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记
我们的童年，没有现在孩子们这么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那时候，孩子们玩得最多的，就是踢毽子、捉迷藏、丢手绢、老鹰抓小鸡、过家家等游戏。我们这些文静的女孩子都喜欢玩过家家，扮演小妻子、小母亲的角色，手里揽着金发碧眼的布娃娃，轻柔地哼着妈妈们唱给我们的儿歌，温存地哄着怀里的布娃娃入睡。那是一种潜意识母性情怀的最初萌发。
我所在的城市是北方沿海一座县级市，高中毕业后我顺利进入一家开发区市政建设公司上班，然后经人介绍结婚。记得结婚半年后，我有段时间对气味特别敏感，时不时恶心呕吐，一直以为是肠胃问题，没有太在意。直到一位同事大姐善意提醒，才意识到应去医院检查一下，结果真的是怀孕了。看到B超化验单上那个十字架似的“+”号，在期盼之中，又有点不敢相信，一个新生命的诞生竟然是如此神秘而又奇妙，如此猝不及防而又天造地设，甚至完全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他（她）就一天一天地正向我走来，我要当妈妈了！
母亲去世，婆母远在上海大姑姐家，没有一点育儿经验的我，满心欢喜又惶恐紧张地准备着迎接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从检查出怀孕的第一天开始，我就郑重买来一本崭新的笔记本，开始写《宝宝日记》，记载下这个新生命成长的点滴历程，长大后与他（她）一起分享和回味。此刻我的身体是迷人的仙境，绿野河流，鸟语花香，簇拥着渐渐长大的生命。刹那间，我儿时那种怀抱布娃娃玩过家家的小母亲情怀被唤醒了。尤其对于失去了最疼我的母亲的我来说，孩子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她）将是我亲手创造的生命，也许有着我母亲家族的隐性基因，神奇地传递着我与他基因的金丝带。一想到自己要做妈妈了，我的生活习惯改变了许多，不再挑食，也不再娇气和任性。一向爱美的我，脱下高跟鞋，摘下隐形眼镜，不施脂粉，素面朝天，开始主动锻炼身体，眼角眉梢洋溢着即将为人母的柔情和恬淡。
那时的我一味沉浸在创造新生命的狂喜和兴奋中，没想到对于一个女人再平常不过的生育，会在我日后的漫长生活中投下怎样的阴影。由于单位效益不好，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检查费和生产费都不报销。他在我们租住房60里地外的乡镇上班，每天骑摩托车早出晚归，到家已是八、九点了，我天天提心吊胆地听着摩托车的声音，直到听见门响的声音才彻底放心。怀孕后期，为了方便去市里医院检查，我退掉了单位附近的租住房，搬回到市区娘家的楼房，跟娘家哥哥嫂子住在一起。我每天骑自行车跑十几里路去单位上班，单位没有食堂和宿舍，中午到外边的小吃摊上买个烧饼或者包子当午餐。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孩子临产。
10月22日，临近预产期还有半个月。大夫检查说因为母体营养不良，孩子胎盘钙化，可能要早产，让做好提前生产的准备。听了大夫的话，慌乱中的我赶紧办理了产假手续。当天来到他所在单位的宿舍住了下来，希望在生产时一家三口能够在一起，不用每晚坐卧不安地谛听摩托车的声音，担惊受怕了。那晚8点半，整个下午都在他宿舍忙着洗衣服打扫卫生的我，觉得疲惫要洗漱休息了，突然感觉身下有水一样的东西流了出来，却听不到响声，想起怀孕时曾问过姐姐临产前兆，记得姐姐说过会有水一样的东西流出来，预示羊水破了，马上要到医院待产。去市里医院来不及了，赶紧赶到他单位所在地的一家大型企业医院。大夫们都下班了，在医院工作的表姐和值班护士过来看了看，说不要紧，明早一上班大夫会过来接生。
整整一夜，我躺在空荡荡的病房无法入睡，一直恶心呕吐，腹泻绞痛。终于挨到第二天早晨，表姐陪着妇产科大夫过来了，看见一夜未眠、被疼痛和呕吐腹泻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我，表姐说这个样子没有力气生产，必须要喝点小米粥才能支撑体力。为了顺利产下宝宝，我勉强喝下了表姐为我熬的小米粥。我的体内涌起一波又一波的阵痛，好像有一只坚硬的勺子在搅动五脏六腑，从腹部向下辐射撕扯。我全身被汗水浸透了，疼得说不出话来，眼泪流干了，嗓子发不出声音，已经没有哭的力气了。我实在无法忍受这折磨了，费尽力气蠕动嘴唇，请求大夫做剖腹手术。大夫摸摸我的腹部，说孩子很小，我剧痛了一夜，宫口已经开了，再坚持一下，孩子就可以顺产。听说顺产对孩子以后发育有利，我豁出去了，决定自己生。嘴唇疼得咬出了血，连哭喊的力气都没有了。此时已是上午7点50，距离头天晚上破羊水快12个钟头了，“宫口已经大开了，使劲，使劲，坚持住！”配合大夫的要求，我一点一点地攒足全身力气，只想让孩子顺利健康地生下来。
这时，四下突然一片沉寂，被疼痛折磨得意识模糊的我，恍惚中听到大夫跟身旁的助产士小声说话：“胎位不正，孩子脚先出来了，赶紧准备采取措施!”我一下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不幸遭遇了难产，孩子脚先出来，如果生产不顺，就会脐带缠住脖子，有生命危险，母亲也会面临大出血，甚至可能失血而死。这样的情况，我在怀孕时听人说过，没想到噩运竟然降临到我的身上。
我的大脑瞬间空白如洗，旋即想到九个月怀孕的辛苦，对孩子的期盼，想到自己早逝的母亲。孩子尚未来到这个世间睁开眼睛看上一眼，不能让他（她）就这么一路穿过黑暗离去。宁可付出我的生命，我也要把孩子生下来。这时候，时间就是生命，每延迟一秒钟，就意味着孩子多一份危险。我突然生出了力气，起初像抽丝，越聚越强大，。对大夫说，我要孩子，要把孩子生出来。那一刻，没有了疼痛和恐惧，让孩子顺利出生的念头支配着我，身体立刻像充了电一样，全身的力量陡然爆发了。母爱的力量就这样战胜了危险，我的孩子终于顺利出生了，是个女儿，包着毯子只有2.5公斤。是女儿的瘦弱娇小拯救了她，也挽救了我。我全身瘫软，无力张口道谢，我与女儿一起携手终于度过了难关，这是我们母女俩第一次联手打败和逼退面目狰狞的噩运！可能是孩子太小又早产的缘故，她出生并没有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呱呱坠地。大夫告诉我孩子出生的消息，我犹如卸去了千斤重担，人一下子瘫软下来，这时想起没有听到孩子的哭声。正要问，突然听到一声小猫一样微弱的嘤嘤哭泣，然后是大夫如释重负的声音：“孩子生下来没哭，怕嘴里被羊水堵住，倒提着拍打了屁股一下，这会儿没事了。”
我紧张的心立刻放松下来。大夫把孩子抱到我面前，孩子像一只小猫咪一样大小，略微发黄的黑色卷曲的头发，大拇指肚般大的脚后跟。看着躺在身旁紧紧闭着眼睛的小小的身体，想到刚才孩子被大夫倒提着轻轻拍打的情形，我的心针扎一样疼了起来，泪水冲决迷糊了双眼。这时我才想到，如果孩子遭遇了危险，我将如何面对。而假如我失去了生命，我的女儿又将怎样在这个世上艰难地生存下来。我已经失去了母亲，不能让我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没了母爱。从今往后，我不是我自己的了，我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我要好好活着，守望着她长大，不能让她像我一样，失去母亲，孤苦伶仃。
没有娘家母亲，在婆婆家坐的月子。孩子满月已经是寒冬了，他接我们从婆婆家回到娘家的楼房。
他依旧早起晚归骑摩托车去60里外的单位上班，冬天天冷，经常两三天回来一次。我一个人照看孩子，买菜、做饭、倒垃圾、洗衣服、换洗尿布、打扫卫生。常常把孩子哄睡，手忙脚乱洗尿布、打扫卫生、做饭，饭菜刚刚好，还没来得及吃，就听到孩子微弱的哭声，赶紧放下饭菜过去照看孩子，换尿布、喂奶。等忙完回来，饭菜已经凉透了。有时正在刷洗衣物，听到孩子的哭喊声，马上跑进房间看，床上已经找不到孩子了，循着凄厉的哭声，看到我小小的女儿翻身掉到了床下，跌进了床头旁的拖鞋里面。孩子太小了，就像一只巴掌，一只拖鞋就能把她藏起来，我是多么希望可以好好地陪陪我的孩子啊。我把女儿抱起来，眼泪不由自主地哗哗流了下来，心疼我的孩子，也更加思念我的母亲。
没妈的孩子是根草，为了我的女儿不再像她的妈妈一样仓皇无助，我要好好活着，照顾好我的女儿。他不能天天回来，我要自己出去买菜，倒垃圾。不敢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怕她醒来找不到妈妈哭喊，更担心她的安全。只有把女儿包裹得紧紧的，抱着孩子在寒风中去倒垃圾，然后到周围的市场买菜。出门时得一手拎着垃圾袋，一手抱着孩子，拿着钱包，回来时两只手紧紧抱着孩子，胳膊上挎着菜篮子。就这样，孩子过百天时，哺乳和一个人照看孩子的劳累，又使我恢复了少女时的苗条和轻盈。
那时候还没有热力公司，无法供暖，孩子太小不敢插电褥子。我住在背阴的北间，哥哥嫂子住在向阳的卧室。我只有白天抱着她，穿过哥哥嫂子的卧室，到阳台晒太阳。晚上紧紧抱着女儿，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她。房间太冷了，阳光照耀不到的房间弥漫着一股寒气和阴气，女儿常常半夜冻醒，然后一夜夜啼哭，我只有一遍遍艰难地爬起来，给她喂奶，为她换干净的尿布，抱着她轻轻哼唱。直到她安安静静睡着了，我才能稍微躺下休息一会儿。我一夜夜反复起来又躺下，累得腰直不起来，只好拄着胳膊，托举孩子跪爬起来。从那以后，我的腰就留下了痼疾，不敢弯腰，甚至每次洗头腰肢都像断了一样，许久直不起来。
以前对房子没什么要求，但是经历了这个没有阳光的漫漫长冬，我有了迫切买房的愿望。我准备休完产假回单位上班，努力赚钱买房子，只为了可以让我的孩子每天见到阳光。可是没想到，就在我休产假期间，单位改制了，原来的国企摇身一变成了私营企业。新老板是一位干工程发了财的“包工头”，趁着改制之机，以极低廉的价格买下了我们的企业。这就是“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是改革进程中的“唐僧肉”，三教九流都要啃上一口，而国有资产像最后的“遮羞布”迅速缩水了，被一把扯掉了，赤条条，精光光，受伤的是曾经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国企员工，职代会制约和监督等成了被遗忘的“花瓶”。他没有任何口头或书面通知，单方面与尚在产假期间的我解除了劳动合同。为了生孩子后能多休几天产假，我一直坚持工作到孩子临产，以致营养不良，胎盘钙化，孩子早产。却没想到，我的产假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长假，我永远被抛离了自己的岗位，再也回不去惯性的轨道。一夜之间，我由一名国企员工沦落为下岗工人。几代人依赖的企业转眼之间倒手成为个人资本。先是没了母亲，然后失去了工作，命运无情地抽掉了我所有的支撑。我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在我孱弱单薄的身上，生育和工作居然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如果我不生育，也许还不会下岗，可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还有什么比一个孩子的诞生更重要的呢？生育让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保障，可作为母亲的我有什么过错，非要接受这灭顶似的惩罚呢？过去我心中充满梦想，是因为有个单位在，现在没了单位，被汹涌的浪头推向了社会，我万念俱灰，真的觉得什么都没有了。
天渐渐地暖和了，我开始每天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出去，到处看租房广告和招工启事。我想为孩子租一间有阳光的房子，一间足够；想找一份工作维持生活，不求体面只要有解决温饱的收入就行。骑着骑着我忍不住一个人发呆，没了工作，没有房子，没了母亲，没有温暖的娘家，我像一根野草在风中飘摇，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能往哪儿走。女儿能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坐在宝宝椅上，从后面伸出小手抱住我的腰，柔软的身体紧紧贴在我的身上，用稚嫩的嗓音唱起了儿歌“大公鸡，喔喔喔，早早起来笑话我，笑我不劳动，笑我不干活。”听着她故意变调的儿歌，我忍不住笑了，女儿也开心地笑了，从后面更紧地抱住了我。有时候我被生活的履带碾压得没了兴致，麻木迟钝的心全然忘记了领受女儿小小的心意，没有一丝反应。女儿就会在后面奶声奶气地说：“宝宝办法不好用了，妈妈不高兴了。”听到女儿这么说，我的内心百感交集，女儿小小年纪就这么有心，这么在意妈妈，让我感到既温暖，又心疼。我也会忍不住发呆，偷偷流泪，女儿看到了，边伸出小手给我擦眼泪，边把嘴巴贴到了我脸上问：“是宝宝不乖，妈妈生气了吗？”我忍不住把她搂到了怀中。
孩子是无辜的，她是我全部的希望和寄托，是我在最艰难无助时坚持活下来的无法割舍的牵挂。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生一个聪明健康的宝宝，只是命运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让我体验了生育与下岗的水深火热。但是我从未埋怨过孩子来的不合时宜，我只是心疼孩子，她生下来就跟着我吃苦受罪，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三餐不继。我曾经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背影以倒计时永远离我远去，决绝得就像输液袋中一滴一滴地跳下来的泪水，我无力挽留住母亲舍我远行，但我能够紧紧地抓住孩子小小的温暖的手，我要亲手把她带大，给予她别人无法给予她的母爱，100%纯棉似的母爱。如果说这世上永远有一个人真心地依恋着你，真正地需要着你，你也对她永远有割不断抛不开的牵挂，她就是——你的孩子。
我不后悔，只因为没有生育过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
跑保险
相当一段时间，在睡梦中，我被一个飘忽的影子追赶着，慌不择路，误入荆棘丛中，被扎得遍体鳞伤，继续没命地拔足狂奔，失足落入水中，猝然醒了，全身浸泡在了汗水中。我油然想起了那些跑保险的日子，它们就像奶奶给我讲过的“跑反”经历，是生存的压力和艰窘像饥饿的狼群在我身后拼命不舍地追赶我。
休产假，成为我告别体制内工作的开始，我从此进入了长时间没有尽头的“休息”。记得有一次回农村老家看望公婆，婆婆看着我怀里的孩子说：“早点给孩子断奶吧，出去找份工作，咱们这样的人家，养不起闲人。”瞅着只有七八月大的孩子，我从内心里不舍得。孩子出生时，因为营养不良早产，面黄肌瘦，幸亏产后奶水充足，女儿已经出落得白白胖胖，皮肤水嫩，开始咿呀学语了，我怎么舍得断奶呢？即使断了奶，这么大的孩子也要喂奶粉，我们哪有钱给孩子买奶粉呢，况且什么都不如母乳营养价值高。我不舍得给孩子断奶，又不想做一个终日照看孩子的所谓“闲人”。我只有每天骑自行车带着孩子，流浪在大街小巷，看张贴在电线杆上、墙壁间以及塞在门面房上的租房广告和招工启事。
经过反复对比房租，我们终于选定了一家。这是一家城中村的平房，房东一家三口住四间北屋，东边一间厢房租给了一对从乡下来市里做水果生意的农民。南边说是两间，其实只有不到10平方米，隔成了两段，里面仅容一张床，一个简易塑料衣橱，外面放一个煤气罐，一张小桌子。这间房每月房租120元，已经是最便宜的了，我们没有能力租比这个更好的。这间房子最令人满意的，是公用卫生间有个太阳能，房东大嫂租房时答应我们可以共用淋浴。虽然一个小院住了八口人，不可能天天有机会洗澡，但是能隔三岔五洗一次已经非常幸福了。
接下来我又开始到处应聘找工作。可是每次应聘，对方看看后面宝宝椅上的孩子，问了一下能否脱身坐班，听我说不后，皱皱眉找个理由拒绝了。是啊，谁会犯傻招聘一个每天带着孩子上班的员工呢？别人生了孩子，双方老人像抢宝贝一样抢着带孩子，而我却要带着孩子找工作，委屈与无助由心底冲上喉咙，欲语还休，哽咽不已。奔波到初秋，我的一位同学说，你可以去保险公司做保险代理人，这份工作不需要坐班，没有时间限制，不耽误照看孩子，而且转合同后可以缴纳社会保险。我别无选择，抱着可以签合同缴纳社保的希望，去了一家寿险公司，做了一名保险代理人。
当时中国刚刚开始开拓保险市场，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根本不清楚保险工作是做什么的。我先是参加培训，每天带着孩子，保险公司管理人员倒也没什么异议。随后进行推销工作，就是通常所谓跑保险。保险公司每天早上要按时开晨会，我早早起来，给睡眼惺忪的孩子穿上衣服，带孩子去开晨会。在孩子心里，妈妈是她唯一的依靠，只要能跟妈妈在一起，去哪儿都开心快乐。天渐渐冷了，孩子早上起床越来越困难。租住的小平房阴冷潮湿，墙皮斑驳脱落，布满一片片发霉的东西，像苔藓一样。
这个冬天我得了哮喘，晚上喘不过气，咳嗽不止。有一天晚上，强烈的窒息压迫得我坐了一夜，不敢躺下。实在坚持不住了，他送我去医院，怀里抱着刚刚睡着的孩子。本想打个消炎针就赶紧回来，可是去了一检查，患了急性肺炎，大夫要求马上办理住院手续。孩子还在哺乳期，每月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又没有医保，哪里有钱住院呢？我跟大夫商量，让大夫打几天消炎针，开点药回去自己治。大夫看了看我，摇了摇头，答一定要打点滴，孩子也要马上隔离。我连夜回老家，把孩子送给了婆婆。
也许上苍不忍心再这样无休止地折磨我，没有住院，坚持打针、吃药，咳嗽症状减轻了，晚上也能喘过气躺下睡着了。这于我已经是极大的满足，省了一笔住院的开销，症状也减轻了。当然也不可能去复查，生怕检查还有病灶，明知无钱医治，与其让人心里徒增压力，不如讳疾忌医，权当没事。从那以后，便落下了过敏性哮喘的毛病，只要闻到异味，就会咳嗽窒息打喷嚏，憋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候孩子已经一岁了，断了奶，能够自己歪歪扭扭走路了。保险公司没有底薪，工资全靠佣金提成，没有业绩便意味着这个月没有工资。为了每个月都能有一点收入，我每天都要带着孩子出去推销险种。因为性格内向羞怯，我不习惯陌生拜访，只有找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同学同事帮忙。从夏天到冬天，我骑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穿梭过小城的大街小巷，自行车后座宝宝椅上，绑着一个小小的婴儿。婴儿有时会在车子上睡着，头歪在宝宝椅上，如果不是被绑在上面，不知要掉下去多少次了。有时孩子调皮，想在椅子上站起来，或蹬掉了鞋子，总会有好心的路人提醒我“你孩子的鞋子掉了！”通常听到声音停下时，车子已经骑出去几米了。我跳下车子，慢慢地推着车子往后退，不敢支住车子停下，怕万一车子跌倒摔坏了孩子，只好一手扶着自行车把手，一边弯腰用另一只手捡起掉在地上的鞋子，这时才敢支好自行车，一只手扶住女儿，另一只手给女儿穿鞋子。亲朋看见我带着孩子狼狈上门，大都不好意思拒绝，出于同情，会多少买一份保单，这样就可以勉强每个月都有业绩，相应地有点微薄的收入。保险公司如果连续三个月没有业绩，就意味着被淘汰了。那几个月，是一向少言寡语的我说话最多、跑得最勤的日子。签一份单，从开始联系、宣传，到签单、收客户款，再到保险公司交款、给客户送保单，最顺利的也要五六个来回。有的人言语间不经意地流露出轻蔑或者不耐烦，原本自尊心极强的我，为了完成任务，能维持一个月的饭钱，只有假装看不见。有时签完单往回走的路上，想想自己的处境，忍不住一路走一路默默流泪。
一直记得，我签的第一份单，是自己的父亲。
下岗了，没了工作，没有住房，甚至没人帮助照看孩子，我成了父亲的一桩心事。当时60多岁的父亲，先是遭遇老伴去世，紧接着眼睁睁地看着女儿下岗，却爱莫能助。原本一头乌发、走路大步流星的父亲几年间迅速衰老，头发全白了，步履蹒跚了。为了让我有份收入，曾经做过法官、刚强正直从不求人的父亲，开始挨个向亲友打电话，直至登门拜访，让他们帮忙签单。父亲开口了，亲友们都表示支持。父亲第一个签单，买了一份养老保险。
保险工作说是不坐班，时间自由，其实工作时间是最长的，根本没有规律，也没有节假日。那年圣诞节，大雪从傍晚开始纷纷扬扬，早上起来，窗外一片白茫茫，仍然要去开晨会。那时候没有手机，租住的房子也没有电话，不去参加晨会是要扣佣金的。我看看反射着炫目白光的雪地，担心骑自行车会摔跤跌伤了孩子，再看看躺在被窝里熟睡中孩子红扑扑的脸蛋，实在不忍心叫醒她，想着自己去开会，争取早早回来，或许孩子还在酣睡没醒呢。保险公司离租住房远，走着来去怕时间长孩子醒了，又不舍得花钱坐公交车，于是轻轻锁好房门，推上自行车去保险公司了。雪还在下，自行车轧过雪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一路提心吊胆地赶到保险公司，眼睛头发眉毛上挂了厚厚一层积雪。照例是半个小时晨会，这一次我却感到特别漫长，牵挂着睡熟的女儿，唯恐女儿醒了找不到妈妈。终于等到晨会结束，顾不上拜访客户，我骑上自行车匆匆往家中赶。此时路上行人多了起来，雪地被踩泥泞了，结了冰。我下来推着走了几步，又怕孩子醒了，耳边总是萦绕着女儿凄厉的哭声，于是赶紧上了车子。前头人行道上有一辆出租车突然停了下来，从后面车座上下来两个女孩子，看也不看推开车门要下来。已经来不及躲避了，我猛一刹车，车子一下子滑倒了，我也摔在了雪地上。两个女孩子看到我突然滑倒赶紧跑了过来，带着哭腔问姐姐没事吧？我缓缓地爬起来，试了试还能走路，心里惦念着家里的女儿，又看看面前两个女孩子，想到了仅仅隔着三两年时光，曾经跟她们一样青涩幼稚的自己，心里多了几分怜爱，对她们说：“不要紧，你们走吧。以后一定记住，不能在人行路上停车，更不能不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就贸然开车门下车，这样会出事故的。”出租车司机这才从车里下来，帮我扶起自行车，开车离开了。我勉强骑上车子，满心想着赶紧回家看女儿，这才发现车把歪了，骑上去歪歪扭扭掌握不了方向，赶紧下来正了正把手，急忙往家里赶去。
终于到家了，刚走到胡同口，就听到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的心立刻急速跳动起来。我打开门冲进院子，看见房东大嫂隔着屋门在对女儿说话，1岁多一点的女儿穿着秋衣秋裤，赤着脚，在嚎啕大哭。她的个子够不到房门钥匙孔，正使劲地用手拍打着门，喊着妈妈要出去。房东大嫂没有房门钥匙，只好站在门外哄。我的眼泪哗哗下来了，边哆嗦着从包里掏钥匙开门，边喊着女儿的名字告诉她妈妈回来了，。孩子看到妈妈回来，骤然停止了哭喊。这时房东大嫂看到我的嘴角凝结了一块血块，裤子也撕破了，惊讶地问怎么了，我才想起刚才差点被出租车门子挂住，刹不住车摔倒，被车把挂住嘴角出血了。大嫂问没让出租车司机带你去医院检查吗？我说担心孩子醒来，摔了一下爬起来，感觉没什么事顾不上了。大嫂说那你该留个司机的电话，或者让交警过来做个记录，万一有什么事怎么办呢？我说当时实在顾不上了，只想赶紧回来看孩子。这时才后怕起来，都说上天是公平的，好人有好报。放司机走了，如果真的有什么后遗症，没有医保更没有钱治疗的我，又该怎样面对？
我一把将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仿佛不愿再分开，就这么抱着，永远，紧紧地。屋子冰窖一样寒冷，女儿冻得嘴唇都紫了，光着脚直接踩在水泥地上，脚丫冰凉。我低头亲吻女儿冰冷的小脸，解开衣服把她的脚裹到怀里，给她焐热。女儿仰头看着我，看见我嘴角的血迹，伸出小手给我擦拭，小嘴巴凑上来，一双纯净的眼睛紧盯着我，嘴里说：“妈妈不哭，妈妈不哭。”
可是女儿还是感冒了，当晚发高烧，小脸通红，呼吸急促，全身发烫，嘴巴像染了颜料一样红得要滴出血来。我抱着她去妇幼保健院打针，看到针头扎进她娇嫩的皮肤，比扎在我身上都疼，如果可以，我多想替女儿生病、打针啊。她太小了，来到这个世界，跟着母亲颠沛流离，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同龄人没有受过的委屈。女儿哇哇大哭，连续一个星期。每次看到我要抱她走，孩子就开始声嘶力竭地大哭哀求道：“妈妈，不要打针，不要打针！”我狠狠心，边哄着女儿说宝宝好了不打针了不打针了边把她绑到自行车后座上，推着车子往医院走，。刚下完雪，路上结了厚厚一层冰，我不敢冒险骑上车，怕万一再有什么闪失。还没走到医院大门，女儿就认出来了，立刻挥舞着小手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喊：“妈妈坏，妈妈坏，不打针！”……
我不敢独自将孩子撇在家里了，从周一到周五，又开始早早把睡梦正酣的女儿叫起来，穿衣服，带她去开会，然后奔波着挨家拜访客户。就这样跑了不到一年，亲友圈子都跑遍了，断了资源，没了业绩，保险公司终于干不下去了。
干工程
2000年春天，我和他听从亲友的建议准备自己创业，投资建一个预制件厂。从来没有开口向人借过钱的我，跑遍了散居在这座小城的所有亲戚，向他们描绘建预制件厂后的美好前景。大概是亲友们看我下岗，身边带着一个孩子，一家三口寄人篱下，都很同情，也希望我们能改变目前状况，尽快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于是东拼西凑，最多的三万，最少的一千，终于凑够了十万元钱，这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笔巨债。
我们在市南郊区租了一个废弃的村委会院落，随即退掉了市区的租住房，举家搬进了工地棚屋。制作水泥预制件，需要液压设备，我们经过四处考察，发现手头的十万元仅够购买一台液压设备，而我们已经无处借钱，决定自己设计加工液压机。从那年盛夏到初冬，经过三个月的实验，我们自己按照图纸制作了一台液压设备，比购买刚好省了一半钱。
随后是自己研发模具。我们通过对石子，沙和水泥反复进行配比试验，尺寸、湿度、硬度和凝固时间等都达到了标准要求，第一块路基石终于研制成功了！实在太激动了！就像新妈妈抱着自己十月怀胎辛苦分娩的婴儿，带着我们的热望与期待。11月份，一家市政建设部门的订单来了，我们组织工人倒班加紧生产。
研制出第一台机器，生产出第一块产品，接到第一笔订单，送出第一批货物，那种喜悦与成功的心情无法言表。然而困难接踵而至，借来的10万元钱虽经精打细算，仍然不够前期投入，手里没有了流动资金。原材料一天进不来，房租、工人工资等就要在等待中白白损失一天。焦急如焚的我们多次上门催要货款，却一分钱都收不回来，答复最快要到春节后了。这意味着不但要停产，工人工资年前也发不出去了。这些工人大多是外地来打工的，一年到头在外打工，只盼着春节能够挣钱回家过年团聚，怎么能拖欠他们的工资呢？辛苦一年下来，不但借的钱没还上，到年底又添新债。要不回来货款，唯一的办法只有继续借钱。我想到自己春天踌躇满志，能借到的亲友都借遍了，年关将近，却又要出去开口向人借钱。如果说春天借钱还对未来充满信心，张口还没觉得有多么困难，那么冬天借钱已经真的没有了勇气和底气。吃苦不怕，怕的是满怀憧憬忙了一年，换来的是连一顿温饱、过一个安稳的年也成为泡影。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手里的电话本，把有希望借到钱的人一个一个地圈起来，拿起电话又放下了，但想到年关将至，工人们等着回家过年，又鼓足勇气操起电话。我首先选择了我最好的闺蜜，也是我原来单位的同事冬梅。她下岗后开了一家美容店，每天忙忙碌碌。每次有困难，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她，可是一想春天借她的钱还没有还，而她正积蓄准备结婚，张口实在太难了。我不错眼珠地盯着电话机，手指缓缓拨着号码，拨到最后一位时，马上撂了听筒，没有勇气打通。就这样，手里抱着电话机，犹豫几次，终于拨通了，心里却不知怎么开口。幸运的是电话无人接听，熬过漫长等待的60秒，心里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可逃避不是办法，终究还是要想办法度过眼前的难关。年关一天天如追兵迫近，我们可以不准备年货，孩子可以不买新衣服，可是工人们的工资不能再拖了，总要想个办法借到钱发给他们才行啊。我跑回老家找到姑姑，向她借了1万元钱给工人发工资。姑姑跟姑父、表弟开了一家养猪场，一家三口生意刚有起色，两个月前姑父却因一场意外不幸去世。这样的情况，本不该再张口借钱，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小时候父母上班，我寄养在在奶奶家，是当时尚未出阁的姑姑带我长大。姑姑听我说了情况，让我在家等等，把刚存进银行的一笔钱取了出来，催我赶紧带回去给工人发工资。我揣着留有姑姑体温的1万元钱赶了回来，给工人们结算了工资，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付完工资，手里没有钱了，明年的周转资金又成了问题。
人在穷困潦倒无助时，最能体会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苦苦挨到次年春天，资金状况仍无好转，本地亲友都借遍了，有的甚至借了不止一次，再也张不开口了。他想到了他邻县的一位同学，他们学生时代是最好的朋友，他准备去同学那里借钱，以解燃眉之急。第一天过去，第二天赶了回来。他的同学刚刚贷款买了房子，还没有装修，手里没有余钱。听说了我们的情况，同学连夜借了4000元钱，让我们先解决急用。并一再嘱咐不着急还，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给就行。这4000元钱数目不大，却成了我们再次启动生产的救命钱。这笔钱沉甸甸地压在我们心头，成为漫漫黑夜似的生活中的一盏明灯，让我们时时感到了温情和希望。此后我们继续摸爬滚打，始终没有从困境中翻过身来，这笔钱也一直没有能力偿还。直到2013年，我们变卖了设备，我又开始打工的十一长假期间，我们带着这笔欠了12年的旧账及利息，买了一些当地特产，去邻县拜访他的同学。同学说看到我们终于还清了债务，已经非常高兴了，知道我们刚贷款买了房，经济困难，本金收下，利息执意不要。在邻县两天，同学热情招待，带我们回老家看望了他的父母，又去了他市区的家做客。同学的家非常简陋，装修简单，看得出同学过得也并不富裕。他贷款买房时，正是我们去借钱时，但在这12年中他却从未向我们开口提过一次。
患难见真情。类似这些在困难时默默给予我们帮助的人，无论多少钱，哪怕只是一袋粮食，一句鼓励的话，都叫我们倍感温暖，永世不忘。
创业中最难的就是出去要钱。好在我们不给私人供货，相对风险小一些。每次要钱都要先找甲方工地技术员验收，做工程量决算，再找单位负责人签字，最后去会计处结账。每座庙都要拜，稍微不小心怠慢了哪路大神，就会受到刁难。每年中秋、春节都要表示一下。
2002年冬的一天，一位朋友介绍一家铁路部门负责人来到我们工地，要一批铁路道口路基石。当时时令已进入小雪，水泥预制件加工到了一年收尾阶段，因为霜冻后水泥制品加工要加防冻剂，成本增加，所以除非订货，一般是不进行生产的。负责人看了我们的预制件产品很满意，当即订了6万元的货。货要得很急，我们手里没有流动资金，去银行贷款，又因为场地不是自有，不给办理。为了接过这桩工程，我们想尽办法筹资，终于通过两位农村亲戚通过土地抵押的方式，贷了五万元，进入了紧张生产。他跟工人组成一个夜班组，我则负责供应原材料，检查产品质量。就这样忙了一个多月，又将全部生产的路基石送到37处铁路道口安装。这时已是新年前后，寒风凛冽，大雪纷飞，路滑难行。我和他分成两组运输施工，雇了两辆车，带了两组工人，一组沿市区往南，一组向北。待工程竣工，已是小年前后。铁路部门验收后就放假了，年前工程款又结算不了了。贷款全部用在了工程上，工人工资又陷入困境。我们三番五次去几家甲方单位结算款项，要回来几千元，赶紧给外地工人结算了工资把他们送走，然后跟当地工人商量道，我们再出去要钱，有了钱就付工资。出去要钱一直到腊月二十九，单位都放假了。
那些年，我们每年都要外出奔波要钱到腊月二十九，匆匆赶在商家关门过年前给孩子淘身打折的衣服，其余什么都买不了。找我们要债的人也一拨又一拨地涌上了门，一直到腊月三十。无计可施，从2000年到2009年，干工程九年，我们的春节都是在亲戚家借年躲债度过的。孩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也时常会被要债的跟上，一路追撵到我们的租住房。那些日子，每当听见敲门声，我就会一阵紧张，知道又有要债的来了。也就从那时起，我害怕敲门声，总是感觉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直到现在，听到敲门声都会莫名的恐惧。
2002年这笔6万元的工程款，我们整整要了11年。每次去要钱，都说上面没有拨款。其间铁路部门更换了两届领导，起初还说等有了钱就给，后来干脆躲起来不见，找不到人了。到了2013年底，6万元终于按90％一次性结算给了5万4，2002年的6万元可以买一套小户型的单元楼，而到了这时却只能买一个卫生间了。
在工地
整天在工地，与工人们朝夕相处，最怕的就是安全事故。事故躲在看不见的角落，张开血盆大口，时刻窥伺着我们，吞噬着我们。
我永远忘不了2002年秋的那场事故。现在仍然不敢回忆，它就像一个噩梦，一直藏在心底，属于黑夜。
当时工程干了两年，一直没有什么起色，我们在希望和绝望交织中咬牙坚持。那是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平静的下午，我正在厂子算那仿佛永远入不敷出的账，突然刺耳的电话铃声炸响，我猛地打了一个冷颤，油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接起电话，是他竭力克制的声音，他说：“你别害怕，我慢慢说给你听。”
我顿觉心跳加速，禁不住声音颤抖地问：“什么事？你说吧，我不怕。”
“老吴死了。”
“哪个老吴？是咱们家那个工人吗？怎么死的？”我一下子跳了起来。
“今天给东村送货，本来是最后一车了，送完货，我让工人们歇一歇，我去找工地技术员验收，没想到刚离开就接到老刘电话，老吴站在拖拉机后斗跟老刘他们说着话，突然摔了下来，后脑勺磕在了路边水泥地上。我边让老刘抓紧拨打120，边赶了过来，人已经不行了，拉到医院就送进了太平间。”
电话滑落下来，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麻木了一般，好长时间缓不过来，欲哭无泪。不知道将面对什么，又会有什么将迎接我。当晚他说要去上海姐姐家借钱走了。我没有依靠，不敢告诉父亲，怕他上火。匆匆给姐姐打电话，借了一个季度生活费，将女儿送到幼儿园寄宿。我一个人准备挺身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撒泼、吵闹、叫骂、侮辱，甚至是殴打。什么都顾不上了，也没有什么可畏惧，可逃避的了，一切都由我，一个弱女子来承担吧。该来的，都是命中注定的，就来吧。
我连夜打听摸到了老吴所在村子看望他的父母亲。这是三间老屋，屋里连电灯也没有，依然点的是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看不清两位老人的表情。我拿出买的礼品和刚刚借来的2000块钱，向老人说了傍晚发生的情况。噩耗传来，两位老人却出奇地平静，老吴的父亲抽着烟袋，半晌没有说话。他的母亲眼神空洞黯淡，嗫嚅着嘴巴，好久没吐出一个字，猛然像是自言自语地冒出一句：“俺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听了这句话，我很惊诧，不知道老人要说什么。老人可能是憋了很久了，又说了一句：“去年收麦子时，就从拖拉机后斗掉下来一次，好在那次是掉在麦子地里，捡了条命。”
然后老人开始絮絮地讲述起来，老吴患有癫痫病，兼喜欢酗酒，老婆在孩子出生不久就跟他离了婚，他一个人带着个上学的儿子。农忙时侍弄庄稼，农闲了出来打打工。两位老人一直嘱咐老吴少喝酒，注意安全，可老吴总是听不进去。中午又喝了点酒，掉了下去，这次再没有醒来。
“早晚会有这一天的”，老吴的母亲重复了一句。我说不出话来，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这对苦命的老人，也不知道接下来迎接我的会是什么。我跟老人商量，人死为大，入土为安，能不能尽早把人安葬了？老人没有说话，我告辞出来，直接去了医院。
在医院太平间里，老吴的儿子和侄子，还有我的几个本家亲戚都已到了。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晚上。这样的送别，记忆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早的是我的老奶奶，然后是爷爷。再然后，我刚刚毕业，母亲去世。医院，这个从小让我想起来就吓得肚子都不疼的地方，这个一听名字就叫我全身不舒服以至宁肯讳疾忌医也不愿来的地方，自己有病可以拖着不来，可是这样的的事情，却没有逃避的理由。就在这个黑乎乎的太平间，我送过自己最亲的人，我的母亲，那一夜，也是这么坐着，到天明。
第二天早上，一夜未眠的我赶回厂子。老吴的父母亲、兄弟姐妹，还有邻居亲友纷纷来了，黑压压站满了一个院子。村支书和村长也来了，还叫了一个他们村子退休的法官。他们吵吵嚷嚷，骂骂咧咧，向我要人。我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又请在场的工人们复述了当时的情景。我说我会按照法律规定来赔偿，决不会撒手不管，但眼下的事情是先把人妥善安葬，让逝去的人入土为安。人太多了，一一招呼不过来，我搀扶着两位老人，把几位直系亲属、村支书和那位退休法官请进屋里，商量解决办法。外面的人仍然吵吵嚷嚷，为失去亲人难过的、看热闹的、煽风点火的……好说歹说，总算把大半人劝走了。仍有一些人迟迟不肯离去。
村支书代表老吴家属提出了赔偿要求，一个天文数字。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老吴毕竟是在我这里出事的，虽然我处境非常艰难，下岗借钱创业，刚起步就遭此不幸，但我决不会推卸责任。但是你们提出的天文数字，我无力满足，也没有依据，完全超出了法律标准。谈判不欢而散。就这样拖了半个月，遗体由医院太平间转到了殡仪馆，冷藏了起来。对方非要满足他们的巨额赔偿，否则就不肯殡葬。这半个月，老吴村子的人几乎天天来闹，一来就是一天，张口要钱。甚至去威胁两位老人，不让他们同意殡葬，否则就不管他们了。看着两位老人为难的样子，我替他们感到难过，亲人去世，最需要安慰的是老人和孩子，但这些人不是想办法安慰他们，也不尽快安葬老吴，而是将活着的他们和死去的老吴一起当作了索取利益的筹码。
我一次次地安抚、劝慰、承诺，发烧不退，嗓子嘶哑，却始终没有结果。他们说自己法院有人，要去法院起诉。我咨询了律师，打听了事故赔偿金规定，同意他们起诉，希望借助法律途径彻底解决问题。我聘请了律师，准备应诉。得知我要应诉，对方又委托村支书和那位退休法官捎话，表示愿意协商解决。
后来我才知道，是老吴的一个直系亲属，想借这件事多要几个钱。并打算把钱要到手后，再以老人年龄大了、孩子还小的名义，明着替他们保管其实霸占到自己手里。
找到症结所在，经过拉锯似的反复做工作，事情终于有了结果。我到处求亲告友借钱，给付赔偿金。能借的都借了，仍然无法全部付清。我把借到的钱全部给了新的对方代理人——村委会，剩下的打了借条，以4分的高额利息，一年内付清余款。
出了这事，我们继续惨淡经营着，业务开始慢慢收缩，准备把手里的活干干，抓紧催要外面的欠款就收摊。干工程，小如工人因操作不当，碰了手或闪了腰，都是家常便饭，避之不及。甚至有一次晚上外出加班送货，我们带工人们到一个小饭馆吃饭，有个工人吃了块排骨卡了喉咙，吐不出来咽不下去，赶紧送到附近乡镇医院急救。大夫下班了，只有值班护士，处理不了。又连夜送到市区医院挂了急诊，折腾了整整一夜，起因仅仅是吃急了没咽下去。所以我们都一直吃住在工地，不敢有半点疏忽，只要没有大的事故，就烧高香阿弥陀佛了，但事故还是找上了我们。
2009年，预制工程基本收尾，设备停工。当时自己制作的液压设备，却不好转让，最后按废旧钢铁的价钱送到了回收站。心里虽依依不舍，但再这样耗下去，欠的债越来越多，挣到手的越来越少，根本不是我们能够负担的。
想想干工程十年风风雨雨，最后不但没有买上房子，赚到钱，反而负债累累，真的是不能再干了。
我又开始了漂泊打工的日子……
生病记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享受过一次单位组织的体检，从来没做过一次综合检查。刚上班的时候，未婚女孩不参加单位组织的体检。结婚后单位组织体检时我恰好怀了孕，孕妇也不参加单位集体体检，又躲过了一劫，当时心里的确是这么想的。一是性格内向保守，不喜欢被陌生人以各种方式询问、检查；二是胆子太小，从小一听说去医院，就会无端地恐惧和排斥。
童年的我是多么幸福啊！偶有一点点不舒服，父母亲就会紧张起来，赶紧送我去医院检查，而一直对医院怀有深深恐惧的我，常常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后座上，一听说要去医院，就突然感觉肚子不疼了。我央求着父亲：“爸爸，我肚子不疼了，咱们回家吧，不去医院了。”爸爸转过头看着我，微微笑着，一脸宠溺地问：“怎么还没检查就好了，真的不疼了吗？”我拼命地点头：“爸爸我真的不疼了，咱们快回家吧，你和妈妈还没吃饭呢。”爸爸调转车头向家的方向骑去，妈妈紧跟在后面，她像看透了我的心事一样打趣道：“韵儿怎么还没到医院就不疼了，是听说要去医院，吓得肚肚不疼了吧？”我坐在爸爸“大金鹿”自行车后座上，紧紧地搂着爸爸的腰，后座上是妈妈特意为我做的棉垫子，软软的、暖暖的，特别舒服。我对着妈妈扮了一个鬼脸，说：“妈妈我真的不疼了，一说到医院，肚肚就不疼了。”就这样，一家三口伴着说笑，一会儿到家了。
这些曾经温暖的回忆，成为我今天坚强面对所有噩运的源泉与力量。我始终相信，心中有爱的人，就会希望长存。我小时候就不敢去医院，现在更不敢去了，只是顾忌的原因已然完全不同。那时是耍赖，怕疼。现在是因为没有医保，更没有钱。一个连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的人，是没有资格生病的。然而，疾病还是像买彩票似的选中了我。
2001年，我陪同学永芳去找另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同学旭春检查。自从下岗，原本内向的我更加沉默了，疏离了所有的同学朋友圈子，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活着，不想打扰任何人。这次被永芳叫来陪她，心里一想到医院，已经感觉五脏六腑被一只钳子般坚硬无情的手紧紧地攫住了。可是想到这么多年，永芳一直像亲姐妹一样关心照顾着我，我又怎能推辞呢？纵然怀着对医院的万般恐惧，我依旧硬着头皮陪她来了。陪永芳做完检查，趁她在里面休息的时候，旭春以大夫特有的犀利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没有问我生活好不好，毕竟是多年同学，她是懂我的。她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对我说：“我看你脸色不好，给你也做个检查吧。”我心里有些抗拒，可觉得不好拂了同学的心意，就接受了检查。
发现子宫壁有一个2.5公分的肌瘤，问题不大。旭春说子宫肌瘤是女性常见病，多发于于中年妇女，而我尚不足30岁，出现症状有点太早了。她知道我当时的处境，嘱咐我要保持心情愉快，半年检查一次，如果增长缓慢可以保守治疗，但若肌瘤生长迅速，或者超过5公分，就要考虑手术。生活早已千疮百孔的我，哪里顾得上一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肌瘤，怎会在意这点暗疾，又怎么可能保持心情愉快和闲钱，坚持半年检查一次呢？
由于长时间肝气郁结，情志不畅，我的肌瘤生长得很快。每次来例假都要七八天淋漓不止，一次要用三包卫生巾，换下来都是夹着血块的暗红色液体。爱美女性常用的那种超薄丝网状卫生巾根本不适用我，我更不敢穿裙子，大热天也要穿着厚厚的黑色长裤，不敢久坐，也不敢正坐。只能斜着身子侧坐一会儿，赶紧起身去卫生间，不然一会儿就会洇透裤子染红椅子。晚上睡觉要特意套上长裤，身下还要垫上折叠起来的浴巾，就像控制不住尿床的孩子。要不稍一翻身，就会感到有热流汩汩涌出，身下床单已经殷红一片。每次来例假，腹疼，不敢走得太久，可我却不能闲下来，要外出谋生，跑保险、干工程、讨债、借钱。贫贱夫妻百事哀，连正常生活都难以为继，哪有钱和心情去医治，就这样一个人闷在心里，为一日三餐奔波着。
真正有疾的人是不愿意声张的。生活安逸的人可以为一个小小的喷嚏悲春伤秋，而衣食尚不能自足的我，没有资格生病医治，连感叹一声的闲情都没有。想起自己小时候，偶有腹疼感冒父母亲紧张的情形，承欢父母膝下的那些日子，那是多么奢侈的享受啊！可是现在生病都不敢去检查，更不敢奢谈医治，只有慢慢挨着，任其发展。
2005年底，在上海的大姑姐邀请我们去过春节。那时我们借钱创业后因资金周转不灵，经济比以前更窘迫了。一家三口去上海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何况连身过年衣服都没有，我总感觉这不是去过年，而是寄人篱下，油然生出了躲债的况味。但他想去，公公婆婆一直在上海跟随大姑姐生活，他想去看看父母亲了，更想出去散散心，换换心情，一年到头生活太难了。
我在一家刊物上看到过，上海有家医院可以做射频术治疗子宫肌瘤。不需手术，只要用仪器定位肌瘤部位，用射频技术切断肌瘤与子宫的连接，使其因阻断子宫供血而萎缩，萎缩后的残体会自行从体内排出。这样的手术见效快，创伤小，不留疤痕。我有些心动了，肌瘤寄生在体内像一个可恶的魔鬼，时时干扰着我的生活，我是多么渴望能把它彻底消灭啊！而这样的治疗手段，正是我所希望的，没有疤痕，恢复快。他又动员我去上海，我说了自己的想法，去一趟上海这么远，路费开支大，如果单纯为了去过年，对我们这样的家庭实在是太奢侈了。如果可能，我想借这个机会去上海看病。他同意了，说先去看看，如果可行，跟姐姐商量借几个钱去做射频术治疗。
路费又成了问题，总不能老是跟人借钱，何况生病的事从未对人透露过。恰巧有个以前的同事也是下岗职工，做起了水产品生意，通过亲戚的关系每年春节给单位供年货。我想起了她，打电话问她需不需要人手帮忙，她说需要，可是怕我吃不消，都是冷冻品，太凉了不适合女人干，而且每件都很大，要破冰，装袋，怕我干不了。为了能去上海治病，更为了解决路费，我咬咬牙说我能行。
我穿上厚厚的棉衣，戴上帽子口罩，和厚厚的里面有一层棉绒面料的乳胶手套，来到同事临时借来的仓库。里面已经有两个人了，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也是跟我一样的下岗工人。这样寒冷的冬季，年关将至，家家都在准备年货，添置新衣，迎接新年的到来。除了我们这些身无分文的下岗工人，没人会在这个时间出来打工。我低着头，一句话不说，跟着那两个人，将一箱箱冰冻的鲅鱼、乌鱼、带鱼等撕开包装箱，摊在已经用报纸铺好的地面上，然后破冰，要保证每一条鱼的完整。再按照每家单位要求，重新称重、装箱、包装。因为是冷冻品，不敢过夜，必须抓紧包装后运走。
从白天忙到晚上，饭也顾不得吃，那两个人干得很快，都是流水线方式，从车上卸货、开包装、破冰、称重、包装、装车。他做司机运货，我当杠力干活。我那几天恰好来了例假，肚子疼，血呼呼地往外涌，本该连凉水都不能碰，而我却面对着满屋子的冷冻品，不停地起来、坐下、弯腰。凉气在整个房间无声地蔓延。冷冻品的温度尖锐冰冷，一瞬间就穿透了厚厚的手套，手套已经成了一个冰坨，凉凉地贴在手上，顾不得也舍不得出去买新的。整个胳膊都是凉的，手像被无数虫子咬啮着，手套终于被冻鱼的刺戳破了，身体虚弱，浑身直冒虚汗，冷了热，热了冷。身上淌着汗，下面流着血，整个人像被水浸透了一样。
仓库在一个偏僻废弃的厂区，没有卫生间，也没有时间去更换卫生巾，肚子疼得难受，一串串冷汗从头上、脸上冒出来，每站起来一次，都会感到一股温热的东西哗地流了出来，像坏了的水龙头，失去了控制。人已经完全麻木了，不知道什么是疼痛、劳累、寒冷，只是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机械高速地运转。我一直跟着忙到晚上12点，把当天的年货全部破冰装箱，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了，等着第二天再来。
同事拿了几张钞票塞到我手里，说这个活不是女人干的，帮了一天忙，回去好好歇歇，明天别来了。我看看手里的钞票，计算着去上海的路费，根本不够啊。我不敢说身体吃不消，怕人家不用我了。同事自然是需要人手帮忙的，特别是冷冻品有时间性，而年关将至，除了像我这样的下岗职工等米下炊，谁会在这个时间出来干这样的活呢？
回到租住房我才发现裤子跟卫生巾黏在了一起，汗水、血水、泪水恣意流淌着，我感到了疼痛、寒冷、疲倦。简单洗漱一下，一头瘫软在了床上。第二天早上已经爬不起来了，可是想到去上海的车票，想到要去治病，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着我又挣扎了起来。又坚持了一天半，总共干了两天半，我们两个人加在一起，就相当于五天的工资。同事付了我们工资，又额外给了我两只鸡、两袋扇贝、一盘鲅鱼，让我们回去好好过个年。
此时已是腊月二十七下午，大人可以凑合，孩子一年到头盼着过年，总不能让她一点希望一点喜气都没有。我拿着钱，带着女儿去集市上花45元钱给女儿买了一件棉衣，裤子和鞋依旧穿着表姐她穿剩下来的。剩下的钱，正好够我们一家坐慢车去上海。临走前，我把同事送的年货分开，一半给父亲，一半准备带给上海的公婆和大姑姐一家。爸爸执意不要，让我们都带去上海送给公婆。爸爸看我穿着一件旧的黑色长棉衣，又拿出300元钱让我买件羽绒服穿。
想想作为最小女儿的我，不但不能为父亲尽孝，还要让他为我操心，我不禁悲从中来，推开父亲的手，把钱放到桌子上，我说我有钱，回去就买羽绒服。父亲有些激动，身患心脏病和高血压的父亲一激动脸色就会发红，血压陡升。所以平时不管生活如何艰难，包括身体有病的事情，工地事故的事情，我从不在父亲面前流露半句，。不能照顾父亲已是不孝，让老人跟着操心就更不该了。我能做的，只有多顺着他的心，少让他为我操心。但是无论我回来怎么跟父亲说过得很好，不用他担心，老人还是清楚女儿生活得多么不易。可怜天下父母心，世上最懂你、最疼你的那个人，莫过于你的父母。看到父亲脸色变了，我赶紧说爸爸您别生气，我拿着，待会就去买！
我到底没舍得买，出门在外，花钱的地方多。揣着留有爸爸体温的300元钱，腊月二十九下午三点我们一家三口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这是一趟过路车，车速极慢，但价格是最便宜的，车上到处是回家过年的农民工。没有空调和暖气，挨到晚上，车上冷得像移动的冰窖，我们买的是坐票，把行李包里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裹在身上，还是赶不走寒冷。坐了19个小时，困了打个盹，一会儿就冻醒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到了上海。
正月初五，我们循着地址找到了那家医院。检查后大夫说肌瘤长到7公分了，并且是多发性的，已经引起严重贫血，错过了5公分最佳治疗期，不能再拖延了，射频治疗会麻烦一些，但还在适应症范围内。我们问了下手术费用，要6000元。我和他对视了一眼，说回去商量一下，默默地走出了医院，回去路上我们都不说话。除了向大姑姐借钱手术，没有别的办法。可是回到家，我们俩谁也说不出口，怕老人看出来，还要装作没事的样子。每一天，我们都在纠结，办预制厂时我们也向大姑姐借了钱，至今没还一分钱，又怎么好再张口借钱呢？一直到离开，我们也没说出生病的事，更没提借钱。满怀治病希望而来，又带着不甘和失望而归。
肌瘤越长越大，我感觉身体越来越差，经常眩晕，视力也迅速下降。每次来例假，都像是一场酷刑，疼得冒虚汗。可是此时我正给一家民间社团打工，能够有一个暂时栖身之所，对年近四旬贫病交加的我实在是太重要了，我格外珍惜这个机会。自然而然地淡忘了工作日和双休日的界限，每周上六天班，不敢请假，即使腹痛难忍，也总是坚持着。然而渐渐地，我越来越没有力气，爬到三楼办公室都会喘息很久，无法步行上下班了。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辆电动车，却连停电动车的力气也没有。每次总要攒足力气蹬支架，常常停一次要折腾半天，脚趾甲也因为没有力气停放时被碰掉了一个。晚上睡觉，我像怀孕中后期那样，身子笨重，翻身困难，仰面躺着感到腹部硬硬的，顶得难受。
实在不能拖延了，我终于下决心走进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多发性子宫肌瘤，最大的已经11公分，8公分、9公分的各有一个，还有一串5公分、3公分、2公分的，整个子宫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肌瘤，像一窝鬼子姜一样埋在了宫腔。由此引发子宫硬化，呈6个月妊娠大小，肌瘤液化，怀疑变性，合并肌腺炎，迁延为顽固性痛经。大夫摇头感叹这么严重的症状，这些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建议立刻切除子宫，不能再拖延了。我问大夫一定要剖腹手术吗？能不能不开刀、做微创，保留子宫呢？大夫斜睨了我一眼说：“早干什么去了？把瘤子养到这么大还想微创、保留子宫？等手术切片出来看看再说吧，能保住命就已经万幸了。”
这些大大小小的肌瘤就像树木的年轮，一圈圈地盘旋在我体内，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似的暗伤，搅起波澜吞噬着我的健康，同时记录了我这些年经历的所有磨难和苦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是这么珍爱自己的身体，珍爱父母赐予我的完整和美好。我不想留下疤痕，更不想切除子宫，从此成为一个残缺的女人。我的人生已经够残缺了，没了母亲，又失去了工作，没有保障，也没有安全感，身份可疑，像一根草一样在世上飘摇，难道上苍还要让我再失去作为女人最重要的东西吗？
我不甘心！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什么事情都力求完美，上苍为什么待我如此不公？翻覆之间就把原本属于我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走，叫最初丰沛欢畅如一条河流的我干涸断流。我还不到40岁，身体和精神却已受到了严重摧残和冲击，遍体伤痕累累，如果再失去作为一个女人最基本的特征，未来的人生，我还有什么尊严和保障？还有什么勇气和力量活下去？
生病是肉体的反抗与哗变，可也牵扯到情感和心灵。肉体的疼痛是一时的，情感却在丝丝缕缕、绵绵不绝中接受着洗礼。当生与死成为一个选择，当一个方案决定着女人的自信和尊严，甚至今后活下去的质量和成色，人生中那些隐忍和坚持还有什么意义？纠结了很久，这一次，我不想再委屈自己，我不愿意被手术刀剪开皮肤留下永远的疤痕，更不甘心被像摘一只桃子一样摘走我作为女人最重要的东西，从此残缺不全，等待着干涸断流。
我拿着病例到处咨询，想寻找一个能够保留子宫的手术方案。我打定了主意，如果不能做剔除手术，就不打算治疗了。即使失去最后的机会，我也要保证身体的完整，这是我唯一的坚持。就在这时，一位文友帮我联系了当地一位妇产科权威大夫曲主任，她把我的情况和要求告诉了曲主任。曲主任联系我做了检查，说这样大的肌瘤非常罕见，一般情况只有切除子宫。但考虑到我这么年轻，并且没有基本保障，表示理解我的心情，愿意尽全力为我做肌瘤剔除术。
最后关头，上苍向我露出了他仁慈的笑脸。2012年12月7日，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我上了手术台，留给我的，是身体和内心一道永远抹不去的疤痕。
术后十天出院，我重新回到那个有暖气却从未舍得享用过的家。在寒冷的家里卧床休息了一个半月，身体稍有好转，正月初八，我坚持回到那个暂时栖息的民间社团上班了。所有手术费用全靠借钱自费，养病期间没有工资，我得赶紧上班，为了每个月那800元的微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