由命。

听天由命！在我们这个自卑的焦虑的儒教的勤奋的民族里，这个词没有位置，你必须把自己弄得像头驴，忙碌、倔强、怯懦，被一根胡萝卜引向全世界，啃了两口炒豆子就撒了欢地大叫大嚷。没错，驴子是属于天堂的动物，我们已经站在进化的终点上，正从从容容地看着欧洲人，美国人，非洲人，阿拉伯人慢慢生出蹄子长出尾巴拉长耳朵向胡萝卜看齐。

5　回家

我们用一撇一捺大气十足地写下自己，却要用一头猪来指称自己的居所。家，我推测它们原本是一座座猪圈，是驯养之所，最终这驯养的阴谋扩展到了人自身。在我们的语言里“家”这个词被广泛地滥用着。更确切地说，是“家”这鬼东西由猪栏一路扩展开去泛滥成灾。当高桥镇中学的高校长出差在外，给教导主任打电话时，他问“家里怎么样？”这话的意思是“学校里怎么样。”“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家”指得是贵族所统治的一大片领地，它类似于狗用尿所圈出的一片区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练葵花宝典的儒门弟子个人野心和权力欲的步步膨胀。尽管这膨胀通常只在头脑里进行，但有时也竟然成了气候，把天下变成好大一个猪圈。

最近我一直在观察寓所门口的一座蚁丘。这是一种火蚁，据说是从南美洲迁移过来的。它们脾气暴烈，奔跑迅速，碰上你的脚便毫不犹豫地猛咬一口，过后你的脚就会肿起来，奇痒无比。你紧闭门窗，堵上所有的缝，却总发现它们一群群神秘地出现在屋内的地板上，仿佛谙习劳山道士的穿墙术。它们大大咧咧地在草地上筑巢，一座座高拱出地面，犹如红肿的伤口，倘若你不管不问，它们就会日渐壮大，将一大片草地据为己有。

我对蚂蚁的憎恨与生俱来，对这些敌意重重的火蚁更不会手下留情，除了定期向它们的城堡实施化学武器的攻击，平时见到它们重建家园，总要走过去踏上几脚，幸灾乐祸地观察它们疯狂地忙乱。我已经观察它们很久，它们依然故我的态度，屡废屡兴的韧劲儿逐渐消磨了我的憎恨。对于“家”这个概念的理解，我是从它们身上领悟得更深的。当我踏碎它们的城堡，它们四处奔涌，每一个看起来都是没头没脑，慌慌张张，不可理喻的，但神奇的是，这乌黑的一团涌动却不会树倒猢狲散，而是形成一个黑色的挺规则的圆；这个圆先是越来越大，然后慢慢缩小归于平静。火蚁们好像被什么牵住了似的，尽管他们奔跑的路线曲曲弯弯，却始终绕着它们的城堡，最终回到那破碎的家去拼命劳作。那城堡有一个中心，这中心具有不可抗拒的引力，每一个成员都身不由己地受这引力的牵绕，把这中心作为归宿。据一些资料上说，这神秘的引力便是蚁后分泌的费洛蒙（pheromones）。家这东西真是既抽象又具体，不可思议地具体。家是有毒的。

可是这毒物是如何让一只小小的蚂蚁如醉如痴，犹如服了“三尸脑神丹，”永远朝着一个中心献出自己？当它在野外背起食物，从蚁穴里飘来的王者之气，是怎样牵引着它，命它抬足、转身、举步走向巢穴，并且时时纠正着方位？

我的涂门老家，是怎样牵住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使我并没有在一次逃学之后，永远离开它？它在我头脑中的什么位置，是怎样散发着神秘的信号，使我像这不起眼的火蚁，尽管从那个纷扰不休的家中一次次逃离，却沿着势不可挡的弧线，回家？这与生俱来的致命的引力，使我们纵然受到家的无穷无尽的伤害也照旧痴迷不悟。

在蜜蜂的王国，工蜂跟蜂王的基因全然相同，只是在发育过程中，幼蜂们受到了区别对待。这个王国只对极少的一些雌性幼蜂提供蜂王浆；而对大部分雌性，主要提供营养不足的蜂蜜，同时蜂王分泌另一种费洛蒙抑制这些本来就营养不良的雌性幼蜂的性器官发育；于是前者发育成蜂王，后者成为发育不全的，残废的，勤劳的，永远留在“家”中的工蜂。(工蚁的境遇与此类似，只是因素更复杂一些罢了。)

大自然以它冷酷无情的生存规律塑造着各种各样的“家。”你一旦对昆虫之“家”略知一二，反观人类，你一定会心存疑虑和戒心。谁能保证人类的家不是一个个不坏好意的巢穴呢？谁能保证我们处心积虑的父母，不是在不知不觉地毁掉我们，却还以为一切都是为你好？

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一个人走到天涯海角，即便我们与从前那个家一刀两断，一个新的家总还是要建起来的。生存需要一个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才使得我们有所依靠，相互支撑，不至于被周围强大的世界个个歼灭。然而有了中心便有了罪恶，它使得处在边缘的个体受尽剥夺。(剥夺，崔威那次酒后所说的这个词，如今正式进入我的词典了。) 剥夺。

有些事情真如崔威所说，是“解决不了的。”不过，纵然完美的办法注定不能存在，权宜之计总还是有的吧。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逃离那个中心，建立自己的家，在剩下的日子里过上自己的生活。然而另一个难题也随之而来：谁又知道何时才是天赐良机，谁能保证当我们最终走出那个中心，不是太晚了已经被那无形的费洛蒙永远地牵住了，那粒“三尸脑神丹”已在不知不觉中吞下肚去了？

记得我十七岁离家，去N城上大专，是像一只新获自由的鸟儿扑楞着翅膀飞出涂门的；面对父母模糊的泪眼我无动于衷，甚至有几分幸灾乐祸。自由这东西他们欠我太多，如今一走，仿佛一下子从银行整取了所有零存，一段崭新的疯狂的挥霍就此开始了。我怎能对这煞风景的眼泪生出半点同情呢？

 

一九九四年的暑假，我的学生们高考之后，我从高桥镇回涂门和父母小住了几日。自从上大专以来，这几年我极少回家，暑假我也找借口呆在学校里。打小我跟他们就老是格格不入；上了高中以后，我跟他们更是话不投机，说上半句都嫌多。这次回家，我是打算跟他们和解的。人穷则返本，我在外面混得不良不莠，心里头对他们不免暗中滋长了几分柔情。我沿着那宿命的抛物线回到了涂门。

 

其实在学生们的高考尘埃落定之后，我并没有马上回家，而崔威根本就没打算回家，我们百无聊赖，经常在高桥镇晃荡。高桥镇最热闹的地方是中心街，这条街是那个从北山南麓横穿高桥镇的重要公路的一部分。我在高桥镇教书的那阵子，高桥镇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江南的那个大都市N城。那个都市的开发区正向长江以北延伸过来，朝隶属于B省的高桥镇步步进逼。有几个企业甚至直接搬到了高桥镇东郊。高桥镇和临省的关系变得十分暧昧。据说那个省一直期望把高桥镇及附近的江北地带划归己有，但总是糟到B省的断然拒绝。

高桥镇的中心街发展得最快，街道两旁隔三叉五便有一个店铺开张，在街上你永远可以看到爆竹的红碎片和废弃的竹编花篮。由南方来或向南方去的各种车辆宛如鲤鱼过江；它们扬起的灰尘只有在深夜才有机会落下地来。街道两旁的新建筑竣工不到几个月就变得灰头土脸。

在我的印象中，高桥镇永远尘土飞扬。镇上倒是有台洒水车，但不是每天出车。这台洒水车有时十天半个月也不露面，有时却如灵感勃发，一个劲地往街上跑，高唱着《涛声依旧》招摇过市，不管不顾地撒着野一路洒将过去。远远听到《涛声依旧》，街上的人们就都欢天喜地地四散奔逃。“……这一张嗯~嗯~~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正是大夏天，许多建筑正在破土动工，工地上水泥绞拌机总是从傍晚开始工作，“哐哐哐哐”一整夜，直干到日出三杆。许多老年人在睡梦中又回到了战争年代。

在夜晚，高桥镇的中心街上到处都是大排当：炸猪肉、炸牛肉、炸羊肉、炸子鸡、炸田鸡、炸麻雀、炸鹌鹑、炸蝎子，炸知了，炸鱼丸、炸豆腐、炸臭豆腐……什么都下油锅炸一炸，仿佛高桥镇人全是阎王殿小鬼托生的。我敢说，假如天上的月亮能摘下来，他们一准搁进锅里炸上一炸。

我们通常在街上随便找个排档坐下来，一边喝啤酒一边暴殄天物——跟崔威在一块儿，你没法不学着滥用几个词汇。

我们在高桥镇暴殄天物，有时碰到高校长。我们也请高校长一起暴殄天物，他通常都推辞，甚至于对我们说：“花钱省着点儿喽，留着娶媳妇呐。”你瞧，高校长这人有时也不算特别讨厌。可你就是弄不明白，当你进了他的办公室，或者开教职工大会的时候，他老是一本正经，要你像对待死人那样对他必恭必敬。

也就是那几天，我接到省教育学院的通知：我被录取了。这似乎是个好消息，我更迫切地想回家一趟了。

到了七月二十号，我就回了涂门老家去。我本想在家里多住几天，可是不到一个星期，我又和父母闹翻了。那次回家终于让我坚定了一个想法：一个男人长到二十多岁，在家里除了和父母闹翻，并不能指望别的什么；我的父母没什么错，我自个儿也没什么错；我们闹翻，说不定是由某种神秘的激素决定的；到了这种年纪，我已不可能再跟他们和平共处，

崔威似乎比我更彻底，自从他来高桥镇之后，几乎就没回过家——除了那次他折腾茶叶生意去找继母借钱。他在力新还有个姑姑，他倒是常去她那儿，时不时从那里拿几条腊肉回高桥镇喝酒。崔威提起他父亲，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口气。如果崔威的父亲真如《夜》中所写，崔威这么做当在情理之中。不过，尽管崔威承认《夜》“几乎是一个自传，”我仍旧怀疑他少不了添油加醋，毕竟，作家们总是爱把主角以外的人都写得可厌可鄙。

我在家住了几天，确切地说是八天，和父母闹翻了，又回了高桥镇。我对父母说学校在办一个数学加强班，得提前回去。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猜到我的早归和两天前我们的争执有关。他们都是聪明人，他们一准猜到了。

那天晚上从涂门沿涂河顺流而下，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旅行。在黑咕隆冬的船舱里，我老是听见有人念那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反反复复，一直到高桥镇，像出了鬼一样。

小时候父亲教我唐诗，说：“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啼”是“鸣叫”的意思，非“哭”也。可那天晚上坐船，从涂门到高桥，一路上我听见两岸的猴子全攀在高高的树梢上，冲着月亮放声大哭。

从94年暑假到现在，我再也没和父母见过面。有时候世界上最难沟通的人就是你的父母了。在94年暑假之前，每次我与父母发生矛盾，我都下决心不再原谅他们，跟他们一刀两断，但是过了些天，一股歉疚的情绪就会偷偷袭来，最后彻底将我占领，我也就随之投降，沿着弧线回到他们身边，开始新一轮的和解与破裂。94年的暑假是个例外，打那以后，这种歉疚情绪就再也未能将我占领——它像个游牧民族，被我一劳永逸地最终击退到另一片大陆去了，而那最后一仗似乎并不比以往的更为惨烈，仿佛不是我下定了决心，而是那个游牧民族——那股情绪——突然死了心，决计另谋出路了。

我是在家里吃过晚饭才坐船顺流而下回到高桥镇的。客船靠岸的时候已是深夜。我沿中心街朝镇西走，一路上心事重重。排档大多收了摊，只有寥寥数家生着火。我看到一个工人正孤零零地坐在一个馄饨摊上喝汤，衣服上石灰与水泥板结的硬块在路灯下历历在目，头发像一团生了锈的钢丝。他就坐在一条长凳上弯着腰喝汤，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也不抬头。此情此景，突然催人泪下。对于这个弯着腰喝馄饨汤的人，我的悲哀算得了什么呢？我父母亲一生的争执，他们强加给我的教育、观念、艺术、理想，又算的了什么呢？如果我把这些讲给他听，他八成只是一笑：“哈哈！”我为什么不能冲自个儿来一句：“哈哈！”为什么不能将自己倒空，倒得干干净净？我也要独自一人喝碗馄饨汤，别得什么都不想。我要接受生活，接受事实，接受这个微凉的深夜，接受天上落下来的灰尘，接受朦胧的星星，接受眨眼的火苗和路灯，接受一双脏兮兮的筷子。哈哈。

 

我深夜回到鬼屋门前，窗子黑漆漆的，像个失望的眼神。打开门，我一边伸手到门边的墙上去开灯，一边冲着崔威的床铺大喊：“崔——呀——威，哇——呀呀呀呀呀。”

我才不在乎把他吵醒呐，这一路回来憋得发慌，我得喊一嗓子。

崔威像只弹簧一样从床上弹坐起来，天花板上的白炽灯的光线“唰”地一下朝他扑过去了。这一扑不要紧，一下子逮住了两个人——什月趴在床上用床单捂着脸，一副无地自容的样子。

我的天！

当时如果我生有一双翅膀，我一定“噗楞”一声便从窗口飞出去了。

说到这，你一定浮想联翩，想像崔威和什月两人全光着身子，赤条条地暴露在我面前，而什月一定手忙脚乱地去拽被抓毯。

事实上，崔威和什月都衣不解带，而什月简直就是衣冠楚楚，穿着她那件漂亮的深咖啡色连衣裙，脚上还套着两只精致的凉鞋。可我还是大吃了一惊，伸手又去够电灯开关。崔威说，别关，别关！

我住了手，像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等我的魂儿又从窗外飞回来，我便朝我的桌子走过去，边走边说，老崔、什月，你们烧开水了没？

老崔说没开水。

有啤酒也行。老崔又说没有。

我说，老崔，不喝酒了，连开水都不喝啦。

6

按说当时我应该离开鬼屋到外面溜达去，可我太吃惊了，一下变得呆头呆脑。什月羞答答地出门走了，我突然感到过意不去。

在那个暑假的余下时间，什月继续来鬼屋，并且没以前那么拘谨了，——按说她应该不好意思才对——现在的女人真是不可思议。

你可能猜想我将要告诉你我跟什月、崔威的三角关系。如果我是个写小说的，我一定会编出一个来。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这样：我和崔威来到南山决斗——我们事先在鬼屋里给什月留了一张字条——当什月歇斯底里地爬上南山之时，决斗已进入尾声……崔威的血溅在一丛野蔷薇花上，粉红的花瓣顿时被染成赤红，……他仰面躺在一堆乱石之间，气若游丝，面如死灰。一只土黄色山蝶亭然降落在他的胸口，仿佛两片颤抖的树叶……。

当然也可以换一种写法：我和崔威都文质彬彬，暗里使劲，让什月“爱的天平”左摇右摆，老也下不了决心……。

我更喜欢照着第一个结局往下写：我拉着什月高高兴兴地下了山。紧锣密鼓准备停当，正打算拜堂，崔威却出现了，是个活的。他说，小赵，急着成亲呐，还没比完呢！我说，老崔，算了吧，什月已经是俺的人啦。呸！你的人，什月，你说，你是谁的人？什月：“我谁的人都不是。”什月啊什月，我叹道，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什月：“俺站在胜利者一边！”我像莎翁似地一声长叹：“女人啊，女人！你的名字叫骑墙！”“呸！你们男人不骑墙？男人啊，男人！你的名字叫软弱！”好，好，那就比吧，比什么呢？崔威说，哲学！什月出题。什月：“试论阴阳相克相生理论如何优于黑格尔之对立统一规律并兼论马克思、法兰克服学派在三大规律上的演进递变之传统之之之之之……。”我顿时一身冷汗，一张张手纸从面前飘过，高校长的手纸，我抓过一张，在额头上擦擦擦擦擦。我忽然福至心灵，打算写一写有序跟无序这两口子的辩证关系，崔威一声大吼：“交卷啦！”停！什月说：“小赵输了！滚！”转眼间，崔威身子一抖，像高老庄的猪八戒，变成一股黑烟，将什月卷进洞房里去啦！呸！我冲洞房里喊，还我彩电，还我冰箱！……。那件事干得比我想像得要快，半带烟的工夫，崔威提着裤子从洞房里出来啦，正得意洋洋朝我这边走来，突然，什月奔出来，比一台本田轿车还快，猛地从背后抓住崔威，三两下将崔威撕得稀烂吞下肚去。什月抹抹嘴，朝我凑过来，因崔威的营养而更为容光焕发，像个国民党女特务千娇百媚：“小——赵——成亲！”我一阵大喜，正要——崔威又来啦，这回是个死的：“什——月，好狠呐！”呸！什月从怀里掏出一张试卷来，老崔，亲爱的，我可没白吃，你这上头写得明明白白！(崔威一声惨叫消失了。)呃，对了，小赵，你写了什么？拿出来看看。我一听，吓得两股颤颤……。

——梦话。彻底的胡说八道。

其实我并不特别喜欢什月，反之亦然。当然，我也不是说我反感她，或者她反感我。没到这种程度。但是所有活着的东西总是各从其类；当你沿着界门纲目科属种的树状分叉顺藤摸瓜，你发现什月跟崔威在一根小树枝上相遇了，而我挂在另一根枝桠上。什月有时候真有点疯疯癫癫的，不是崔威的那种疯癫，是另一种。你跟她开个玩笑什么的，她一激动，就伸出一条腿，朝你一脚踢过来，这是她的身体语言，腿语。不过她从来没有朝我一脚踢过来，我想她有点怕我，我是她的老师。但我经常看她对别人使用腿语，主要是针对男生。一脚踢出去，根据上下文，你通常可以猜出大意：“你又在开玩笑！”“不会吧！”“你好！”“真棒！”有一次什月差点儿冲崔威来一句腿语；当时崔威轻而易举帮什月解决了一道困扰她一整天的语文单项选择题，什月一激动，右脚就抬起来了。

我一向对腿语过敏。小时候我老爸对我频频使用腿语，其含义并不丰富，只相当于一个字——滚！腿语是伟大的语言，是愿望和行动的统一，是行动和行动结果的统一。在腿语里你看不到对立，只有统一，彻底的统一。除了腿语，什月倒没什么特别不讨人喜欢的地方。有时你会觉得什月有点土气。什月跟雅文是不一样的，她不会站成一个“K”字形，也不会初次见面就老情人似的目不转睛盯住你，不会用似是无心的奉承话搞得你受宠若惊，更不会把内衣穿得若隐若现。她们是不一样的，也许所谓的土气，就是“不够性感、”“不够光鲜、”“不够诡计多端，”“不够‘甜’？”但是什月的性格，骨子里是主动的，这一点和雅文类似。有了这主动，哪怕一位心远地偏的村姑，碰上合适的环境，也一定会像鲜花一样推苞绽放。高桥镇的什月只是尚未开放罢了。

虽然我不特别喜欢什月，什月上了崔威的床，我也并不兴高采烈；一种复杂的情绪纠缠了我好几天。倘若要我使用一个词来描述，那就是“惆怅，”可我知道这情绪不仅仅是惆怅。惆怅、茫然、大惑不解、不可思议、始料未及，……，每个词都可以从这复杂的情绪里分一杯羹。

什月为什么那么快就上了崔威的床？这叫我琢磨不透。在秋季开学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什月又上了崔威的床。我是第二天早上才知道的；第二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又看到什月躺在崔威的床上。

我愿意相信崔威和什月什么也没干，他们只是和衣躺着。这个想法不是全无道理，要知道，我们的铁床是用螺丝、铁片、钢管和铰链连接起来的，已经锈迹斑斑，零件的连接部位若即若离。你只要轻轻一翻身，它就会吱吱嘎嘎响个不停，仿佛有二百只倒霉的鸭子被你压在了身子低下。假如崔威真对什月有所作为，他的铁床必定发出不可礼遇的响动。我睡得虽死，但也应该听到些什么。

崔威这样的人，你很难把他跟“做爱、”“上床”这些字眼联系起来。纵然有个女人在他床上，你还是不肯相信他真会干点什么。

不过，这印象也许只是一种错觉。比方说，我从来都不相信我父亲和母亲是做爱的，尽管这毫无疑问。我的老师们，他们站在讲台上，谆谆循循，望之俨然，让你也无法相信他们也会光着身子埋头苦干——这两种形象无论如何也统不到一块儿去。什月，我也宁愿相信，她除了和崔威偎在一起，别的什么也没干，甚至她单独一人的时候也不会设法聊以自慰。崔威的疯癫哲学、孩子气和一本正经，无论如何与床上运动相去甚远。但是话又说回来，所谓一本正经，或许正可以推演出有女在床？后来我读黑格尔的传记，知道黑格尔也有个私生子，不禁拍案叫绝。我不是说 有女在床或者私生子是什么大问题——这并不值得拍案叫绝，真正令人叫绝的是人性的怪诞诡奇，你越是要堂堂正正道貌岸然仿佛整个宇宙都装在你胳肢窝里，它就越是要捅你的软肋，哈你的痒痒，在你面前扮鬼脸，把你一个跟头推进粪坑——总之，非让你威风扫地洋相出尽不可。

生活中这类难以撮合的双重甚至多重印象比比皆是。比如我自己，也委实如一小马戏团的演员，除了郑重其事地走钢丝，还要客串小丑、骑手、耍猴子的、驯象师、空中飞人，并且还抽空托着爆米花棉花糖四处叫卖。推而广之，大概每个人都是如此，都有很多角色要去扮演；世界压根儿就是个小马戏团，或者小戏班子；生活不过是一场场戏轮番上演，你不能把它们当真，你不该问：哦，那个老生，怎么突然演起花旦来了？

我和崔威都算不上一个好演员，经常演着演着就演砸了：从马上掉下来，被大象踢了一脚，同爆米花一道儿人仰马翻。但是我和崔威看戏的态度又过于认真，一会儿对黄世仁恨之入骨，一会儿被杨白劳感动得涕泗横流。轮到我和崔威上场，一个托着龙胆亮银枪，一个举起丈八蛇矛，得得锵锵，一照面儿，都绷不住要乐——那不就是小赵么，那不就是崔疯子么？等到演得出神入化，居然也把对方当成长山赵子龙和张飞张翼德，以为长板坡上，英雄非我俩莫属。后来下了台，洗去油彩，反倒觉得对方今非昔比俗相毕露了。

 

94年八月，什月收到了涂门师范专科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马上兴冲冲地来鬼屋了。什月打扮得花枝招展，像个氢气球似的一下子就飘进屋里，口口声声要请我们吃饭。崔威和我都小心翼翼地答应了，我们生怕一个拒绝会让这气球怦然报销。

我们三个人在中心街上转悠了半天，什月也没下定决心——她显然是没钱，又拉不下面子领我们去排档摊。我们就对什月说，这顿饭我们请了，谁让我们是老师呢。什月坚决不肯，我和崔威差不多是连推带拉把她拖进一家餐馆的。

我们坐下来没一会儿，就看到高校长的儿子高翔跟另外两个年轻人也进来了。高翔去年刚从一个武警部队退伍，成天在高桥镇上出没，也不知道这家伙在干啥。高桥镇每年都有几个年轻人退伍或者去当武警。这些人回来，都成了“战友”，变得牛气冲天；他们算得上是高桥镇最能折腾的一伙人。

“那不是你堂哥么？”我对什月说。

什月撇撇嘴，没答腔，那表情仿佛是：“这活宝！”

听什月说，高翔去当武警之前是个“街上人，”现在当了几年武警，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过，高翔也算不上黑道人物，他干得那些事足够惹得高校长怒发冲冠，却不能叫派出所打起精神认真对待。 高校长虽然德高望重，对这个独子却也毫无办法。坦白地说，高翔生得稳健俊秀，虽是个混混，但看起来也并不卑琐莽撞。我在高桥镇上闲逛，经常碰到他，甚至算得上点头之交。

等到快结帐的时候，崔威发现他的钱包落在鬼屋了，我和什月各自拿钱出来，发现还差好几块。崔威就说，我回去拿吧，反正也不远，话没说完，人已经走了。过了一小会儿，什月就有些不放心了，要我等在餐馆里，她出去追崔威。那时崔威已经灌下好几瓶啤酒，外加一大杯葡萄酒，确实不能叫人放心。

我又要了一瓶啤酒慢慢地喝。就在这时候高翔走过来，在崔威的位子上一屁股坐下了。看样子他也喝得不少，眼睛迷成一条缝，一张白脸已经又红又肿。

“小赵——你——想泡我家什月？”

我看这小子说话舌头都直了，就没理他。

“小——赵，你撒泡尿……。”

我还是没理他。

砰！我眼冒金星——高翔冷不丁冲我左脸来了一拳。我顿时怒火中烧，恶向胆边生，轮起右手，回敬他一耳光。这时候，高的两个狗友冲过来，一人拽住我的一只胳膊，高翔从那一耳光回过神来，绕过桌子冲上来，我随即就遭了殃。

腹背受敌，大腿根上还给踹了一脚。等崔威和什月赶来，高翔他们早就班师了，而我已经鼻青脸肿。我长到二十多岁，还是第一次被人打得鼻青脸肿。

 

几天后我和崔威在高桥镇又把高翔收拾了一顿。高翔没料到我们会在大白天在高桥镇街头对他下手，居然一个人在街上遛达。我们在中心街的一家排档摊子前从背后抄上高翔；我卡住他的脖子，崔威从前头用拳头掏他的心窝。然后我让崔威卡住高翔，我转到高翔面前，用膝盖朝他档下顶过去。他那玩艺儿在我的连续打击之下又疲软又绝望；而他的脑袋则在燥热的空气中生机勃勃地耸动，像只情猫似地傻叫着，弄得你心慈手软。

我们放走了高翔，就近找了个大排档摊子坐下来喝酒，时不时朝街上瞅——我们估计派出所说不定会来人。 我们收拾高翔的时候，四周就围上了很多人。我们放走高翔，这些人就分了两拨，一拨跟上高翔；一拨就跟着我们走；我和崔威在排档摊子上坐下，他们就又围在四周，或站或蹲，一言不发地看。街上出点什么事儿，在高桥镇人而言有如久旱逢甘雨；那是难得的精神食粮，他们一定要像一群饥饿的蚂蚁似地围上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舔食这桩事件，唾沫星子横飞。等到晚上回家，他们还要带些碎片回去与家人共享，用文火烤，用大火爆炒，用高压锅蒸，油盐酱醋雪花牌味精。

我们等到天黑也不见人来，便没趣地回鬼屋了。

来到鬼屋门前，发现门不知被谁弄开了，进去一看，屋子里已经翻天覆地，所有的东西都不在原来的位置：铁锅翻过来扣在地上，从里面流出汤汁，搞得满地黏乎乎；桌子上的书全躺在地上，有的干脆就浸在汤水里，与物质食量杂然相处；两把木头椅子都折了腿，歪在墙角哼哼叽叽；几只酒瓶子在桌上不知被什么砸碎了，满桌全是凄凄惨惨的玻璃碴子犹如一颗心遭到了失恋的重创；连吊在天花板下的灯泡也给打碎，留下空荡荡的灯座挂在那里摇摆，像个让人百思不解的悬念。一定是高翔这杂种。

我定了定神，发现什月正在一个背光的角落里弯腰收拾呢。她直起腰来，嗫嚅道：“大伯[高校长]已经知道了，他[高翔]不会再来了。”又蹲下身去收拾。

 

尽管发生了以上的事情，什月每天还是到鬼屋来。我知道她是冲崔威来的，就知趣地出门去闲逛。街上是去不得了，指不定哪天就遭了暗算，我就朝镇外走，或者上山。我从崔威那里借了几本书，常常钻到树林里坐在石头上看。那些天我胡乱读了几本崔威推崇备至的小说。大多晦涩难读。我不敢说自己读懂了它们，更不能说喜欢，但不管怎样，我从这些小说里看到了两股生命之流，一股在人心内，一股在人身外，虽大相径庭却同样的荒谬和不可思议。当它们相互纠缠龃龉，就变得尤其荒诞。

那阵子我才头一次发现，有些小说是不能顺着读的，你必须东看一句西看一句，慢慢的才对内容有所了悟，就像从三岁孩子或者疯子嘴里了解真相。

94年那个夏天下了好几场大雨。碰上下雨，什月就披上一件鲜红的雨衣来。她把自己裹成一只红辣椒的形状，将书包用塑料口袋包着抱在胸前，姗栅而至；进了门，把书包撂在门边的桌子上，打开红辣椒，里面的衣裳和长发便迟迟疑疑地松展开来。她转身朝向门外，把雨衣伸到门外抖动——每次她都将雨衣很精确地抖动三下，仿佛那是属于已经延用了几个世纪的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什月虽然不用补课了，却还是带着她的书包。里面已不是课本，而是一些小说，有些是从崔威那里借的。自从崔威下决心做生意以来，这些书都失了宠，躺在鬼屋里发霉、哀叹、互相埋怨。崔威也不对我侃哲学了。只有什月来，崔威的兴致偶被撩起，才禁不住又大谈文学、哲学之类。

我还记得有一天午后，什月来鬼屋，刚进门外面就开始下雨，那是一场雷暴雨，闪电突如其来似灵感，又像在天空这口黑锅上猛然敲开的一道道裂缝；巨大的雷声成串滚过，像谁引燃了火药库，轰隆隆震天动地，你猛然发现天地竟是如此空旷博大。被大雨浇得懵头转向的蚯蚓们从地下纷纷钻出来，爬进鬼屋躲雨，在地上蠕蠕而动，把什月吓得神不守舍。于是我和崔威将蚯蚓赤条条扔回瓢泼大雨。有些女人前世一定属于植物界，比如芥蓝、马铃薯、苹果之类，她们怕虫子怕蛇怕狗怕一切的动物。

7　火车

小时候我在一个民办小学念书时，我的老师是个劳改释放犯；我的那些倒霉的小学同学如今天各一方，大部分都在国内的不同的城市做着蓝领工人，或者留在农村种地。只有一个同学考上了一所铁道学院，并且留在那里教书。他打小就有个愿望——去开火车，不知道他是否感到如愿以偿，恐怕很难说。但是即使他当真去开了火车，也未必会感到如愿以偿。我有个挥之不去的想法，倘若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们，不断地告诉孩子们一个真相：你们的梦想基本上都不会成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煞有介事地在小小年纪就挑逗起他们的“理想，”结果会如何？当他们长大成人，会变成什么样？他们会因为失去了“理想，”而变得如霜打的茄子萎靡不振呢，还是会因为打小就抛开了幻想而活得乐天知命？

 

最近我收到这个在铁道学院教书的同学发来的电子邮件：

 

 

刚来高桥镇的时候，崔威曾表示过对农村生活的向往，而我给他浇了一盆冷水。我告诉他在上学之前，那种生活或许有几分自由像天堂，而上了小学就一天不如一天。起初他不肯信，认为我只是时运不济，碰上了个劳改犯的老师。后来我们认识的学生越来越多，不少都来自乡村，听他们谈起当年的学生生活，与我的经历类似的不在少数。崔威也就慢慢地相信了这个事实：乡村学校是个屠宰场。

我不是说所有的乡村教师都在误人子弟，可是，你一辈子只要碰到一个屠夫，就够让你终生受用了。下面我讲一件事，虽然听起来有点荒唐，但我保证是真人真事决不添油加醋。这是我教过的一个高中生说的。他在一个乡村中学读初中时，班上培训几个“物理尖子”去参加县里的一个什么物理竞赛。一次训练课上，他的物理老师给他们讲解如何计算平抛物体的运动，在一个公式里出现了时间的平方。这个学生斗胆一问：“为什么时间可以平方？”物理老师当即恼羞成怒：“你考我吗？我不但知道时间为什么可以平方，而且知道一粒子弹飞出去的落点！”他把粉笔朝讲台上愤然一丢，背手出门不讲了。这个学生便因为一句“为什么时间可以平方，”面临着赔礼，白眼，写检查，家访，惨遭扣分，名次下降，神经衰弱，战兢木讷，美丽人生。教师这个职业有时真把人的自尊心培育得如同屁眼般敏感，让一个教师在学生面前说出“不知道”三个字比慷慨就义还难。他们总是什么都知道，假如有什么问题他们不知道，那一定是科学、哲学、文学的最前沿问题，至于时间的平方，呸！你小子分明是在捣乱，在冒坏水，在太君头上动土，在设套子让我丢丑，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你良民的不是，你八格呀路！

崔威在涂门一带的乡村客串了一回茶老板，虽然赔了本，却总结了一个理论：偏远的农村，文化特征还停留在上古时代；农民的生活由习俗控制，这习俗不成体系，离人性不远，所以其民淳淳；中国两千年的中世纪文化还没有来得及最后征服这些地方。而在中国大城市，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中世纪文化已被大浪淘沙抛在一边。只有小城镇，经两千年中世纪文化浸染，而现代文明又尚未真正波及，遂成中世纪文化最后堡垒。要研究中世纪中国，小城镇是活标本；理论化了的假正经、体制化的腐败和残忍，等级观念门第观念，要什么有什么。一个在小城镇念了几年高中或中专的乡村人，与其说是接受了教育，毋宁说是受了一次中世纪文化的污染。他们再回到乡村做了教师，便是用中古毒药戕害上古之民了。

崔威老是能找到说法。不管世事如何易变，事实如何易改，崔威的理论总能一溜小跑，紧紧跟上，鞍前马后。不过崔威这上古中古之说，还算差强人意。中世纪文化，无论中外，着实都令人类蒙羞。那个追求崇高的黑暗时代。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的上古时代，商周秦汉，哪一朝不都是暮气横秋？从来就没有年轻过。我在媒体上不止一次地瞻仰过西安那些伟大的兵马佣，个个垂头丧气低眉顺眼，像是刚被班主任大人从办公室里撵出来似的。

我对崔威说，我更喜欢大城市，上古与中古，五十步与百步罢了。

崔威说，N城虽大，却不是一座真正的现代都市，她是个精心打扮的伴娘；N城人，自以为“文明，”其实不过是一群拙劣的复制品、“文明强迫症”患者——真正的文明人向来以文明为耻……可是，即便你找到一个真正的大都市，不久你也将会沦陷其中。文明的进程，并不能解决蕴藏在其中的定数，愿望使文明患上神经衰弱症，概念使文明患上精神分裂症……。

哲学之类的鬼东西我不在行，我也不想在这里过多复述崔威似是而非的观点。有些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却不知道那是什么，有人能把他表述的更准确一些罢了——但这于事无补；更多的人是弄跑了调，搞成另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崔威纵有揭微显隐的洞察力，我耽心他连自己都解救不了。我以为最好是听天由命，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船到桥头自然直，要是不直就一头撞上去拉倒。

 

现在是九九年秋天，不知道高桥镇还是不是老样子——她自然肯定不会是老样子了。据说他们在镇东的入口处立了一头高大的铜牛。当人们坐着汽车沿着公路由东往西接近高桥镇的时候，老远就能看到这个牛气冲天的庞然大物横在地平线上。它像一艘巨型铁甲舰，正在遭受鱼雷快艇的连续打击，却毫发无损。这个印象是崔威告诉我的。我不知道镇东的那两面墙拆掉了没有。那可是撩人心弦的两面墙，它们立在镇口，朝着早晨的阳光张开，朝进镇的人张开，有如一只岸边晒太阳的河蚌。像所有的墙一样，人们不会让它们闲着的。左边的墙上是蓝底白字的广告：“洁XX·难言之隐·一洗了之。”右边的墙上是一个少女，纯白的衣裙，乌黑的头发和眼，双手伸向前上方，一只雪白的鸽子正从她掌心振翅起飞，肉红的鸽腿像熟透的樱桃一般鲜艳。少女头顶上方是一行美术字：“高桥镇欢迎您！”一切都是写实的，少女、头发、眼睛、衣裙、鸽子、振翅欲飞、鸽腿，没有夸张，没有变形，没有凡高的疯狂色彩，没有超现实的怪兽，没有达利的柔软钟表，没有毕加索式的三头六臂，鼻子上没有被安上刷子，裙子低下也没有露出大腿，但是——。但是你却不能承认那是一幅现实主义的作品。没错，现实中鸽子是那样飞的，姑娘有时比画中还要漂亮，还要白。那姑娘在画中伸出了手，够了——她却双手摊开，一只白鸽子飞出去了。顿时，现实被朝越了，她成了超现实，超超现实；这个画匠似乎一只脚踩着十六世纪的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后期，矫揉造作的Mannerism，另一只脚踩着二十一世纪的高桥镇。二十一世纪！它干净、虔诚、热情、光鲜，如一粒熟透的樱桃。它像上帝一样俯瞰着我们，像末日一样永不会到来。“高桥镇欢迎您！”

只有那条公路最为写实，它笔直地插进高桥镇，像一根直肠，直得让你看不到一丁点儿希望。没人敢蔑视这么一条公路，它是一棵大树，所有的苔藓、地衣、大肠杆菌、肺结核病毒都需要挂靠在这空前绝后的培养基上。

现在我离高桥镇已经很远，正在A国南方的一个小城聊度时日。我注意到，这里的天气变化和涂门那边近乎同步。如果这边连续几天大雨，涂门也是一样；假如这里连日高热响晴，涂门也一定酷暑难当。有时接到涂门的朋友们打来的电话，或者我给他们打过去，首先就问天气，结果两边总相同，要是下雨，两边都在下雨，要是天晴，两边都是天晴。回回如此。这鬼使神差的“同此凉热”有阵子搞得我心神不宁。太过份了，你逃到天涯海角，可连天气都别无二致。当年孙行者几个跟斗翻过去，冲着五座大山撒了一泡尿，以为在天涯海角留下了纪念，最后却发现那不过是如来佛的五根胖指，一股莫名的失望与挫折，必然在他心头油然升起。

数天前我开车去附近的几个小镇看了看，但没遇到多少值得一提的事，也没见特别的景致，哪儿都是一模一样，镇与镇的不同，只在于将“麦当劳、”“肯德鸡、”“沃尔玛、”“开尔玛”“BP、”“SHELL、”“TEXACO、”诸如此类的积木略微变动一下组合与方位。只有一件事倒让我记忆犹新。我经过一个叫温德的小镇，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来给车加油。那是个静悄悄的小镇子，几乎看不到人，下午的阳光懒懒散散地落在水泥路面、草地、橡树、和车窗玻璃上。离加油站十米开外的地方，一条铁路穿过小镇，也是静悄悄地卧着，一些藤子已经爬上路基，几乎够着了锈迹斑斑的旧铁轨。这条铁路仿佛已经废弃一百多年了。

就在我刚加完油的时候，一列火车自远处拉响汽笛朝这边驶来，越来越响，愈来愈近，出现在视野中。庞然大物。这庞然大物高高地、轰隆隆地从我面前驶过，铁轨撞击声节奏明晰，铿锵有力；一节节车厢波浪般汹涌而过，绵绵不绝，仿佛打算永远这样汹涌下去。我目不转睛地呆看这磅礴的车流，心无旁鹜，仿佛我刚刚逝去的不大不小的半辈子都在看着这列火车驶过似的。然而才十几秒钟，这绵绵巨流便截然而止，车尾猛然现身，像是被什么切断了似的。然后整列火车稳稳当当地移向远处，车厢因因相循，一脉相传，眨眼就拉开了我和它们的距离。又是十几秒，它便在远处徐徐消失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火车。我可是打小就对火车着了迷。当它气势磅礴地开过来，打眼前经过，每次我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在所谓的恋爱中我都没有这么激动过。我不明白为什么面对一列轰隆驶过的火车，我会一反常态变成个热血沸腾好动感情的人。尤其是它们过站前的那一声大吼，振聋发聩，无与伦比；当它们驶离，我望着渐次远去的车尾，每每怅然若失，神思恍惚，有如一个错误无法挽回。

我住的地方，推窗后院是一大片丛林，生在愈远愈高的一片坡上。离窗几十米，一条铁路打眼前穿过，掩映在树丛中。这也是条旧铁路，一个月也难得过一回火车。每当我在屋子里，察觉到细若游丝的空气震动，就变得欣喜若狂，慌慌张张几步蹦到后窗前，趴在窗台上痴痴地等。有时要等上十分钟，那火车才驶到眼前。它们都开得极慢，小跑就能跟上。我更喜欢如雷贯耳、疾驰而过的火车，可这慢吞吞的家伙也差强人意了，至少它们仍旧是庞然大物，至少它们运动着，至少铁轨的撞击声依然“丁丁当当、丁丁当当，”又铿锵又从容。

一列静止的火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火车一旦停下来，它的魅力就会遽然减损九成；除非它是停在一片开阔的原野上，又是在漆黑的夜里，所有的车厢都点着灯；你从远处看去，那一长串神秘的房间具有另一种魅力，不再催人热泪，却温暖、宁静、安详、遥不可及，犹如一位去世多年的祖母。

火车奔跑而去的都是神秘的地方。尽管你由一闪而过的铭牌上得知它们的目的地是“成都、”“苏州、”“圣塔·菲”……，你甚至不止一次地造访过这些地方，可是当它们写在火车上，这些名字都变得神秘陌生。“成都、”“苏州、”“圣塔·菲”……，它们不是你造访过的成都、苏州或圣塔·菲，它们不在这个星球上，在月亮上，在火星上。

火车始终欢天喜地、几分鲁莽地冲这些神秘的地方开去；它们轰鸣，哐嗵哐嗵砸响铁轨，让全世界都知道它来了，它去了——这就是火车，从不羞羞答答举棋不定。

佛家说，你现在是个人，但是你前世说不定曾是一头四处游荡的牛，而来世也许会变成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假如我能选择，来世我一定变做一列火车，了无牵挂地朝前奔去——让别人热泪盈眶去吧。

8

什月曾诘问崔威，为什么老跟高校长过不去。那时崔威还很少和高校长发生正面冲突。他的把酒问青天，不参加政治学习，或去附近的乡里贩茶叶之类的事顶多算不给高校长面子。其实，崔威命中注定要对高校长作进一步的冒犯。

 

我们和高翔发生冲突之后数天，高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

打从七八岁时拖着鼻涕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以来，我不断地被老师和校长之类的人物唤到办公室里——我并非是个爱捣乱的学生，我只是有点心不在焉。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因为在语文课上玩磁铁，在数学课上研究桌子的构造，在地理课上看语文，或着懵懵懂懂闯进女生厕所去捡足球之类的事被叫到老师或校长的办公室里被训过不下二十次。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像是跟谁故意捣蛋、居心不良。可天地良心，我只是心不在焉罢了。但是学校不是个可以心不在焉的地方，否则你就老要犯错误，而且从来都不能侥幸逃脱。

不过我一向被认为是个能改造好的学生。在教师、校长和我的谈话中，我反复被告知：“别像他们那样”。这句话出现的频率极高，搞得我很烦恼——谁要“像他们”那样了？

我不喜欢“他们，”当然，也不喜欢大部分的好学生——他们是些知道什么时候该露牙齿什么时候该摇尾巴的人，这大概是天生的；他们有时也心不在焉，但总是恰到好处，甚至成为美谈。

然而我更不喜欢“他们，”实际上，“他们”并不怎么敢找好学生的麻烦——毕竟他们有人撑腰；我倒是“他们”经常捉弄的对象。我并没有得罪谁，我只是个中间派，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但这却把谁都得罪了——你如果不站在任何一边，你就是公敌。这种倒霉角色经常让我闷闷不乐。有时候闷闷不乐也成了过错；在我读初三时，班主任就曾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训道：“赵XX，你怎么老是没精打采的！”——那回他倒没说你“别跟他们一样”。

我被叫到办公室，并不总是有帐要算；很多时候，是被要求把别人的事给抖出来。我这个不结盟者，跟“优良”和“不良”都不怎么沾边的人，大概天生就要比别人更多地面对这种处境。有人想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有人想通过我知道别人干了或着在干什么。实际上，别人干了什么或在干什么我知道得并不多，也并不关心。如果我知道，在说谎与诚实之间，我也选择说谎，这是我的天性。至于我自己在想什么，则更是不好说；比如，我听到“集体活动”、“远大理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听老师话”、“尊敬师长、”“先进事迹”这些词儿，身上就会起鸡皮疙瘩，起很大个的鸡皮疙瘩。每次我给叫到办公室里听人教诲，都觉得奇痒难搔，有无数虫子在身上爬。

 

我以为高校长要谈我们跟高翔的事，或者关于我进修的事——通知书一个月前就来了，要求进修的报告也交上去了，我还在等待校方表态。可是高校长开口跟我谈起了崔威。他慢条斯理地列数了崔威如下罪状：“装神弄鬼，损害学校声誉；私做生意，有隳教学职守；生活邋遢，有损教师形象；与黑社会有染，危及师生安全。”高校长肯定没少读骈体文。

我认为高校长还可以来一条：“有女同床，违越校园风纪，”但是高校长讲完“危及师生安全”便打住了。

高校长问我，小赵，你跟小崔很熟，又住一个宿舍，他的事你该了解一些吧。校长一边说，一边就递了一根烟过来，我有点诚惶诚恐地接过烟，从兜里掏出打火机点着，欣然说道，是啊，知道一点。高校长马上变得兴致勃勃，要求我说得详细一点。

原来如此，又是一次旁敲侧击，一次揭发和举证。我开始起鸡皮疙瘩了。

我说，根据我的观察，基本上可以断定崔威是鬼魂附体。我强调，我们屋里住着二十几个精壮小鬼，个个都跟崔威情投意合，女鬼们还为崔威争风吃醋；而我比较清高一些，除了时不时孝敬几张纸钱，并不与他们瓜葛。发现自己说得有些放肆，我赶紧打住，猛抽几口烟。那阵子我是变得越来越爱信口开河了。自从我跟父母彻底闹崩，一时间仿佛卸下了一件重包袱，抑或是蝉蜕了一层壳，浑身都是轻松欣快，自己都快管不住自己了。

高校长显然是被我这突兀的幽默弄得吃了一惊，皱了皱眉说，年轻人，有点幽默感是好的，但是要注意分寸，尤其是当老师的。

这高校长跟我父亲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三言两语，就能把你的兴致一扫而空，搞得你自暴自弃心灰意冷。这些小有成就的男人全都一个样，见到另一个在兴头上的男人，第一冲动就是要把他灭掉，哪怕这人是他儿子。我这么说近乎忘恩负义，可这是实话。我并不恨我父亲，尤其在我终于对他的这种冲动了然于心之后。我知道这是他的本能，我所要做的只是提防以免被他毁掉，就像提防自己不被母亲的爱所毁掉一样。母亲是爱我的，这毫无疑问，可一只苍蝇也爱我，一只饥饿的老虎也爱我，这也毫无疑问，我必须让他们落空。

在鬼屋住了两年，停尸房的事实对我来说已无所谓。人的适应能力是极强的，假如鬼屋里真有几十个精壮小鬼与我们同住，恐怕我跟他们也能相安无事。至于担井水做饭、来回十分钟去臭烘烘的公共厕所出恭，这些简直可以看作难得的浪漫；有时在高桥西村的那口井边碰上学生家长，还被邀去村里把酒话桑麻听南北掌故，这更是其乐融融。

说起那间公共厕所，妙极了，尤其是夏天，满池子蠕蠕而动的蝇蛆，有的爬上来，朝你的脚边挺进，这时你就得抬起脚，给它让个道，请！请！

我并不想把这些告诉高校长。我也不想把崔威的事告诉高校长。

跟高校长交谈不到半个小时，我的轻松与幽默便烟消云散，鸡皮疙瘩频出，一身的不自在。

除了在老师和校长的办公室里，我在父母亲面前也时常表现出这种局促。他们手里握着我的饭票，比校长的权力还大得多，我知道自己绝不能在他们谈“理想”的时候放肆地起鸡皮疙瘩。我小时经常在家父大谈理想、人生时，用一只手搓着另一只，无端地感到悲从中来；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我十岁出头的年纪，我便发现父母其实并不比我更成熟一些，或者说，我并不比他们更幼稚一些。当然，有这样的父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天下的父母除了比孩子多啃过几块馒头，多走过几里路，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只是他们不该在我面前装腔作势。可难就难在这儿，你拥有他们的基因，年龄又比他们小上二十多岁，他们的傲慢和偏见就变得肆无忌惮。他们以“上人”自居，切磋互传武林秘笈，拉帮结派官官相护，篡改字典瞎编歌曲，歪曲历史滥用比喻，偷换概念强词夺理。他们决不会向你道歉，决不会在你面前承认哪怕是比芝麻还小的一点错误；可是但凡有个什么运动，“上面”要他们悔过自新，纵然他们清白得像一张纸，他们也会写下一丈厚的自白书悔过书，恨挖思想根源恨斗私字一闪念；他们被“上面”分配到天涯海角被打进地狱里也决无怨言；可是他们决不会向你道个最无关紧要的歉。他们认为你在他们“下面，”他们“爱”民如子也“爱”子如民，他们永远都要在你的“上”面。我对他们的轻蔑远远超过尊敬，但我得将这些掩盖起来，将泄露真相的鸡皮疙瘩掩盖起来。

每次跟老师、父母一本正经地谈上一次话，我就觉得被骟了一次——其实我并不知道一头被骟掉的驴或者马到底是什么感受。我用“骟”这个词，乃是因为小时候祖母曾对我解释说“骟” 就是 “去势，” 而 “去势”，按我的理解就是 “打掉它的脾气，”“让它不能再跃跃欲试。”当你从父母、老师们的眼前走开，你当真不再跃跃欲试；你只觉得了无生趣，悲从中来。

 

最后高校长宣布：经几个校领导研究决定，暂时不同意你去进修。

 

我从高校长的办公室里出来已是傍晚，彤云扯在天边，东一块西一块的。北山和南山相对静默着，遮住了大片的天空和一些云霞。秋天已经开始了，山上的色彩开始丰富起来。北山顶上卓立一座电视塔，被朦胧的雾霭包围着，楚楚动人，与平庸的南山山顶遥相对应。在傍晚时分，中心街上的建筑显得肃穆沉静，暮霭将它们的粗糙俗艳之处悉数掩去，整条街变得错落有致神秘莫测。透过建筑之间的空隙，我可以看到高桥的一段灰色水泥栏杆，有人伏在上面，被黯淡的天光勾勒出灰黑色剪影。

我沿着公路往回走，提防着大排档支起的低矮的棚布和纵横交错的竹竿，闷闷不乐地在行人和车辆中间穿行。

我通常是个情绪稳定的人，尽管并不怎么兴致勃勃。但是那天晚上，从高校长的办公室出来，我很是闷闷不乐。在天光迅速暗下去的时候，我就朝高桥西村的那口井走过去。来到井边，我找了块干燥的石头坐了下来，呆呆地抽着烟。那阵子我的烟瘾挺大，除了讲课和吃饭，嘴里老是刁着根烟雾缭绕的白棍棍。我觉得生活的全部乐趣就在于：干完一件事或者干一件事之前悠悠然抽只烟。

在井边抽着烟，清爽的风把烟头吹得咝咝燃烧，同时送来乡人做夜饭时焚烧稻杆和稻壳发出的辛辣的烟味。井的周围生长着大量的正在枯死的蒿莱，间杂着几株燕麦和灌木，看起来颇为荒凉。高桥西村的乡亲已经很少到这里来取水，他们的家里通了自来水；稻田也是用水渠来灌溉。但是在夏天，人们有时会来这里用冰凉的井水冲澡，或着把西瓜用绳子拴住吊入井水中冷镇。天然电冰箱。两个月前，我和崔威什月还分食过一只用这种方法镇过的西瓜。那只西瓜的皮已经冻得冷森森的，但是鲜红的瓤还残留着夏天的温热。崔威提议再把它合在一处放回井里；而什月认为这个想法很傻，她说既然破开了，你又怎能复原？我说会有办法的，办法是人想的，但是最终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

我在石头上揿灭烟头，注意到在井口右侧的草丛里蹲着两只白鹅，离我只有几尺远；它们把毛绒绒的腹部贴在一块光溜的石板上，缩着脖子，焦黄的大嘴伸向虚无的空气之中。借着黯淡的天光，我注意到它们不时睁开眼皮盯住我看一会儿，然后百无聊赖地合上。我于是也一动不动地盯住它们看。不一会儿，它们便不再睁眼，全都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假寐。后来天光更加昏暗，它们就变成朦胧灰白的两团。

天黑了，不远处高桥西村的农舍亮起了灯，把农人们的举动照耀得依稀可辨。扭头越过公路和涂河朝远处的西南方望去，另一个更远的小村庄微弱的灯光散布在初秋的空气里，一团团神秘地闪动。农舍、树木和电线杆子被夜色浸润着，渐渐失去它们独特的轮廓，变得无从辨认。彼时那个叫大柳的小村庄神秘地诱惑着我，我决计去那里看看，于是从那口井旁边出发转向西南，借着月光沿着坑坑洼洼的田埂朝涂河走去。穿过公路，我站在涂河北岸踌躇了一会儿，脱掉了衬衫和长裤——本来我可以沿着河岸往下游走一两里地，从高桥上过河，可是我觉得那太繁琐。我跳下了河，朝对岸游过去，游出数米便发现那天的水流十分湍急；我没头没脑地朝前游着，在接近南岸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给冲到高桥的桥洞底下了。桥洞上生着蓊蓊郁郁的草和灌木；我抓住一株灌木，哆哆嗦嗦地爬上南岸；从河面上吹过来的风真是冷极了。我上了高桥，走回北岸，沿着河岸朝上游走，去找衣服。离高桥不远的北岸上有一个小煤球场，正在加班，“吡噼—咣当，吡噼—咣当，吡噼—咣当，”煤球机的节奏精确得令人心酸。听到这声音，我不由自主又哆嗦起来。

我找回了衣服，从兜里摸出烟和打火机，点上一只烟，沿着田埂往回走。在经过那口井的时候，恰好踢着了那两只鹅。我可能踩住了一只鹅的脚掌，它愤怒地嘶叫起来，用温热的翅膀拍打我的腿。待我离开井边，两只鹅又无声无息地卧回石板上。我就是在那两只鹅拍打我双腿的时候决定离开高桥镇的。无论如何，我想。

九月初的某天，崔威突然告诉我，说他和高校长已经 “化干戈为玉帛”，并且说服高校长同意我去进修了。我不以为然，但是几天后，一个下午，高校长果然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这次高校长不口罗唣，只是沉着脸递给我几张表格，惘惘然向我道贺。临走，高校长要我帮他移动那张红色人造革沙发，从靠门的位置拖到墙中央，跟门窗两不靠。然后他用一把尺子东一下西一下量了半天，摇了摇头，说，嗯，算了，行了。来校长办公室说事儿，十次有九次高校长都要我帮他移沙发，最后总是摇着头说：“嗯，算了，行了。”我出门的时候忽然觉得高校长的办公桌今天格外光亮，焕然一新。我朝鬼屋走回去的时候那张桌子就在我脑袋里明明灭灭。我强迫自己不去想那张桌子，可是它们全都成了精，在我的视线里四处奔跑，毛色光鲜，蹄子血红。它们翻过身肚皮朝天在污泥里打滚，一个接一个窜上树梢，又一个接一个蹦下来。每条腿都摔折了，雪白的眼珠子在地上蹦跳，尾巴蜥蜴似的断开，疯狂扭动。可是——它们的一身皮毛还是那么光鲜。

后来，从什月的详细叙述中，我才知道崔威是如何跟高校长“化干戈为玉帛的”。

有天晚上，崔威去高校长家里找校长，高师母对崔威说，高校长在办公室。当时什月正在高校长家，看出崔威又喝了酒，于是和高师母告辞，跟在崔威后头。崔威离开高校长在镇东的新居，沿着中心街向镇西走，在一个排档摊子坐下来接着喝酒。什月远远地看着他，见他狂饮不已，忍不住上前劝止；但是崔威对她不理不采。崔威喝完酒，记了账，继续朝镇西走。跟他每次酗酒之后一样，彼时崔威满脸阴郁，怒气冲冲，仿佛要跟谁拼个鱼死网破。

崔威顺着繁华的中心街来到镇西，沿西西弗斯小道走进高桥镇中学办公主楼。

高校长果然在他的办公室里。崔威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被高校长客客气气地让了进去。高校长给崔威泡了杯茶，然后抱着他那只延年益寿的磁化杯坐在他的椅子上，时不时咂上一口茶，和崔威开始谈话。崔威陷在校长办公桌对面的红色人造革沙发里，他的那杯茶搁在眼前的玻璃茶几上。起初他们的谈话还算融洽。

崔威那天尚未喝到“把酒问青天”的状态。通常，在到达那个状态之前，如果他愿意跟你交谈，你会觉得他的神志还是蛮清楚的，只是有点阴郁和怒气冲冲，容易跟人话不投机。第二天酒醒过后，如果头天说话得罪了你，他还会向你道歉。高校长对此显然是不甚了然。

据什月说，崔威向高校长提出了两个请求，一个是让我去进修，另一个是答应他的停薪留职申请。但是在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崔威和高校长始终无法谈拢。弄得崔威气急败坏，抄起面前的茶杯朝半开的窗户扔出去了。那只茶杯打碎了校办的一格窗玻璃。站在墙外的的什月看见一只茶杯飞出窗外，跌落在走廊粗糙的水泥地上。她一时慌了神，想进去又不敢，在门外踌躇良久才鼓起勇气闯进办公室，彼时崔威已经站在高校长桌前，手里举着一把椅子，正朝高校长的那张黑色办公桌砸下去。一条椅子腿立马就折了，桌子上被钻出一个孔。高校长当时的惊惧可想而知。

9

我拿到那张进修表格的第二天早上，派出所来人把崔威带走了。崔威被带走的时候面色阴沉，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两天后回来时却神采飞扬，嚷嚷着要喝酒。这变化非同小可，因为他被抓走的那天下午我去派出所看他，崔威还哭丧着脸一言不发，就像在等着秋后问斩。问他什么他都不说，我催急了他就嚷一声：“别问了别问了！” 问派出所的人，他们也语焉不详，说这事还在调查。“放心吧，”所长说，“没什么大事儿，不会把崔老师枪毙的。”这叫什么话！看崔威那样子，我以为即使不枪毙，恐怕也得关个十年二十年的。找高校长，他更是轻描淡写：“这事我已经知道了，你回去吧。”好像我是个迟到的通信员。

回来就好。那天晚上崔威喝了酒又出门到井边狼嚎了一回。

崔威被关进派出所，是因为他砸折了高校长的椅子，以及在高校长的黑色塑料办公桌上敲了一个洞。这件事让派出所很为难。高校长认定应该以流氓罪起诉，而崔威坚持他只不过破坏了公共财物。于是所长把这事交给了新近分来的小周。

在第二天早上崔威被带进办公室，崔威跟小周两人都吃了一惊。小周问崔威，你怎么给弄到这来了？崔威问小周，你怎么也没混出涂门这鬼地方。

崔威和小周是高中同学。无巧不成书，无巧也不成生活。

 

我离开高桥镇那天崔威给我送行，照例还是喝酒。我们去了镇上的一个小饭馆；那天在坐的还有一个新来高桥镇的教师，以及崔威的几个朋友；我和崔威的这几个朋友也很熟，差不多可以算我的朋友。那顿酒差点儿喝成了散伙酒；酒至半酣时，崔威与他带来的几个朋友中的一个争吵起来，原因不在酒，而是出于一些积怨。他的那个朋友是个“街上人”，在和崔威经过一番语言上的较量之后，大概觉得语不从心，便拍案而起，把饭馆的胶合板桌子也给拍折了。崔威也站起来用更激烈的语言和那人较量，双方的唾沫星子纷纷落在菜盘子酒碗里。我俯身捡起那块被拍掉的桌角，发现它是用木屑压制而成的——难怪那么脆弱。在崔威和那人几欲伸胳膊抡腿的节骨眼上，大家把他们劝开了，重又坐下来喝酒。

崔威每次聚众喝酒总弄出点事来，高桥镇的小饭馆里的桌子差不多给拍遍了，可以组织一个伤残桌椅拍卖会；为此崔威也没少赔钱。我记得那天我们赔了餐馆四十块钱。店老板显然是把我们当了冤大头，那破桌子外加两只玻璃杯能值四十块钱？

高桥镇小饭馆用的桌子有塑料的和木头的两种；塑料桌子是那种擦根火柴就能点着的廉价塑料做的，木头桌子基本上都由木屑压制而成的廉价板。餐馆使用廉价的桌子，并不全是担心崔威的捣乱。高桥镇不幸成了南北交通的要道，南来北往的好汉们时不时地会在高桥镇滋扰一下。不过这些桌子也过于脆弱了，像个小家碧玉，有时候你猛然站起或坐下，不小心碰着了桌沿，也会掉下来一大块——这种桌子对于神经衰弱的人是一个挑战。

高桥镇的饭馆老板们也不都是省油的灯，有几个是以强横出名的，这家饭店的老板就是一个。要是你惹毛了他，厨房里就会冲出男女老少七八口子，人人歇斯底里疯疯癫癫，手持各种器械将你从店里打将出去。

崔威在酒桌上最容易和人话不投机，却也很少和人真干起来。说到底，大部分剑拔弩张的情势都是崔威给造出来的；他这个人一贯认为自己总是正确，这未免叫人上火。尤其是那句“你不懂，”十个人听了有九个要跟他急。世上有两句话一说出口就是祸，一句是“你他妈的”另一句就是“你不懂。”

赔了桌子钱，推杯换盏，大家很快又谈笑风生，崔威甚至还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从前，有个优伶，是个专给皇帝佬表演口技、走钢丝、变戏法的。一天演完了回家，他老婆赞道：夫君啊，您真有本事，真能干，天天逗得龙颜大悦。优伶答曰：没啥，逗孩子玩玩。

崔威最后那句 “逗孩子玩玩” 差不多又惹恼了那个街上人。他刚要发作，跑堂的突然端上来一大盆肉汤，把那张桌子压得吱吱作响，把他的火气也给压下去了。

我离开高桥镇不久，崔威和他那几个朋友也都去了不同的地方，所以那次剑拔弩张的聚会其实也就算是散伙酒。

我走的时候只带了衣物和几本书，其他的东西都扔在鬼屋里了。鬼屋看起来还是老样子——除了什月在我和崔威的两个床铺之间拉的一张布帘。头顶上那道裂缝更粗了，还枝枝杈杈地朝四处伸出支流，浑似一张四川地图。我指着裂缝对崔威说，还是早点走吧。

 

我离开高桥镇的头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座很高很高的山，我和崔威两人各自用绳索和铁钉攀登。突然，我的钉子松了，我吓了一跳；不可思议的是，我并没有掉下去。我们继续攀登，后来就到了山顶。我们看到一间屋子，它不在我们所站立的山顶上，而是在临近的一个平顶的山峰上，两座峰靠得很近，中间通过一个没有栏杆的窄桥相连。对面的山顶被那座房子完全占据，房子四周都是绝壁。我们小心翼翼穿过那座桥；灰色的房门被打开了，门里站着个老妇人，黑衣黑裤，面相凶煞。她冷冷地说：这就是山顶了，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是啊，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我被问倒了。

讲到梦，我很想跟你聊聊另一些怪事。我发现，梦虽是个编故事的行家，却并非全然无所顾忌。的确，有时我们一觉醒来，追忆梦中所为，会羞怯难当，不敢向人启齿。可是，当你索性把梦看作一个放荡不羁的坏小子，听之任之时，你又会发现他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另一面。我不止一次在梦里碰到这种情况：当我冲什么人高声怒吼，或者大声求救时，突然发不出声音来，只能干着急。假如我在所有的梦里都是个哑巴，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问题是我还有许多声情并茂的梦。比如在不久前的一个梦里，我和雅文初识，我说了几个笑话，将她逗乐了，趁机低声问她：“你喜欢我吗？”我清清楚楚记得自己的声音，醒来嗓子里尚有声带轻微震动后的余波。“你喜欢我吗？”——我把声音压得极低，显得仿佛是不经意说出来的，毫无预谋，甚至可以把这句话算作最后那个笑话的结尾。这低声言语、偶尔使一点点坏的梦中人，和白天的我并无太大不同，我只是夸大了自己讲笑话的能力以及它的效果，也夸大了自己说“你喜欢我吗”这类缠绵话语的勇气。

高声断喝或向人求救则全然不是我的个性，我的声带习惯了低声细语，即使是在各种感官都被削弱的梦里也能运用自如。而呼喊、怒吼、高歌，这些冲动在平日的生活中每天都被我上百次地压抑了。我大概已经消灭了这些冲动。我被去了势，没了脾气；组成自己的某个部分已经被删掉了。我记忆中的怒吼只有寥寥数次，其中一次就是在高桥镇当教师的第一年，我把一个学生从办公室里踢出去，叫他滚，那时我的愤怒达到顶点。而我惟一的一次求救是在二十年前，那时我刚从梅村来到涂门。一个夏天，七八个同班男同学偷偷去涂河边游泳。我还没有学会游泳，坐在岸边呆望。看到他们交头接耳，我感到不妙。不一会儿，我突然被人一推，掉进水里。救命！救命！这喊声只引来一阵哄笑……我就是在情急之下莫名其妙地学会游泳的。这个经历令我着迷，我从未听说有谁是那样学会游泳的。我猜想，或许我本来就会游泳，或许我出生不久，父母就曾在澡盆里教过我，或许我前生前世是在海上飘泊。那天我突然学会游泳，爬上了岸，抬头看见一个人，是一个成年人。他是因为我的呼喊而奔过来的，他说：“你这孩子，太娇气。”

在现实中你轻易做不出来的事情，在梦中你也不太可能成功。梦其实中规中矩，只是它遵循的规则与平日有所不同罢了，它总是尽展一个人所长，尽缩一个人所短。在梦里我比平时更为言辞犀利夸夸其谈，却绝少能将一桩爱情进行到圆满——它总是或迟或早碰上重重困难，以至于梦都不屑为之费神，草草将它推给白昼。

梦不但规矩，而且是个势力眼，看人下菜碟。看似天马行空，实则古板拘泥——我就是这样理解“人生如梦”的。尽管如此，我仍认为梦有些迷尚未被解开。单是关于梦中之“声，”就有个迷我一直在猜。

也是在高桥镇的时候，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梦见自己在八十年代的涂门市(那时还叫涂门县)西大街上走，我正去上学。经过开满亮黄的丝瓜花、土峰钻进钻出的一处院墙，经过一只墨绿色的邮筒，经过土产公司横放一卷卷花布的街前柜台，经过电推子嗡嗡作响的理发店。人们骑着自行车由身边穿梭而过，脸上一律是沾沾自喜、玩世不恭和漠不关心的三合一表情。(梦中的颜色也值得一提：丝瓜花、邮筒、和花布都是色彩鲜明，但周围的背景——街道、墙、人全是灰蒙蒙如同黑白电影，这景象有如我父母的结婚照——黑白时代的产品——父亲的军帽被颜料涂上了绿色，母亲的两颊被涂成杏黄色，两个人的胸前各配有一朵绢花，被涂成朱红——可是界限没有把握好，色彩突破了花瓣的轮廓，成了两块自以为是的红斑，让你联想起后来彩色电影中的中弹牺牲。)后来天色越来越暗，仿佛一转念就到了晚上。昏暗的涂门，高压汞路灯惨白瘆人，嘶嘶有声，同蟋蟀们的唧唧吱吱相应和。然后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嘟噜人在县府大楼前巴掌大的一小块广场上排成长龙，或站或蹲，守着身边一只或几只竹篮。在这长龙的端首，一个赤膊的汉子坐在一把小木凳上，面对一尊幽幽燃烧、火苗亮黄的小煤炉，左手时不时用小铲从身边的铁桶里挖出一小坨湿漉漉的煤添进火中(那煤除了狗屎不能让你联想到其他的东西)，火焰瞬时变成靛蓝，而右手不停地转动一只手柄。那手柄带动一只架在火上烤着的圆滚滚的炸弹——爆米花机——旋转。火光将那汉子的脸膛照亮，并且按照火的形状去扭曲它。那炸弹就那样旋转、旋转、旋转；汉子不急不燥，心平气和，宛若隔岸观火。人们翘首以盼，将排在自己前头的篮子细细数遍，不时回首瞟一眼排在其后的篮子聊以自慰。排在最后的那人最为垂头丧气——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他呢？旋转、旋转、旋转，没完没了的旋转。

到了大家都等得乐天知命，如痴如醉，巴望着就这样永远等下去的时候，那汉子却忽然站起身来——事先一点儿迹象都没有——弄得大家猛地心头一紧。

把炸弹翘起来，朝着一只巨大的避孕套架好，在炸弹头上插进一只铁扳手，工兵挖地雷——不，工兵排地雷——手脚并用，猛一使劲，“嘭！……”

只一声，惊天动地，硝烟弥漫。

待尘埃落定，那汉子真身再现，阴险地朝“下一个”挥手，仿佛刚从地府阴曹走了一遭回来。

然后我就醒了，听到崔威小声说道：“对不起了小赵，碰倒了一只酒瓶子。”

崔威夜里酒醒，起来摸茶杯，却把一瓶未启封的啤酒碰翻到地上炸了。这一声就成了我梦中的那一声。那汉子右手旋转、旋转、旋转，就等着崔威从酒中苏醒——崔威醒了，汉子站起身来，翘起炸弹，装上扳手——崔威伸手去摸茶杯，汉子把手脚姿势摆好——酒瓶子朝地上落去，汉子猛一使劲——“嘭！”

假如我说梦是一个有预见能力的精灵，它知道崔威必会夜起并弄翻酒瓶，并为将来的 “嘭”的一声编了一个情景、一个故事，并且合着外在事件发展的拍子绘声绘色准点准时宛若放一盘录像带似地朝前推进，这未免惊世骇俗。可是相反地，让我相信此梦纯属巧合也及其困难。太精确了，这样的巧合一辈子碰上一次也就罢了，可是我一而再地碰到类似的梦。有时闹钟响起，我刚好梦到自己去拉警报；梦里一个女高音拿起麦克风刚要唱，窗外的一只公鸡恰好打鸣；天上打了一个雷，我正好将一只自制的手榴弹扔进高校长的办公室，诸如此类。这样的梦做多了，就很难相信那是巧合。我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我们睡眠的时候，同时做着很多的梦，在一个梦里，一个汉子正要揭开爆米花机，而在另一个梦里，你刚从一只老虎的穷追不舍中逃脱出来，同时还有一个梦，你正伸手去摸一个女子的脸。假如崔威早一分钟，就在那只老虎尚在追击时推倒酒瓶子，那老虎就可能被人一枪打倒。如果崔威晚半分钟推倒那只就瓶子，那梦中的暧昧关系就有可能发展成一个耳光。你同时做着一千个梦，总有一个会在那“嘭”的一瞬间也进行到了紧要关头。而这一幸运的阴阳相合的梦，也就成为你惊醒之后惟一能回忆起来的那个梦，或者说，这个梦被敲醒了。用这个办法，我甚至可以解释灵感：你的潜意识同时在思考着一千个问题，而你的意识正做着一件事比如走路、砍柴、挑水、讲课、谈话、记帐、做爱、吵架，这桩事进行到某处，恰好同你在潜意识中思考的一千个问题中的某一个发生耦合，顿时谜底揭开了，好主意冒出来了，某个苦苦思索的问题脱颖而出，找到了答案，你会发现，原来你一直都在思考它呢。

但是这个解释有违直觉，当我被什么惊醒，我明明白白地忆起“一个”梦，要我相信这个梦只是在梦醒时的一瞬间才变得如此清晰，还有成千个梦都曾在那一瞬间跃跃欲试，这如同要我相信坐在我面前的你有五个脑袋和一百只眼睛那么困难。

生活中这类难解之迷随处可见。就在昨天，我还让另一个人传染上了一个哈欠。那人背对我站着，并没有看到我，我打了一个无声的哈欠，刚张开嘴，那人随即也来了一个。他打哈欠的时候也没有出声，我之所以发现，是因为他同时转过身来，我看见了他的后半个哈欠。让人传染上你的哈欠，这感觉固然很好，可是被人传染上哈欠，就不大畅快了。这传染之迷很让我惶然——你以为自己特立独行笑傲江湖，其实连个哈欠都未能免俗。

或许一个哈欠里或许有丰富的超声波、次声波什么的，无声胜有声？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件事对我来说暂且是个迷。据说世上有很多迷都被解开了，那些曾经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东西一点都不神秘。甚至连火车，有人对我说，也是因为那低频的隆隆声，有如打鼓——想想你小时候听到有人在远处敲鼓时的情景吧，你是不是一样心潮澎湃，渴望去看看热闹？

唉，我的神秘火车 = 低频震动 + 高声大吼 + 一缕怀旧 + 绵绵运动 + 庞然大物 + 要去什么地方的冲动 + ……？假若有天我揭开这火车之迷，我就去当导演，去拍《忧愁火车》；我大手一挥：“嗳！‘一缕怀旧，’再怀旧一点，还不够怀！对，再旧一点——‘庞然大物，’先靠边站着，还没轮到你！‘要去什么地方的冲动，’别急，别急！‘绵绵运动！’赶紧朝‘一缕怀旧’迎上去，咋回事！慢吞吞的，昨晚没睡好？又跟‘高声大吼’单独约会去了吧！……。”

10　记忆

94年9月什月去了涂门师范专科学校。那年冬天我在省城碰见过她，她是和几个女同学一起来省城玩的。我提出请她和她的几个同学吃饭，可是她的同学们都嘻嘻哈哈地拒绝了，单独撇开什月去逛城隍庙。我也没有勉强挽留，其实我根本没有请六、七个女学生下馆子的实力。剩下什月一个人，我也只能挑个干净点的小饭店而已。

我发现什月很能喝酒。在高桥镇的时候，有时我们满屋子都是啤酒，但从来没问过什月喝不喝。那时她是学生我们是老师，而且我们不知为什么理所当然地认为她是不会喝酒的。

什月说，那时她看到我们喝酒，心里烦得很，尤其是崔威，经常喝得像个傻瓜似的。

什月变了，我说，才几个月，都感说崔老师像个傻瓜了。

什月说，当然啦，平起平坐了嘛，您已经从老师降为大学生了；我从高中生升为大专生了——可您还是强点儿，本科。

我打趣道：“看来我得拼命努力，不然你很快就爬到我头上去啦！”

她说她发挥得不好，所以只填了个涂门师专。她说她其实倒不在乎什么学校，只是涂门离高桥镇太近了，抬脚就到，一点神秘感也没有，她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如果可能，她说，哪怕去个俄罗斯小镇也行啊，一想到熟悉得底儿掉的涂门，就灰心丧气。

“每个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说，“每一个人都想‘乘风归去，’最好是到月亮上去——人天生就这样，大概是因为某种激素的作用，或者几种激素共同作用，可是到了晚年，腺体萎缩了，药力不挤了，又成天盼着叶落归根。”

 

现在我在离高桥镇很远的地方，高桥镇也变得神秘了，连鬼屋也有一种悚然的美。如果我现在回到高桥镇，一定会失望——我现在所怀念的高桥镇已经不是那个在地球的某处，实实在在的高桥镇。那个让我感伤，迫使我回忆的高桥镇只在我的记忆中。

我跟你说这些的时候，恍惚间仿佛依旧置身鬼屋，窗外红霞漫天，远处南山安详地守望涂河。我甚至觉得我的身后还垒着一堆啤酒瓶，而什月不久便要到来。

记忆是不安分的，它不断丢掉一些事情，而把另一些事情变得可以理解。但是还有些事情，记忆丢不掉，也不能把它们变得可以理解。记忆转而对它们特别厚爱。在高桥镇的记忆里，有件事就是如此：

每次由鬼屋出发，穿过学校后门，去学校家属区的一个公共厕所出恭，来回要走十分钟的路程，这使得每回出恭都象一次远征。那是个夏天的中午，我出征归来，正朝学校后门走去，经过一幢住宅前的一小块菜地，看见一个穿深蓝色上衣的老妇人，背对着我，收拾着豇豆藤。当时整个住宅区了无声息，太阳在天上毒毒地烤着，四下里看不到一个人，只有那个老妇。

我经过她的身后，听见她自言自语道：“个性太强，个性太强！” 这句话她反反复复地说了四、五遍，然后沉默良久。当她又咕咕哝哝说起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她十几米远，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了。

这情景一直异常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妇人可能正和家里的某个成员发生龃龉，独自一人不能释怀， “个性太强”或许就是她对那个人的评判和抱怨吧。看来她没处可倾诉，只好对着低垂的豇豆藤发牢骚了。

此情此景，在我的记忆中像鬼屋似的孤伶独处。但凡我回想起高桥镇，便有一个老妇人，背对着明晃晃的太阳，收拾着豇豆藤，自言自语：“个性太强！个性太强！”我已经不记得她的衣服是蓝色还是黑色，或者她的豇豆藤是否茁壮，只有这句“个性太强”充天斥地，像一块立在七月阳光下的墓碑，触目惊心。

第四章 省城、南方的N城

 

1

我到了省城，安顿下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武老师打电话。当时她正在教研室里参加政治学习——那是XX工学院周二下午的例会时间。武老师接了电话很兴奋，她说：“小赵，终于出来啦？”仿佛我刚刑满释放似的。

我说，出来了，武老师你几点钟能从教研室出来？

武老师笑道，我这就出来。

不敢当，不耽误你学习么？

武老师说反正不是和你们一样，一个教研室的凑一起聊天罢了，还不如跟你出去逛逛街。

 

（后来我留心了一下“出”这个词的用法：假如你离开一个大城市转到另一个大城市工作，比如从上海转北京，人们通常把这个叫“去”；假如你从一个小地方转到另一个小地方去工作，大家也是用“去，”例如从高桥镇去梁园镇；但是如果你是从高桥到省城，那就是“出”。这和“出国”的“出”一样，很有点摆脱羁绊、撒手不管的侥幸意味。

反过来，如果你是从省城来高桥镇，人们通常就用“下”——下去了。省城的干部去高桥镇，就冠以“下基层、”“蹲点”这类的词——蹲点这个词现在好像不太常用了，我小时候倒是经常从家父那里听说，那时我们学生也把上厕所称作“蹲点。”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说“上”厕所而不是“下”厕所。“上厕所”这个词堂而皇之地跟“上班、”“上学、”“上进、”“上访、”“上街、”“上坟、”“上刑、”和“上帝”并列。可是人们把做饭叫“下厨房。”古诗云：“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

高桥镇人把周围的农村称作乡“下，”高桥镇的干部到附近的村子里去看看，叫“下”乡。武老师的大学，把去高桥镇讲课称作“下”去，当教师们在教研室里商量轮谁去高桥镇上课时如是说： “下个月，哪两个老师有空，愿意下去？”（教研室主任） “我肯定是没空了，武老师，你下去行不行？”（X老师） “下去就下去吧……。”（武老师））

 

我和武老师是在第三十路公交车的终点站碰的面。那天下午天上落着绵绵细雨，黄河大道被雨丝洗润成颇具动感的灰黑色，仿佛一尾灵巧的鳗鱼正朝前游去，使街道两旁原本错落有致的建筑变得摇摇欲坠。武老师来到时雨基本上停了，但天空依旧灰蒙蒙。人行道上的行人一下子就多了起来；街道这条鳗鱼仍在游，却由于突然增加的份量而滞涩呆笨，四周高高低低的建筑便一下子站稳了脚跟挺直了腰板。

我有大半年时间没有见到武老师了；她似乎没有变老，穿着一套省城白领女人中颇为流行的米黄色女式西装，头发也是流行的那种只遮住半个耳朵的短发，这一套妆束让武老师英气逼人。在高桥时，武老师梳着马尾巴辫子，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半，而现在这身打扮正合年龄身份，我不由得有些陌生。女人打扮起来总是千变万化，弄得你措手不及。

我给武老师带了一些南山的野核桃。来之前我也曾给武老师采了一些野栗子，可那些半生的栗子很快都生了虫，被我扔掉了，只剩下野核桃。我告诉武老师，这些核桃硬极了，搁在盘子里看看还行，没有食用价值。武老师不信，我就给她砸开了一个，发现那壳比城墙还厚，核桃仁嵌在壳里面似有还无，抠也抠不出来。武老师笑道，嗨，大老远的，就带这么些石头啊。我就含混其词地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武老师请我去一家茶馆喝茶。那是个幽静舒适的，适合交谈的地方，而且茶钱也似乎不贵。

可是谈什么呢？武老师的妆束又如此陌生；原木高脚茶桌擦得幽黑锃亮；细瓷茶盏洁白得像块奶油；连音乐都是一丝不苟的《春江花月夜》，“轻拢慢捻抹复挑，”丁丁冬冬冬冬，丁丁冬冬冬冬……宛若五更待漏，又似新鬼夜哭；半天我也找不出半句象样的话来。好在武老师把我当成了上进青年，对我循循善诱千叮咛万嘱咐，把许多美好前途展现在我面前。在《春江花月夜》越听越悠扬的曲调中，我不由得又飘飘然了。

语言真是魔力无穷的东西，你的境况没有丝毫改变，可只要听了几句好话，整个世界就变了样，天地豁然开朗。想想去医院看病的情景吧，医生轻描淡写地说：“呃，没什么大病。”马上浑身轻松了，病痛没有了，癌症消失了，进门前的愁眉苦脸顿时绽成一朵鲜花，仿佛被观音菩萨的慈悲妙水点化。药还在兜里揣着没打开，生活中的坏习惯已经开始沉渣泛起了。

从茶馆出来，武老师提议去街对面的商厦看看。我欣然从命。在商厦，武老师径直领着我乘电梯上了五楼，那儿全是男士时装。许多英俊健硕的塑料模特儿站在最惹眼的位置，个个气宇轩昂、人模狗样、让人无由地感到自卑。我说，武老师，这可不是俺该来的地儿啊！

武老师在一大群模特儿之间却如鱼得水，揪揪这个模特的领子，翻翻另一个模特的衣袖，卖弄风骚似的。

我从商厦里走出来时，身上穿了一套蓝黑色西装。那是武老师给我买的。武老师说，果然人是衣裳马是鞍，你平时吊儿郎当的人，穿了西装，也蛮精明强干呢。

我辞别了武老师，回了学院宿舍，站在盥洗室的玻璃窗子前——那扇玻璃窗朝外的一面由于常年不曾擦洗，攒了层灰，便有了镜子的功能——我想瞧瞧自己是不是真的精明强干。结果发现自镜中灰头土脸的样子很是不妙，于是让那套西服压了箱底。 西服这鬼东西是为猴子发明的。

我在省城和武老师不常见面。我们第二次碰面是在两个星期之后。那天我去一家商场三楼买了只电池充电器，来到电梯门口等着乘电梯下楼。电梯门打开时，真是鬼使神差，武老师和女儿赫然站在里面。武老师的女儿我是第一次见到，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们两个长得可真够像的，犹如一朵红玫瑰旁边盛开一小朵红蔷薇。

 

武老师和她的女儿宁宁是从六楼的儿童商场下来的。我走进电梯，我们一起降到满是珠宝柜台的底楼，武老师的女儿便吵着要去商场隔壁的麦当劳。武老师说，小赵，一块儿去吧。

那天麦当劳的生意极好，我们排了几乎半个钟头的队。这期间有好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插到我们前头去。就在我们排到柜台前，张口要对服务生说话时，一个女孩子又倏然冒出来，挤到我们前头，径直找服务生点“巨无霸”、“可乐”，仿佛理所当然，仿佛我们是几把可以随便推开的椅子，丝毫不见羞惭之色，这惊得我目瞪口呆——在高桥镇，除非有男孩子们相邀，女孩子们是决不会如此脸厚的。

惊异继之以愤怒，我强压着火气，本想伸手把洋插队的女孩子挡开（假如她是个男孩子，我可能早叫他滚出去了），又不知道这一招会有什么后果。彼时我又体验了一回当年在高桥镇对付小流氓时的尴尬心情。武老师倒见怪不怪，她说现在就这样。

武老师的六岁的女儿饿杀鬼一般扫荡着炸薯条和牛肉汉堡；武老师却什么也不吃。武老师说，这些洋玩意儿，吃不来。我对武老师说，去年我送我奶奶几块巧克力，她也这么说。

“你是说我老了？”

我本没有这层意思，武老师这么一提醒，我倒觉得我委实有这意思了。

“没有，”我说，“没有！”

真的老了，武老师说，现在我看到女学生来上课还敢穿那么短的裙子，跟男生眉来眼去，就气不打一处来。

“呵呵呵，”我听了一阵傻乐。

“你别笑——当年我做学生，穿花长裙，班主任都看不惯呢；在她眼里，只有穿裤子的才是正经人。那时候我想，将来我要是当了班主任，决不像她。可是现在才知道这有多难。我倒是看得惯花长裙了，可人家偏要穿短裙，故意气你似的。一代人就是另一代人的冤家。”

“是啊，裙子老这么短上去也不是办法嘛。”

“又挖苦我。”

“开玩笑，武老师，其实，假如她们能老实排队，不欺负男人，就算都光着身子又有什么关系？”

“小赵！”

 

武老师的女儿扫荡完了麦当劳，拿着她的饮料蹦蹦跳跳离开座位，跑到玻璃墙前看外头的街景。我和武老师面对面坐着，忽然无话可说，尴尬的气氛雾一般弥漫开来，我们的目光如同对驶的车辆交错而过，停在一些自己并不留意的地方。

这时候我听见宁宁朝我们喊：“瞧！漂亮吗？”

我回头一望，脸马上就红了一块。宁宁把她裙子的一只背带从肩膀上取下来了，露着光溜溜的胳膊和一部分脊背，正对着玻璃墙左看右看。

“难看！难看死了！”武老师风风火火冲过去，把那背带又挂上了，顺带在她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现在的孩子，”武老师摇头说，“都是电视上学的。”

2

崔威也离开了高桥镇，那是我来省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走得很突然；当什月把崔威的辞职信交到高校长手里时，崔威已经乘着火车抵达东南方的一个城市。高校长彼时想必又是一阵忙乱——崔威的学生已是初三年级。我在省城接到高桥镇中学总务处的一纸通知，要求我回鬼屋取走留在那里的东西，并帮助清理崔威的物品。真是人走茶凉，我才不过离开一个月啊。

我是在十月中旬回到高桥镇的。当时整个高桥镇都笼罩在蒙蒙细雨中。我推开鬼屋的门，一股潮湿腐败的气味便扑面而来。

崔威差不多把他所有的书籍都留在了鬼屋。铺盖和枕头还好端端地搁在床上。我们共用的煤炉、铁锅、盛井水用的大铝锅等等落落寡合地散布在各角落。一堆酒瓶子，脖颈上攒着灰尘，依然雄赳赳地立在崔威的桌子上，令你联想起一群黄昏聚拢的家鸽；其中一只还残留大半瓶透明的液体，你心头一热，头脑里冒出“心若止水”一类的词儿。一只蜘蛛正在两只铁床之间幸福地忙碌着；它已经将两只铁床用纤细的丝线连接起来，并张开了锅盖大小的网；新生活的轮廓业已完成，只待细枝末节的完善了。谁说离开了人，一切都会混沌衰败？诸葛先生^[1]已率先解构了我和崔威的生活，让鬼屋按照它的方式有序下去了。

我掀开铁锅，马上掩着鼻子盖上了——里面似乎有一只荷包蛋，而霉苔正在锅内壁茁壮成长。真是无孔不入。可喜可贺，什么都没耽误。

[1]涂门儿歌：小小诸葛亮，支开八卦帐；枯卧乾坤中，单等飞来将。

 

那天我没来得及回省城，又在鬼屋住了一夜。夜里千奇百怪的虫子从蜇伏的角落里纷纷爬出，把鬼屋闹得沸沸扬扬；还有两只耗子，先蹲在屋子中央自命不凡地吱吱聊天，后来奔到窗前认认真真啃咬桌腿；完了又奔回屋中央，好不得意地跳起华尔兹。“来段《蓝色多瑙河》吧”——我刚一出声，它们便“突”地一声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第二天早上我挑选了一些崔威的书籍，其余的东西原封不动丢在鬼屋里。我收拾崔威的书籍时，发现了一只黑色封面的笔记本；它的大部分纸页已被撕去，剩下的全是空白纸张。我又仔细地翻了一遍，找到了两张遗漏的文字，有一张的正反面都密密麻麻地写着字，这张纸我保存至今，内容如下：

整体与美

人世所有的问题皆归诸整体与个体的问题，然后才派生一切其他问题——如阴阳，二律背反……。然而整体与个体又是互相定义的；只有被看成个体之和的整体才有必要冠之以“整体”之名；也只有属于整体的个体才有必要称之为“个体”。整体与个体，只不过是意识所感知的世界之不同层次的表象，真正的世界存于“整体”和“个体”这类概念之外，不被表述。

一个一个的，单靠“抽象”这个浆糊连接，除此互不相干的个体，仅在我们的头脑中存在——只有此种个体才可谈整体与个体的问题，否则，整体的还原就成了枉费心机——不过是我们“头脑”这牢笼的囚徒罢了，是修道院的处子、镜中之花，它们甚至都不能离开我们头脑这层薄墙而在。既然这些个体尚不能与我河井无犯，又何谈互不相干？它们不是因着我而为一体吗？没有什么个体！个体是纯粹的幻象，是简约，因为我们力不从心。

整体是另一个层次的幻象，当你不将它还原时，它就切切实实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但因其层次之高，易陷于变动与崩溃，担惊于“个体”们的颠覆，在一阵恐惧之中开了对“个体”的探究及规训。

美就是一个整体。看到一朵美花，就只是看到了它，谁能还原成局部、个体去探究它的美？你甚至也无法通过探究局部去“再现”它的美。你可以再现一朵花，却不能再现美。谁能两次爱上同一朵花？那美并非仅仅与“它”有关，甚至也不是“它”与“我”的相加。时间。空间。瞬间。所有这些，构成了——缘。缘是瞬间的永决，在瞬间，你们得以相见，同时走向异途再不能重逢。

追求美岂不是大堕落？精心设计的局面，跃跃欲试的心态，诡诈的理性埋伏在四周：他们等待着，准备着一次突击、一次绑架。他们要用绳索和皮鞭去劫持[美]，然后，勒索赎金。

这美的绑架勒索者尚不过第一层堕落，接下去，便是将“求之不得”转化为憎恨，并浇灌这憎恨开花。“这憎恨之花才弥足珍贵！”憎恨者如是说。 越来越多的憎恨者，聚集在这花的周围。我们都成了憎恨者，赶这憎恨之时髦。

可是，拒绝此种堕落之后，为什么还是惧怕？将和什么融为一体呢？难道我不是一片沼泽地的主人吗？

回到美的问题上来；人的本质是存在，而对美的追求使人远离这本质？(后面的纸页缺失。)

 

 

崔威的很多文章都是以“人世所有的”开头，仿佛要一揽子解决生老病死的诸多难题。可是这些文章在我读起来只是一片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沼泽——正如他自己所说。崔威是这片沼泽的主人。从扑朔迷离这个特点来看，崔威的确有成为大家的潜力，那些哲人圣人诗人，大多不是因着几句没头没脑的话而遗臭万年的吗？

我不是说崔威的东西一无是处，有时候它们还真值得琢磨一番，比如上面的整体与美什么的。虽然什么也没有解决，可至少能让你屏气凝神读上一回儿。人的生活有时就需要被这种气氛笼罩一会儿，比如去听一小时的牧师讲道，或者读一段《汉姆雷特》：“……此时正是黑夜，一片漆黑……‘是谁在那儿？’‘不，你先回答我！站住，请亮相！’……‘那东西有没有再出现？’……。”然后手脚冰凉地回到现实中。

 

另一张纸上是一首没完成的诗，是崔威用他粗钝的黑色蘸水钢笔潦草写下的：

高高的 十月
在天上

昏黄的
街灯，
将一些影子 串起来
……

 

回省城之前，我把一只香烟壳和其中的锡箔纸拆开，铺在鬼屋门外的一块湿漉漉的砖头上，坐在那里抽了几根烟，不知不觉就遁入宁静，就像从前坐在南山的墓碑之间那样。较近的数家农户在此刻，颇有“两岸人家微雨后，”“蓬门数户零星开”^[1]的安详与懒散。我抬头望望北山，又望望南山，一阵恋恋不舍的情绪油然而生。北山南山都被雾气笼罩着，显得毫无生机，安静得像两座坟。涂河的水涨了起来，把两岸一些草和灌木淹没了，匆匆流去，将幽蓝的雾气搅动成许多旋涡。

鬼屋里的那道裂缝在外墙上如今也历历可见，最开阔的地方已经张开成深不可测的大嘴。我走过去，扶住一块墙砖，轻轻一推，鬼屋便轰轰烈烈地倒下去了。

[1] 九四年寒假，腊月二十八，崔威出了一联让我对，是欧阳迥《南乡子》中的那句“两岸人家微雨后。”我把自己的脑仁折磨了两天，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我在高桥镇磨蹭到大年三十下午才回涂门，在一种守灵的气氛中和父母吃过了年年如此的年夜饭，看完教人冷汗横流的春联会，大年初一出门四处串了串，就逃也似的离开涂门坐船回了高桥镇。那时崔威还在鬼屋里猫着没回家，见面就问：“对出来了没？”我就胡搅蛮缠地将在船上想起的一句“蓬门数户零星开”抛给他了。崔威拊掌大笑：“妙！妙！”我弄不明白他是嘲讽还是别有用意，索性像个阿Q似的把脖子一挺：“孙子才对得齐呢！”——赵

3

省城的雨是出了名的。每年一到春秋天，淅淅沥沥，缠缠绵绵，没完没了地下，直弄得你心灰意冷，连寻死的心都有。每到这时节，省城各大学的学生们自杀率都会飙升。今年的雨季更漫长，已过了霜降时节，进入深秋天气，却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星期六的早上还在下雨，我们寝室的几个都起得很晚，直到孟波的女朋友来敲门，我们四人才手忙脚乱地起了床。

孟波比我们早来一年，在省城已经如鱼得水。我们虽是清一色的大龄大学生、回锅肉，但初来乍到，跟这个城市还是有点格格不入。我们有时都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大学生。我们去旁校的周末舞会去凑热闹，那些学生一听说我们是省教育学院进修班的，就另眼相看——有如一品浩命夫人看青楼野妓。反过来，我们跟这些幼稚可笑却自我感觉良好的正牌大学生也尿不到一壶里去。他们自以为很有想法，而在我们眼里那些“想法”不过是各种媒体交互灌输出来的垃圾。一阵子他们可能个个自以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可是几年后校门里又都是“新左派”了，再过几年，满大街走得都是激情难耐的“停学创业者”。就像庄稼，一茬小麦，一茬水稻，一茬玉米，左不过都是这点东西轮流坐桩。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孟波被女朋友勾走之后，李晟也出了门，宿舍里只剩了我和周大明，隔壁宿舍里的几位还在赖床。窗外的雨也还在悱恻地下。大明又打开了他的破音响，听那首《重归苏莲托》。

《重归苏莲托》，《重归苏莲托》，老是那首《重归苏莲托》，不能放点别的吗？自从大明追一个省城的一个小家碧玉失利后，天天听这劳什子的《重归苏莲托》。两周之前我第一次听到《重归苏莲托》，是在下雨天，把我想死的念头就给勾出来了，这念头把我吓了一跳。

省教育学院的进修生固然是些混得不怎么如意的人，但自杀率却是所有高校中最低，原因大概就在这一念知非的本事。人过二十，就有个什么东西管着你，在你跟死亡眉来眼去的时候横插进来，朝你露出嘲讽之色，搞得你挺害臊。死亡有时的确令人害臊，一不小心就弄成啼笑皆非。要死也要死的是地方，你要是真不想活了，找个僻静的地方卧轨上吊也可，找个悬崖纵身一跃也可，但是你不能从大学的宿舍顶上跳下来，更不能去投未名湖之类，这些都太矫揉造作窝窝囊囊。那年省城某个大学就有个男学生从九层高的研究生楼楼顶一跃而下，砸坏了停在下面的两辆自行车。人们在传播本条死讯的时候总不忘了提及这两辆自行车。最终这两辆殉难的自行车成了本事件的主体，消息传来传去，绕省城转了三个月，两辆自行车连牌照号码都被查考清楚了，大家依然没弄明白那人为什么要死，大家也没兴趣弄明白，那两辆自行车倍受瞩目倍受关注，简直有必要开一场追悼大会追认烈士抚恤车棚邀请生前好车连日座谈以便抚平人们心目中对这一对不幸的自行车的惋惜之情。这个世界对人的要求太高，要是你打算从楼上跳下来，你先得看看下面是否停着一溜儿自行车。你想死得一丝不苟八面玲珑叫人无话可说让每一辆自行车都高高兴兴实在是太困难了而且越来越困难了。其实中断自己一条小命并非是从你的世界消失的惟一办法，你可以甩甩手出门流浪去天涯海角去西天极乐世界去南海找观世音去阿拉斯加爱上爱斯基摩人。流浪是我们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自绝于好心好意的父母老师朋友自绝于火焰金睛的看门老头街道大妈居委会主任自绝于她他它铊的另一种方式。你干净利索踪影皆无人们都说你出国了升天了到月亮上去了他们再也不提两辆自行车。人们多在家中自杀而在旅途中大都活得好好的。当然保不齐还有个把想不开的在异国他乡还好端端地把自己干掉的。但我知道他们不是来流浪的他们离开人群是想上台领奖的身后有一大群想像的观众假如不能让他们掌声响起来他们就无路可走难见江东父老。所以并不一定是走得远才算流浪，结庐在人境耳无车马喧空手把锄头桥流水不流才算达到流浪的最高境界。

人过二十你还能感到另有一个什么在推着你，这不是那个拦在你和死亡之间让你害臊的东西。这是一只手它早就存在着你只是新近才意识到它。这手力量巨大无时不在，它就在脑后它时时刻刻都想推你一把，你需要经常冲它一声断喝：滚！我一旦站在高处，这只手就偷偷朝我伸过来，我感到它在把我朝下推。我站在低处它就把我朝上推。它总不肯让我自由自在让我好好地就这样活着。我直到现在还经常对它大喊一声“滚！”只是现在它对我越来越无能为力了，它已经被我骂得心虚气短愁眉不展雪拥蓝关马不前。可惜那个从九层楼上跳下来的人不知道这一声断喝的妙处，否则他完全可以保住一条姓名外带两辆永久牌自行车。

 

我一个人灰溜溜地下了楼。

外面不见得更好，尽管雨点已经细小得几乎不见，并且看样子很快便会彻底停下来，可天空还是阴沉不开。早就过了中秋，但是街上花坛里的花花草草依然茂盛，尤其是菊花，被安排得色彩纷呈错落有致；可这倒霉的雨淋在叶子和花上，令它们不堪重负，驼背弯腰东倒西歪。街上的行人也是疲疲沓沓，大多哭丧着脸，面对面走过去跟仇人似的。连衣着时髦的俏姑娘们也无心暗送秋波，低头碎步匆匆忙忙地走。公共汽车时不时在你面前猛然停下,呼啦一声打开们，卸下一大群忧郁的人，又把另一群同样忧郁的人塞进车匆匆开走。出租车愣头愣脑地四处乱窜，仿佛一些刚从醉后醒来的怪兽。这雨不能再下了，这个城市需要阳光。

我沿着贯穿市中心的黄河大道从城东逛到城西，再从城西逛回来，把路人的哭丧相也抄袭在脸上。重归苏莲托，真是最伤感的音乐，尤其是它在不经意间从心头跑出来，尤其是在这省城阴雨绵绵的秋天。有些音乐总是很细腻地将你的伤感一层一层撩拨出来，从心头扩散开去，让你彻底缴械投降。“看那海浪轻轻荡漾……,”钢琴刚弹完前奏,小提琴就扶住他的肩膀,深吸一口气，嘤嘤地哭开了,从主歌一直哭到副歌,从G小调一直哭到G大调。小提琴刚止住了啜泣，钢琴却触景生情，哽哽咽咽地重复主歌，然后是副歌——小提琴和着钢琴一同哭开了……。一旦有把小提琴在你心头哭起来，你真是劝都劝不住。

不需要歌词，重归苏莲托，一个名字足矣，一首好歌傲然独立于歌词而存在；至于歌剧，我甚至都不能容忍歌词的存在，只愿意倾听歌手们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来唱，当华语的蝴蝶夫人、英语的蝴蝶夫人唱起那段无与伦比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我真是失望极了。词语只能将内涵限定得更为狭窄，并且破坏声音所传达的东西。词语也破坏形象所能传达的东西，它们将女子的脸比喻成花朵，可是花朵远没有一张美丽的脸更为抽象、丰富、和摄人心魄。任何一部小说都未能将一张美丽的面孔展现在我面前，词句的瓢泼大雨对此毫无建树；但诗却可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甚至“呦呦鹿鸣，食野之苹，”都能撩起我对女人的无穷无尽的美丽幻想，这幻想远远超出字词的疆域，超出存在的疆域，它已无边无界。更多的文字不能达到的，更少的文字却能达到。语言的暴雨固然能使天地易色，而它轻轻撩开帷幕，让灿烂的阳光或者冰冷雾气一下子自己涌进室内就更好。“高高的/十月，”“高高的/十月，”我体味着崔威的这几个字，一缕惆怅比面前湿漉漉的街道还要漫长。

我一路胡思乱想，时不时抬头望望灰蒙蒙的天空，感到自己的莫名其妙。那时候的我一定像个行尸走肉，一定像，电影里的行尸走肉都是一脸严肃，若有所思的样子。

到了傍晚，我在黄河大道碰上了武老师。那是在大华影都的布告栏前头，我正扎在人堆里佝着腰看一张彩色的电影海报，海报上有个高大英俊西装革履的男人正低头吻一个近乎一丝不挂的妖艳女人。我奋力挤上前去想看个究竟，就在这时候武老师从后面把我从人堆里拉出来，说，小赵，又出来扎堆啦？

武老师那天傍晚来大华影都，是想看看晚上有什么电影。她丈夫出差去了，女儿去了爷爷奶奶家。她想晚饭后就接女儿出来看电影。

天黑得特别早，我和武老师在黄河大道上走了一段，四周忽然就灯火辉煌了。 最辉煌的是那些舞厅，霓虹灯们不但灿艳得教人害羞，还被弯成霏靡的曲线，做成各种放荡不羁的形状，并且伴着室内漏出来的节奏朝路上行人猛抛媚眼。

武老师曾说，她几乎从来没进过舞厅——她指的是街上的舞厅，学校里的舞厅她当然去过。她的那个学校，周末舞会永远是三步、四步，还有那种牵着手绕过去再绕过来的说不上名字的舞，当然在哪个学校都是这样——除了舞蹈学校。

在“拿破仑”迪斯科舞厅门口，我说，武老师，进去看看吧。说完拉住她便要进。武老师跟着走了几步才回过神来，坚决不肯进去。她说这地方太“那个。”我知道那说的“那个”是啥意思——激烈呗。

我对武老师说，里头有好几个厅哪，也有不激烈的，缓如太空漫步。 我不知道武老师是信了，还是觉得在街上拉拉扯扯不成样子，终于答应进去“看看再说。”

进了舞厅武老师立刻高呼上当——她不高呼也不行，里面的音响全开到催命的分贝，震耳欲聋——“这哪里是舞厅，”她说，“简直是蚂蚁炸了窝。”舞厅里全是人，所有的胳膊都在挥舞，所有的腿都在扭动，连服务生也靠在墙边摇头晃脑。

“不是蚂蚁炸了窝，”我也喊，“是在蹦——迪。”

“迪斯科都跳成这样啦？！”

“可不是吗！”

我们径直穿过忘乎所以的人群，来到大厅的西南角。大厅西南角有几间“雅坐，”是用木板跟大厅稍稍隔开，隔音效果虽差，和人面对面说话却也不用吵架似的大喊了。

小赵，你怎么不去跳？

不会——我撒了个谎，这有什么会不会的？连一头猪在这里都如鱼得水。我只是觉得在武老师面前扭胯送臀很丢脸罢了。

闹哄哄的迪斯科过后是一段慢三。武老师来了兴致，邀我共舞。走进舞池，我才忽然想起我根本不会。武老师大惊小怪地问，真的不会？你还在N城念过书哪——真是个好同志。

我跟武老师在舞池里装模作样地挪着。我说，千万别“同志”啦。

好在慢三只放了十分钟便终止，接着又是迪斯科。我和武老师离开舞池，穿过一道门，躲到舞厅后院的走廊上去了。那道弹簧门在我们身后合上，走廊里就有几分幽静了。我们坐在走廊的栏杆上。武老师喝饮料，我抽烟。武老师感叹：我对这个城市越来越不了解了。我说，舞厅和你们学校一个在西一个在东，都在黄河大道上，用30路公共汽车和无数的出租车连着，像开在家门口，就从不出来看看？

“嗨，我成天上班，陪孩子念书，跟老公吵架，烦都烦死了。况且，你觉得这是个好地方吗？”

我一时语塞，好不好，我倒没想过。谁知道呢？反正一切都会按照想像发展下去，甚至超出想像。这个世界被轻轻推了一把，一场雪崩已经在进行之中，谁有权将一场雪崩抓来断案？等着瞧吧。

“武老师，不是说你不跟老公吵架吗？”

“有时也吵。”

在高桥镇的时候，崔威曾经说过一番妙语。他说，本世纪以来，夫妻吵架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男人和女人越来越过尿不到一壶里去了，家庭已经演变成角斗场，男人和女人都武装到牙齿披挂上阵捉对厮杀，一方从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和男性角色里汲取力量，另一方从新出炉的女权主义和大女子主义里获得营养；一定要分出个输赢胜负，都不肯丢人现眼，各自有半个世界在为他们鼓噪加油。这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大决战的时代……。

我把崔威的高论转述给武老师，武老师笑得前仰后合。她说，其实经常吵架的夫妻是处于“吵架结构，”一点点诱因都可以闹到天崩地裂；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的孩子却异常聪明。

“这个说法我同意，父母吵架可以充分调动子女们的神经系统，成为他们智力的体操。”

 

大约在八点半的时候，有人宣布，今晚特邀舞蹈学院的高材生登台表演，并为大家领舞。武老师又是很稀奇，凑到舞池前兴奋地看。

舞池中央临时搭起了高台子；四个学生出了场，上了台，都穿着春光四溢的紧身舞蹈服。还没等她们在台子上站定，强烈的迪斯科音乐便“轰”地一声从四面八方不怀好意地扑过去了。那四个学生仿佛四台机器通了电，和着节拍没命地跳。那音乐不依不饶，节奏恶作剧似的越来越快。众人大悦，纷纷拥下舞池，学着四个学生狂乱地扭，池子里拥动着无数根麻花。

嚯，武老师断断续续地喊，学生——也这么疯狂啦——起初——还以为——她们——要跳四小天鹅呐。

武老师啊武老师，我高声答，都什么年代了，哪儿来的四小天鹅！

四小天鹅还在心无旁鹜地舞，武老师却沉不住气了，她看了看表说，不好，都九点多啦！

我们匆匆出了“拿破仑，”武老师慌慌张张拦了辆出租车走了，我一个人只好在街上继续逛。那年月，舞厅的名字都起得气势雄伟：“拿破仑”、“凯撒”、“亚力山大”。听说还有个舞厅想以“希特勒”的名字开张；一只巨大的、带小胡子的霓虹灯头像都做好了，结果有关部门不肯批，于是乎只好改名“阿道尔夫。”好家伙，“拿破仑！”“凯撒！”“亚力山大！”瞧瞧这气魄，这始作俑者的蛮横劲儿，这炙手可热的权势。不知道舞厅的老板们是否了解一个事实：就权势或生命而言，这几个家伙都未得善终；他们只是将这个世界狠狠地折腾了几下；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碎片、阴谋、和粪堆。这样想下去的确很煞风景。不过话又说回来，碎片、阴谋、粪堆总是跟伟大、光荣、正确形影不离，一座迪斯科舞厅哪能管得了那么多。就算历史学家们捂着嘴打门前一笑而过，“拿破仑”也不会少掉半个客人。舞厅还要多多地开，大号的名字用完了，小一号的也将就了：“温斯顿”、“俾斯麦”、“蒙哥马利”……。

这种舞厅由城西沿黄河大道朝东一家一家地开过去，“乱花渐欲迷人眼，”等两年后开到武老师的工学院的门口，就变成了教人欲说还羞的夜总会。

我从“拿破仑”回到教育学院时，孟波和李晟还没回来，只有周大明一个人窝在宿舍里听音乐。他的破音响已不放《重归苏莲托》，而是换成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嘈嘈切切，吱吱嘎嘎，简直要把我的肠子拉断。这个音乐系的学生着实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4

星期天早上我照旧起得很晚。大明、李晟和孟波三人都不见踪影。窗外奇迹般地出现巴掌大的一小块晴天，街道顿时豁亮宽敞了许多。我又想出门去闲逛——我现在真成了“街上人，”但凡一动上街的念头，便孩子似的激情难耐。

走在大街上我又想起了昨晚。在“拿破仑，”武老师问我，你觉得这地方好吗？当时我倒没介意。现在想来，武老师的意思是：你小赵如今不过是在穷混罢了。也许武老师并没有这意思，是我太敏感了？不管怎样，现在我在街上逛，却发现自己有点怒气冲冲。我是这样的人：常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也着实是在穷混日子，可却受不得别人小看。即便别人说，小赵，你不是也和我一样平平常常吗？这类话也常叫我冒火。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从黄河大道上又撤了回来，沿着通往教育学院宿舍区的小街往回走。在小街中段的一个排档摊子碰上了孟波和他女朋友。他们正规规矩矩地坐在两把比砖头高不了多少的矮凳子上啃羊肉串，见了我就兴冲冲地把我叫过去了。我忽然心境好了很多。走过去面对他们两个坐下，我坐在一个浓妆艳抹，也在啃羊肉串的，很是可疑的女子旁边。那女子看看我，看看孟波，又看看孟波的女朋友，然后面无表情地低头继续啃她的肉串。

孟波的女友看来今天心情不错，除了小心翼翼地对付羊肉，还抽空朝我这边抛了个媚眼。我最近特别喜欢当灯泡，这些女人，有灯泡在场的时候总是作出一副贤淑的样子，让扮演男友的或者扮演灯泡的都很好过。除了这个情境之外，你能看到女人的贤淑时刻大概只有婚礼时短暂的一瞬了。我不是说女人应该永远贤淑，应该保持住一附端庄的样子给男人看，这想法政治上不正确，大逆不道，令人发指，我举双手反对。可是，我不能消灭我的感觉，感觉这东西就像胃口，不是理性所能改变的。我有一串山顶洞人的肠胃，娘的，我怎么就生了一串山顶洞人的肠胃了呢？不行，我得去一趟北京，在我祖先的窝棚里烧一柱高香。

烤肉串的是个瘦高的中年男人，还带着一顶新疆式的小帽，鼻子眉骨也蛮高，可是却没有少数民族的那种灵气和开朗，而是以一种汉人特有的呆板目光和动作茫然注视着炭火摆弄着竹签。他用一把蒲扇不急不徐地扇动炭火，雪白的炭灰飘扬而出，在空中摇摆，旋转，缓缓落在烤炉四周，落在他的袖口上，堆在无人落坐的空板凳上。衣服的炭灰越攒越多，烤肉人在身上、袖口上胡乱拍了几下，又在脸上抹了一把——这个动作使他更为蓬头垢面；而那顶维吾尔族的小帽，却因雪白炭灰的堆积而更富灵气。“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我刚啃了几口肉串，周大明和李晟也在小街口上出现了，看样子也是从大街上回来的，步履和手臂的动作还沾染着逛大街的随和与轻快。他们在小街上走了一段，就慢慢变成懒散拖沓，犹如快进录像带时你看到的一朵花的枯萎过程。

我们把他们叫了过来，寝室的四个人便在排档摊子前凑齐了。索性都坐下来，热热闹闹，“甘此膻腥食。”卖炭翁转过身来，眼睛一亮，露出狡黠的笑容：“各位老板……。”一刹间，我怀疑这人是从高桥镇过来的；没准这家伙在镇上哪家饭馆掌过勺，曾在一场殴斗中在一个没付饭钱的酒鬼屁股上浇了一勺沸腾的花生油。现在这家伙躲进城来了，老实了，我是说表面上老实了。我们这个民族装起孙子来个个无师自通。

在大家的羊肉都快吃完的时候，我抹抹嘴终于鼓起勇气问了他们这句话：“你们——嗯——以前——做过梦没有？我是说，小时候，那种——特大的梦？”

我结结巴巴说完这句话，随即浑身都是不自在，像吞了一只苍蝇。我扭头看见那个浓妆的女子正把脑袋往怀里缩去，而无法掩饰的笑，从她嘴角朝后脖颈一路爬上去。

至于几个同窗的面孔，我简直连看都不敢看。

我屏气等了足有半分钟，大明才第一个说，他一度相信，长大了定会成个物理学家，就像爱因斯坦。

了不得，孟波说，我最大的理想也不过是当个将军什么的。

李晟吞吞吐吐，“说不上来，”他说，“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想过当老师。”

小赵，你呢？孟波的女友问。

造卫星，很多的卫星，当然，还有火箭，我说。

“看来你们小时候志向都不低，但是恐怕，要等到下辈子了吧！”孟波的女友竟然说了这话，搞得我对她的好感顿时灰飞烟灭，简直想怂恿孟波跟她吹了算了。

我和大明、李晟回到宿舍时已接近傍晚，那一小块晴天早就缩到灰乎乎的云后去了。我忽然心血来潮，对大明说，让我帮你拾掇一下破音响吧。

见大明表情狐疑，我又说，我帮你配两只真正的音箱，还有低音泡，弄个功放，肯定比现在这破玩艺儿强得多——我的条件是，今后别再听《重归苏莲托》啦。

大明扫了一眼他的音响，说：“谁说我要拾掇它？说不定我已经敝帚自珍了呐！”

 

假如你毕业工作了两年，而且是做教师，当你再回到学校念书，你就会体验到一种特别的滋味。你会对这种回锅的学生生活感到腻歪。当然，这种腻歪在有些人那里并不那么强烈，在另一些人那里就特别强烈，好比有人对青霉素过敏，一针下去就要死要活，而换个人却安然无恙。

我在高桥镇当了两年多的教师，装模作样惯了，却更看不得别人在我面前装模作样。比如教《教育心理学》的老章，那种好为人师、真理在握的样子叫人难受。她动不动就来一句：“从我们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仿佛她拥有了一个最伟大的角度，而且这个角度又跟她是那么的关系密切。

章老师说，在我们中国，关于儿童多动症的研究还相当落后，那些不注意听讲，上课捣乱的“坏”孩子，她说，从我们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可能只是一些多动症的患者，需要帮助治疗的。

当她说到“治疗”这个词时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顿时觉得自己正是不良少年，从她的教育心理学角度来看，需要用“利他林”治疗矫正的。

有天课上章老师果然把她的宝贝“利他林”带来了一瓶，喜滋滋地说，这是了不起的发明，解决了教育者的不少难题。

一幅图景展现在我面前：未来世界的课堂上，未来的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嗑下小药片儿，用炯炯的目光捉住黑板和章教师，伟大的知识如滔滔江水滚滚而来……。

我当了两年多中学教师和班主任，习惯了把土坷垃说成狗头金。而现在我坐在省城教师进修学院的大教室里，看着那瓶小药片，实在不能不把自己朝白痴那个方向去想。“……你看，多么蓝的天，走过去，你将融化在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儿看……。” 自从有了学校，不适合学校的人就成了不良少年；自从有了黑板，不能盯着黑板看的人都成了多动症患者；总有一天，那些生下来不能安坐于教室和桌椅板凳之间的人，在娘胎里就得给做掉。

 

我在省城只进修了一个多学期就辍了学。对此我可以找到有成百上千个理由，也许并不是哪一个理由促成我这辈子的第一次辍学。也许是所有的理由合在一起，凑成一个“感觉很差。”但是也可能只有一个理由：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辍过学，我要辍学。当我决计辍学的时候，浑身一阵轻松，这快意决不亚于当年我跟父母的一刀两断。

我辍了学，坐着火车，去了江南的N城，那是95年春天。我离开省城那天给武老师打了个电话，说我要走了。武老师很惊异，她说，不是还有一年多就毕业了吗？有什么不能忍的呐？我一时又患了失语症，不知说什么好。武老师不停地劝：“为了文凭，有什么不能忍的呢？”云云。

我几乎被她说服了。几乎。

5

我和什月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但十分疏落，通常只是在大节日的时候互寄一张写有“新年好”“圣诞快乐”之类的明信片而已。现在我们开始用电子邮件，却也不比从前的联系更多。便捷的通讯方式，并未将人们联系得更紧，它使千里万里之外的另一个人变得毫不神秘，伸手可及，人们便不用想着对方了。

我最近一次见到什月是在一九九八年初。那时什月已经大专毕业，回高桥镇当了一年多的数学教师，并且出落得时髦漂亮。她的那层“土气，”如同她肤色的黝黑，已经褪到若隐若现的程度。不过这未必值得庆贺，女人摆脱了乡土气，等着她们的是小市民气，如同从黄土窑洞里走出来却一头扎进了棚户区，这下场只是更糟糕——假如把“土气”看作糟糕的话。但是这下场却如秋去冬来自然而然。天上神仙有时拿人间女人的命运作赌，把注下在“小市民”这一边的，总是赢得酣畅淋漓十拿九稳；而下在另一边的，老是输得神魂失据，每每哀叹自己过于理想主义。什月能否成为例外，我们只好拭目以待，再过些年才能知道。

什月已经到崔威所在的城市去了多次，但是他们的关系似乎没什么进展。其实所谓“进展，”我的意思无非就是“结婚” ——还能有别的什么进展吗？但是我对“结婚”这个词有几分腻歪，所以话未出口，就已被潜意识偷换成“进展”了。不过，“进展”这个词在我尚有另一层抽象的意思。发生在我周围的情事，我本能地希望它们都有所进展，或者干脆散伙拉倒。我不喜欢它们悬而未决——纵然我是局外人，却也因这些事体验到某种莫名的心理压力。电视连续剧就是为我这类人拍的，编剧们对这种压力了如指掌，总是给一桩情事留下进展的余地，或者让这情事接力棒似的从一个传到另一个。可恨的是他们爱卖关子，把评书艺人的那套把戏拿来依葫芦画瓢。“若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假如你期望一切都有个“结局，”就很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老想知道后事如何，所以老是被人分解。

什月谈高桥镇，仿佛在谈论一个蛮荒之地。她说再这样下去，她怕要成古董了。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并没有鼓动她“出来。”

“好在我就要离开高桥镇，调涂门去了，”什月说。

“高校长——你大伯，一定帮了大忙了？”（那时高校长已经调到涂门市教育局。）

“怎么，又看不惯了？”什月说，（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什月有些脸红，）“可是你们觉得怎么才算公平？你晓得，我数学好，但是头一年因为文科不好就考不上，为什么数学比我差得多的反倒能上数学系？”

女人就是敏感，我其实并没有讥讽的意思。不过，当年我和崔威帮什月补课的时候，有事没事就顺带着愤世嫉俗一把，这一定培养了她对我们的警觉。

“是啊，当年我就是因为降龙十八掌没练好，上不了电子工程系。”

“呵呵，当年你在班里第几名？”什月问。看得出有几分不怀好意。

“至少十五名以后，落到二三十名也常有。”

“我在力新县一个小镇中学念书，在班上是前五名，可那个学校每年高考只能考上三四个。我要是不来高桥镇，恐怕现在还在复读。要是我在涂门，我说不定已经出国了——我问你，凭什么你们城里人机会就应该比我们多？”

几年不见，什月越发的不好对付了。我惘然说道：“有人说，城里人的机会，是他们上代人早早进城拼搏的结果，所谓‘造福子孙’正是此意，连遗产都可继承，机会自然也可以？”其实我并不知道这话是“有人说”的还是我临时编出来的，当时我紧张得很；而且此言一出，我绝望地发现，我其实已经搬起石头，快要砸在自己脚上去了——只要什月轻轻一推。

果然，什月得意地说：“那么，我大伯给了我这一个机会，违反天条么？”

好残忍的什月，一点也没给我留面子。女人就是这样，你哪怕是无意伤了她的自尊心，她也要狠狠回敬你——我当时想。

我赶忙装出一副随和的样子，打趣道：“好厉害的辩才，什月，真是崔威的私淑弟子。”

“错，难道我就不能有自己的想法？难道只有你和崔威那个疯子才能有想法？”

“是、是，我错了，喝酒，喝酒，呵呵。”连什月都说“崔威那个疯子”了，不妙，我在感觉自己的不妙的同时，觉得崔威更不妙了。

“还有呢，‘私淑弟子’指的是没有当面从学的弟子，我怎么是崔威的私淑弟子呢？用词不当，难怪——。”

什月突然打住，没再往下数落了。我知道那个“难怪”后头是什么：难怪你当初本科也没考上哩！

当年我和崔威的威风，如今在什月这里已经扫地了。我们的师尊形象，看来也已经跌落到平常。看来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资本让什月再对我们肃然起敬或者诚惶诚恐了。

“是关门弟子——这回总对了吧，”我悻悻地揶揄。

那天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关于崔威。崔威在东南方的那个大城市开了一家公司，已经两年，一直没有起色，甚至于穷困潦倒。

每隔几个月，崔威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一项新计划，干了一两个月就变得力不从心，再折腾一阵子，就草草收场。每开始一个新计划，崔威都是信心十足，仿佛很快就要毕其功于一役，鸟枪换炮了；到收场时，崔威又变成呼天抢地怨天尤人。情况比他在高桥镇做茶叶生意时还糟糕；崔威的公司是个无底洞。钱，崔威起先找亲戚借，借来的都打了水飘；后来找朋友们借，还是打了水飘；再后来，就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拉投资，结果还是一样。崔威也没有那个城市的户口，起先他怂恿一个在该城工作的亲戚做他公司的法人。后来这个公司干不下去了，那个亲戚宁肯倒贴钱也要把法人的帽子摘下来。后来崔威不知怎么就堂而皇之地做上了法人。你不能不承认崔威还是能折腾两下子的。但是一涉及到经营，崔威就黔驴技穷了。他似乎不能将幻想和现实区分开，不能从失败中学到教训，老是重复着类似的错误。在生意场上，崔威像个空手道陪练，叫人家摔来掼去，慢慢的反倒以此为乐了。每结束一项计划，我都会收到崔威发来的电子邮件，开头通常是这样：“小赵，你好！久违了，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忙于创业和赔本，忙完了又在准备一项新计划……。”结尾往往是：“这几天我正在准备破产，如果破产成功的话，我就暂时不跟你联系了……。”大家渐渐觉得，崔威并非时运不济，而是心理上不大对头。有的朋友就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他去了，第二次就把心理医生臭骂了一顿，闹得不欢而散。

我不知道是那个心理医生医术太低，还是崔威的心理问题已经严重到连心理咨询都于事无补的程度？我也翻过几本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书，发现从各种神经症到各种人格障碍再到各种精神病的很多症状在崔威身上都可以找到，这样一来，你反而没法将他归到哪一类了。说实话，我在生活中，从来没遇到哪个人跟书上列举的类型一模一样甚至类似的，我怀疑，各种心理疾病的名称，不过是一种简化的无力的说法，心理医生给一个人贴上个标签，然后变得心安理得；换另一个医生，说不定又贴上另一种标签，换一种方式心安理得。

 

什月谈起崔威，是一副绝望的口气。她说崔威过去极端反叛，现在当了小老板，却对手下仅有的两三个员工颐气指使求全责备，甚至干涉人家的私事；跟合伙人也合不来。所有他周围的人不久便离他而去。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事，什月说，他雇的一个专科毕业生，以前有个女朋友在老家的镇上，但是现在又粘上了一个城里姑娘，崔威就特别看不顺眼，老找人家谈话，要人家“改邪归正”——他管这闲事干什么？他甚至还跟人家打了一架，把人家打跑了。这样的事该他管吗？一出接一出，尽折腾这些不着调的事。天下的事情都必须按照他的理论发生他才满意。

说着说着，什月变得怨气冲天，眉头紧皱，一脸苦相。

我劝道：“崔威心内有一套完美的理想，世上的人，包括他自己，都不合他的意。过去的反叛与现在的专制，大概都由此而生吧。”

什月摇摇头，说，你能否认，所谓反叛，难道不含嫉妒的成分？你能问心无愧地承认，你完全不喜欢特权么？

我吃了一惊——不单是因为她对崔威和我的去魅式的评判，更是因为这个比我小好几岁的女孩子咄咄逼人的洞察力。

我赶忙说，尽管我们是室友，我对他不甚了了，但我知道崔威并非没有自知之明，否则，他怎么会同意去看心理医生呢？记得在鬼屋的时候，崔威就有这样的高论：“每个特权者，在他尚是反叛者时，都对周围的弱者同情得无以复加；一旦拥有特权，又没有一个不把特权看作命根子的。这甚至都不需要用什么高深的理论去解释。一个崇拜特权的无权者，最清楚自己的位置，因而也最为自恋，其对弱者的同情，不过是对自己的卑下处境的同情罢了。恻隐与同情，看似一回事，实有云泥之别。动不动就一洒同情热泪的人，其实就是自以为高人一等，却又无法高人一等的那种。”

“你和崔威也都是那种人吗？”

……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这次可不是肉麻，而是突如其来的一阵恐慌。这种恐慌，我在一些梦里经历过：你冷不丁朝一个漆黑无底的深洞掉下去，在一身冷汗和怦怦心跳中醒来，一片茫然，无着无落。

看来什月对我的穷追猛打并不全是因为那句“你大伯一定帮了大忙了，”这分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闪电战。我和崔威当年的神气活现、沾沾自喜如今终于遭报应了。

我打算把崔威牺牲掉，以换取短暂和平：

“崔威头脑中有个孤零零的世界，旁人不能进入也不能改变。可是他不愿就此只做个思维的勇士，他要杀入现实生活，做个尘世中的成功者而不是失败者，”我说。

“他的哲学，甚至都不能拯救他的人际关系，也不能拉住他不让他变成个酒鬼，”什月说。

我松了一口气——矛头重又单指向崔威，我觉得什月已经跟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

“或许正是哲学把他变成一个酒鬼——一个人熟读尼采，以狄厄尼索斯自居，再加上因思维过度而耗尽意志力，恐怕是抵挡不住杯中物的诱惑的，”我落井下石。

“你不知道酒精中毒吗？你不是说过，他在鬼屋里常听到有人在哭？这是酒精中毒的症状，幻听已经是很严重的症状了……我让他去戒酒，可他不听。他从来都不听任何人的劝，也控制不了自己——他开公司，与其说是事业心，不如说是因为谁也做不了他的老板。等他做了老板，发现他自己也做不了自己的主……你是他的朋友，从来就没想过他可能酒精中毒了么？”

我的确没有想过，谁能将一个平时郁郁寡欢，几瓶酒下肚就变得神采飞扬满腹经纶的人和酒精中毒联系起来？除非你认为哲学只是一种生理现象，“主义”不过是某种内分泌失调——我现在倒真是这么想了。以前，当我听人说起酒精中毒，我想到的只不过是不法商贩用工业酒精掺兑假酒什么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这东西也是毒物？

什月接着说，你们男人，彪着劲地糟混，瞧着要好得如同亲兄弟，其实互相漠不关心。

我有点无地自容了，勉强喝了两口酒，没滋没味的，一股惆怅经久不散。

 

打从九八年见到什月，现在又是一年多过去了。崔威的“事业”还是老样子，用他的话说，就是“屡败屡战。”他永远都在“创业”和破产。这些年，他惨淡经营的公司已经改了无数个名字，换了N个合作伙伴，把这些名字串到一块儿，足够凑成一首后现代诗歌。至于他的酒精中毒，似乎也没有变得更严重，或者说，已经严重得不能再严重了；虽然大家极言力劝，崔威的酒似乎没有戒掉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悲观的：酒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在水面以下还有个庞然大物，那是谁都推不动的——不过这也是老生常谈。我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个成功的崔威，少个空手道陪练。如果一个人真是运气不好，心气太高，那有什么好说的呢？倒霉的毕竟是大多数人。可崔威是那种酒后开车的家伙，自信得不得了，他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在开车，还以为是在骑着哈雷彗星太空漫游。假如你这辈子没有见过崔威这样的人，你没法真正明白什么叫瞎折腾。若是崔威继续当个作家什么的，他这辈子说不定能蒙混过关，可他愣要跳出来，让一只只看不见的大手压扁。有时候我怀疑崔威是不是在跟这世界开玩笑，可是看他那认真劲儿，以及每次失败后怨气冲天的样子，你就没法在这个思路上想下去。

6

95年春天我去了江南的N城。先是寄居在上大专时的同学钟海生那里。钟海生已经从单位里分到了一套房子，但一直空着。我说是租来住，其实哪里有钱。

钟海生自己一直住在他父母亲的家里——这我真是无法理解，一个人到了二十大几，还能跟老爸老娘成天抬头不见底头见，并且相安无事，这是奇迹。我不能说没一点儿羡慕。

钟海生的房子他虽然不住，却是他周末用来跟女朋友石丽约会的地方，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结婚，离后来的离婚更远，一切顺利。石丽在南方的另一个城市做白领，只有周五晚上回来，在N城住一天，周日一早回去。这个女孩子也是N城人，一旦回家，是非在家里过夜不可的——她的父母把她看得紧。可是每个月总有一、两个周末，她对家里撒个谎，偷偷回N城，在钟海生的房子里约会。这两个晚上，我就要准备流落街头。N城我还是很有几个同学的，有时我找个同学家随便凑和一两个晚上，有时我宁可去看通宵电影。我发现在通宵影厅里过夜的大有其人，十来个人在小小的通宵影厅里仰头大睡，会让你觉得很亲切，很热闹，虽然你跟他们素不相识，并且也不打算去相识。几年后一些桑拿浴室之类的地方也有了这个功能，几十个人彻夜留在休息室的一张张小床上，放眼看去像个收容所，让你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流落街头无家可归了——可也有人说这是骄奢淫逸的享受；的确，那里有按摩，有的地方还有色情服务，也有通宵电影，可是你还是不由得想到无家可归、收容所什么的。

你可以在通宵影厅里听到各种各样的谈话。

有一个周末，我把钟海生的随身听揣在身上看电影。有两个年轻的学生模样的人坐到我的前排。那个男的显然是喝醉了，喋喋不休，吵得我连电影里的台词都听不见。好在那不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我索性打开随身听听音乐，却发现里面装的是空白磁带。我灵机一动，就按下录音键，将那两个人的谈话录下来了。我至今还保留着那盘磁带，录下来的声音时断时续，还夹杂着电影台词。

男：“……这次我回来，你怎想？——我，我是，为你回来的。”

女：“……”[一阵枪声，电影里两股黑帮在火并。]

男：“在学校的时候，你觉得我怎样？……。”

女：“没什么特别，当时就觉得你挺要强的，讲义气。”

男：“你——你知道吗，我就是为你回来的。”

女：“谢谢你。”

男：“你知道么，我就——就是为你回来的——”

女：（几分不耐凡地）“——知道了——。”

男：“你——你知道吗，我是为你回来的。”

女：（不耐烦地）“知道了，你不用说了。”

[电影里几个女人高声浪笑，一串粤语。蛮语鹱舌。]

男：“跟着XXX，一开始都以为，能赚，后来，越干越不行。后来跟XX，

还是不行——我想挣大的，可挣不到，钱——在——M城那生意眼看成了，可还是没成。差一点点。

女：“有时候就是这样，不能强求……。”

男：“到现在，还是没有钱，想赚了钱回来，再对你说，我——”

女：“……”

[电影里一阵嗨——哈——哼——呵，男主角，那个好人，正在跟最后一个坏蛋——也是最坏的那个坏蛋——单打独斗。如果他赢了，这场电影就该结束了——没有如果，傻瓜都知道他一定会赢。导演不会让他输的——观众不让。观众是来做按摩的，做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的按摩，“重一点、重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再重一点……。”你可以把双手做成刀片状削瓜切菜般敲打，你可以顺藤摸瓜将他们的五脏六腑统统挪位，你可以踩到他们身上去按下葫芦浮起瓢，但是——千万小心了，他们是来做按摩的，不是来体验内伤的。导演不敢。]

男：“你瞧不起我，你们女人——。”

女：“我没……。”

男：“你们女人，你看不……。”

女：（不耐烦地）“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没怎么说过话，我怎么会……。”

我真替这个男的捏着一把汗。彼时银幕上那个最坏的坏蛋已经给打死了，他曾装了一会儿死，等男主角走开，就偷偷摸摸地掏枪，摇摇晃晃举起来，朝男主角后心瞄准——瞄准——瞄准——砰！——是坏蛋被打死了，及时赶来的女主角干的。每回都这样。每回都是好人干掉了坏人而后挽着漂亮的女主角朝着幸福屁颠颠地走去了。每次我都站在坏人一边让自个吃枪子儿。吃枪子儿都比千篇一律的美妙结局要强一百倍——至少你可以体验多种多样的死法。导演们尽可以在这方面施展想像力，枪子儿、大刀片、酒瓶子、钢水、铁棍、高楼、深水、毒药、硫酸、烈火……花样繁多疾恶如仇无所不用其极你死定了。但是死多了你也就视死如归勘破红尘，于是乏味随之而来。

可是，不看电影，又干什么去呢？

女的忽然对男的说，要出去透透气，而男的问厕所在哪里。后来男的去了厕所，又从厕所出来，女的迎上去，他们就一同出去再没回来。

这男孩让我肉麻透顶。我揣测他在按某本小说或者某个电影里的情节安排想象着自己的生活。此类男人如今越来越多，都泛滥成灾了。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读过几本名著或通俗小说，或者听过几个穷小子变成大富翁的故事，就把自己想象成某个人物，然后就打算按照这个版本活下去了。

每次钟海生和他女朋友在那个房子里度过周末，总是留下肮脏的床单；垃圾桶里扔着避孕套、可乐听、卫生纸……。卧室房顶上的日光灯也不肯好好工作，电压一回儿低靡一回儿高亢，咝咝作响频频眨眼，直到你打开窗子让满屋子的腥气散尽才肯罢休。我躺在揭去床单的床垫上，看到钟海生在天花板上和一个女人搏斗，过后抽水马桶哐嗵一声巨响，水流千载归大海，一百条凤尾鱼团团围住一加仑精液，套上餐巾拿起刀叉开始最后的晚餐。

我是个偷窥者，在通宵影厅，在海生的房子里。我看到肮脏的床单，废弃的避孕套，腥气四溢的房间，电影电影电影，老是雄心万丈疲于奔命的男人——有时女人也加入这疲于奔命的行列，以为最时髦的生活。但是除了这么活着，还能有别的什么活法？

钟海生的房间在N城一条极为繁华的街道上。这条街道像个宇宙正在膨胀，许多大鸟儿，绿头麻鸭，信天翁，加拿大雁，澳洲鸵鸟，在酝酿着更大的百货商场，更多的性用品商店，更昂贵更宽敞的鸟笼子，更巍峨的阳具，更高级的花柳病。春天到了，一切都在膨胀膨胀，都在变成恐龙，肠子越来越粗，尾巴越来越长。你不用打开门就能感受到这种膨胀，你能看到桌椅板凳都在膨胀，下水道在膨胀，空气在膨胀，电磁波在膨胀，钟海生在膨胀，你自己在膨胀。但是——

但是N城有一层膜，浑厚却又透明。我像一只被喷涌而出的精虫，奋力一跃，却黏在避孕套上。我终于将自己膨胀到一个极限之点，滞留在时间的尽头，宇宙的尽头。然后我挣扎成一块碎片，逃脱了引力，灵机一动，把自己戳了个窟窿。我开始收缩、冷却、凝固、冬眠、褪磁、消肿、放电、倒空。这一切都是那条繁华大街的一座居民楼的一个房间里发生的。我从宇宙的子宫上剥落下来，任整个世界在那里流血。我终于收缩成极小的一团，极硬的一块，可这极小的一团也活像一个地球，有个岩浆般奔涌的核，是恐惧和焦虑交互流动的核。收缩，收缩，终于你和这个永恒的核相遇了；恐惧、焦虑，这两个魔鬼，我有如逮住了两只活蹦滥跳的蟑螂，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它们。一百只乌鸦停栖在树梢上，我希望它们能将这个核啄去，像衔走一只亮红的烟头，或许它能在另一个地方燃起大火？就算是恐惧和焦虑或许也能像一瓶香槟酒那样打开，呲，到处是白沫，馨香四溢，烫手，滚滚而出的岩浆，石头。石头是一种证据，说明曾有什么势不可挡，有件东西曾经活过。但是一出生就死掉了。石头是个光洁的婴儿，死婴，时间的乌鸦将它啄的千疮百孔。当年我在母亲的腹中也是那么的势不可挡，从虚无中势不可挡地脱缰而出。

“小赵，这半瓶酒是你的了……”星期天晚上回到住处，往往见到钟海生留下的字条，压在一只酒瓶底下，宛如被碾平的鸽子从优雅的轮子下面支棱出一小片残存的雪白翅膀。我不得不承认，海生是个好人，好得赛过金奖XO。可我还是不识好歹把酒径直扔进垃圾桶。看那些酒瓶子，个个沾沾自喜自以为是，仿佛整个银河系都在围绕这二两液体旋转。真不知海生他们是从哪儿搞来的这些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白兰地、香槟……非常地像那么回事，非常精致光鲜妩媚妖娆圆润腻滑欣欣向荣喜气洋洋，非常轩尼诗马爹利开麦氏柯罗维锡乱世佳人廊桥遗梦云中漫步卡桑布兰卡。

我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一群酒杯站上饭桌/总有一只是你的……。”

7

江南的N城是刚刚爆炸的宇宙，那两年新开张的公司可真他妈不少，本土的、国外来的、杂交的、改良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找个工作看来不难。起初我在那些公司的门外徘徊，有一个星期之久。我就要变成一个白领了吗？我真的想做个白领吗？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天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这问题像一根老二，每天早上都自动勃起一回。

武老师曾说，有些问题，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全在于你老去想它。我几乎要同意这句话了。可是，正如武老师老觉得她的年龄是个问题，雅文老觉得她的单眼皮是个问题，去不去做个白领就是我的问题。我不能不想。

一九九二年，我和雅文毕业前，雅文去美容医院割了个双眼皮，又把头发花了大价钱收拾了一番，天天去练健美操拉丁舞修理眉毛喝减肥茶吃珍珠粉闻玫瑰花学“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她做这些全是为了找工作，确切地说，是能在外企找份工作。“这是我的终身大事啊！”当雅文操着N城软绵绵的方言骨碌着一双媚眼一往情深地打着她的小算盘的时候，我真是好生嫉妒。

在工作和男人之间，雅文更看重工作，因为 “男人是靠不住的”——雅文常这么说，仿佛她已经吃了很多男人的亏似的。

“ 嫁给一家公司比嫁给一个男人要可靠得多，” 她说，“ 在一家公司里你只要兢兢业业，就会有前途有发展；而在家庭里吃苦耐劳，运气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换来一个稳定的婚姻而已。”没错，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怜香惜玉英雄救美雄飞雌伏夫唱妇随牛郎织女情意缱绻小楼东风枪林弹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有这些早就属于过去的时代啦，只剩了退避三舍首鼠两端浅尝辄止黔驴技穷天苍苍野茫茫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雅文对男人充满不信任，而我对公司充满不信任。在N城，如果你在一九九五年左右在该城的火车站附近逗留过，你一定对车站广场正南位置的一幅巨大的广告牌记忆犹新。那玩意儿大得出奇，大得傲慢，遮住了半边天空，活像一个流传了好几万年已经无人再敢质疑的弥天大谎。广告牌上头有五个男人气宇轩昂地站着，一个模子的笔挺的黑色西服，一样的领带，统一的精明强干的表情，像五张复制出来的照片。倘我进了个什么公司，我一定是站在那第五个人身后的第六个，一样的西装革履，还要做出一副精干的鬼样子。每次看到这玩意儿总让你肉麻。

我已经说过，肉麻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来自最深层的狡猾老道的自我，他通过这个状态告诉你：小心啦，我嗅出弄虚作假的味道了！

再回到我读大专的时候，记得毕业前，上铺的钟海生成天穿着件紧绷绷的西服，声称是要练出笔挺的腰板。这种毕业前的操练当时司空见惯。如果那时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的女老板，说不定他也会找个地方拉个双眼皮什么的。钟海生说，找工作，就是把自己卖出去，包装尤其重要；外国的公司面试的时候，邀你去大饭店吃通心粉，如果吃相不佳，你就没戏了。我并不相信这是真事儿，但是你可以从这种传说里咂摸出一种滋味来。在毕业分配期间，学校里弥漫着一种低三下四又自视甚高的气氛。

每次我从一些大公司门前经过，我就想起一盘粘乎乎的通心粉——那时我并不知道通心粉是什么样的，在我的想象中，它一定是粘乎乎的，像一堆大粪。

说实话，如果你没有肉麻的本能，或者这种本能微弱得可以忽略不计，说不定也是一种幸运。如此一来，你就很容易跟这个世界打得火热，割双眼皮，跳健美操，吃通心粉，练笔直腰板，把自己包装得如花似玉，还，笑笑笑笑。倘若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进一步的要求，你也一定能让他好好地满足一下子。

 

后来我还是决定进几家公司看看，去摇摇尾巴。我手里是一张要命的师范学院的大专文凭，专业又是数学，我的档案也去向不明；更要命的是我的工作经历，当了两年多的教师，这在他们看来跟没经历一样。你不灵，你不是优良种猪。

最要命的是：我没有N城户口。那时纵然是外资、合资公司，也很在乎户口。有时去应聘，他们劈头便问：“你是N城人吗？你有N城户口吗？”娘的，都是一路货色。

几年后的现在，户口这鬼东西眼看着就要被扔进垃圾堆了，像个被用旧了的避孕套。但是旧的限制一旦报废，说明新的限制早就准备妥当了。一张网已经织好，黑蛾子白蛾子花蛾子你们尽管扑上来吧。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生活这根骨头我早就啃出滋味来了：任何一扇门，只要它客客气气地朝你打开，一定是不怀好意，你得防着点儿。我决计用脚走我的路，用脚踹门，用脚投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南方的N城，一只巨大的蓝色避孕套，晴朗的天空白云朵朵，晚霞张开血盆大口，黑夜准时到来，蝙蝠涌进楼道，自行车被神秘地偷走，蚊子在窗纱上折断翅膀。一天又一天，时间在我耳朵眼里咝咝燃烧。你越是无所事事，时间越是对你慷慨大度，你用都用不完，仿佛脚下踩着整个华北油田，同时一艘艘油船正从海湾破浪驶来。你度日如年。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我清楚记得，当年父亲教我这首儿歌时的表情，以及周围的情景。我们都想像着：一只尴尬的小老鼠，油乎乎地伏在灯台上，绞尽脑汁也解不开一个迷，这个迷事关身家性命和一日三餐。

有两个父亲，一个纯真开朗幽默风趣爱子如命，另一个急躁易怒电闪雷鸣视我如寇仇。我在N城一边走街串巷找着工作，一边琢磨着我的两个父亲——他们活在同一个身体里，共享着同一个儿子和同一块胆结石。

那阵子是我第一次明白我有两个父亲，我对他们俩开始慢慢熟悉起来，甚至感到他们那块胆结石也在我腹中隐隐作痛。

父亲，他所有的盛怒，所有的怀脾气我都能原谅了。我决计永远从那个家里走开。在N城，我往这个决定上又加了一块砖，一座永不倒塌的长城就此完成。父亲正在变成一种神话，一个消失了的玛雅文明。他的失败的婚姻，彻底失败的婚姻，他的恶梦，在变成我的神话。假如我能沿着时间走回去，回到三十年前，我一定拼命拦住他，拦在他和母亲之间，哪怕这意味着我将不会出生。

8　有关自由

我就要离开A国，离开这南方的小镇了。除了最初的一阵兴奋，剩下的就是挥之不去的惆怅。我曾经一万次地对这个地方感到厌烦。可是当这一天突然临近，我才发现她对我来说已有几分难割难舍。但是我决计要走，把这一页翻过去。A国，这世界的最后一道缝隙已经合上，严丝合缝；在这儿，我心里头的最后一道缝也合上了。从此世界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粒顺产的鸭蛋，没有缝，没有受精，没有温暖。这个过程终于完成了，说来话长，这段生活要留到以后去回味。对于过去，我已经回忆得太多了，这不太正常，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应该把将来和过去都推到一边。过去和将来，两堵高墙，它们相距几何？我想一个鲤鱼打挺从过去和将来之间翻出去，让它们相撞，我要好好地看一回热闹。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过去和将来就会步步紧逼，时间的书页会合上，把你压得喘不过气。

 

当年我辍学离开省城时，跟武老师通电话，武老师就说我像匹野马，总是这儿吃几口草，那儿吃几口草，自由散漫，信马由缰，没有定性。她说，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你老是要自由，可是哪里有什么自由？你看鸟儿在天上飞，好像很自在，可它们是自由的吗？才不是呢，它们每一个都在忙着自己的事，觅食、求偶、寻找死亡的地方，和我们没什么两样。它们的歌声也不是自由的，其实它们根本就不是在唱歌——那只是它们的语言罢了。只有傍晚时分它们三五成群聚集在电线上，那才是它们短暂的休息——武老师和我通电话的时候，她正看着窗外的几只麻雀停在一排电线上，她说此情此景把她感动得掉泪，不是因为自由，而是因为安详。

“就算是一棵树，它要长大，也不得不面临风雨，”武老师又说，“有时也不得不弯腰，绕过石头或避开墙；只要是为朝上生长……。”

“武老师，你怎么变得跟崔威似的？”

“这半年，想得多了，人也懒了，看来真老啦。”

“武老师，您才三十六啊——”随即觉得此话不妥。

“你哪知道，三十六，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

我的确不知道三十六岁对于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当时我还是太年轻了。如今我突然发觉自己也奔而立之年去了，很快就不能以年青人自居了，有时也吓出一身的冷汗。尤其是在你回首往事，发现前面的二三十年只是一场荒废，而展望未来，又没有什么能让你打起精神的时候。

 

去年我看到的第一片落叶，是在最为炎热繁荣的夏天，而不是在秋天。才猛然意识到，盛与衰，原是在同一时刻——难道所谓“盛”原本就是一种衰兆？

 

向上生长？武老师的树的比喻可说服不了我。我知道，武老师眼中的树，是长在房前屋后的那种。如果你去过南山，在密林中走走，你会发现，年年有小树在树林深处的地面萌生出来，这可不是件走运的事，它们之中最幸运的，也只能像竹子似地细细地生长上去，拼命窜到跟周围的百年老树一样高，以便在大树间的狭缝里偷得一点阳光。那些大树不但挡住了它们的光，在根下留给这些后来者的余地也少的可怜。可是假如你砍倒那些大树，这些修长如竹的小树并不能独立承受风雨，它们虽有大树的高度，却没有大树的根基和力量；当他们为了汲取阳光而匆匆长大成树，也同时是在发育成畸形。

如果不肯夭折，就只好长成畸形。一座成熟的树林是属于藤子的，只有它们才欣欣向荣。

 

最近我翻了翻《梅里亚姆—韦氏词典》——我的确翻了翻这本词典，它是这样解释“Liberty、”“freedom”和“license”这三个词的：Liberty，freedom，license都意味着“不受强迫地行动的能力或条件。”Freedom既可表示一种“完全的无约束状态，”也可用来表示一种“不被过分约束或挫败的感觉的状态。”Liberty 含有“从先前的约束或强迫中解脱出来”的意思。而License 则“是对Freedom的滥用。”

由此看来，Liberty这个词更倾向于“解放、” “解脱”的意思。”只有Freedom 这个词才跟汉语的“自由”一词涵义最为相近。

面对这三个词，只有Liberty还算含义了然。“自由、平等、博爱，”这里的“自由”是“Liberty，”其真正的意思应该是“解放，”解脱某种束缚，试图从传统的外在的约束中挣扎出来，获得——自由。可是，这“自由”依然是莫名其妙，好像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解放”所带来的解脱仅仅是微小的，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一种约束总是被另一种约束所取代。就算有人能够抛开外在的约束，一种来自内部的奴役，同样的迫不极待，早就等得不耐烦了，马上又将人紧紧抓住。前门驱狼，后门进虎。所谓“放纵，”不过是对此种紊乱状态的描述罢了。

不止一次听人说过一个观点：有个“我，”他独立于“外在的约定” 和“本能的冲动”这两个“我”之外，具有非同小可的感受力预见力，当他成为我们的主宰，我们便得自由。可在我看来，假如这个“我”有非同小可的预见力，他就一定不是自由的了，他一定使人感到种种“必须，”而不是自由。当这个“我”统帅一切，恐怕连前面两种“我”的弄虚作假的“自由”也没有了。兴许这个“我”会给我放个假，让我“放纵”一下，或者暂时与外在的规则同流合污，可这又与自由何干？

我相信这个“我”是存在的，他就是那个老道狡猾、躲在幕后，向我发出警告，使我进入“肉麻态”的我。但他狡猾犀利有余，憨厚不足，在本能的冲动和外在的约定之间疲于奔命。

结论是：自由并不可得——尤其是你思索得更深，你的“我”日见明晰之时。这明晰只意味着“七窍生而混沌死。”无论外在的约束，内在的冲动，还是深层的必然，都没有自由的藏身处。“自由”这个词像“全能、”“永恒、”“无限、”“宇宙”一样，人人都在用，却无人见着——尽管人们曾为这个词抛过数不清的头颅，洒过汪洋大海般的热血。自由和约束，这阴阳两极，不过是大脑的两种感受。真实的世界是属于有序与混沌的。

自由的一个差强人意的形象，是一只老牛，这只老牛并不生活在我们这个陷井重重的世界，它在月亮上，背靠那株桂树，面朝一大片碧绿的草地。它早就放弃了少年的冲动和执拗，他安祥、宁静、与世无争。而我是它身后那个伐桂的吴刚，我砍那棵桂树，等它愈合，然后再砍它，再等它愈合，一件漫无目的的工作，只想让这寂寞的星球发出些许声音，此外，就是风轻云舒地思考一些问题。不用说，这些思考，每一步都可解释为命定，没有所谓的 “自由意志，”一切因因相循无惊无险。但这“自由”对我来说已足够。我把那些冰冷的或烫人的命令，从下丘脑来的，从过去来的，深埋在习惯和恐惧之中的，通通扔到一边去。我不愿把握也不被把握。我甚至把“自由”这个词从我的字典上删去，把它换成“悠然”或者“从容。”“自由”不再如恶梦纠缠，那兴许是我能获得的最大自由。

 

……可是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已不是混沌未开，甚至也不是混沌初开。你不能不合着某种拍子跳舞，让自己属于什么地方，属于某种人，否则就成了个多余，变成无凭无据。在南方的N城，我二十四岁，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我还在毫无希望地拖延，幻想总有什么地方，我可以规避这选择。

9　混沌

每次我观察蚁穴或者蜂房，都惊叹于它们的井井有条。是一种什么力量，从混乱易变的大自然中生出了如此秩序井然的生命？它们似乎是上帝的选民，用它们的存在和繁荣见证着一种生活方式的强大。一切都在变得有序，有序正在把这个世界充满。面对这个有序的世界，衰老和解构就变得令人费解：有序这个宠儿，似乎是特意为自己安排时日，主动为自己设定大限的。

据说，于生命而言，衰老是一个无奈。混沌里应外合，消磨着每一个生命。衰老更是一个让步；生命似乎故意引狼入室，让 “自由” 更改着自己，因为这对它自身并非全是坏事，在突变产生的众多废物中，或许能前所未有地卓立起一个什么出来。

假如没有“自由，”一个生命将大大提高自己的寿命，天长地久。可是没有“自由，” 生命会千人一面；而逆推之，甚至连这千人一面的生命也不会产生出来。看来，“自由”也是宿命的一部分。这“自由，”就是那莫可名状的混沌，而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自由。意志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更是不可求的，意识充其量能求得一个 “悠然。” 而混沌，这宿命的 “自由，” 却是不可避免。

这宿命的 “自由，”是一场场赌博，十有八九会输得精光，让一个有序全军覆没。崔威，当他把文学踩在脚底下，开始胡折腾的时候，他就变成“自由”人了，那是他的宿命，混沌从四面八方朝他袭来，从酒瓶子里爬出来，在他纵横交错的神经系统扩散，一直扩散到末梢，朝这个世界放射着混沌的光辉。崔威已经输得精光，恐怕还要继续输得精光。他是我此生碰到的最不可思议的变数，一个被“自由”不停地光顾的人。

而我所追求的悠然至今也还是不可得。的确，我已经活得很平凡，很简单，但我毫不含糊地知道这不是悠然。悠然是与某种难以言表的“向往”紧紧相连的，或许 “向往”与“悠然”是一回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如果没有南山，谁能仅仅因为手中有菊就悠然了呢？

我的头脑驾驭不了“混沌”对“有序”这一宏大主体，我的头脑一片混沌。我只能说出我所看到的或真或假的现象，它们就在我的身外和身内发生着。我看到了很多的矛盾，它们的确是 “解决不了的。”如今在我眼中的“解决不了”说不定比崔威的还要多。但奇怪的是，我并不觉着悲观，“悲”与“观”大概是两码事，你完全可以观而不悲。看到那么多的“解决不了，”我甚至如释重负。

我看到老鼠骑在猫背上，狼变成狗，同族互憎，文字狱，螃蟹爪，坦克，五月风暴，反纳粹的萨特支持文化大革命，嫁进城的乡下小媳妇转眼就学会折磨小保姆，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拉人民立马落入专制政权的魔掌惨遭蹂躏，与恶魔搏斗的英雄总是在搏斗过程中自己也演变成恶魔，“自由” 的时代催生出专制哲学；独立，不准独立，越不准独立我越要独立，你越要独立我越不准你独立；只要你被压迫，马上就拥有了正义，有了把别人踩在脚底下的理由……妈的，这个世界恐怕永远如此，这二元对立转化比日升日落还要规律，比康德大圣人的餐后散步还要准时，比“最规则的规则动词”还要规则。我不指望这二元对立能够消除；我时时用阿Q语录告诫自己：“孙子才画得圆呢！”我希望这个世界尽量别落进那些自称能解决问题的人手里。我真想躲在时光的厕所里，朝古往今来的每一位圣贤的屁股上抹一把硫酸。

 

1995年，在南方的 N城，这个不属于我的城市，有些问题时常钻进我的脑袋。我的档案在什么地方？我离开省城一走了之，他们注销我的户口了吗，他们有权注销我的户口吗，或者扔回涂门哪个地方了？我是不是要为那两个不知在什么地方东西奔波一下子，给它们找个落脚的地方？这一桩桩都是头痛。看来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汉。 档案、文凭、简历、证书……一张张纸你都要为它们操心，要提高它们的含金量，增加它们的闪光点，在真实与杜撰之间走钢丝……都是一个个“我，”比我还要我——我过着群居生活，我有一大群，我一片混沌。

那阵子我还收到一封崔威的来信，如他一贯的灰暗色调，但少了几分疯狂，或许写信那会儿他并未喝酒：“……看眼前汪洋着的灰蒙蒙居民楼我心灰意冷，怀里发抖。我趴在阳台上傻看。看什么？什么都没有。即便是五光十色的大街，也都是一张张从熟悉的城市寄来的明信片，那上头的风光骗不了我，蓝幽幽的镜头骗不了我。我伸出手，用指甲去抠那一层薄薄的颜料，露出干巴巴的手纸。一切都是干巴巴的……。”

我在N城打了一阵子零工，凭着早年修无线电的底子和在大专时学的一点知识，在一个小公司里装电脑。公司的法人兼总经理兼所有可兼职务的那个人是个毕业五年的大学生，比我大不了几岁。他这个老板也是当得岌岌可危。他想抓住一张大订单，赚它一笔，然后向一个女孩子求婚。真是如意算盘。他贩卖电脑，可他自己着实需要一颗脑袋，而不是一团高烧四十度的富强粉。看来“创业”在这个时代，同做个“好学生”在从前的那个时代一样，也不过是沸沸扬扬的俗事一桩。从前我一度很佩服这些敢跟大鸟们对着干的小雀儿。他们要跟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搏斗，要跟鹈鹕、信天翁、丹顶鹤、北美秃鹰周旋。在这个严丝合缝的世界上，做个小雀儿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但是凑进一看，你发现这并不需要勇气，不需要智谋，甚至不需要脑袋，只需要热血、肾上腺激素、荷尔蒙、酒精、画出来的饼、停在空中的楼、井中的月亮。大家都急不可耐啦。

生活中大部分事情都已经给搞成肉麻，已经被操了不止一回。任何一件事，但凡被众人推崇，很快就会变成乌烟瘴气。哪怕珍珠也会在人们的手中黯淡下去。创业、考研、留学、婚姻、爱情、读书、艺术、忧国忧民，等等等等莫不如此，甚至离群索居、独善高蹈也是如此。人们一路操下去，在每一根电线杆子周围留下热乎乎的狗尿，在每条长椅上留下废纸；苍蝇以F-22的姿势飞翔，频频袭击粪堆，臭虫匍匐着，等待夺取制高点，耗子们三五成群，酝酿着一场永远都不会发生的哗变。

有时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潜移默化地随着汹汹群情朝前去了。可是倘若你跟众人对着干，自以为“道在尔”什么的，这也同样矫情得很。有人顺着干，有人对着干，有人冷眼旁观，个个都以为自己站在上帝一边，个个都要把一种态度推到极至，仿佛态度本身便是真理。如果你哪一边都不站，甚至对冷眼旁观都觉得肉麻，你该怎么办？你一片混沌。

10　尾声

我在N城逗留期间，得知雅文住在菊花小区。我到菊花小区去了两次，都是在周六的下午。我站在菊花小区三十八幢的楼下的凉亭内，望着出出进进的人们。

我第二次站在菊花小区楼下时，发现我正处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之中。许多电影和小说就是让男主角这样孤零零地站在楼下，等着一个或许永远不会下楼的女人。如果我是一个作家，我一定要这样写：

他等了，一个，
又一个，
周末，
终于，发现
自己
等在，错误的
楼号下。

我站在菊花小区的三十八幢楼下的时候，不曾设想过这首恶作剧的诗，它是我后来杜撰的，当时，我发现自己居然处在一个经典的情境之中，顿时感到一身的肉麻，想拔腿就走，就在这时，雅文刚好从楼道口走出来。

她朝这边走来，走过来，有如一把锋锐的刀片，把什么地方给生生划破了。她走着，从我面前经过，朝菊花园小区的门口去了。我知道她是认不出我来的。

在我们还是同学的时候雅文就有“镭射”的绰号，意思是说她走路经常目不旁视；除非你挡在她的前头，否则她瞧不见你。有人说那是因为孤傲，也有人说是因为近视(忘了带隐形眼镜)。我虽做过雅文一任男朋友，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知道不是眼镜的问题，但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孤傲，孤傲这个词我一直都没搞懂。

 

92年元旦晚会后的第二天，雅文叫我去她的寝室。我去了，一进门，突然面对两个中年人——雅文的父母。真让我措手不及，又莫名其妙。

再后来，就是跟雅文一大家子人在一家饭店里吃饭，雅文的父母雷达似地目光、雅文的两个哥哥如临大敌的目光、雅文的舅舅嘲讽似的目光，将一顿饭弄得刀光剑影。

总是这样，女孩子们半是妖精半是仙，她们吹起魔笛，诱着你一路向前。你以为曲径通幽，走着走着，冷不丁撞见四大金刚——原来你已来到南天门，玉帝和西王母要将你拿下。

“你看起来不像B省人，”这是雅文的一个哥哥说的话——一个N城人，哪怕他住在马桶里，他也会觉得比B省人优越。假如他认为你勉强可以够得上他的档次，就说你不像B省人。

 

从菊花小区回来，我在屋子里闷闷不乐地抽烟，忽然想给武老师打个电话，但踌躇良久才拿起话筒。拨了号码，马上便有一个女人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在另一端说话。我问，是武老师家吗？她生硬地答：“你打错了！”我这才想到忘了拨区号。那个女人还算客气。

我又拨了号码，接电话的是武老师的女儿。

“您找谁？”

“请问，武老师在家吗？”

“对不起，她不在。”

“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家吗？”

“对不起，武老师下去上课去了，周末才回来。”

“噢”

“您有什么要转告她么？我可以给您记下来。”

“没，没有，谢谢您啦。”

现在的小孩子都老练得可怕，我挂上电话，茫然地想。

 

我在江南的N城呆了几个月，在95年夏末又离开了，去了更南的南方。那个时候涂门附近的农村人收了粮食，也在奔南方去打工。他们大多在N城下车，再转车分别去不同的城市。我乘的XX次列车挤满了同乡人，叽哩咕噜地说着家乡话。我这一路想必不会寂寞了。

我忽然意识到，这次列车，我当年不是坐着它去过H城吗？那是我教雅文游泳的那个暑假，正好是四年前。那个暑假，雅文在西郊公园的湖滨站成“K”字形，我喜欢上了她，成了她的码头工人，后来我们一同坐XX次列车，在H城下车。H城的站台与别处的不同，廊柱包裹着鹅黄色的瓷砖，干净光鲜。那是个旅游城市，出口围了无数的导游。好几个导游上来试图说服我们跟他们走，最后我们上了一个旅行社的大巴。一切都很顺利，H城每个出了名的景点我们都拜访了，两天的时间安排的也游刃有余，价钱也还公道，导游小姐也很美。这些年，如此顺利的旅游我只碰上那一次。或许是因为雅文的机灵，或许仅仅是好运气——每个人一辈子总会碰上几次好运的。如果说有什么不满，那只是对跟团旅游这种方式的不满——你所有的地方都去过了，却一个地方都没真正感受过；要真正领略一个地方的妙处，你得放下架子，放弃要寻找什么的冲动，那妙处或许会在偶然间降临。但是旅游本身不就是由一种要寻找什么的冲动所驱使的吗？这如同在一个房间里寻找你丢失的钥匙，你要找的冲动使它变得更为难找。跟团旅游只是将这种执著赤裸裸地演绎下去罢了。

不管怎样，跟团旅游，你总算完成了某种任务，在脑海的某个位置刻下了“到此一游，”下次在什么媒体上看到这地方时，你不再被人撩起一股难以遏止的冲动，不再“非去不可，”或者说，你获得了一个小小的自由——这就不坏。

雅文那时候也很好，完美无缺，她顺着我我也顺着她，犹如夏天两束越过篱笆的牵牛花藤，在无依无靠的空间扭缠在一起，迎风飘摇。

那时的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有颜色的，清晨起来是天蓝，早上是鹅黄，中午是纯白，下午是祖母绿，傍晚是橘红，晚上时而是靛蓝、时而是玫瑰红。那时雅文的声音是音乐，雅文的脚步牵扯着一大堆温柔迷乱惴惴不安的情绪。

闹哄哄的车厢，不是适于回忆的地方。人越聚越多，后来者显然都是买了站台票，等车开后补票的。过道上站满了人，挥舞着各式各样的东西充作扇子：杂志、皮包、折起来的报纸、拆开的烟盒、武侠或言情小说、衬衫的一角；没有一个人手里有扇子——这是人们出行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对了，几个小时过后火车会经过H城，那里的纸扇全国闻名。火车经过那里停靠，人们会将钱投下车窗，卖扇子的将扇子投进窗来。都是便宜的折扇，而那种较贵的刺绣团扇，必须下了车，至少要到候车室对面的商场里才能买到。那年我和雅文在H城买了一只团扇，雅文将它小心翼翼地搁在盒子里，坐火车时将盒子放在靠车窗的小桌上。如果塞进包里，是一定会在行李架上被挤坏的。“团扇，团扇，美人伴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管弦，管弦，春草昭阳路断……。”越是不适于回忆的地方，你越是被回忆困扰。

 

车厢内渐渐平静下来，临近发车时间，乘客们才算全挤了上来，有几个还是从车窗钻进来的，随身带着硕大的蛇皮口袋，也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

人和行李装得满谷满坑，车内的温度开始点点攀升，但是谁也没抱怨。大家都知道，火车一开，风便会由窗子灌进来，把热气赶走，车内就会很快变得可以忍受。可是这么多人，我担心这火车能不能开动。

好像要证明我瞎操心似的，火车不但缓缓启动了，而且很准时，稳稳当当地离开站台。XX次列车悄无声息，仿佛是在从沸沸扬扬的人群中溜走。

 

火车启动时，我站起身，伸手从行李架上的包里取毛巾；透过车窗，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子，身着绛红色连衣裙，伫立在月台上，正在朝这边挥手。

满满一车厢子人，我不知道她在跟谁道别。

 

[完]

1999.10-2002.10 写于佐治亚雅典城，四川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