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伯伯，但我只有一个婶婶。
小时候，我觉得这很没道理，所以当旧历1974年年关第一次跟着爸爸回到云霄县烟霞老家时，我屋前屋后地转，希望能转出个答案来，可是我很失望。
我正在院子里学习法国物理学家兼哲学家帕斯卡尔作沉思状，忽听得身后动静不对，回头一看，我的妈呀，一只母灰鹅率领一群浑身青毛的小灰鹅正拉开架势把脖子挺作长枪，紧紧贴着地面一齐向着我的臀部冲杀过来，院子里烟尘滚滚。该母灰鹅体积庞大，正经走路时个子肯定比我高上一大截，它的脑袋像狮子，凶猛，不讲待客之道，如青春期的王朔，军用书包里装着板砖。我撒腿就跑，可台阶太高，我要上去必须连滚带爬，肯定无法维持天才儿童的正面形象，不由得暗暗叫苦。就这时，腋下一紧，身子一轻，我飘到了台阶上，急得灰鹅们在台阶下跳着脚叫骂不止。听到头顶传来一阵笑声，我挺胸昂头，头上是一张笑脸，有点像瓜子，眼角有些皱纹，额头挂着汗珠，短发，年纪比妈妈略大一点，身旁丢着一把锄头。她说：“哈哈，大呆。哈哈，大呆！我是谁？”
她知道我的外号叫大呆？我不假思索：“二婶！”
果然是二婶。
为什么没有大婶？这得从我大伯说起。
大伯出生于1917年，大二伯12岁，大我爸14岁。他一生放荡，士、农、工、商，一事无成，吃、喝、玩、乐，无一不精，性格喜怒无常阴晴不定，说翻脸就翻脸，连村里最不讲道理的流氓都怕他――烟霞是个大村落，有七百多年的历史，盘根错节，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宗族势力庞大，流氓可都上了档次，连县委领导都不敢来惹。大家都叫他“魔神”，“魔神”就是疯子，不过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经常叼着酒瓶嘴偷笑。年纪大了后，大家改叫他“老魔”，叫着叫着成了“老毛”，态度皆恭敬，他也不谦让，俨然一副领袖的模样。说来也是，他童年时正值我堂伯方昌禄在云霄开展地下革命，他经常给地下党领导人送饭送信，比地下党的特派员还忙碌，应该也可以算是一个“老革命工作者”了，所以在受尽苦难之后摆点姿态怎么说也合情合理的。
1934年9月，我堂伯方昌禄被县长黄绍镐率领保安大队剿杀于烟霞家中。虽然我家的房子被黄县长放火烧掉了三间，但架子还是没散，大伯也依自然规律长成了一个翩翩美少年，整日白衣白裤白鞋子，俨然一个白马王子，气势一点也不输给青年时期的张学良。他不去上学，整日呆在烟霞南门的一家小卖部帮人坐店，分毫不取，到了吃饭时间也舍不得回家。他爱上了南门一个外号“大眼”的姑娘。“大眼”眼睛很大，长得比第一茬水葱还水灵，不用掐都可以冒出水来，两个人放在一起，绝对是一双璧人，也叫金童玉女。“大眼”当然也爱他。很快，两个小青年就如胶似漆了，一心想学男女兔子，时时刻刻挨在一起。
烟霞是个传统文化氛围极端浓厚的地方，其中一条传统是“本村不得通婚”，违者打死不偿命，岂能容许两个年轻人如此轻视传统的力量。“大眼”的亲属把一切看在眼里，偷偷地咬牙。春天来了，两条年青的生命再也按抑不住了，在一个月朗星稀暗香浮动的夜里，提着心开始体会生命的美好。这时，门被撞开了。“大眼”的亲属大喊：“通奸！”麻绳捆起，吊到屋梁上，抽，打，仿佛大伯是一只练功用的沙包，适合于沉到西门外的溪流里。白衣白鞋白裤子，被踩作了黑抹布。
消息传到我爷爷耳朵里，我爷爷再也扛不住了。三十多年前他大哥被他伯父逼得客死苏门答腊岛，那时他还是个少年，刚懂得一点愁滋味，尚且忍受得了；到1934年秋天他的侄儿方家长子方昌禄的头颅悬挂在县城经堂口示众时，作为一家之主，他心痛，自责，已经精神恍惚无法排遣，吸食上了鸦片；如今，他的亲生大儿子成了悬在屋梁下的人肉沙包。他再也承受不住了，疯了。他举着鸟铳，微笑着一扣扳机，把鸦片烟馆老板的手打残了。
当时经过几场大变故，烟霞的人心已有所松动，“大眼”家人下过狠手后也觉得不该把事做绝，于是叫人传过话来：“‘大眼’说了，如果肯正式娶她为媳妇，她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不想我奶奶站了出来：“不行！祖宗的家法不可废！一个不贞的女子，怎么能进我方家的门！”
“大眼”接到回话，当晚就把自己也挂到了屋梁上，和大伯不同的是，大伯吊的是手腕，她是自己水葱一样嫩的脖子。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传统文化！我奶奶一句自以为正面的话就毁了一对活生生的年青人！花儿刚刚要开放！所以我看到人家架着一副端正的嘴脸大谈弘扬传统文化和宗法制度时总是手痒，忍不住要从王朔的挎包里摸出板砖迎面拍去！
事情闹大了，赔钱了，报官了，大伯被关进了监狱。不久，抗日战争开始了，小日本的飞机时不时飞到县城的上空，边绕圈边拉下炸弹来。于是，大伯和大批罪犯一起被押解到龙岩继续坐牢，直到日本兵拖着膏药旗逃回日本。
出狱后，他到县城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干果店。因为他的经历比较复杂，不知不觉，县城的名厨师们都围到了他的身边，由他做东，天天变着花样煮东西下酒，瞎聊。这一吃，把他吃成了个苏东坡，嘴刁，会吃也会做。后来到了八十年代，天气转暖，他把自己吃的经验发挥了出来，每日做上几样早菜出售，因为品味极佳，所以供不应求。虽然他只取蝇头小利，但足以帮助一家人的生活。他甚至为下一代盖起了三间新房，在人生的最后几年，终于真正成了家庭的支柱。当然，这都是后话。
当年他把自己吃成了苏东坡，往事也渐渐在心中淡了色彩，于是也想到了祖宗的教训，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坐过牢，在云霄找一门好亲事是不现实的了，所以家里花钱到隔壁县买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这就是我的大婶。这年是1947，北方战事大起。
大婶姓李，叫梧桐，长得很漂亮，一张脸像十五的月亮。大婶家里很穷，穷人家的女儿只不过是父母眼里的财物，可以用来改善生活。她们家门前有棵梧桐树，每年初夏都会满树红花开放得恍如神话世界。只是没有凤凰来栖，传说中的凤凰都跟和尚一样，不交穷朋友的。
大婶嫁给大伯，也算是跳出了穷门，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一年多后，她生下了我大堂哥。大堂哥眉清眼秀，因此虽然家计渐渐困难，全家上上下下还是心生欢喜。大堂哥出生不久，解放了，换了山河。
二婶也姓李，巧合的是，她的名字竟然叫凤凰。她是广东潮州揭阳人，1943年，为躲避日本军队跟着母亲逃到了云霄，被我姑婆收养。那年她12岁。姑婆说，现在是女儿，长大了也许是媳妇。姑婆终身未嫁，二伯打小就过继给了姑婆。
因为门框上挂着“光荣烈属”，而且仇人遭了报应，所以刚解放那段时间，全家人都觉得阳光颇温暖，甚至把出走多年在海边当庙祝兼乡医的我爷爷接回了家。
可是，贫穷像一只秃鹫，翅膀宽大，拖出的影子终于严严实实地覆盖住了我们的家。1950年年底，土改，改得很彻底，只留下了两间卧房和一间厨房。姑婆、二婶一间，大伯、大婶一家人一间，二伯和我爸爸如果不睡在灶口就得睡在锅台上。二伯当时在县贸易局当干部，赶紧去找农会干部理论。农会干部不识字，不喜欢讲道理，非常厌恶读书人，于是话语间发生了磕碰。农会干部手里有枪，正想抓典型竖立威信，立刻上报，以破坏土改罪逮捕入狱。关押半年多后，群众大会讨论通过，无罪释放，交由群众管制劳动。
本来我家经过几场浩劫财产已经消耗殆尽，只剩几间自住的房子，不想这年二十八亩的方家公田恰好轮到了我们家。田地当然被没收，帽子也扣了下来，地主，没有有关领导同意，不得随意走动。农会干部顺便把“光荣烈属”的牌子扛走了。没有了“光荣烈属”，院子里的阴影果然浓重了许多，每条砖缝都渗出寒意来。家里人都劝二婶回潮州去，她母亲也希望她回家，回家就不是地主了。可二婶说，不，我愿意当地主崽。她说，姑婆有恩于她，她要照顾我姑婆。那年她十九岁了，喜欢自己拿主意。她喜欢我二伯。
大婶入我家正好不足三年，就差了几天，所以光荣地成为了我们这个地主家庭中惟一的贫下中农，不用低着头在村里来去，能分到和别的贫下中农一样多的口粮。
这一件事充分证明了土改干部们工作态度的极端认真严谨。长大后我阅读了大量的纳粹资料，发现纳粹德国的官员们也是如此的认真严谨刻板，他们没有脑子没有良心从不思考，他们像机器一般顺从上级，他们麻木、不负责任，不由得默然良久。
万幸的是1952年恢复高考，二伯赶紧去考。他说，云霄的天太黑了，我要跑得远远的，我不信天下的乌鸦都是黑的，我就不信找不到睡觉的地方。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抗战期间蒋介石当过校长的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虽然改名南京大学，但庙还在，和尚也还是那些和尚，磁性依然不减。因此秋天一到二伯就赶忙收拾行李到南大中文系报到了。在南大，他碰到了金陵四大才子之一陈中凡先生，陈中凡是陈独秀的得意门生，陈先生把他当成了宝贝疙瘩。
我爸爸1951年清明，服从政府分配到海澄县人民银行工作，他背着棉被、草席一路从云霄走到漳州，走了两天，走得两脚板都是水泡。那年他20岁，头经常仰得高高的，喜欢看远处的云。
有了工作就有钱。爸爸把工资的近一半寄回了家，因为有了这眼泉水，所以家里生活不至于比贫下中农们困难太多。二伯上南大后，爸爸又把剩下的钱分了一半寄到南京去。那段时间，爸爸是根比较粗大的柱子，很有成就感。
幸福这种东西从来都恍如昙花，刚刚开出模样就凋谢了。1957年春夏之交，在反右运动的热身活动整风运动中，我爸就因为是地主的儿子，而且在领导的诱导下对其不合常理的行为提出了异议，理所当然地被解除了公职，赶到海澄乡下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隔年，陈中凡先生卖尽老脸才把他留在南京身边的二伯再次掉进了漩涡，被以“纯清革命队伍”的名义开除公职送到南京石佛寺农场劳动教养。
天终于塌下来。
良禽择木而栖。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恶劣的生活条件会让人变得极端的现实。家里的地主太多了，连墙壁都是黑的，让人无法承受，大婶的觉悟空前提高，坚决要求分家。大伯虽然是最主要的劳动力，但作为一个地主兼原犯人已经再无抵挡的能耐，只好同意。于是他们一家，姑婆和二婶一老一少两个地主婆一家。她们共用一个厨房，共用一个饭锅，共用一张饭桌，可他们各吃各的饭了。姑婆是个从没迈出过家门的老人，二婶是个姑娘，都算不上劳动力，只好看天的脸色吃饭。二婶完全可以向大婶学习，放弃姑婆让她自生自灭，可是她不肯，她开始拼命出工，她干最重最累的活，她把自己当作了最粗壮的男人，她以为自己可以把屋顶扛在肩膀上。姑婆要她回自己母亲身边去，二伯要她找个好人家，可她说，不。我不敢想像大伯当年面对姑婆、二婶时的心情。
为什么二婶会说不呢？这得从我姑婆说起。姑婆是方家的小女儿，她上面还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遵照门当户对的原则，三个姐姐全部嫁给了有钱人。可上天是公平的，当年全国世道飘摇民生多艰军阀遍地乱走，我们的家人也不能例外，她的三个姐姐全部家道败落不肯在人间多呆，大哥也被逼死在佛齐国，也就是今天的苏门答腊。她们的孩子全部由姑婆一手抚养。看着围在身边的一大群孩子，姑婆发誓终身不嫁，一心抚养孩子们。可孩子们病死的病死，没有病死的两位也在壮年因为革命被国民政府枪杀。后来我爷爷出走后，我奶奶一急，也撒手不管人间的是非了，姑婆又开始抚养二伯和我爸爸，这时，二婶来了，很自然地就成了她贴心的小棉袄。姑婆虽然从没出过家门，但她在我家大院里见过了太多的血腥，腰上也吃过国民政府的子弹。可不管世道怎么变化，姑婆总不改变做人的标准，她受她父亲的影响太深，一辈子尽心尽力帮助别人，所以乡人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叫她“姑”，在基本人伦常理尚未被伟大领袖彻底颠覆之前，“姑”是一个中国妇女能获得的最尊敬的称呼。难怪我当年打家里那见了底的米缸里舀了满满一筒白米送给蹲在门口的老乞丐时，爸爸只是苦笑着摸了摸我的头：“大呆呀，大呆呀。”
可是在生活压力面前，道德的力量绝对比不上连母鸡都捆不住的文弱书生。大婶小时候穷怕了，当她发现分家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并且姑婆的存在还影响到了她胃肠的正常工作时，她决定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离婚。树挪死，人挪活，这道理傻瓜都懂。
下家已经找好了，在她老家，当然不是地主，而且人家是华侨，会不时有钱从海外飞进来，甚至，会寄来吃的，穿的。在那个年代，她还能找到比这更理想的去处吗？不可能。孩子当然是不带的，人家要的是老婆，不是孩子。大婶毅然决然，把大堂哥二堂哥留给了大伯。那时二堂哥年纪尚小，还处在善于跟踪母亲乳房的阶段。大伯一时手忙脚乱，自然而然就把孩子们交给了姑婆她们，从此一窝大大小小的地主又紧密地团结在了姑婆的周围，在同一口锅里喝起了清晰得可以游泳的稀饭。二婶肩膀上那屋顶的重量自然又增加了不少。
烟霞的著名老头乌枝公摇着头说，香稻啄余鹦鹉粒，梧桐栖老凤凰枝，凤凰没走，梧桐树倒是飞了。
很快，三年困难时期来了，连稀饭都没得喝了。要想活下去，当然得吃东西，还好山里还有一些亲戚和不少让我姑婆帮过忙的贫下中农，她们都不希望我姑婆一家人被饿死，她们偷偷省下一些吃食来，要送给姑婆。可是每个路口都站着民兵，民兵手里有枪，子弹是不长眼的，只能悄悄叫二婶去带回来。为什么不叫大伯去？民兵有点心吃，都是很讲原则的，大伯这种名人肯定过不了关卡，说不定还得被剥光衣物来场彻底检查。而二婶是个姑娘，额头上又没写着“地主”两个字，目标小，光天化日之下民兵们动作不至于太大。后来二婶谈起这事总是摇头，她说，看着蓝幽幽的刺刀，心都跳到了嗓门眼，不过见的次数多了，也觉着民兵背上的长枪和自己肩上的扁担差别不是很大。
虽然家里人没有饿得主动搬入天堂，但灾难是不会放过孩子的――大堂哥在该长身体的时候，整条脊柱软了，撑不住胸膛了，大人们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点一点地长成驼背。这么一条弯曲的脊梁，当然无法承担起家族的重担。爸爸每次说起这事，总是痛心不已。
大堂哥成了驼背，只能侧卧或者趴着睡。当他趴在床上时背部圆圆的鼓鼓的，远远望去，仿佛日本的富士山就在眼前。我们家的孩子都有外号，他的外号叫“阿扁”，因为他的背是圆的，一点也不扁。我爸说，在非常的日子里，反着取外号有利于少年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我的外号叫“大呆”当然也是遵守了这一原则。
大人有了经验，所以二堂哥的情况好了不少，一条脊柱直直的没一个柔软的地方，只是因为营养不良，一口牙长烂了，仿若火山地质公园，没有两颗牙是一样齐的，不是黄的就是黑的。
我不知道多年以后大婶抚摸着大堂哥的那坨大龟背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反正我是看一眼难受一次，不是滋味。有人说，都怪他是个小地主，小地主还需要什么正面形象呢。
其实贫下中农的日子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我小时候是个人民公社社员，就生活在贫下中农当中，对他们的生活状况有彻底的了解：贫下中农只不过是有资格处在亢奋之中而已，比村里的牛好不了多少。在领袖的眼里，我们都是数字，是可以随手涂抹掉的。
如果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让绝大多数的人民无法过上正常生活上，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天上的乌鸦见了，也要愤怒得叫上两声的。
眼看着屋顶一天一天矮下来，二婶心里渐渐怕起来，她开始担心自己哪一天会扛不住了，她不知道怎么是好。这时，二伯从南京跑回来了。这是1962年春节。此时二伯已经不是一个劳教犯了，他是个重工业工人，在南京民生砖瓦厂，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产砖块和瓦片。
因为家庭的原因，二伯的古典文学功底足够的深厚，上南京大学时经常在学报上发表文章。陈中凡先生一眼就看上了他，高兴坏了――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寂寞高手在老年时终于找到传人的那种喜悦。可是大四时“反胡风”，他被隔离审查半年。他跟胡风有关系吗？没有。他跟北风倒是能扯上点关系，他是南方人，最怕刀子一般的北风。他把陈老师审阅过的论文交班长代管，班长却用自己的名字发在了南大学报上。高教部长何其芳眼前一亮，毕业后把他要去了，当个人秘书。只是很快发现文非其人，又将他退了回来。班长是个党员，胸怀坦荡，他承认自己是贼，要求把稿费退还给二伯。二伯不肯要，他说，那钱是脏的。陈老师要求二伯扩大研究层面，再写一篇论文。于是，他写了80万字的《第三代文学史》，把唐、宋、明、清的文学串了起来。陈先生把它推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定好了，要出。二伯正在信里和被监督劳动的我爸盘算大笔稿费的去路，不想却被开除公职押送南京石佛寺农场劳动教养。
本来毕业时陈先生要求校方把他留作助教，当局不肯，陈先生也不退让，他说那就别分配，我留作个人秘书，薪水本人承担。陈先生面子太大，当局只好就近把他分配到了南京市27中。没想到一年多后就成了右派了。
陈先生的大儿子竟然是石佛寺的党委书记，万幸。陈书记听他父亲的话，安排给二伯的工种是夜间在长江边捕鱼，但没有任务定量――数字化管理会害死人啊。二伯会抓鱼，当然会吃鱼，因此大饥荒的时候他居然没有和夹边沟的同类们一道，灵魂儿飞到天堂学习小鸟。那时我爸爸就在鱼米之乡的海澄饿得全身浮肿，差点被黑白无常拉走。
三年后，教养结束，农场想把他留作财库，可他心里还想着他的古典文学，没有接受。结果却被安置进了砖瓦厂，成了重工业工人，每日模仿牛和马，从清晨到深夜。
还好，重工业工人是可以回家过年的，十年了，该回家了。师娘取出500元的存折，陈先生说，尽管用，但必须留下返回金陵的费用。
二伯只要了100元，回到家后，他用剩款买了粮票寄还给老师。那时候，粮票比性命值钱。
他再也不回南京去了，他要奉养母亲也就是姑婆，他要和二婶结婚。二婶不识字，二伯认识很多很多的字。他写信告诉陈老师，自己必须和她结婚，因为恩情，恩情比泰山重很多。这年二伯34岁，二婶31岁。他们一起生活了14年，直到1976年5月，二伯肺癌去世。这14年里，他们养育了三个孩子：我堂姐，三堂哥，还有堂弟。二婶心情很好，据说，跟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黄连也能吃出甜味来。
陈先生受不了了，当即把粮票退回，回信只有八个大字：“诲尔谆谆，听尔渺渺。”信纸上有些水痕，不知是不是泪水。从此断绝交流。
小时候二伯和我说话，说着说着偶尔会望着眼前的空气发呆，眼里放出光来，蓝幽幽的。长大后我明白了，原来“心如死灰”的“灰”不是灰色的，是蓝色的，蓝幽幽的，像我夜里走山道时跟在身后的磷火，不声不响。
天早早就黑了，饭桌边坐满了大人，除了我爸和大伯，都是大学生。他们好像都不做正经行当，其中一位是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在县城街道福利五金厂生产削铅笔用的小刀；另一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在小队里记录粪水的桶数；而二伯研究的是古典文学，在海里抓鱼摸螃蟹。
其实我爸1952年也接到去人民大学上学的通知，只是银行的领导不肯放人，被截留在了漳州。这件事对我太重要了――不然我要到哪里去投胎呢。
桌上有煨刀豆，烤豆干，炖芥菜，还有煎鹅肝清蒸溪鱼。那些溪鱼下午我们到家时二伯刚从溪里拎回来，二伯把它们放在桶里，倒上清水，让它们游给我看。见到我，那些鱼眼睛瞪得圆溜溜的，和葱姜一块躺在盘子里了，还是不肯闭上眼睛。桌子正中是一大盘的烟鹅肉。真香啊，香得喉咙都颤抖起来。这些菜都是大伯做的。大伯说，家里这只大公鹅真好，十五六斤，肥瘦正合适，正好下高粱酒。地上摆着一队高粱酒，58度的。
在酒桌上，二伯是老大，大伯是老大的老大。我就站爸爸身边，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比老大们矮了几个头而已。
大学生们突然对我的酒量发生了兴趣。我当然没喝过酒。华东师大的从航空学院的手里接过酒瓶倒了满满一杯，坏笑着递给我。我接过酒杯，一仰头倒进了肚子里。呀，脑袋里立刻丁丁当当开起了铁匠铺。我赶忙捂上耳朵，跑到墙边，把右边耳朵抵在了黑黑的墙上，好像在听隔壁的人们说话。大学生们把嘴张大了，很礼貌地望着我。我堂伯方昌禄就是在那面墙的另一边把最后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大脑。他的母亲被保安大队乱枪射杀在他的身边。那几间房子都被烧光了，只剩了后背一面墙。
二婶进来了，说，你们这群大人啊，跟小孩子没两样！
她装了满满的一碗烟鹅肉，拉了一只小板凳让我坐下来，吃。吃完了，又装了一碗。我问她为什么不吃？她说，吃过了。见我望着她干裂的嘴唇，她下意识地伸手把嘴挡住了。这时，院子里那只母鹅叫唤了两声，二婶笑了：“你知道母灰鹅为啥要咬你屁股了吗？”
我点点头，打了个饱嗝。公鹅肉香啊。
爸爸他们三兄弟坐成一排，望着我笑。
见我酒后没有什么过于异常的举动，比如走路如在浪里行舟，或者面如熟螃蟹当场吟诗一首，大学生们有点纳闷，开始研究起我的酒量来，因为意见不统一，有人提议用实验验证一下，叫我再喝几杯。二婶一听，赶忙把我拉到隔壁找三堂哥和堂弟玩。
三堂哥大我两岁，堂弟小我一岁，他们盯着我的嘴巴，表情非常认真。原来，他们一块鹅肉也没吃到，一人只分到了半只鹅爪子。烟鹅肉香啊，香味排着队从我嘴里涌出来。后来我再也没吃过鹅肉，因为一见到鹅肉我就忍不住要想起当年他们兄弟那两张表情认真的脸，怎么也吃不下去。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大婶是否还在人间，大人们都不愿意提起大婶，每每问起，他们都向王学习，顾左右而言它，好像那是滴连膜都没有的水珠，无法触摸。有时我也想，也许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过她那么一个大活人，她的两个儿子都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到了这个人间，就是为了受苦。
姑婆活到了九十岁，把姑婆送上山后二婶再也不触摸锄头和扁担了，她搬到城里去了。她现在可以在全国各地自由来去不用再征求村里领导的意见，她甚至有了个人司机。钱在她的眼里，再也没有了可以压弯人脊背的分量，见人有难处，她会随手抽出一叠来，面带微笑，跟当年饿着肚子捞出米饭请人吃一样。不过谁要是想借钱娶老婆她是绝对不给的，这是我们家的另一条原则，因为你如果连自己都养不活如何再拖家带口，那岂不是拉人下水，害死人。
但她每年非得跟南京27中要属于她的那笔抚恤金。开始几年，27中记性挺好，每年都能及时把钱寄过来，只是时日一长人事变幻，后来的人难免懈怠。有人劝她别要了，反正也不是什么大钱。二婶生气了，她说，这钱是那条活跳跳的命换来的，怎么能不要，我就是要他们记住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别想忘记！
2008年清明，天气晴好，天上的云都是白的，高而且远，我、大哥和爸爸早早就赶到了云霄县城。高速公路真是好啊。
二婶坐在茶盘前，笑眯眯的。
因为我要写关于老家的小说，需要仔细了解近一百年来整个烟霞村的生理变化，爸爸决定陪我回烟霞仔细看看，看看墙头巷角那些弹孔，看看那些偶尔探出路面的九弯十八曲的长流水。
上车后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二婶也上了自己的车。
烟霞村体积庞大，计算人口得动用“万”做单位。这天正好是观音娘娘生日，整个村心广场都是香火，青烟把北边的天遮没了。观音娘娘率领全村大大小小的菩萨，端坐在广场中的凉亭内接受香火的熏陶。
广场上挤满了女人，大多丰乳肥臀，见到菩萨不管体积大小埋头便拜。
几乎没有老人，竟然没人认出我爸来。爸爸有些失落，因微笑而弯起的嘴角不经意间就平了。我问爸爸，为什么几乎见不到你的同龄人？爸爸给了我一个眼角：“你又装傻！你又不是不知道，当年饿坏了多少人。”
爸爸给端坐在凉亭正中拈着柳枝微笑的观音上了三柱香。他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好像在赞美观音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女性的外在美。我叉臂站在旁边侧着头看他。他不在意，也没有叫我向他学习，因为他知道，我从不给任何形式的神祗上香，我只给我家已经去世而且值得尊敬的长辈上香。
爸爸说完了，深深鞠了一躬。
爸爸带着我在村里四处游走，走着走着，老村子的模样渐渐清晰起来。走到观音亭，爸爸停下脚来，观音亭里空空如也，只剩一个香炉，有几枝香在冒着袅袅的青烟。我想起来了，拐过观音亭就是我们的家了。爸爸望着香炉说，当年他被解除公职时跑回了老家，不知何去何从，心中惶然，幸好檀木观音还没被砸作劈柴，于是他跑到屋后征求观音的意见。观音的答复是如果不想饿死，那就离开家乡到海澄去吧，至少那里有大片肥美的水稻田。爸爸接受了观音的劝告，果然没有饿死，甚至还为我那一生受苦的姐姐生下了四个弟弟。
爸爸眼里晃着水光。我的心尖略略有些疼痛，我转头望向观音亭背后的巷子里去。
啊，二婶正微微笑着向我走来，她手里还挎着一个年纪比她大不了多少的老太太。老太太的背已经驼了，满头白发，好像顶着一团乱雪，一张脸虽然比核桃光滑不了多少，但还保持着中秋月亮的基本轮廓。
老太太的眼光绕过我的身体向前走去：“小叔！小叔！”
爸爸回过头来，他的眼睛大了，直了。他咽了一下口水，一扯我的衣袖：“走！”
回身就走。他的脚步匆忙，有些碎乱，差点踩到了路边的一窝正在学习扒沙子的小鸡，结果母鸡非常不满，追在我们背后愤怒地叫唤了一阵。
“那就是阿扁的妈。”爸爸灌下了几杯茶水后才咬着牙说出话来，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
原来，大堂哥把他妈接回来一段时日了。
大婶没有再生孩子，但他们有一个养子，前两年，她的丈夫死了，儿子却不肯抚养她，人家说，我又不是你生的。最要命的是，他甚至连国外亲戚寄来的钱也不给她，说，那是我爹的钱，我是继承人，你不是。老太太一急，头发白透了。
其实大堂哥在日子过不下去时曾经去找过他妈妈，多少要一点东西，据说他妈的态度不是太友好，好像他不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大堂哥似乎不很在意，后来日子宽松了，时不时地也提点吃食去看他老妈。
爸爸说，二堂哥脊柱直，有志气，从不去求他妈，他说，她不要我，我也不要她！
二伯死后，二堂哥主动把自己变成了家里的柱子，很好地顶替了二伯留下的亏空。他跟着大伯下海打渔抓螃蟹。后来三堂哥长开了架子，他就带着三堂哥到海上去了，让大伯到城里卖早点多挣点钱。那时大家都穷，下海的人一夜之间多了，海面上都是小划子，眼里全盯着海里的活物。可海里的鱼蟹不是你想抓多少就有多少的，而群众又一贯相信暴力，于是厮斗自然无法避免。人家都是成熟的汉子，自然是要欺小的，而且下手都非常狠，每每薅住了就往死里打，打散架了随手往海里一丢，谁管你生死。所以他总得舍命护住三堂哥，经常被别村的船桨劈得头破血流，可是他脊柱直，挺得住，竟然打出了名气，只要他们站在船头嘶吼一声，人家就会调转船头划到远处去，把头顶的白云和脚下的海水留给他们兄弟俩。每回我想到一个二十出头比扁担高不了多少的毛头瘦小子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横握船桨双腿岔开挺立在一叶扁舟上作怒吼狮子状，心头难免怦怦乱跳血压急剧上升。
如今他也不下海了，因为没海可以下了，海水脏了，鱼蟹都不活了。他种地，种一亩多的旱田，他不靠天不靠地，也不靠亲戚和兄弟，他相信自己的双手，他认定可以在他名下的那一小块田地里扒拉出幸福的生活。我敬佩他，可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当农民从来与幸福生活不搭界，能填饱肚子就万幸了，从古至今，从南到北，莫不如此，农民做动词时的意思就是受苦。我不知道他的母亲是不是能接受他的想法。
爸爸说：“她早就不是我的大嫂了，你叫我怎么称呼她？”
我说：“你没必要躲开她，不管怎么说她也是阿扁他们的妈。五十年下来了，大家都是老人了，你看她那头白头发。她当年的确是不应该，可逃避总比落井下石好啊。”
爸爸愣了一下，他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又看了我好一会，终于点了点头。
漳江北边的山体高大，我们在漫山遍野的枇杷树林里找到了一条如受伤的蚯蚓一般趴在杂草丛中的小路，爬了上去。山路太长，左扭右拐，漳江和云霄盆地在眼睛里时隐时现，两条腿渐渐成了木头，心里不由得想起了上学前经常看的那本《离骚》，《离骚》的封面上挺着一个瘦进骨头的老男人，腰间拖着一根棍子，爸爸说，那叫剑，跟锄头柄不一样。老男人的胸前有两排字，竖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噢，路漫漫，路漫漫。
就在两腿快不肯撑住身子时，我看到了一棵熟悉的相思树，风沿着山坡跑上来，相思树的叶子醒了，上上下下翻动，仿佛要笑出声来。腿脚一下忘了酸胀的感觉。姑婆的坟就在相思树下。
姑婆的坟上野草一如既往的蓬勃。我们从不除她坟山上的草，因为那些草太精神了，而姑婆一贯注意个人形象。大伯的坟在姑婆的背后。站在姑婆的坟前望出去，山谷的北边是一片悬崖，二伯就埋在悬崖的半腰上，塞在一块大石头的腹肚下。
我们排着队上完了香，坐在姑婆坟前说话，边说边每人点了一支烟笑嘻嘻地放在姑婆的墓碑前。大家都很快活，似乎姑婆就坐在我们正中间。二堂哥提起一瓶高粱酒放在大伯的墓碑前，阿扁追过去：“打开打开！哈，爸就爱喝高粱酒，对，没错没错，58度的。”
想起烟鹅肉的香味，我起身点了一支香，插在大伯面前的香炉上。
到二伯的坟前是没有路的，我们砍荆棘攀石头，你拉我拽，总算攀了上去，一路惊叫不断。站在二伯坟前，汗水顺着裤管溜到鞋子里。
二伯的墓穴是乌枝公找的。为什么不埋在泥土里？乌枝公说，老二是活活气死的，棺材里装的，都是怨气，埋在土里会把坟包胀破的。当年他们根本无法把棺材抬上悬崖的半腰，但乌枝公有办法，他叫十来条大汉把二伯抬到山顶上，再用大绳坠下来。二伯的坟正对着将军山的山尖。眼睛跨过云霄盆地，我们看到了将军山上空有一堆白且肥大的云，慵懒放肆，仿佛刚走出酒家的干部，边走边剔着牙缝里的肉丝。想到云团底下有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的文化人正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举行什么文化节，我忍不住嘿嘿笑了两声。我知道，为了提高文化节的含金量，他们甚至把全县的青壮年神棍集中起来，身上套着跟戏班子租来的服装，在一个长辫子男人的指挥下，认真地苦练跪拜基本功。
二伯的墓碑只有四个字：“方正之墓。”简单，方正，不带泥水。
方正是陈中凡先生给他改的名，因为他的原名方昌镇给他带来的麻烦太多了，实在无法承受。
三堂哥说，二伯去世前那天晚上，叫他把所有的文稿搬出来，烧。因为不肯让人知道，就在床前烧，用铁锅烧，烧到天亮。铁锅就是大伯用来烟鹅肉的那口。他烧的最厚的那本叫《宋、金、元戏曲语词考释》，因为烧不透，还特意用手撕开了，结果手掌手指烫起了几个燎泡。他没哭。二伯侧卧在床上，一边咳嗽一边盯着锅里的火焰，咳一声，一口血。
三堂哥说，要是他能再多熬四个月就好了，至少死的时候能闭上眼睛，不用圆睁着双眼给装到棺材里。
上了香，烧了纸钱，大家放下心来边欣赏对面将军山顶那堆肥白的云团边随手抓个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塞进嘴里。肚子早就咕咕叫唤了，二伯是不会让孩子们饿肚子的。
二堂哥却顾不上吃，他挑来拣去，净挑一些柔软爽口的小食品，比如海澄的双糕润、漳州的麻糍，挑了一堆，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干净的食品袋，小心装了进去，扎好，递给他的小儿子：“这些带回去给你奶奶吃，她的牙口不好，不能吃硬的。”
2008-12-9
今天我四十周岁，哼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