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九六年底，我从南方一个武警部队退伍，回到家乡涂门市高桥镇时，发现什么都变了。三年前，高桥镇还是个灰头土脸的小镇子，脏得像个垃圾场，并且没有一座建筑超过四层以上。现在的高桥镇干净气派多了：中心街被拓宽、延伸，成了一条繁华数里的商业街；在它最热闹的地段，赫然耸起了一幢十几层的写字楼。据说高桥镇不久便要划归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大都市N城，变成一座现代化的卫星城了。
从前在一块儿混的哥儿们都已鸟兽散。虽然还有几个继续在作奸犯科，但基本上各干各的，活儿也大不一样了。听说青柱在搞盗版光碟，牛建军在走私汽车，民生往成都那边贩了好几趟白粉……这帮人全对我守口如瓶，跟他们碰到一块儿也没什么好说的。
当年我们在高桥镇为非作歹，不光是为钱，有时也为的是义气。现在不行啦，现在只有钱是大哥。
我并不怀念从前的日子。我当了三年武警，立了功，还入了党，过去的那些事我也不打算再干，过去的那帮子人我也不想再沾；我只是不习惯现在的高桥镇、现在的人。
但是不管怎样，我应该适应他们，他们是潮流。人要想活得象点样子，不光手脚要利索、身子骨要结实，还不能跟什么都对着干——哪怕是一股潮水。当年我和民生、青柱几个哥们在涂河里赛泳，规定谁先游到正对岸的大柳树低下谁就算赢。头几次我们瞅着缓缓流动，几乎静止的涂河，都不把它当回事儿。可一旦纵身入水，直冲着对岸大柳树游过去，涂河便毫不留情地把我们往下游送——跟扫垃圾似的。要想达到目标，你就得拼命逆流，朝上游斜着游过去，才能抵销涂河把你往下游推的份量。但是这么游也特别费力气，有一回赛泳我就差点儿淹死在河中间。
我得重新适应现在的高桥镇，现在的人；我绝对不敢小看这个貌似平庸的世界。
可是知道该怎么干和真的动手去干之间还差得很远。干跟干成之间也是两码事。至于干得干净利索，那简直就是崇高理想。回到高桥镇，我懵了好一阵子。
2
全变了，甚至老爸老妈也吵吵着买股票、盖房子之类的事儿。老爸本来就是个地主崽子。几十年前，他老爹刚刚继承了几十亩薄田和镇上的几间平房，就让革命队伍没收了。所以我老爸出生的时候是个穷光蛋地主崽子。但是这种人天生就是贪财好色之徒，不管他们家境一度破落到什么鬼样子，只要政策允许，一夜之间就能变得野心勃勃、按耐不住。
我说我老爸是好色之徒也不冤枉他，这类糗事我就不提了。
我爸妈的长相倒也没变，实际上他们反倒比三年前看起来年青些了。这大概是做发财美梦的结果。我家惟一变老的是艾虎。我走的时候，艾虎才四岁，对一条狗来说，才是青壮年。现在艾虎七岁，眼看就要衰成一条老狗了。
从狗崽子长成健壮大狗，艾虎不曾离过我的左右。中学毕业以后我在一个街道办的食品厂看大门兼做搬运，艾虎经常雄赳赳蹲在食品厂大门口，像个雕像似的一动不动；不但街上的小玩闹们不敢进门，连上下班的女工也只敢从后门出入。艾虎是条高大威风的狗，他蹲在地上，仰起头轻轻一纵便能舔到我的下巴——我可不是个矬子，我的个头是一米七八。
有人说艾虎是条德国种狼狗，这我倒不能肯定。刘金祥把艾虎送给我的时候艾虎是个没断奶的狗崽子；金祥没告诉我他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也没问，反正他的东西一向来路不正，他自己也是个狗杂种。
艾虎就算不是德国狼狗，也不会差得太远。他长得跟二战电影里被德国兵牵着四处捉人的那种狗一模一样：高大威武、目光锐利、背黑肚黄、体形像善斗的蟋蟀、两只短短的黑耳朵冷不丁会警觉地直竖起来。这种狗你一看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跟那帮无所事事、满街溜答的土狗不是一类。土狗们要么臃肿、要么骨瘦如柴，并且一脸的阴险奸诈和卑躬屈膝相混合的神情。艾虎可不是这样。艾虎笃定安静，谁的帐都不买，甚至对我也保持着一点点距离。我喜欢艾虎这样的狗：几分敌意和傲慢，但适可而止，从骨子里透出高贵。
我的卧房里有一张大照片。照片里艾虎挺威严地一本正经地蹲坐在地上，脖子上套着一只我给它打的带刺的黑铁项圈；我穿着一件深黑色皮夹壳，足蹬两只长统黑雨靴，手里攥了一根铁链拉住艾虎——我们活脱纳粹冲锋队——就是少杆枪，我想我是为了一杆画龙点睛的枪才去当武警的。
现在艾虎已经显出衰老的迹象，背上栗黑色的毛已经没有小时候光亮了，肚皮上黄白色的毛也蓬蓬松松。反应更是比当年迟钝得多，看到猎物也懒得去追了。从前的艾虎目光炯炯，总是毫不畏惧地朝我望着。现在我和它对视，不到十秒钟，他便将脑袋搭拉下去，不敢瞅我了。一条狗是不是衰老，目光是最精确的指标。
但艾虎还是挺威风的。假如你对一只狗的衰老并不了解，你一定会以为艾虎依旧年轻力壮，以为它庞大的身体里还暗藏着精力和威猛。
3
我当武警的时候干过好几种工作；有的工作我已经没什么印象，有的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我看了一年的监狱，到现在我还经常梦见自己背着一只七九式半自动狙击步枪，站在B.H.监狱第二监区的岗楼上。
我在B.H.监狱的岗楼上站了一年，经历了四个季节。春天监狱周围的农田里开着金黄的油菜花，朝四面八方洪水一般铺展开。远处几间白墙灰瓦的房子像古怪的船浮在金黄的水面上，它们的桅杆——电线杆子和电话线杆子——全都插在波浪里。夏天，油菜籽收了种水稻，先是碧绿一片，然后在碧绿之中生出嫩黄，最后又是一片金黄；稻子的香气在B.H.监狱里弥漫，直到现在我还能闻到。秋天到了，收割后的稻田里站晒着一捆捆土黄色的秸秆，它们被农人排列得整整齐齐，组成寒气逼人的方阵，朝地平线延伸。入冬前后油菜籽种下了地，田里不久又是薄薄一层若有若无的嫩绿。在冬季站岗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天天盼着下雪，可是温热的南方很少下雪。
我在B.H.监狱站岗时只下了一次雪，实际上下的基本上是米粒大小的“盐豆子”。许多“盐豆子”砸在水泥栏杆上弹进岗楼，在水泥地面上欢天喜地地蹦跳，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后来真有几片雪花落下来，飘在我的制服和帽子上，或者凉生生毛绒绒地贴在脸上很舒服。但是雪很快就停了，那些“盐豆子”也立刻化掉了没了踪影，就像根本没下过一样。
下雪的时候天不是特别冷，甚至还有点暖洋洋的。但是下岗时我摸了摸枪管，发现枪管冰凉刺骨。
第二年我被安排进执法队，处决死刑犯。我一共亲手枪毙了二十九个犯人。第一次处决犯人的头天晚上，我在床上翻腾了一夜。处决犯人当天夜里我又做了一宿恶梦。第一次杀人的恐惧是难以形容的。你在电影、电视上也许成百上千次看见过杀人的镜头，好像习以为常了，甚至喜欢那些血淋淋的场面像吃药的离不了粉(涂门人管吸毒叫“吃药”或“吃粉”——作者注)，但真要你用枪瞄准，朝谁扣扳机的时候，你才会明白你先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杀人。世上的事只有落到头上你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从来都是这样。
指导员做思想工作时说：你们是在代表人民执法，是光荣的、正义的，必须战胜恐惧，战胜自我……应该感到自豪。这是屁话。只有傻瓜才会对这种工作感到自豪。不过指导员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我不是指“光荣、”“正义”之类，我的意思是：要干这一行，你的确“必须”把自己“战胜，”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得能承住事儿。有人说这叫果断，也有人说叫冷漠。谁知道呢，反正你必须心一横、枪一端，其他的都让它去他妈的。
如今我并不经常梦见处决犯人的情景，我倒是常梦见自己威风凛凛地站在B.H.监狱的岗楼上，背着一挺七九式半自动步枪。
当年我在B.H.监狱站岗时，倒没有如今在梦里头那么威风。那时候我一个人很无聊地站在岗楼里，对面号房的窗户口的犯人探头探脑。从来也没有什么意外或者紧急的情况发生，如果那一年站在岗楼里的是块木头，大概也没什么不一样。
站岗的时候各种白日梦反复出现；一些梦里我是个大英雄，为了些大事大干了一场；另一些白日梦里我老是碰见女人，她们死气白赖缠地上来，不怀好意地破坏我的姿势和严肃——这样的白日梦通常在下午发生。
4
艾虎如今一日三餐都需要我们料理，俨然养尊处优的退休大老。而三年前，艾虎基本上可以自食其力，有时它的猎物还能端上我家的餐桌。那时艾虎其实就是一条惟我独尊的狼；南山北山上的野物，附近高桥乡农村的鸡犬牛马都对艾虎畏惧三分。连刘金祥都曾经后悔把艾虎送给了我。
提到刘金祥，我又想起了B.H.监狱。我背着我的七九半自动，在岗上站岗的时候，刘金祥就被关在第二监区的一间号房里。他被判了十年刑，判的是强奸罪。
刘金祥成天萎靡不振地缩在号子里，和他在高桥镇当大哥的时候比起来，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年在高桥镇，金祥算得上无法无天。他是那种没背景，孤儿出身的大哥，起家全靠心狠手黑和会笼络人。但是他太好色，见了漂亮女人就要凑上去。这杂种也是活该。
我有时下岗从刘金祥的号房前经过，他总是可怜兮兮地盯着我。我知道他想跟我搭话，可我一次也没有在他眼前停下来。我一直装着不认识他。
按说我们是同乡，我不该被派到那个监区，但是万事都有个疏忽的时候。谁知道呢，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每次从岗楼上走下来，我都要沿着金祥那一层的走廊往东走到头再下楼。起初，我经过金祥的号房前的时候，瞥眼老看到金祥站在号门的铁栅栏后头。脸色阴沉难看，朝外面盯着一丝不动。我也一声不吭从他面前走过去，感到他的眼光刺刺地射在后背上。后来我下岗的时候金祥就在铁门后头消失了。我走过他的号房门前时扭头冲里头看：他有时坐在床上翻一本不知什么书，有时趴在窗户口朝外面的农田呆望着。
5
我们执法队处决犯人时不打犯人的脑袋，而是对着前心开枪。据说这是南方的规矩，为的是给犯人家属留个全尸，因为朝脑袋开枪，子弹会揭开犯人的天灵盖，掀掉半个脑袋。
队长说，他在北方的一个监狱里处决过犯人，每回开枪之后脑浆和浓血都恶心地溅他一身——我相信这才是朝前心开枪的原因。谁在乎犯人家属怎么想！那个时候犯人被处决之后常被开膛摘掉一、两个器官，然后送去火化。犯人的家属接了通知交子弹钱的时候犯人已经是骨灰了。
我退伍被分回那个做腊肠的食品厂。厂子现在很不景气，不少职工都在家里呆着。我在那儿实际上没事可干；每天去厂里报个到，顺便给艾虎讨点食物，然后就走人。艾虎尽管在衰老，胃口并没有小下去，还特别挑，一定要吃荤腥。我用骨头汤泡饭喂它；它把鼻子凑过来懒洋洋闻了闻，抬腿就把食盆踢翻了。
现在艾虎对我几乎不理不睬了，我们的交情很淡。我认为这是我离家三年生疏了的缘故，过一阵子就会好起来。谁知一两个月以后还是老样子。
艾虎始终早出晚归，中午只回来半个钟头吃顿午饭。他已经不怎么听我命令，尽管每次我喂他食物的时候他还像几年前那样朝我感激地瞅上几眼。
有人说艾虎对我疏远是因为我一身杀气，这是胡扯。每个说我一身杀气的人都知道我进过执法队。高桥镇人就这样，他们听说你杀过人，就说你一身“杀气”；听说谁考上了大学，就说他一身“文气”。还有，升了官的人一定一身“官气”；发了财的人一定一身“财气。”总之，他们总能根据你的身份地位瞅出各种各样的“气”来。
实际上，我除了比入伍前黑瘦一点，基本上还是文质彬彬的老样子，外地来的算命先生都当我是个高中生。我甚至觉得自己比入伍前看还“文气”得多。不了解我的人，谁能看出来我曾经朝二十九个人开过枪？
6
我当武警头一个星期就挨了十个耳光。
那天在靶场，我和另外九个新兵将匣子里的子弹打光以后，不见教官的影子，只好干等。我就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烟，自己叼上一根，然后给每个战友都发了一只。我知道这是违纪的，但是我刚入伍，不知道厉害。当年在高桥镇职业中学念书时，我在课堂上都敢抽。教官和教师是两码事，这我后来才知道。
教官回来的时候我们正围坐一堆聊天。战友们的烟已经抽完，烟头扔了一地，我嘴里还叼着最后一根。教官冲我走过来，不由分说就煽了我一个耳光，然后喊我们全体起立，然后命令我指认其他人。我心一横，说烟都是我抽的。教官又命我们站成一排，推搡着我来到每个战友前面，挨个问我是不是他也抽了烟。我每否认一个，便挨一记耳光。十个耳光之后我就成了老实疙瘩，什么违纪的事都不敢干了。涂门人说：“光棍打不出村。”这话一点儿不假。出了高桥镇，我真是一天比一天熊。
教官其实是个矮个子，比一杆上了刺刀的七九半自动步枪高出不了多少，他打我耳光的时候还得踮起脚。但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我不敢冒犯。
什么是男子汉？就是别人煽你一个耳光，你可以回敬他两个，或者一拳把他揍瘪在地上。我挨了十个耳光，却只能红着脸像根木头似的笔直地站在一个小矮子面前，这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我大概天生就知道，小个子教官是某种类似涂河的东西，虽然其貌不扬，但是你就是不能跟他对着干，不能不顺着它；它背后有某种力大无比的东西。
7
我爸退休前是个语文教师，所以我家里有不少书。从前我读书，最佩服书里的那些好汉；他们讲义气，胆大包天，经常为朋友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劫牢反狱，救法场。结果我却是当了武警，看监狱，进执法队。这就是造化捉弄人。我并不是说我后悔干了武警这行，我是说，世事难料，理想这东西就是空想。
杀人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我第一次处决犯人就打偏了；他斜着身子翻倒在地，口吐白沫，疼喊声把我的恐惧推到极点。副射手马上补了一枪。法医曹宪走上去，利利索索地一把军刺(军用刺刀——作者注)插进犯人前胸的弹孔，在里面狠搅。当时我两腿发软，枪也在打颤。胃里像有一团硫酸把肠子穿成很多孔。十根手指头僵得像是竹管做的，握紧的时候还能听到骨节吡噼啪啪地响。
从压着五花大绑的犯人下车，到犯人被蒙上一块白布抬走，我一直稀里胡涂、紧张得要死。我背着枪往回走的时候，喉咙里和嘴里是干的，舌头像一片干树叶，膝盖像是有一碗铅水浇在上头滚烫。
我们执法队处决犯人用的是被淘汰的七九式微冲，这种微型冲锋枪比我在岗楼站岗时背的那种射程千米、用7.62毫米步枪子弹的七九式狙击步枪威力小一大半。七九式微冲只有半米长，四斤重，用的是手枪子弹，射程二百米，用它来打鸟还行，杀人简直是开玩笑。有次一个被子弹击倒的犯人又从地上支撑起来，冲我喊：“X你娘，给老子补一枪！”我立马懵住了，慌手慌脚地再上弹，怎么也推不上膛。那是我第十次执行任务，我原以为自己已经有点胆了。没想到还是吓得要死。
犯人继续冲我骂，朝我踉跄过来。结果副射手开了枪。那个犯人栽倒在地上，被副射手一脚踢翻，腿脚还抽个不停。
说真话，人要活得体面，死得干脆，这两样都不怎么容易得到，都要靠运气；多数人的运气其实都不怎样。
8
高桥镇建在涂河北岸，背靠一座山，叫北山。正对北山，在涂河南岸，也有一座山，叫南山。从前我经常领着艾虎爬上北山山顶，朝南山张望，看涂河从涂门流下来，绕着南山折往南方，奔向远处长江。我老以为天边白蒙蒙的一片便是长江，其实那不是——长江还在十几公里以外哪，根本看不到。那时我盼望有天能去一个跟高桥镇不一样的地方活一回。现在我已经没有这样的雅兴了。这世界其实哪里都是一样的。当了几年武警，我悟出个道理：你在这世上只有一个地盘，那就是你打小长大的地方；出了这地盘，你就落进人家的地盘，你就得装熊，不然的话，连杀身之祸都能惹出来。“好男儿志在四方”这话是扯淡，哪儿都是地盘，没有四方。
当年我老爸在高桥镇职业中学曾代过两节数学课，因为他是语文老师，上着上着课就被学生们哄了出去。第二天老爸跟这些学生在语文课上见面，结果相安无事。我在涂门市有个表哥，大学毕业以后狂得了不得，什么工作都不肯干，又是要当老板，又是要当作家；后来出了国，去了美国人的地盘，听说现在也乖得很。
我在B. H.监狱看的犯人，我处决的死犯，其实都是手脚伸错了地盘的人。
艾虎天天往北山上跑。有天午饭后我跟着艾虎，试图搞清它到底在干什么。艾虎朝北山上爬的时候回头张望。见我跟在后头，马上停下来，折过身对着我无声息地蹲坐着。它的镇定反教我心慌，我也不时回头朝身后看——我读过蒲松龄写的那个关于狼的故事——身后什么都没有。
北山刚刚开春，虽然草树已经开始发芽，但叶子还没有展开。如果这时你站在镇子里朝北山远望，能看到隐隐约约一片浅绿、嫩黄、和粉红。此时我站在北山的山坡上，因为离这些草木太近，满眼依旧灰蒙蒙的。我扭头南山望过去，南山已经出落得挺漂亮，春天该有的俏颜色它都有了。我索性在石阶上坐下来，朝南山呆望，任艾虎朝山顶跑上去了。
老爸曾说：年少望山，发誓要上去看一看；中年望山，还是望望更合算。我才二十出头，但我觉得我比老爸还老。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
9
回到家，坐在我的房间里无聊地地翻看一本杂志。我不知道手里那本封面印着个半裸女人的杂志是从哪来的，我怀疑是父亲的。他在街上看到封面有漂亮女人的杂志，动不动就会买一本回来。这些杂志都有一本正经的名字：什么《家庭》、《健康之友》之类。父亲就是这样的人，有贼心没贼胆，一辈子窝窝囊囊又不甘心。我真怕等我到了父亲现在的年纪，也变成跟他一样的人。
我对这些杂志向来没什么兴趣——我不是假正经，这些封面女郎猫一样的眼睛毫无例外地盯住你。虽然个个打扮得完美无瑕，可我能看出她们没安好心。越是光鲜的东西，越可疑越假，这就是我的人生经验。
我喜欢那种有点腼腆，不怎么敢正视男人的女孩。这样的女孩子如今越来越少了。现在的女人跟男人基本上没什么两样，并且个个都跟债主似的。我不是说女人就应该像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我是说，如果女人从欠债的变成了债主，从被压迫的变成了压迫的，那还有什么好喜欢的？将来，也许有一天，男人女人谁也不欠谁的，像狗那样在巷子口幽会，完事就完事了。你信不信？这一天迟早会来的。
我把杂志扔在一边，考虑该不该读点什么“严肃”的东西。打小我父亲就逼着我读经典文学：什么《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基督山伯爵》之类，后来是《飘》、《复活》、《悲惨世界》、《呼啸山庄》。我老爸的意思大概是希望我通过读这些东西改邪归正。可这些东西就是跟我没缘份。这类书的主角多半活得很体面，就算有的落到社会底层，那也是自找的；有时候作家把他们先按进穷人堆里，再让他们像个葫芦似的飘出来。全是白日做梦，再没什么比这类书更扯淡的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往往越是扯淡的东西越被抬得高。那些大作家，连自己都拯救不了，却一本又一本装模作样地写。
我也翻过几本咱们中国的圣贤书；有阵子我老爸还逼着我念过《论语》。说实话，这些东西不过是聪明人的信口开河，看看也就算了。我奇怪的倒是那么多人把它们宝贝似的念了又念，以为可以济世救人。这只能说明：人多数是些蠢物，连猴子都不如。你想想：猴子都不用为温饱而奋斗，更不用在几张纸面前卑躬屈膝。
我相信老爸是这么一种人：桌子上摆着圣贤书，抽屉里锁着半黄色杂志。我不是说老爸的圣贤书只是摆样子，他的确读这些东西，不然他就不可能醉熏熏地在他学生面前大段小段地臭摆那些著名的情节。但是他念了一辈子圣贤书，至今还不一样是小市民一个？活得是不是体面，跟读书又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没兴致翻那些书，就去中心街上走了走。又有几处工地开了工，到处是脚手架、绞拌机、胡乱堆放的建筑材料；还有高桥镇特有的三轮机动车在街上蹦跳着横冲直撞。这种车大家都叫“蹦蹦车，”因为即使在平地上开，它们也会上窜下跳，不把你屁股颠成两半决不罢休。以前高桥镇人为省钱，不搭长途车，而是坐“蹦蹦”上涂门和N城。现在高桥镇有了两三家长途车站，票价很便宜，这些蹦蹦车除了偶然往高桥镇周围的小乡镇跑跑，主要是在镇上抢面的的生意。
但是坐长途汽车也不是舒服事儿。虽然大部分的长途车都号称“空调车”，但空调从来不开，让乘客大夏天用臭汗把座椅染成黄兮兮的狗尿色。也有电视，偶尔放一场半场VCD，片子无聊得让你恨不得把电视机砸了。更糟糕的是车里常年挤得像咸鱼罐头。司机和卖票的不把车里塞满绝不肯抬脚。镇子口倒是有检查超载的检查站，但是超出来的那些乘客在检查站百步之外下了车，徒步走过检查站，又在镇外涌上等在那里的长途车。那帮检查站的人对这种猫腻当然清清楚楚，但是因为法不责众，或者因为收了黑钱，检查站就成了摆设。这就是高桥镇，该管的管不了，不该管的拼命管。
以前坐蹦蹦要挤，现在坐汽车要挤，将来不管坐什么还是要挤，就是这么回事儿，高桥镇就是这种鬼地方。
几年前高桥镇就已经升级为高桥县，可是本地人也好、外地人也好，没人把这里称作高桥县。不仅是习惯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高桥镇还是高桥镇，再多几幢大楼也是一样。高桥镇人改不了烂糟蹋的习惯就像狗改不了吃屎。
好多天没下雨了，街上垃圾箱发出的腐烂臭味越来越浓。一度干净气派的中心街又有点灰头土脸的了。我走到鲜鱼巷口，人行道上反扣着一只木头板车，一堆香蕉撒在地上，有的被踩得稀烂。又是执法队干得好事(这里G.C.指维护市容的那种执法人员，不是执行死刑的武警执法队——作者注)。这帮人本来就有不少是街上的杂种，穿了制服更成了无所顾忌的混蛋。
有几个行人正蹲在那堆烂香蕉周围拣，车主和执法队都不知去向。我走到蹲着的那几个人面前，冲他们吼了声：“滚！”他们抬头看见我身上穿的武警制服，弹簧一样蹦起来，像一群鸡似得跑散了。其中有个女的背对着我正在蹲下去，扭头看见我，吓得扭着身子愣了半天，跑开的时候连身上挎的黑布包也丢在了人行道上。我走过去拣起包，随手扔进了垃圾箱。
我在乱哄哄的中心街上由西走到东，又由东走到西，回家已是晚饭时间，艾虎也回来了。
10
我处决到第十九个犯人时，行刑用的七九式微型冲锋枪换成了八一式自动步枪。八一自动是一种突击步枪，用步枪弹，射程四百米；它的威力比用手枪弹、射程仅二百米的七九式微冲大得多。但我最初用八一自动的时候不是很顺手。后来用熟了，发现它杀起人来的确是把利器。我处决的第二十个犯人是个女人。她穿着干净得要命的石榴色连衣裙，行刑前木愣愣地一言不发，中枪后在地上翻滚；又是法医曹宪用军刺戳穿了她的心脏。
我不习惯朝女人开枪，那次我可能没打准。
她是个丰满漂亮的女人，栽倒在地，脸上被石子割出了不少口子，血和泥把脸染得很邋遢。
都说女人的命硬，那次我是亲眼见了。她胸口中了我的步枪子弹，又被曹宪用刺刀在冒着血泡的弹洞里猛戳，还是不死，胸口一起一伏，嗓子里发出古怪的呻吟。曹宪好像也有点害怕，出了一头汗。当时天气炎热，大太阳结结实实地砸在脑袋上。我瞅着一塌糊涂的刑场都快要晕过去了，不由自主地把垂下的八一自动步枪又抬起来，朝曹宪的后脊背瞄过去;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时候出了一身冷汗。
枪里头虽然没有子弹，我还是后怕得要命。我一直有这么个念头：如果当时我扣动扳机，枪里头就一定会射出一粒子弹，把曹宪的后心射穿。这个念头一直缠着我，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大概有点不正常了。
我真担心我会干出点什么出格的事出来。在部队，我这个人算是比较熊的，老老实实不敢犯规。但是“心一横，枪一端”的爽快经常鬼使神差地出现。我耽心我正在变成个自己对付不了的人。假如我的八一自动步枪里装满一梭子弹，我会不会在处决了犯人之后，又朝四周的人一一点射？
11
我又一次偷偷跟着艾虎上了北山。在半山腰的地方，艾虎发现了我，转身朝我冲过来，把我吓了一跳。不过我并没有被吓跑，而是站在原地举起拳头。艾虎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猛然刹住，一双眼睛冷森森地盯住我，跟我对峙了一会儿，然后熊了下来，趴在地上，用一根后腿讪讪地搔着脑后的毛。这动作分明像一条低三下四的土狗，跟它从前惟我独尊的样子可大不一样。看来艾虎真老了。
我转身慢悠悠下山。回头看时，艾虎又跑得无影无踪。
北山上的树木已经相当茂盛，遮住了视线，也不知道艾虎朝哪个方向去了。上次我尾随艾虎来这里才是一两个星期以前，当时草木刚刚发芽，叶片都还没有展开；而现在突然到处都是茂密的绿油油的新叶子，一些桑叶已经长成婴儿手掌般大小，肥嘟嘟的很好看。一些藤子从土里冒出来，正准备朝树上爬。对比一、两个月前的冬天，漫山遍野的植物都灰蒙蒙、光秃秃的像死光了一样，现在的景色真是出人意料。看来一草一木都不简单，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它们都攒足了劲儿，突然就叫你刮目相看。
我下了山，老爸告诉我，他帮我找了关系，在镇上的计划生育办公室谋了个差事。老爸宣布这个消息时，高兴得像拣了金条。当然，他也不是瞎高兴，高桥镇的计生办确实是个挣钱的地方。我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曾在计生办当主任，干了几年就在涂门市买了新房，他手下的人也很快脱了贫。
我去计生办上班的第一天早上，高主任说，小G，来得正好，正需要你这样的。弄得我摸不着头脑，但当天下午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下午一点左右，我们七八个人闯进镇上一间平房。房里有个男人正坐在桌边吃面——一看便知道他是个乡下来打工的土里土气的农民。他见我们闯进来，又听说是“计生办”的，马上扔了碗，跪下冲我们磕头。我们不由分说冲进里屋。里屋床上缩着个孕妇，肚子高得像座山，也在吃面。这个女人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要生了。
我们把女人抓进妇幼保健医院，给她做了人流。
那个男人没敢动粗，只是尾随着我们，磕头、大哭、求饶。那个女的死命挣扎，尤其是在打胎的时候，几个人都按不住。流下来的男婴搁在盘子里，手和脚蜷在一起，跟睡着了似的。
我的同事个个铁面无私——这场面在他们眼里一定是司空见惯吧——那个打胎的中年女医生也动作老道，看不出一点恻隐之心。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一干人东跑西跑，站一旁袖手旁观，并没有象高主任期望的那样帮他们一手。这事真他妈的操蛋。我原以为退了伍，就可以过正常一点的日子，没想到这世道还是一样的疯狂。
晚上我回家，把白天的事跟老妈说了。老妈劝我别干了，她说做这种事伤天害理，要遭报应的；还说女人怀孕，肚子里的东西看得比自己的命还精贵，谁害了它，谁就要一辈子挨她咒了。
第二天我就没去上班。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晚上，高主任在离他家不远的街口遭了暗算——他的后脑被一块青石打了一个窟窿，当晚就死在医院里。高主任被袭的时候，天还不是很晚，街上还有不少行人，高主任向来也特别谨慎，没想到脑袋还是给打了个窟窿。
打死高主任的就是那个被流了儿子的男人，他是在高桥镇做小生意的高桥乡农民。老高死了这人突然成了高桥镇的名人，到处都是印着他的照片捉拿他的布告。人们议论纷纷，尽量掩饰着幸灾乐祸和惟恐天下不乱的心理。这个男人在外地潜逃了一年多才被捉拿归案，判了死刑。
我在“计生办”只上了一天班，此后就一直没去，不过我照拿他们的工资。有老高的先例，新主任对计划生育的事半心半意，也拿我这样的人没办法。后来我再次离开高桥镇时已经白领了他们一年多的工资。这一年，我先是在家闲呆着，后来帮一个高中同学开了家卡拉OK厅。那种歌厅很能挣钱，生意好得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这个同学胆子越干越大，惹的麻烦也越来越多。岂止是他，整个高桥镇都疯了似的：卡拉OK、桑那浴、茶楼的一家接一家地开张，把N城和涂门的好色之徒都苍蝇似的招了过来，在高桥镇大胆地纵酒、唱歌、玩女人。高桥镇也因此越来越出名，已经有人把高桥镇称作红灯镇了。我帮着开的那家歌厅越来越成了是非之地，整个高桥镇也变得越来越像个是非之地。青柱说：高桥镇是块红起来的蜂窝煤，指不定哪天就哧楞一下蹦出火苗子整个地毁了。这话大概不错。
12
每回处决犯人前，法官、检查官、法警等等一大堆人都围到犯人面前，问：“最后还有什么话要留下？”——无聊透了——这种话在看守所，在公审会上，在其他地方都被问了一百遍，还有什么好问的。如果死刑由我一个人来执行，我肯定不问这种鬼问题。我要给死犯点一根烟，我自己也点上一支，我们面对面坐着聊会儿天，或者一言不发地把烟抽完，然后再开枪……。
这当然是胡扯，不少犯人被拉到法场已经吓得半死，木木瞪瞪的，有的早就瘫了。就算有几个撑得住的，要的也是赶快一死。看来我还是受了一些傻瓜小说电影的影响了。不过，我也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体面的死法。
就是这么回事，你得听一大堆废话，然后把子弹推上膛，举枪瞄准，把一个人打出个窟窿，看那个人像一袋面粉翻在地上，看血和泡沫从那个洞里流出来，再瞅着法医——有时候还有军医——在死人身上血乎乎地刨来刨去……。
有一次，几个小护士，跟着一个军医来法场，说是实习，其实是想看杀人。这一堆女人个个长得漂漂亮亮，水灵灵的像一群天使，可她们就是想看枪毙人；“啪”地一声枪响、小脸吓得煞白还是要看。
13
艾虎在北山上冲我扑上来被我镇住之后，三天没有回家。第四天中午艾虎回来，瘦得皮包骨头，尾巴脏兮兮拖在地上像把旧条帚，低着头在它的食盆里翻找。见我走近也不吭一声，只是斜我一眼，仍旧低头翻它的那只空食盆。艾虎越来越像条野狗了。
我找到了艾虎的铁项圈和一根铁链子，趁艾虎不注意的时候将把它的脖子套住，拴在门前的泡桐树干上。艾虎绕着泡桐树不停地冲撞，低声吼叫，直到傍晚才安静下来。
傍晚的时候我出门查看，发现泡桐树下有两条狗，正在大庭广众之下干那种事。我看到艾虎的那个传宗接代的东西不争气地噘着，红蜡烛似的又挺又硬，并且热气腾腾。艾虎身下是一只深棕色土狗，顺从地、悄没声地站着，一点儿也不像艾虎那样急不可耐。
我赶走了母狗，刘金祥的舅舅高顺明来了。我想他又是来打听刘金祥的情况的。这个老东西，刘金祥都死了一年多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想知道什么。
高顺明该有五十多岁了，长得又高又大，有点南人北相。他是个酒鬼。虽然看起来还挺壮，可是肝脏早就硬得像石头了。这人年轻的时候在高桥镇也风光过一阵子。据说在他最得意的时候，许多高桥镇人都被他搞得很惨。后来在那场运动结束之前他还是被别人搞下来了，也是因为女人。
现在这人越来越糊涂，说话颠三倒四，脸上永远一副将信将疑又诚惶诚恐的表情，弄得你老想在上头好好煽几个耳光。
高顺明的老婆赵萍是个小学教师，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温温吞吞，像一壶永远烧不开的水。从来没听见她高声说过话，有时说句话还噎住了似的停半天。这跟很多受过一点教育的高桥镇女人一样，既不温柔，也不强悍；既不想占别人的便宜，也绝不吃什么亏；成天犹豫不决，苦思冥想。在高桥镇，这样的女人迟早会落到高顺明这样的人手里，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刘金祥八、九岁的时候死了妈，就被送到高桥镇的高顺明的家里来了。刘金祥从被人骑在头上捉弄的外地人变成在高桥镇自称头号大哥的人物，说来话长，只跟你说一件事吧。
小时候因为刘金祥是个外地人，口音跟我们不一样，也有点古怪，大家便按耐不住要欺负他。刘金祥十岁出头的样子还是高桥镇其他孩子捉弄的对象。一年夏天，在涂河边我亲眼看见几个高桥孩子把刘金祥放在岸上的衣服全拿走。刘金祥脱光了正在涂河里游泳，见状赶忙光着屁股爬上岸。但是几个孩子拿着衣服一溜烟就不见了。刘金祥光着屁股在涂河边傻坐了半天也不见有人把衣服送回来。后来还是我脱了里头的裤衩给他。他比我大好几岁，高半个头，勉强穿上我的裤衩，扭扭捏捏地回了家。
自从那孩子拿走了刘金祥的衣服以后，他对金祥的捉弄更是变本加厉，经常趁金祥不注意把他的书包或别的什么抢走扔进涂河，或者招一帮人把金祥拦在路口暴打一顿。我觉得那孩子有病，高桥镇的孩子都有病。
领头捉弄金祥的孩子第二年淹死在涂河里，据说是赛泳时被一根水草缠住了脚脖子。那年夏天确实热得要命，涂河里水草疯长，密密茬茬在水底下危险地缠在一起。但是我还是怀疑那孩子的死跟刘金祥有关。
高顺明在我对面坐下来，和我聊了一些跟刘金祥无关的事，聊着聊着又提起他自己当年的风光——这家伙总是三句话不离自己。我妈给我们一人端了杯绿茶来，他兴致更高了，连过去的风流事也抖落了出来……。
高顺明在我家里混了顿晚饭才走，但始终没提刘金祥。
送走高顺明，我不能不想起在B.H.监狱的事。我知道刘金祥想让我帮他一把。当年我入伍的时候金祥请我吃饭，就问过我，如果他哪天“被人害进去了，”我会不会拉他一把。我当时信誓旦旦地回道：“既然是兄弟，就不该问这种话！”可是我当时想的是：就要离开高桥镇这个鬼地方了，再不想跟这帮人有什么瓜葛了。
如果看监狱的不是我，而是金祥那帮“兄弟”的一个，或许就不一样了。这也说不定，那种两肋插刀的好汉大概只在书上有。事到临头，有几个人不会变成孬种？我得承认：我不放走刘金祥不是因为遵纪守法，是没那个胆。况且金祥也不是什么英雄。
当年在高桥镇，我是个“街上人。”(“街仔”或“痞子”的高桥镇说法——作者注)“街上人”如果不去当兵，多半就要混到金祥那帮人里头去——当然也有不少“街上人”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从此过上老实巴交的生活——金祥一直怂恿我入伙。他说我这人沉得住气、点子又多，能帮着他成点大事。那阵子我们谁都心急火燎地想折腾点大事。我念的书多，就更想折腾。我佩服金祥他们想哪儿就干到哪儿的利索劲儿。但是等我跟他们混熟了，又越来越烦他们。金祥那帮人也不过是瞎折腾罢了。高桥镇是由两种乌合之众组成的：胆大包天的乌合之众和胆小如鼠的乌合之众。金祥他们是前一种。大部分的高桥镇人是后一种。
我跟民生、牛建军、青柱这几个“体面人家”出来的“街上人”大概属于既胆小又想大干的那一类。有件事我很清楚：人不是变得越来越胆大妄为，就是一天天地孬种下去，变得窝窝囊囊。人人都是如此。
我听到院子里铁链撞击的叮当声，艾虎正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
14
我离开B.H.监狱第二监区时，刘金祥的有期徒刑改判了死刑。新的证据证明他杀过人。
刘金祥是我处决的第二十六个犯人。他被拉向刑场的时候我和他在同一辆刑车上。我背着枪，坐在离金祥一步之遥的地方。刘金祥被五花大绑塞在座位上，眼睛盯着窗外，始终不朝我看一眼。进入刑场之前，车队经过一段石子路，刑车剧烈颠簸，跟在我们后面的警车、救护车也都东倒西歪。我被弹起来又落下去——这时我突然看见刘金祥也同时被弹起来落下去，跟我的姿势一模一样。突然我就很难过。当时就是这样，我们同时被颠起来又掉下去，近在咫尺，那情景让我不由得就难过起来。
刘金祥当年在高桥镇缺德事的确干了不少，但有件事却出我意料。在我去当武警前半年的样子，刘金祥看上了高桥镇中学的一个教师的女儿。那阵子他像个绅士似的追这个女孩子；又是送花，又是去女孩家帮忙。刘金祥的正式身份是镇粮站职工，女孩家是无论如何看不上的。而且在高桥镇只有傻瓜才不知道刘金祥的黑道背景。但是刘金祥总是厚着脸去女孩家。女孩父母又都是胆小怕事的人，也不敢把金祥往外推，由着他帮他们干这干那。
女孩叫高小敏。我当武警离开高桥镇的前一天跟刘金祥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时，高小敏也在场，文静得像大清早的涂河，几乎一言不发。刘金祥人模狗样地穿着套黑西服，对高小敏细声细气地说话，温顺得像头绵羊。刘金祥打扮起来倒也体面——跟他混的那帮人真有几个是五大三粗满脸横肉的，但刘金祥却是那种小鼻子小眼的小白脸，看上去还有几分弱不禁风。
那阵子刘金祥经常请我还有高桥镇中学的一两个年青教师吃饭，每次他都带上小敏。我猜他是想让小敏看看，他的朋友也有挺体面的，人模狗样的，不都是些莽汉。不知道金祥这个办法有没有效果；要知道，从我读高中的时候起，分到高桥镇中学来的年青教师多半是些疯子，既没本事又不务正业，根本就不体面。而像我父亲那样的老教师，除了神经还算正常，我也看不出体面在哪儿。把那两个在学校里惹事生非的小老师和我这样的“街上人”当体面人真是笑话。不过话又说回来，高桥镇这个鬼地方，你到哪儿去找体面人？
看样子刘金祥就要跟小敏成亲了——如果金祥一两年前干的那事不是被谁告了上去。此后金祥的运道便一天不如一天。
我当上武警之后没多久刘金祥就给抓起来了。那也是早晚的事。高桥镇的头号大哥都难逃一死，虽然死法各样，这劫数是躲不过去的。跟其他的大哥不同的是，刘金祥是主动爬到头号大哥的椅子上去的。以往的大哥，都是因为心狠手黑树了威信，在老大哥出了事后被推上去的。被推上大哥的位子，就等于被推上断头台。但是一旦大家认定一位大哥，便鬼使神差地聚拢在他旁边，他不当也不行了。金祥是个例外，他好像根本不在乎前几个大哥横死的先例，也不听我的劝，一意孤行地自称“刘哥。”虽然高桥镇有人不买金祥的帐，但金祥被抓走的时候在高桥镇也差不多是头号。
我最后一次看到小敏是在B.H.监狱。那天我正在站岗，听到一扇铁门“咣当”一声打开，低头看见金祥被带出号房。金祥回来时，手里大包小包拎着一堆东西，脸上也光彩了一些。我朝监狱门口通向远处的水泥马路看去，见一个女人背着一只巨大的红色塑料袋离开监狱。那一定是小敏，因为那身衣服就是我们在高桥镇的时候她常穿的：深蓝色牛仔夹克，灰色牛仔裤。
当时是冬天，地里油菜已经发了苗，远远看去像一大块绿色灯芯绒忽明忽暗。小敏越走越远，越走越小，最后融进隐隐约约的绿色里了，只剩那只轻飘飘的红色塑料口袋还在一闪一闪。后来那点红色在远处停下来，停了很久。那儿是从城里来的一路公交车的站头，标牌已经倒在地上，小敏站着一动不动，那点红色就停在空中，直到车来了把那一点红色收了进去。
刘金祥被处决以后，高小敏便离开高桥镇去南方的N城谋生去了，再也没回过高桥镇。
在枪毙刘金祥之前，我脑袋里乱哄哄地想的就是这些事，刘金祥干得那些勾当我倒不会去想了。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你最容易想到他的好处，他的坏处要等到过些日子才会卷土重来。
枪毙刘金祥的程序非常正规。打从我处决第二十四个犯人开始，执刑人员已经不在刑前全围上去假惺惺地问犯人的遗言，而是代之以执刑法官的一句例行公事地简单讯问：“XXX，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那个法场离一个水库不远，周围是一大片丘陵，山丘连着山丘把这一小块开阔地兜起来。据说多年前在这里处决犯人时，附近的农民就站在、蹲在丘上看热闹；也有从城里赶来的人预先等在这里，夹杂在那些农民中间兴致勃勃地看。我进执法队时，处决犯人的时间地点都是保密的，这种围观的场面倒从来没有。
处决刘金祥是在深秋初冬的样子。刑场周围除了几棵马尾松，其他树全光秃秃东一个西一个地站在小山包上；整群整群的麻雀在山丘之间黑压压地移动。它们忽儿落定的时候像沙子撒进草丛全都不见。我们的车辆横七竖八地停在开阔地西端一个高坡下面不熄火，把那一带搞得热气腾腾。
我押着刘金祥下了车，来到开阔地东端的坡下。众人正在各就各位，副射手还没有跟上来，我就对金祥小声说：“金祥，跪吧。”金祥愣了一下，身子转过来一半，朝一边跪下了。他不肯正冲着我下跪。
当众人全都各就各位的时候我才绕到金祥的正面，跟副射手并排站着，这时执行法官已经开始说话了。
“刘金祥，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没有。”
“检查人员有什么意见？！”
“没有。”
“交付执行！”
我将子弹推上膛，冲金祥的胸口瞄准。听到口令的时候我并没有扣动扳机，而是像块木头似的愣在那里。过了不知多久我的八一自动步枪走火似地响了，当时副射手已经准备推弹上膛。
15
我杀了那只母狗，那是在它第二次跑来泡桐树下和艾虎干那种事的时候。我用一根绳子做成套索，将母狗的脖子勒住拉出了院子，吊在院外的一棵槐树上。它要吼叫，可喉咙里发不出声音，只有舌头绝望地伸出来，口吐白沫。母狗的身体很轻，跟庞大的艾虎比起来就像只猫。它死定以后我就势在槐树上把它剥了。
老妈从镇东串门回来，看到我正血淋淋地剥狗，大惊小怪地数落起我来。不过这次她倒没提什么因果报应之类的。老爸晚上回家也直摇头。但是他们喝了我的狗肉汤之后就没再说什么。煲汤的时候老妈还皱着眉朝铁锅里搁了一大把干辣椒。
艾虎在泡桐树底下呻吟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高顺明又来了，当时我和爹妈正坐在客厅喝狗肉汤。妈也给高顺明盛了一碗汤。他扒在饭桌上哼哧哼哧地吃，吃得很烦人。我对他说，狗肉火气大……。后面的话我打住了没说。我本想说这汤对他的肝不好，可话没出口我突然就烦得要命。
高顺明没理我，继续扒桌上喝汤吃肉，嘴摸得油乎乎的，额头上尽是汗粒子，那样子就像一条老狗。
喝完汤高顺明揉着肚子坐进我屋里的一把藤条椅子。老妈照例端上茶。高顺明拨弄着茶碗盖子，对我颠三倒四地说开了：
“毛弟，金祥是你杀的——你执的法。对——对吧。打听过了。金祥舅妈老做梦，赵萍胆小，一点点。一辈子怕出事怕出事，什么事都出了，到现在还胆小。老梦见金祥他妈——顺子。顺子说，把戒子(高桥镇人把“戒指”称作“戒子”——作者注)还给我吧，把戒子还给我吧。赵萍早上醒过来就慌——哪儿去找啊！你在监狱看过金祥？”
“顺明伯，什么戒子？”
“金祥的戒子。顺子在医院给赵萍，叫她替金祥管着。她连我都不放心，就信赵萍，说她老实，又是教师，信得过。她一辈子都不信我。顺子说儿子娶媳妇，这戒指就是礼啊。她一辈子穷，就是翻不过来，死的时候就那个戒子值点钱。顺子托梦给赵萍，说：把戒子还给我吧，把戒子还给我吧。你说怪不怪，不说把金祥还给她，要把戒子还给她。金祥坐牢，赵萍把戒子给金祥了。娶什么媳妇！金祥他娶一个不就害一个？！金祥的遗物里又没有，怎么会没呢？那么小，丢了也不怪，顺子要，上哪找去？”
“不是金祥送人了就是他自己弄丢了，”我说。
“……”
“死刑犯身上根本就不准戴东西。顺明伯，你说的那个戒子怕是找不到了。”
“毛弟别见怪，就是赵萍老做梦，想给顺子上坟，把戒子送去。你要不知道，我们也死心了。毛弟别见怪，啊？”
高顺明说话老是装出一副替人着想的假惺惺的口气；已经刻在脸上的将信将疑的表情更让你猜不透。我不晓得他信不信我说的。
16
最后一次处决犯人，任务执行得很顺利。因为是最后一次，印象也就特别深。那是初夏的早上，也是处决单个犯人——集体处决通常是在秋天，就像古书上说的“秋后问斩”——地点跟处决金祥的一样，连执行法官都是同一个人。那个人有一张发面团一样轮廓模糊虚胖的脸，但是宣布死刑时的口气却简单得像刀子削过似的：
“XX，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没有。”
“检查人员有什么意见？！”
“没有。”
“交付执行！”
我把子弹推上膛，一心一意地瞄准。每个细节都已熟透，我觉得这样的射击我可以闭着眼进行。我已经习惯了八一自动比七九微冲多一倍的份量。
我听到枪响，才知道自己扣动了扳机。子弹飞出去时，我觉得是自己在冲出去。我能感觉到那颗直径七点六二毫米的步枪子弹瞬间撕破空气，钻入犯人心脏，然后击碎他后背上的肋骨。我感到步枪后坐力猛烈地一推，军鞋与石子地面突然地一摩擦。我还能看到：犯人的心脏在被击中的一瞬间仍保持着完整，然后血突然涌向那两个圆整的孔。
太阳高悬，但不是很热。抬头看去，法场四周的山丘上草树茂盛，但是乱遭遭的，有如当年我在涂河里潜泳时在水下见到的一团团水草。一大群麻雀被枪声惊起，黑压压地朝东南方那个水库的上空拥过去；它们的叽喳鸣叫和拍动翅膀的声音将空气撕裂成亿万个碎片向我们投过来将我们包围。
曹宪走进我的视线里来了，他戴着一双刺眼的鹅黄色手套，蹲下身，手套上很快就粘了紫红的血，而他胳膊上的袖套鲜红耀眼。
我突然对所有的人怀恨在心，包括那个躺在地上胸口冒着血泡的犯人。刚才我一定是带着愤怒朝他开的枪，因为我把步枪重新背回背上时还觉得余怒未消。如果我有一梭子子弹，我要将所有的人干掉；如果我有更多的，我要把天上飞的大群麻雀全部处决。
17
艾虎对我的敌意越来越深了。在母狗被我吊死后的第三天，我把铁食盆端到艾虎面前，正弯腰往地上搁，艾虎突然扑了上来，立起身，两只前抓搂住我的脖子，坚硬的牙齿在我的脉管周围轻轻咬了一下，留下热乎乎的口水。它虽然没有真咬下去，我还是怕得要命，手里的狗肉汤也翻倒在地上。我退到一边，拽起袖口擦脖子上的口水，艾虎便灰溜溜伏在泡桐树根上，眼睛直愣愣盯住掉在地上的几根狗骨头。我心有余悸，站在艾虎够不到的地方，将一根伏在脚边的骨头朝艾虎踢过去。艾虎狂吼一声又扑过来，被铁链子猛地勒住了。我们头上的泡桐树花苞被震得吡噼啪啪砸在地上；有一颗正好砸到我的耳朵，钻心的疼。
清明节那天傍晚，我去镇上的食品厂拿了件东西出来，在中心街的那幢十层高的写字楼前头正好碰上高顺明和他老婆赵萍。他们正从一辆长途公共汽车上跌跌撞撞地挤下来。高顺明先瞧见我，冲我扬了扬手：“毛弟，给你爷奶上坟了没？”
“我没工夫，老爸老妈去了——赵老师、顺明伯，出远门了？”
“给顺子金祥上坟刚回来，”赵老师答道。
“戒子找到了？”
“没哪，”高顺明凑过来，给我又是递烟又是点火，有点嘲讽似地说，“顺子又给赵老师托梦啦，说那宝贝已经送人了。”
赵老师没听出高顺明话里的嘲讽，一本正经地纠正道：“是金祥，金祥说了，戒子送了该送的人了……。”
我跟高顺明赵老师分手后又沿着中心街一个人往回走。由中心街朝南山上望过去，可以看到寥寥青烟从山腰的位置升起来，那是有人在山里的坟头上烧纸。镇子上也有人在路边烧纸，把铺了瓷砖的人行道烫出了黑一块黄一块的印子。一阵风刮过，漫天飞扬的都是纸灰。眼看就要下雨了，清明节高桥镇没有不下雨的。空气已经潮透，栽在道旁的梧桐树正湿漉漉地往下滴水。高桥镇的道旁树全都长得东倒西歪，没一棵笔直挺拔的。街上行人稀少，仅有的几个也都哭丧着脸一言不发；每年到了清明节这一天，镇上总是冷冷清清。
正在建造的几幢大楼里还有零星几个工人在干活，他们把每一幢露着钢筋的半拉子大楼都敲得叮当作响，跟谁赌气似的。我快步往回走，时不时抬头提防着头顶上方，害怕会有砖头钢筋之类的东西砸下来。
回到家，我套上退伍时带回来的一件草绿色军大衣，用领子把脖子裹起来，双手背在脑后，来到院子中央，离艾虎几步之遥看着他。艾虎蹲在地上，仰头望着我。它的目光温顺多了，但还是透出怨恨的神色——一条狗的怨恨还是很容易辨认的。
我站着，犹豫了一会儿，突然举起藏在身后的铁棍，在空中划了个弧，打在艾虎的脑壳上。
艾虎轻微地哼了一声就瘫在地上死掉了。艾虎的脑壳很硬，铁棍打上去像打在石头上，把虎口震得生痛。
院子里静悄悄的，泡桐树正在开花，整朵整朵的花很干脆地从树上直落下来，硬硬地砸在地上。泡桐花的形状像很小的浅紫色瓷器，很优雅很漂亮，但是气味却很臭很难闻。
18
枪毙完最后一个犯人，取了红袖套，队长照例带我们去了十公里外的一个县城“放松。”我们穿着便衣，在一个茶楼的包厢里喝啤酒，每人挑了一个女孩子坐身边，听她们唱卡拉OK。有的女孩子唱得很好；而有的女孩子很罗唣，追问我们是些什么人。队长望着天花板，笑眯眯地说道：“都是生意人啦。”
我反复查看我的右胳臂，老觉得那只红袖套还没取下来。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