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春暖花开时节，我坐在通往王城的长途汽车上。阳光灿烂，天气不冷不热，一方方油菜田漂亮得不像真的，金黄浮在墨绿之上，鸟儿和蝴蝶在金黄与墨绿之间穿梭起舞，这种画面无比动人。可我心情太糟了。我缺钱，我们兴丰中学的二十五位老师都缺钱。我们已经半年没有拿到工资了。校长每个月都派一个人去王城市教育局讨个说法，“讨个说法”是个斯文的说法，说白了就是讨帐，讨我们那份工资。
按抽签的顺序本来还没轮到我，我其实排在第十二位，很可能就不需要我出马了，一年还拿不到工资吗？那是要出人命的。可老徐央告我代他去，他说他年纪大胆子小口才也不好，我年纪轻胆子肯定比他大又是学中文的说话头头是道。于是我只好答应了他。看着老徐千恩万谢的表情，我觉得自己是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等老徐离开，我回过味来，老徐才好口才呀，几句话就把我绕进去了。想到我这是替人出征，我的心情就更糟了。
乘客大都是去王城做生意的小贩，车里充斥着鸡鸭鱼肉的味道，要是在餐桌上就好了，可在狭窄的车厢里这种滋味实在不好闻。为了分散注意力，我拿出随身听来。机子很老了，还是我上大学时用奖学金买的，里面的盒带是当时很走红的崔建的《解决》。我总共没几盘盒带，听得最多的就是《解决》。我听得多并不是出于喜欢，而是我听不明白他在唱什么。买了一盒中文歌带，居然听不懂，这让我觉得亏得慌，所以需要反复听。盒带里本来有歌词，可被同学借去抄，一直抄到毕业，都没还回来。
我的注意力其实很难集中，我得考虑到了王城教育局该如何行事。根据那五个先行者同事的经验，他们都是去找局长，可他们见到的都是副局长或秘书，得到的说法很一致，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是个团结的集体。
根据那五位先行者的经验，“讨说法”的过程是这样的：一、到教育局正好是午餐时间，局长和副局长们或者回家吃饭或者在食堂用膳，饭后局长和副局长们午睡或午休，在长短难以确定的午休时间里，局长和副局长们展开一些陶冶情操并且对大脑大有裨益的文娱活动，比如象棋、军棋、跳棋、五子棋、斗地主等等；二、局长和副局长的秘书们在文娱活动中担任后勤工作，主要是端茶倒水并兼任裁判和啦啦队；三、千万不能干扰局长和副局长们事关身心健康的思路，突破口在于裁判和拉拉队员们，守候地的最佳地点是厕所，其中分寸根据天时地利人和原则尽可能做到有理有节有据；第四点比较简单，任何一个局长或副局长都要称局长，尽可能不带姓氏，以免出错；第五点听着简单，做起来很难：陈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第一位先行者第一关都没过，在食堂里逮住一个副局长就声泪俱下地哭诉起来，搞得领导很被动，说只不过拖欠了一个月的工资，怎么就哭成这样，师道尊严还从何谈起。也是，才延期一个月嘛，眼泪哪能轻易就流了，很明显火候没有掌握好，领导批评得对；第二位先行者吸取了第一位先行者的经验教训，眼送局长和副局长们进了活动中心，这位先行者是教数学的老李，相当聪明，他没有破门而入，而是爬上窗户察看里面的动静，他的想法即使隔了四个月仍有借鉴价值：他想看看谁赢了，谁赢了就找谁。他唯一的疏忽是忘了自己的腿脚不如脑子好用，他先碰翻了窗台上的两盆花，接着因为害怕，额头碰碎了玻璃。领导们考虑到老李已经两个月没有拿工资，就没有让他赔花盆和玻璃，其中的一个啦啦队员还带他去医务室包扎伤口，把老李感动得不行，头扎白绷带，像是从战场上下来，为了慰问他，我们每个人捐了两只鸡蛋，也就是说，他家一下子就多了四十八只鸡蛋；第三位先行者是教美术的王老师，老李获得的鸡蛋显然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他等在活动室门外的二十多分钟时间里，画了四十七只鸡蛋的素描，第四十八只画了一半时，一位拉拉队成员出来方便时，看到他的画，叫了声好之后，突然指着王老师的鼻子质问他为什么画这么多鸡蛋，是不是在骂人一群混蛋？王老师很害怕，结结巴巴地讲述着四十八只鸡蛋的来历，那位啦啦队员没有接待过头破血流的老李，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画了众多鸡蛋的男人在说什么，还没等王老师说完，他就往厕所跑。王老师急了，收拾好画板跟了过去，啦啦队员正站着方便，被王老师吓得失去准星，在裤子上画起地图来。该啦啦队员处境极其艰难，尿还是不尿这个问题憋得他双目发红，好像要哭出来似的。王老师为了显示有教养，眼睛看着天花板说出自己为了三个月工资的来意。啦啦队员带着哭腔请求他先出去，王老师看到啦啦队员死鱼一般的眼睛，便乖乖出去了。啦啦队员出来后，直接打电话叫门卫直接把王老师拖了出去。第四位先行者是教历史的老赵，他充分总结了前几位同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终于在秘书的引见下进入一位副局长的办公室。这位副局长姓苻，最精确的称呼当然是“苻副局长”，最含糊也是最恰当的称呼是“局长”。老赵教历史，对职称类的名词很敏感，认为“副局长”和“局长”是绝对不应该弄混的，即使回来后面临我们众口一词的指责，他仍然坚持自己没错，他认为自己唯一的滑铁卢就是口齿不够清楚，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紧张。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他双手交叉于腹前，喉结蠕动了数次，然后一连发出七八个“FU”的音，好不容易才精确地喊出“苻副局长”。那位传说中的苻副局长被老赵一连串的颤音搞得焦燥不安，茶水都喷到胸前了，他一面狠狠地擦着衣一面轻轻地说他已经听了秘书的汇报，不过他作为一个分管政工的FU局长无法对拖欠四个月的工资给出明确的说法，这需要局长召开党委会讨论就把老赵打发了。秘书在走廊上小声说，你这个人就不会少说两个字？老赵很不服气，让我评评他有没有多话，我扭头不看他，生怕控制不住要掌他嘴，其他同事也纷纷做扭头状，可见大家有多么想打他。第五位先行者是教体育的大林，人高马大，蓄了胡子看上去像李逵，刮了胡子像武松，我们根据他有无胡子叫他“林李逵”或“林武松”。轮到他了，他说他便秘，想让其他人顶一下。平时很好讲话的校长，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便秘没什么大不了，没饭吃才大不了。大林只好去了，还特地刮了胡子，因此他那天是武松。说来怪了，武松出发时便秘，回来时居然拉稀！他经过办公室门口，没有进来，提着裤子就往厕所跑，我们急忙跟过去。武松蹲在茅坑上，我们捏着鼻子呈扇形排列在他面前。校长看他那幅松相就懒得问“说法”了，而是问他怎么就由便秘变成拉稀了。武松哭丧着脸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进教育局大门，他就感到肠胃痉挛，不停地上厕所，他倒是和两个秘书搭上话，没说两句就提着裤子往外跑，人家根本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校长摇摇头，骂了句粗话：真他妈邪了门，教育局还能治便秘！大林回来后老长时间没刮胡子，起初像李逵，后来就不像了，像鲁滨逊。
现在轮到我了。一想到那五个先行者的遭遇和将要面对的诸多问题，我的脑子好像忽然短路了，里面“嗡嗡”直响，音效不输我家那台老式电冰箱。
我从汽车站出来，换上公交车，二十来分钟便到了教育局。车站对面就是教育局，大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大牌子：王城市教育局。门楼既高且宽，门楼顶上插着十几面红旗烈烈飘扬，端的气派非凡，此情此景让人不由自主联想到“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我想如果我站在门楼下，该显得多么渺小啊。
我看着门楼出了会神，然后就近找了家大排档落座。我看着油迹斑斑的菜单，很郁闷，最便宜的榨菜肉丝面都要5块钱。你个大排档连墙都没有，凭什么这么贵？腰上系着围兜，左耳夹着烟，右耳夹着圆珠笔的伙计在我面前来回了三次，见我陷入沉思就没有打扰我。我问伙计如果一碗面没有榨菜也没有肉丝要多少钱，胸有成竹的伙计顿时陷入了沉思。我已经做好被冷嘲热讽的准备，不料他并未为难我，他只说要去问问老板。圆头圆脑的老板探头看我一眼就说：是老师吧？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老板说：你等一会，马上就好。
过了一会，伙计端上一大碗面，我却不敢动筷子：碗里不仅又榨菜肉丝还有不少红烧牛肉！我不禁恼火起来，我明明要一碗阳春面，怎么反倒变本加厉，这不欺负人吗？我忍着气也忍着口水问伙计是不是上错了，伙计笑着说，放心吃罢，收你一块钱。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连谢谢都忘了说，埋头就吃起来。我风卷残云，连汤都喝得尽光。我抬头看见伙计目瞪口呆的样子，不禁脸红，不过我吃得一头大汗，料他也瞧不出来。伙计问我吃饱没有，我拍拍肚皮说吃饱了，真好吃！如果我是名人就好了，我一定要给这个大排档题个匾：天下第一楼或者一品香什么的。
对面的楼才配得上“天下第一楼” 呢，我看到有个流浪汉蹲在大门右侧墙根下。那人灰蒙蒙的，看上去就像是地上长出来的。
我问伙计知不知道那个人，伙计叹气说那人是我的同行，罗河乡中学老师，老婆靠娘家关系调回王城，夫妻两地分居，老婆跟别人好了。这个可怜人妻离子散，于是跑到教育局来讨说法，希望局里给予同情，把他调到王城来。后来他听说老婆变成别人的老婆，他就变得疯疯癫癫，隔三差五跑来教育局，有时候大喊大叫，有时候唱歌，有时候则一声不出。他就站在大门口，累了就蹲在墙根。起初教育局人还挺紧张，慢慢谁也不当他回事。教育局大概也确实难办，想来王城的人多了，当然了，谁叫他没关系呢，有关系就另说了，他老婆不是调上来，可惜他老婆家的关系不够大，顾头不顾尾，好好一个人愣是给弄疯了，这么个半截关系还不如没关系呢。
这个伙计谈吐不俗，我觉得他像是读过书的人，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有点不好意思：我曾经也能算是你的同行，民办教师，转正无望，我只好来投靠我叔了，老板就是我叔。你想不到吧？我叔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们现在也挺好，至少赚的钱比以前的工资多多了。他苦涩地笑了笑，接着说：听说明年有教师资格考试，我想去试试看。
我对他说我下次来王城给他带一些教师考试的参考书。我的前同行或许也是将来的同行很是高兴，连声道谢，还给我倒了杯菊花茶来。
我一面喝着茶一面和伙计以及伙计的叔唠着家常，他们对于我讨工资的事也没有主意，老板说教育局到底有钱没钱全是他们自己说了算，无法查证，再说，教育口子缺钱倒也是实情。
听老板这么说，我虽然有些失望，但是心情却放松了。既然讨不到钱我还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就跟老板和伙计道别前往对面的教育局。因为时间富裕，最主要是因为心情轻松，我竟然走到那位疯子同行面前，向他问好。
他腾地站了起来，看着我又好像没看我，抑扬顿挫地说到：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声调非常熟悉。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在他破旧的上衣口袋里放了五块钱，我本来想给十块，有些舍不得，就打了五折。他没有说谢谢，我的动作大概干扰了他，他又用同样的声调说了同样的句子：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我的脑子嗡了一声：哎呀，你会唱崔建的《解决》！
他显然没有因为找到知音而欣喜，继续唱着《解决》，可是他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这很没劲，身上还有股难闻的汽油味。我不想再听他唱摇滚了，唉，我眼下就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呀。
传达室的大爷一听我是兴丰中学来的，什么都没问，就让我进去了，看来我那五位先行者还是为我创造了某种程度的便利。
我没费多少时间就在七楼－最高楼层找到了活动中心。出我意料的是，我从电梯一出来，就看见一大帮人站在过道上看风景。这让我措手不及，我本来担心见不到领导，一下子这么多领导站在我面前，我又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我躲在墙角，鬼鬼祟祟地观察着他们。看情形，他们不像在看风景，一个个交头接耳，气氛相当紧张。我顺着落地窗望出去，一眼便瞧见了疯子。原来疯子是风景！
我在墙角呆了有一支烟的功夫，还是决定出去见人。有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首先看见我，喊了声：局长，刚才和疯子说话的那个人来了。
众人的目光奇刷刷地扫向我，我顿时面红耳赤，步子像醉酒似地凌乱起来。
眼镜身后的那人走向我，突然停了下来，扭头示意一下眼镜。眼镜急忙赶上前，拉我进了一间办公室。他介绍说是王秘书，然后问我疯子究竟想干什么。我被问蒙了，不知道说啥好。
还没等我开口，王秘书连珠炮地叫起来：这个疯子真的要自焚吗？他真的不怕死吗？你倒是说说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突然想起疯子身上有股汽油味，也慌了：他身上有汽油味，八成他真的要自焚！你们怎么不叫警察？
王秘书瞪了我一眼：叫警察？这是不是你们的目的，要把事情搞大是吗？我告诉你，事情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也瞪了他一眼：疯子的事是疯子的事是你们的事，不关我的事，我只想讨我们的工资。
王秘书一愣：你们的工资？你和疯子？
我把头摇得快从脖子上掉下来：我是兴丰中学的，我不认识疯子！
王秘书又是一愣：那你为什么拍他肩膀还和他说话？他对你说什么了？
我说：我看他可怜，给了他几块钱而已，他什么都没说，唱歌呢。我学着疯子的腔调唱道：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
王秘书倒吸一口气，背着手低头走了几步说：我知道你们兴丰中学，每个月都有人来讨工资。今天是你的一个机会，你如果能把疯子弄走，局长们说不定能从别的经费里抽出一笔钱给你们发工资。
我马上激动起来：真的？！不到一秒钟我又泄气了：可人家疯子凭什么听我的呀？
王秘书开导我：你不是给了他钱吗？他对你肯定有好感，而且他以前也是老师，你们是同行，说得来。你去试试看吧。我呓语一般地说：好吧好吧。
疯子似乎记得我，咧嘴对我笑了笑，显得很斯文的样子。他从怀里摸出一个扁扁的瓶子来，对我晃了晃。我以为他要请我喝酒，连忙说：您太客气了，兄弟我不胜酒力，您自己喝吧。
疯子又笑了，这次笑得不是斯文而是狰狞。他一边狂笑一边吼道：就是我和这个世界一起要被你解决！
我听出来了，这是《解决》里的最后一句！
疯子拧开瓶盖，瓶口不是对着嘴，而是对着头顶倾倒。倒出来的不是酒，而是汽油！我顿时紧张得手脚痉挛。我看见他拿出火柴。一根火柴从盒子里抽出来。火柴擦向盒子。
我一头扑上去，伸手想打掉他的火柴，没成想，胳膊抽筋，一拳挥到他鼻子上。我看见他鼻子流血了。我看见他倒了下去，汽油瓶子从他手里跌落。然后我也倒了下去，我晕血，尤其是人的血。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洁白的床上，周围站了很多人。排在第一位的居然是校长！校长看我醒来，高兴地说：小赵啊，你没事就好。我们接到局里电话，马上就赶来了，还好你没什么事，你知道吗？你昏迷了七个小时！医生说你后脑勺碰地了才晕倒的。
我很清醒，纠正道：我是先晕倒才碰地的。校长慈祥地说：对对，你是对的，医生是错的。小赵啊，你可立大功了，局里给我们发工资啦！
我又有点晕了：真，真的？
校长在我肩头温柔地捏了捏：可不是真的！听王秘书说，局里还要表彰你的见义勇为呢，哎呀，你现在都成名人了，刚才电视台来了，可惜你还没醒。你没听局长是怎么夸你的，说你不仅使国家财产免于火灾，挽救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生命，你是教育战线上三个代表的代表！啧啧，我估计市里还得给你开次表彰大会，奖金大概也是少不了。
我想我应该高兴才是，可我笑不出来。我问那个疯子那里去了，一个王城口音说道：赵老师您放心，疯子已经被送到精神病院了，问题彻底解决了。
我竟然学着那个疯子的唱腔唱道：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我唱得不如疯子熟练，校长听了表情怪异，摸摸我的额头：瞧瞧咱们赵代表，高兴得都唱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