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历史是人们心灵的历史
──题记
一
我已经是一个三十二岁的人了，三十而立，是要干一番事业的，我却什么也没做。我每天坐在家里发呆，一个人对着屋子里破损不堪的旧物，常常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默默地在回忆的世界里飞翔，我感觉自己正生活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代，它是用红色和黄色构成的，我拼命奔跑，我尽情呐喊，我做一切我喜欢我想做的事情。这种回忆让我激动万分，让我不能自已，它成了我一天里最重要的内容。梦醒的时候正是黄昏，那是我的清晨，我又回到了现实的世界中。然而我却什么也不能做，我从梦想里走出，坐在街头看晃动的人影，直到眼睛变得模糊起来。我知道这不是我这个年龄该做的事，但我只能这么做。这个世界太陌生，而我仿佛已经老了。
我出生在一个潮湿阴冷的屋子里。也许是我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灾难，母亲一脸汗水疲惫地靠在墙上，狠狠地瞪着我，咬牙切齿。虽说她的眼神因刚才我对她的折磨变得虚弱无力，仍把我吓得哇哇大哭。她喘了口气，拖过一件军便服把我结结实实地裹起来，用两个袖管捆好，放在一边，任我象一只会哭的棕子，把小脸蹩得如一粒红枣。然后她努力站起来，卷起身下被鲜血浸湿的床单，猫着腰，一下一下地擦拭地上的血迹。这个时候我看见了母亲的裸体，她是背对着我的，我看见她浑圆的臀部一蹶一蹶地向前移着，吃力地用着劲儿，光滑的脊背折射出水一样的光芒。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裸体，母亲的样子令我为之迷恋，渐渐停止了哭泣。地上的血迹一点都没有了，她走到墙角，从干净的报纸上把折叠得整齐的衣服一件件穿上，然后用手把零乱的头发抚平，辫成两条辫子。她向我转过身来，我竟然有些陌生，仿佛那不是我的母亲，而是一个漂亮的姐姐。母亲并没理我，她提起那个湿床单包裹一晃出了门，把我一个人留在黑暗中。
我哇地一声哭了，我怀疑她是忘了我，便用哭声来提醒她。她一定听到了我的喊声，然而却无动于衷，似乎下决心要抛弃我。这使我很恐惧，黑暗的世界使我害怕，愈发没命地哭起来。我现在的大嗓门便是在那时喊成这样的，这种嘹亮而沙哑的哭声直刺苍穹，可以传到十里之外，却唤不回我的母亲，我因此绝望不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母亲才回来，当她把暗红的乳头塞到我嘴里时，我已经气息奄奄。我紧紧地吸住它，欢快地吮吸着，不愿松开。这是我一生的幸福，我怕一松嘴它便会突然离我而去。直到一串水珠啪啪地掉在我的脸上。
我曾经惊讶于自己的记忆能力，仿佛一生下来就是醒着，那些从我眼前滑过的人和事，都被拍成一个个电影考贝，堆积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头脑始终是昏沉沉的，我一直以为别的孩子也和我一样，但长大后问过同龄的青年才知道别的孩子不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六岁或八岁记事，十八九岁时才能对生活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思维，这使他们拥有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我却因此痛苦不堪。母亲在我最初的记忆里是一座丰碑，令我迷恋和绝望。多年来，这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象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它让我至今无法逃避。
我从没有见过父亲，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一片空白，虽说这样的空白并未影响我成长为一个粗壮的男人，却多少有些遗憾。很小的时候我曾经向母亲询问过父亲，母亲说父亲已经死了，这是她对于父亲下的全部论断，以后的每一次回答都不过是对这一论断的重复。然而她的话并未打消我对父亲的好奇，无论他当初是怎样坚决地抛下了我们，都无法阻止我对他的思念，我毕竟是他的精子变成的嘛！三十年来，我一直在想像中描画着父亲，想象着他与我有同样的偏执，又有许多的不同。随着我的长大，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日渐清晰，以至于我现在竟然常常莫明其妙地问自己，父亲是存在于我的记忆里呢还是想象中？或者说我竟然对父亲死了这件事产生了怀疑。这真是不可救药！
我印象中的父亲，身材瘦削，穿着一件肥大的黄军装，斜背着一个黄挎包，双目炯炯地目视前方，匆匆行走在深秋的树林里。他要去参加红总站在城边一个演武场举行的批判大会。他迟到了，原因是远在部队的父亲突然回到家来，拉着他左看右看不得脱身，他着急了，我们学校要组织去参加批斗会，你不让我去，这是什么思想？他的父亲一愣，手象是被突然烫了一下，一松手，他已不见了踪影。他到了学校，同学们已经出发了，他只得又往城边赶。他走得很急，满头大汗，没功夫浏览林子里的景色，他并不知道这一去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而自己又扮演怎样的角色，也不知道那故事会影响他的一生。若是知道，他不会那么急的，他会象我一样，坐下来，在深秋的林子里，看看脚下的落叶，也许他的心会被秋色的宁静与绚丽迷住。那么，他的人生会是另一个样子吧。若是我，定会坐下来从容欣赏一番的，只有坐下来，世界才是属于你的，你起身去追，世界便永在你身外，任怎样都抓不到。然而没有，他没有坐下来，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匆匆的，象一个赶场的演员，去履践命运的游戏。他是那样执着，谁也无法阻止他。
二
大伟显然是来迟了。批斗会已经开始，绿色的声浪合着高音喇叭的尖叫此起彼伏，一簇簇小蘑菇茁壮地从森林中挺立起来，久久不息。他的心被蛊噪着，人却挡在了这绿色屏障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他很着急，也很惶恐，他想，这个时候我不能落后啊，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没有一点革命积极性怎么行。他努力地向前挤着，侧着身，伸着脖子，面红耳赤。可以恳定的是，他终于挤到了台前，要不怎么会发生他和梅的故事呢？没有他和梅的故事也不会有我。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顿觉大伟的艰难，为了抒写自己将来的历史，竟然能够从比他高半头的铜墙铁壁中穿过，他的毅然决然使他具有了远非十六岁的少年可有的力气。他一定挤晕了头，因此，当他猛地挤出队伍后竟摔了个跟头，一下子扑倒在地上。
会场的批判正进入高潮。在零时用木板搭起的高台上，一个身穿笔挺军装的威武青年挥武着手臂呐喊：“谁来批斗这个资产阶级臭女人，他就是今天的英雄。”这时，大伟拍拍身上的土，怯生生地站起来，望着瞬间安静下来的会场，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想退回人群中去，威武青年已发现了他，指着他喊道，就是你，你上来。大伟只得硬着头皮走上高台。威武青年拉着大伟的手，小英雄，你很勇敢，请你大声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他把红色的话筒伸了过来。大伟觉得自己的腿在抖，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大的会议，何况是站在主席台上呢？他捏了捏手心，想起电影中的一个片断。他说，战友们！我是来自二中的，林大伟。他听到东北角有掌声响起，那应该是二中的同学们吧！接着全场都响起了掌声。威武青年摆摆手，战友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流血牺牲，保卫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正需要千千万万象林大伟这样立场坚定，勇敢冲锋的好战士，林大伟是我们红总站的小英雄。说完，右手用力往外一挥，台下立刻响起排山倒海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学习小英雄，打倒封资修！大伟被这场面激动了，振奋了，也伸出手臂附合着。这时，他猛得听到一声断喝：“林大伟，动手吧！”
大伟一下子愣了，动什么手？威武青年拍拍他的肩膀说，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上前把她的衣服剥了，让大家看看这个臭女人的本质。眼前的这个女人双手反剪，跪在台上，蓬乱的头发直堆到脸上，看不清她的面容，大伟想，莫非就是她吗？他围着她转了两圈，搓着手，不知该怎么办，他有些为难，同时又有些害怕，这是他从未做过的事。这时，绿色森林怒吼了：林大伟，别手软，林大伟……威武青年提醒他，你没吃过你娘的奶吗？他想都是娘养的奶谁没吃过呢，但他敢说，这和目前的情况不一样，母亲是神圣的，除了毛主席世上再没有人可以比得了，而面前的她却是被批判的对象，是敌人，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威武青年居然这样没有立场。他为此有点得意，觉得自己比军装笔挺的威武青年觉悟还要高呢！但是既然人家命令了，就应该服从才是。
他蹲下来，小心地一颗颗解开女人上衣的扣子，然后把衣服往后退到她的手腕处，象执行一次神圣的仪式。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小心，仿佛是在做一件崇高的事，是的，能有机会为组织为毛主席做一件事，是很光荣的，但是这小心的本身是否也意味着对敌人的尊敬呢，这简直是犯了立场错误。他猛地粗暴地将女人的背心拉起，由于用力过猛，竟然一下子将前襟扯了下来。于是，他看见女人的两只乳房一下子弹跳出来，象两只牛眼向外突着，直愣愣地看着他。他伸出手来捏捏这奇怪的牛眼，觉得很舒服，象忽然找回了一件失落多年的旧物。他禁不住将嘴凑了上去，用舌尖舔了舔，然后狠狠地吸了一口。嗓子空空的，没有奶，这是与童年的最大区别，但是，似乎有一缕香气吸引着他，淡淡的，让他不愿松开嘴唇。头有点晕，他觉得自己象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在向下滑，直滑到漆黑的夜，然后又徐徐向上升腾，向着刺目的白光。耳边是绿色的林涛和风声，他自由地滑翔着，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干什么。也许，一切都不重要。
第二天，大伟荣幸地受到了红总站司令的接见。他没有想到伟大的红总站司令竟然是个女人。这女人约摸三十来岁，穿新军装，留着短短的剪发，头顶压在方方正正的军帽里，她长得很白，眼睛大而明亮，只是不常看人，专注地目视前方。也许前面有一条别人看不见的通天大道，也许她能够透过浩淼的云气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大伟不敢想，反正觉得这种目光很伟大，不像是一个凡人，让人不由得崇敬起来。整个会见期间，她只是用眼角的余光对他扫了一下，大伟已感激不尽，把这看作是无上的光荣，不是么，别说是班级，就是全校也没有一人享受过如此高的礼遇啊！那个威武青年就坐在她的身边，他们俩简直就是非常合适的一对。大伟这才知道他原来是司令的亲密战友副司令。
此刻，大伟沉浸在一种美好的遐想中，他觉得革命真是好，保卫毛主席，打倒封资修，还能和令人迷恋的女人在一起并肩作战，成为亲密战友，而两位司令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未来。革命的未来象百花盛开的春天，它让大伟嗅到了花的气息，令他满怀憧憬。对于昨天的事，他已记不太清，唯一印象深刻的是掌声雷动中那一缕淡淡的香气，他想那便是花香吧！革命的成果使花儿盛开，芳香四溢，而那一缕花香是他革命最初的证明。
这时司令说话了：“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让你负责监督看管那个臭女人汪红梅，你能完成任务吗？”
“能！”大伟两脚一靠，兴奋地敬了一个军礼。
三
我至今想不明白父亲与母亲结缘是从批斗会的剥衣服开始的呢还是从父亲对母亲的看管之日起的，反正至此之后他们俩便牢牢地拴在了一起，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至于到了后来红总站几乎都将这件事忘记了。这当然是父亲想不到的。当年的父亲充满了光荣的使命。
看管梅的地方选在了梅的家里，也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它是老城区的一个院子，如今外面涂着的白灰已片片剥落，成了暗灰的颜色，它的下面被街头小广告糊得像个患皮癣的病人。现在我常常蹲在街头看着这面患皮癣的墙发呆，觉得这面墙的经历不同凡响，虽然它是那样的普通，像所有的历经风雨的老房子一样。但是它那屋脊上高挑的飞檐是附近其它的老房子没有的，这常使我拥有某种幻想，仿佛感受到了它曾有的威严。我小时候就是看着它长大的，那时它上面糊着红色大字报，后来刷上了标语，再后来又是各种颜色纸做的标语条幅，现在，则是铺天盖地的性病小广告。这一切似乎说明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说明，我每每看得浑浑噩噩、两眼发呆。
我的外祖父大约是个商人，在乱世中赚了一点钱，不算很富有，却不愿再回乡下，娶了姨太太买下了这院房子来住。而这房子在他来之前不知道已经存在了多少年。可以想见我的母亲梅在这房子中慢慢地长大，然后是外祖父被抓，杳无音信，然后遇到了父亲伟，然后是伟的远走和我的出生，我们相依为命在这座房子中生活，一直到她慢慢变老，成为了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太太。她的一生都在这里度过，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幸福。母亲退休后不久，她所在的工厂已开不出工资，她们这些依赖退休金过活的人立刻断了经济来源，我们的生活一时捉襟见肘。作为她的儿子，她养活了我三十年，我却不能在她老的时候让她衣食无忧。因为腿疾的缘故，我没能上完中学，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三十年来，除了勉强学会照顾自己，就是一个人坐着发呆，并写一些关于发呆的文字。我的文字很难发表，谁会喜欢发呆的文字呢？因此单靠它是无法维持生活的，不管我忍不忍心，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年老的母亲去给人家的孩子当保姆来养活自己的孩子。
我至今未婚，这也是母亲的一块心病，为此她常常辗转反侧夜夜不眠。她把原因归咎于我的腿疾和家庭的贫困，并觉得对不住我。我的双腿自出生后就一直没有很好地发育过，后来从书中得知是脊髓灰质炎，至今离不开双拐。我却从没有因此而不快乐过，或者说我的腿疾并没有给我带来过伤害。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正如我已经习惯了现在的未婚。从小候起，我就喜欢被母亲抱来抱去的，在她柔软的怀抱中游弋，她的乳房坚挺而暖和，尖尖的乳头是漂亮的紫色，我的手指常在那里玩耍，它是我童年的记忆中最初的乐趣。这种乐趣一直持续到十五岁，也就是说，十六岁以前我一直享受着别的孩子早已失去多年的乐趣。那时我的手指已经长得足够长，可以毫不费力地抓住她的整个乳房。尽管母亲要抱起我已经是很吃力了，如果是在家中，她仍然要将我抱来抱去，而不愿看我柱着双拐艰难地行走。她抱我的时候我总要兴奋地伸手去抓她的乳房，有时候仿佛是我把她捏疼了，她的身体便有了轻微的颤栗，脸上则显出淡淡的红晕来。十六岁的时候我的情绪一度很低落，母亲似乎突然发现我已经长成了一个大人，便不再抱我，而由我自己去行走和摔跤。从那时起我便永远失去了和母亲的怀抱亲近的机会，也是从那时起，我发誓要成为一个粗壮的男人去替代父亲爱母亲，母亲的怀抱是属于我的，任是谁都别想从我身边把她抢走。
每个夜晚，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这间破旧的房屋，想象着父亲和母亲在这里亲蜜和撕杀。他们仿佛就在我身边，就在我睡着的这张床上。舔着床板上的潮湿，我似乎感觉到了他们汗水的咸腥。父亲的身影一会儿又换成了我的，骑在母亲身上，我听见母亲在下面大声地呻唤：来吧！我的儿，勇敢些！我艰难地前进着，汗水和泪水交织着啪啪地掉在她的胸前。白天的时候，我总是很惆怅，我想像着父亲匆匆行走在深秋的树林里，想像着父亲在批判会上当着众人剥开母亲的衣服，想像着父亲看管母亲的那些日子，美好而亲切，我觉得那就是我，我就是大伟，因为只有我才绝望地爱着母亲。
一九六六年十月，父亲十六岁，由于接受了红总站看守汪红梅的重任，学校决定获准其提前一年毕业。有趣的是，父亲看守母亲的年纪正是我失去母亲怀抱的年纪，我所失去的被父亲在我的想像中找回了。这绝对不是我的主观臆造的巧合，关于这个时间在母亲的心中有着精确的记忆，母亲说她到死都不会忘记这个时间。但是母亲的爱恨丝毫不能影响父亲当时的情绪，十六岁的他，由于接受了伟大的政治任务而获准提前毕业，使他具有了无上的荣耀；更主要的是，他可以从此不必去上学了，从而成为了一名正真意义上的红卫兵。从学校出来，他把书包高高地抛向天空，然后奔跑着穿过街道，连家也顾不上回，一路跑着来到汪红梅的家。此刻，汪红梅被反绑着双手坐在椅子上，怒目而视。她冲着上气不接下气的父亲说：你这个流氓，我恨不得吃了你。父亲高声嚷道：不许乱说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为自己现学现卖的样子很满意，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一个革命者的素质。但是接下来该做什么呢？他站在那儿想了半天，突然灵机一动，激动地高举着双手跑出去。
整个下午，父亲都忙得不可开跤。他找来一大卷大字报贴满了两间屋子所有的墙壁，正对着汪红梅的墙中央贴上了一张毛主席画像，底下是他亲手写的一行歪歪扭扭的大字：“看好汪红梅，保卫毛主席。”待到所有的这一切都做完，天已经很黑了，他站在角落里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忽然感到饥肠辘辘，他想，革命者也还是需要吃饭的，人是铁饭是钢吗？他走出屋子，不放心地回头看了汪红梅一眼。而汪红梅正面露微笑望着他。
四
大伟急匆匆地往家赶，却又有点心不在焉。刚才走的时候汪红梅冲他面露微笑，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既然她是敌人，是我们的专政对象，干嘛要和我微笑呢？这微笑中必定有着险恶的用心。不可否认，这个女人的美貌加上她的微笑还是具有摄人的魅力的，而那天由于她的脸被头发遮住和自己慌乱的缘故竟然没有发现。他想，如果她不是我们的专政对象，那么我一定会被她迷住的。也许漂亮的女人都是坏人吧，要不为什么大家要把那些脸蛋漂亮衣着光鲜的女人称作毒蛇、狐狸精呢！他正想着，一抬头，已然到了自家的门前。于是，大伟放声喊开了：妈，我要吃饭，做好饭了吗？
屋里黑着灯，喊了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大伟有些生气，这人都死哪儿去了。他凑近大门一看，门是锁着的，原来父母亲都不在家。大伟恨恨地在门上砸了两下，然后像个惯偷那样沿着院墙转过去。东北角上有一个四面矮墙围成的厕所，他攀上矮墙，轻车熟路地翻过院墙，一跃跳了进去。他没顾上拉着灯便钻进厨房，把一个个锅掀开，里面竟全是空的，母亲并没有给他留饭。最后他揭开家里日常盛馒头饼子用的竹篮，还好，里面还有两个饼子，虽然因放得时间久了已经变硬，总比没有要好。大伟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第二个刚放到嘴边又犹豫了。他想了想，揣到怀里，然后搬个凳子顺原路跳出墙去。
大伟揣着这个又干又硬的饼子回到了汪红梅的家。此刻，汪红梅仍像个听话的小学生那样反剪双手坐在椅子上，只是眼睛闭着，头向椅背的边上微微斜着，似乎睡着了。大伟轻轻地走近她，绕着她转了几圈，觉得很有趣。那种场面是很容易想像的：在一间贴满红色大字报的屋子里挑着微微的灯光，大伟站在汪红梅的身边，仔细地端详她的睡姿，红色的纸反衬着昏黄的灯光浮在汪红梅的脸上，令她那凝固的倦怠的笑容变得柔和而美丽。也许在大伟短短十六岁的人生中还没有过这样近距离地观看一个女人的睡姿，而现在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人盯着他，他可以毫无顾忌地专注地来欣赏汪红梅的美丽，无需考虑阶级敌人的身份，也不必担心她突然变成毒蛇妖精来吃他。于是，他惊呆了，他为汪红梅沉睡的倦怠的美丽而惊讶！年少的大伟并不知道，他的惊讶正谙合了古书里讲的一种“挑灯观美人”的佳事，这对于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来说大伟的经历无疑是种幸运。此刻大伟的心中有一种酥软的东西渐渐涌出来，他的鼻子变得格外灵敏，他嗅到了一缕淡淡的香味。这香味是那样的熟悉，让他记起了那天在演武场批斗会上发生的一切，他觉得现在自己的脸烧得通红，并为自己昨天的壮举心生得意。
这时，汪红梅突然醒了，她发现伟怔怔地盯着自己的胸部面红耳赤，这让她想起那天所受的屈辱，正是这个男孩把自己剥光了衣服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她好恨，她想啐他一口痰，想骂他几声，然而却什么也没做。她已经两天没吃过一粒米了，也许是因为饥饿的缘故，她最终只是惨淡地笑着，待大伟的目光与她相遇时发出微弱的气息：我为你感到羞耻！大伟触电般一下子跳到旁边，仿佛他刚才的想法被汪红梅揭穿了。他满面通红地说：汪红梅，不许侮辱革命青年。汪红梅依旧那样惨淡地笑着，毫无声息，却像雷霆万钧，不禁让他胆战心惊。大伟是喜欢这样的笑容的，但说不清什么原因，他又害怕这样的笑容，似乎笑容的后面掩蔽着刺骨的寒气，让人莫明地浑身发冷。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使大伟占有了梅的身体，即使梅对大伟的敌视有了缓和，她都会时常露出这样惨淡的笑，让大伟的心底不由得生出一种震颤。
为了掩饰心底的震颤与不安，大伟从怀中掏出那个又干又硬的饼子，塞到汪红梅的嘴边：吃吧，你要死了，我就没法交待了。汪红梅略微迟疑了一下，狠狠地咬了一口，几乎咬着了他的手。大伟猛地抽回手，看饼子在汪红梅的嘴里艰难地蠕动着，露出狰狞的表情。
汪红梅一直在准备和等待着一次次更加猛烈的批判与侮辱，男孩大伟的侮辱只是个开始，她无法想像后来的事情会发展到怎样发指的地步，这样来说第一次侮辱自己的小男孩大伟倒使她感到几分庆幸和欣慰，与那些恶行累累的成人相比，大伟的毫无经验竟也是一种纯净。时间一天天过去，却没有人来提她，起初这只是多少令她有点紧张，半个月过去的时候，这样的等待已使她变得绝望和疯狂。当她忽然意识到也许要在这间屋子里与看守自己的小男孩共同生存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她紧张的心才开始有些放松，对大伟的敌视情绪也有了缓和。汪红梅当年二十五岁，比大伟大九岁，她对大伟的缓和很可能出于一种蔑视，由于她所面对的敌人一下子由密集的森林变成了一棵小树，她有了一种释放的轻松，同时还有亵渎的快感。
大伟的工作每天单调而枯燥，核心是两个问题：一是吃饭问题，一是排泄问题。吃饭问题是根本问题，无论是他还是汪红梅都需要活着，然而食物的来源却一度使他大伤脑筋。开始，大伟理所当然地回自己家去找，当他再一次翻墙进入家中时却一无所获，厨房没有现成的食品，盛饼子的篮子也是空的，这使他很惧丧，即而感到事情的严重性：父亲和母亲失踪了，除此外没有别的解释。父亲在批判会那天匆忙赶回家第二天又匆忙离开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怀疑，而母亲只隔了一天就没了踪影，这也很不正常，平日里母亲每次出门总要把他找回来瞩咐几句的，不辞而别的只有这一次。这时，大伟后悔起批判会那天的事来，父亲拉着他的手似乎要说什么，却被他抽身逃掉了，如果当时能听听父亲要说些什么，也许会对今天他们的失踪有一个解释。大伟很快放弃了这样的想像，比起父母亲的失踪，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看好汪红梅，保卫毛主席”。而现在，他必须为他们的吃饭问题继续奋斗。
大伟来到红总站，想到食堂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却被把守大门的红卫兵高大的身躯拦住了。他把枪一横：哪部分的？大伟说：红总站的。他说，干什么？大伟说，我是前两天副司令表彰的红卫兵小英雄，有情况要向司令汇报。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非敢死队员不得进入司令部。你有什么事就和我说吧！我可以替你转达。大伟便把他们要解决的吃饭问题说了，哨兵向另一个耳语片刻，进去汇报了。不一会儿出来传达：司令说了二句话，毛主席的红卫兵要学会自力更生，坚持到底；我们的粮食是敢死队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资本家无权享用。大伟只得另找出路。
出路不是没有。毛主席说世上无难事，只要恳登攀，大伟脑筋一转弯，办法就让他想出来了。他想，既然父母已经失踪，那么他就是这个家的主人。他光明正大地砸了大门上的锁，把家里的四袋大米白面扛出来，运到汪红梅的家，然后在大门上换了一把红卫牌新锁。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大伟已是浑身大汗，精疲力尽。他叉着腰冲汪红梅说：汪红梅，你要认清形势，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你的任何阴谋都将是自取灭亡。从今天开始，你必须为我做饭。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尽管如此，大伟还是不够放心。他找来几截旧铁丝，上圈脖子下圈腰，只把汪红梅的双手解放出来干活，然后用绳子在背后将上下圈串起来，捆好，另一头拴在自己腰上。在汪红梅做饭、吃饭和上厕所的时候，大伟就用绳子牵着她，其余时间则连手一起捆上，这样便万无一失了。大伟因此很是得意了一番。
然而他很快又被新的烦恼取代了。半个多月时间的看守也是大伟所没有想到的，他想，既然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就应该和革命的洪流在一起，轰轰烈烈地去战斗，而这样寂寞的看守多少使他有一点失落。他每天坐在门口焦躁不安，无所事事，外面的街上时而人流涌动，时而安静死寂，他盼望着有个人突然出现在他的视线里，说红总站将他们召回，或是来接替他，却一次次落空。他觉得自己是被革命的洪流忘记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吃不下，睡不香，又无处发泄。几天过后，大伟终于决定：要独立开展革命斗争。
五
又是一个幽深而荒凉的梦，就在昨天夜里，我看见父亲牵着旧铁丝圈着的母亲在一片野草中行走。母亲走在前面，父亲跟在她的后面，他们走得很慢，似乎还在用一种我所无法听到的语言进行交谈。我站在黑暗的地方绝望地看着他们，夕阳下，母亲的剪影忧郁而柔弱，渐渐飘向远方。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我使出最大的力气呼喊着：母──亲──山谷回荡着我的喊声，仿佛是她无数个儿。母亲茫然地回过头来，除了沉默的父亲，什么也看不见。她的脸上又浮现出惨淡的笑，然后掉转头，慢慢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母亲看不见我，我也看不到自己，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母亲颈上和腰间圈着的旧铁丝，与她亲近，并束缚和压抑着她，不得自由。
后来我醒了，眼睁睁地坐在床上，再无睡意。我一直在想着这个怪异的梦，想着梦中的母亲和我，想着那两个象征着我的旧铁丝圈。在想像的间隙，我听到隔壁传来母亲均匀的呼吸声，它是那样的亲切，让我感到了某种安稳。
我试着去理解那两个旧铁丝圈，理解了它们，也就理解了母亲。对于我来说，旧铁丝圈象征着我的残疾和至今未婚的现实。我说过，这一直是母亲的一块心病，她为此感到内纠，对不起我。尤其是当与我同龄的青年早已为人父为人母领着自己的孩子在街上散步的时候，我却需要在双拐的支撑下艰难前行，她的心痛如刀绞。她盼望我能有一个自己的家，有一个照顾我生活的妻子，这样她可以稍感安慰。她决定为我找一个妻子，为此她托遍了附近所有的邻居，请他们为我介绍对象，邻居们嘴上答应着，心里一定觉得为难，在这样一个务实的社会里谁会嫁给我这个贫困和残疾的青年呢？因此迟迟不见动静。母亲等的很辛苦，却难得有回音，没人时我常常听到她轻轻地叹气，象追悔自己如水的年华。偶尔有邻居的大娘把姑娘领到家里来，母亲欣喜若狂，脸上泛起多年不见的红晕，仿佛是在给自己提亲，手忙脚乱地招呼着、客气着，待若上宾。然而结局总是冰冷的，这无论是我还是母亲都看得到。她把这归怨于女人们的无情，她说现在的女孩只看重钱，并不知道钱以外还有一样叫做情感的东西。我想母亲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一定想到了我的父亲大伟，想到了大伟曾带给她的伤痛和欢悦，对于她来说，即便是一种摧残，那融化在惨淡的微笑中的瞬间的快感也是值得回味的，她因此感受到了逝去青春的某种价值。她仍然在恨着父亲，却能够区分这两种情感之间的不同。母亲至今不明白这件事的原因并不在这些平凡的女孩，她们在踏进这间屋子的时候已经在心底做出了某种毅然的决定，她们对我说愿意与我一起承担生活，只要我们能长此相守。在那些午后，我曾经为她们朴素的言语深深感动，要知道在九十年代的今天还能保持这样宁静的心态的人已经是很少很少的了。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会选择她们做妻子的，但此刻我只能沉默，我说不出拒绝的话，面对她们的坦诚和朴实我实在没有拒绝的资格。而理由又是那样的脆弱，我能告诉她们所以要拒绝只是因为我至今唯一爱着的是我的母亲吗？
女孩们带着深深的意外离开，她们向邻居大娘诉说着我的沉默和孤傲，渐渐冷了大家的心。我坐在黑暗中沉默着，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动不动，以至于把刚从外面进来的母亲吓了一跳。她拉着灯看着我阴郁的脸，然后摸摸我的头，努力笑着说：孩子，没关系的，我们可以继续找。我的嘴唇颤抖着，我想对她说，妈妈，你知道吗？我是一直在爱着你的。可是连这样的话我也不能说。
今天早上，我破例早早起了床，柱着双拐来到街上。街上行人还少，人们仍在沉睡中，做着各式各样的梦，只有卖早点的小贩在油烟和热气中忙乎，叫卖着“油条包子豆腐脑……”。行人一改往日的喧闹，都变得很客气，他们三三两两地来到摊前，要了早点坐在排挡上吃着，连同小贩一起氤氲在烟气中，象罩着一层褐色的烟幕。我忽然有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仿佛不是现在，而是过去的某一个场景，它是那样的熟悉，竟让我一下无法辨认。
我揉揉眼睛，终于认清了眼前的现实。它与我过去的场景还是不同的，人们的衣服不再是黄、兰两种色彩的制服，无论在颜色上还是式样上都已经变得千奇百怪，墙上形形色色的各类小广告层层叠叠，远比从前清一色的大字报要丰富和厚实得多。但我还是感到了某种相似，在人们那一张张烟气氤氲的脸上，刻划着同一种迷惘，即便是那些外表时尚朗朗说笑的女孩，也仍然无法掩饰她内心的空虚与麻木。他们有着与他们的衣着不相称的迷惘，仿佛是我六岁时见过的那些人换上了新装重新登台来表演。这种怪异的联想一时让我觉得很恐惧，象是忽然看到了死鬼炸尸。其实我自己又何偿不是一个炸尸的死鬼，短短三十多岁的年纪已拥有了老人的沧桑。我整天在梦里奔跑行走，浑浑噩噩，对现实的世界却知之甚少，不是炸尸是什么？我想我的这一生就是替父亲来还债的（如果父亲果真死了的话）。当年父亲和他们的同学战友激情澎湃，喊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穿过街市，墙上则张贴着着他们用宽大的毛刷写的歪歪扭扭的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们的个性自由而张扬，仿佛要改造一个新天地。然而他们并没有改造出一个新天地，而是被一个从天而降的新天地把他们密密地罩住，然后将他们改造。改造的结果，是他们举着忠字牌跳着忠字舞用“无限忠于”的手摧残了与他们同龄或年长的许许多多的无辜的平凡劳动者，在一片红色的呐喊中让所有经历的人在心底刻下了深深的皱纹。
一九七四年的时候，我六岁，母亲背着我从街头经过，行人匆匆的脚步和他们迷惘的表情常常使我觉得很有趣，象一个个灵活自如的牵线木偶。但我不敢笑，无论我还是母亲都没有这样的资格，因为曾有一次我的笑声为我和母亲换来了仇视和恶语谩骂，虽然他们此刻生动的表情比之刚才更加让我喜欢，我还是不敢笑，并因此在整个童年时期丧失了笑的能力。也许从那时起父辈们就已经决定了由我们在后来的岁月中替他们还清欠下的债，这个负荷太重了，它压抑着我们无法前行，即使在今天，无论我们干什么都无法摆脱替父还债的阴影。我看见那些迷你裙下纤细的双腿步履艰难，使她们徒然有着时尚的外表。作为我，父亲的还债者，因残疾的缘故从没有过也不需要时尚的外表，我只尽力做着我能够做的，虽然那也很有限：做梦并记录一些莫明其妙的文字，专注而执着地爱着我的母亲。
六
这一天早上，大伟坐在门口想着他的革命斗争，渐入幻境。明媚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他在梦，并为自己独立开展革命斗争的想法激动着。他想，当年毛主席不正是通过独立领导湖南农民的秋收起义才为我们的党建立保贵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吗？我斗争汪红梅，说不定还能从这个资本家女儿的嘴里掏出什么有用的线索，那我可为红总站立了大功了。即而他又想，如果立了功，司令会给我什么奖励呢？也许司令会说，不如把汪红梅赏给你吧！将战利品赏给有功人员是历来的规距。那我该怎么办呢？要还是不要？汪红梅倦怠的笑容又闪现在他的眼前，牛眼般的两只乳房努力向外突着，似乎顶着他的小腹，他感到下面一陈躁热。心里骂道：妈的，毒蛇咬人呢！
吃过午饭，大伟把汪红梅拉到自己的对面坐下，严肃地说，汪红梅，这段时间过得还不错吧！你应该明白这是人民对你的优待，对此，你总该有所表示吧！要知道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可以对你既往不咎，也可以把你打倒在地，遗臭万年。汪红梅说，还让我表示什么，我每天为你做饭，这还不够吗？大伟说，革命需要吃饭，但绝不是请客吃饭，你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只是劳动改造，现在到了触及灵魂的时候了，你必须揭摆你祖宗三代的臭老底，向人民坦白交待。
汪红梅淡漠地说，这有什么好说的，我已经交待过几十遍了。我的曾祖父是乡下远近闻名的大地主，拥有良田三百亩，整个村子的人都种着我们家的地。到了祖父这一代家业开始衰败，父亲早年到上海学习冶炼技术，回乡后住在城里，办了一家小小的治铁厂，然后娶了我母亲，生了我。父亲为人和蔼，乐善好施，在附近的邻居中口碑极好。抗战期间，为八路军的兵工厂赠送过冶铁，建国后公私合营，他放弃经理不当，到车间里做一名普通的技师，报纸树他为先进典型。五七年他被批黑批臭，今年四月份突然被一伙革命群众抓走，不知下落。我八岁的时候全国解放，接受革命教育十年，毕业后在钢厂上班，六零年弄饥荒眼睁睁看着母亲为给我省一口饭活活饿死，前两天又被一个小毛孩子当众侮辱……
大伟听得不耐烦，汪红梅，你要记住你的阶级敌人身份，这里不是资本家的忆苦翻案会，你必须讲清楚你们一家对贫下中农犯下的滔天罪行。
汪红梅说，什么滔天罪行？我的父亲为国家捐了工厂，安安分分工作，抓革命促生产，结果却被人当作资本家揭出来，批黑批臭，现在又被你们抓走，生死不知，这是谁的滔天罪行？我作为一个工人一无罪二无错却被你们剥光了当众羞辱，这是谁的滔天罪行？
大伟被问得面红耳赤，跳着脚骂道，汪红梅，是我审你还是你审我？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无辜，难道是工人阶级对你犯下滔天罪行不成？你这是诬蔑党诬蔑人民诬蔑毛主席诬蔑工人阶级，可见你与你的父亲你的祖父一样，骨子里就是坏的，像你们这样的剥削阶级丕子，杀了都不冤枉。
大伟上前一把将汪红梅的外衣扯开来，不知道哪来的力气，铁丝圈着的地方的衣襟竟撕开了口子。于是，汪红梅的那两个乳房又毫无惧色地暴露出来了，颤微微地表达着它的不屑。大伟狠狠地说，不是说羞辱吗？我们今天还要羞辱你，想想你们家曾经遭踏过多少良家妇女吧！
汪红梅惨淡地笑着，可是我现在并不觉得羞辱，你动作这样熟练，一定是每天回家在你的母亲身上练出来的吧！你的母亲正等着你吃奶呢，为什么不过来？
大伟有些犹豫，身子蹲下来，给自己壮胆说，我是要亲的，革命群众造反有理，什么也不怕，我们不但要吃你的奶，还要喝你的血。然后一把握住她的乳房，凑上嘴去吮吸着。他不时抬头得意地看看梅，梅却无动于衷。大伟玩得很开心，他亲亲这个，再捏捏那个，觉得很刺激。这是他从前没有过的，母亲从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即便是小时候，吃奶可以，象这样长时间地揉捏那是万万不行的，母亲会怒目而视，然后把他的手打掉，任他在惊吓中啼哭不停。他发现汪红梅的乳房与母亲的乳房是不同的，汪红梅的乳房是饱满的细腻的，沉甸甸的，而母亲的乳房粗糙而干瘪，象她的脸一样腊黄，这也许是贫下中农与资本家小姐最本质的区别。如果让他选择哪一个更好，他一定会选汪红梅的，即而他又觉得自己犯了立场错误，敌人的东西再好也是糖衣炮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家的苗，何况汪红梅的乳房吸不出奶，是给资产阶级看的，母亲的乳房是养育儿女用的，还是母亲的好。大伟再次抬头看看汪红梅，想从她的脸上看出痛苦和难堪。然而却没有，汪红梅依然是惨淡地笑着，眉头都不皱一下。大伟突然觉得很委屈，仿佛是受了戏弄，他低下头在乳房上狠命咬了一口。汪红梅的叫声穿透屋宇，大伟终于看到她因疼痛而扭曲凄惨的表情。
夜里，大伟怎么也睡不着，他听了听隔壁，汪红梅却没有一点动静，似乎睡得很香。对白天发生的事他有一点后悔，那么漂亮的乳房，却被他咬了个疤，实在是件令人遗憾的事。他记得当时血都把乳房染红了，这时他隐隐地有些不安。即而他又自责道，莫不是因为她漂亮就同情起阶级敌人了吧？也许她演得是苦肉计呢？这样的情绪可是最要不得的。他努力闭上眼睛，可还是睡不着，心里乱乱的，又理不出头绪来。最终大伟还是决定到那屋去看看。
大伟轻手轻脚地来到汪红梅的床前，听得见汪红梅均匀的呼吸，还好，她没有被惊醒。他轻轻地掀开被子，就着淡淡的月光来看她。汪红梅脖子上和腰上的铁圈仍在，她的前襟敞开，乳房外突，双手平放在身体的两边，仍维持着白天的模样。如果在往常，睡觉时大伟一定要把她的胳膊和全身捆在一起的，今天因为咬了乳房，他不好再做什么，便只捆了铁圈，把绳子的另一头拴在床铺上。现在，他注意到咬伤的那只乳房用布片盖着，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地掀开了。四个牙印围成的伤口象一个红红的月亮嵌在高高耸起的洁白的乳房上，伤口还在渗着血，象红月亮淌的泪。大伟久久地看着，全身禁不住轻轻地颤抖。内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慢慢升上来，罩住了他。
七
我时常把自己陷于无边的黑暗里，黑暗的世界广袤而丰饶，它引发了我许多的幻想，任我在幻想中肆意驰骋。现在，我又看见红月亮了，它就在我眼前的黑暗中挂着，镶着白光的底，如日食一般。小时候，我就异常迷恋母亲乳房上那枚红色的疤痕，我轻轻地摩挲着它，怔怔地望着它，觉得它很神秘。它引发了我无限的联想，我时常想它是如何印在母亲的乳房上的，是在我之前有一个同我一样的喜欢亲吻母亲乳房的小孩子留下的吗？或是我那未曾谋面的父亲为了给我给母亲留下一点纪念而刻下的呢？但是，但是他们为什么都要离开我们呢？也许外面有着更加精彩的世界，而我却不能行走，母亲需要留下来照看我，于是，他们抛下了我们。这样的解释使我小小的心灵里埋藏了忧伤，我恨自己，觉得自己是个累赘，连累了母亲。当然，我也有过其它的联想，但是母亲从来不说她的疤痕我也从不敢让母亲来证实自己的联想，也许那一页是永远不能翻阅的。这样，那枚疤痕就变成了一个红月亮，整夜整夜挂在我的眼前，让我的联想永不停息。
长大了，对这个世界有了些或多或少的了解，我开始重新幻想红月亮的故事。我觉得它必定与我的父亲有关。我无法想象当年父亲与母亲之间的搏杀，然而仅仅凭了红月亮我就可以断定母亲所受的伤害，这几乎成了她后来的生命中无法绕过的丛林，郁郁一生。其实我何偿不是父亲对母亲的伤害呢？父亲是个过客，革命者孑然一身，他只取他可以携带的，因此我便被他肆意地丢弃在母亲的体内，由母亲来独自承担所有的不幸。这些年来，母亲带着我穿越歧视与流言的森林，并艰难地活下来，似乎是要验证不幸的分量，但是许多时候，我惊奇地发现作为父亲留给母亲的所有不幸的我竟然成了母亲得已坚强地生活的全部力量，为了养活我，母亲在厂里从事着和男人一样重的体力劳动，为的是多挣几块米面钱，如今已然退休却仍在承担着生活的全部负担。这便是我的母亲，这个世界上我所爱着的唯一的女人。
至今父亲仍然不被宽恕，他留给我的所有遗产除了血缘以外我想就是这枚红月亮了。红月亮很象一枚信物，标志着我们之间的一个秘约，我愿意接替父亲去全身心地爱母亲，尽一个男人的责任。然而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却还不能挑起家庭的负担，拿什么去养母亲呢？这样残酷的现实往往让我痛苦不堪，我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去爱母亲，我所能做的甚至不比一个普通的男人给予母亲的更多。所以，我只能把对母亲的爱埋藏在心底，暗暗地爱着母亲。在黑夜里我无数遍地念她的名字，母亲的名字在我的口中日渐光滑，像她光滑的肌肤和眼神，我看到黑暗中的母亲永远地美丽和年青。
此刻，那枚红月亮远远地诱惑着我，我不由得想去看看母亲的肌肤，还有那枚嵌在她乳房上的红月亮，多年未见，不知它可是儿时的模样。我悄悄地来到母亲的房间，久久地凝视着母亲。由于天热的缘故，母亲的被子翻在一边，她竟然没有发觉。她的躯体裸露着，曲线分明，我突然有一种恍惚的感觉，仿佛我站在母亲身边的不是我，而是父亲大伟。屋里本是黑着的，这时也适时地铺上了月光，这两个场景何其相似。我走上前去抚摸着她的乳房，然后找到了那枚红月亮。多年以后，它的光泽已经黯淡，那牙齿的形状也变得模糊，成为浅浅的一个疤。这时，我感到手指下面的乳房发生了轻微的颤栗，空气中流淌着母亲蒙胧的呻吟。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幽怨地说：“你这个冤家，为什么现在才回来，可把我们母子坑苦了……”面对母亲的问话，我无言以对，我想即使是父亲在场他也说不出什么的，我们欠她的太多了。“三十多年了，我用手指粉碎着我的欲望，一直盼着这一天，你将我们带走……”她抓着我的手指从乳房到小腹不停地揉搓，伴着她的呻吟我感到小腹一阵阵发热。一丝恐惧倏的袭来，我终于忍不住抽出手指疯狂地跑回自己的床上，心脏砰砰地跳着，热汗直淌。我听见母亲的床铺吱吱地响了一下，然后传来母亲重重的叹息。
当年的母亲是否也有这样的叹息？我不知道，如果她是醒着，即使闭着眼睛也能感到身边的父亲微微的颤抖。黑暗中的父亲与白天是那样的不同，那种不为人知的痴迷和喜欢只有在夜里才放射出光芒，这样的男人久久地注视着她，母亲是否感到自己被怜香惜玉了呢？如果她是醒着，至多只能在心里轻轻地叹息一声。除此外什么都不能做，并且保持着熟睡的姿势。
天亮了，升起的仍是同一轮太阳，大伟把汪红梅喊起来做饭，他自己则牵着绳子坐在门口的阳光里，开始了一天的生活。这个时候他要思考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以此来呼应外面的革命斗争。吃饭的时候，大伟对汪红梅说，从今往后，我们也必须早请示晚汇报。汪红梅看了看他，没作声。大伟镇重地端过一碗饭，高高举过头顶，大声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您受苦受累，请吃点饭吧！他把饭放到毛主席像前的桌子上，然后端起第二碗，拿到胸前，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毛主席，怀着无产阶级的仇和恨，革命小将走来了，我一定会在看守汪红梅的岗位上革命斗志不放松，敢叫日月换新天，永远永远做您的红卫兵。汪红梅目不转睛地看大伟做着这一切，很难想像她当时的心情，终于待他做完了，汪红梅刚端起碗来吃饭，却被大伟一声断喝，差点把碗摔在地上。大伟说，该你了。汪红梅用手指指自己，迟疑地问，我？然后惨淡地笑了，这是你们红卫兵做的事，难道容许我一个阶级敌人与你们为伍吗？大伟伸手把她拉过去说，这也是检验你对毛主席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思想上是否主动接受人民对你的改造。大伟命令她跪下，汪红梅说你是站着的。大伟得意地说，这就是我们与你们的不同。现在跟我念，“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是资本家的臭小姐汪红梅。”汪红梅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是资本家的臭小姐汪红梅。大伟念“我自愿接受人民和党对我的专政，深挖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根源，请您老人家监督我的言行”。汪红梅说，我自愿接受人民和党对我的专政，深挖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根源，请您老人家监督我的言行。大伟念“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汪红梅说，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最后一个字声音很低，大伟几乎听不到了，他说，这可不行，汪红梅，应是“万寿无疆”！音往上升。你再来一次。汪红梅使出浑身的力气喊道：万寿无疆……
八
大伟一直在想着汪红梅的乳房，至今他已摸过两次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体验和感觉，鼓胀着他的欲望，让他觉得新奇和刺激。第一次在批判会上应该说只是摸了摸，而那已经不同凡响，一缕由汪红梅体内散发出来的花朵的香气在记忆中长久地震荡着他，在他每每念及此事时都会产生同样的眩晕。第二次是更进一个层次，要知道他用嘴唇亲了它，贪婪地、放纵地吸吮，并以此来激怒汪红梅。大伟觉得这也很好，首先是革命斗争取得了成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其次是终于可以公开地、无所畏惧地亲吻汪红梅的乳房，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他想这就是革命斗争的好处吧！象司令和副司令那样，既拥有了亲密战友，又得到了乳房可以亲吻。大伟明白自己和司令他们其实是不同的，他和汪红梅不是亲密战友而是敌人，但是怎么说呢，他想，其码也是做到了革命、女人两不误吧！这一点还是相同的。想到此，大伟的头又开始飘了起来，他觉得仅仅亲乳房是不够的，他要扩大革命战果。他想，汪红梅，就算你是妖精毒蛇吧，革命者浩然正气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是妖精我也要降服你，是毒蛇我也要吞下你。
吃过晚饭，汪红梅说她要上厕所，大伟将手一挥，果断地说，走！屋外的天已是很黑了，大伟走在前面，背着手，悠闲地迈着步，后面牵着铁圈捆绑的汪红梅。他们走到屋子南面不远的地方，那里有一孔简易厕所。四面用一米多高的泥石墙围着，留出一个窄窄的小门，里面是两块条石架起的蹲位，下面有一个同厕所一般大小的深坑。大伟看着汪红梅走进去用脚探着找到蹲位，褪下裤子，露出一截白光光的身子，然后蹲了下去。大伟想那必定是她的屁股无疑了。
为了看得仔细些，他走到门口，这时那个白屁股正努力地蹶着挤出一根屎来。汪红梅满面通红地喝道，女人拉屎有什么好看的，出去！大伟说，我是害怕你自杀。大伟理直气壮地看着，它使他很激动。
回到家里，大伟说，脱了裤子，汪红梅，我要检查一下你的屁股。汪红梅说，检查个屁！大伟说，我刚才看见里面藏着什么东西，我要看看是不是你们与境外勾结的情报，快脱！汪红梅突然一笑，屁个情报，你不是要看看吗，随你看就是。汪红梅褪下裤子，让大伟摸，结果只摸到了一块血浸湿的卫生纸。大伟拿着它在梅眼前晃晃，得意地说，这是什么？汪红梅只淡淡地一笑，这是经血。大伟说，什么经血不经血，这分明是你们与境外敌人勾结的血书。我要仔细研究一下，向组织汇报。汪红梅哈哈地笑了，你直管去汇报吧，他们会表扬你的。大伟说不许笑，等着定你的死罪吧，现在我还要摸摸，看看有什么别的东西。汪红梅只好等着，一阵冷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她感到瑟瑟发抖，要知道现在已经是十二月的天气了。然而大伟还在专注地摸着。她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别哆嗦了，脱了裤子来吧！大伟红着脸说，你以为我不敢，革命者大无畏，怕你不成。
大伟几把脱掉衣服，站在梅的面前。也许是天冷的缘故，也许是因为心里突然有了一丝胆怯，他用双手抱了抱肩，然后看到了梅的笑──惨淡的笑，汪红梅的笑让他有了更多的不自在，浑身发抖。他恼怒地说，不许笑。一把把她推倒地床上，扑了上去。冰冷的床突然的刺激使梅禁不住瑟缩了一下。大伟得意地笑了，怎么样，你害怕了吧！他兴奋地剥下汪红梅的衣服，直到剩下两个乌亮的铁丝圈，做完了这一切，他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他茫然地抓起两个乳房，揉捏亲吻着。亲吻过后呢？他心里没有底。但是汪红梅已经抓住了他，细细的手指把他抓得生疼，她抓着他在她的下身蹭着，大伟既疼又痒又绝望，他抬头无助地看着她。汪红梅闭着眼睛，脸上漠无表情。大伟的头无奈地耷拉下来，用舌头贪婪地卷着她的乳尖。
大伟觉得自己的身体忽然轻了一下，然后跌入了无底的深渊，飘飘忽忽地，往下沉。此刻，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孩子，一个无助而孤独的孩子，父亲母亲失踪了，他奔跑在无边的荒野上寻着，寻着，他迷了路，找不到父母，也找不到来时的路。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了，他感到恐慌，他叫喊，然而除了自己的回声，没有人来救他，他听到自己的喊声大得吓人。于是，他哭了，眼泪鼻涕一大把，抹也抹不尽。他哭了很久，然后他发现他所寻着的母亲就在他的脚下，母亲变得和天地一样宽广，荒原只是她的腹部，而那些野草便是母亲褐色的绒毛。于是他安静了，只是用力地拥抱母亲，似乎想把自己重新送回母亲的体内。母亲也呼唤着他，拉扯着他，发出意义不明的声音，象是劝慰哭弄的孩子……突然，母亲发怒了，倏忽变成暴唳的凶神，推拉着他，摔打着他，指甲嵌入他的皮肤中，挖出血来。他不能反抗，作为母亲的孩子，他只能压抑自己，忍受着疼痛和怒怨。他憋得难受，痛苦地仰着头，喘着粗气，腰左右甩着，但是无论怎样都无法挣脱。他终于反抗了，革命者主义高于一切，一路劈荆斩棘，任谁都不能阻拦。于是，他冲了过去，他看到凶神象一片野草被淌倒了，流出了鲜血，而自己……自己无论怎样坚持似乎也要倒下了，倒在野草中，撒了一地的碎末。
过了好久，大伟努力睁开眼睛，象是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搏杀，他发现自己浑身全是汗，一点力气也没有。另外的则是血，和着乳白色的液体糊了他们一身。两种液体虽是在一起的，却决不融合，坚强地保持了各自的颜色，这让他觉得怪异和恐惧。他看了看汪红梅的脸，她似乎睡着了，即使睡着了也是一副惨淡的笑容，凝结着，不恳化开。
对于这次性事大伟一点好的感觉都没有，这是他的第一次，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就被汪红梅从体内掏出了这么多乳白色的东西，象小时候吃的奶。他也不知道汪红梅为什么会流那么多的血，他这次并没有咬她，倒是她把他的胳膊都掐出了血印。其实这也是汪红梅的第一次，她的处女血和着经血流出来把大伟的下身糊得鲜血淋漓，这让汪红梅产生了某种快慰──亵渎的快慰使她一连几天神清气爽。大伟却觉得屈辱，犹如他的革命斗争，他本是要扩大革命果实的，却被敌人暗算了。这是不能容忍的，他要继续坚持斗争，不懈努力。他想我一个男人难道还斗不过一个女人吗？革命者不能失败，我一定要征服她。
我注意到大伟已在使用男人这个词了，这是从前没有过的。
九
我二岁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我整天迷迷糊糊地睡着，发着高烧，象躺在蒸笼里。母亲起初并没有太在意，要知道这在普通的孩子中是常见的，她用湿毛巾搭在我的额头，每天冰着，烧热也渐渐退了。但是三天后再次发热，母亲依旧拿湿毛巾来冰，却毫无效果。我拼命扭曲着疼痛的身体，小脸哭得青紫。母亲第一次显出了她的慌乱，象一头惊慌的母兽，毛发尽竖，左右冲突。她用被子把我紧紧地包裹起来，奔跑在街道上，却不知道往哪里去。路上的行人停下来看我们，然后又纷纷地离去，他们一定以为我们是一对逃难的母子，举目无亲。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突然出现了这一对母子，他们一定认为我们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吧！母亲带着我来到医院里，医院里静悄悄的，只有少数几个门开着，母亲进去问，那些聊天的白大褂看也不看地摆摆手或摇摇头，这事不归我管，到后面去吧！后面，后面，母亲带着我一个门一个门地问，终于找到了那个后面。那是一个男人，正坐在桌子后面想着心事，他抬头看了看母亲，笑着说，坐吧！坐下说。
母亲受宠若惊，她直盯着男人的脸，急迫地陈述了我的病情，语无伦次。男人也在一直盯着母亲看，他笑着点了点头，似乎在说不要紧的，只是一点烧，打一针就好了。母亲说，他疼……男人皱了皱眉头，是么，再加一针镇痛定吧！母亲站起来，等着他开处方，却迟迟不见他的动静。男人双手一摊说，没有药啊，现在药品奇缺，连这样普通的药都没有。母亲扑嗵一声跪在地上。我正被疼痛折磨着，咬着牙，一点准备都没有，突然的惊吓使我一下子哭了起来。母亲也哭了，她说，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男人紧张地走过来，拉母亲的胳膊，都什么时代了，还搞这一套。他用手摸摸我的小脸，然后碰到了母亲的胸脯，我立时停止了哭声。他说，好可爱的孩子，他的父亲怎么没来？母亲说死了，剩下我们孤儿寡母的，请你一定救救他。母亲一定以为他有什么妙法让我安静下来，母亲不知道我之所以停止哭声，并不是他夸奖的结果，我不是可以收买的，因为看到了他对母亲的不恭，我必须怒视，以我的方式来保护母亲。男人背着手在屋子中转了两圈，坚定地说，这样吧！我想想办法，你留下地址，我找到药晚上就给你们送去。
母亲千恩万谢地出了门。回到家，母亲用湿毛巾继续在我的额头上冰着，她守在我身边，坐立不安。她不时地走到门口看一看，焦急地等待着。我知道她是在等医生来给我打针，然而我却焦躁不安，我感到有一股低湿的气息压迫着我，我拼命扭动着身体，没命地哭着，几次把头上的毛巾甩在了一边。母亲更加不安，她在我和门之间来回地走着，天已经黑了，却还不见医生的影子。母亲忍不住了，她决定出去看看。正当她准备走时，医生来了。他穿着一件军便服，肩上背着个黄挎包，用手擦着汗说，你知道多不容易吗？我这是偷偷从给领导开的药品中省出来的，为了你，我可是犯了错误啊。母亲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解开我的衣服给我打针，我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扭着头，转着身体。母亲火了，随手给了我一巴掌，我的屁股火辣辣的，不再乱动，两只针就在这时打进去了。但是我心里觉得很委屈，看着母亲，更加使劲地哭起来。母亲不理我，我看见母亲对他说，让我怎么报答你呢？他说白衣战士救死扶伤是应该的嘛，什么报不报的。却没有要走的意思，并且坐到了床上来。他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了我的母亲，我在心底里恨他。不一会儿，他突然站起身来，抱住一个白色的女人，然后把她放在我的身边。天哪！那竟然是母亲，我的赤裸的母亲。
那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在灯光下脱得精光，她躺在了我身边。她的皮肤白皙，乳房坚实而高耸，这都是我熟悉的；而她修长的腿、柔软的小腹以及小腹下面的那一丛茸毛却是我不熟悉的。我一下子停止了哭声，近乎迷恋地看着她，不断地发现着我的新奇。但是我总觉得不对劲，这个世界里不只是我们俩，男人的目光象两支火炬，灼得人满面通红，是他把母亲抱到了床上，现在正脱着衣服。他为什么在这里？他想干什么？我带着疑问望望母亲，母亲却闭着眼睛，似乎也被他的目光灼烧得满面通红。我想说，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却喊不出声。男人伏下身，象我那样亲了亲母亲的乳房，脸上得意地笑了一下，然后压住了母亲。母亲不吭声，我却觉得很委屈，母亲是爱我的，她怎么可以把属于我的乳房给别的人乱亲呢？接下来却是更让人吃惊的事，男人的手抱起母亲光滑的背，牙在她的肩头不往地咬着，象吃着母亲的奶。然后他放下母亲，象一只馋嘴的猫在母亲的身上舔着，直舔到母亲的脚跟。我惊恐地看着他把一个红色的棍子捅进了母亲的身体，他瞪着眼睛，抓着母亲的乳房，屁股一蹶一蹶地晃着，疯狂地撕扯着母亲。母亲的脸上显出扭曲的表情。我想哭，可是哭不出来，不知何时他的一只手压在了我的胸脯上，我喘不上气来。但是我憋得难受，我努力地使着劲儿，终于哭出了声。
母亲睁开眼睛，她猛得推了一下男人，别碰了我的孩子！男人被闪了一下，不吭声，挪了挪手，继续忙碌起来，任我怎样哭都不管用。末了，他从母亲身上爬起来，母亲说，我报答你了，从今往后不欠你的了。男人笑着说那是那是，穿上衣服走了。我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带着惊惧和不安，我沉沉地睡着了。
那天晚上的景象构成了我回忆中可怕的一幕，让我至今无法忘怀。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总是梦到一个凶恶的男人骑在母亲身上，疯狂地撕扯着母亲。这样的噩梦一次次把我吓醒，我恐惧地瞪大眼睛，望着漆黑的屋顶不敢合眼。只有钻进母亲的怀里，紧紧地抱着她的乳房，我才能安然入睡。
因为那次误诊，我的腿至今不能站起来，母亲对此追悔莫及。打了那两针后，烧很快便退了，然而四天以后，我的双腿再也不能站立。母亲去找那个医生，他听了病情后突然板起了脸，你不是说过么，谁也不欠谁的，这事我不管了，爱找谁找谁吧。母亲绝望地回来，整天给我搓着腿，我好高兴，此刻母亲是唯一属于我的，除了我，再没有别人来抢，我是多么地爱她啊！母亲却愁眉苦脸的。母亲揉得好辛苦，她盼望在她的精心照顾下能有奇迹出现，奇迹却没有发生，我的双腿成了永远的残疾。后来从书中得知这是脊髓灰质炎，除了注射疫苗，几乎是无药可治的，我更释然了。这怎么能怪母亲呢？何况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还没有开展注射疫苗，只可惜母亲徒劳地为我付出了她的身体，承受了不该有的代价。其实，对于残疾我根本无意逃脱，父辈们欠下的债注定是要由我们来还的，我把它看作是一种天罚。
十
大伟策划着他的新一轮进攻，他设想了许多种场面，吊起来、老虎凳、皮鞭抽、火钳烫、竹签刺十指……然后揪着汪红梅的头发说，汪红梅，你说是不说？不老实交待你们家的淘天罪行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想着汪红梅在酷刑下的种种狼狈的景象，乱发遮盖的脸，支离破碎的衣服下粘着血污的肌肤，痛苦地嘶叫和呻吟，大伟着实得意了些日子。这些都是从电影里看来的，影片中的国民党经常这样烤问英勇的共产党员，而汉奸们则经受不了酷刑出卖了同志，向敌人说了实话。那么汪红梅会不会屈从于我的刑罚呢？大伟想。如果她是英雄，会说，怕死不是共产党员，要杀要剐随你便。如果她是一个贪生怕死的汉奸，也许会痛哭求饶，并且装出可怜相说，别杀了我，我说我说我全说，如果需要我可以做牛做马服侍你一辈子。大伟很难说自己喜欢哪一种。大伟崇拜英雄，但是汪红梅若是要学英雄咬碎钢牙誓死如归的话，他的革命斗争不就前功尽弃了吗？再说让他向英雄下毒手他也有点不忍心。若是她贪生怕死，向他献媚求饶，这到是比较附合资产阶级小姐的特点，他的革命斗争也可以取得新收获，可是这样的女人他还会喜欢吗？大伟不得不承认，他所喜欢和恐惧的正是汪红梅的笑──惨淡的笑，其间有一种抗争的美，那是属于英雄的。若她是英雄我不成了敌人了吗？大伟突然觉得自己的比喻很可笑，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应该是真的，汪红梅不能比作英雄、共产党员这类神圣的称呼，我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事业更不能与国民党的专制和剥削相提并论。先前的想法破灭了，他得另想一个。大伟想，还是我们毛主席对敌人的政策好，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攻心为上，教育感化，让敌人主动缴械投降，痛改前非，为我所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是整个冬天最冷的日子。正午，呼啸的寒风肆虐着，把地上的纸屑卷起来横空飞舞，大伟坐在门口闭目沉思，阳光懒懒地照在他的脸上，他感到革命的阳光正慢慢升温。
大伟决定要和汪红梅谈谈心，他解掉了梅腰上的铁丝圈，拍着梅的肩膀说，汪红梅，党的政策例来是宽大为怀，与党合作，前途是光明的，你懂吗？汪红梅说，你就不怕我跑掉吗？大伟爽朗地笑了，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你能跑得掉吗？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宽恕你。现在就看你自己的表现了。汪红梅说，我每天被关在小屋里，怎么为人民服务？大伟说，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人民无处不在，阶级敌人注定是一小掇，成不了气候。比如在这个屋子里，你是一小掇阶级敌人，我就是人民。很简单，你只有为我服务好，才能得到人民的宽恕和谅解。你是人民？汪红梅一愣，即而惨淡地一笑，你怎么可以是人民呢！你不是说宽大吗？为什么不把我脖子上的铁丝圈也解掉，解掉腰上的铁丝圈就是党的所有宽大政策吗？大伟严肃地说，不许笑！我可以告诉你，虽然对你宽大，并不等于你已经是人民的一员了，脖子上还剩的一个铁丝圈便是你与人民的区别，要不怎么体现人民民主专政呢？接下来你会看到，党的宽大政策还有很多，只要你与党合作，脖子上的铁丝圈终究会取下来的。
大伟开始实施党的宽大政策。第一项措施是不再跟随汪红梅上厕所，他说，汪红梅，这是人民对你的信任。汪红梅说，是卫生纸上实在找不出什么证据吧！第二项措施是从家中拿来母亲的棉衣棉裤给汪红梅穿上，说是要她感受一点党的温暖，汪红梅没吭声接受了。第三项措施是主动打扫房子，收拾家务。汪红梅看着大伟挥舞着条帚在屋内扫荡灰尘飞扬，笑着说，看你干这样儿？还是我来吧。大伟一脸严肃地说，这才是劳动人民的干法，大刀阔斧，不像你们资产阶级小姐扫个地也和绣花一样。汪红梅嗤鼻一笑，转身不再理他。第四项措施，大伟把铺盖从外屋搬到里屋的床上，门窗关严了，炉子烧旺了，然后照呼汪红梅过来。汪红梅说怎么，不给我被子，让我睡到外屋的光板床上吗？大伟摇摇头，捺住她的手说，我要帮你脱衣服。汪红梅惨淡地一笑，这也算党的宽大政策吗？大伟严肃地说，党的关怀无微不至，只要你听党的话，与党合作，党是不会忘记你的，党会给你更多的优待。大伟开始解汪红梅棉衣的扣子，手指严肃而小心，眼神则随着扣子慢慢地往下移。汪红梅说，党还能在我的身体里边发现什么呢？大伟不吭声，专心地面对自己的工作。棉衣的里面是件白色衬衣，大伟是知道的，作为一名合格的看守，汪红梅的所有一切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但是在解开衬衫的第一个纽扣时他还是感到了某种震颤。大伟努力克制着自己，轻轻地、镇重地解开每一颗纽扣，像翻阅一本纸张暗黄易碎的旧书。可惜他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想像，破四旧时他和同学们倒是搜到了不少这样的老书，夜里他们一边烧着火一边撕着书觉得很过瘾，他们的憧憬在跳跃的火焰里变成了数不清的星星之火，仿佛明天即可形成燎原之势。而这样的比喻注定是属于我的。
扣子全解开了，红红的火光中梅的皮肤呈现出柔和的黄色，光滑的乳房半遮半露。像是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大伟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他没有急于用手去摸，而是凑上嘴去用舌尖轻轻地舔着，由光洁的脖颈一路向下，延着凹凸的曲线起伏。然后，他在一个小小的肉窝停住了，它圆圆的，软软的，充满了魅力，让他的舌尖久久迷恋，不知身在何处。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汪红梅的肚脐，他在心底暗暗惊叹了一下，原来不起眼的脐窝也可以有这样的美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抬头正看见衣襟半盖着的乳房，他猛地用头一拱，双手将衣服往后一脱，梅的上衣立刻裸露出来。他准确地刁住了它。
“啊……”汪红梅突然叫了一声，倒在床上。大伟用手指摸摸她的乳头，没有伤，甚至连牙印也没有，而她的脸面色红润，双眼闭着，并没有痛苦的表情。他怔怔地看着她，满面怒气。许久，大伟俯下身亲亲乳房上的那枚红月亮，然后像圣徒朝圣一般跪在床上慢慢地褪下她的裤子。他说，汪红梅，现在是检验你的态度的时候了。汪红梅不作声。大伟用手指轻轻地抚摸她的身体，她的身体立刻有了反应。大伟的手指慢慢地爱抚着，像擦拭一件精美的瓷器，他看见他的手指像着了魔力，滑过的肌肤立刻变得柔软而明亮，这让他欣喜若狂。他看到汪红梅的身体像一条缓缓扭动的蛇，上下起伏，使他的身体一阵阵发热。他迅速脱掉自己的衣服，趴了上来。他感到自己仿佛在海上漂着，自由自在，同时又有点头晕、胸闷、气短，像是要被淹死了，他拼命呼救。汪红梅响应着他，向他游来，他感到自己被托起，然后一下子扔到了岸上。
大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乳白色的液体在床单上喷了一片，汪红梅静静地躺在他身边，像死了一般。
十一
玲玲来信了。玲玲说读了我的文章，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她说怎么可能呢？你笔下的父亲只是你臆造出来的，你并没有见过他，你怎么知道你写的一定是真的呢？
玲玲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们是在一年前省内一份杂志举办的笔会上认识的。在那次笔会上，大家侃侃而谈，我却在一旁沉默不语，也许是因了这个原因，也许是我身边的双拐引起了她的好奇，去餐厅时她便主动来搀扶我，并与我交谈。她说她关注人们的爱情，然后问我。我摇摇头说我不知道，除了写作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我摆弄着我所有认识的文字，就像一场永无尽头的梦，我被梦魇住了，我的神经抽搐着让我不得安宁，我只有沉溺于我制造的文字游戏中。她吃惊地看着我，以为我故弄玄虚。她说刚才讨论时你为什么不发言，你的观点很新鲜的。我说我连自己在干什么都弄不清楚，怎么能与别人谈呢？她说你就像一个谜宫。我说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谜宫。散会的时候她说要看看我还没发表的那些文章，我给了她，然后我们分手了。
我几乎忘记了这件事，是她的来信使我记起了这个姑娘。那次交谈中，她谈到了她的写作，是失恋的爱情使她拿起了笔。她说，你知道爱情的滋味吗？它是那么激越而神圣，我整天被爱情的汁液泡着，以为找到了生命的福地。然后突然地一切都改变了，爱人的不辞而别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把我从云端重重地摔在地上，我觉得自己的心碎成了一片片。那些天我连气都不愿喘，以为自己死去了。但静卧的日子却以某种在地上的真实还给了我清醒，于是我看到了当初的自己──在虚伪的爱情中沉迷的我，我开始反叛，并重新聚合自己的心灵。这样，我的写作开始了。
我不知如何评价她的爱情，我们的爱情不具有可比性。在我热烈地迷恋着母亲的时候她还没有出生，爱情在她只是生命中昙花一现的幸福和事后深深的追悔，而我却绝望而执著地爱着母亲三十多年。被她否定为虚伪的爱情在现实中单纯而美好，我的爱情却因渗透了太多历史的阴影变成沉重的负荷。我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更好。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世界上我唯一爱着的女人是我的母亲。
玲玲在信中谈了她对我的那些文章的看法，她说你真是一个难以穿越的谜宫，现实的世界有许多可以写，你却臆造了一个父亲。你并没有见过他，你不知道他的历史，何苦去做这样一件毫无意义的事呢？其实这样的问题也曾经困绕着我，我同样没有答案。但是有一点是恳定的，母亲所受的苦和她对我的爱迫使我的好奇心去寻找父亲，我从哪里来？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干什么？我需要找到我的源头，找到我为之存在的力量。再说历史不就是一直在被篡改着吗？那些彪炳青史的英雄常常不过是一些市井无赖，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真实的面目其实很难说清。我并不岂图改写历史，我只不过因思念而幻想着自己的父亲，这有什么不可以。
玲玲在信中谈到了她的父亲，与我臆造的父亲相比，玲玲笔下的父亲更真实可信。玲玲说是我的文章引起了她叙述父亲的兴趣，她说她父亲的故事也许对我所臆造的父亲可以有一些真实可感的帮助，她说她的父亲有着欢乐的外表和无奈而沧桑的心。
玲玲的父亲有着与我的父亲相同的名字──大伟，我并不觉得意外。在他们成长的年代里诞生了许多与时世紧密相连的名字，说不清全中国有着多少个解放、建国、大伟、跃进、四清、红卫、红旗、红梅，他们的面目不同，却都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从名字到经历全都濡染上了时代的印记。大伟今年五十岁了，仍然是个工人，每天和年轻的小伙子一起参加车间劳动。玲玲说他表面看上去很快乐，从不愿在家多呆，每天一早就到车间忙这忙那，有一次她去车间找他，看到他为一个荤笑话和年轻人笑得前仰后合，那种快意是在家里没有过的。但是另一次，她却看到他在人们叮叮铛铛的维修工作中靠在墙角睡着了，他的头仰着，睡得那么香，口水从嘴角流出来都没有发现。那一刻她不禁怜悯起父亲来，父亲的确是老了。
他们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房子，大伟患有美尼尔综合症后便独住一屋，玲玲和母亲住一屋。由于病症的原因，他的睡眠很少，经常半夜醒来在屋子里走，为了消解寂寞的长夜，后来他买了一条狗。正是这条狗成了他亲蜜的伙伴，每天一下班他的第一件事就是遛狗，他给狗洗澡，晚上就睡在他的身边，他给狗买了各式新鲜的食品，高兴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狗吃。狗也爱戴他，一见他就摇着尾巴向他怀里扑，或者咬着他的裤子拉他出去转，狗成了他们家的宝贝，谁踢了它大伟就会拉下脸来不高兴。他经常和狗说话，狗似乎也能听懂他的话，会做出相应的反应。然而有一天夜里，玲玲从梦中醒来听见隔壁父亲在与狗说话，父亲说，狗啊，你知道么，人的后半生是为前半生活的，前半生欠的债作的孽都要在后半生报应，想不到我老了老了却只有你一个贴心的伴儿……玲玲迷迷糊糊地听着，有一种酸楚的感觉，她想，这些话狗也能懂吗？
玲玲说她不了解父亲，她真的不了解父亲，父亲的愁苦只是闷在心里，从不与外人交流，即使是自己的女儿。玲玲说在她小的时候父亲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欢愉，那时父亲身体健壮，力大无穷，是车间的骨干。他每天风尘仆仆地回来总要先抱一抱她，引着她的小手在街上转悠，给她买个糖果什么的哄她高兴。随着她的长大父亲渐渐疏远了她，而母亲则忙于自己的衣着打扮和聊天搓麻将这样的事，除了按时上学和在家中的一日三餐，她是孤独的，她在一个温暖的家庭中孤独地成长起来。玲玲说那时我便对爱情有着执着的信仰，我常常借来言情小说看，幻想着有一个白马王子把我带走。
玲玲是幸运的，她的父母双全，她有一个温暖的家，然而她却说自己从小在孤独中长大，并因此对爱情有着纯真的幻想。直到经历了一次爱情，幻想破灭了，可孤独还在，是孤独苦苦支撑着她对爱情的信仰。
我决定给她写一封信，关于她的父亲，我还想知道得更多。
十二
大伟决定搞回几袋面粉，汪红梅几次提醒过他粮食快没了，这可是件大事。大伟找到一户批倒批臭的人家，蹬开门冲进院子，叉着腰喊，有出气的出来一个！一个老太太颤危危地走出来，红卫兵小将，有什么事吗？大伟说，我们红总站没了粮草，想来借点粮。老人说，这年月哪有粮啊，我们都吃的是糠呢！大伟说，听话里的意思您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芒万丈，借你点粮怎么了，难道我们红卫兵还不了你吗？老人说，确实是没有啊，老头被政府抓走了，我和小孙女靠我的一点退休金生活，紧巴巴的，哪能买得起大米白面。大伟不信，要进去收。老人拉着他的胳膊不放。大伟眼一蹬，指指自己的红袖标说，你敢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成，别忘了你的成分。老人倏得松开了手，退到边上，眼看着大伟进屋翻箱倒柜。大伟搜遍了屋里的各个角落，最后在床后面的一个箱里的衣服下面找到了半袋面粉，拎起来往外走。老人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泣道，那是我一年多省下的面啊，给老头过年回来时吃的，老头子，这下你可吃不到我拉的面了……大伟头也不回地说，留着给他吃什么，吃了反革命吗？
大伟拎着面兴冲冲地对汪红梅说，我把一个封资修老太太不该吃的东西拿来了，这叫供给合理分配。汪红梅冷冷地说，既然这样，我也不该吃，你留着一个人吃吧！你是革命战士。大伟认真地说，这可不行，你饿死了我就没法向组织交待了，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汪红梅说，革命战士可以从一个老太太嘴里抢饭吃，我可不敢，我怕遭报应。大伟一时怒从心起，心说我辛辛苦苦找来了面粉你却嘲笑我，真是岂有此理！他恨不得给她两耳光。即而又想，既然决心宽大政策就不应该生气，我是为了最后的胜利嘛！但是接下来汪红梅却一天都不做饭，消极抵抗。有火又发不得，他只得坐在门前发呆。仔细反省自己，也觉得从一个老太太家里拿白面够差劲的，这不成了国民党了么。看来，为革命工作还得在革命集体中想办法。
第二天，大伟把半袋白面还给了老太太说，怎么样？我说是要还你的吧，我们红卫兵不拿百姓的一针一线。老人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红卫兵小将觉悟真高，有你们保卫毛主席，革命的江山永不倒。听得大伟心里乐滋滋的，他想，这就是教育感化的力量吧，连封资修老太太的觉悟都提高了。晚上，他摸到红总站仓库，趁守卫在值班室打牌，偷偷扛出一袋白面调头就跑。回到家里大伟放下面袋擦着汗说，我的妈呀，可累死我了，汪红梅，我们不吃封资修的面粉了，这是从红总站扛来的，干革命工作吃革命粮食理直气壮。
这是大伟最快乐的时期，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革命者所向披糜。汪红梅虽然没有明显地表示向革命群众投降，但她的不抵抗却也说明了一种姿态──一种阶级敌人穷途末路的姿态，表明了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他们之间话很少，白天是早请示、吃饭、发呆、吃饭、发呆、晚汇报、吃饭，晚上则是大伟实施党的宽大政策。漫长的发呆时间大伟是在门口渡过的，他坐在阳光下望着蓝天，打着瞌睡，不时地挤出一个笑容。而汪红梅的发呆是坐在窗口的，她坐在窗口下的床上，靠着墙，双目低垂，她偶尔抬头透过窗口的玻璃看一看，却不见蓝天，永远是灰蒙蒙的颜色。大伟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晚上实施的宽大政策上，他为自己的宽大政策着迷，孜孜不倦，夜夜不息，似乎所有的白天都是为了晚上过的。发呆的时候他甚至恍恍惚惚地觉得这就是革命的果实吧！革命者为了什么？不就是斗资批修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么，有了吃不完的粮食穿不完的衣服人还需要什么？不就是拥有自己喜欢的女人吗？而我现在已经不愁吃不愁穿了，也拥有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可以天天实施宽大政策，也算进入了共产主义了吧！原来伟大的目标竟然也可以这样简单。他不禁为自己得意起来。
我有一本纸张已经发黄的新华字典，那是小时候母亲专为教我识字而买的，母亲给了我全部的知识和快乐，使我脆弱的灵魂不再孤单。现在那里面的每一页都夹满了白发，它们一根根长短相同，整齐划一，密密地排列在纸页间。我把它藏在属于我的箱子里，任谁都不许翻阅它，即使是我的母亲。那是一个属于我的秘密。
我不知道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白头发的，也许是她在父亲的看守下对着窗户发呆时长出来的，但也许是因为父亲的离去使她身心憔悴进而陷入了绝望，也许是因为家庭的贫困和我的残疾使她不堪重负，这一切全不得而知。有一点是恳定的，自从我的眼睛开始摄录我的生命和周围的世界，母亲的白发就是存在了的，尽管那时她的白发很少，被厚厚的黑发遮盖着，我还是能够看见。因为我离母亲最近，在她的怀抱中，在她的臂弯里，在她的枕边，我始终注视着她。有时候母亲瞌睡了，我便闭上眼睛装作熟睡的样子，待她放心地睡着了，我才睁开眼睛。我注视着她，以一个孩子的童心去寻觅，寻找着那些令我新奇的我所不熟悉的事物，每一个发现都令我暗自惊喜，我被自己的发现久久地激动着。我看见母亲脸上的肌肉因睡眠而松驰下来，那些属于白天的紧张的、惊悸的、幽闭的表情都在此刻冰消雪融，她的脸上时而呈现出赫红的颜色，时而绽开灿烂的笑容，时而象我一样嘤嘤呢喃，时而发出窒息的呐喊，我静静地看着，想着母亲在做着怎样的梦。那些梦瑰丽多彩，不停地在她的脸上划出如虹的流影，这种猜想让我为之痴迷，那些晚上，薄薄的火光跳跃着，我沉浸在小小的不为人知的快乐中。
有些时候，母亲为白日的工作所累，一挨床便沉沉睡去。那是些无梦的夜晚，母亲的面容静如止水，除了疲劳我无法从她的脸上发现什么，这时，我开始转移我的视线。她的乌黑的头发就散在我的嘴边，我用手去摸它，用牙齿轻轻地咬它，在轻轻地磨擦中打发漫漫的长夜。我漫无目的的咬着，既而发现了一根白发，它是那么刺眼，白晃晃地从黑色中暴露出来，我惊奇地看着它，放到嘴里咬一咬，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它又是不同的，它突兀地长在黑发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它引发了我的兴趣，我随手一翻，又是一根，我不停地翻找着，数着，直到天亮了都没有数清。
这之后，数母亲的白发就成了我的一个新的乐趣，我固执地坚信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数完的，到了那时，我会把它全部拔掉。但是随着我的成长，母亲的白发也越来越多，我数了八年的时间，仍没有数清。那一年母亲买来一本新华字典开始教我识字，我坐在床上，母亲俯着身，她的头挨着我的头，我又看见了她的白发。那一刻我不愿数了，我决定把我看见的白发全都拔掉，我相信如果不是这些白发母亲依然是生我时的那个漂亮的小姐姐，是我的长大使她渐渐变老，我为此感到害怕，我害怕失去母亲。于是，我伸出手去，抓住一根白发揪了下来。母亲唉哟了一声，她满面怒气地盯着我，即而看到了我手中捏着的白发，她说，傻孩子，白发是揪不完的，妈妈老了。她的话象是验证了我的猜测，恐惧顿时袭击了我，我哇地一声哭了，我说我不要妈妈老，我长大了要照顾妈妈，妈妈别离开我。母亲笑了，任由我固执地揪她的白发，一下一下地皱着眉头。
我把揪下来的白发一根根地剪整齐，压在字典里，没几年的功夫，已经压满了每一页。
这时的新华字典像个营养过剩的胖子变成了很厚的一本，然而母亲的白发却一天都没见减少，从前还能被黑发遮着，现在则显出灰白的颜色。我绝望了，不敢再揪母亲的白发，恐怕把她揪成一个谢顶的丑老太婆。于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白发一天天疯长，褪去青春的色泽，我无奈且伤心。如今，不到六十岁的年纪，母亲已是苍苍白发了。生命的流程注定我不能和母亲白首偕老，但是，如果母亲故去了，我的独活还有什么意义？
十三
我二十岁的时候，厂工会一位热心的大娘给母亲介绍了一个对象，她说，这么多年了你一个人带着个孩子也怪不容易的，现在孩子终于长大了你还不考虑一下你的终身大事吗？你总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吧！母亲笑着把这番话转告给我，她说，都老太婆了还要给我介绍对象，你说她是不是发神经。我说她给你介绍的是个什么人呢？母亲说问这干什么，反正又不要谈的。我说为什么不？父亲已死了多年，你并不欠他的，为什么要苦了自己呢！母亲半晌不语，她说，他是一个工会干部，去年刚死了妻子，比我还要小一岁呢！这怎么可能？我说，妈妈，您应该考虑一下，以后的路还很长，你不能再为我操劳了，再说我已经长大，我可以养活自己的。母亲犹豫着，我说，明天就去见见吧！
后来母亲去见了那个男人，我问她怎么样，母亲不置可否。但那个男人却追得很紧，他经常到我家问寒问暖，送菜送粮。他是一个胖子，个头不高，梳着背头挺着肚子，一幅油光满面安然自得的样子。可以看出他是社会利益的即得者，生活充盈，衣食无忧。我想，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母亲一定不会受苦，就劝母亲，他挺好的，你答应他吧！
于是，母亲答应了他，决定和他成婚。他很高兴，托人从省城捎回一辆轮椅送我，说是有了轮椅在家活动方便些，也可以更好地照顾自己。为了坚定母亲的信心，也为了割舍对母亲的爱，我收下了它。他们的婚事便定下来了，他每天在我家和他家之间穿梭，为家庭的布置不断征求母亲的意见，他从别人那里听说母亲是第一次结婚，便决定办得更热烈些、隆重些。看着他们忙碌，我打心眼里为母亲高兴，母亲终于可以脱离生活的重负过上幸福的日子了，在他们面前身后，我脸上都带着笑，这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我笑啊，笑啊，终于笑出了泪花。那一瞬间我发现我象个局外人，他们顾自忙着自己的事，与我无关，而我只能坐在轮椅中摸着冰凉的扶手傻傻地笑。我笑什么呢？我有什么可笑的呢？我嫉妒地想，这一切本应该是属于我的，我接替父亲爱了母亲二十年，事实已经说明母亲是我的，然而在我将要长大的时候母亲却被别人娶走了，况且还是自己出让的呢！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想父亲死了在地下都不会原谅我。我没有尽全力照顾好母亲，既对不起母亲也对不起父亲，因为这是父亲唯一留给我的。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怕他们看到我的眼泪，我掏出手帕擦擦眼睛，回到自己的房间。连日来我的心情很不好，想到母亲就要离开我，从此只有我孤孤单单一个人，我很伤心。但我不能表露出来，这是母亲一生中最好的归宿，我没有理由阻拦他们。白天，表面上我还是装出高兴的样子看着他们忙碌，只有夜晚，我才能毫无保留自己。我痛苦地在床上翻滚着，泪流满面，这时我恨死了自己的双腿，从前不恨它是因为它的残疾反而使我更接近母亲，得到她更多的疼爱，而现在却是它使我失去了母亲。如果我是一个健康人，我可以去挣钱养活我的母亲，给她幸福的生活，是它使我失去了爱的权利。我想，也许他们结了婚就好了，当一切即成事实后我的心情会归于平静，我会习惯这种孤独的生活。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我只盼着结婚的日子早些来到。
终于到了婚礼的前夜，那一夜我很平静，我想我已经可以坦然面对今后的生活。我睡得很早，并很快进入了梦乡。在梦里我见到了父亲，他穿一件摞满补丁的旧军装来到我的床前，他摸着我的头说，好孩子，想不到已经长这么大了，你的母亲呢？我流着泪说，我的母亲，她明天就要嫁人了，她应该过幸福的日子，我不能阻拦她。父亲瞪大了眼睛，什么？她嫁人了，她为什么要嫁人？你为什么不能养活她呢？要知道她是你的母亲！我说，是你抛弃了我们，要不是你走了，我的腿不会残疾，我会挣好多钱养妈妈，妈妈也用不着嫁人，我恨你。父亲老泪纵横，我知道是我不对，你恨我吧！这一次我就是来还债的，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替我照顾好妈妈，算是爸爸求你了，我还会回来的，你们一定要等着我。然后，父亲消失了，我猛地坐起，夜空中只留下他最后的声音：“你们一定要等着我……”
婚礼在食堂举行，工会的那位大娘主持着仪式。我坐在喧闹的来宾中闷闷不乐。我一直在想着昨夜的梦，想着我那从未见过的父亲，他说的话象谜一样让人难以理解，他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又为什么要回来？这些全不得而知。难道他回来后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所改善吗？但是他说过要回来的，他说要我们一定等着他，这总是真的吧！如果他回来后发现母亲依然嫁给了别人他会伤心的，作为他的没用的儿子，我拿什么面对他呢？我缓缓地推动轮椅来到他们面前，人们一时安静下来，都把视线转向我，象是要听听我这个残疾儿子有怎样的祝词，母亲也在看着我，她想听听儿子告别的话语。我慢慢地站起来，一下扑进母亲怀里，紧紧地抱着她，我呜呜地哭了。我说妈妈我不要你嫁人，你走了我该怎么办呢？我梦见爸爸了，爸爸没有死，他说他要回来的，我们一定要等着他。母亲也泪流满面，湿了我的肩膀。来宾过来劝，我只是不松手。母亲把我抱回到轮椅上，回头镇重地向新郎鞠了一躬，对不起，轮椅和结婚的费用以后我们会还你的，请原谅！然后她推起我毅然地走出食堂。
母亲就这样被我从幸福的边缘拉回了身边，多年后我感到深深的追悔，因为我自私的爱，使母亲至今生活在贫苦之中。我想成全母亲，但是再没有那样合适的机缘了，即使有人来问，母亲也是一口回绝，深爱我的母亲，她再不恳抛下我。
十四
玲玲来信了，她说很高兴收到我的回信，对我在信中记述的那次笔会的情况她仍旧记忆犹新，她说她越来越觉得我象一座迷宫，具有迷宫的所有特点，既让人迷惑又让人着迷，她希望我们之间能保持长期的联系。
她说从信中得知我对她父亲的故事感兴趣，她很高兴，她愿意继续为我谈谈父亲，她说这甚至比写一篇缠绵的爱情故事更让人激动。为了更好地了解父亲，她特意与父亲做了一次谈话，在那天黄昏的山岗上，她第一次真正走近了父亲，她感到自己与父亲的心灵是那样的贴近。
那天下午，玲玲和她的父亲来到郊外的山岗上，席地而坐，山风轻轻地吹着，大伟有着难得的兴致。玲玲说看到爸爸如此愉快，我真为他高兴，我真不忍开始今天的谈话啊！但是为了你，为了我可以走近父亲，体会他的沧桑，我还是说了。玲玲说，爸爸，说说您的人生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与沧桑，您呢？大伟一愣，怔怔地望着女儿，他不知道怎样和女儿开始这样一个谈话，但是山风吹着，记忆中的那些发黄的纸页还是被翻动了。
大伟说，他年轻时爱过一个女人，然后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他离开了她。后来到农村插队，就再没有见过她。七二年，他的父亲突然在失踪几年后找到了他，把他调回他现在工作的城市，在同一个工厂工作。那时他的父亲刚刚从五七干校出来恢复工作，在那个工厂当军代表，并兼着厂里的书记。由于父亲的原因，他没有下井，在地面的车间里做维修工。因为是一把手的儿子，他受人尊敬，并有许多漂亮的姑娘追求，他不知要哪一个。最终，一个叫荣的姑娘勇敢出击成了他的妻子，并在七五年结了婚。荣便是玲玲的母亲。大伟对玲玲说，也许我选择你的母亲是个错误，我们并不是一种人，我们在许多地方都是合不来的，这导致了我们此后生活的隔阂。
玲玲第一次了解到他们这个幸福的家庭竟然也隐藏着巨大的不幸，父母表面的好合只是女儿面前演的一场戏，是女儿维系着这个家庭二十四年来的稳定，她想，那么我不成了破坏父母亲重新选择幸福生活的罪魁祸首了么？她说，爸爸，那么您的病也是母亲害得了？
大伟摇摇说，起初我们是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的。那时他还年轻，在工作上也比较出色，他想干一番事业，只是由于父亲要保持他的廉洁形象才没有被提干。但大伟不气馁，他想父亲迟早要有退休的那一天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爬起来。八零年父亲退休了，他以为从此可以毫不拘束地大干一番，便去找当时的领导。大伟说我的工作成绩您也看得见，希望组织上能考虑一下我的提干问题，给我一个更好地发挥能力的机会。领导却为难地说，你父亲是我的老领导，按理说我是该给你办理提干的，可是你父亲刚刚退休，现在就来办你的事恐怕群众影响不太好吧！是否会损害你父亲的形象呢？再说我的工作也不好做。他安慰大伟，你的工作我了解，放心吧，等缓一段时间我一定会给你解决的。这一缓就是四年，直到他下了台大伟的提干问题都没有解决。那几年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鲜事物，人们的思想都变了，荣看着厂里和大伟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提干的提干，调走的调走，时常含讥带讽地挖苦他，说跟了他这个领导公子真是瞎了眼倒了霉，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个出苦力的小工人。她的话使大伟本就抑郁的心更加烦恼。大伟带了一肚子的气去找新一任领导，那人和他打官腔说，工人有什么不好，如果每个工人都来找他要提干，那就没人干活了。无奈之下，大伟只好向他提起了父亲，然而他根本不知道大伟父亲这回事，他板着脸说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绝不搞封建社会那一套，你还是安心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吧！他的话激怒了大伟，大伟浑身颤抖着，真想打他一耳光。大伟想这世道真是变了，当年我们当毛主席的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把那些权势者一个个批倒批臭，现在却又翻过来了。你看他们这些领导是怎么欺辱我们工人的。毛主席讲文革需要每十年就来一次，的确是对的，要不中国的革命非葬送在他们这些官僚手中不可。但是大伟终究没有打，因为他被那人管着，他还要在这个厂里挣钱吃饭。他的头有些晕，他坚持着走到家，一进门就看见荣渴求即而变得愤怒的眼睛，荣说我就知道不成，瞧你那点出息吧！大伟想解释什么，却只说出了个“我”字，便晕倒了。
大伟至此后便留下了病根，不能大喜大悲，亦不能操心劳神，轻则头晕目眩，重则当场昏厥，不省人事。荣陪他到各地看过多次，除了被确诊为美尼尔综合症外，并无任何可靠的良方，反而因多年吃药留下了失眠的毛病。荣彻底失望了，每日沉浸在穿衣购物打麻将这些女人的琐事中寻找着乐趣。大伟也对自己失望了，他不再有什么雄心壮志，整天浑浑噩噩地混着日子，面对荣的讥讽和冷淡，他已能够默然处之，只有在班上和年轻同事们的调笑中，才能找回些人生的乐趣。
玲玲想这就是父亲吗？他病前的壮志和雄心，病后的失望和无奈。只因为不被重用，他便早早就放逐了自己，疾病成为他放逐自己的理由和方式。他的精神过于浮躁，急功近利地想干一番事业，结果却一事无成。而这一切，会不会与他红卫兵的经历有关呢？
父亲，你说你参加过红卫兵，你怎么看你的这段经历呢？玲玲问。大伟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烟气缠绕的山谷，他说，我们这代人都是从文革中过来的，虽然当时有过一些过激的行为，但我们的信仰是真诚的，对党对毛主席有着一颗红心。而现在这些官僚们嘴上大谈廉洁、信仰，私下里却是极端地专权弄权贪污腐化，他们早以背叛了党。现在我老了，但是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还会一无反顾参加的，我会更狠些，要知道这些官僚非杀一批不可。
玲玲说她理解父亲，但是这“杀”字还是让她感到了一阵阵心惊胆寒，她想，难道人们必须在砍杀中才能守住信仰实现自我的价值吗？她说，父亲没有向她讲诉文革中的经历，似乎在有意回避着什么，但是因为看了我的文章，她禁不住想，父亲的过去会不会同我文中的父亲有着相似的经历呢？她不敢再想下去，那想法使她觉得害怕。
玲玲说她与父亲谈话不久，父亲收到了一份邀请信，他要来我所在的城市参加一个校友会，也许是因为谈话的关系，父亲决定带上她一起来。玲玲说她好高兴，终于又可以见到我了，她说她是多么盼望早日见到我啊！
玲玲的信使我产生了某种幻想，我想，如果父亲仍然活着，他在干什么？他是象少年时的大伟那般激动而肓从还是象玲玲的父亲那样充满了无奈和忧伤？他是重新有了妻儿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还是一个人在孤苦中思念着我和母亲？他的头发白了吗？他的身体胖了吗？他终于攀上了统治的高位还是从事着一份勉强糊口的职业？我不得不承认我无从选择，我的想像在此显得无用而苍白，我无法象从前那样捕捉着他的影子一个个植在自己的记忆中，连出一个活的父亲。现在的父亲对于我是一个影子也没有的，我的想像始终是空空的，空空的，我画不出他的形象，连缀不出一个他现在的故事。在我所幻想的他的所有故事中，永远是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当然还有一个我，一个在画外无力地旁观的我。我所有能做的，只是对母亲认为他死了这件事表示怀疑。我相信他不会死的，如果他还对我们有一点点感情的话他不会死的，他没有理由去死，母亲等了他一辈子，我三十二岁的生命因为对他的想像而过早地变得衰老，他应该为此感到不安，他应该在有生之年回来看看我们，哪怕只是见上一面，否则，他的灵魂不会得到安宁的，母亲也将死不瞑目。
十五
春风四起，我撑着双拐来到郊外的山岗上，遥想着那些我不知道的历史。那年春天母亲与父亲发生了一些怎样的纠格，是什么使父亲放弃了看守母亲的任务一去不返呢？山风呼啸，像是在挣抢着诉说，它们的声音忽远忽近，杂乱无章，象一部令人费解的交响乐，让我无法把握其浩大的轮廓，但偶尔有一些细节飘进了我的耳孔，被我清晰地听到：那是些灰暗的天气，风中卷着些小纸片惶惑地游荡，有一孩子仰头看着，拍着手，兴奋地追逐着。即而是人群的呐喊如咆哮的海潮在大地上铺展开来，绿色块不是一片，而是象有不同的太阳从南北两个方向带来了春天，迅速向中间汇合。然后是交锋，机枪子弹的声音，砖头瓦块的声音，葱茏的绿色一片片倒下，被践踏得污秽不堪。我的心脏有些异样的跳动，我忙用手按住，并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陈旧的历史。在幻想父母的故事中，我第一次感到了疲倦。天渐渐暗了下来，那远处的山峦升腾起阵阵阴气，更让人感到阴森可怖。我想玲玲与她的父亲谈话的那个黄昏，也许正是山谷间吐出的缕缕阴气让他感到了恐怖，他才有意避开文革中的种种经历不谈，一味地诉说自己后来的无奈。没有了历史的回访，他的无奈显得很空洞，只是那一个“杀”字让我隐隐地觉察到了什么，他也许有着远比我的父亲更隐晦的经历，而那更是单纯而迷惘的玲玲无法走近的。并且对于玲玲来说，还是不走近的好，那是一片茫茫的沼泽，由此我倒是理解了玲玲父亲的苦心。
我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母亲站在门口焦急地守望着，她一定又在为我担心。每次外出回来晚了都少不了受母亲的埋怨，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母亲却兴奋地说，你可回来了，有一个姑娘来找你，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我一愣。这时玲玲已站在了我的眼前，她笑着说，我们是今天早上到的，下午急急来看你，没想到你却不在。怎么现在才回来？
玲玲说一年多时间没见，你又瘦多了，是写作父亲把你搞成这个样子的吧！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主人，应该多关心现实世界的，为什么一定要沉浸在那些旧时代的梦中呢？我无奈地笑了一下，对她说，我与你不同，在你，世界是属于你的，你可以用双腿去丈量你的视野，用你的眼睛去发现新的生活。而我的残疾注定我是生活的局外人，世界就在屋外，他们是一幅幅鲜活的图画在窗口、在电视机中挂着，但那不属于我，我的感觉中永远是冷冰冰的，象那闪烁的荧光屏。只有在这小屋中我才感到温暖，我出生并成长在这里，每一块砖瓦都是那样熟悉而亲切，它记载了我的所有历史、所有的欢乐和忧伤，它让我甘愿自囚于此而不离开。她说所以你就只写这里所有的和所代表的一切了？我说，除了这一切，我不知道还可以写什么，这些都是我熟悉的与我最贴近的，是我真实的生活，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心灵的一部分。玲玲说真可怜！你像这个时代的一个幽灵，让人看着心疼。我说，我不需要任何人来怜悯！
玲玲意识到自己的口误，她红着脸说对不起，然后转移话题提到了他的父亲。她说她的父亲是抱着希望来参加校友会的，他希望能在故地发现少时的乐趣。然而来了以后却很失望，他所见到的同学如今已成了社会的权贵，有的是厂长经理，有的是局长处长，最不济的也是个握有实权的小科长，他们开着车带着年轻的女人相互寒暄，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而父亲只是一个卖苦力的工人。看得出校友会实质上是个权贵们拉网的聚会，权贵们借此在所能岂及的范围形成更大的势力。他们对父亲不错，问寒问暖的，却不是同学情谊，而像是赈济灾民，表面上父亲也很高兴，仿佛他也是一个得志者，但玲玲看出父亲的内心其实很勉强，午休时她陪着父亲回客房，她看到他的脸色很不好看。
玲玲叹了口气，她说，真不该让父亲来，原本是要让他愉快的，现在却教人担心。我只是沉默着。玲玲起身说要回去，怕父亲着急。走到门口，她再次道歉说，你生我的气了吧！对不起，我不是故意伤害你的。我说没什么，刚才我一直在想着你父亲的事，真正可怜的是他，而我们却不知道是为什么。玲玲低声说是的。我说希望你明天能再来，我是很愿意和你交谈的。
大伟很为自己的宽大政策得意了些日子，那是他最幸福的时期。他整天坐在门口的太阳下陶醉着，以为自己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但是渐渐地，他开始厌倦了，他突然弄不清这究竟是革命对敌人的宽大呢还是敌人对革命的猖狂进攻。如果是革命胜利了，那么汪红梅该向革命投降才对，可是实际上汪红梅从没有过诚恳的谢罪，也没有详细向党和人民交待他们家的淘天罪行，汪红梅还是汪红梅，革命并没有使她伤筋动骨，脱皮掉肉。这算什么胜利呢？他彻悟般地想，汪红梅对宽大政策的顺从不如说是利用她的肉体瓦解他的革命斗志，使他成为她的俘虏，要不汪红梅怎么会每每在关键时刻紧抓住他不让他的子弹射进去呢？显然，他是中了汪红梅的糖衣炮弹了。以前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大伟为此悔之不迭。
认清了革命的利害关系，大伟决定重振旗鼓，开展自己的革命工作。那天中午，他突然摔了个碗，给自己壮壮胆。汪红梅看着他莫明其妙，也不作声，只是默默地收拾了碎片，依旧回归于自己的世界里，弄得大伟很没趣。到了晚上实施宽大政策，大伟一改往日的优待，在脱去汪红梅的衣服后一把把她推倒在床上，麻利地用绳子捆好手脚。他说，汪红梅，你真是阶级敌人本性难改，党给你宽大政策，你却变着法儿向党进攻，竟然把我耍弄到现在，你以为毛主席的红卫兵是好骗的吗？错了！血债需要血来偿，今天就是人民讨还血债的日子。汪红梅惊诧地瞪大眼睛看着他，不知他要干什么。大伟爬上汪红梅的身体，疯狂地撕咬着，用他的牙用他的手发泄着胸中的愤和恨。汪红梅痛苦地呻吟着，然而这呻吟更唤起了大伟的革命激情，他咬着掐着，不放过每一寸肌肤。然后他进入了她的体内，汪红梅想伸手来抓，却被捆着不能动，只得拼命扭曲着身体。大伟感到了一丝得意，那是属于胜利者的，敌人正在他的身下绝望地呻吟，他更加剧了身体的动作。终于，天空晴朗了，红旗慢慢地升起来了，大伟拼命地昂着头，看着天空和旗帜，他想这就是征服，这就是胜利，最后的愤怒喷射而出，象密集的子弹射入了汪红梅的体内，大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无力地扑倒在她的身上。
早上醒来大伟首先看见的是汪红梅直瞪着的两只大眼睛，它们含着泪，直愣愣地盯着屋顶。看守汪红梅半年多来大伟这是第一次看到她的眼泪，他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哭，她是惯于惨淡地笑的，那种笑容既迷人又让人害怕，而她现在却哭了，大伟一时无所事从。开始只是眼泪，渐渐地还有了微微的抽泣声，这哭声像四月的连阴雨，淅淅漓漓地，让人烦躁不安。大伟坐在一边傻傻地发呆，觉得很空虚。他想我终究还是没能战胜她，女人是可怕的，女人高深莫测。这半年多来他徒劳地革命着，战斗着，却像是一个人在表演，汪红梅是观众，汪红梅全看在眼里，她的嘲讽激起了他加倍的狂热，他挥舞着大刀所向披靡，却什么都没砍到，至始至终都像是一个人在独舞。现在她流泪了，象一个受委屈的女人，让人禁不住怜悯，大伟想这就是我做的一切吗？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
大伟决定离开了，他要去投奔汹涌的革命洪流。他想在组织中、在队伍中是轻松的，不需要为革命的斗争方式煞费苦心，那是领导操心的事，他只要融汇在集体中，随着人群冲锋、撕杀和斗争，就是为革命工作，就会赢得一项项荣誉，那是集体的温暖，离群久了，他需要感受些集体的温暖。于是，大伟默默地给汪红梅松了绑，拿了他的黄挎包，径自走了。这是他的伤心之地，他没有回头，他不知道汪红梅此刻正趴在门上绝望地看着他的背影，脸上挂着泪。他以为他是一个人走的，他走得很轻松。
十六
玲玲很早就来了，她说她的父亲正好有一件事情要办，不要她陪，她便马上赶了来赴我的约定。她说昨晚光线太暗，现在想看看我们家的房子。我领着她参观，告诉她我所知道的这房子的历史，而现在的不堪却在她眼里，她细心而惊奇地审视着这一切。各家户在住房外搭建的破旧的小厨房挤压下的一条雍塞的小道，原先是一条街道，延着小道走到尽头，我们的房子在一大片平房中鹤立鸡群。但是那只是它的外表，如果你仔细看，墙上的朽砖和裂缝会告诉你它几个世纪的沧桑。石阶上铺着两块木板，是供我的轮椅行走的。走上石阶，是一个没有大门也不需要大门的小院落，院内被母亲收拾得很干净。屋内的窗户原先应该是很大的，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被先人封了一半，只留下半个高高在上。阳光透过玻璃在地面上投下一片光影，有几块阴湿的砖已经磨得光滑，闪着幽暗的光芒。这间房四四方方有半个院子大小，现在是母亲的卧房，里面还有一个房间，有外面一半大小，长方形的，是我的房间。母亲的房间的另一侧还有两间，因破损得历害，一间已经封了，一间做了厨房。
我说，这就是我的全部的家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寒碜。按说这些老房子早该拆除的，但是因为城市建设南移的原因，它们被暂时地保留了下来。我不敢想真的到了拆的那天我们怎么办，在这个世界上这座老房子是我们最后的根，离开了它，我们该如何栖居呢？玲玲说其实我们家也很一般，只不过是住的单元楼罢了。玲玲说我很喜欢这里，如果能在这儿写小说，我相信我的创作会有很大进步的。我们相视一笑，即而陷入了沉默。长时间的沉默让大家很尴尬，玲玲感到有点拘束，她的脸色微红。象是鼓足了勇气，她说，希望你别笑我，我是认真的，你知道吗？我爱上你了……
我一惊，随即哈哈地笑了，玲玲，这怎么可能？你为什么爱我，是怜悯我吗？不不不，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玲玲的目光热切地望着我，这个念头是早就有了的，就在昨天晚上我终于决定了，今天的相见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你不是问为什么吗？这我也不知道，爱是没有理由的，你让我为之迷恋，那是以失眠和愁苦为代价的。我说，念头是靠不住的，从我的父亲离开我的母亲那天起我就不相信什么念头了，我只相信理性和常识。我的生活过于孤单，我是很在意你这个朋友的，但是我不爱你，朋友和爱情我分得很清。玲玲说我相信我的感觉，我已经二十四岁，也是经历过爱情的人了，我不会轻易地爱上一个人的，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僵持着，你一言我一语，谁也没能把谁说服。这时，有人敲门。我过去一看，是个过早地衰老的中年男人。他问我这是汪红梅的家吗？我说是的，她不在。我请他进来，他犹豫了一下，进了屋。他拿眼睛上下打量着屋子，感叹地说，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我说，您是……他说，我是汪红梅早年的一个朋友，多年不见了顺路看看她。他打量着我，不知你是她的什么人。我说，她是我母亲。他说你父亲还好吗？我说我从没有见过他，我一直和母亲两人生活。他的身体为之一震，是吗？
“爸爸！”我们俩同时扭过头去，玲玲正站在里屋的门前惊讶地望着我们，她说，“怎么是您？”
我愣住了，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那个男人也愣了一下，啊！我是来看多年前的一个朋友，你怎么会在这里？
玲玲说，爸爸，这就是我常向您提到的我的朋友。
他笑着握住我的手说，真巧啊！我们两代人都是朋友。好！你们谈，我先走一步。
我呆呆地望着他略显踉跄的脚步逃也似的离开，久久无语。玲玲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说你姓林吧！她说是啊！我说你以前为什么没告诉我。她说我写小说一直是用“玲玲”的，你不也在一直用着笔名吗？我至今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我说我姓林，你的父亲叫大伟，我的父亲也叫大伟，我们拥有同一个父亲……我痛苦地埋下头。玲玲说，不，这不是真的，这只是巧合，是巧合对吗？我要去问问父亲。然后疯狂地跑出去。
第二天上午，母亲推着我前往他们住的桃园宾馆。母亲说你应该见见你的父亲，他有抚养你的义务。
昨天晚上，我在母亲那里得到了证实。当我告诉母亲上午有一个中年男人来找她，她便说是林大伟吧！这些天我的眼皮老是跳，我想他该回来了。我说，是林大伟，但不一定是我的父亲，他说他是你多年前的一个朋友。母亲注视着我，平静地说，林大伟，没有错，孩子，他就是你的父亲！
夜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根本无法入睡。我的泪水哗哗地流着，我没有想到，那竟是我的父亲。尽管我已经感觉到了却仍然难以置信，那个站在我的面前同我握手的衰老的中年男人竟然是我的父亲？怎么可能？我三十多年的梦幻和思念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他怎么配做我的父亲呢？我的父亲是强健的，义无反顾的，这个男人衰老、丑陋而畏缩，他甚至没有勇气承认是我的父亲。我不要这样的父亲，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羞愧！但是母亲说了，他就是我的父亲，这是我无法选择的。而母亲却可以选择，她为什么不为我选择一个像样点的父亲呢？哪怕是在街上随便指一个人，只要那个人年轻、坚韧、勇气，都可以做我的父亲。他们也可以是林大伟，我为母亲找到那样的男人而骄傲。但是母亲偏偏爱上的是他，母亲平静地说“就是他”，似乎在说她也是不可以选择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的生命吗？但是母亲说她当时是可以一死了之的但她不能死，她的命是父亲给的，父亲仍不知下落，她还没有为父亲养老送终，她必须活着，等待和寻找。至今她的父亲仍没有下落，她说到了后来她有了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抚养我成人，她更不能死了，虽然她说自己活着并不如死了痛快，却只能绝望地活着。她说我是一颗种子，前人的债是要后人去还的，不管是讨债还是偿还，都需要有人去做。她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她说我无论做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所以现在我知道即使我自己的生命都是不可以把握的，我背负了沉重的历史，我活着就是为了讨债和偿还，母亲的话使我感到了绝望。
我们来到桃园宾馆。在四层的楼道里，我们与玲玲他们父女相遇了。母亲说：“林大伟，看看你做的孽吧！这是你的儿子！”
父亲面色死灰，他颤微微地看着我们：“我知道，我们昨天见过面。我种的苦果是要由我自己来偿的，所以我来了，我想看看你。但是我绝没有想到我有一个儿子，我没有想到你至今仍然独身一人，你当年如果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儿子，也许我们会是另一个样子吧！”
母亲说：“当年我若是告诉你，你还能留下他吗？你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
父亲老泪纵横。“不，不会的，你把我想得太坏了，我还是爱你的。”他扑嗵一声跪倒在地上，哭着说，“全是我作的孽啊！我对不起你们，孩子，我对不起你啊，我不配做你的父亲……”
我和母亲泪流满面。玲玲用力拉他，他只是哭着不起来。突然地便昏过去了。玲玲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十七
父亲住进了医院。母亲嘱我去看看他，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啊！我说您不去吗？她说我去了只会让他更加伤心，他已经受不了那样的打击了。我点点头。
我来到医院，父亲正安然入睡，玲玲陪在他的身边，她的颊上挂着泪。玲玲看到我忙用纸巾去擦试。我说，对不起！你曾经告诉我他有美尼尔综合症的，我们不该伤害他。玲玲叹了口气，走到窗前说，也不能怪你们，他注定要有这一劫的，这是父亲的宿命。
玲玲说其实我们来找他的时候他也正要去找我们的，他要玲玲陪着他给我们谢罪，这样可以少一些心灵的自责。玲玲说昨晚她回来和父亲谈了很久，然后她怎么也睡不着，她听到父亲连声叹着气，一宿都没睡。
关于她和父亲的谈话，玲玲说父亲没有隐瞒她，父亲承认我的母亲就是他从前爱过的那个女人，并承认伤害过她。父亲很惭愧，他说当年自己太年轻，根本不懂得男女之事，也不计后果，他根本没想到还会多了一个我。当他第一次看到我残疾的双腿顿时悔恨得无地自容，这使他羞于承认是我的父亲。
玲玲说父亲讲了这许多，然后又反复说请她原谅，他说他之所以至今才告诉她是害怕伤害她，他的人生过于庞杂，他不希望自己的过去影响女儿身心的成长，女儿是一页白纸，她希望女儿能自由地画出自己的线条。
玲玲说她能理解父亲，父亲对女儿的爱是深沉的。玲玲说自从她爱上我那天起她的爱情就变得深沉起来了。她没想到现在我们成了兄妹，她很难过，但是她说，无论如何她还是爱我的，什么也不能阻挡。
透过玻璃窗，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他和玲玲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只是为了寻访我的母亲。在父亲的记忆里，母亲年轻而美丽，父亲的革命不能摧挎她，生活的重负不能压倒她，反而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他要寻到母亲，母亲是他逝去的青春的梦，似乎找到母亲就找回了他自己，那些光荣与梦想是他今后生活的支撑。而玲玲并不知道，玲玲只是一味地要使父亲快乐，她希望故地重游能给父亲带来些许的愉快。此外，她还想看看我，是友谊？是思念？她也说不清。他们就这样怀着各自的目的踏进了我们这座城市。
他们住进了桃园宾馆。宾馆与二中一墙之隔，校园里的桃树都努力伸展着枝叶，有的越过墙头，伸展到宾馆的院子里来，桃花开的时节，院墙上被装点得绚丽而热烈，花香钻进宾馆的每一个角落，搔着客人的鼻，让人久久流涟，这大约是宾馆命名的原因吧！父亲来的时候并没有桃花，桃枝上稀稀落落地挂着小小的果，这景象似乎印证了他内心的孤单和落寞，想起当年在二中读书时的桃花盛景，他觉得很失望。他想汪红梅是否也像这桃花一样盛景不再，代之的是相夫教子后的糜塌，这种想法使他微微的有点心疼，这是他不忍看到的。但是不这样还会有另外的安排吗？他不得不承认对于汪红梅这是最好的命运。
顺着那条古老的街道，父亲一路向前寻着，记忆中的街道基本没有多少变化，还是那样的熟悉，熟悉得仿佛昨天刚刚来过。于是，他径直走近院子，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快速地跳着，汪红梅的名字在他的胸中呼之欲出，他试着敲了敲门，然后看到了我。他是想给汪红梅一个惊喜的，但是一个男人挡在了他的面前，他愣了，一时弄不清我是汪红梅的丈夫还是孩子，但无论是什么对于他都无疑是一瓢凉水。他强作镇定问询着、打听着，他得知我的母亲至今独身一人，心中不禁涌起些感动，他得知我是汪红梅的儿子或许也是他的儿子时颇为吃惊，但即而又开脱自己，不会的，这么多年了，哪有那么巧的事。然后他看到了他的女儿。玲玲的出现让他不知所措，仿佛窥穿了他的什么秘密。他只得仓惶逃避。
他知道躲是躲不过去的，所以对于玲玲的询问，他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而最好的准备就是如实相告，求得女儿的原谅。他以为女儿会反应很激烈，没想到她却很平静，一幅曾经沧海的样子。玲玲说，爸，我理解你。这更使他羞愧难当。从女儿的口中确定了我的身份，他百感交集。他说无论如何他明天要再去看一次，他欠下的债太多了。玲玲说我陪你去。这再一次使他正视自己的女儿，他隐隐地感到，女儿过早地接受了不属于她这个年龄的沉重。他不知道其实玲玲的心中也是百感交集。
他没有想到刚出门便遇上了我们，他心里又惊又喜又悲哀。惊的是他刚要去看我们就突然出现了，这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喜的是三十多年了他又见到了汪红梅。他上下打量着她，他眼中的汪红梅远没有了年轻时的光彩，皮肤松驰，满头白发，看着我们母子，他感到悲哀。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因此当母亲责问他时，他无地自容。他想忏悔，但他知道这远不是忏悔可以抹平的。于是，他跪下了。他想说，他想说自己的歉疚，他其实也说了，但那还不够，他还有许多的话要说，那些话在他的胸膛中挤着，压迫着他，他却说不出。他感到胸闷，象让人打了一棍子，他想我这是罪有应得，然后，他倒下了。
玲玲将我从想像中摇醒，她直视着我的眼睛说，哥，你爱我吗？
我说，什么？我们注定是来还债的。
玲玲一愣，还债？
我说，当年父亲欠我母亲的太多了，那是他一生无法偿还的。而你的到来──从第一次见到你时我便感到一种不安，似乎我们之间要发生点什么。你说爱我，是在替父亲向我们谢罪吗？
玲玲说，不，我是真心爱你的，而那时我并不知道我们拥有同一个父亲。再说，你的母亲对父亲也并非一点感情没有，她独身至今，不正是说明她还爱着父亲吗？
我痛苦地说，不，不是这样，我的母亲对父亲没有爱，他们的爱，是做出来的。
玲玲说，做出来的？上辈人的事真让人搞不懂，不过，我可是真心爱你的。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说，我不知道，我想我并不爱你。
玲玲紧紧抓住我的手，为什么？哥，你会爱我的，哥，让我留下来吧！
我看着她，无奈地点点头，好吧，让我们做爱吧！
──完──
2000年6月18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