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8月间，我从师专毕业刚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母亲突然被查出得了癌症。当时的情况可以用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安娜 · 卡列尼娜》开头的那句话来描述：我们的家里一切都混乱了。我父亲流泪不止，并时时发怒；我母亲躺到病床上，卸掉了她在这个家庭里首要的责任，只睁开空洞的双眼望着我们；我的姐姐哥哥们的家里每家抽出一人随父亲赴太原为母亲治疗，谁也不知道治疗的时间会有多长，以及治疗的结果会是怎样；我一个人留守在父母的家中，时时接收着来自太原的关于母亲病情令人不安的消息，再向各方面加以传递。
当母亲的治疗渐入轨道，最初的恐慌不得不转为相对的平静之后，太原方面传来的消息竟然主要地集中到了关于我的问题上。我母亲表示，她必须在生前看到我结婚生子，否则她将死不暝目。家庭里几十年的秩序本来是由我母亲传达和贯彻我父亲的圣旨，现在反过来，我父亲成了我母亲愿望的忠实践行者。与我母亲几十年来对他的指示的执行情况有所不同，我父亲将要丝毫不打折扣地执行我母亲的指令，也就是说，他真的要我在最短时间内结婚。他一点也没有打算要劝说我母亲稍稍改变一下她躺在病床上所产生的昏乱的想法，相反，他认为只有完全彻底地落实那些想法，才能有助于我母亲病情的缓解。这当然只是出于对癌症这种病的极大的误解。但对这一问题我本人也是要等到很多年之后才能有所认识。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是，我们相信，如果一个病人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他的病情就会好转甚至消失不见。这里面的道理是这样的：既然疾病是人的希望的反面，当希望大踏步进逼的时候，疾病自然就不得不退却。这样，我的婚姻问题就成了对我母亲的治疗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无疑打乱了我在师专读书期间所形成的，对于自己未来婚姻的一个初步的规划和设想。我的规划可以分成两个句子来表述：一，我要在28岁以后才结婚；二，我要在遇到相爱的人时才结婚。现在我才22岁，离开遥不可及的28岁还有漫长的6年（在那6年之久的时间之路上会遍布着多少人生的机遇呵！），我还没遇到一个爱我我也爱她的姑娘。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家庭所制订的关于我的问题的决定是不可行的，是荒唐可笑的。
但是，我父亲在一次从太原回来与我单独进行的谈话中（我怀疑他那次回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那次谈话），决然地向我表明了他的原则。他说，一个人的婚姻不单单关系到，而且不主要是关系到他个人的幸福。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应该服从于家庭全局利益的需要。我母亲的健康目前就是我们家的最大利益。我惟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地服从这一需要。我父亲的这一说法听起来严丝合缝，无法反驳。但也只是听起来如此，实际上，即便不越过我父亲自制的逻辑边界，我也仍然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至少我可以提出谁都无法回答的疑问：如果我服从，果真会阻止癌症的进攻吗？如果我不服从，我就一定成了癌症的同谋者吗？但是，这个问题也同样可以由我父亲反过来质问我：万一我母亲的健康恶化，甚至生命逝去，我能提出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证明自己不是癌症的同谋？另外，我还可以作退一步想，我父亲对我的要求，无异于给我指明了一条事先就可以脱罪的道路。想到这一点，我只有保持沉默。而沉默就是同意。
这样，一个介绍对象的过程就正式开始了。我母亲的部下，我父亲的部下，我们家的亲戚们，全都纷纷介入到这一过程中。我在其中的难堪一点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我的愿望和想法被有意地加以忽略，仿佛这是一件与我无关的工作似的。有时是我被领到别人家里，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坐到一张八仙桌的两边，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与她进行简短的交谈；有时是一个姑娘被带到我家，在所有人满怀希望的目光注视中（虽然大家都故意地离场了，但他们把目光留下来），她低下头表示出她应有的羞涩；更多的待选对象是在言谈中被反复地提及，以要求我对一个未曾谋面的姑娘表明自己的态度。所谓介绍对象主要是介绍对方的家庭条件，至于她们本人则一律被说成是“一个很好的闺女”。我的既定策略是，无论如何我每次都说“不”。我想拿这个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让他们灰心。但我母亲的一个高个子，大圆脸盘，看起来有几分厚颜无耻的男性部属竟然宣称说，他将把这项工作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直到我不再说不。这引起了我的担忧。
围绕这件事情，甚至形成了一个竞争和博弈的局面。我父亲和我母亲的下属们，我母亲与我父亲两方面众多的亲戚，构成竞争的各方。谁能够介绍成功，谁就是在关键时刻对我们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他就有理由希望在日后获得回报。或者，哪怕没有任何回报，只要能把一个未婚青年变成一只翅膀低垂的沮丧的笼中鸟，这就已经是一个绝妙的回报。当然，上面这一点只是我的猜测。其中，我的姨姨们与我的姑姑们的竞争关系最为明显。我则像一个傻子一样站在人群中，我被他们期待着脱口说出一句他们一直在教我说的话。但因为我是傻子，我一直说不出那句众人期待的话。我说出的所有别的话，因为不符合需要而统统被否决了。一旦我说出符合需要的那句话，它就将被变为永久的铁一般的事实。这有点类似于我国的司法调查，一旦嫌疑人承认他是一个罪犯，他就真的成了罪犯，在他的供认之外并不需要有任何别的理由。但我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清楚，我不知道一个永久的牢笼已经张开口在等待着我的进入。我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偶然的恶作剧，很快就会落幕的。我以为随着我母亲健康状况的稳定，一个对于人性的正常的理解将会恢复起来，我头顶上的天空仍将是一片湛蓝。
事实当然不像我所希望的。我的压力在与日俱增。我快要成了一个不顾母亲死活的没心没肺的儿子。有一次我父亲又从太原回来，看我在家里招集了一群乌合之众围着电视机，兴高采烈地在看《霍元甲》，他脸上布满的乌云立刻增厚，仿佛马上要滴出水来。我知趣地关掉电视机，赶走那帮乌合之众，心中充满无限的内疚。我在内疚中寻思，既然母亲的疾病已经取消了所有的欢乐，我就不应该指望有任何意外的爱情降临，因为爱情也是一种欢乐，是一种更大的欢乐。我设想，如果父亲刚才看到的是，我正在与一个女子喜笑颜开地谈情说爱，虽然那是符合家庭利益需要的，也是符合他的要求的，他还是照样会愤怒，因为我已经没有独自快乐的权利。我终于醒悟到，寻求一个可以与之结婚的对象，只是尽一个儿子报效父母和家庭的义务，与那个儿子本身的快乐和利益并无关系。于是我决定，我将迅速地找到一个姑娘，跟她结婚，生下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将围绕在虚弱的母亲膝前，日日给她带来安慰。我这样想的时候，觉得自己挺悲壮的。这真是和平年代难得一遇的一个自我牺牲的机会。
事有凑巧。随后几天，我在回老家玩耍时，在小姨家遇到了她提起过多次的那个姑娘。她是去别的村子路经位于村口的我小姨家，进去绕一下。听到小姨喊她的名字，我明白了她是谁。但我最初看到的只是在院子里的阳光下一闪即逝的红衬衫，我也听到了她的说话声，但没有听清她跟小姨说了什么。小姨把她送出大门外，然后进到屋子里跟我说，那个姑娘去外村有点事，回来时会再来，到时我要好好地看一看她。我等了她大半个下午。我的眼前不时闪现出那件模糊不清的红衬衫。我想象着包裹在其中的那个具体的女子，她一会就会进到屋子里来。我好像觉得自己有几分焦急地在等待着有她出现的下一个时刻。在我觉得她已经不会来了的时候，她才出现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居然不是我所想象出的一种羞怯。她只是站在屋子里跟我的小姨说一些家常话。我不跟她说话时，她不看我。她的站姿和她说话时的样子，似乎显得率性而又从容。她在回答我问话时脸上就露出笑容，那似是一种宽容的嘲笑，就像村子里的妇人们惯常对待外乡人的态度是一样的，因为她们觉得外面的世界是不可信的，是奇怪的。我突然产生一个浪漫的想法：我就是外部世界派来的征服她们的一个人，如同远方来的水手征服异国海岸上的妇人们是一样的。我真的就像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样，有点为那神秘的笑容所迷醉。她是脸是白皙的，看不到乡村阳光曝晒的痕迹。她与我同岁，也是22岁。她也正是一付22岁姑娘的模样。天色已经晚了，我还得回城里，于是我便向她和小姨告辞了。小姨追我到大门外，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说下次再说吧。但我已经在心里捉摸着我何时再来。
事实是，从几天以后开始，县城与我老家之间的那条35里长的公路成为了我短暂的爱情通道。我将不时地往返其间。我的爱情季节将持续一个秋天再加一个冬天。我每次下车以后，需要穿过一个繁华的集镇，再走过一个街道整齐但却并不容易走的村落，才能来到西阁外我的小姨家。姑娘的家就在那个集镇上，但我只是在路过时瞅几眼，并不走进去。我来到小姨家，让小姨去把她叫来。我们一般只在小姨家会面。这是因为在谈婚论嫁之前，双方家庭都只承认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往来。只有到开始了正式的来往，才可以踏入对方的家门。我每次瞅见她家那个低矮，破旧，黑暗的门楣时，我都觉得只有那里才是我的爱情圣地，我的小姨家只不过是一个中途的阵地，迟早是要放弃的。
我在小姨家宽敞明亮的堂屋里独自一人等待着。一般要等到一两个小时，或者更久。经常是小姨一个人先回来告诉我，说她要过一会才能来，于是我继续等待。到她的身影终于闪进小姨家的大门，我的狂喜便在那一瞬间达于顶点。她跨过门槛，走进屋子以后，一个高潮平台上的欢乐进行曲便开始演奏了。
这时候，小姨就借故带着她的孩子出去了，而小姨夫不知为何总不在家。这样，空荡荡的明亮的大堂屋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相对而坐。乡村里惯常的寂静，寂静中突然响起的鸡鸣狗吠，院子外面偶尔传来农家主妇们互相打招呼的说话声，都为难以突破的交谈增加了本不应有的凝重氛围。我费尽心机地试图打破这一氛围。但她却总是显出一付坦然而无谓的神情。她好像既能洞悉我的想法，又完全不把那些想法当回事。隔着八仙桌，我故意大胆地盯住她的眼睛，跟她说话，企图引起她热烈的反应。但这一目的似乎从来就没有达到过。那时候，我都跟她都说了些什么呢？我好像说的都是我在三年师专学习生活中积攒起来的话题，它们都是与书本有关的话题，有时候我也夹杂进一些我对乡村习俗的自以为是的嘲弄。我说后一点只为的是在与她的谈话中占有某种优势。但她的所有应答，似乎都已经预先写好在她狡黠而好看的两只眼睛里面。她总是漫不经心地瞥我一眼，转而又望向别处。有一次，她居然发现有人在窗外向里窥望。她笑一笑，说，那是谁呀！窗外响起轻的跑步声和压低的笑。这时她再看我一眼，似乎是告诉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了。我为刚刚发生的事情表示大为惊讶。她却只是淡然一笑。
当天快黑的时候，小姨就回来了。她故意把大门弄得哗啦啦响，然后才慢腾腾地走进来。她跟小姨说几句家常话，就要告辞回家了。一般总是这样的。这时候我总是吃惊地发现，她在与小姨交谈时，她眼中狡黠的光消失了，她就像突然之间打开了她心灵的又一扇窗户，这使得她光洁的青春的面容回到一种日常的诚恳的表情。她们所说的那些话，如同小溪水一样，流畅，明快，几无障碍。我很难想象，那些日常的会话，它们已经被重复了千百年，为何在妇女们那里能够始终涵有一种恒定的激情。我奇怪地看着她们说完最后一些话。小姨把她送出大门外。我站在屋内，透过窗外的暮色，看她美好的身影消失在宽敞的大门的一侧。
深秋时节，我们订婚了。这意味着我可以去她家里了，她也可以来我城里的家了。我母亲还在太原治疗，家里还只有我一个人，但不知为何，她来我家时总是伴有乱哄哄的一堆人，我想这是因为我的亲戚，朋友和邻居们的好奇心。这样，我就只有在人群中观望她。她果然不是一个羞怯的姑娘。她有着一种出人意外的简炼的大方感。她似乎已经要负起一个家庭里的女人的职责。这让我既感动又佩服。她似乎从来就没有过恋爱中的那种幸福而又痛苦的惶惑，正如那些时候燃烧在我心中的那种情感，她直接就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这让我一度曾经怀疑她是否懂得什么是爱。
有一天，我把我最好的朋友带到她家里去。我们在青年时代应该都曾有过那样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们的朋友恋爱了，我们对他是不放心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缺乏经验的，而女人的神秘是任谁都无法捉摸的。同时，我们的幸福也是需要别人来分享的。于是，我的朋友随我乘坐摇摇晃晃的破旧公共汽车，来到了她们家。已经临近冬天，屋子里生起了炕火。炕火就在临街的窗下。屋子里比较暗。我们三人围坐在火炉旁，居高临下地看着外面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后来她就在我们所围拢的那个火上为我们做饭。我看着她做饭。我的朋友也看着。她不够熟练。但她表示，以后会熟练的。这一表示令我的心中升起一股暖意。我的朋友看看我，又看看她，无耻地笑出声来。但她并不在意。当我们坐上回城的公共汽车，我的朋友对我说，真是奇怪，那样一个镇子，竟然特意为你留下这样一位姑娘。他的意思是说，这样的姑娘不应该是在那里养成的。但她却就是那里的。不过她很快就会来到城里，来到我的生活中。她会离开那里，进入到一个新天地，而且她会很好地适应一切，正如她已经表现出的那样。那时候的我，把爱情想象成一个绵延无穷尽的过程，而婚姻只不过是其开端而已。
但我却至今还没有吻过她。在小姨家，有几次我试图那样做。她并不躲闪。她只是闭住双唇，令我无奈。不过有时她僵直的身体向后仰去。当我放开她，她庄重地坐好，重又表现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还有一次，也是在小姨家，是一个晚上，村子里放着电影，全村人都在村中央看露天电影。我等着她来。她竟然带了一个姑娘来了。那个姑娘很能说话，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她却只是始终微笑着。不知她是笑那姑娘，还是笑我。我问了外面放的什么电影，然后开始嘲笑农村居然还在放这样老掉牙的乏味电影。她和她带来的那个姑娘都没有反驳我。她们只是有时狡黠地对望一眼，然后就同时笑起来。面对她们，我的确成了一个来自异国的水手。我和我想要勾引的女人们，我们以对对方的无知来互相加以理解。这种相互间的吸引，只是一种空茫而微妙的爱。它建立在某种时间和空间的差异之上。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置身到了无比宽阔的爱域。我们近在咫尺，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向对方走来。这令我非常激动，并充满了憧憬之情。
我的爱情存在于一块有待唤醒的处女地上。而我所爱的姑娘就坐在我的对面，她以村后面阳光下空阔山谷的宽容包涵住我对于未来的无伤大局的种种想入非非的小念头。不知我当时是否想到《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妻子吉提。事实上她就是吉提。我却是一个比列文要坏得多的人。我宁愿自己是一个渥伦斯基。但我仍然为她是吉提而感到高兴。
我的情感随着寒冷冬季的来临，反而燃烧得越来越旺了。我母亲的治疗告一段落，全家人都回来了。母亲的病情暂时稳定下来，但我父亲仍处于惊恐之中。我的事情被异常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当然也是我所乐意的。但是，我开始产生一丝担忧。结婚是一项非常具体的事务。在这样的事务中，无论怎样的爱情都是被排除在考虑之外的。两个家庭通过媒人在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紧急磋商，为的是要在春节前后就把事情迅速地加以解决。很多事情就是在这种时候被毁掉的。我虽然年青，却已经见过一些。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降临到我头上，但事实证明我的这种侥幸心理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就在我又一次去乡下看她时，她却正好进城了。也许她是找我去了。我们走叉了路。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我住到小姨家，等她回来，好明天再见面。但就在这天晚上，我父亲乘坐一辆吉普车，带着一伙人，突然降临。他对我说，婚事已经告吹，我必须立刻跟他回家。我至今记得，在小姨家门前那可怕的黑暗中，父亲像一个战地指挥员一样，身旁围绕着憧憧黑影，他站在中间，挥舞着手臂，连续两三遍，发布他的同一条命令。他是那样的坚决而无情。当我嘟囔着说出一两句话，想要挽救我那才刚刚开始的爱情时，父亲说，那就只有一条路，断绝家庭关系。
第二天上午，我没有起床。我用被子蒙住自己。我觉得太阳掉落，天地一片黑暗。我听见我母亲挪动她虚弱的脚步，走进我的小房间，走近我的床前。她想要掀开我的被子，我不让她这样做，我紧紧地裹住，我把自己裹在黑暗中，不许放进来一丝光亮。我听不清她说了些什么。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在听。但我仍能听得到她在做过烤电治疗，声带被破坏之后，她所能发出的那种喑哑，微弱，断断续续的声音。我母亲像我父亲一样都是革命老干部。也许母亲比父亲多保留下一些人的柔情，但在表现她的柔情时，她僵硬的表达方式会把那柔情破坏殆尽。实际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绝不会向人的情感让步。他们面对自己的情感，也是这样的态度。这是因为，情感是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的，因而它是一种应该被普遍地加以克服的东西。人们不应该有情感，只应该有特定情况下的需求。人怎么会对情感有需求呢。这就是他们的信条。
但是，当一个身体虚弱的母亲站在她儿子的床前，一付欲说还休的样子，此情此景已然构成一个可以唤发出情感的空间。因此，一阵沉默过后，儿子在被窝里失声痛哭了。他缩着身子，剧烈地抖动着，起初他还压抑着自己的哭声，后来他就大放悲声了。他本是一个从来不哭的人，但这不等于他没有痛苦。此刻他就在把二十二年来积攒的痛苦，像放掉一池湖水一般，打开了下水道的闸门。这是出乎母亲意料的。她说了几句鄙夷的话，就离开了。
二十多年后。又是一个萧瑟秋冬之际。母亲在前一年离世。现在父亲也不在了。葬礼在乡村举行。就是那个曾经的一闪即逝的温柔乡。这时候却是死亡。是二十多年时间的尘土将春梦掩藏。
送葬的队伍停在村落与集镇之间的那条河边。河流早已干涸。裸露的河床上没有任何回忆和秘密可言。送葬的队伍停下来，是为了让八音会尽情地演奏，以表示死之剩余，并非荒凉。
这时候，她走了过来。她从时间的另一头来到我的眼前。我惊异地把她认出。寥落星空上的两颗星不期而遇在暗淡的黎明时分。时间没有宽恕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她手里牵着一个儿子，怀中抱着另一个。她的两鬓已斑白。我的身上穿着凌乱肮脏的白布孝衣，头上裹着一块烂麻片。谁也不会把我们认出。只有我们还能相互认出。她流出了眼泪。她曾经美丽，狡黠，深不可测的双眼，流出细小的泪。不等我看仔细，她一转身就走掉了。
八音会奏响着天地间的音乐。送葬队伍沿着干枯的河床继续移动。
坟墓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只需拐一个弯就到了。
2007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