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70后”的情感方程
1982年，东方机床厂子弟学校
黔南。沙包堡。
一条铁路粗暴地拦腰斩断了沙包堡，每天来来往往的火车愤怒地碾过它的身体，这个小镇在钢铁的动词中震荡与颠簸，喧嚣与骚动，像永远做不完的噩梦。
站在铁路头顶的山坡上，目光像钓钩甩过铁路，穿过公路，落到对面那一溜儿上门板的店铺中间。那儿是镇上我最爱去的地方。每年的春节，多数是在荔波的外婆家过的，一大家人围坐在烧得通红的炭盆边，烤火取暖，架起了铁笼子烤糍粑吃。光滑细腻的糯米糍粑被切成了片，摆在笼子上，迅速膨胀了，热气蒸腾，捏了蘸着白糖吃，黏黏稠稠的可以扯很长，像冒着热气的白布。我扭捏着挪到大人面前，不论哪一辈的，一律不用磕头，说上几句千篇一律的拜年吉祥话，就能换得几张压岁钱，有一角两角的，最大不过五角的，却都是崭新而挺括的新钱，提前从银行换来的。钱攥在手心里，像墙上一页页的日子，我盘算着怎样花掉它们。盼到了返回镇上，年还没收尾，我到那些卸了门板纳客的店铺，买小人书，穿花袄的电光炮，点着了能喷出降落伞的烟花，还有那种拉扯后绽出毛茬儿能做风筝的绵纸。店铺旁有一条水泥路，沿着这路与正在壮籽的水稻擦肩走过，前方拉起围墙深藏其中的就是东方机床厂了。
当初建这厂子，是怕仗打起来，觉得躲进了深山沟里安全。我这样说，你可能就明白了。没错，它正是那时退避三线火热建设的产物。由于做了长期备战的打算，它被建设得更像个社会，医院、幼儿园、学校、浴池等公共空间应有尽有，就差烧人的火葬场与审人的法庭了。来自天南海北的人揣着梦想燃着热血聚到了一起，各种乡音在碰撞与融合，他们在这儿娶妻嫁人，生儿育女，有了我们这些机床厂的子弟。
现在让我收回钓钩似的目光。我像一个站在岸边的渔夫，在目光逶迤落到厂房林立的厂区后，猛地提起目光，它钩着那些东西，弯曲欲坠，似乎不堪重负了，终于笨拙地在头顶划过一道弧线，摔到了子弟学校的操场上。
子弟学校离铁路不远，往下走一面缓坡就是铁路了，分住东西两区的父母们每天捋着学校身边上下班。学校怕孩子们偷空溜出校园跑上了铁路，四周圈起了高高的围墙，仅留了东西两处门进出，但却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将厕所建在了围墙外面，课间孩子们蜂拥着去上厕所，胆大的趁机下了缓坡，站在对岸望着铁路，凑巧还会有一列火车轰隆隆地呼啸驶过。胜利、我和几个孩子，那时爱玩一种危险的游戏，将长长的铁钉竖着放在锃亮得可以照出人影的铁轨上，等下课了去拿，铁钉已经被轧成了一柄“剑”，摊开的身体该扁的扁，该尖的尖，攥在手里散着未熄灭的体温，但这危险游戏很快被大人们知道了，学校派出老师课间轮流守在路上防止我们下到缓坡。
我说到了胜利。他有些憨大胆，偷了家里的铁钉放到铁轨上去轧，就是他带的头。他父亲是职工食堂的管理员，生得肥头大耳，管着一群猪和一帮掌勺的、打菜的、卖票的。我们都猜大概是胜利他父亲经常偷了食堂的肉带回家给他吃，他也长得肥头大耳的，个子比我高了足有两头，嘴角似乎永远抹着亮汪汪的油，但他的智力似乎也让猪油蒙上了，学习老是不开窍。暑假的一个中午，到处静悄悄的，太阳像盆烧得正旺的炭火悬在天空。我们机床厂的宿舍建得有些奇怪，从厂区到宿舍那条最宽最长的上坡大道两侧开始，一路像羊拉屎似的沥沥啦啦，分散而杂乱，也不像现在的小区整齐划一得如一个个火柴盒，而是像我们玩的那种挑火柴棍的游戏，攥了一把火柴随手那么一撒，火柴们头枕到了脚，胳膊搭上了腿，缠绵着纠缠不清。我们的宿舍在乡村边缘，沿着一条仅容两人并排走的下坡路往下走，是一块块糍粑似的水田，再往前走就是木屋和草房混居的村庄了。路口处有一株榆树，身上的伤口常常流出了清而亮的血，今天却像折扇收拢起了影子。我说这些无非是介绍那个中午发生那件事情的场景与氛围。
那天我们演戏玩，需要一个人来演游击队长，但必须被绑到榆树上，因此这次大家都不踊跃，只有胜利演惯了坏人，听说要演好人，而且是游击队长，连忙争抢着要演。我们找来了麻绳，将胜利反剪双手捆住了，又在他身上缠了几道，这些都是刚儿干的，他干这活得心应手，打的绳扣要费老大劲才能解开。审讯开始是温和的，大家轮番问着游击队藏哪儿了，胜利演得真投入，他梗着脖子怒视着我们，倔强得一声不吭，还不停地冲我们呸呸地吐口水，他个子高，力气大，攒了口水吐向我们，准确地射中了我们的脸、胳膊和身上。戏进入了高潮，暴力随着升级了，我们摘了树枝开始抽胜利，他赤着脚，穿着裤头背心，树枝扫过身上起了红印儿，最初他咬牙不出声，但树枝似乎真的掺杂了强烈的阶级感情，越来越仇恨，越密集，越使劲，他身上的红印儿越来越多，像重叠的蚯蚓，有些还丝丝缕缕地渗出了血，他终于支撑不住了，叫出了声，却没有低头哀求我们。如果这时他求求我们，甘心当一回叛徒，我们一定会万分鄙夷地饶了他，给他解开绳子的，但他的藐视和倔强激怒了我们，他的受虐和我们的虐待疯狂而残酷地默契到了一起，孩子心灵深处潜伏的好胜与好斗像猛兽被激活了，我们决定继续绑着他，歇歇再审他，非得让他开口求饶不可。
这时从斜对过剪刀口形的台阶上，黄平挽着他的女朋友像一张纸飘了出来。黄平瘦瘦高高的，像一竿被风刮得摇摇晃晃的竹子，他披散着有点黄的长发，尖嘴核桃腮，满口被烟熏得又黄又黑的牙齿。现在他穿着花格子衬衫，大开口的喇叭裤，又长又大的裤口几乎盖住了大红拖鞋。他的女朋友比他矮了一头，长相一般，穿着与他几乎一样，花衬衫，喇叭裤，眉眼都描过了，环着熊猫似的黑眼圈，嘴唇搽得红红的，像毛桃屁股尖上的那一点点红。黄平长我们五六岁，听说快十八了，没读完初中就因为打架被开除回家了，整天跟一帮烂仔混到一起，喝酒，抽烟，打架，找女朋友，家里奈何他不得，只好由着他东游西逛，惹是生非，又不得不时刻准备着像擦屁股一样替他收拾残局。此刻他口叼烟卷，手提收录机，那长方形的银白色匣子里逃出了软绵绵甜腻腻的歌儿，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邓丽君唱的。他睃了我们一圈，眼珠子转了转，盯住了胜利，似乎有了兴趣，只见他从屁股口袋里摸出了一块泡泡糖，剥开放到嘴里嚼了嚼，吐出黏在了胜利的脚面上。开始我们不明白他的用意，但很快就清楚了，许多被太阳晒昏了的蚂蚁闻到了甜味儿，脑子一振地互相通知着，赶场似的奔了那糖去，纷纷爬上了胜利的脚面，这回胜利忍不住了，他浑身筛糠似的抖索着，口里杀猪似的嗷嗷叫唤着“放开我，我不玩了”，变调的声腔里夹杂着哭音，在安静的中午格外刺耳和瘆人，撞在四周楼房上又被弹了回来，我甚至看到黄黄的液体冒着热气儿浸湿了他的裤头，顺着大腿根淌了下来。越来越多的蚂蚁得了信儿似的聚拢了，排成了一条黑线向胜利身上划去，仿佛是从墨斗里缓缓放出的墨线，而胜利正在发育的身体成了等待解剖的木料。他更加凄厉而无力地叫唤，黄平乐得哈哈大笑，大概觉得胜利叫唤得闹心，他捡起了地上遗落的几团已经干瘪得发白的马屎蛋塞入了胜利口中，胜利含混不清地叫不出了，憋得满脸通红，眼泪哗哗地往下淌。黄平觉得满足了，歪了歪头，他的女朋友探过去在他的核桃腮上亲了一口，极响亮的像甩了一记鞭子，他的脸上立刻绽放了两瓣红红的唇印，像上下对应的橘瓣，他拧大了收录机，盖过了胜利的呼喊，趿拉着拖鞋挽了女朋友扬长走了。
幸亏门上钉着军烈属红牌子的金财奶奶中午睡不着觉，出来溜达看到了这情景，哄散了吓得呆傻的我们，踮起小脚风风火火地去喊胜利的父母，边走边嘟囔“作孽呀，作孽呀。”
胜利被背回家后上吐下泻，乱抽搐，说胡话，发起了高烧，大夫说是受了惊吓，一连挂了十几天吊瓶才好，人已瘦了一圈。
胜利的事情因绑他而引起，因此带头绑他的那几个人都受到了家里的惩罚，我被罚跪了搓板，王俊被他父亲罚跪在沙砾里，头上还顶着盆清水，他挺直了身子一动不动，盆里的水平静如镜；刚儿受罚最重，他被剥光了衣裳，用鞭子抽打了一通，然后撵到雨中去淋雨，他像一个张牙舞爪跳大神的，很多人包括男的女的都看到了他光着屁股在雨里跳来跳去的样子，这让他觉得难为情，很长时间都低着头走路，见了女生就脸红。我们不敢惹黄平，都不约而同地将帐算到了胜利头上，如果他早点开口求饶，我们或许会放了他，游戏到此结束了，黄平再来也没关系了，但这个逞强好胜、自作自受的憨大个呀！
我们发誓不再带胜利玩，那时孩子们能做的就是像工农兵一样联合起来，彻底孤立谁。但仅仅过了几天，胜利又跟我们走到了一起，起因是他跑到我面前说“我爸昨晚打我妈了，打得可狠了，我妈都哭了！”他跟王俊、刚儿他们说了同样的话。我们都很好奇，胜利的母亲长得人高马大的，身上的肉抖来抖去，跟他父亲像兄妹俩，我们暗地里背着胜利叫她弥勒佛。我们都很关心他俩打架谁能打过谁，在我们那儿大人们不大打架，更不用说是男人和女人。
胜利不惜出卖了他的父母，约我们晚上去他家看，他是想以此来跟我们修好。他家在一楼住，朝路一面有窗子，那间房子恰好是他父母睡觉的地方。按照胜利的安排，我们提前猫腰蹲在了窗子下，天越来越黑，蚊子稠密地嗡嗡叫嚣轰炸着我们，我们真后悔听了胜利的话来看打架，眼皮越来越沉，打着瞌睡迷糊着了。突然，有放肆而响亮、短促而热烈的叫喊压抑不住地惊醒了我们，是胜利母亲，那声音从她胸腔里如潮水滚滚涌出，伴以清晰的哭泣，由于窗子关上了，又拉上了窗帘，我们看不到他父亲打他母亲的凶狠样子，也听不到他父亲动手的声音，只听到了他母亲的叫喊，“哎呀哎呀”的越来越高，但那叫喊里似乎听不出恐惧与胆怯。
第二天我们迎着了胜利母亲，她正挎了篮子去铁路两侧赶场买老乡嵌在稻草把里的土鸡蛋。她边走边哼着歌儿，快乐得每一坨肉都在跳舞，仿佛昨天挨揍的不是她。我们面对面盯着她的脸，裸露在外的胳膊和腿脚，没发现挨揍的痕迹。她被我们看糊涂了，大大咧咧地冲我们摆摆手说“小兔崽子们，有什么好看的，都给我滚到一边玩去。”说心里话，她是个不错的人，脾气也好，但自从胜利被绑那件事情后，我们却有些怕她。
夏天家里热呆不住，露天电影善解人意地多起来了，人们纷纷走出了家门。那天演的是一出戏——《卷席筒》。早早地两根电线杆间就扯起了巨大而镶着黑边的幕布，幕布两面预先占了不少小板凳，像一个个的棋子。开演了，空中楼阁似的放映房亮起了昏黄的灯，射出的光投到幕布上，开始咿咿呀呀地唱了，甩着袖儿拧着腰儿地转圈。我们不爱看这种古装戏，就约着尾随在黄平和他的女朋友后面，看他们去干什么。黄平又换了新女朋友，在这上面他像一个手段老练的钓徒，老是准确无误地钓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女的比那个受看，走起路来如风中杨柳，仿佛带动得地面都摇摆了。他们旁若无人地挽着胳膊，擦过人群边缘，穿过楼房朝防空洞走去。那洞平时有木板钉成的两扇门拦着，拧上了铁丝，一般没有人进去。现在却被黄平弄开了，两扇门半敞着，他搀着女朋友径直进去了。他可真会玩儿，洞里尽管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冬暖夏凉，即使在这酷热的夏夜，一进去浑身的汗立刻溃退了，从头凉快到了脚。我们摸黑扶墙前行，墙沿和顶上偶尔滴下水珠儿，落到了积水的坑里，吧嗒吧嗒，像小和尚敲着木鱼，在黑暗里传得很远。王俊不小心踢着了什么，咣啷咣啷地向前滚着，像是瓶子。我们不敢出声，怕被黄平发现，屏着气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试探着一步一步地挪向前，双手奓着像抱着根柱子，就在这时不远处陡然升起了女人的呼喊，是胜利母亲的那种呼喊，但比她更响亮、更放肆、更大胆，这是因为在黑而静的防空洞里，那呼喊仿佛从地下长了出来，悠悠地回荡撞响着墙壁，久久不绝。我们只看到黑暗光线笼罩下，两个白白的身影在搏斗，在起伏，在喘气，却谁也不敢上前，看看就走了。返回途中，刚儿踩中了一颗“地雷”——一泡不知谁拉的屎，沾了他满鞋满脚。我们灵机一动，每一个人都褪下裤子，一人又埋下了一颗“地雷”，等待着黄平和他的女朋友。我们想象着他们像刚儿一样踩中了，“地雷”一颗接一颗地爆炸了，炸得他们满身都是，臭不可闻。胜利最得意也最兴奋，不由自主地笑出了声，他大概想到了黄平往他嘴里塞马屎蛋的屈辱。
我们走出了好远，但那呼喊仍像一条带钩子的绳子，钩住了我们，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我们拽回他们身边。
1982年，我12岁，在厂子弟学校读小学五年级。
在这一年的一个冬夜，刚满18岁的黄平撬开了我们音乐老师的窗子，像只发情的猫一样钻了进去，企图强奸她，被她用力推开后大声呼救。黄平被闻声赶来的人群当场扭住，赶上了严打的浩大声势，后以强奸未遂判了刑。
不久，那个音乐老师就离开了我们，调往上海了。
她是一个上海知青，漂亮得让男人想入非非，圆圆的脸蛋白嫩得像奶油，说话柔声细语很好听，拉得一手好手风琴。
我承认我曾经像对待母亲一样暗恋过她。
1983年，物探队子弟学校
至今我都没弄明白，物探队究竟是干啥的，但我们机床厂的孩子都别出心裁颠倒黑白地叫它探物队（贪污队），好像那儿出产贪污犯似的。
物探队是拾着山势建的，它迈开一步不能登天，却可以登山。这让它君临小镇，踩在机床厂的头顶，自觉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物探队的人瞧不起机床厂的人，物探队的孩子也不愿跟我们玩，这是因为机床厂山东人多，而他们是看不起山东人的，尽管他们中多数也是像浮萍被风吹雨打四处漂泊的异乡人。我记忆里仅有的几次惨烈的打仗经历，不是跟乡下的孩子，就是和物探队的孩子。我们打仗从不亲密交手，尽量避免身体接触，三五一群地远远地站着，互掷石块。石块同时如飞蝗脱手跳出，呼啸着射向对方，有些幸运地在半路相撞了，粉末飞扬如天女散花，有些不幸准确地击中了头、胳膊和身体，见了血，鼓起了包，一片鬼哭狼嚎。黄平是我们的孩子王，他打仗大胆勇猛，带领我们冲锋陷阵，被石块击中了既不哭也不后退，满脸鲜血地勇往直前，一次次将对方孩子吓得抱头鼠窜。他一手抄一块砖头，迎着石块向前奔跑，两条又细又长的腿支持着身体快速摆动，像受了惊吓的鸵鸟。这形象让我们一下子想到了某些影片中的人，他们率先跃出战壕，一手持枪前指，一手振臂一呼说“同志们，冲啊”。如果不是胜利那件事暴露了他的残酷与冷漠，他会一直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但自从他跟物探队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像牛皮糖一样黏上了后，他就不带我们玩了，我们也就群龙无首了。
我猜测物探队干的是野外工作，比如勘探找矿一类，只有从事这类工作，长期奔波跋涉在荒郊野岭，与荒凉和寂寞打交道，重回人多的地方，才会珍惜热闹，懂得享乐的意义。
我这样说，是因为在物探队巴掌大的范围内，有一个棋牌娱乐室，一个灯光篮球场，一个露天电影院。它们都是热闹的地方，是聚集人气昼夜享乐的场所，像那个露天电影院，干脆就设在了唯一的主干道上，那道连接起了机床厂宿舍的起点与终点，每逢放电影了，黑压压的人或坐或站或蹲在路上，堵住了道路，来往的人只好从两侧上坡或下坡绕行，孤独地夜行在热闹和精彩的边缘。物探队跟机床厂像死对头一样摽上了，就连放电影也是这样，我们不放他们放，我们放他们也放，有时两边同时放一部片子，忙得跑片子的像跑肚子似的来回奔波着送片子。
我必须坦白我到现在都没学会下象棋。在那个棋牌娱乐室里，电灯昏黄，人声鼎沸，许多人在下棋、打牌和围观。在一张棋桌前，我和伙伴像搭积木似的玩着棋子，一个如今已记不清模样的女人走了过来，说要跟我下棋，可我当时连棋子上那些刻出的繁体字都认不全，更别说下棋了。我跌跌撞撞地胡乱走着，像个没依没靠四处摸索的盲人，那女人气势咄咄逼人，举棋利索，落盘有声，引得一屋的人都朝这儿看。她横冲直撞，一会儿便陷落了我的大后方，她抚掌大喊“将军”后得意地笑了。我窘红了脸，如坠五里雾中，弄不明白是我歪打正着地下对了棋还是如我一样是个棋盲的女人在虚张声势地唬我。以至于现在我第一次描述出那一幕，历经了二十余年，迷雾仍然重重笼罩，所有的面孔都在模糊和湮没。我猜测那半路杀出的女人不是个高手就是精神病人。
我之所以后来与物探队联系密切，是因为表妹一家。表妹一词，那时单纯得很，不像现在，表弟成了官面上流行的称呼，表妹则直指某些情欲含糊的意义。表妹一家是不久前从异地迁到物探队的，那时她是个黄毛丫头儿，黄黄的头发扎成了两个刷把子，人抠，嘴巴厉害，吃不得亏。我们两家住得近了，走动也频繁起来了，有了点好吃的，常常差了我和表妹送来送去。跑得多了，机床厂的孩子，我的那些伙伴们弄清了我和表妹的关系，隔着老远看见她来，就一哄孤立了我，聚到一旁鼓起腮帮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媳妇来了”。我打小是个内向的孩子，此刻更是羞红了脸，表妹却扔了手里的东西，冲上前在领头的孩子脸上狠狠地抓了一下，他脸上霎时绽放了一条灿烂的指印，他们纷纷作鸟兽散，不甘心地跑远了继续喊，气得表妹抹了把眼泪，掉头回家了，自此就极少来我们家了。许多年后，我初恋的女朋友翻看我的影集，我指着表妹跟她说起往事，她笑言“看样子以后我得首先跟她搞好关系了。”
但暑假开学不久，我就和表妹坐在了一间教室里，成了她的初中同学。我转学到了物探队子弟学校。
我说过物探队有一个灯光篮球场。那球场在学校的面前，面积不大，仅有两个球架，头顶上方悬吊着一行行灯泡，像垂挂的累累果实。我们放学后到天黑了都有人打球，亮起灯光打的时候却很少，大概都没让我赶上。经常打球的有谢，这是他的本行，他是我们的体育老师。他原先是机床厂的电工，学校缺体育老师，就将他借了过来。他矮胖的身材，像武大郎，也像潘长江。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比如他打起老婆来跟打球同样凶，他是将老婆当作了一只篮球，随意而狠命地拍打和投掷。最神奇的莫过于传他会轻功，他日积月累地穿着一双电工鞋，里面灌满了铁砂，不停地往上蹿，拔高自己，个子没见长，轻功却这样练成了，轻轻一跳就让我们难望其项背，但我从未亲眼看到他施展过。黄，我们的女英语老师，与众不同地戴着副宽边眼镜（那时候戴宽边眼镜的女人和懂英语的女人一样稀有），长相一般，引人注目的是满脸布着鲜艳欲滴的红疙瘩，密如繁星，红似杨梅，我那时还不知文雅地称其粉刺或青春痘，只会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喊骚疙瘩，我理解是因为人骚脸上才出落了这玩意儿。她的打球伙伴很多，像谢，还有许多年轻小伙子，据说其中一个是她的高中同学，正借助篮球攻势凌厉地追求她，我们那时希望她跟谁好都行，就是别跟谢好，因为谢有老婆且打起老婆来跟打球同样凶。
我那时审美意识觉醒得早，身体知觉却像新大陆迟迟没有醒来，这让我的看和想少了行动的支持，多了某些纯洁的成分，这在今天听来有些滑稽甚至不可思议，有人肯定会怀疑你不是不会冲动就是“主芯”出了问题，但这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状态。我们班上有几个少数民族女孩，她们是苗族、水族、布依族，有的母亲是汉人，但父亲都是少数民族，汉人的血与苗人的血在源头上流到了一起，在奔腾洄游的过程中，走上了一条寻根之路，最终选择了寨子、大山与月光，也不可篡改地决定了自己的文化和风俗。她们面目黧黑，身材矮小，我怀疑是大山和又湿又重的柴草压的，穿着与我们毫无二致，平素不爱说话，也听不到她们唱歌，仿佛还有些压抑。她们不是我心目中的美神，但青是。青同我一样，也是从机床厂子弟学校转去的。她是我的同桌，长相也一般，但我就是喜欢她微凹的大脸盘，像半边脸的月亮，修剪得恰到好处的刘海，像疏密有致的栅栏围住了她光滑照人的额角，她身上发散着淡淡的清香，像夜风中远远送来的栀子香，那是一种“友谊”牌的香油油，但她嗓子不好，老是捧着片纸张口吐痰，好像由于吃药身上弥漫着有些腥苦的气息，这一切都让她苍白得有些病态，文静得有些动人，而这正是我迷恋的。我有时觉得，男女之间就像螺丝和螺母，彼此曲折起伏的内心纹路吻合了，严丝合缝了，生活就会润滑自如，爱情也会游刃有余。尽管那时我不懂得爱情，但我偏执地相信自己是一颗螺丝，青正是隐身于万千同类中的那一颗螺母。
我记得有一次她端正了身体，捧着书在那儿读，我却心乱如麻，啥也看不进去。她离我如此近，教室东墙的窗子敞着，晨风破窗涌入如入无人之境，送来了淡淡的清香，混杂着露水、青草和牵牛花的气息，我听到了她均匀而柔和的心跳，徜徉在她婉转好听的读书声里，我甚至捕捉到了她有些腥苦的气息，是从胸腔里如游丝般一缕缕地飘出的，像甘草片，我猜想她又吃药了。我关切地侧头盯着她，像是从她脸上能够读出课文来，足足有一堂课。她读累了，休息了，猛然觉得脸上像被啥东西黏上了，湿润而热烈，推也推不掉，甩也甩不脱，当然不是刚出锅的年糕，是我的目光。她受不了了，扭头看着痴迷的我，有些嗔怒地问：“你老是看我干什么？”声音不大，仍然穿透了四周嘈杂的读书声，唤醒了我的目光，我看到她苍白的脸上腾起了红晕，刘海围起的栅栏半掩半开，当时也没多想，就脱口反问：“你没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好像不是我一堂课在盯着她看，而是她主动而持久地看我，这或许正是我内心深处所渴望的，但她不会，她是一个矜持而害羞的女孩。现在回想，我的反问有些巧妙，似乎含着某些禅机，也有无赖撒泼的意味，这不能不说是那个年龄的狡诈和机智。她脸上更红了，像探出半边脸的红月亮，很快垂下头去一言不发，仿佛真的是她主动看了我，被我当场逮住了，而她也因此犯了一桩难为情的错误，电铃声毫不设防地响起了，下课了。
像其他男生女生一样，我和青的桌子间也有一条“三八线”。那线是我用铅笔刀一遍遍地划出的，刷着红漆的桌面上纵深着这么一条线，白茬茬的很醒目，仿佛万顷红色波涛中裂开了一道白色缝隙。不怕你笑话，划这条线时，我有意往青那边侵占了一点，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阴谋。青学习很投入，双臂交叠，正襟危坐，但被我侵占了那么一点，感觉很别扭，常常不自觉地就越过了“线”。这正是我盼望的，我不像别的男生那样用胳膊肘去拐她，挤她，将她赶过“线”去，而是学着她的样子双臂交叠地坐直了，这样我和她的胳膊肘就碰到了一起，尽管仅是鸡蛋大一块，但足以叫我兴奋得心花怒放了。到了夏天，我们都穿着短袖衣裳，大半只胳膊裸露在了外面，青的胳膊很白很细，像那种最纯洁的山茶花，上面的绒毛如蜜蜂的触须。她还是双臂交叠地正襟危坐，我也双臂交叠地凑了上去，两只胳膊神奇地黏到了一起，这次是她主动的，但却是不自觉的。心怀鬼胎的我猝然像被电流击中了，一种既幸福又紧张的感觉迅即从胳膊肘传遍了周身，我脑子一片空白，汗水刷地淌了下来，与她肌肤接触的鸡蛋大一块地方出汗最多，潮呼呼的。我偷眼看了看，她听得十分专注，眼睛一眨不眨，丝毫没觉察到什么，我却眩晕似的迷迷糊糊，心就要跳出来了，直到老师猛然将我唤起，我呆若木鸡地不知所措，又在四下如花瓣开放的哄笑中坐下。
但我万万没想到她受了欺负，看露天电影时还会帮我占位子，从这点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不计前嫌和懂得遗忘的女孩。她家在东区的机床厂宿舍，旁边就是电影放映房，我记不清那晚放的是啥电影，我跑到时刚刚开始放，银幕上枪声大作，炮声隆隆，煞是热闹，银幕下两面都坐满了人，还有不少在边上站着的，鸦雀无声。我在边上站着，立刻后面有人喊“挡住了”，正当我站着不是蹲也不是时，青在黑暗中从前排弓起腰来，朝我招招手，我惊喜地弓着腰挪过去，坐在了她身旁的空凳子上。她递给我一个纸包，一句话没说，打开了是煮螺蛳，接着她又递来了啥，亮晶晶的，是一根大头针，还是没说话。我心领神会地一边用大头针挑螺蛳肉吃，一边抬头看电影，她却随着情节的深入叹息，轻笑，甚至摸出手绢擦了擦眼圈。那晚真是幸福，以至于此刻我还记忆犹新，忘不了那香喷喷的螺蛳，精彩的影片都退隐作了背景和氛围，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挨边儿坐着，像那两张板凳，各自内心都上演着怎样的情节与曲折？更让我好奇并疑惑的是，一贯矜持而害羞的她怎么那晚变得大方而主动了，怎么单单就空了一张板凳，又雪中送炭地递过了一包螺蛳，这些对我不能不说是百思难得其解的谜。
但没等我问明白，她家出事了，是她的父亲。那个男人我见过，高高的个子，有些瘦，长着一张长长的马脸，满脸水草似的络腮胡，沉默少语。据说当过兵，枪法好，经常挎了一杆土铳串寨子，进深山去打猎，有时一去一连几天。看电影的那晚他也出去打猎了，这次去的是苗家寨子，后来听人说那天他没放一枪一弹，却对一个苗家妹起了歹心，企图奸污她，她大声叫喊，被寨子里的人发现了，男人们乱刀砍死了他，割下了他尿尿的玩意儿，他的尸体被拉了很远，放到了铁轨上，那玩意儿则被挂到了寨子里最高的那棵树的尖尖上，猫头鹰凄厉地围着它叫了三圈，就蹲到一旁打瞌睡了。
出了这种事，机床厂和物探队的人像寻到了兴奋点，平静的生活被这粒石子击起了涟漪，人们口耳流传着各种版本，说啥的都有。
青第二天仍然来上课了。她的眼睛哭肿了，红得像那种可以染指甲的夹竹桃，哀伤如浓雾笼罩着她，我想到了火车，一列列火车裹挟黑夜迎面冲来，像潮水席卷走了青的父亲的肉体与灵魂，沿途带到了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地方，如一次长长的下葬安魂仪式，却带不走青火车般如影随形、风驰电掣的哀伤，也许火车将成为她一生噩梦的入口与出口。
第三天她不再来了。
第四天也没来。
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她。
几乎同时，黄，我们的英语老师的肚子仿佛在一夜之间隆起了，像一口翻扣的锅。这在当时十分保守的沙包堡镇，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个公开的秘密将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从青的父亲身上转移了过来，明枪冷箭一次次投射向黄。但她仍然毫不在乎地打球，脸上的骚疙瘩又红又亮，仿佛熟透的桃子，就要一枚枚地落下来了，等待她的不知是一马平川还是坑洼凹陷。
没有人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但我们都盼着不是谢，因为他有老婆且打起老婆来跟打球同样凶。
而黄曾经是一个多么活泼和单纯的女人啊。
1984年，郭城中学
鲁南。郭城。
我曾经说过，举家北迁是我们家族史上的一件大事。日夜被乡愁缠绕的父亲，为这次北迁精心筹划和准备了十几年，终于在我即将升入初二的那个暑假前夙愿得偿了。为此他不仅苦口婆心地成功劝说了母亲，让生在贵州长在贵州的她经过漫长的犹疑与动摇之后，最终毅然下定了决心，洒别父母姊妹们追随父亲来到了陌生的北方。关于母亲北迁，有一个笑话，据说她担心北方吃面食，没有大米，自己被南方养大的胃适应不了，就反复地问父亲要去的地方能吃到大米吗？父亲蛮有把握地说能。母亲才放心地下了决心。父亲没有食言，从定居下来那天起，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到处奔波联系为母亲购买大米，不仅温暖了母亲物质化的思乡之欲，也满足了我们兄弟俩被母亲带大的胃口。
而且父亲煞费苦心地选择了郭城，这个交通便利、出产煤炭和传奇的小城，那时这儿还到处是玉米地、果树林和茅草土屋。其实他当时至少有三个地方可供选择，比如说一个叫固镇的江淮小城，郭城仅是其中之一，但他仍然选择了它。我想主要因为它属于真正的北方，捋着它出发到埋下父亲胞衣的那个小城费县，不过百余里路程，郭城与费县都是一棵地瓜上同父同母生出的两块地瓜，尽管连着各自脐带似的根系，但都通向裸露在外的同一条母根。就像父亲青年时怀揣着理想被一列火车从济南拉到了东方机床厂，到南方去到南方去是点燃他热血的火焰，到了中年又追赶着乡愁被一列火车拉回了郭城，回北方去回北方去是踢踏前行的滚滚车轮。
一带被漆成春天颜色的火车，载着父亲、母亲、我和弟弟从都匀站出发，一路逶迤起伏，穿桥钻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江苏时缓时快地踮着脚后跟向后倒退，湘江赣江长江水浪打浪地挽手涌来，地势渐低渐平，视野信马由缰，又见水稻，遍地青绿，泼洒丈余大写意。这次旅行坚决而彻底，整整三天四夜，火车最后在郭城吐出了疲惫的我们，像一个个举目无亲、等待被招领的包裹，其实在陌生的郭城和熟悉的沙包堡之间，我们都是被脚步驱赶的盲流。
步我们后尘，半个月后，那些捆绑了手脚被钉进木箱子的家什与我们团聚了，它们是被一列锈迹斑斑的火车拉来的。至此，这次迁徙结束了，沙包堡少了一户王姓居民，郭城多了一户王姓居民，我们的脚步挺进在天平似的两地间，对两地都无甚影响，但却因此改变了某些人的命运。
比如说我。
暑假开学第一天，我转到了郭城中学。到了这一天，这一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年就像一架跷跷板，偏沉一头高高撅起的是涉足远行拒绝回头的日子，另一头是拔足欲奔日夜兼程的日子，等待着一天天地被招安了，新的一架跷跷板又在不紧不慢中拉锯似的开始了新的争夺。
也是在这一天，郭城中学历史上一下子爆出了两件无颜载入校史的丑闻，并迅速像病毒一样在校园内外流传开来了。这让地处荒凉城区的郭城中学猛然热闹了，像叶可怜的小舟颠簸和挣扎在小城的舌尖与耳鼓间，各种猜测和谣传像水泥和碎石子混杂在一起，被倒进搅拌机里反复飞速地旋转滚动，搅得一塌糊涂。最忧心忡忡的莫过于那些女生的家长。他们是花季生命的父亲母亲，曾经为灿烂花季骄傲、自豪和心疼，但现在却坐卧不宁，茶饭不思，有的筹划着为孩子转学，有的奔波着叫孩子休学，甚至有的干脆让孩子退学。
因为，两件丑闻都指向一个字：性，而这正是女生的家长最担心的。
晨读课开始后，班主任老师将我简要地介绍给了同学们，然后我坐在了靠门边的正数第三排，班主任出去了，大家开始扯着嗓子读书了。我惴惴地打量着周围，我的同桌是一个女生，矮个、圆脸、短发，前排是一个男生，个头比我高，腰杆儿挺直，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恰好挡住了我的视线，却看不到他的脸儿。正在这时，班主任去而复返，进门站到了门边，一脸的严肃，似乎还有些萎靡，空气立即凝固了，读书声自觉停止了。大家都张脸望他，等待他说些什么，他却不看我们，叫着一个人的名字，说“你出来一下”，我惊讶地看到他竟是朝我招着手，清晰地叫着的却不是我，我前排的白衬衫应声站了起来，迟疑地离了位，缓缓地向前走去，身体有些摇晃，脚步有些踉跄，柔而黑的头发有些起伏波动，当时我的感觉是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因为他的肩头也在不由自主地颤栗。他在我们火力密集的注视中，终于挪到了门外，跟在班主任身后朝办公室方向走去。胆大的同学起身扒着墙上的窗子往外看，只看到了他白衬衫的背影和黑凉鞋，还有同学下了位蹑手蹑脚地踱到门前，样子滑稽可笑，抓着门框探出半边脸往外看着，白衬衫和黑凉鞋早已没了踪影，他像烫着了似的缩回头说“哎哟，警车。”
警车？！大家似乎都预感到了什么，但还是不敢肯定它是否与白衬衫有关。
前排的书一直那样子摊放着，像两只掌心摊开平放在一起，定格在了第一页，新的学期刚刚开始呀！要定格到啥时呢？没有谁知道。也许是永远。永远有多远？也没有谁知道。
捱到了下课，消息像夏日的雨点扑面打了过来，一下子粉碎了我们的想象和猜测。白衬衫叫强，他母亲是这个学校的历史老师，他是因为强奸一个幼女而被告发了，被警察推进警车带走了。基本事实如此，具体细节究竟是啥样，说啥的都有，不一而足。
但有人亲眼看到，白衬衫被带走时双手戴了手铐，衬衫被掀了上去，蒙住了头，露出了白皙的脊背，白得醒目而耀眼，像一件紧身的白衬衫。
一直到白衬衫被带走，我都没注意到他的脸，本来我是能够看到他的脸的，就在他离位走向前，过了第二排，第一排，向右拐向门口的那时候，但我着迷似的被他的白衬衫吸引住了，目光像口香糖黏住了白衬衫，又追随它出了门，最后像一片叶子忽忽悠悠地栽了下来。这过程至多一节课的时间，四十五分钟，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共同在一起的时间。
那书那样摊放着，定格在了第一页，第一节是语文课，老师讲的就是这一课，可书在人去，空荡荡的座位像塌陷的地面，多少目光都跟着掉了进去。
上午放学后，那书和书包不知被谁悄悄地拾走了，我们猜是强的母亲。
第二天，后排的一个男生坐上了那个位子，他个矮、脸黑、鼻尖上有颗黑痣，我从未见他穿过白衬衫。
听说强被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劳教了。他或许永远不会回来了，即使回来了接着上学，也不会坐在郭城中学的这个位子上了，对这点我们都十分肯定。
与同学们处久了，渐渐熟悉了，说到了强。同学拉我到一面橱窗前，指着里面一张半身照片，说这就是强。被定格的强面庞宽阔，眼神俏皮，笑容灿烂，像一个动感强烈的动词，我一下子记住了这张脸，白衬衫反而退居到了脸后。
有一天，同学朝校园的甬道上努努嘴，小声说那就是强的母亲。我看到一个老人低着头蹒跚前行，漫天黄叶旋舞如飞，追赶着她，像黄蝴蝶围绕着她，映衬着她满头白发，其实她才刚过四十岁呀，据说那头也是在强被带走的当夜一下子全白的，像顶着一头愁绪的秋天芦苇。
几年前，我在小城的人流中邂逅了强，我肯定地认为那就是强，是因为那张脸，又让我想起了某个动词。快二十年没见了，他长高长胖了，戴上了眼镜，只是眼神冷漠，笑容也荡然无存了，似乎成熟稳重了许多。我盯着他看了一会，他偶尔瞥了我一眼，很快将目光移到了别处，我认为他根本没看到我，也许看到了也记不起啥了，他的眼睛里除了冷漠与平静，没有一丝恐惧与不安，我是一个无法让他重拾往事与回忆的陌生人。
我跟一个同学说了这事，他听了我的叙述后，肯定了我邂逅的就是强，并介绍说他劳教了几年后，又在外地上了几年学，回到小城后在银行谋了份差使，娶妻生子，但他改了名，也不跟过去的同学来往，仿佛在努力忘掉过去。
下午，我们正在上课，警车一天之中第二次光顾了郭城中学，同样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就像啥都没发生似的。
这次带走的是一位方姓体育老师。下午有他的课，他正在操场上教同学们做仰卧起坐，办公室来人喊走了他，到了办公室，四个警察已经在那儿等他了，他蓦地全明白了。其中一个警察问他你是方某某吗？他机械地答是。那警察冲他扬了扬一张纸片，说你被逮捕了。他竟下意识地探出了双手，另一个警察咔嚓给他锁上了手铐，他被押着推入警车。他没来得及换衣服，仍然穿着那身运动服，脸色苍白像失血了，额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但就在抬脚上车那一刻，他无限留恋地回头望了教学楼一眼，并与站在楼道上扶着栏杆看热闹的一位女老师对接了一下眼神，那女老师脸刷地红了，扭身进了办公室。
这一切都是一位当时自始至终在场的老师描述的，他有着非凡的语言表达才能，因此我们听上去像是在看电影，也许电影本身就是生活的翻版，身临其境的电影其实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方的罪名是诱奸幼女，还有他的学生。那些花季生命的朵数是抽象的，也是惊人的，但都被方摧折、凋零在了春天的门槛边。
据说他与学校的几个女老师也有染。我同学庆的父亲是学校老师，他家与一位女老师住对门。几乎每天入了午夜，别人早已都睡觉了，那家男人都会暴打那位女老师，可能挥舞的是鞭子，也可能是皮带，听得见赤脚在屋里没命地奔跑，从这间屋到那间屋，响亮的啪啪声抽在肉体上如裂帛，女人撕心裂肺的叫喊与压抑不住的哭泣四处逃散。男人边打边怒吼着追问她跟其他男人的关系，问的最多的就是方，折腾够了天也快亮了。这一夜夜惊心动魄，一朵朵黑色梦魇被女老师以血与泪浇灌了，怒放在少年庆贫乏单调的梦境里，他一次次地像鲤鱼挺身被惊醒坐起。
庆神秘地跟我说了后，每天早晨上学后，碰到了女老师，我都会装作不经意地观察她，寻找她来不及愈合的伤口。我发现每次她都精心化了妆，脸上敷了粉，嘴唇描了口红，但这些粉和口红肤浅薄弱，无力遮住那些青肿淤血，一次次地揭露和出卖了她。奇怪的是她还笑得出来，而且是那种不讨好谁、矜持自负的笑，仿佛雨中一朵伤痕累累又粉面朝天的牡丹花，显得楚楚可怜，不容亵渎。许多年后，我才认识到，这是一个一次次嚼碎了牙齿往肚里咽，努力将残破的生活像七巧板一样拼接好，然后从容不迫地端到大家面前的女人。
方一审就被判了死刑。尽管他和亲属们从内心里不服，极力争辩那些花季女生都是自愿献身的，但没人理会他们微弱的声音。一个精力充沛、欲望强烈的男人，披着老师的外衣像披着羊皮的狼，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为诱饵，亲手毁灭了那些含苞花季的纯洁与梦想，还有什么值得辩解能够宽恕的呢？
公开宣判那天是阴历十月初一，这天是地下鬼的节日。郭城的法制建设进程中有这样一个传统，每逢十月一日这天，都要集中公开宣判、游街、枪决一批罪犯。这天是他们的忌日，同时是他们的节日，更是全郭城夹道驻足翘首的看点。上午，我们不上课了，被组织了去观看。像过去一样，会场设在了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上，罪犯站成了一排，被推到了最前列，他们统一穿了囚服，剃了光头，脖子上垂挂着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名字、罪名、宣判结果，名字被两根鲜红的斜线交叉钉死了，他们反剪的双手捆绑后被警察牢牢地抓住了。
有人借助扬声器高声讲话，声音回荡在空旷的广场上空，嗡嗡地像千万只蜜蜂一齐扇动翅膀。终于讲到了方，人群霎时安静了许多，这是因为那天我们全校师生都去了，广场上有一大半都是我们的人，讲到了一个与自己同呼吸常见面打交道的人，大家感兴趣于他究竟干了啥坏事，被定了啥罪。我说过，我到郭城中学的第一天下午方就被带走了，据说他一直被关在了“八十三号”里，因此我至今没有机会见到他。我踮起脚尖，目光穿过许多葫芦瓢一样漂浮的人头，看到最前排偏左的一人低着头，刚剃过的头泛着青色，像青皮的颜色，在阳光下像灯泡一样晃眼，但我还是没看清他的脸，据说他长得不错。他脖子系着的牌子上，白底黑字又被打了红X的是三个字：方某某。
公开宣判完了，准备游街了。方他们被押解着推上了草绿色的解放牌无篷汽车，他们并排站在了车栏杆的两旁，仍然挂着牌子，仍然被反剪双手捆绑后牢牢地抓住了。最前方的一辆警车头上立着口大喇叭，反复地解说着他们的罪行，引领着方他们的车将郭城几条主要街道走了个遍，惹得人们都跑出来站在路两旁观看议论，直到车行远了，喇叭里的声音还像灰一样簌簌飘落在空气里和大街小巷。
我想跟着再看看方长得啥样，但庆一把抓住了我，嘀咕道“跟我来”。我跟着他悄悄地游离出了队伍，穿街入巷，来到了两扇黑漆木门前，他吱吱呀呀地推开门，进去跟里面说了句话，风风火火地推出了辆大金鹿自行车。他从前面掏上了腿，催着我快上车。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去看枪毙方某某。我听明白了他是想去城外那片乱葬岗，那岗在铁路下面，四周没有人烟，过去是乱丢死人的地方，现在则成了郭城的刑场之一。庆将车子蹬得很快，车子像肋生双翅飞了起来，我骑坐在后面，风像子弹呼啸着掠过我的耳际，我的衣服灌满了风鼓胀了起来仿佛就要炸了。拐上了通往乱葬岗的那条土路，车子猛地断链了，倒向了一边，我和庆摔到了地上，车轮仍在快速地转动，仿佛继续去追赶那要命的枪声。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的刑场不在乱葬岗，而是沙河南的那片荒地。
我到郭城中学第一天，它就以两件沸沸扬扬的丑闻欢迎我，让我很长时间都替那些女生心有余悸，为那些被摧折的花季生命而惋惜不已，也羞于承认自己是郭城中学学生。
强和方被带走的第二天，学校开始在各班级清查收缴一本叫《XX之心》的手抄本。强和方都是传抄看了这书，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见这书有多么大的毒性和诱惑力呀。
而方正是一切罪恶的源头，是他在郭城中学第一个传抄了这书，并送给了自己的男女学生抄看，其中某些女生不幸成了他的猎物。
我们班方曾经带过，又出了个强，是重灾区。班主任安排班长在班里逐个搜查书包，那时金庸、琼瑶之类尚未大举进入校园，因此一无所获。
这么声势浩大的行动，又没彻底讲清楚这是本啥样的书，只笼统地斥之为黄色一类，听说过的，没听说过的，都被勾起了神秘的好奇，蠢蠢欲读，就像后来上生理卫生课时，关于男女生殖教育那两章，老师有意回避不讲，要我们自己看或不许我们看，无论怎样都会使这两章迥然独立于其他章之外，仿佛长势良好的麦地里突然蹿起了两棵大葱，大家课上不好意思看，课下回家按捺不住好奇，关上门对照着自己身体看了个够，还不忘联想着同桌女生将另一章瞧了一遍。
某日下午放学后，在电影公司正拆迁的废墟里，借助残垣断壁的掩护，勇从贴身的衣兜里摸出一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片，说《XX之心》，你看不看？勇是我们这些人中比较早熟的一个，会唱很多哥呀妹呀的情歌，还会讲许多和尚光头洗澡之类的厕所“荤段子”。我的心猛地一动，接着紧了一下，勇看出了我的犹豫，假装往兜里装纸片说不看就算了。我迫不及待地伸过手去，迭声说看，看。勇坏坏地笑了笑。那叠纸片只有三张，攥在手里却像抓住了个惊天动地的大秘密，手轻轻抖动，手心出汗。回到家胡乱扒了几口饭，我支走了弟弟，转身插上了门，小心地掏出纸片展开了，夹在了语文课本间。纸片是用圆珠笔手抄的，字迹小巧娟秀，不是勇的字，像是个女生写的，由于汗浸和折叠的缘故，有些地方已经漫漶不清了，需要仔细辨认才能读下来。我看着这纸片有些眩晕，可以听得见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像在扬臂擂鼓，又像青蛙争先恐后地跳入了池塘，我觉得嗓子冒烟，似乎那颗心越提越高，张嘴就要滑了出来。我定了定神，趴在桌上从头到尾看完了那三张纸片，眩晕得更厉害了，眼前如幻似电，心跳加速，血液沸腾，身体内部升起了异样的感觉，耳旁像有湍急的水流排山倒海地冲泻下来，我像踩着棉花，浑身乏力，脚步踉跄，整个人虚脱了似的，但我分明觉得有一丛火，一半是渴望一半是无奈，就像海水与火焰，在我体内聚集、涌动，暗暗地焚烧，寻找突破口。我长吁了一口气，不敢再看了，小心地收好了，开门站在水龙头下，咕嘟咕嘟地灌了一肚子凉水，火恋恋不舍地渐渐退潮了，没留下脚印和灰烬。
当晚惶恐不安的我钻进被窝里，漆黑的房间静悄悄的，我沉沉入睡了。纸片中那一幕幕开始上演了，男主角换成了我，女主角却面容暧昧，若隐若现，记不清是谁了。这一刻，青春期寻到了突破口，泥石流似的不速而至了，弄得我惊慌失措，应接不暇。我遽然醒了，紧绷绷的短裤黏稠冰冷，腥涩的气息逃出了被窝，弥散在整个房间里。我感觉筋疲力尽，像做错了什么，淋漓的潮湿冲洗着浑身上下，我不敢动，也睡不着，胡思乱想着什么，一直熬到了天明。短裤已经被体温和被子的热度烘干了，白色的底子上结了一层，硬刮刮的，有些晶莹透明，像胶水一样。
我像逃避蝎子一样将纸片还给了勇，勇看了看我的脸，笑嘻嘻地问“昨晚跑马了吧？！”我不懂他问的含义，但我想一定与昨晚的经历有关，含糊地点了点头。
谁知自那晚开始，那情景一次次地重现，像个老朋友，久别重逢后再也舍不得离开了，我仍然筋疲力尽，胡思乱想，却不再惊慌失措，睡不着觉。尽管我有时渴望那情景成为我身体的真实经历，而不是睡梦中的虚拟狂欢，但如此无休无止地纠缠和刺激，还是让我恍惚和痛苦，我找不到驱遣和解决的办法，也不敢对任何人讲，一个人闷在心里让我看上去心事重重，内心却热火焚身，仿佛扔一根火柴就熊熊燃烧了。
入冬了，天气渐渐转冷了，学校进入了休眠似的平静。勇、庆、海和我，结伴偷偷跑到了城外的沙河，沿着河一直往南走，有片荒地，是郭城的刑场之一。河水没有结冰，太阳有气无力地照在上面，似乎还冒着袅袅热气。庆提议我们游泳吧，几个人一起响应，除去了衣裤，仅穿着条短裤，准备下水了。海忽然挑逗地问勇“有人说你只有一个蛋仔？”然后一脸坏笑地盯着勇。勇被激怒了，像只好斗的公鸡，上前刷地拉下了短裤，愤愤地说“看好了，谁只有一个蛋仔？”我们一齐朝勇的那儿望去，他的那一嘟噜器官零件齐全，两个蛋仔一个都不少，我还惊异地发现他的器官上方稀稀疏疏地长了层淡黄色的绒毛，正在随风没有立场地飘拂摇摆。此刻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勇原本耷拉着头的那家什竟然抬起了头，而且变得又长又挺了，这使它看上去像辆坦克，悄悄地探出了火炮，绒毛是有些拙劣的伪装，我想这坦克一定性能良好，火力威猛，平时勇尿尿都比我们高而远，像消防队灭火用的那种水枪。勇的脸憋得通红，眼睛迷离恍惚，我读出了和我内心一样的东西——火，他手足无措，样子有些痛苦，借口躲到杨树林里尿尿了。
海捉弄了勇，不再管他了，和庆涉入了水中。我一直很相信自己的预感，它们总在事前轻描淡写或电光石火地提示着我，又在事后嘲笑着我的偏执与疏忽，包括隐入杨树林的勇，我预感到他避开了大家是另外有事。我悄悄地跟在了他身后，远远地我看到他仰躺在落叶间，一把扯下了短裤，右手攥着那家什上下套弄着，像频繁捣蒜似的，他微闭着眼睛，仿佛很陶醉，身体打摆子似的不住颤抖，嘴唇翕动嘟囔着什么，一会儿一股白色浆液喷泉一样射向了天空，又洒到了他的身上、脸上，他弄脏了自己，然后像死了似的不动了。
我不敢惊动他，但我看到的情景暗示和刺激着我，我渴望表达和喷发，被内心那团火燃烧殆尽，化灰化烟。我不顾一切地跳入了河中，河水冰冷刺骨，激得我打着冷战，浑身涌起了鸡皮疙瘩，我有些绝望，自虐地往水里扎，让水没过我，我用力地揉搓我的短裤，日夜残留的痕迹融化了，手心又黏又滑，水面上浮起了白而碎的泡沫。我感觉火正一点点地消退，我和我的体温逐渐与水合为了一体，脑子一片空白。上岸后我特意瞅了瞅那一嘟噜器官，只见它卑琐地紧身了，像一颗拧回去的螺丝，又像一只丑陋的蚕蛹。
晚上，我发起了高烧，满口胡话，吓得母亲慌忙给我盖上了两床棉被，我透彻地出了身汗，溻湿了所有的衣服与棉被，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那晚我究竟说了些啥，没人听得懂，也不会有人在意，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不过是身体与内心压抑不住的呓语，在寻找表达的途径与通道，就像勇弄脏自己的方式一样。
1986年，实验中学
出了家门，是临山路，一路骑向前，到了十字路口，仍然向前，向前，绕过火车站，拐入水塔街，两旁棚户连成一片，灰头土脸像从未洗过似的。
上学路上，我们院里的孩子自觉分成了两帮，一帮人多，以涛和波为首，他们骑着清一色的“大金鹿”，这种车子粗手笨脚，停下要靠踩住脚蹬子往后倒，但骑起来像坦克一样横冲直撞，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几个女孩子愿意跟着他们，大概是觉得热闹、威风和安全，几辆玲珑小巧的坤车载着几个花枝招展的女孩，穿插于“大金鹿”们中间，被黑色飓风裹挟着前进，我那时怎么想都觉得像一群土匪席卷了几个押寨夫人；另一帮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骑着从贵州坐火车跋山涉水来的“凤凰”，沿着一成不变的时间，孤零零地走着一成不变的路。熬到星期六下午放学，通常伟会搭我的车去火车站坐车，他的家在井矿，上坡时我弯下身子憋红了脸吃力地蹬着，伟跷着脚哼着歌儿大模大样地坐在上面，下坡了我挺直身子攥紧车把注视着前方，他拍拍我的肩膀居高临下地说“注意安全”，尽管一趟到站累得够呛，但我还是愿意带着又高又胖的他，只为有一个人跟我说话，在我耳边哼着歌儿。我在一个人的落寞里真实而疲惫地行走。
涛他们说笑着浩浩荡荡地落在了我后边，他们在十字路口掉头向了另一条路，那是县城外围的路，就像包子最外层的皮儿，最后与我会合到了同一条路上。爬上了坡，是铁路道口，一根黑白相间的木棒恰巧从天降临，像标杆拦住了我们，一个穿旧军装戴旧军帽的老头手持小红旗随风摇动，口含哨子嘟嘟地吹响，提醒着我们刹车停步；一列火车，仅仅是火车头，遍身漆黑，隆隆地开了过来，突突地喷着大朵大朵的白烟儿，示威似的在我们面前歇下，正当我们焦灼得冒烟时，它突然后退了，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步伐整齐而有力，接着蓄力向前，后退，如此反复数次，我们一次次升腾的希望在进退之间降落了，甚至有些绝望了，那老头却身体前倾仿佛听到号令枪响就要起跑，侧耳捕捉着火车的每一点动静，神情陶醉甚至有些迷乱，似乎在欣赏一场美妙无比的音乐会。它又一次向前，气喘吁吁，稍做停顿，终于下定决心地走了。木棒缓缓地被扯起了，趔趄着身体斜插在空中，像被施了魔法的指挥棒，人流一瞬间被激活了，像无数自由电子扑上前去，只有那老头仍然沉浸在一个人的迷醉里，被推搡得东倒西歪浑然不觉。
那老头是一个老铁道游击队员，过去与鬼子捉迷藏似的周旋在铁道线上，一生的光荣和传奇都像火车和铁道紧紧焊接在了一起，现在守护人民的铁道是在重温和延伸记忆，是记忆让他欲罢不能地陶醉和投入，他是一个到老也没丢掉记忆的人。
过了铁道，下了坡，眼前是一片被切割得七零八落的水塘，一人高的芦苇疏密杂生。有人在那儿逮着过龙虾，通身血红挥舞着两只钳子，一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像街上的痞子，玩够了送给了学画画的大军，他放到桌上比照着写生，画到纸上怎么看都不如白石老人的虾顺眼。
路平缓了，学校就到了，上课铃也催命似的叫响了。那时印象深刻的有一钟、一黑板。那口铁钟锈迹斑斑，据说是用子弹壳铸成的，却没有战火和硝烟味，它是学校最早的集体财产，是一口中年的钟。它被吊在进门往西的树林里，由于有了电铃，它渐渐被遗忘了，像某些埋藏得很深的往事。只有在停电的时候，它才被钝物偶尔敲响，沉闷粗放的声音乘着簌簌飘落的灰尘和铁渣，盘旋环绕在校园里，往事也在这时出土重见天日了。几年前，母校举办盛况空前的校庆，出了一本纪念文集，许多土生土长的校园诗人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了那口钟，这让我相信，往事和记忆有了抓手，才不至于迷路和丢失，而那口钟就是我们记忆的抓手。现在说说那块小黑板。我们迈进校门正面对着它。它斜靠在椅子上，有一张八开报纸大小，上面用粉笔写了名人名言，隔天一换，黑底白字像教室墙上的黑板搬到了这儿。它的主人是一个王姓老头，过去在一所乡镇中学当校长，离休后到这学校看大门，这差使像长长的铁路延伸和重温了他关于校园的记忆，每天在开关之间迎来送往一张张朝阳般的面孔，让他欲罢不能地陶醉和投入（又是一个到老也没丢掉记忆的人）。我觉得他有很深的教师情结，小黑板满足了他狂热的教育欲望，他像一个精心求变的厨师，在小小黑板上调制出了不同风味，有时是名人名言，有时是好人好事，有时是学习方法，每天与我们迎面遭遇开始了一天海绵吸水似的学习生活。许多年后，我受邀为母校编了几本书，小黑板的主人开始频繁出入我的办公室和家中，我首先闻到了他灰黑色中山装上散发的浓烈扑鼻仿佛永远洗不净的汗味儿，才握住了那只拿过粉笔的手。他已离开学校好几年了，耳朵聋得很厉害，需要大声说话像喊一样才听得见，他找我与小黑板有关，他是想将那些内容汇编成书，当他抖索着从手提包里掏出那些曾经每天与我们迎面遭遇的文字时，我恍惚觉得一切都在昨天，那只黑色手提包就是长出了两只耳朵的黑板，密密麻麻地排满了我的记忆，他是唯一的目击证人。
我被分到了一班。这个班像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体育生多。那时学校就爱降低门槛地招一些体育生，他们有的练跳，有的练跑，有的练打，有的练跨，有的练掷，尽情地在各自领地里像国王一样挥霍着精力和体力，关键时刻代表学校参加各类比赛，靠力量和速度换回了全校的荣誉，最后一哄冲刺过高考提高了升学率。他们像四肢发达的乔木被引种进了校园，又被栽入了各个班，但在我们班多而茂盛，占据了最后三排座位，这让我们常常产生进错门的感觉。他们男多女少，高大威猛（与他们相比我们就像灌木），肤色黝黑（这是在烈日下奔波的烙印），嗓音粗犷（鹤立鸡群于变声期的我们），胸肌突出像两扇结实的门板，蜷起胳膊肌肉像小老鼠到处乱窜。他们时时穿着作为符号的运动服，旁若无人又大大咧咧地招摇进出，双手插进裤兜里，一个个像骄傲的小公鸡，拉开架子随时准备冲上去斗上一斗。他们与生俱有着过剩的荷尔蒙，这种物质像血液流注在他们体内，时时沸腾如滚烫的开水。他们男女亲密接触，在一块训练，一块比赛，一块生活，像自家人一样，这种超越同学的关系让我们既羡慕又嫉妒。他们像跨栏一样轻松跨过了性别界限，远远地站在终点嘲笑雷池这岸的我们，学校和老师对他们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与放纵。因为他们是体育生。
自习课上，前半排静悄悄的，后半排闹哄哄的，体育生们在大声说话，似乎在议论着昨晚的球赛，很快整个教室炸锅了。高大健壮打篮球的明把玩着苗条黝黑练中长跑的静的头发，她的头发光亮浓密，仔细编成了无数绺麻花小辫，像个维吾尔族少女，此刻它们缠绕在明粗大的食指间，他像在笨拙地纺线。不知谁激了明一句，他体内的荷尔蒙像被草棒挑逗的蟋蟀，一下子跃出体外站到了背后的黑板面前，他捏着半截粉笔不假思索地写下了：静，我爱你！潮水般的掌声顿时拍响了，我们都扭过头去，看到了黑板上那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和静羞红了但掩饰不住幸福和满足的脸。许多年后，同学们在一起聚会，还有人提起明那节自习课上的惊人举动。那几个字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就像用刀一笔一画地刻在了脑海里，我们谁也无法否认，明大胆热烈地写出了我们内心对静一样的如花少女的朦胧渴望与热爱，但我们谁都不敢像他那样赤裸裸地表达出来。
我们的教室背后是办公楼，绕过楼两侧或穿过中间那道小门，是食堂和男生女生宿舍。女生宿舍是一溜儿灰砖平房，外面有围墙，院里栽着树，却没有大门，可以自由进出。女生爱干净，在树与树之间扯了绳子，有空就抢占了中央那排水龙头，洗了衣裳晾晒在那儿，绿肥红瘦的衣裳滴着水儿，洇湿了灰砖地面，滋润得地衣格外青翠水灵。有一段时间，那些晒干或半干的长裤和内裤，在贴近最隐秘部位的地方，被人用香烟烧出了洞，它们铜钱般大小，圆得标准，仿佛用圆规画出的，像黑黑的眼睛，可以想象得出那人捏着燃烧的香烟，找到要烧的地方，毅然摁了上去，一个洞现身了，慢慢地向四周扩展，像挖着一个地窖。他的注意力集中，动作沉稳而平静，他或许听到了烟头灼过光洁皮肤的声音，嗅到了青烟中袅袅上升的焦糊气息，看到了恐惧和痛苦得像鸟儿缩成一团的眼睛，他的嘴角滑过了满足而空虚的狞笑，如罂粟瞬间凋谢了，他陷入了空旷无边的空虚与焦灼当中。所有晒在绳上的长裤和内裤都被开了“天窗”，所有女生又羞又怕，孤立无助地全哭了。学校派来了保卫科的人，除了现场一个个被狠狠地碾灭的烟头，没有任何收获。他们昼潜夜伏了好几天，一个个弄得像耷拉头的向日葵，但那情景却没再重现。有人怀疑是体育生干的，理由是只有他们才在校内公开抽烟，整天无所事事地到处游荡，浑身上下攒着使不完的劲，挥霍不尽的精力。但谁都没有证据，这件事也就成了一个搁置的悬念。
我的脸上一夜之间冒出了无数小红疙瘩，它们密密麻麻，鲜艳得像熟透的草莓，每一颗都汁液饱满，同伴们戏称是青春美丽疙瘩痘，也有人简洁明了地叫骚疙瘩。我偷偷地翻了书，清楚这些圆锥体的有的绽开黑头的疙瘩与我体内叫荷尔蒙的物质有关，它们全盘呈现了我内心的欲望和身体的秘密，让我在许多张年轻而光洁的面孔中被指认了出来：瞧，这个人！我为此羞愧难当。我不停地挤压着它们，噗嗤的声音回荡着复仇的快感，溅射的白浆像破碎的肥皂泡。最让我难以说出口的是夜半来临，仿佛约好了似的，我常常在迷糊中被快乐的颤栗弄醒，双腿间和裤裆里包裹着潮湿而黏稠的灰烬。一次我和明去教堂玩，那位长着山羊脸的冯神甫端详了我一会，将我叫到了一旁，奇怪的是他对我夜半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他送给了我一小瓶液体，清清亮亮的，像眼泪，说是可以帮我摆脱这种困扰，但我终究没听他的，就像踯躅在黑夜与白天当中，我在公开和秘密的双向度上送走旧的一天，又迎来新的一天。
我最爱去的地方是新华书店，那是郭城唯一的书店，在那儿有一个高个子的女人，她是我那时的偶像。她仙鹤似的身材，两根长长的辫子垂到了腰肢，我一个人叫她“大辫子”，我可以肯定她比我至少大三五岁，但我从未见过男人一起与她逛马路，也许她根本就没有。那时书店的书还没开架，这让我有了可以不买书就近距离接触她的可乘之机，她在柜台里面，我在外头，我不断地要她拿书给我看，我挑剔地换了一本又一本，只为能够和她面对面地正视一瞬间，从她手中一次次地接过烙着她体温的书，最终却一本也没买。她的脾气好得出奇，没见她不耐烦地发脾气和怀疑我的别有用心，而是频繁地转身为我拿书和放书。对她朦胧而狂热的迷恋培养和加深了我对书店和书的热爱，我一趟趟地奔波在学校家庭和书店之间，乐此不疲得像只辛勤的蜜蜂。我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往往是我要她拿某一本书，话音刚落她就默默地递了过来，她对书的熟悉让她转身就能找到它们，因此她总是一言不发地转身再转身。我反复地故技重施，顽固而执著，到后来我甚至觉得她仿佛一眼穿透了我的内心，那儿燥热而骚动，但她却不屑或不愿在那儿逗留，也许她认为那儿不够健康和纯洁。油然生了这感觉，我做贼心虚似的去书店少了，也怕见到她了，只是那两根长长的辫子经常扫过我梦的边缘，有时竟像柔软的柳丝垂入我的内心，随着风儿钓起了涟漪似的心事。我渐渐忘却了她，生活的惯性推动着我按部就班地落寞前行，她脱离了原来的轨道不知所终。就在不久前，我意外地在临山路上碰到了她，和一个矮个子男人并排走着，那男人仅到她腋下，穿着件背后印着“中国电信”的汗衫，我脑海里蓦地闪过了冯骥才的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那一刻我经历沧桑的心异常平静，我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表达此刻的情怀，她垂腰的长辫子已变作了满头波浪，再也钓不起我涟漪似的心事，我与她陌生得像隔了好几个世纪。
学校一年要举行两次运动会，春季一次，秋季一次。运动会是体育生们的节日，就像妇女节是女人的节日一样。他们过剩的荷尔蒙终于找到了喷发的突破口，他们在跑道上和操场间所向披靡，遥遥领先，以运动的名义淋漓尽致地狂欢，记录一次次地被他们刷新，平常对他们不屑一顾的眼神因为发现了英雄，变得温柔而热辣辣，追随着他们优美的弧线和矫健的身影一直到终点。三天时间一眨眼被席卷掠过，像飓风扫荡着树叶。
我是彻头彻尾的旁观者。运动会上没有我的竞赛项目，我坐在跑道一侧的人群中，漠不关心体育生们近乎炫耀的表演，充耳不闻那些狂热的欢呼与激动的呐喊，我是一个讨厌运动总想方设法逃避上体育课的人。我魂不守舍地东张西望，东的目光与我遭遇了，像碰碰车擦出了火花，我们会心地一笑，一个计划完成了交换。
我叫上琴，东约了红，我们决定一起骑车子去微山湖。从郭城到微山湖有几十里地，东带着红，我带着琴，我们都卖力地蹬着车子，车轮滚滚一路穿村过平原，我们没觉得累，倒是她们在后面坐累了，嚷着下车休息了几次。当湖像一幅巨大的水墨画一下子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惊呆了，真想拥抱到一起像那些体育生们一样，但我们没好意思，只是象征性地雀跃了几下，算是跟湖打过招呼了。
我们返回郭城时，夕阳已经收工准备回家了，运动会在教工们的压轴比赛后结束了，留下了一地垃圾，像刚散的筵席。
中间隔了一个星期日，第二天上课后，班主任将我和东叫到了办公室。
我们的班主任姓郑，教我们化学，脸色黝黑像撒了煤灰，这种脸在农民兄弟中最常见，事实上他正是从农村千辛万苦地考出来后毕业分到这所学校的。他爱穿四个口袋的衣服，不管是中山装还是其他样式，一律扣子扣得一丝不苟。
进了办公室，所有目光都从桌前抬起，齐刷刷地投向我们。我们早该想到，体育生们都参加比赛了，我们班少了那么多人，剩余的人中又少了四个，这样的减法谁看了都一目了然，但我们没想到我们会被贴上“早恋”的标签，就像化学实验室里那些面孔鲜明的瓶瓶罐罐，成为学校整顿风气开的第一刀。那时早恋的暗流正在同学们中间汩汩流淌，一些轰动一时的小说都写到了这种朦胧而隐秘的情感，学校如临大敌，惟恐暗流渐渐汇聚成滔滔洪水，这与对体育生们的放纵与默许截然不同，因此让我们愤愤不平仿佛受了歧视。
时至今日，我仍可以发誓，我和东的思想纯洁，行动单纯，我们仅是为了逃避与自己无关的运动会，才叫上各自的同桌一起去微山湖的。我忘了介绍了，琴是我的同桌，红是东的同桌，我们四人平时相处得不错。但班主任对我的解释显然不满意，他一遍遍地诱导和暗示着我们，往早恋的路上引，仿佛不承认早恋就是死路一条。他甚至说他知道女生脸皮薄，答应我们只要承认了，就放过琴与红，否则还要像这样与她们谈谈。男生自以为是的冲动与盲目占了上风，我们只想保护她们，不曾想却掉入了班主任精心布置的圈套。我们不再往下扛了，咬牙承认了，但这时琴与红已经被推入了漩涡抽身不得，就像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人的早恋只是自恋。我们一遍遍地写检查，那过程像打麻将，一圈圈地推倒了重新开始，一切得按班主任的意思去清洗和摆放那些麻将似的汉字。终于过关了，我们又被要求在班上念给大家听。一想到讲台下人头攒动，我有些打退堂鼓了，班主任着急了，磨破嘴皮地做我们的工作，我们终于答应了，这让他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那天晨读课我们班没上。我和东一前一后走上了讲台，站在老师平常站的位置，面对全班同学磕磕巴巴地念检查。眼前没有镜子，我看不到自己的表情，但我的脸火辣辣的，我想一定红得像照相用的大红布。我捏着检查盯着念，声音颤抖像走钢丝，读破了句子，不敢抬头，更不敢望下面。奇怪的是下面异常平静，没人幸灾乐祸地窃窃私语也没人哄堂嘲笑，这可是我事先没想到的，我将这理解作了同情与抗议，我知道就在他们中间，许多确定和疑似早恋正在如火如荼地酝酿与燃烧。我仍觉得自己是一个蹩脚的演员，被迫收拾起了真实，将虚假拙劣地表演给观众看，但我想观众和演员有时会相互转化的，昨天你还在台下看戏，没准今天你就粉墨登台表演了，这点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我们成了学校“名人”，走到哪儿仿佛都有目光潮湿地黏着，有手在背后悄悄地指着。班主任答应放过琴与红，他做到了，他没找她们谈谈，也没让她们在班上做检查，当我和东站在讲台上念检查时，她们正静静地坐在桌前听着，身旁的座位空着，仿佛一个形声字被去掉了偏旁，或许她们满面通红，头深深地勾了下去。但事实上，只要我们承认了早恋，别人马上就会想到或追问跟谁恋的，她们和我们一样，是被一根绳子拴着的蚂蚱，都被那个可恶的标签无情地伤害了。面对那个标签，我们既痛恨又神秘，那种朦胧的好奇和神往像浓雾从我们身体内部升起，我和琴，东和红，我们的关系迅速升温了。我不知道这叫不叫恋爱，没人告诉我们，在被班主任粗暴地打过一棒之后，我们不再相信任何成人，他们似乎都是扼杀纯真与美好的冷面杀手，像校园草坪上不分好坏突突吃草的剪草机一样，尽管他们的手上没有一丝鲜血。如果这也算早恋，那么我们就像在风平浪静的水里自由游泳，不知不觉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地被一个巨大的黑洞吸引住了，它张开大口有着强大吸力，所有的水都往它的口里奔涌聚集，我们也不由自主地被它吞没和卷走了。
冬天教室没有暖气，也没生炉子，冷得我们老想站起来跺跺脚跳跳高，仿佛这样可以将一身的寒气都甩掉。琴从桌下捅了我一下，我看到她伸过了左手，鬼使神差地想都没想，我探出右手迎了上去，两只手胜利会师似的扣到了一起，竟然那么默契亲密，像一个人的一双手。它们握在一起，相依取暖，开始冰凉，渐渐有了暖意，最后变得热烘烘的，捂出了汗。我感觉得到她的手温暖、湿润，像一条春天的河流，在汩汩流淌中将心跳和脉搏源源不断地传送给了我。整节课我脑子一片空白，心扑扑跳得厉害，直到下课抽回了手还平静不下来。
后来琴一家跟随她当兵的父亲转业到了邻近的城市。我央求着东一起在暑假去看过她。我们早晨从郭城坐上火车，经过四五个小时晃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又转乘汽车一路颠簸到了另一个城市，下午搭上公交车跑了大半个城市，最后找到了她家。当我们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吃惊得语无伦次，却没有我想象的高兴。我和她一时不知从哪儿开始话题，完全不像在信里有那么多话要倾诉，我后悔费尽周折来看她，千百次设想的热情与亲热一下子都随风跑了，我忽然对她没了任何感觉。她父母要下班了，她没留我们，我们也根本不想在这城市多呆一刻，又坐上车原路返回了，东埋怨和数落了我一路。我在拼命追赶时空的旅程中，满脑子都是夭折一类的字眼，却无法表达出口。
我们班有两朵红梅，两个国庆。现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先说李红梅。她长得不算漂亮，眼睛近视，爱戴变色镜，这种眼镜出门见光就变成了黑色，像深不可测的古井。但她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写得一笔遒劲的好字，她人如其字，大方干脆，像男生一样。最有个性的是她上课举手，别人都是规规矩矩地慢慢竖起，像一根桅杆，只有她，是斜刺里射出，像猛然陡起来的坡或扬起的吊桥，那架势瞧着眼熟，没错，就是盖世太保见了元首行的那种礼，我们都暗地里叫她“纳粹”。这些都让她有些叛逆飞扬，被同类视为异类，她就自然而然地从女生堆里退了退，往男生阵营里靠了靠。
她家住在矿务局。在冬天，矿务局的房子是所有郭城人向往的地方，那儿被滔滔不绝的煤散发的热量拥抱，洋溢着结实的温暖，是冬天里的春天。大年初一上午，外面天寒地冻，我们相约到一起去她家拜年。几间灰头灰脸的砖瓦房，陷入了周遭楼房的汪洋大海之中，客厅很小，但非常暖和，我们十几个人站到那儿很拥挤。她的父母见一下子进来这么多陌生面孔拜年，大概觉得很自豪，脸上喜气洋洋的。她站在一旁，下身穿着一条秋裤，上身仅套着一件薄薄的内衣，看得出她脸上挺有光彩，红扑扑的像富士苹果。这时站在最前头的虎忽然跪倒了，我们这儿拜年讲究磕头，但此刻……我们顾不上多想，跪倒了一大片。她的父亲忙喊她拉起我们，她走到虎面前，弯腰想拉起他，虎奇怪地磨蹭了半天，头往前探眼睛盯着什么，她就一直弯腰站在他面前，俩人仿佛配合默契，直到我们都站了起来。
出了门虎双眼放光，兴奋地边比画边咋呼：“看到了，看到了，像小毛桃那么大。”
原来他有意那样做，是为了看她隔着薄薄内衣的乳房。
我浑身莫名地燥热。那一刻，我竟觉得虎不是诗人，就是哲学家。
但真正喜欢她的却是孟国庆。这个与伟大祖国同一天生日的孩子，狂热地恋着红梅，恨不得化作皑皑白雪天天呵护着自己的公主，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和他同一个宿舍的同学反映，他经常辗转反侧睡不着，像烙饼一样，而且一入睡就说梦话，叫着红梅的名字，拽着她念诗给她听，有时激动得满含泪水。一宿舍的人都静静地听，感动于他的痴情，随后煎饼咸菜臭脚丫的气息中又弥漫进了一种浓而腥的味道，第二天一早不少人忙着抢占水龙头洗内裤，那是酣畅淋漓地遗精的味道。
红梅大概听说了这些，继续若无其事地与我们有说有笑，惟独对孟国庆一人冷漠如冰。国庆神情落寞像秋风中的孤树，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默默地喜欢一个人有什么错，他也许不知道深夜幻梦中的逼真细节，但身体内部夜夜虚拟狂欢过后释放的心事，让他精神恍惚，成绩一落千丈。他开始无休止地怀疑自己身体哪儿出了问题，打开了出口或通道，不可抑制地恣肆汪洋，吞没了他。
离高考还有两个月，他没等到最后的冲刺，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像一块拔足狂奔奋力追赶时间的手表，需要不停地上弦加油，才会精力旺盛健步如飞，但有一天终于拧过了劲，弦断表毁，时间仍在表盘以外不紧不慢地行走。
李红梅就是他永远不可企及的时间。
李红梅后来考上了郭城师专，学的是英语，毕业后分到一所中学当老师。那样斜刺里冷不丁举手的她注定不会安于现状，听说她后来辞职去了南方，被一个老板包养了几年，在这几年里，她像金丝雀一样靠着开发沉睡的身体实现了原始积累，又出人意料地一个回马枪杀回了郭城，生意像滚雪球越做越大，爱情却像一穗秕谷至今颗粒无收。同在郭城屋檐下，但我却从未见过她，不知她是否还戴着变色眼镜，还保留着过去的记忆吗？即使偶尔见了面怕不怕我认出来，或是还认得我吗？——此为后话。
田红梅仿佛茫茫雪地里一株风姿绰约的红梅。
我们像被分数推上膛的子弹，被指着头一天天地逼向高考阵前，仿佛站在危崖，踩着薄冰，手心冒汗，腿肚子抽筋，一次次地睁着眼睛失眠，又一次次地在噩梦中醒来，只有偶尔喝点酒、说点女生才能让我们身心片刻放松，绝境逢生。而田红梅是我们在舌与齿间咀嚼最多的女生。
她是我的初中同学，同级不同班，但我们都知道她。她性格活泼，爱好文艺，是学校播音室的播音员，她甜美清脆的声音像百灵鸟，借助扩音器飞遍了校园的角角落落，又与我们并肩走进了眼下这座校园。她的声音代表着学校，也代表着学生会，插翅回荡在校园里，先声夺人地给我们留下了有声记忆，让许多年轻的心像草拱破地皮似的有了朦胧的骚动。关于她的传说很多，都指向男女方面，却都隔着薄薄的雾，没有谁能够说清楚，这让我们既好奇又同情她，我们迷恋着她的声音，害怕这声音淡出或消失在铺天盖地的传说中。
张国庆喜欢她，这谁都看得出来，她似乎也喜欢张国庆，却不是谁都能一目了然的。张国庆是个大个子，喜欢像体育生在运动场上没完没了地挥霍过剩的体力与精力，练就了浑身上下结实的肌肉（他叫“块”），像钢板一块。他无可争议地领导了我们班男生健美的潮流与方向。他走路双手攥拳，绷在两侧，像提着千钧重物，胸大肌突出，脚底沉稳有力，一副重任在肩砸烂旧世界枷锁的气概与样子。但到了红梅跟前，就水似的疲软下去了，像一个放净了气的皮球，说话慢声细语，像在捏着嗓子，惟恐冲撞和冒犯了她，这让他坚硬的形象在我们心目中大打折扣。红梅经常跟他去焦化厂俱乐部看电影，去河堤上踏着月色散步，但也跟别人一块这么做，比如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就和我一起去看过电影，随后又一起走上通往郊区的马路。红梅就像一只辛勤的蝴蝶，大大方方地穿梭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是她甜蜜的秘密。国庆被弄懵了，他固执地认为她的声音与她是两码事，我们可以喜欢她的声音，甚至可以与他一起慷慨共享这美妙的声音，但她却只属于他一个人，是他一个人的蝴蝶，翩翩飞舞在他一个人的春天，她既然跟他一道看电影和散步，就不应该再和其他男生做同样的事情。他同样固执地认为这不是她的错，而是那些男生们（当然包括我）的错，是他们像苍蝇叮上和勾住了他一个人的红梅，因此他们都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
但亮的横空出现最终改变了他的看法。
亮是我们一直努力接近的终极目标，他像赛场上在终点拦起的那一道线，远远地召唤着我们，被我们羡慕和嫉妒，他是省城某大学的在读学生。他到我们学校是来实习的，谁都明白地偏庙小的我们学校留不住他，他最后还是要回到省城的天空与阳光下，而当时在我们面前，铺就一条胜利通向省城的高考之路是多么困难和幸运呀。
他实习的是体育课。他来了，原来的老师乐得将我们甩给了他，他领着我们不停地跑和跳。他最爱做的是测试脉搏，即在运动前、中、后找一个学生，将手搭在那学生的脉搏上，眼睛不眨地默数着他跳动的次数，以此来作为科学训练的依据。他最爱找的是田红梅，他将手轻轻搭到她的腕间，通过这种肌肤亲近的方式，大拇指一下一下地捕捉着她或急促或平缓或剧烈的跳动，他的神情有些努力掩饰的慌乱，有时与她四目相对了，竟怕羞似的躲开了，倒是红梅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眼神迷离而恍惚。他一次次地找着红梅，一次次地重复那些动作和眼神，最后竟发展到仅找她一个人了。国庆在一旁冷眼瞧着，一言不发，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他是在努力克制着自己，我看到有血丝从他洁白的齿间渗了出来。他双拳紧握，浑身不住地抖动，胸大肌挑衅似的鼓涨，就像蠢蠢欲喷发的火山，我相信他最终会出拳击向亮那张痴迷的脸，庆幸的是他的拳头慢慢泄气了，人似乎立刻矮了下去。
亮跑步的姿势实在太迷人了，不光红梅她们这么认为，连国庆在内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最新的一次亮相是在运动会的教工接力跑上，他与我们学校的三位老师搭档跑4×100米接力，他跑最后一棒。当红白相间的接力棒传到他手中时，另外几组已经起跑了，只见他左手攥棒，撒开长腿向前狂奔，他的起跑标准有力，步伐波澜壮阔，像急速飞奔自如的猎豹，身体所有部位恰到好处地展示着健与美，他的脸上跳跃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一瞬间点亮了所有人的目光，禁不住想追随他一起快乐而生动地奔跑。
他终于领先其他组近五十米冲过了终点，左手举棒轻轻摇动像红旗，鲜花般绽开的笑容闪烁在汗水里，全场爆发了地动山摇的掌声。
我相信他就是在那一刻彻底走进了红梅内心，驱赶不走了。
有人开始看到红梅与亮一前一后地出现在通往焦化厂俱乐部和河堤的路上，他们像地下党接头似的碰面了，并肩说笑像一对恋人。红梅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亮的临时宿舍，一呆就是半天，国庆像找不到家的幽灵焦灼地徘徊在附近，影子无奈地印在地上，最终被汹涌的黑夜无情吞没了。亮与红梅在操场上越来越拘束，越来越沉默，像陌生人一样，但我捕捉到了他们迅速而频繁地交换着眼神，甜蜜而满足。
一个多月后，亮突然离开学校回了省城，事先谁都不知道，包括红梅。
不久，红梅请了长假，说是动了阑尾炎手术。
但她再也没有重返校园。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诅咒那该死的阑尾炎。
她连同她甜美清脆的声音淡出直至消失了，我们年轻蓬勃的心忽地闪了一大截，仿佛生活不可避免地现出了黑洞，很快一个新的声音开始回荡在校园里，听上去尖利枯涩，折磨着我们的耳朵，像砂纸磨砺着玻璃。
听红说红梅曾经去人民医院妇产科动过手术，却不是阑尾，而是一个胎儿。我们对她的说法深信不疑，因为她母亲就是那儿的大夫。
国庆好像也听说了，一声不吭地更加没完没了地挥霍过剩的体力与精力，但他却从此开始讨厌和逃避上体育课。热爱运动的他阴差阳错地成了我的同伙，我们一起远离体育课，躲在教室和其他角落虚度本该跑和跳的时光。
几乎同时，马波与张玲，李旺与苗晓丽双双退学了，他们都是自小订的娃娃亲，一根红线拴着他们共进退，听说他们是顶替父母们工作去了，但我们不关心他们将干什么，我们似乎谁都清楚他们共同要走的路。
那个窜到女生宿舍用烟头烧长裤和内裤的人，在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水落石出了。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竟是邻班那个戴眼镜的男生超，他腼腆、敏感、多疑，像个女孩子，听说他家从小就是将他当女孩子养的。有人在他家里的床底下搜出了整整两麻袋内裤与胸罩，有新的，也有用过的。
他退学了，不久一家搬到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再不久，我们分科了，我转到了五班，与朝夕同处的六名同学，随身携带着亲密而真实的共同记忆。
我们像移民开始了与理化的决裂，但无法决裂的是过去的记忆，它们时时像千万线头缠绕着我们，我们都穿上了往事的毛衣，忽冷忽热，像个打摆子的病人。
直到毕业。
1988年，郭城广播电视大学
我们差点成了高考的弃儿，正当我们走投无路之际，是这所学校像避难所收容了我们。但我们却不热爱和感激她，在相当一段时期，我们在生人面前羞于暴露与她的关系，恨不得从记忆和履历中彻底抹去她，就像抹去我们某些不光彩的身世和历史，仿佛她是我们人生途中与凯旋门对立的耻辱柱。
我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在高考这口油锅里反复炸过的“老油条”，一次次地攒劲冲刺试图跳跃龙门，一次次地被命运挡在了门外，像一尾掉队的鱼被风浪扬上了一败涂地的沙滩，接受阳光的残酷曝晒，艰难而卑微地呼吸，高考对于他们是一生不可企及的高度，在最后奋力一跃以后，他们认命却不甘心地被这所学校收容了。
还有像我，我是在唯一的一次冲刺过后，自愿放弃了接踵纷至的压力与挑战，在短暂地失落与彷徨之后，被她像拣拾漏网之鱼似的丢进了篓里，我在这个人生战场上像一个仅仅放了一枪就缴械投降的逃兵。我的数学老师评价我与数学的关系是“妈门不通”。我们这儿管乳房叫“妈门”。一个男人的“妈门”是一条干涸的河流，是瘪瘪的秕谷，即使念上一万遍“芝麻开门”，也打不开通向生命源头与绿洲的门。我也打不开通向数学源头与绿洲的门。这致命的隔阂与堵塞让我吃尽了苦头，我仅仅考出了满分（120分）的零头还不到，幸运的是我的语文和其他挽救了我，使我不致于一沉到底地两手空空，最终被淘汰出局放逐于社会或重新回锅做一根“老油条”。
通向这所学校的主干道仍然是临山路。和所有这个方向的路一样，它也像一根两头锐利横放的钉子，向东射向临山和它脚下的学校，朝西指向火车站，我们都是被它沿路串起的线索。
1988年的临山路上，天天都可以见到的有两个人。他们每天早晨几乎同一时间，从不同的门里出来，一个从东向西，一个从西向东，漫无目的地在路上游荡一天以后，到了晚上又几乎同一时间，回到不同的门里。
他们一个是疯子，一个是傻子。
平是疯子。她是我的一位老师的妹妹，胖乎乎的，像电视里的观音，纷乱的头发则像刚出窝的母鸡，那儿一天到晚扎着一根红头绳。她沿着路边不停地走着，从这头到那头，又从那头到这头，像在寻找着什么。但她的眼睛平视，像顺水推出的舟，步子匆忙而沉稳。我很少见她在路上闹，仅有一次，她在红绿灯旁手舞足蹈，笑嘻嘻地说自己是某歌星，有人恶作剧地逗她，她就果真用心唱了这个歌星的一首歌，还真像那么回事，引得来往的车和人都停下来观看，没人理会闪烁变化的红绿灯。
傻子是他，但到现在我都没弄清他的名字与年龄。他家在附近一条巷子深处，他大概不小了，下巴间扎满了又浓又黑的胡须，记忆里我读初中时他就在这条路上来回游荡，那时他至少比我高了一头。他穿得不好，都是些过时的旧衣服，鞋子大方地露出了脚趾，但浑身上下很干净，看得出有人天天给他洗和换。他一手捏着张硬纸板，边扇边嘿嘿地笑。他从早到晚都是这副表情，笑得那么轻松，那么真实，那么自然，仿佛不知世上还有忧愁，我有些羡慕甚至嫉妒他。我不知道，除了笑，他是否还会其他表情。这样说是因为我经常看到上下学路过的小学生逗他“掴左脸”，他马上抬起巴掌扇了一下左脸，清脆而响亮；不容他歇息，又逗他“右脸”，他立即抬起巴掌扇了一下右脸，同样清脆而响亮。做这些时他的脸上一直在笑，仿佛笑是他天生的皮肤，轻易脱不去了。阳光下他奔跑着追逐一只蝴蝶，满头汗水横流，表情兴奋而迷醉，蝴蝶隐身不见了，他看到了一群蝴蝶似的女孩，他不敢追逐她们，放轻脚步慢慢地接近她们，生怕吓着了她们。远远地看见他，她们尖叫着一哄跑散了，像受到惊吓的花朵。他失望地盯着她们的背影，摇了摇头，却不追赶。但他终于被拳打脚踢得头破血流，浑身裹满了污泥，笑容因痛苦扭曲与变形了。起因是他当众脱掉了裤子，展示了他最隐秘的角落，紧接着就被勒令提上了裤子，遭到了同类们的迎头痛击，让他一下子丢失了方向。
1988年的临山仍是一座野山和荒山，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开发作了不伦不类的公园，天天被喧嚣的脚步和背影覆盖。一条狭窄的黄土路蜿蜒通向山顶，到了雨雪天泥泞缠绵，两旁荒草萋萋，浑身是刺的酸枣摇曳着细碎的黄花，冷不丁探出腿绊你一下，麦子与蔬菜一路延伸到了大路边，空地上粗壮的枣树与桃树撑起了浓荫如盖的天空。围墙内是我们的学校，一条黄土路横过她门前，到了雨雪天同样泥泞缠绵。跨过围墙就是山了，这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浪漫与放任，脚步常常走着走着就上了山。我印象里雷和琴天天吃过早饭就形影追随地挎着书包上山了，一直到天黑才像归圈的羊儿回到学校，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大山肯定知道，没有什么秘密能够躲过它的眼睛，他们最终结成了夫妻，至今幸福美满。下坡出了校门，向右有一家小酒馆，孤立在村庄边缘，条件简陋，光线昏暗，但菜做得比食堂的好吃，我们隔三差五地在夜色掩护下推杯换盏醉生梦死，为它带来了滚滚财源，后来它随着我们毕业也关门大吉了。
我真正开始了初恋。我的初恋与成人都没有仪式，她们像孪生姐妹相伴同来，仿佛初恋是成人的必然衍生，因此说这次我是有准备的。但不幸的是她迅速凋零了，像一朵午夜昙花，来不及在黑暗内心曝光就枯萎了。
我那时迷恋长发飘飘、多愁善感的女孩，她们符合我的审美理想，像一个和谐的音符，触动着我敏感的心弦，让我久久不能平静。邻县的她面对面走过来，投石问路似的一下子击中了我，拉近了我审美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她正有着一头长发，齐整的刘海儿搭在了前额，说老实话，她并不漂亮，小鼻子小眼睛，包括娇小的体形，但她的受看正是越看越小的小。我这样说你可能有些不明白，那些被时光与上帝恩宠的女人，她们得到的不多不少，不偏不倚，都是不可复制的绝版，在岁月的显影液中日益清晰与牢固，就像一张被深刻的黄漫漶的老照片，唯一不可篡改的是纷呈在其中的表情、姿势与面孔，而她得到的恰恰是小，对比着周围的大，被我们阅读和欣赏。
秋老虎咆哮着最后的余热。她穿着一条蓝白相间的裙子，领子像阔叶植物翻到了脑后，长发用手绢随意扎起了，桌上放着一只插着吸管的卡通水杯，她不时俯身优雅而小心地吸上几口。蓝与白的亲密接触正是我喜欢的色彩搭配，我坐在后排贪婪地盯着她的背影，她的动作，想象和虚构着她的表情与心境，她像一株在海水和歌声中袅袅上升的海带，带给我丰饶茂盛的清凉。
从秋天开始，到冬季结束，初恋像一个被剪切过的情节，开始在结束时，短暂得让我猝不及防。现在我回头翻检那时的情节与细节，我的记忆意外地大面积地丢失和被屏蔽了，我不知从哪儿突破记忆的囚笼，甚至记不清我们是怎样开始与结束的，就像拔剑四顾茫然却找不到目标，剑剑刺向的都是虚无的空气，我的记忆也是这样，我怀疑自己得了失忆症，我想得头痛欲裂筋疲力尽。我相信岁月如水缓缓冲刷和消弭着记忆的堤岸，却给我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影像，一个落花流水的结局，和微生物似的蛛丝马迹，我决定潜入水底寻找记忆的沉船，打捞被颠覆的往事。
第二天就要考试了，我却陷入了痛苦与烦闷当中，白天她突然提出了分手。我像第一次投身惊涛骇浪游泳，排空巨浪一下子打懵了我，我不可救药地呛了水，显得手足无措，好半天缓不过神来。有人轻轻敲门，是母亲开的门，她竟然来了。我狠狠地吃了一惊。入学不久的我们暂借了别处房子当校舍，那儿与实验中学一墙之隔，她首先出了铁门，上了马路，来到实验中学门前，然后踏上那条我高中三年走了无数遍的漫漫求学之路，上坡，穿铁路，下坡，拐入水塔街，绕过火车站，一路笔直地经过临山路，我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得到她徒步行走的路线。等到天黑时，她终于站到了我们家门前，一溜儿刘海儿被汗水紧贴在了前额上，脸庞在昏黄的灯光下蒸发着热气，她犹豫了好一会，鼓起勇气敲响了门。她徒步穿越了大半个郭城，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找到我，仅仅为了亲口告诉我一件事情，这也是她提出分手的唯一理由，那就是她有乙肝。她比我大一岁，懂得多一些，清楚乙肝为未来生活预先投下的阴影，她说她怕将我一起拖入泥淖之中，因此提出了分手。我当时正被她的突然出现弄得既幸福又激动，她告诉我她沿着临山路一路前行，黑暗中走过了我们这个院子，走到河堤旁时，几个年轻人站在长长的堤上，边打着尖利的唿哨边大声地冲她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呀……”，她单薄的背影像一堵墙无声地对抗着不怀好意的歌声，她一直不回头地走到临山脚下，发觉走错了，又折了回来，再次走到河堤旁时，那几个年轻人仿佛知道她要回来，仍然站在长长的堤上，面对面地冲着她边打着尖利的唿哨边大声地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呀……”，这回声音更响亮更放肆，她内心充满了恐惧，几乎小跑着进了院子。我用心地听着，一个独自大胆地向前走了那么长夜路的女孩，仅仅为了向你袒露与自己身体有关的一个秘密，这秘密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我坚定地安慰着她，陪她踏上了回学校的夜路。
考试后就放假了。我们约好了我去市驻地，她带我去看她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去的那天，我的父母觉得我要去她家，出于礼貌很郑重地让我带上两瓶酒和两瓶橘子汁给她父母，尽管我有些难为情，还是随身带上了，一路汽车颠簸跳跃，瓶子与瓶子碰撞像在举杯互致祝福。她在车站接到了我，领着我穿街入巷，看了她被一棵大槐树荫庇的童年生活。她没让我去她家，我们也没地方去，就进了人民公园。我拎着酒和橘子汁与她并肩走着，到中午了，她仍然没有让我去她家的意思，我举了举手里的东西，说，你捎回家吧，我回去了。她却不愿意拿回家，没办法我们买了两个面包，坐在树下就着两瓶橘子汁吃着。我不知道她的感受，我喝着那有些红的液体，又甜又黏，从我嗓子眼艰难地流入肠胃，我却感觉不到甜蜜的幸福，而像一个掉进蜜罐里的蜜蜂，自由的双翅被蜜牢牢地黏住了，左右脱身不得，哪里还顾得上品味甜蜜。酒最后被她带走了，她是想偷偷地放到柜子里，与其他同类并肩站到一起，我盼望她能有好运，不被她的父母发现和识破，捋着这两瓶不翼而至的酒提供的线索追踪到他们想知道的一切。
我说过我是一个相信直觉的人。这一次，我准确无误地预感到一切都结束了，但我仍借着空想安慰自己，像面对虚幻烤鹅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开学后，一切彻底结束了。据她说是她的父母知道了我们的事，最后通牒要她跟我分手，她稍稍动摇以后屈服了。她一贯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她说过，父母和那个家是她最后的退路，她不能失去这岸和避风港，要丢掉的只能是没有把握与出路的感情。
她放弃了最后的抗争。
我结束了最初的恋爱。
坦白地说，我那时单纯而幼稚，像单晶冰糖。跟她交往，从头到尾都很规矩和纯洁，仅仅一次，我们一起爬上了临山顶，阳光在头顶照耀着我们，风吹起了她的长发，一根白发倏地一拧身，像雨丝晶莹剔透。我惊问，咦，你有白发了？她笑答，你帮我拔下来吧。我拨拉着她的长发，找到了那根白发，轻轻地拽了下来，放到了她摊开的掌心，她却扬了扬手，那根白发闪烁着飘飘飞走了，像一支洁白发光的羽毛，又像一片来去匆匆的云。
同时带走了我不懂得爱情的初恋，还有记忆。
她有一个挺别致的笔名：箫无怨。这名字与席慕蓉的一本诗集有关，我不知道现在与我同在一个城市却毕业后一直没再见过面的她，在她现实生活的箫管里还有没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怨？是她此刻又让我怀上了一种遥远的旧。我真诚地祝她幸福。
诚终于疯掉了。就在不久前，他还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到中央党校读研究生回来了，即将去某县任副县长了。在更不久前，他在电话中说自己到某镇挂职了，一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在黄河边的一个城市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我和他，都是往不惑路上一天天地奔的人了，啥真啥假还能分不清吗？我捏着听筒一言不发地听着，他努力踌躇满志地讲着，话音快而高富有激情，像在对着我演讲，却丝毫感染不了我，我像手术台上的医生面对着病人似的他，他终于说累了，匆匆道了声再见挂上了电话。他的声音偶尔这样借助电波出其不意地设伏和捕捉着我，我在猝不及防中被他抓了现形，乖乖地做了他的耳朵。他兴高采烈地介绍着自己的壮丽旅程，芝麻开花节节高的为官之路，仿佛只为找一个能够倾听的耳朵，讲完就撂了电话，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可以肯定的是他从未离开这个城市，也许在任何角落，即使是反复地住院和出院。隔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又想起了我，充满激情的声音不知从哪个角落钻出来撵上了我，永不疲倦地让我防不胜防无处逃遁。
他总是在我就要将他遗忘时打电话给我，他超常的热情与非凡的激情，让我们之间的对话成为他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他太需要我这么一个听众了，确切地说，是这么一双忠实的耳朵，从叙述到叙述地聆听和分享他的“成功”与“快乐”。从这一次到下一次，他赶在我就要将他遗忘时，出其不意地设伏和捕捉了我，乖乖地做了他的耳朵。他翻来覆去地强化和加深着我的记忆，就像大圈套着小圈的年轮，——为了永不忘却的记忆。
他像一个烧炭党人，被热情驱动，被激情感染，滔滔不绝地牵来一条大江，上面漂浮的是谎花似的谎言，——结不出最后的果实。他没意识到他正在玩着冒险的游戏，这让他如履薄冰，随时都可能掉入自己埋设的陷阱。他就像一个前言不搭后语的木桶，四下里漏着水，他疲于奔命地奔跑着堵漏，弄得自己狼狈不堪，手足无措，左右碰壁，却浑然不觉。试想想看，一个从身体内部往外到处“跑水”的人，怎么能堵得住自己泉涌似的高潮迭起的无数“伤口”呢？
他开始言语冲突，相互矛盾，叙述南辕北辙，在同一时间踏进了同一条河流，也许他根本就没意识到，继续将谎言进行到底，直到江枯石出。
他守着自己构筑的像肥皂泡一样虚幻的谎言，他被热情驱动被激情感染，活在自己巍峨高大的影子中，坚信自己无所不能横扫天下，仿佛是自己的神与所有人的救世主。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内心空虚的沙漏，眼睁睁地被时光埋没和吞噬。
而我最近的一次见他也有几年了。那时我还在原来单位工作，有一天他突然打听着找到了我，见面就像子弹远远地向我扑来，热烈地拥抱我，我们也的确快十年没见面了。中午我请他喝酒，然后到我办公室聊天，说着说着他大梦初醒似的想起了丽，执意要给她打个电话，我苦苦劝阻不住，只好随便他了。看得出他为自己这个不速到来的念头感到激动和兴奋，他的手在颤抖，一把抓过了电话，一字一顿地点着号码，电话通了，居然是丽本人接的。他沉默了，气流凝固了，那端丽一遍一遍地追问着是谁，有些不耐烦了，他怕她撂了电话，有些迟疑地报出了名字，顷刻丽恶毒和愤怒的咒骂像铺天盖地的冰雹将他砸懵了，仿佛压抑了许久终于爆发了出来，他惊呆了，不自觉地挺直了身子像在被谁训话，脸涨得通红，眼珠子几乎鼓射了出来。我不忍看下去了，忙摁死了电话，最后一句咒骂前半句乘机跑了出来，后半句卡在了电话里，但我们都听清了，我敢保证那是世上最恶毒的话。他终于恍恍惚惚地走了，像一页轻飘飘的纸，连手都没跟我握一下。
1988年的诚与丽是一对生死冤家。他们之间的纠葛与故事像雾里的花，似乎没有谁能看得清，说得明。
诚与他原本坚冰一块的死党像猝然碰到了烈火，一刹那融化了，他们集体背叛与抛弃了他，在学生会改选这件事上，他们临阵倒戈与反水了，从背后给了诚致命的一推，他就以加速度孤独地落选了，而他曾经视之为头等大事并信心满怀呀。紧接着他被查出了乙肝，他们再次枪口一致地对准了他，将他的铺盖扔出了宿舍，他寂寞地无家可归了。他被迫到外面租房子住，将自己一个人与潜伏的病毒关到了一起，他的情绪与精神都降到了零度以下。
这时丽拯救与激活了他。我们无从得知丽出于什么想法和动机，是同情，还是其他？她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烤化了他情绪与精神的坚冰，将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的他拉出了水，用热情与关心烘烤和温暖着他，他重新焕发出了腾腾热气，似乎寻找回来了独自流浪的家。
丽频繁出入于学校与诚租的房子之间。诚不再来学校了，有时丽也不来了，我们都猜测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怀疑他们一起私奔了。
让我们想不到的是，有一天丽红肿着眼睛跑回了宿舍，一个人趴在床上捂着枕头嘤嘤地哭，没有谁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从此她不再去找诚了。
诚又回到了学校。丽视他如陌路人，甚至仇人，一眼都不愿多看他。我们惊诧于她态度转换的神速，更加弄不清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冷漠与仇恨没有铺垫地压倒了一切。诚开始没完没了地缠着她，上门去找她，半路拦截她，在除了女厕所和浴室的一切地方，遭遇的都是冷脸与打击。他顾影自怜似的自我安慰，喃喃地说“我爱丽与丽何干”，这句话似乎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与信心，但也很快成为了我们久盛不衰的笑柄。
他终于忽发奇想地要去丽家跟她的父母好好谈谈，他一直固执地认为问题出在他们身上，是他们影响和左右了丽，施压和操纵丽像躲避瘟神似的远离他，他坚信只要做通了他们的工作丽也就回心转意了。为此他做了精心的准备，他不知从哪儿借来了一套旧警服，找了一辆旧吉普车，兴冲冲地搭车到丽家了。他敲门进去，说了自己是谁，就被一通劈头盖脸的拳脚打出了门，滚下了楼梯，跌跌撞撞地溜了。但他仍不死心，继续上门要好好跟丽的父母谈谈，他一次次地遭到了迎头痛击，一次比一次手重，他发达的痛感神经经受住了洗礼与考验，他警服的领章被扯脱了，像一个舌头垂挂在肩头，脸上、额角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口，殷殷地往外渗着血。他终于被打怕了，嘴里仍喃喃自语“我爱丽与丽何干”，但声音已经逐渐微弱了下去。
一天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份报纸复印件给我们看，上面介绍着他读高中时在教室勇斗歹徒，被恶狠狠地在头顶砸了一板凳的事迹。
从那时开始他的脑子就坏了。
他是一团自以为是的火，丽就是一把粗粝如沙的盐，撒到了火里，噼噼啪啪地激起了他内心狂热的火焰，谁也熄灭不了，只有他自己。
听说后来他结婚了，和一个粗眉大眼的农村姑娘，有了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孩，老二是男孩，我印象里老二叫大雷。我们这儿重男轻女，不少人都拼命想法子要个男孩，诚也不例外。
和我们一样，他也过着两点一线的日常生活。不同的是，他身心疲惫地奔波在精神病院与家庭这两个点之间，串联起了一个个惊心动魄与风平浪静的日子。
我有时想想，命运真会捉弄人，翻翻手掌就改变了一个人掌纹似的河流的走向与伏笔。
可惜了诚那么一个优秀青年。
正当诚一次次地上门以柔软的身体迎接丽的家人坚硬的拳脚时，玲尾随在霞的身后，走上了一条坚持不懈追赶霞的漫漫长路。
霞频繁地恋爱，又频繁地失恋，在得与失的空隙之间，不是她被甩了，而是她一脚蹬了别人。她就像天气热了，随意脱掉一件外衣一样将那些男生团弄揉皱，随手扔出了身外。从甲到乙又到丙，她乐此不疲地玩着这种游戏，她走马灯似的爱情让我们眼花缭乱，热度却一律仅仅维持了三分钟，她仿佛急不可耐，不等完全冷却，又开始了下一个三分钟。她的美貌成了这种游戏唯一的砝码与钓饵，我们都认为她的举动危险而可怕，是在挥舞无数毒蛇似的火苗燃烧自己，但她似乎在游戏中得到了快感，没有人劝得住她，她就暂时一直这样一路玩下去，自我感觉满足而得意。
我至今也揣摩不透玲的心理，她封闭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的行动。她步了霞的后尘，像一个忠实的追随者，但她不是像霞一样试穿又脱掉一件件外衣，而是跟在霞的身后拣拾她一路淘汰和丢弃的外衣。比如霞蹬了甲，玲马上跟甲好上了；乙被霞踹了，立刻被玲爱上了。霞和玲像一根链条上密不可分的两环，环环紧扣，配合默契。霞在分，玲在合；霞在散，玲在聚；霞在制造痛苦与麻烦，玲在抚慰和愈合伤口。霞是上游纷乱残局的肇事者，玲则守望在下游等待着收拾，一颗又一颗的心在霞那儿被伤害得遍体鳞伤，转眼间又在玲那儿康复如初。玲疲于奔命地为霞丢弃的感情救死扶伤，她仿佛是霞的替补，在为霞弥补和偿还着什么，她其实一点都不欠霞的。这让我们不可思议，也更加看不起玲，她就像一个吃霞嚼过的馒头的乞丐，又像嚼着霞吐出的甘蔗渣滓，不知她能不能品出一丝味道和甜蜜？霞在前不断地脱外衣，玲在后不停地穿外衣，她们形影追随，这成为了我们学校那时茶余饭后永不枯竭的话题。
霞的游戏终于出了纰漏，火熊熊烧到了她身上。两个郭城师专的学生，都是霞的外衣，一个被霞脱掉不久，另一个刚刚被她穿上。他们互相迁怒，都认为是对方在纠缠霞，这桩公案从嘴开始，最后拔刀锋芒相对，一死一重伤。两个人的家庭都将愤怒和怨恨一股脑地集中清算到了霞身上，他们空前团结地汇聚在一起声势浩大地闯入校园，要当场打死霞偿命。没见过这阵势的霞一下子疯了，眼前老是有红的刀子、白的血在飞舞，四处迸溅，连阳光都是鲜红的万道血柱，她不停地脱自己的衣服，脱了外衣脱内衣，直到一丝不挂，从此她再也没真正清醒过来。
只有这一次，玲没来得及拣拾霞丢弃的外衣，听说她堕胎后去一个陌生地方休养了。
我们背地里都叫霞“花痴”。有一次我和妻在电影院门前的台阶上碰到了她，她一把抓住了妻，踮起脚尖做出比身高的样子，煞有介事地问妻：“你还记得咱俩一块比个子的事吗？”其实妻根本不认识她。她比以前白了胖了，原来的红润与苗条荡然无存，眼睛黯淡而呆滞，许多梦想熄灭了，化作了一潭死水。
还有一次，她趁家人不注意，偷偷地抱了刚满月的女儿溜出了门，搭上出租车到了火车站，说是要坐火车去北京看毛主席。幸亏家人及时发现了，追回了她和孩子，却不敢让她独自和孩子在一起了。
听说她有时当众脱了上衣，露出了浑圆丰满的乳房，步步紧逼地往人多的地方凑，嘴里喃喃自语着英语字母，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些被她随手丢弃的外衣。
熄灯了，黑暗四下沦陷了，另一盏灯被伟点亮了。他趴在床上，开始了每天花样翻新的讲述。他是一个暴露狂，我这样说，是因为他的经历和往事无法在他体内过夜，他像一千零一夜一样地夜夜讲述他私生活中的隐秘细节，这些讲述都与一个叫慧的女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其中唯一的男女主人公。
伟迎合着我们倾听的欲望，从他和慧接吻开始讲述，一下子跳跃到了上床。他第一次与慧躺在同一张床上，是在一个飘洒着毛毛雨的夜晚，在校外小旅馆里，但这次他们什么都没做，只是脱光了衣服并排仰面躺着，像在沙滩上晒着太阳，他们彼此陌生而新鲜的肉体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他们有搭没搭地说了一夜话，眼看天快亮了，就穿上了衣服。事后伟却怕得要死，是怕慧怀孕，过了一段时间慧的身体没有动静，像沉睡不醒的荒原。他的胆子逐渐大了，无师自通地找到了窍门，学会将那家什像注射器一样推向了慧的体内。这回身体最亲密接触了，他真的害怕了，日子在惴惴不安中一天天地苦捱……他有意卖了个关子，不再往下讲了。
我们听得正带劲，一个个浑身燥热，口舌发干。在这样的夜晚，伟充满激情和悬念的讲述撩拨起了我们情欲的火苗，我们原本黑暗沉寂的内心一下子被照亮了，豁然开朗了，那些火苗像蛇信子一样不停地挣身向上抖动，仿佛就要冲出身体奔向原野与花朵。我们如饥似渴地催着他往下讲，他却像卡壳的磁带戛然止住了。栋愤愤不平地骂道：“都是尿尿的玩意儿，有啥大不了的。”
吊足了我们的胃口，伟又开始了讲述。他怕慧真的怀孕了，那将是一件麻烦和头疼事，又怕碰到熟人，不敢在当地医院检查，就带着慧坐车到了邻县医院，化了名给慧做检查。坐在B超室门口长长的联椅上，慧不停地喝水，她的身旁已经堆起了四个空荡荡的矿泉水瓶，她得让子宫充盈丰沛如河流，充分膨胀起来，最好是来一场史前大洪水，才能看得清那个意外生命的胚芽，同时她还得忍住一波高过一波的释放河流的强烈欲望。她进去了。伟坐在联椅上，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仪器的公正宣判，他的心情既矛盾又复杂，作为男人，他盼着慧怀孕，仿佛为了证明什么，但又怕慧怀孕，努力逃避着那个日渐成长的负荷。慧终于出来了，手里捏着张纸片，他飞快地扫了一眼，上面水平线似的“－”号让他石头落地似的放心，又有些失望得像轻飘飘地放飞了一只风筝。
讲完了这些，伟独自一人呼呼大睡了，撇下了我们清楚地醒着，我们无一例外地望着茫茫夜空似的天花板，骚动不宁的内心渴望着倾盆雨雪。
一天，伟将我叫到外面，他努力压抑住兴奋和激动，先兜着圈子说了些其他的事，然后表情神秘，有些炫耀地说：“我让她怀孕了。”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没头脑地问：“谁呀？”
他却不回答我。
我猛地想到了慧。他终于阴谋得逞了。
接着他哀求我带慧去人民医院堕胎。他知道我中学语文老师的爱人在妇产科当主任。
我无奈地答应了他，但要求他必须自己带慧去，我介绍完了就走。
他可怜巴巴地点了点头。
那天，我把他们带到医院介绍给了我老师的爱人，就逃也似的走了。
当晚熄灯后，伟又开始了他的讲述。他坐在妇产科门前的椅子上，慧犹疑着进去了，看得出她内心恐慌，身体不住地打颤。那一刹那，他下意识地想跟着进去，但被大夫冷冰冰地拦住了，他被要求去买了一包卫生纸，预备慧出血时用。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了痛苦而锐利的尖叫，直抵他的心房，让他浑身不寒而栗，他想象着慧的面孔一定因疼痛扭曲变形了，那些金属的光芒一定让她恐怖得闭上了双眼夹紧了双腿。
大约一小时后慧出来了，她弯腰捂着肚子，走路有些摇晃，脸色苍白像张纸。他走上前扶住了她，她却借势仰倒在他怀里，尖尖的手指用力插进了他的肉里，趴下身子狠狠地在他肩头咬了一口，攒足了劲说：“我恨不得杀了你。”
他进去替她拿衣服时看到了那团肉，从她最隐秘的地方吸出的肉，鲜血淋漓，模糊黏稠，仿佛还在跳动。伟津津有味地讲着，我一下子从黑暗中跳了起来，站在床上指着他骂道：“够了，你他妈的还是不是人？”
整个宿舍沉默了。
伟不敢说话了。
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感受，我听了伟的讲述，眼前老是晃动着那团模糊黏稠的血肉，我觉得一种深刻而尖锐的疼痛从内心缓缓升起，如雾似水地弥漫和淹没了我，我嗅到了浓重的血腥味，我摆脱不掉它，我呼吸急促张口欲呕，我害怕自己会吐出红的心、苦的胆，最终还原成一团一无所有的血肉。
一个生命在身体中摸黑走向了毁灭，仅仅源于一次猝然片刻激情碰撞，一切却在毫不设防和懵懂无知中结束了。
我忽然觉得那团血肉就是我们的青春期，她曾经与我们朝夕形影相伴，如今却以这种惨烈的方式与我们挥手作别，日渐走远了。它终于脱离了我们身体，不再与我们有关，也不再与我们身体有关了。
我们仿佛一夜之间沧桑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