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处马路市场。像所有的这类市场一样，商贩们上了路，将各自的摊子摆到马路两边，铺在地上，留出中间的道路，供车辆和行人走来走去。
这条叫永福的路，向北能够到达煤城，往南则一直通往徐州，甚至更远。过去县城仅有这一条到达煤城的路，仿佛浑身漏油的公交车，散发着狐臭似的浓烈扑鼻的气味，一路颠簸着驶向煤城，沿途要经过三个煤矿，分别是三个站点，还有一些名字土得掉渣的村庄。那时煤矿们像烧得正旺的炭炉，一片红火景象，透过车窗看到不远处矗立的矸石山，就像上下车的矿工们，腰杆儿挺得直直的，说话粗声大嗓像在吵架。
后来捋着永福路向东再向东，停下脚步，将长势良好的麦地一气纵向剖腹，再横向切割，分出了一条叫光明大道的一级水泥公路，像盲肠连接起了煤城和脱胎于煤城的新城。喜近厌远的司机们打转方向盘，毫不犹豫地拐向它，选择了平坦与速度，来往穿梭如过江之鲫。
这时煤矿们煤采尽了，井关闭了，矿工们失业了，就像一炉燃向穷途末路的炭火，没了坚硬如脊梁的煤炭的支撑，轰然塌方了。再看曾经骄傲矗立的矸石山，一天一天地“矮”了下来，挖掘机正没白没黑地铲向它的根部神经。矿工们的脸上依旧有煤，只是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上闻不到煤味儿，不停失落的内心像永不见底的罐笼。
市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身上路了。我是说，如果永福路一如既往地繁忙，如果沿路的煤矿们一直红火下去，如果没有这条另起炉灶的光明大道，那么，会出现这处马路市场吗？
答案像白开水一样明明白白。
从一开始，市场被放逐到了城乡结合部。其实这么说有失公允，没有谁将它驱逐到了这儿，就像当初没有谁允许它上路。它像一朵野花，在离红绿灯和斑马线不远的角落，自发自生，嘈杂开放。最初是一户两户，瞅准了商机，尝试着上路了，卖点自家地里收获的新鲜。接着是三五户，七八户，有人从批发市场大包小包地拉来了各种蔬菜和水果，加入了其中。随后越来越多，城区内几个市场的商贩们待自己寄身的市场散了，纷纷收拾了摊子，像一阵风涌到了这儿。譬如有个沿河市场，从天蒙蒙亮开始陆续有人摆摊叫卖，七八点钟达到卖和买的人流高峰，渐渐地人就少了，到十一点仅剩下了三三两两商贩，愿者上钩似的等候着匆匆光顾的脚步。其他人则另寻了去处，守着各自的影子，等待着城里的兔子们。挨到下午四点钟，马路市场开张了，他们最终落脚到了这儿。我认识的一个卖水果的中年女人，我经常在沿河市场，也在马路市场买她的苹果、葡萄、香瓜等等，一来二去地就认识了。这是一个身材矮小、脸色黝黑、能说会道的女人，她每天从批发市场拉了一箱一箱的各种水果，清晨在沿河市场叫卖，卖得差不多了，市场也该散了。她再次去批发市场拉来一箱一箱的各种水果，像个游击队员似的躲避着城管，满县城地叫卖，到下午四点钟骑上机动三轮车，占据自己一成不变的位置，直到天黑透了回家。她每天划过的轨迹，也是她的同伴们的轨迹，大致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份路线图和时间表。
她最初对一天之中在这两个不同的市场，遇见同一个我感到很惊奇。我告诉她，我清晨去母亲家身旁的沿河市场，下午来我自己家附近的这处市场。从此她便不再问了。
说到时间，上午市场上稀稀拉拉的三五户商贩，卖着蔬菜和水果，买的人也很少。最坚定的是一个卖调牛脸的女人（我实在弄不清楚，煤城不知啥时刮起了吃牛脸风），她与我同住一个小区，每天十点半左右推着车子，上路叫卖，等待着下班路过的行人。从下午四点钟，一直到天黑前，是市场最热闹和繁忙的时候。由于没有路灯，随着天色一层一层地黑下来，人越来越少，有人贪恋这时间，舍不得离开，掌起了充电的应急灯，瞧上去影子幢幢。
市场成了气候，像一枚铁钉揳在了路上，想要拔除它就不容易了。它当初完全是自生，指望它再自灭，却是万万不可能的。它已经从一粒种子开始，长成了一棵树，发达的根系延伸向我们的一日三餐，我们的舌尖，我们的胃口，枝繁叶茂地覆盖和荫庇着我们的生活。
但它最热闹和繁忙的时候，恰是永福路进入车流和人流的高峰时。这条路仍旧能够到达煤城，有些人沿着它上路回到自己的家，它们或是某个村庄，或是某个煤矿。剩下的人从起点上车，一路慢腾腾地到达终点。米黄色的公交车载着各怀心思的他们，走着天天相同的路线，来来往往好像迎面重合的时光。各种肤色和面孔的车辆扎堆地淌到了一块。还有人，骑摩托车的、骑电动车的、骑自行车的，也许刚刚放下手中的活计，来不及擦干净手，急火火地往家里奔。来到这儿，一律被一条无形的栏杆挡住了，动弹不得。汽车徒劳地摁着喇叭，行人愤懑地咒骂着分贝，市场依然波澜不惊，直到那条栏杆缓缓扯起，车流与人流竞相涌过。
有人试着取缔它，甚至有那么几天，在警察和城管的凌厉攻势下，似乎真的取缔了，一旦稍有松懈，又卷土重来了，只好听任它生长下去。
我走出小区玻璃幕墙拼贴的大门，向左拐上步行街，出了步行街，就是永福路，进入了市场。这处市场约长二百米，我从北走到南，又从南回到北，一路经过卖香油的、卖煎饼的、卖馓子的、卖豆腐的、卖粮食的等等，他们一一对应着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期待着占满我们烟火生活的每一个田字格。我们掏出一张张轻飘飘的钞票，从他们粗糙的手中，换得一样样饱含着劳动的果实，充实和填补我们空荡荡的胃口。他们中有真正的农人，有穿着过去企业工作服的失业工人，有一趟趟地奔波在批发市场和其他市场之间的商贩。他们在市场上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没有谁指定给他们，是他们自己根据来得早晚选择的，一户挨着一户，今天左邻右舍是谁，明天还是谁，谁都不会像斑鸠占了喜鹊的地盘。
那些偶尔上路卖点自家地里生产的新鲜的人，卖的是自己口中的节余或多余，他们一直朝南走啊走，离城区越来越近，停车止步，卸下果实，蹲在后面，静静守望。
譬如说他。这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的面前竖着半编织袋毛豆。我一眼就相中了他的毛豆。它们简直太可爱了！它们抑制住心跳，亲密无间地躺在一起，听不到它们说话，仿佛一开口，饱满的心事就争先恐后地跳了出来。在下午五点钟的阳光照射下，它们紧闭的荚上，又细又黄的毛纤毫毕现，闪烁着细小如发丝的迷人光芒。它们每一个都弯弯如小舟，里面包裹着一粒粒豆子，也许根本不用挑选，但我还是一个一个地挑着，只为能够亲手一个一个地抚摸它们。
这时中年男人开口说话了，竟然是“俺住楼”。
住楼？！我喃喃地重复。我实在想不出住楼和卖毛豆有何必然联系？打我记事儿起，我们家就住楼，当然是那种筒子楼，一直到今天仍然在住楼，每天乘着电梯下下上上。我已经习惯了住楼，从来没觉得住楼有啥了不起，有啥值得炫耀的，仿佛这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告诉我他原来住在东丁村，房被扒了，地被占了，统一回迁到了东丁社区，毛豆是他和媳妇俩，在河堰上开荒种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东丁村我去过，是一个城中村，在火车站旁边，那儿家家户户种菜，尤以大蒜远近闻名。后来被征收拆迁了，建起了好大一片商业区，从此市场上再无来自东丁的蔬菜和大蒜了。东丁社区我也去过，它拔地而起的地方是我高中母校的原址，那儿远离城区，身边是一家焦化厂。我们上学时，每到下午四五点钟，抬头总能望见黑黑的浓烟自厂区滚滚升起，空气中立刻弥漫起一种刺鼻呛人的气味，我们都戏称“放毒了”。他说的河堰我曾带着儿子到过。那次是初春，天气还没完全暖和过来手脚，不高的河堤一边，一片倾斜的土地上，嫩绿的麦苗泼辣地生长，去年的落叶混杂在地里，颜色灰黑像一群鸟儿。刨地的女人在泥土中挖出了一只冬眠的刺猬，它大概仍沉浸在睡梦中，半睁着眼睛看了看，又缩头睡着了。这儿应该是不允许开荒种地的，可有些曾经离土地很近的人，放不下自己种植和收获的欲望，就在这儿开荒种起了各种庄稼。中年男人夫妻俩也该如此吧。
像中年男人这样，应该叫“被”住楼。他原来有自己的土地，也有自己的菜园，出产各种水灵灵的蔬菜，它们不施化肥，只撒农家肥，是真正的放心菜，完全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可一夜之间，他所有的土地都被征收了，推土机吼叫着推倒碾压了一切，就因为土地上悄然沉睡的商业价值。然后，他和邻居们经过几年候鸟似的租房后，又被统一回迁到了这个社区。社区内都是同样面孔的楼房，楼与楼之间距离很近，仿佛一跃就能从这楼跳到那楼。最主要的是无地可种了，锄头生锈了，他们一下子没了精气神。眼前的这个社区虽然继续沿用着过去的村庄名，却与他们过去的生活毫无关系，他们住在里头有些像在集中营里。
他们没了赖以养家糊口的土地，每月仅仅靠着区区几百元的生活补贴过活，住着楼房却感受不到幸福。郁闷得慌了，他们便结伴到处开荒种地，播撒收获，捧着那一丁点儿果实，到市场出卖，却怎么也找不回过去的感觉。
我一边听他讲述，一边挑完了毛豆。他拎起毛豆，挂在秤钩上，秤杆高高地撅上了天，他又抓了一把，塞进了袋里。
我提着毛豆往回走，竟然觉得毛豆越来越沉，不住地往下拽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