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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机会可以很体面很光荣地离开永生楼。那是一次冬季征兵，大队推荐、公社同意，体检通过，政审初审也通过了，报送马铺县武装部复审，据说也通过了，准备第二天正式公布，但是前一天晚上，那个最讲认真的武装部领导闲得蛋疼，又把各人的政审资料档案翻了一遍，这就有了重大的发现。父亲的政审资料里有一笔小小的描述涉及到父亲的父亲在民国37年即所谓解放前一年的经历，“被推举担任十天左右的保长”。这还了得，当过国民党的保长，虽然只有十天左右，性质也是相当严重了。于是，父亲的姓名就被红铅笔毫不留情地圈掉了。
这件事情的后果就是导致父亲继续在土楼乡村呆了二十多年。如果那一年父亲顺利地当兵离开永生楼，那么后来也不会有我，更不会有我像他年轻的时候那样渴望着走出永生楼。抬头看着永生楼围起来的圆圆的一圈天空，我总是想，要是父亲那一年就离开了永生楼，现在的我就不会被圈在永生楼了。
在闽西南莽莽苍苍的崇山峻岭之间，永生楼只不过是我们华坑村一座平常的圆土楼而已。后来土楼慢慢出名，甚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我才知道像永生楼这样的土楼有成百上千座，虽然只有少数土楼荣升世遗新贵，但许多土楼都开发成旅游区。这是后话。当年父亲呆在永生楼里，满心满腹都是怨气和伤感。粗糙而坚硬的土墙，杂乱无序的天井、楼门厅和走马廊，狭窄阴暗的公共楼梯，环环相连的小房屋，圆圆一圈的天空，每天面对的都是相同的景象。从面前走过的每一张脸也都是相同的忧愁和沉重，如果有笑容也是苦涩的。父亲获知他的当兵梦想破灭之后，独自躲在小房间里哭了一天一夜。自知连累了儿子的爷爷羞愧难当，若不是顾及家庭，他就到永生楼后面的山林里找一棵树把自己挂上去了。据说爷爷当年是在不在场的情况下被推举为保长的，他实际上一天也没干过保长，大概十天后另外一个人正式上任，他就自动免职了，但是这在档案里留下了一个污点，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污点实际上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
父亲在田地里干活挣了几年工分，村里办起小学，他就被推为民办教师，谁叫他初中毕业呢？全村也不过三五个，而永生楼再也筛不出第二个了。于是父亲光脚上岸吃起了粉笔灰，虽然也是挣工分，但是在祖祠里教学生们认认字识识数，风吹不到雨淋不着，比起田地里干不完的活，差不多算是享受了。在那个年代，“教书先生”还是受人尊敬的。父亲的好日子随之而来，邻村有人介绍了一个对象，几个堂伯上门察看门风，这是一个很好的姑娘，而且彩礼要求很少。这样父亲就结婚了，然后就有了我两个姐姐，再然后有了我。事实上，大姐出生后不久，父亲的好日子就结束了，因为爷爷奶奶相继得了重病，家里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而且代课教师的工分又被新上台的大队书记打了八折。我出生时，爷爷奶奶都过世了，父亲因此欠下一屁股债，而且母亲的身体也不大好，我们家已经沦为永生楼最穷的人家，我初懂人事便从父亲的脸上看到了人世的艰难。那时父亲还在当民办代课教师，工分改为工资，只有9元6角，后来提到了12元、15元，又提到21元。我记得父亲的月薪提到28元的那年，我刚刚考上乡里的初级中学，他给了我2元8角的报名费和学费，还另外给我3角钱，让我在乡圩上随便买点零食吃，他说：“你爱吃啥货就买啥货。”说得我心头热乎乎的，鼻子都发酸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拥有一角钱以上的零花巨款。
“好好读书，拼搏考个中专，端上铁饭碗，你这世人就不用呆在永生楼了。”那天晚上父亲为了庆祝我明天到乡里中学报到还让母亲专门炒了一盘五花肉，他给我挟了一块肥硕的肉，眼光里的期待也泛出了油腻腻的光芒。
我咬了一口五花肉，绵软香嫩的肉质令我的信心嗞嗞地猛增，我说：“我以后要到城里去工作。”
“好，有志气，离开永生楼，到城里做公家人。”父亲不住地点头，又给我挟了一块肉。那盘肉几乎被我吃光，我发现二姐的目光都拉直了。
但是那年我没有考上中专，城里的高中也只是刚刚到线。那个年代初中考中专，男生只有一所师范学校可以考，女生多了一所卫生学校，要读五年，比考高中难多了，然而一旦考上就意味着跳出农门，吃谷变吃米，布鞋换皮鞋，都有稳稳当当的铁饭碗。
父亲得知我中专落榜的消息，内心的痛苦和煎熬比我更甚，他独自一人坐在永生楼楼门厅的槌子上，用报纸卷着晒烟丝，一根接一根地抽得干咳不已。等我从外面低着头走进永生楼，他突然从槌子上跳起来，冲着我就是一阵臭骂：“你怎不给我加把劲？这下没戏唱了，这世人你就给我死在永生楼好了！看来，你也是没那个命，唉！”
我在黄昏的幽暗里看到父亲的脸变形得一塌糊涂，他还朝我不停地挥着拳头，大意是，从此你就自生自灭吧，我顾不上你了。实际上，那几年父亲自己也顾不上自己，学校连续几年都有民办教师转正名额，但是每年都轮不上他，他的忍耐越来越有限，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课堂上学生小声说句话，他也会气得把粉笔拗断摔在学生脸上，在家里吃饭，只要母亲做的菜不大合意，淡了一点或者稍微咸一点，他都要大发雷霆一通，甚至把吃了一半的饭碗狠狠砸烂在地上。其实那时母亲已病入膏肓，只是没有去医院检查，永生楼里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她脸色腊黄得像一张土纸，她是硬撑着身子给父亲做饭、养猪种菜以及料理其它家务。父亲没来由的发作，总是让她恐惧，缩着身子在门边发抖，一句话也不敢回。
“要是那年我去当兵，我就离开了永生楼……”有一天我要进卧室睡觉，突然听到父亲的声音从黑暗中响起。原来父亲一直站在我卧室前的通廊上，身子往栏板外探出了一小截，眼睛望着头上一圈幽蓝的夜空。他是对着夜空说话的，却是要把话说给我听。
我想了想，顶了他一句说：“要是那时你离开永生楼，我现在也不用在这里了。”
父亲明显愣怔了一下，但是他没有生气，向我走了过来，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还是要拼搏。”他的手无力地从我的肩膀上抽走，踩着有些飘忽的脚步往前面走去。
198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泪水和笑声交织在一起的年份，3月，母亲病逝；8月，我收到了泉州供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父亲也在这一年的9月离开了学校，因为转正无望，他动手把学区校长和乡文教助理揍了一顿，被公安局拘留了15天。当父亲坐着警车离开土楼乡的时候，他望着不断往后退去的连绵的群山，心里打定了主意，从拘留所出来就留在城里了，不再回土楼，别了，永生楼。
1989年7月，我中专毕业分配在马铺县土特产公司，单位给我和另一个新分配的大学生安排了一间宿舍。那是原仓库改成的房间，约30平米，宽阔得不大像双人宿舍，看到自己的床摆在墙角下，虽然只是比较简陋的马铺话所说的“卫生床”，我的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了，我终于在马铺城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张床！那天晚上，父亲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居然问到了我的宿舍里来。我已经两年没看见过他了，开学不久他给我寄了一封信，里面夹着20块钱，信只写了半页纸，字迹如书法般狂草，感觉他很忙，没时间静下心来写字，大意是他不回永生楼了，就在马铺城里生活，只要有一双手，哪里也饿不着人。1988年春节我回到永生楼，父亲没有回来也联系不上，我只好和从厦门打工回来的二姐在嫁到邻村的大姐家过了年。1989年春节我就没回家了，留守在学校过年。这两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除了我自己打工赚一点，大多是大姐和二姐资助的。记得临近毕业时，学校闹哄哄的，像是世界末日的兵荒马乱，我却意外收到父亲一封信，里面又夹着钱，这回是50元，他在信上问我何时毕业，让我一定要分配在城里。我没有给他回信，他没有留地址也没办法回。两年不见的父亲，精神气色看起来比在永生楼还要好，上身穿着一件印着XX猪饲料的广告衫，腰间扎着一条新皮带，裤子也是新的。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连声叫好，说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然后他就大致说了一下这两年他在马铺城里的经历，搬过十多次家，擦过鞋、踩过三轮车、卖过狗皮膏药、摆过地摊卖过各种假冒伪劣杂货、在丧乐队当过吹鼓手、到河里淘过金，他用一种夸张的语气说：“除了走私军火、埋死人，我什么都干过啦。”父亲在我的宿舍里不停地转着身子，显得非常的激动和高亢，突然神秘兮兮地放低声音对我说：“我攒了一笔钱，准备在城里买一间房子。”他蓦地拔高声音，像功放器一下拧大音量一样，“你是城里人，我也是城里人，我们都不用回永生楼啦——”他故意拉长着声调，好像要唱出来一样，我看到他的脸红朴朴的，像是酒醉红脸似地满脸写着兴奋。
1990年春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刚睡下不久，听到门外有敲门声，以为是舍友回来忘记带钥匙了，打开门，却是父亲一头闯了进来，他劈头盖脸就指着我说：“你有多少钱？”像是打劫一样。我工作才几个月，能有多少钱呢？不等我回答，父亲就说了：“把你的钱统统给我，有多少算多少，我要买圩尾街的一座房子，明天中午12点前就要先付一半钱，正月初九再全部付清。”
原来不知是谁给父亲介绍了圩尾街的一座房子，其实也就是一间两进式平房，外加右侧搭建的一间厢房做厨房兼饭厅。父亲找到业主谈好了价格和交割时间，立即回到租住房里，把藏在床脚下和天花板上的现金和储蓄存单全部取出来，摆在床上合计了一下，如果再向三个子女分别派款一部分——他心里转了一下，摊派数字就出来了：大姐1000元，二姐2000元，我500元。这样交了一半的钱还略剩一点，留到过年再一起凑齐另一半的钱。
面对父亲伸过来的摊开的手掌，我的眼睛刺痛般移开，从抽屉里抓出几张大钞和一把零票，全都塞到父亲手里。父亲迅速表现出算术代课教师的才能，眨眼间就算出这些钱的总数：460元。我又从口袋里掏出40元给他，说：“明天吃饭我都要向人家借钱了。”500元正暗合父亲摊派给我的数额，他高兴地收起钱，说：“我们就要有城里的房子了！”
父亲把买房的一半钱交给业主，业主同意父亲先搬进来过年，然后等正月初九交清另外一半的钱，再正式签合同，一起到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父亲一个人在新买的房子里走来走去，踱步、跺脚、跳跃，东看看西摸摸，几乎把每一块砖都抚摸过一遍。整整一个晚上，他就在房屋里不停地走呀走，越走心里越踏实，脚不酸，人不累，这不是做梦，这是活生生的现实，脚下踩的就是自己的房子啊。
“这是华坑村华岩公第25世孙华胜明在马铺城里买的房子。”父亲正色地端着酒杯说，语气正式得像是新闻联播一样。华胜明就是他的名字，他在嘴里念着自己的名字，显得特别庄重，特别神圣，“华胜明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城里自己的房子过年，来，列祖列宗，受华胜明祭酒一杯。”父亲把手中的酒杯举过头顶，然后往地上一洒，这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般流畅，充满了一种动人的仪式感。这年春节我和二姐陪父亲在新买的房子里过年，他居然做了12碗菜，虽然有几样基本上是重复的，他说晚上越迟睡父亲越长寿，可是年夜饭吃完不久，春晚的节目才看几个，我就呵欠连天了。二姐帮父亲收拾了碗筷，到后进的房间睡觉去了。我和父亲坐在前进的厅里看着那台旧货市场买来的旧彩电，上面演着无聊的小品，父亲笑得鼻涕都淌出来了。最后我还是趁他看春晚看得入迷，偷偷溜回了自己的宿舍。
父亲正月初五独自回了一趟永生楼。他已经两年多没回到永生楼了，这趟行程的最大举动就是把我们家在永生楼的一间灶间、两间禾仓和两间卧室卖给了他堂哥华胜谷，我们家在楼外还有一间猪圈和一间早已废弃的茅厕，则卖给他表姐夫华正冬，而我们家的自留地和责任田因为不能买卖，便无限期租给了小姑丈江长山。如果说，卖掉在永生楼的房间，原先也动过几次念头，因为卖价太低，还是作罢，但这一回，父亲是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要卖掉，因为手上太需要钱了，而且现在城里买了房子，不用再回到永生楼那伤心之地了，若不卖掉，只能锁上门空在那里关蚊子，这多不划算啊。永生楼有什么好呢？圆圆的一圈厚墙，几十户人家住在一起，虽说都是同一个祖宗的亲戚，但磕磕碰碰的总是有扯不完的矛盾，楼里又嘈杂又肮脏，走几步就能踩到一泡热气腾腾的鸡屎，最重要的，父亲觉得在永生楼生活了几十年，日子似乎没有顺畅过几天，父母早逝，妻子也早逝，自己一直无法转正，这座土楼里里外外充满了太多苦难的回忆——所以，他下定决心卖掉在永生楼的房间以及楼外的猪圈等等。
其实，永生楼是祖先建造，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各家各户所占有的房间并不平等，有人住不完，有人不够住，父亲的堂哥华胜谷家就属于不够住的状况，所以父亲一提出卖房，他立即就有了兴趣，在族中长辈的见证下，他们说定了价格并正式签定了买卖文书。这文书是父亲亲自起草的，他还在上面特别强调了4个字：反不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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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楼，中型圆土楼，为华坑村华氏所建，始建于1548年，历经5年竣工，原址为4层，1663年间烧毁。华氏村民请来风水先生，发现永生楼大门正对着一座山峰，其峰峦形如火焰，所以一把火将永生楼化为乌有，重建时必须把原有的4层降为3层，才能避开火舌，不然一百年就要烧一次。华氏村民采纳风水先生的建议，于1680年重建永生楼，便只建了3层，楼高12.3米，楼底墙厚1.66米，楼外径长45.7米，宽34.5米，内径长28.3米，宽17.1米，每层有32个房间，共有96个房间，全楼有一口水井，两部公共楼梯。最高峰时永生楼住有二十几户人家，一百人左右。永生楼从2000年起开始经营家庭旅馆，后来整体改建为“永生楼客栈”， 土楼成为世界遗产后，永生楼客栈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十大土楼旅馆之一。
以上这段文字来自马铺县政府网站的土楼介绍专题。实际上，你现在随便到网上搜索一下，都可以找到许多介绍永生楼的相关网页。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土楼在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永生楼虽然不在世遗的名单里，但是毕竟也是土楼家族一员，一荣俱荣，永生楼所在的华坑村早在申遗前就被辟为旅游景区，门票更从10元一路提到了30元、50元，而我堂哥华栋才投资经营的永生楼客栈，一个房间标价180元一天，周末和黄金周则涨到280元，仍然一房难求。
当父亲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内心的惊讶和痛苦可想而知。1990年春节期间，他将我们家在永生楼的5个房间，以每个房间280元的价格卖给了他的堂哥华胜谷也就是我堂哥华栋才的父亲。一个房间280元，卖了，世世代代卖了，现在还是这个房间（当然有重新装修过），让人住一个晚上，就是280元，世世代代可以收这个钱。这之间巨大的落差，令父亲痛不欲生。当年永生楼是父亲的伤心地，在他看来，就像狗屎堆一样臭不可闻，越早离开越好，谁知道十几年之后它居然变成了聚宝盆，变成了印钞机。实际上也不能责备父亲的短视，当年父亲虽然没有跟我商量卖房的事，我也是认为那破破烂烂的土楼毫无价值，要是我80元一间也不想买，心里还嘲笑我堂伯父太傻。我记得当年马铺县领导也很烦土楼，有一次全县什么大会上，一个女领导还把有些人的思想比喻成“像土楼一样顽固保守”，然后她借题发挥把土楼臭骂了一通。谁知道呢，土楼后来成了世界级的宝贝！这里用得着一个词，这就叫作：世事难料。
1990年正月初九，父亲如期把另外一半的房款交清，大概两个月后，写着他名字的房产证和土地证也办来了。他把两证用报纸包起来，外面再包一层塑料，然后用透明胶粘在内衣上，一天24小时用体温捂热着它们。直到五月份天气转热，父亲才把紧贴心窝的两证解下来，收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圩尾街位于马铺旧城区，是一条纵横交错的老街，父亲所买的房子差不多就在中间地带，四通八达，有几条小巷联通着外面的大街。父亲有了自己的房子，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根楔子深深地钉进了马铺城里，彻底告别永生楼这一天，终于从遥远的梦想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他不能再像前两年那样到处打零工了，他要有一项比较稳定的谋生头路，尽快还清因买房而欠下的债务，同时他也考虑到了我将来结婚需要一笔钱。他到外面走了一圈，又在房间里估算了好久，决定摆卤料摊。
说干就干，父亲向邻居低价买来一辆撂了几年没用的平板车，一边请来木匠师傅改造成上下两层加笼箱的手推车，一边到农贸市场和药铺采购做卤汁的原料。花椒、八角、桂皮、甘草、砂仁、丁香、杜仲、香叶还有黒糖、酱油、料酒、鱼露、白醋、葱蒜姜等等，还有一堆猪下水、鸭脖子、鸡爪子等等，父亲一手提着一只大竹篮，篮子里满满当当的，他的笑也挤满了脸，对正在钉钉子的木匠说：“晚上你就可以吃到我做的卤料了。”
父亲在厨房里的煤灶上烧起一锅水，他像做法一样搓了搓手，又像是拜神似地双手合十，然后操起菜刀，开始在案板上大显身手。桂皮用刀背敲成小块，生姜用刀拍松，甘草切成厚片，刀起刀落，轻重缓急，在案板上发出的声音高低起伏，和外面木匠刨花钉钉的响声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多声部的交响。
到了中午，父亲的一锅卤水已经烧开，正用小火慢慢熬，房间内外飘满了一种浓烈的香气。木匠回家吃饭回来，不由抽了几下鼻子。父亲连午饭也顾不上吃，把猪下水、鸭脖子、鸡爪子洗净，分门别类，放入几个冷水锅里慢慢地烧。
“想吃你一点卤料，还要有耐心啊。”木匠说。
父亲说：“这当然，就像你木工一样，慢工出细活，我这卤水也要慢慢熬才能出味。”
傍晚时分，那辆行将就毙的平板车被木匠成功改造成适宜卖卤料、粉条、四果汤等一应吃食的手推车，大功告成的木匠喊着父亲的名字，父亲应声从厨房里小跑着出来，手上端着一只盆子，就往木匠眼前一伸。木匠猛地连打三个喷嚏，手往裤腿上一擦，便伸手从盆子里抓起一只热气腾腾的卤鸡爪，放到嘴里一边啃一边说：“香啊，香，香。”
“你算有口福了，这可是我的处女卤啊。”父亲说。
木匠又连打两个喷嚏，差点被卤鸡爪的碎骨头呛住了，一边点头一边说：“你这什么风味？有点咸，特别香，是不是内山那什么土楼风味？”
父亲脸上的笑容立即就僵住了，因为他不喜欢人家说他来自内山，更别提那土楼，他突然想起二女儿在厦门打工，便有了底气似地尖着嗓子说：“我这是厦门风味，你不懂了吧？这叫作特区风味。”
父亲当天第一次出锅的卤料，装盆放到手推车的笼箱里，推到圩尾街靠近城隍庙的小巷口，一个多小时就卖完了。回到家里，他找到一块纸板和一瓶钢笔水，但找不到毛笔，就用筷子沾着钢笔水，在纸板上写了4个大字：特区风味，后面再写两个小字：卤料。
我是有一天晚上偶然经过东风街闻到卤料香味才发现父亲的卤料摊已经是马铺城里小有名气的品牌了。此前几次舍友买卤料回来配啤酒，说是在圩尾街和东风街交叉路口买的，还说是什么厦门特区风味，原来就出自父亲的手艺。
“你要来点什么？”父亲也看见了我，像招呼其他顾客一样地说，“你看，所剩也不多了。”
“生意很好嘛，都供不应求了。”我略带讥诮地说，对父亲没有告诉我做卤料生意这件事表示不满。
父亲咧嘴笑了笑，说：“有女朋友要带来给我看看。”说话间给我装了一小袋子的卤料，卤鸭脖子和卤豆腐若干，然后交到我的手上。
这一年有两个女孩子出现在我身边，令我春心荡漾，摇摆不定。一个叫作钟春曼，是一次我给舍友当电灯泡时认识的，她是舍友女朋友的初中同学，中专毕业在马铺医院做财务，家也在内山的土楼里，实际上和我老家华坑村就一山之隔，另一个叫吕炜炜，是马铺统计局办公室科员，我在一次全县什么大会上认识的，我们都是坐在会场最后一排随时准备开溜的那种角色，我正在领导的讲话声里开小差，她叫我“哎”，并用手推了推我的肩膀，向我借自行车用一用，因为她的车来时破胎了，她想回办公室一下，等会再来继续开会。我当然非常乐意，但是，“你认得我的车吗？”，她摇头，这样我便和她一起溜出会场，用我的车把她送到了办公室，到了之后我才知道，她父亲是这个局的局长，她是高中毕业招干进来的。钟春曼高挑健硕，身材饱满，这方面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要求，而且她为人朴实，脾气温顺，手脚勤快，似乎什么都好，最大的不好就是家在乡下，父母亲还有一个弟弟生活在一座破旧的土楼里。和钟春曼相比，吕炜炜属于娇小型，身上该大的地方都不大，最主要的是很有小姐脾气，擅于指使人干这干那，但是她的优势同样明显，具体先不说了。我不认为我是脚踩两只船，我和钟春曼、吕炜炜同时交往，虽然是朝着恋爱的方向走去，但彼此都没有说破，心照不宣地保持着一种默契。说实在的，我乐于享受这种状态。有一天，钟春曼刚刚离开我的宿舍，吕炜炜从天而降似地出现在我面前，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不是说那个医院小财务只是一般认识的，怎么三天两头来找你？”我噎住了。吕炜炜瞪了我一眼，从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了一声，然后转过身子，散开的头发从我面前拂过，踩着高跟鞋格登格登地走了。她抛给我一把发捎和香气，我知道我必须做选择了。
这天晚上，舍友和女朋友在宿舍里缠缠绵绵，并且不时发出一些异样的声响，我只好默不作声地掩门而去。到荆江边走了一圈，那里黑灯瞎火，只有波光水影映照着我的孤单，黑暗的树丛下晃动着一些可疑的身影。在钟春曼和吕炜炜之间，我差不多心中有数了。我从荆江边穿过几条街走到圩尾街口，父亲摆摊的位置已经空了，那地上只有一小堆垃圾。父亲收摊回家了，我想了想，还是往他家里走去。
父亲正在他的家里看电视泡茶——我以前曾无数次看到他在永生楼的灶间里泡茶，总是心事重重地洗杯、斟茶，然后端着茶杯到嘴边，不像是喝茶，倒像是喝草药，而此时，他是神清气定，悠然自得。父亲在永生楼的场景隐去了，虽然永生楼的房间是祖上传下来的，也是属于他的，但那毕竟是在聚族而居的土楼里，现在这是他自己在城里的家。一种情景，两种状态。
看到我这个不速之客，父亲一只眼睛还停在电视上，另一只眼睛瞄了我一下，只是淡淡地招呼我坐下。
“老爸，你明确发个指示，我选女朋友要选哪一样的？”我开门见山地说。
父亲把两只眼睛全部转移到我脸上，郑重其事地看了我几秒钟。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智慧，他这一眼就好像把什么都看透了，而且也明白我处于一种两难的抉择中。他幽默地说：“当然，第一个条件，选女的。”这是正确的废话，不选女的，还选男的不成？他接着说：“第二个条件，选家在城里的，必须是城里人，乡下内山就不要了。”
父亲的“指示”其实暗合我内心的决定。当我徘徊在荆江边的时候，我一遍遍想起深山里的土楼，无数座土楼化身成永生楼，高高耸起的土墙，围成一座圆圆的巨堡，坚硬的外墙，苍凉的屋顶，破败的楼内景象——这不仅是父亲也是我一直想要逃离的地方，内心里真不愿和它再有任何联系了。我对父亲说：“我知道了。”
“哪天带来我看一看啊，除了刚才说的那两个条件，其他我是不会干涉你的，你老爸也是开明人士。”父亲说。
我没多说什么，想起从此就要告别钟春曼，心里有一种隐隐的痛。但是，为了永远告别土楼，这点痛算什么？
3
吕炜炜第一次正式带我见她父亲的时候，吕局长坚持把手上的报纸看完才抬起眼睛看我一眼，事实上他早已知道我的存在，此时的眼光意味深长。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大班椅上，颇有些居高临下地审视着坐在对面茶几前沙发上的我。
“你老家是土楼里面的？”吕局长带着庭审法官的语气问道。
“嗯。”我的双脚很不自然地并拢起来。
“土楼我去过，那东西太脏了，我的新皮鞋都踩到鸡粪。”吕局长皱着眉头说，“那么大一座楼，连个卫生间都没有。”
吕局长对土楼的鄙夷是有道理的，同时也让我觉得很惭愧，好像那鸡粪是我家的鸡故意拉下来陷害他的，我连忙说：“我父亲把在土楼的房间卖掉了，已经在城里买了一座房子，嗯，旧房子，有三间房。”
“那土楼越来越少人住了，我看以后说不定要炸掉。”吕局长像是思想家一样深谋远虑地沉吟着，“那么一大坨，炸掉可以整出多少地建洋楼啊。”
若干年之后，当吕局长声称要炸掉的土楼开始声名远扬，并最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他虽然已退休，却参与了马铺县土楼文化学会的发起，担任了副会长一职，他心里或许早已忘记当年曾经说过的话。当然，这是后话。当年我在吕局长面前，因为土楼而感到底气不足，幸亏父亲在圩尾街的那间平房给了我一点面子。
这回进见吕局长，其实最大的目的是想请他跟我们土特产公司的经理说一说，公司改制在即，办公楼下的商场准备承包出去，按吕炜炜的设想，我把它承包下来，然后努力做生意，早日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份人。我知道，吕炜炜已经事先跟她父亲打过招呼，所以用不着我多说，吕局长什么都明白了，他像领导又像长辈一样拖着腔调说：“年轻人想打拼，求上进，这是好事啊，我很支持，现在国家政策放开了，鼓励大家去闯，搞活经济，这很好嘛，我很拥护，这个明天县政府开会，我会碰到你们杨经理，再专门跟他说说这个事。”
显然吕局长的话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久我就顺利承包到了土特产公司的商场，公司的工资照领，我的精力全部投入了商场的经营，首先把原来的老营业员辞退了几个，然后由吕炜炜负责从社会上新招了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全面拓展进货渠道，直接和晋江、石狮几家服装鞋帽品牌工厂建立了业务联系。记得那年《马铺消息报》报道了我，题目是很标准的宣传体，《小伙子勇挑大梁》，还配发我一张故做深沉的相片。
父亲是在卤料摊上意外看到我上了报纸的，那可能是某个顾客无意中拉下的一张报纸，父亲留下它用它赶了几天的苍蝇，这天无聊中翻开报纸，一眼就看见我在上面做眺望状，他心想，这小子，有出息啦。当天晚上，父亲提了一包卤料来到我的宿舍，但是没找到我，其实我已基本上不在那里住了。吕炜炜家给了她一套房子，是她在交通局工作的母亲早几年分的，虽然只有六十多平米，但是我们两个人起居已经很阔绰了。那天晚上，我的舍友也不在，所以父亲在门口逗留一会，又提着卤料回家了。父亲从香港街抄近路回家，这街上一间连着一间的发廊，浓妆艳抹的女子倚在门边，一个个坦胸露乳，热烈地向父亲招手，有的甚至出手来拉父亲。父亲几次心旌摇动，差点就被拉进那幽暗发黄的发廊了，关键时刻他还是有了定力，说：“不用了，我家里有。”然后加快脚步跑了。
回到家里，父亲的心情一时难于平复，他想这总算在城里站稳了脚跟，儿子同在一座城，可是想见也见不着，这家里也没个女主人，显得多空寂。其实，这段时间以来，父亲也不是没考虑过续弦的事，同永生楼的一个表姐夫到城里帮儿子带孩子，前些天还专门跑到他的卤料摊前，说是同村祥瑞楼华哲青前年车祸死了，他老婆想改嫁，问父亲中意不中意，他愿意牵成，父亲立即摇头，表姐夫说人家今年才42岁，父亲还是摇头。表姐夫无功而返，他是不懂得父亲的心思，内山土楼里的，即便是黄花闺女，父亲也不想要，父亲想的是在城里找一个城里女人，现在他在城里有房子，他有资格找个城里女人了。实际上，父亲的卤料摊前每天人来人往，信息来源广泛，他已经注意到一个孀居多年的女人。这个女人叫作方淑丽，就住在圩尾街斜向的橄榄街，年纪在五十岁左右，穿着很朴素，但是身上有一种气质，显然是乡下人所没有的。她从马铺味精厂内退了，据说一个儿子中专毕业在厦门工作。她来买卤料，父亲总是特别的笑眉笑脸，给的份量也特别足，甚至有一次父亲还推开了她递过来的钱，说：“不用了，不用了。”她说：“这怎么行？”父亲接过她的钱，顺便和她的手触碰了一下，那是一种久违的感觉，像一股暖流流过全身。
父亲这种类似年轻人的暗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何表白成为最迫切的问题。这个晚上他辗转反侧也没理出个头绪。天快亮时迷迷糊糊睡着了，六点时猛地醒来，生物钟在他身体里上了发条，一到点便睁开眼。他起床刷了牙，简单抹了一把脸，便提上两只竹篮子，挂在自行车车把的两边，骑上车往安美路的农贸市场跑去。
早上把原料采购回来，做早饭，有时米多放一点，做成干饭，连午饭也一起做了，然后开始清洗那些原料，分门别类在卤水里进行卤制，四点左右全部卤好，吃一下点心，把卤料摊用手推车推向街头，卖完回家再吃宵夜，看看电视，然后上床睡觉。这基本上就是父亲一天的生活流程。这天他一边清洗原料，一边想，其实他很需要一个帮手的，至少他在清洗时可以有人陪着说说话，现在他要么自言自语，要么对着猪下水和鸭脖子说话，身边没有一个活人真的不行了。父亲对猪下水说：“我洗你一小时，人家吃你几分钟。”父亲想起在永生楼，要是他在灶间门口或天井的水井边这么清洗猪下水，肯定会有一群孩子围观，还会有大人过来探个究竟说上几句，那是完全没有私密空间的公共场所，他并不喜欢，但此时只有自己一个人面对无穷无尽的猪下水，他又感觉到了说不出的孤寂。
这一天，方淑丽没有来买卤料。父亲想，也是，谁也不会天天买卤料吃，再说她一个妇道人家，那么节俭，来买卤料肯定是家里来客人或者儿子回来了。收摊回家，时间还早，父亲准备煮一碗面线，看到厨柜里有半只卤鸭，猛然想起，这是下午去摆摊前切下来的，当时也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就这么留下半只卤鸭，他的心思跳到方淑丽身上，何不提着这半只卤鸭登门去看望她？父亲被自己这一大胆的想法吓了一跳，似乎有一股热血呼呼地往脑门冲，他想，这有什么呢？难道连这么点勇气都没有？他把半只卤鸭装进薄膜塑料袋里，提在手上就走出了家门。
走进橄榄街，这是一条和圩尾街差不多的老街，两头尖中间大，方淑丽家住尾尖那地方，也是一座一间两进的老厝。走到方家门前，父亲听到虚掩的木门里传出电视人物说话的声音，他心里突然发虚了，这是不是太唐突了，要是不被理睬，或者被赶出来怎么办？他发愣了一会，又做了个深呼吸，决定冒险试一试，大不了被当作猪八戒一样赶出来。
父亲上前敲了两下门，一轻一重，同时喊了一声：“方淑丽在吗？”
“谁呀？”传出来的正是方淑丽的声音。父亲连忙说：“我是卖卤料的老华。”柴门吱吜从里面拉开，方淑丽探出半个身子，看到父亲时颇为意外地一怔，但还是把门开得更开一些，问道：“你有什么事吗？”
“没事，路过讨杯茶喝行不行？”父亲说。
方淑丽哦了一声，开门让父亲进来。方家这前厅的格局和面积都跟父亲的家相差无几，但是布置要雅致许多。父亲双脚踩到这充满女人阴柔气息的房间里，身子竟微微颤抖了一下。
“坐嘛。”方淑丽指着沙发请父亲入座。父亲有些拘谨地坐下来，又朝房间望了一圈，然后把眼睛转向电视上的连续剧，心想，自己这出戏怎么开场？方淑丽坐在他对面，神情镇静，好像父亲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她提起热水壶倒了一些热水烫洗杯子，动作慢悠悠的，不像是思考什么问题，而是她的性格所致。
“你孩子多大了？听说是个儿子，很优秀，在厦门工作。”父亲脑子里迸出灵感，谈孩子，这是最好的开场白，再说他也有一个令他觉得有面子的儿子值得一谈。
“一般啦，”方淑丽脸上因为儿子受到表扬而露出了谦逊的笑容，“今年25了。”
“哦，那跟我二女儿同岁，她也是25，也在厦门工作。”父亲说。
“你真好命，有几个孩子？”方淑丽饶有兴趣地问。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是最小的，今年也23岁了，土特产公司那商场，现在就是我儿子在承包经营的。”
“哦，这么厉害，真是太厉害了。”方淑丽由衷地赞叹了一声。
“一般般，”父亲笑了笑说，“你就一个儿子吗？”其实他早已清楚对方只有一个儿子，他这是明知故问。
方淑丽点点头说：“我叫他回来马铺工作，他偏偏就不回来，说厦门好。”
“孩子求前途，都顾不上父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父亲说，“你一个人在家，是比较孤单。”
方淑丽淡淡地说：“习惯了。”终于泡出第一杯茶，端了一杯到父亲面前的桌上，父亲手指头往桌上叩了叩，然后端起茶杯小饮了一口。他把那半只卤鸭放在大腿边侧，一只巴掌遮掩着，心里在寻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把它公开地亮出来。方淑丽还是发现了他腿侧的异样，但只是瞄一眼，并没有说什么。父亲突然感觉第一次登门不宜拖拉，不可一次把话说完，留一些话慢慢说，这样更好。他猛地把半只卤鸭端到茶几上，说：“卖剩的，我自己吃多了，给你尝一尝。”然后迅速站起身，也不顾及对方的错愕，便往门口退去。
“哎，这……”方淑丽喊了一声。父亲回头摆了一下手，做贼似地匆匆走了。
第二天，父亲刚在街头推出卤料摊不久，远远看见方淑丽走过来，心里竟有一种砰砰跳的感觉。方淑丽还是像往常一样走到摊前，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掏出20元放在卤料的笼箱上，说：“昨天那卤鸭的钱。”父亲叫了一声“哎呀”，就抓起钱塞到方淑丽的手里，方淑丽又把钱推回来，两人这么来了两个回合。父亲说：“这么推来推去不好看，快收起来吧，自家做的一点卤鸭，尝尝鲜就是了，客气什么？”有人走过来了，方淑丽终于把钱收了起来，她呼了口气，看了父亲一眼，显得意味深长的，然后抬脚走去。
令父亲窃喜的是，他从方淑丽的眼神里看出了那么点意思，虽然大家都一把年纪了，但这种心照不宣的暧昧好像又让他回到了年轻时代。不久，父亲又一次登门拜访了方淑丽，方淑丽让父亲帮他换了一个水龙头和一只灯泡，在这一过程中，父亲感觉正在融入方淑丽的生活。过了两天，方淑丽提着一包马铺特产“山城米香”登门回访父亲，她虽然只在父亲家里停留了短暂的五六分钟，但已经让父亲欣喜异常，他胸有成竹地有了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
就在父亲每天乐滋滋地做着美梦的时候，厄运突然降临。那天晚上他正要收摊，对面走来两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后来他才知道年轻的是方淑丽已故丈夫的大哥的儿子，年纪大的是已故丈夫的小弟，他们还没走到面前，父亲就感受到一股不怀好意的汹汹气势。他们围住父亲，年轻的开口骂了一声“内山猴”，年老的说：“你真敢死啊，才进城几天还没褪掉内山猴毛，就敢做美梦啦？”那年轻的突然伸出一只手就抓住父亲的脖子领，另一只手就往父亲胸前擂了一拳，那年老的夺过父亲手里的手推车，推着车往旁边的电线杆撞去，砰的一声巨响，手推车撞翻在地，笼箱撞破了，车上的盘子、称子和刀滚落下来，这时父亲也被他们推倒在地，几秒钟的懵懂之后，他立即明白了来人的意图，他大叫一声说：“我有犯法吗？你们要打死人了？”旁边有人围了过来，那两个人骂骂咧咧的扬长而去。
有熟人从地上扶起父亲问道：“不要紧吧，这是怎么回事？”
父亲说：“不要紧……他们说我抢了他们的生意……”
隐瞒了真相的父亲谢绝熟人的帮助，独自从地上拖起手推车，收拾了掉在地上的各种物件，然后推着破损的手推车走回家，这时他的内心里也是受伤了，他在想，方淑丽的家人怎么这样蛮不讲理？莫非方淑丽向他们透露了心思，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原来以为不大要紧的父亲回到家里，腰骨以下和左腿膝盖痛得很，痛了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虽然还是六点醒来，但他感觉起床很吃力，全身痛得没有力气，便只好躺到天亮，躺到近8点才挣扎着爬起来，雇了一辆三轮车到马铺县医院检查。这一检查就查出膝盖骨折了，医生给开了一大包外敷药和西药，嘱咐父亲好好卧床休息。
在父亲卧床休息的前几天，他还幻想方淑丽会来探望他，恍惚间，方淑丽走到了他的床前，弯下腰关切地询问他怎么了，但是眼睛眨了两下，方淑丽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疼痛在身上丝丝入肉地颤栗着。几天后，一个前来探望父亲的熟人给他带来了一个伤心而又失望的消息。熟人是无意中当作谈资说起来的。他说：“你不知道吧，橄榄街那个方淑丽前天嫁给了一个台湾老货子，那老货子听说是她儿子的老板，都七十岁了，给她儿子在厦门买了一套大房子。”父亲的嘴巴张成一个大洞，发不出一点声响，他听到心里哐当一声，什么东西破碎了。熟人又说起了别的事情，父亲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直响，什么也听不清。
这天夜里，父亲摸下床，一路走走停停，不时扶在人家的墙壁上歇一会儿，走了好久才走到橄榄街方淑丽家门前。房门紧闭，门上新贴了一张红双喜。父亲缓缓转过身子，又一路走走停停走回家。回到家后，父亲把自己小心翼翼地放倒在床上，昏睡了一夜一天。
4
父亲在受苦的时候，适逢我商场和情场双双得意。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天天忙忙碌碌，一连几个月没去看他，甚至把他忘记了。这时，吕炜炜从马铺统计局调到经贸局当了综合科科长，她肚子里有了我的孩子，但是我对结婚一点也不上心，我早已享受了已婚的待遇。倒是吕炜炜半年前就开始在添置结婚用品，布置我们的婚房——也就是她母亲分的那套小房子。有一次我逗她说：“你不想等我们买了大房子再结婚吗？”她说：“我是等得起，可是你儿子等不及了。”她认定肚子里的就是儿子，甚至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作吕部。第一次听说这名字引起我的强烈不满，我说：“怎么不是姓我的华？”吕炜炜把脸凑到我鼻尖说：“住谁家的房子就姓谁姓。”她接着说：“不然我们回你家那永生楼去住，就姓你的华。”后来她多少松了口，说：“等你买了大房子，就姓你的华，叫华吕部。”我讥讽她说：“叫吕部，也就个部长，胸怀不够大，我建议叫吕主或者吕常，怎么也得努力个主席啊常委啊。”吕炜炜看着我眯眯地笑，露出一脸慈母样的笑容。
1992年元旦，我和吕炜炜的婚礼在当时马铺最豪华的金马大酒店举行，宾客如云，笑声阵阵，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坐在主桌位置的父亲突然把我拉到一连，指着婚宴背景墙的红布条上的字对我说：“怎么能这样？女的姓名写在男的前面？”其实我早已注意到，那红布条上写着“吕炜炜小姐、华栋梁先生新婚大喜”，吕炜炜爱怎么写随她的便，我觉得父亲有点小题大作了，对他说：“这又不是在永生楼，计较这干什么？”他一下哑了，是啊，这是在马铺，不是在永生楼，他的话语权一下丧失了。而实际上父亲的永生楼也已经没有他的份额了，永生楼变成了一个老家的符号。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的儿子呱呱出世。大姐从土楼带了一只老母鸡出来，和从厦门请假回来的二姐相约来看儿子。那只老母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二姐的红包则被我偷偷塞回她的包里。父亲第一时间赶来看他的孙子，不过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兴奋，我甚至在他的眉眼间看到一种失落和忧郁，因为孙子被我岳母全方位地照料着，他完全帮不上忙，想看一眼、抱一把都必须经过我岳母的同意。他对我感叹道：“你妈死得早，不然她可以帮你带孩子。”我说：“现在有炜炜她妈带就行了。”父亲很不满地盯我一眼，满脸愠色。
父亲的红包是当着我岳母的脸塞到孙子的襁褓里的。我岳母其实根本就不在乎。我偷偷把红包取出来，看了一下，有6张大钞。过了几天父亲又来，送他下楼梯时，我把红包还给他——其实是把红包纸留下，把6张大钞塞到他口袋里。
“你这是干什么？我给我孙子。”父亲从口袋里掏出钱来。
“有了，收了，这算我给你的吧，你买那房子还欠着钱呢。”我说。
“好吧，你给我，我也不客气了，我的目标是5年内还清债务，现在估计能提前一年。”父亲说。
看着父亲走去的背影，肩膀略向左斜，外八字的脚步已显得蹒跚，不像几年前那么稳健了。父亲四十几岁的时候毅然离开土楼来到城里，把永生楼的一切全部舍弃，在城里置业谋生，他这一路走来确实非同寻常。相比之下，我在马铺城里扎下根来，就轻松多了，对我儿子来说，就更简单了，出生决定一切。
父亲在经历“方淑丽事件”之后，黯然神伤了大半年，才慢慢收拾好心情，开始日复一日的卤料生意。
时间过得好快。1994年的五一劳动节，二姐也终于要结婚了，她嫁的是厦门同家工厂打工的一个中层经理，是一个外地人，马铺话所说的“阿北佬”，据说已在厦门买了一套房子。二姐出嫁按礼俗是要从永生楼出门的，并在永生楼请客，但我们家在永生楼已无片瓦，父亲决定就在马铺把二姐的婚宴办了，并在圩尾街家里把二姐送出门。这一决定引起永生楼的许多长辈的不满，父亲心里也很不满，对我说：“是我嫁女儿呢，还是他们嫁女儿？”
二姐在结婚前一天和她丈夫回到马铺，父亲在溪边饭店订了8桌酒席，但是永生楼出来赴宴的亲戚比父亲预计的还要少得多，甚至原来表示要出来的几个比较亲的亲戚也不来了，他们说吃好喜宴没车回土楼了，城里又没地方可以投宿，总不能住旅社。我的三个舅舅来了两个，大姐和大姐夫来了，小姑和小姑丈来了，我的堂哥华栋才来了，他是正好在城里办事，关键时刻还是吕炜炜这边的亲戚力挺了一下，差不多来了4桌的人，我再临时通知一些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同事、同学和生意伙伴来捧场，总算把8桌酒席坐满。五一清早，二姐夫的朋友从厦门开来了两部车，在我的指引下，倒车开到了圩尾街家门口，衣着一新的二姐由父亲背着过了家门槛，便自己走着上了新娘车。我发现父亲只是背着二姐过了个很低的门槛，呼吸都变得急促了。那两部厦门来的车在鞭炮声中缓缓驶出圩尾街，我看见父亲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有一颗特别大的就挂在眼角边，晶莹闪烁，许久掉不下来。
“我们家除了你妈留在土楼，你大姐留在土楼，其他人都走出来了。”这天晚上，父亲带着总结的语气对我说。
就在父亲准备把最后一笔债务还清的时候，他的阑尾炎发作了，那天晚上他还没卖完卤料，剧烈的腹痛令他大汗淋漓，他嘱人用公用电话给我打了电话。我刚刚和一个汕头客户吃完饭回到家里，吕炜炜用炫耀的口吻向我控诉儿子在她身上拉屎拉尿的经过，我一边听她的一边听电话，挂下电话说：“你照顾好儿子，我得去当儿子了。”
我赶到父亲的卤料摊前，他已经一屁股坐在地上，两只手按着腹部，跨紧牙根嘶嘶地叫唤着。把父亲送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并且已经穿孔，必须尽快手术。办理住院手续时，小窗口里看不到面目的收费员只传出一个好听的声音：“先交2千元。”
这好听的声音像锤子一样在我心上叮当敲了两声，我身上的钱包里虽然有五六张银行卡，但只有我知道它们全部的金额不会超过两位数，实际上我最近的经营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资金困境，我是表面风光，后面的资金链岌岌可危。我为难地看了父亲一眼，父亲坐在长条椅上满脸痛苦，他明白了我的意思，说：“你先垫一下，我家里有2千5，准备还给你姑丈……”
“我……”我一时不知怎么说，转头又向小窗口里说，“可以先欠一下吗？明天上午就交。”
“不行。”里面又传出好听的声音。
父亲抖抖嗦嗦从皮带上摘下一串钥匙，伸手递给我，说：“你回家取……”我上前接过钥匙，父亲指给我看一把小钥匙，低声说这就是开抽屉的，钱放在里面一个纸包里。
我手里紧紧攥着钥匙，一路狂奔跑回圩尾街的家里。取了钱，跑出圩尾街，差不多要断气的感觉，看到一辆三轮车，连忙招手叫停，挪着屁股坐上去，喘着气说：“到马铺医院。”
交费办好住院手续，扶着父亲到病房里安顿好，已将近12点。不一会儿，护士过来给父亲输液。我突然想起钟春曼就在医院工作，便套近乎地问护士认不认识钟春曼，护士说她前些天刚调到土楼乡卫生院当副院长了。我惊讶地哦了一声。
第二天上午，父亲走进了手术室，他自己也明白，这是个很小很小的手术，他说早年在永生楼，他就陪他一个堂哥到当时的公社卫生院割过阑尾，当时只要一块九角钱。虽然只是小手术，但是昨天夜里我回家取些住院必备的毛巾、水杯等日用品，跟吕炜炜说起父亲做手术的事，她嘱我要给主刀医生和麻醉师送红包，万一他们给你多割几刀或者麻药不给足量怎么办？说的也是，我只好用我钱包里仅剩的4百元包了两只红包。刚才这两只红包已经被我分别送了出去，他们一边笑纳一边说，你太客气了。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在手术室外面走来走去，这里还有其他手术患者的家属，和他们满脸忧愁的形象相比，我显得镇静多了。
大约两个小时，手术室门开了，护士探头喊着父亲的名字，我连忙走进手术室，把父亲从手术台移到担架车上，此时父亲像是睡了一觉醒来，配合着我挪动屁股，不然我一个人可能搬不动他。我问他：“痛吗？很痛吗？”他说：“麻药还麻着呢。”
回到病房不久，护士又来给父亲输液。一瓶药液输了一半，麻药劲过了，父亲开始感觉到疼痛，他说那里的刀口好像要裂开了。我让他静静躺着别动。他咬着牙问我：“这一刀花了多少钱？”我刚才到护士站看过帐单，如实告诉他说：“手术是一千六百多，加上床位费、输液费、护理费等等，两千花完了，我刚才又交了一千，你放心。”
父亲叹了一声说：“同是阑尾，那时我堂哥割一刀才一块九，现在都要一千六百多，加上住院，三千都不止了。”
我说：“时代不同了啊。”
父亲说：“时代不同，但阑尾还是阑尾啊，阑尾又没变成肾脏。”
我说：“好了，割掉就好，永远不再复发。”
父亲说：“要是我知道今年会痛，当年就把它割掉，反正也是没用的东西，当年割才一块多钱，这可以省多少钱啊？”
我听出父亲叹息里的幽默，还有苦涩。我说：“听说犹太人就是一出生便割掉阑尾。”
“我真应该在永生楼时也割掉它，这没用的东西真不应该带到城里来啊。”父亲忍着痛说，“跟永生楼一刀两断，就少了这么一刀。”
“这说明，永生楼长的东西到城里就没有用了。”我故作高深地说。
中午时分，大姐从土楼乡赶到了父亲病房，我这才得空离开医院，到我先前承包后来买下的商场去处理一些事务。
5
我和吕炜炜商量，把我们住的这房子的两证拿出来贷款。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就冷笑一声说，你别痴心妄想，这房子两证写的都是我妈的名字。我说我知道，可以征得她同意，让她来签字。没想到这句话把吕炜炜激怒了，她几乎暴跳如雷地说：“没门，这是我母亲的财产，借给你住就不错了，你怎么不把你家土楼拿来抵押？”
“土楼不值钱，再说我家也没土楼了。”我说。
其实当初正是在吕炜炜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先是承包，继尔买下土特产公司的商场。开头还是赚了一些钱的，但后来扩张为贸易公司之后，几单业务都亏损了，而且马铺城里相继建起几家大中型超市，商场的利润也在不停下滑。这时我感觉到吕炜炜对我的态度开始改变了，有一次她嘲笑我说，男人有钱就变坏，你这变坏的节奏也太慢了吧。她甚至希望我把公司关了，把商场卖掉，看能不能有机会调到某个单位去上班，殊不知我们土特产公司早已改制，除了当时经理、书记和一个副经理调动之外，其他人全都买断工龄，自谋出路，像我这样再回到体制内进行调动，应该是没有可能性了，但是吕炜炜说，如果她父亲肯帮忙，一切皆有可能。不过我自己还是希望在生意上再努力一把。
我也曾打过父亲圩尾街房子两证的主意，他似乎早就洞察了我的阴谋，我的话头刚涉及两证，他就把话题引开了，不给我任何机会。父亲对两证的保管一直是绝密级别的。有一天上午他在厨房里做卤料，外面有人喊了一声，便有两个人走进来，走到厨房门前，一个是见过面的居委会干部，另一个是警察，一看就像是个新警察，警服显得紧了，不时要把下摆扯一下。
“你是哪来的？”新警察两手抱在胸前，故作老练地问父亲。
父亲托起盘子，把刚做好的卤豆腐送到他们面前，说：“来，尝一块。”
居委会干部和新警察也不客气，各自用手抓了一块卤豆腐到嘴里，大口咀嚼起来，新警察嘴里还没吞咽下去，手上又抓了一块，然后又问了一遍：“你是哪来的？”
“土楼乡。”父亲说。
“有办暂住证吗？拿出来给我检查一下，”新警察把嘴里的卤豆腐咽下去，又把手上的卤豆腐塞到嘴里，“味道还不错。”
“暂住证？没有。”父亲说。
“怎么可以没有呢？这是不对的，这一段要开始检查了，下午赶快来所里办。”新警察说。
“可是这是我买的房子，我不是暂住，我就住这了，长住。”父亲说。
“你买的房子？”新警察翻了一下白眼，嗓子差点被卤豆腐噎住。
“嗯，我买了，我住我买的房子，还要暂住证？”父亲说。
居委会干部在一旁插话说：“我有听说老华是个能人，从土楼出来的，还真买了这房子啊，不是租的？厉害。”
“是你买的房子，可你户口不在这里吧？户口不在本地的，就要办暂住证。”新警察说。
“可是，我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啊。”父亲说。
“可是，你户口不在这里。”新警察说。
“可是，我在这里买了房子。”父亲说。
新警察业务不精，挠了挠头，因为吃了人家的卤豆腐，也不宜大声发作，便说：“我回去问问我们所长，该办的话，你就赶紧来办。”
这两个人走了之后，父亲接着卤鸭翅膀，他心里越想越觉得可笑，我明明住在自己的房子，却要办什么暂住证，虽然我是从土楼出来的，可是我在土楼已经没有房子，我在这马铺城圩尾街有了房子！我为什么要暂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呢？父亲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捞起最后几块卤鸭翅膀，他没心思往下卤别的，起身走到厅堂上，把家门闩上，然后从床铺底下的一块红砖下面翻出一包塑料纸包着的东西。这就是他细心收藏的两证。他走到外面大街上的复印店，把两证分别复印3份。
回到家里，父亲把复印的一份4张纸的两证贴在厅堂最显眼的墙壁上。有一天我来到父亲家里看到这墙壁上的张贴，说：“你这是干什么？很高调的嘛。”
“我不高调，我只想证明这房子就是我买的。”父亲说。
后来我听说那个新警察又一次来到父亲家里，单枪匹马的新警察看到墙壁上的两证复印证，没再说起暂住证的事，而是夸奖父亲卤料做得好，说这有内山土楼风味，父亲纠正他说这不是土楼风味，是特区风味，他顺口编造说这是从厦门特区学回来的手艺。新警察临走前买了一些卤鸭翅膀，父亲先是给他打了8折，最后一高兴也就不收他的钱，新警察乐呵乐呵地走了。
6
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土楼的风光片，感觉很诧异，那是父亲和我逃离的地方，总是觉得它萧瑟、破败，墙壁坚硬得过于狰狞，此时从电视屏幕上看来，却显得那么雄伟、壮观。就在我准备用遥控器转换频道时，吕炜炜喝住了我：“哎，别转，那不是你老家吗？土楼还很好看嘛。”
“好看，你有空去住住就知道了。”我带着讥讽的口气说，“一楼是灶间，二楼是仓库，三楼才是卧室，每个房间放了一张床，两个胖子就转不过身了，楼里都没有卫生间，撒尿就在卧室门口的尿桶前，就不知你是否能习惯？”
吕炜炜眼睛直盯着电视上的土楼，并没听出我的讥讽，说：“有空我要去看看，听说那里要开始搞旅游了。”
这几年我的生意总算有了起色，虽然还是住结婚时的房子，但儿子送进了马铺最贵的私立幼儿园，我有了手机，还有了一部二手的桑塔纳。有一次我去看望父亲，不知怎么说起土楼，我说最近突然在报纸上、杂志上看到很多土楼的照片，还有介绍土楼的文章，电视上也有了专题片，父亲淡淡地说，那有什么好看的？少见多怪。我说，听说有的土楼开始收门票了，外地人来看，每人收5块钱。父亲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说疯了。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父亲和我、还有一家人都在永生楼，在一楼的灶间里，我和父亲两人坐在桌前吃饭，母亲在灶洞前烧火，大姐挥动着大煎匙从锅里盛出一盘菜，二姐端到了父亲和我面前。平常得再也不能平常的生活场景，醒来后我却感到一阵怅然若失。
这天在办公室，我接到一个客户电话，聊完了相关业务，他竟然向我打听起土楼，说他前几天刚看电视介绍我们马铺的土楼，我笑了笑说，就那样啊，是有点像城堡，几十户甚至上百户人家聚族而居。放下电话不久，我堂哥华栋才进来了，这让我有点惊讶，因为他从未到办公室找过我。
华栋才大我半岁，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呆在村里，据我所知，他干过泥水工，包过茶园和柚子园，还开过养猪场，前几年在永生楼开了一间杂货店，在土楼里他算是一个很勤力，又比较有脑子的人。一进来，华栋才就连声赞叹我办公室十分阔气，很有大老板的派头。我请他在沙发上入座，准备泡茶，就顺便问起他土楼收门票的事，他说收门票是有的，不过我们华坑村还没有，主要是田螺坑、河坑那里，土楼里的老人以老人会的名义印了一些小票，外地人要进村看土楼，就要花5块钱买一张票，乡政府来制止过，便又改成以收卫生费的名义收钱。喝了一杯茶之后，华栋才便开门见山要向我借钱，他想把永生楼里几个空闲的房间重新装修一下，做家庭客栈，村里偶尔会有一些外地人来旅游，以及画画、拍照什么的。
“开旅馆？”我有点意外。
“算是吧，前些天有个深圳人到永生楼拍照，我安排他在我房间住了几天，就那条件，你也知道的，他建议我可以搞几间好点的房间。”华栋才说。
我笑了笑，在永生楼里开旅馆，这多少有点天方夜谭。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华栋才说：“我看不到什么前景，这个我无法支持你，我不能看着你赔钱——你这是把钱扔水里听水声，我建议你还是算了吧。”
华栋才愣了一下，用一种空洞而迷茫的神情看着我，嚅动的嘴里好久说不出话。他似乎感觉到羞愧，把头低下了。
若干年后当我回想起这一幕时，感到羞愧的人变成了我。我只能说，我真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啊。
其实华栋才被我拒绝不久之后，我就发现土楼在各种媒体上以及马铺人的口碑里，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出现频率特别高的词。有人知道我老家原来是在土楼之后，向我打听起土楼的生活状况，这本来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而且这还是我一直在回避的现实，此时我不得不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来敷衍大家。我也在内心里想过，土楼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吗？他们带着猎奇的心理，远距离地观看，或许是真的看出了一种美，如果让他们也像父亲和我一样在土楼出生、在土楼长大，看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和感受？说实在的，在我内心深处，似乎有一个念头顽固地抗拒着土楼，不愿意看到它的好。
父亲也是一夜之间惊讶地感受到土楼的某种魔力。那天晚上他刚摆摊不久，卤料摊右前方的一家旅馆里陆续走出几个人，他们都是一伙，操着相同的方言，父亲听出这是厦门腔的闽南话，他们原来是一起结伴到土楼玩的，想住在土楼的旅馆，没想到今天是周末，土楼旅馆都住满了，他们只好出来马铺投宿。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看到父亲卤料摊的纸牌上写着“特区风味”，便提议说等会买点卤料，大家在房间喝啤酒。他们走到父亲的摊前，东看看西望望，有个人说我们就从厦门来，什么特区风味吃腻了，要吃就吃土楼风味。大家附和着，继续往前走。这时，父亲突然开口说话：“我老家就是土楼的。”
有两个人停住，转过头来，似乎颇有兴趣地看了父亲一眼。
父亲说：“我老家在华坑村，距离田螺坑不远，你们没去过吧？那里也有好多座土楼。”
有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土楼很有意思，下回再到那里住几天。”
这伙人闲走半个多小时回旅馆时，再次经过父亲的卤料摊，这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向父亲买了好几样卤料，他说你这是土楼风味吧，父亲笑而不语。
我有一天告诉父亲说，县里准备把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据说已经上报到省里了。父亲沉默了好久，其实他早已知道这个消息，因为马铺电视台的《马铺新闻》每天都在播报县里的这个重大决策。他突然说：“无毛鸡就要变成凤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莫非原来就是凤凰？只是我们瞎了眼看不出？”
父亲的问题我无法回答。后来我才恍然明白，或许这就是因为我们生存于其间的缘故，尽管永生楼的房子早已被父亲卖掉，但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和土楼密切联系着，没有任何的缝隙让我们可以喘气，可以比较从容地来打量它、欣赏它。
7
父亲的卤料接连几个晚上没有卖完。时节已进入深秋，夜风带着凉意，吹得父亲的裤管肥来瘦去，他推着卤料车回圩尾街，身体不禁微微哆嗦。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本地新闻几乎全都是说的土楼，联合国专家到土楼考察，某个省领导到土楼调研申遗工作，马铺通往土楼的公路改造项目正式批准，某村民在土楼办起了家庭旅馆。父亲心里已经接受了“土楼正在出名”这个现实，对他来说，这是个痛苦的过程，因为这意味着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当年不断寻找机会离开土楼，最后几乎是不顾一切地逃了出来，就是不愿意继续在土楼里生活下去，想要换一种活法，现在却有无数人从城里涌向土楼，政府还要把土楼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为什么呢？
父亲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一是做的人多了，二是他一直没有推出新菜品。有一天上街前，父亲把卤料摊上那个“特区风味”的纸牌扔掉，重新找了一块纸牌，写上“土楼风味”4个字，这个晚上的卤料意外地全部卖完。
这年冬天，我惨淡经营的生意突遭滑铁卢，一个汕头人骗走了我二百多万元的货物，还有一车货在晋江被工商局查获，认定为假冒伪劣商品，全部没收并罚款9万元。在家里吕炜炜对我下了驱逐令：“这是我妈的房子。”我暂时赖着不走，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好的去处，有一天我在抽屉里无意翻到我们的户口本，发现儿子的姓名“华吕部”被她用涂改液涂掉了一个“华”字，这种小孩子的行径令我发笑，又感到一种难过和失望。
我的二手桑塔纳被人开走抵债了，每天出行走路或者骑自行车。这天我急匆匆走路要到地税局办事，后面一部小车开上来，缓缓减了速，车窗摇下，我看到开车的正是钟春曼，对我微微一笑。
“到哪？我送你去。”钟春曼说。
想起来我已经好久没看见她了，前不久听说她当上了土楼卫生院的院长。我发现她比过去更显得圆润，有一种诱人的富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
“华大老板，最近好吧？”钟春曼瞟了我一眼，把眼睛转向了车窗前。
我笑了一下，内心的苦涩只有我自己知道，只是淡淡地说：“一般吧，还好。”
“你都没回老家吗？怎么也不到卫生院来看我？”
“都没回，我家在土楼的房子都卖掉了。”
“你可能想不到吧，现在土楼好热门，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陪县市卫生部门甚至外省市的客人去看土楼，最多的一天陪三拨客人。”
说到土楼，我无语了。好在地税局就到了，我对钟春曼说：“我到了，谢谢。”我下了车，看着她的车向前驶去，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要是我当初选择的是她，现在又会怎么样？看来，生活是无法假设的，它只有种种的想不到。
我在年前把公司关掉了，而商场被法院贴了封条，准备春节后拍卖。父亲年前摔了一跤，开头他还不在意，又坚持做了一天卤料，卖了两天卖完。我带他到医院检查，虽然无大碍，但毕竟年纪大了，经不起了。扶着父亲坐上三轮车，我这才真切地感受到父亲老了，还不老吗？我都满心是苍老的感觉了。想想父亲到马铺城里已经20年了，他满打满算66岁了，这个年纪的城里人，早就领着退休金，含饴弄孙，过着悠闲、幸福的晚年生活，而他却还必须每天起早摸黑，为了生计忙碌奔波，说到底，他还不是城里人，虽然在城里买了房子，他只不过把土楼老人的晚境从乡村搬到城里。
这个2008年的除夕，是父亲和我两个人一起过的，我们在圩尾街的家里一边吃着年夜饭一边闲聊。父亲竟然说起在永生楼过年的情形，那是多么欢乐的景象，家家户户都在一楼的灶间围炉，拿到红包的小孩子早已不安心吃饭，从这家跑到那家，相互炫耀着，并热烈地讨论到哪买鞭炮或者买零食。大人的祝酒声、小孩的欢叫声响成一片，整座土楼就像一个热闹的酒席。土楼的往事都在记忆里，现在城里这个窄小的房间里，只有我们父子俩吃几口菜喝一杯酒，然后说几句话。我告诉父亲过年就安心休息，刚摔伤要好好恢复，以后就不要做卤料去摆摊了。
“不卖卤料，我吃什么？”父亲说。
“我和二姐每个月给你一点钱。”我说。
“算了吧，你们也赚不多，好看而已。听说你的商场要被卖来抵银行贷款？”父亲说。
“生意嘛，总是起起落落。”我说。
“你能顶住就好，我们土楼人能到城里站稳脚跟不容易。”父亲说。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忽然想，要是父亲没有离开永生楼，他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像其他土楼老人一样，种一些菜，养一些鸡鸭，然后闲坐、发呆、哂太阳。他会开心吗？或许他早已麻木了，或许他看到土楼一点一点被开发成旅游区，他的心也随之兴奋起来。
“听说你堂哥在永生楼开的那个什么家庭客栈，生意很好。”父亲忽然说。
我说：“是呀，我也听说了。”
这下轮到父亲不知说什么了，他手上的筷子在空中停了一会，还是放回到桌上。莫非他想起当年卖掉永生楼房间？那时他生怕对方反悔，还特意在买卖文书上加了“永不反悔”4个字。现在反悔的人是谁呢？我听到了父亲的一声叹息。
吃过年夜饭，我帮父亲简单收拾了碗筷。他递给我一只红包说：“快点回家吧，帮我把这红包给华吕部。”他知道我跟吕炜炜在冷战，不知道最近冷战升级，昨天我已被吕炜炜赶出了家门，事实上我已经无家可回了。前些天我和钟春曼有过几乎一整夜的QQ聊天，她告诉我她离婚一年多了，今年春节一个人过，并且半正经半开玩笑地问我，要不要陪她过除夕，初一她就要到土楼卫生院值班了。但是刚才我给她发了个拜年短信，她回复说临时回娘家了，在娘家吃过年夜饭才要回到城里。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不去找她。我对父亲说：“晚上我就住你这里，陪你守岁。”
父亲似乎并不意外，说：“守什么岁？老规矩，早不时兴了。”
电视上是欢天喜地傻乐的春晚，我并不喜欢，转到本地频道，却是马铺县委书记在宣讲土楼申遗的意义，只好又转回到春晚。父亲说：“就看这个吧。”我烧了壶水，把茶盘、茶杯烫洗了一遍，说：“把最好的茶拿出来。”父亲从角落小圆桌上抱起一只锡罐，从里面取出一包茶来，说：“喝来喝去，我还是爱喝这土楼老茶。”
我看那只锡罐很熟悉，从小就在永生楼的家里看过它，据说是曾祖父传下来的，这是父亲从永生楼带出来的东西，看来父亲并没有完全从生活中排除土楼。
喝了几杯茶，看了一二个春晚节目，我竟迷迷糊糊在沙发上睡过去。猛一惊醒，发现父亲裹紧身上的衣服，双手抱在胸前，半眯着眼，还有滋有味地看着电视。马铺这几年春节期间禁炮，除夕都是静悄悄的，像圩尾街这样的老街更是沉寂如山。其实这样的除夕适宜睡觉，但我想还是应该坚持陪着父亲守岁，这毕竟是永生楼里的习俗。前些年都在自己的小家过，没有来陪他，今年也算是因缘际合，有了这么一个机会。
我擦了擦眼睛，对父亲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父亲说：“你睡得好沉，叫你不醒，你到里屋睡吧。”我说：“现在有精神了，晚上我睡这沙发就行，你给我一床棉被。”
8
没想到我陪父亲在圩尾街守岁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正月初六我来到泉州一个朋友家里，他准备介绍我到一家公司就职，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圩尾街要拆了。”父亲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说。
“拆？什么拆了？”
“政府拆迁，公告今天贴出来了，要卖给开发商，建商品房，这怎么办？”父亲的声音里带着震惊、不满和无助。
这怎么办？我也说不上来，政府要拆迁，谁也挡不住，这几年电视上网络上有太多拆迁与反拆迁的故事，最终失败的都是弱小的被拆迁户。我好像看到父亲满脸忧愁地站在圩尾街的家门前，眼神涣散，六魂无主。当初他毅然决然卖掉永生楼的房子，进城置业，就是为了做一个永远的城里人，没想到城里的房子也要被拆迁了，这城里人也快做不成了。我想了想，对父亲说：“不是有补偿吗？还可以……”话未说完，就被父亲愤怒地打断了，父亲像是冲着敌人吼道：“补偿款一平米3千元，我这才48平米，你知道现在马铺的商品房多少钱吗？最低的也4千元，好点的都上6千了！”父亲最后用永生楼的粗话骂了一声。我哑住了，手机里传来一阵噪音，父亲的电话挂断了，我的心开始悬在异乡的空中荡来荡去。
2008年5月，圩尾街拆迁正式开始，几台推土机像巨兽一样开进来，前头几座低矮的平房在轰隆声里化为平地。也就一天，圩尾街拆掉了将近一半，父亲和十来户人家还没签定拆迁协议，但是两三天下来，周围一片残墙断壁，满地瓦砾，父亲的房子像江中一座孤零零的小岛，水电都被断了，父亲坐在门槛上失神发呆。拆迁办和开发公司几个人又上门来了，他们告诉父亲说，若今天把协议签了，他们还可以提供东方红小学旧校舍的一间平房给他做安置房，免费住半年，若不签，明天还是照拆，免费安置房就没有了。
“我签……”父亲哽咽着说。
“这就对了。”拆迁办的人欣喜地说。
“我签、签你们老姆臭X……”父亲用永生楼粗话骂了一声，勾下头，像一个委屈的孩子哭个不停。
开发公司的人沉着脸，克制着没发怒，有个人说：“老货子，你不是土楼人吗？可以回土楼去嘛，现在土楼多风光，成旅游区了。”
“土楼的房子早就卖掉了，你叫我怎么回去？”父亲抹了一把眼泪，愤怒地盯着面前的那些人，好像是他们逼着他卖掉了永生楼的房子。
拆迁办的人拿出协议书，不耐烦地说：“卖掉，买新的，拆掉，建新的，好了好了，快签吧。”
父亲知道，这是命，拗不过的。从土楼净身出户，来到城里，最终城里失去立锥之地，生活却无法兜满一个圈，从城里又回到土楼，因为土楼早已没有他的寸瓦寸地，他只能悬挂在空中，两边不着落，无处归依……这是他从没想过的结局，但结局竟然如此，他也无话可说了。
“我签。”父亲说。
父亲在拆迁协议上一笔一划用力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被安置到旧校舍的第一个晚上，父亲无法入睡。拆迁办的小卡车把他圩尾街家里的家私物品一古脑卸在安置房门口，他像蚂蚁搬家一样地一件一件搬进房间里，从早上搬到天黑。父亲发现这房里只有一盏灯，不知是没电还是灯泡坏了，总之是不亮了。各种舍不得扔掉的物品堆满房间，形成一条峽谷般的狭窄通道，他就坐在谷底的沙发上，嘴里发出的喘气有一下没一下地触碰着这房间里又浓又重的黑暗。天快亮时，父亲走出这黑暗的安置房，走到大街上，在一间小旅社前台用公用电话拨通了我的手机。
“我想回永生楼……”父亲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苍凉幽远。流落异乡的我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清醒，听到电话里传出唰唰唰的清扫大街的响声，父亲的声音断断续续又响起，“我想回去……”
父亲想回永生楼？可是永生楼早已没有他的房子，他又将如何回去呢？我想对父亲说几句，可是电话里是一阵嘟嘟嘟的忙音。
父亲在茫然向前走的时候经过了马铺汽车站。有几部中巴车就停在站外的街上，售票员轮流用普通话和闽南话向行人吆喝着：“土楼，土楼，马上走，马上走。”父亲不知道现在每天有数十趟上百趟的班车开往土楼，原来每天只有一趟的，想起来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自从那次他回去把永生楼的房子卖掉，他再也没有回过土楼了。现在的班车不仅有到土楼镇上，还有到田螺坑、河坑、华坑等等村庄。父亲看到一趟班车上的牌子写着华坑，便上了车，车上几乎坐满了，满车都是陌生的面孔。售票员把最后一排一个占着位置的行李拿开，让他坐了下来，用普通话问他：“你是到镇上还是村里？”
“我回家。”父亲用着永生楼腔调的闽南话说。
售票员是个年轻女子，有点惊讶地看了父亲一眼，因为华坑村的老人，不管在家的还是在外的，她几乎都认识，只有面前这个老人十分陌生。
父亲微微闭上眼睛。班车开动了，驶出城区后，车速越来越快。父亲睁开眼睛，此时天已大亮，他看到公路拓宽了许多，汽车接连穿越了两个山洞，这都是原来没有的隧道，以前汽车总像是哮喘一样爬着爬不完的坡。他记得那时从土楼圩上到马铺城里，汽车最快也要3个小时。现在从马铺到土楼镇上，一小时10分钟就到了，再20分钟，又到了华坑村。父亲回想起来，自己走出土楼，逃离永生楼，几乎用了大半辈子的人生，现在汽车一个多小时就把他送回来了。
汽车停在华坑村村口的一块空地上，那里有一个停车场，已经停了好几部小车，还建了一幢三层高的楼房。这都是父亲所不知道的，他最后一个下了车，往村子里走去。那楼房里走出两个穿保安制服的人，其中一个喊道：“买票，买票。”前面有人走向楼房那里的售票处。父亲心想，果真是旅游区，果真要买票了。但他并没有拐弯走向售票处，而是继续往前走。
“哎。”一个保安拦住了父亲。
“我也要买票吗？”父亲抬起头问保安。
“当然要，进村看土楼，人人都要买票。”保安说。
“我出生在永生楼时，你都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你却要我买票？你老爸叫什么名字？”父亲对保安说。
另一个保安走过来，认出了父亲，叫了一声“胜明伯”。父亲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背着手往村子里走去。脚下的水泥路看样子修建不久，父亲的脚踩在这硬实的村道上，心里涌起一种惶然的感觉，虽然这里是他的家乡，却早已没有他的房子，甚至进来都被要求买票。父亲心想，让我买票回家？这都什么世道啊？
父亲看到永生楼了，那土墙上挂着5个传统竹筛，每个竹筛上写着一个大字，组成“永生楼客栈”。他的心被刺痛了，刺成了筛子一样，往下滴着血。
永生楼的住户早几年陆续搬出去了，他们把房子租给华栋才改造成客栈房间，到了去年底，永生楼里已经没有一家住户，变成了一座完整的客栈。华栋才请了3个村里姑娘（其实都是亲戚）当服务员，还建了私人网站，开通永生楼客栈的博客、QQ群，生意越做越大，到了周末、黄金周节假日，客栈的房间涨价之后还是供不应求。回来之后父亲才知道，除了他把房子卖给华栋才的父亲(前年已过世)，其他人都是出租的，租期最短的20年，一般是30年，至于租金多少，则没人愿意具体地告诉父亲，但父亲隐约地猜到，一间房子的一年租金就比他当年的卖价要高出几倍。父亲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出入其他几座土楼见了一些人，这才鼓起勇气向永生楼走去。
话说父亲时隔十多年之后第一次跨过永生楼的石门槛，内心的情感非常复杂。左脚提起要迈过门槛时，他不由顿了一下，换成右脚先迈了过去，全身都在微微颤抖。楼门厅已改造成服务台，像所有的宾馆一样，墙上挂着几只时钟以及价格表。服务台里的人抬起头，正是华栋才，他看到父亲时还是略微吃了一惊。
“胜明叔。”华栋才从服务台里迎了出来。
父亲的眼光向廊台、天井和对面的房间望去，永生楼虽然还是永生楼，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脏乱，到处显得干净、明亮，井井有条。
“胜明叔，好罕啊。”华栋才说。
父亲只是转头不停地看着，愣愣的没有说话。
华栋才指着一楼对父亲说：“我把一楼有的灶间打通了，做成了大餐厅，有的留着做包厢。二楼、三楼都是客房。”
“生意很好啊。”父亲硬硬地说了一句。
“还好，土楼在申遗，今年要是成功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华栋才说。
父亲走到廊台前，抬起头望了望永生楼上面的天空，那天空还是圆圆的一圈，他突然对华栋才说：“我可以去看看我的房间？”
华栋才似乎愣了一下，连忙说：“可以可以，我带你参观一下。”
不用他带，父亲已转身走向楼梯往上登。父亲的脚踩得很重，几乎全身的重量落在脚上，停顿了一下，再提起另一脚。父亲走到二楼歇了一口气，华栋才三五步赶上来，咚咚咚走上三楼。父亲走到三楼时，华栋才打开了一间房间的门，那正是父亲原来住过的卧室，若不是华栋才开门，父亲也许不可能一下认出来。门上还是保留着原来传统的铁锁，但房间里焕然一新了，一张床、一只床头柜还有一只小桌子，床上是洁白的被缛，床头柜上放着一部电话机和一座台灯，墙上挂着液晶电视机，墙壁往里侧开了一扇门。华栋才说：“那是卫生间，我们这24小时有热水，房间还有网线可以上网。”
父亲一点也想不起自己原来卧室的摆设，反正和面前的样子截然不同，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他站在房间里发愣，过去的那个世界是再也回不去了。
这时，华栋才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掏出手机走到廊道上接听。父亲在房间里木木地转了一圈，感觉到头晕，一屁股在床铺上坐下来。那软软的被缛像弹簧一样，把他的身子往上弹了一弹，他瞬间有一种要被抛出的感觉，两手在床道上抓紧，才让自己坐稳下来。
父亲坐在房间的床铺上，像打坐入定一样，不声不响，不挪不动，不吃不喝，从上午一直坐到天黑。华栋才接了电话下到一楼服务台，忙起来就把父亲忘记了，根本没想到父亲会一直坐在房间里。他是帮客人提行李上来，经过这个房间时看到床上一团黑影，这才凛然一惊，父亲还没离开！
华栋才把行李送到客人房间，回头来到父亲的房间门前，伸手在门边打开电灯，冲着床上坐得像雕塑一样的父亲说：“你怎么还在这里？”语气里明显带着惊讶和不悦。
父亲缓缓睁开眼睛，说：“我在自己房间坐不行吗？”
“咦，胜明叔，你怎么这样说话？”华栋才尖声叫了一声，“这以前是你的房间没错，可是你1990年就卖给我们家了！”
“我反悔了。”父亲静静地说。
华栋才冷笑了两声，说：“你在合同上还特别注明，永不反悔。”
“我是跟我堂哥华胜谷签的买卖文书，你让华胜谷来跟我说话。”父亲说。
华栋才气得全身发抖，说：“那你找他说去。”然后一转身，向楼梯口大步走去。
这个晚上父亲继续坐在房间的床上蚊丝不动。华栋才找来八叔公和三堂伯，好言好语劝父亲离开，父亲不争辩也不大理会，冷不丁地说：“我反悔了。”
“你怎能反悔？白纸黑字呢，做人讲的就是信用。”三堂伯生气地跺了一下脚，整座永生楼都微微晃动起来。
“当时价钱是低，可是一时是一时的价，再说那时土楼根本不起眼，有的房间破破烂烂，送人都没人要。”八叔公说，“我做个公道，栋才，你给你叔补2千块，胜明你就认了吧。”
华栋才听到补偿，心想2千元是小数字，但这等于认可了他的反悔，这口子一开以后怎么办？他急忙说：“合同是法律保护的文书，板上钉钉，我不同意什么补偿。”
八叔公做公道不成，感觉很没面子，独自走了。三堂伯也说不动父亲，嘀咕着走了。华栋才看着瓮子一样戳在床上的父亲，动手打是打不得，拖也拖不得，只能愤愤地离开。
父亲就这样整个晚上坐在了床上。第二天一早，华栋才上来看他，他仍旧背靠着墙壁坐着，眼睛紧闭，像是入睡又像是入定。
“胜明叔，自家人，你别这样好不好？”华栋才说着，手痒痒地攥起拳头，声音却像是要哭出来了，“我今晚接了一个团，客人早上就会到，你能不能离开这里？”
父亲的眼睛一先一后地睁开，看着华栋才说：“我反悔了。”
华栋才也定定地看着父亲，说：“从法律上说，这是我的私人住宅，如果你十分钟内不离开，我就报警了！”
不知是给报警这句话吓着还是怎么了，父亲缓缓站起身，佝偻着背，神情恍惚地走出了房间。
9
父亲回到马铺城里的安置房，最大的现实横亘在他面前，他在这个城里已经没有家，没有立锥之地了，这间安置房只不过是暂时的栖身。他想起此次回永生楼的历程，心力交瘁。如果说当年是他抛弃了永生楼，现在则是永生楼拒绝了他，可是这杯苦酒就该由他一个人独饮吗？此一时，彼一时，谁人能参透？风水轮流转，谁知道就转出这么一个结果？
接连十多天，父亲过着昼夜不分、浑浑噩噩的日子，做一顿饭吃几天，有时几天不吃，有时整个白天在昏睡，而夜晚却在周边四处游荡，有一天还梦游般走到早已变成工地的圩尾街，被一根钢筋绊了一跤。有一天深夜走过马铺县法院，父亲突然哆嗦了一下，脑子里迅速冒出一个念头，打官司，让法院撤销当年的买卖文书，依靠法律收回永生楼的房子。
这么一想，父亲立即兴奋起来。他毕竟也是读过书还教过书的人，他想，以显失公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当年的买卖合同。父亲回到安置房里，烧了一锅水，好好洗了一个澡，然后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他要一改前些天的颓废和疲软，他要振作，要奋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要逆转命运的走向。
“你等着，我要把永生楼讨回来。”有一天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声音里显示出一种坚定和自信。
流落异乡的我当然必须鼓励他、祝愿他，我说：“好吧，相信法律。”
父亲说：“我把永生楼的房子追回来，我就搬回永生楼去住，现在我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城里也没有了房子，其实在城里这么多年，我现在才知道我不是城里人，我没有城里户口，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没有老朋友，也没有亲戚，虽说有个孙子，可是被他妈教坏了，一年也看不到几次面，原来你也在这城里，可是现在你也离我那么远了……我到这城里二十年了，本打算这辈子就做个城里人，还幻想续弦续个城里人，不过你找了个城里人老婆又怎么样呢……我还一直模仿城里人说话的腔调，可是至今仍然是华坑村的地瓜腔……我想，我是土楼的一滴水，怎么羼进城里的油呢？我还是回永生楼吧，有一句老话是怎么说的？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父亲唠唠叨叨跟我说了好多，没想到这竟成为我们最后一次的说话。那时我在异乡的打拼似乎有了一点起色，我想今年过年一定要回马铺看看父亲，当然我希望就在永生楼看到父亲。我从小生活的永生楼，原先一直觉得它面目可憎，现在突然感觉它还是很美好的，那里曾经有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温暖时光。
父亲花了3天的时间，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诉状，然后又花3天的时间反复修改，最后工工整整地誊写了一遍。他把所有的希望都用力地写在了每个文字里。
走进法院前，父亲又特意洗了一次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他想这样才显得庄重，和他所要办的事情相配。这一天，父亲走进了马铺县人民法院。一个工作人员问他有什么事，父亲说：“我要打官司，依法维护自身权利。”
工作人员便把他带到立案大厅。父亲从衣服里掏出用塑料纸包着的起诉状，解开塑料纸，把那两张纸的状子双手递给了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子。
那中年男子一手接了过来，两只眼睛在上面飞快地看了几行，立即退还给父亲，说：“这不行。”
“怎了？是不能手写，还是……”父亲愣了一下。
“是你的合同追诉期过了，无法立案。”那中年男子说。
“怎么就过了？”父亲的声音在发抖了。
“合同追诉期也就两年，你这都快20年了，根本就不行。”
“不行？”
“不行。”
“不、不、不行吗？”
“不行！法律规定不行就是不行！”
父亲彻底呆住了，张大的嘴巴空洞洞的，半天吐不出一个字。父亲不知是怎么离开法院的，迈着踉跄的脚步，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回到安置房。
昏睡了一天之后，父亲醒来发现天刚蒙蒙亮。他走到街上，看到很多单位大楼的墙上刷了许多新的标语，有的还做了红布拱门，天空中飘动着很多红汽球。人民广场上更是聚集了满满当当的人，像是开大会一样，还有一支腰鼓队、一支大鼓凉伞队在那敲敲打打。这是2008年7月7日凌晨6点左右，马铺县在土楼多个旅游景区和县城地区组织群众，等待正在加拿大魁北克市召开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投票结果，一宣布土楼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各个点便开始鸣炮庆祝。
父亲站在广场边上看着密集的人群，那一张张的脸喜气洋洋，因为大家都很有把握，土楼一定能列入世遗的，土楼就像是这些人家里的土楼，而唯独不是父亲的，因为父亲一直沉着脸。没人知道父亲此时的复杂心情。他突然生出一个坏念头，就是盼望土楼落选。
这时，有人用高音喇叭喊道：“马县长从加拿大大会现场打来电话，土楼成功了！”下面的欢呼像海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鞭炮惊天动地地炸响，腰鼓队和大鼓凉伞队齐刷刷敲响了鼓，顿时广场上鼓乐暄天，一片沸腾。父亲知道，他的坏念头阻挡不住土楼的入选。他也流下了一串长长的眼泪。
父亲转到了汽车站，坐上了开往华坑的班车。这一路上，公路两边飘动着许多红布汽球，上面的字他看不清，只觉得是许多红色的影子在扭动，就好像他小时候在永生楼看到布袋戏表演，许多小偶人被上面的线一抽一抽，笨拙地迈着脚步，父亲闭上了眼睛，他感觉这一生也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抽着，不断地抽着，他就像那小偶人一样不断地动着，动着。
华坑村村口的停车场彩旗飘飘，售票处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欢快的音乐，不时穿插一句广播：“为热烈庆祝土楼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所有土楼景区连续三天免费参观。”游客三五成群，一撮一撮的，只有父亲是孤零零一人，尾随在所有游客的后面，脚步蹒跚地走进这个他一直想要逃离的土楼村子。
永生楼门口呈喇叭状插着两排的小彩旗，父亲抬起的脚放落到地上时，竟有一种发麻的过电感觉，他耸了下身子，镇定住自己，以便适应这热烈而庄重的仪式。父亲打起精神，迈着端正的方步，慢慢走过这段彩旗夹道欢迎的并不长的路。他跨过石门槛，走进了楼门厅，径直就往廊台走去。
这时服务台出来一个年轻的姑娘，用普通话对父亲说：“哎，老伯，你找谁？”
“我不找谁，就回来……”父亲用永生楼腔的闽南话说。
正巧这个服务员是外地刚刚招聘来的，听不大懂闽南话，她又说：“你想住宿吗？今天庆祝土楼申遗成功，有优惠的。”
“我都住过四十多年了……”
“如果你不住宿，请不要上楼参观，因为昨天的客人还没退房，他们有的出去了，房间门没关。”
“我、我住……”
“住宿请到这边登记。”
父亲回转过身子，缓缓走到服务台前。
“请你出示一下身份证好吗？”
“我要三楼，右边这楼梯往右第三间……”
“好的，我看一下，这间有没有人住了？”服务员一边查着台历一边说，“那你就要这间是吧，318房，我们每个房间同时也用土楼名字命名，比如301是和贵楼，302是怀远楼，303是裕昌楼，你这间正好是永生楼。”
正好。父亲心里小小的惊喜一下。他摸了几个口袋，终于从裤子内口袋掏出皱巴巴的身份证。
服务员接过父亲的身份证，看了一眼，不由惊讶地说：“原来你是永生楼的老住户啊。”
“嗯，住了四十多年，身份证一直就是这个地址。”父亲淡淡地说。
“老伯，我们今天庆祝申遗成功，住宿8折优惠，180元收你140，我是新来的店长，再给你优惠20元，你先给我交200元押金，退房时找你80元。”
父亲又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大钞。
服务员登记好，递给父亲一张押金条和一把钥匙，手指向廊台右边说：“你往这边楼梯上，318房，永生楼，你有什么需要，用房间电话拨8就可以了。”
我在这都住了四十多年，今天是第一次花钱住自己的房间，一天120元，特别优惠价，沾土楼申遗成功的光啦。父亲心里想着，对服务员微微一笑，往廊台右边走去，他又想，当年卖掉一间才280元呢。
10
土楼申遗成功这一天，永生楼客栈老板华栋才被请到田螺坑现场参加庆祝活动。活动结束后，在同样也是开客栈的朋友家里吃喝，因为高兴，大家都喝多了。华栋才很晚才被送回到华坑村永生楼，他一觉睡到了第二天9点多.。起床伸了个懒腰，华栋才美滋滋地想，这当初谁也看不上眼的土楼，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了，这可是响当当的世界级宝贝，以后生意越来越好做了。
华栋才来到服务台，顺手翻看了一下住宿登记单。他的眼睛突然瞪大了，他看到了“华胜明”的名字还有所住的房号，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华胜明花钱来住“永生楼”？！华栋才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猛地冲出服务台，向楼梯大步冲去，三级并作两级，像跨栏冲刺一样，吃力地向上冲。
跑到318号也就是“永生楼”的房间门前，华栋才喘着粗气，伸手就往前推门。
但是门推不开，里面上了门闩。他从门缝往里面看，只看到一团模糊不清的影子。他做了个深呼吸，攒起全身的力气，往门上狠狠地撞去。
木门砰地被撞开了。华栋才一眼就看到华胜明和衣坐在床上，像是入睡又像是入定地一动也不动。
“胜明叔。”华栋才叫了一声，他知道叫也没用，只不过给自己壮下胆。他轻手轻脚走到华胜明面前，看到他胸前的衣服上粘着两张纸，原来就是给法院的起诉状。他伸手揭下一张纸，手指只是稍微触碰到华胜明的身体，没想到他整个身体就像偶人一样往床铺上倾倒而去。
父亲不知何时已在永生楼往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