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结核病曾经是高悬于人类头顶的利剑，是人类长期无法逃避的巨大威胁。在19世纪，结核病被称为“人类死亡之首”，当时每七例死亡中就有一例是结核病。结核病曾经是比天花和霍乱更恐怖的传染病，但也是被人类征服的经典案例，是科学与现代医学的伟大胜利。
人类与肺结核病抗争的历史非常久远，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在公元前就详细记载了肺结核病，确认肺结核是当时最流行的疾病，他同时指出肺结核的传染率和死亡率相当高，提醒医生出诊肺结核病人时要特别小心。至公元200年，古希腊与古罗马医生曾提出了多种针对肺结核病的治疗方案，如转地疗法、开放疗法、营养疗法等。当然，古人对病因和病理几乎一无所知，这些疗法也不可能十分有效。
中医界认为，中国人对肺结核病的描述始于《黄帝内经》，其中所述“传乘”之病的症状为：“大骨枯稿，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腘”。至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记载了“虚劳”之病，描述为：“手足烦热、盗汗、虚烦不得眠、马刀侠瘿”。按中医界的说法，这些症状与肺结核症状相似，虽不能说“传乘”和“虚劳”就是肺结核，但应包括肺结核。然而这些记载只是模糊地纪录了某些患者的虚弱性，没有准确描述肺结核病的典型症状和传染性，甚至没有提到肺。这显然不能算作中国人对肺结核病最早的记载，仅仅是牵强附会的美化而已。
一千多年过去了，直至公元1500年，西方传统医学对肺结核病没有更多的认识。既找不到病因也没能发现有效的治疗方法，肺结核病依然是威胁人类生命的恶魔。许多稀奇古怪的“药物”被人们用来治疗结核病，诸如狼肝、鸽粪、黄鼠狼血、活蜗牛、木溜油、洋地黄、鸦片、重金属等，可谓五花八门却又无一有效。
约公元610年的隋朝医书《诸病源候论》中记载了75种“虚劳”，其中有一种叫做“虚劳咳嗽候”，描述为：“虚劳而咳嗽者，腑脏气衰，邪伤于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胸背微痛，或惊悸烦满，或喘息上气，或咳逆唾血，此皆脏腑之咳也。然肺主于气，气之所行，通荣脏腑，故咳嗽俱入肺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描述近似于肺结核病的症状，总算和肺有了关系，但依然没有认识到传染性。
宋代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了痨病源于“瘵虫”之说：“诸证虽曰不同，其根多有虫。”但是他又主张在治疗方面主要以滋阴降火为主，没有进一步寻找“瘵虫”，也没有提到杀虫的方法。元朝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对肺痨做了进一步论述：“盖劳之由，因人之壮年，气血完聚，精液充满之际，不能保养性命，酒色是贪，日夜耽嗜，无有休息，以致耗散真元，虚败精液，……”强调了肺痨主要是内在因素导致的，并认为病机是“火盛金衰”。显然此时的中医意识到肺结核病的慢性消耗性特点，对病因的猜测则是完全错误的。朱丹溪认为治疗肺痨的用药原则是切忌大寒大热，这显然与有效治疗相去甚远。不知病因病理，自然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治疗。
1348年，元代医生葛可久写了中国第一部治疗肺痨的专著——《十药神书》。书中收载了十灰散、花蕊石散、独参汤、保和汤、保真汤、太平丸、沈香消化丸、润肺膏、白凤膏、补髓丹等10个专治肺痨的方剂，对用药步骤、方法及辨证加减均有说明，但他的思路是治疗虚劳吐血。
唐、宋、元时期虽陆续有医家提出肺痨乃“肺虫”或“瘵虫”所致，但因不能观察所见，此说仅仅停留于猜测，必然不会得到广泛认可。最为关键的是，中医没有意识到“虫”可能微小到人眼无法看到。对于肺结核病的传染性也是莫衷一是，在治疗上始终不能摆脱“补虚”大法。
公元1500年后，意大利医生Fracastoro论述了健康者与肺结核病人一起居住可发病，病人的衣服2年后仍有传染性，使用病人衣服可传染肺结核病。1720年，另一位意大利医生K·Marten提出肺结核病是由眼睛看不到的小生物引起的，这个猜测在当时虽无法证实，但已经明确表达了对微生物的初步认识。此后，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出台相关法令预防肺结核病，规定肺结核病人使用的衣物和家具都要烧掉，以避免传染。肺结核病由微小生物传染的观念在西方普遍被接受，这些都说明西方医学界对肺结核病的探索已经有了正确的方向，但此时还不知道病原体是什么，也不可能找到治疗肺结核病的有效药物。至明清两朝，中国医家主流观点认为肺痨的病因在于元气损耗、火盛金衰或肺虫所致，有人认为要补虚，也有人提出要杀虫。中医经过了近2000年的积累，对于肺痨的传染性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只是未能形成一致性的观点。由于中医历来不讲究实证，众说纷纭、纷争不休也成了中医的典型特征之一。由于对病因病理的错误猜测以及无法确定“肺虫”为何物，在治疗上自然也不可能找到有效的方法。明代医书《理应元鉴》总结治虚之经验，认为“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这成为后来中医治疗肺痨的原则，而追求缓解症状放弃探究病因也正是中医的特点。中医只观察到肺结核病的慢性消耗性、病人虚弱等特点，试图通过所谓补虚的方式进行治疗，结果当然是一事无成。虽然历代中国医书列举了数百种治疗肺痨的药物，无非是当归、黄芪、山药、麦冬等，但补虚一直无效，杀虫也是无的放矢，中医对肺痨始终束手无策。
公元1800年后，法国著名医生维尔曼（Villemin）进行了动物实验，把肺结核病人的痰液注入家兔的耳静脉中，一段时间后发现家兔肺中出现了结核病变，随后的动物实验也证明了肺结核病人的痰中有病原体。这一结果遭到了法国医学界传统势力的强烈质疑，但却引起了英国医学界的关注。英国政府派专家到法国学习，回到英国后反复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实验。1879年，英国人用无可辩驳的科学实验证明，肺结核病是由微生物感染导致的传染病。
西方医学界普遍接受了肺结核病是微生物感染的观念，但由于没有找到并分离出致病菌，对致病菌的特性一无所知，治疗药物的研究也就无从下手。直到十九世纪末，在人类各种疾病中结核的死亡率仍占首位。1882年欧洲各国的结核病死亡率约为每10万居民300例，中年死亡者中约有1/3至1/2是被结核病夺去生命的。肺结核病依然是肆虐欧洲大陆乃至全人类的凶魔，每天都有很多患者无奈地死去。但是，艰难的探索并未停止，医生和生物学家们顽强地坚持着，虽然谁也不知道距离成功还有多远。
真正的转机终于出现了。1882年3月24日晚，在德国柏林大学卫生研究所的一间图书室里，柏林生理学会的科学家们听取了一位医生的研究报告，他令人震惊地宣布了肺结核致病菌已经被发现，这名德国医生兼微生物学家叫做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当时在场的有一位年轻的医助，后来也成为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606”药物的发明人埃尔利希（Paul Ehrlich）。他回忆了那个难忘的时刻：“科赫当众作出一项宣布，这在人类一种最严重传染病的历史上是个转折点，它铺平了通向研究和控制疾病的新世纪的道路。科赫用清晰而简单扼要的语句，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结核病的病因，还提供了许多显微镜涂片和其他的物证。每一个听到那次讲演的人都被深深地感动了。我必须说，那一晚已作为我最重大的科学经历而长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对于传染病而言，找到病原体几乎是寻求有效治疗方法的必由之路。类似南美洲印第安人发现金鸡纳树皮能治疗疟疾的事情是极为罕见的，祖先并没有留下多少战胜疾病的方法。那时的欧洲医学界早已意识到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探索，而不是在古人的经验中去寻求答案。然而，科学的探索是极为艰辛的。可以想见，科赫宣布发现肺结核病致病菌的那个晚上必然要成为人类医学史上令人震撼的时刻。医生和微生物学家们意识到，结核杆菌既然已被发现，那么找到特效治疗方法的时间就不会太久了。战胜肺结核病的曙光终于出现了，这怎么能不令人振奋呢？
从哥廷根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科赫最初只是一名普通医生，在行医的经历中目睹了许多被传染病折磨甚至吞噬生命的患者。然而他却无能为力，因为没有人知道病因，更谈不上有效的治疗。令科赫不能忍受的是，他经常只能对患者和家属说几句安慰性的话，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但科赫没有忘记医生的天职，更没有采取误打误撞的胡乱治疗方法，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寻找肺结核病的真正致病原因。没有人要求他，也没有经费和资助，还好，他有一台新式的哈内显微镜。
在相当简陋的条件下，科赫孤立无援地顽强工作着。他用严密、系统的实验证明了炭疽杆菌就是炭疽病的病原体，同时也详细观察到了炭疽杆菌完整的发育过程。科赫发现了炭疽杆菌的“芽孢”，而“芽孢”可以使炭疽杆菌在恶劣环境下顽强地存活。这对于炭疽病的预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据此提出了对死于炭疽病的牲畜进行深埋和焚化的有效措施。在研究过程中，科赫还创造了至今还在普遍应用的经典细菌培养法——悬滴法。
来自穷乡僻壤的年轻医生科赫征服了许多赫赫有名的学者，他们对科赫的研究成果给予了认可和高度的评价。科赫并没有就此止步，他掌握了用不同染液给细菌染色的技术，并首创了显微摄影术。科赫终结了以往仅凭肉眼观察、文字描述或手绘图案而引起的种种争议和混乱，他的发明促使引起化脓的链球菌和葡萄球菌被发现。科赫成为了几乎与巴斯德齐名的微生物学家，并极大地促进了微生物学的发展。然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如何从许多混杂在一起的细菌中分离出纯种的细菌。
随后科赫就职于国家卫生署，并拥有了条件优越的实验室和充足的研究经费。在随后的研究中，科赫终于明白，必须使用固体培养基才能得到纯种细菌。他的实验室首创了至今仍然是最重要的细菌分离工具——琼脂肉汤固体培养基，这是细菌研究方法学上的革命性发明，标志着从此以后细菌的分离变得轻而易举。1881年第一届国际医学会议上，科赫做了关于纯菌培养的报告和示范。当时的微生物学权威巴斯德评价道：“这是一项伟大的进展。”
然而，对结核病菌的研究依然没有显著成果，无论是病理解剖和动物实验，人们只能观察到结核病灶，却找不到致病菌。此时的科赫已经意识到，特殊的感染一定是由特殊的微生物引起的，找到那个微生物并把其分离培养是进一步研究的必经之路。科赫用各种染料给病灶组织染色，历经无数次失败后，终于在次甲蓝溶液染色后的标本中发现了新的细菌。为了充分验证这个结果，科赫在柏林各个医院中寻找因结核病致死的病人遗体，采集了大量的病灶组织。在实验室中，科赫将结核组织注射到各种动物体内并染色观察。结果是令人兴奋的，患了结核病的动物体内都能看到那种细菌，而健康的动物体内是看不到的。
科赫即将为人类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距离成功越来越近了。而此时的中医们还不敢解剖尸体，也没有观察过因肺结核致死的病人的肺，当然也就没看到过结核病灶，更不用说在病灶组织中寻找致病菌了。中医依然在阴阳五行的错误理论基础上冥思苦想，提出了外感内伤、七情过用、脾肾之劳、火炎痰聚、纵欲多淫、阴虚肺热等数不清的猜测，但遗憾的是，始终没有一位中医用事实去证明自己的观点。
然而科赫一向是严谨的，他并没有草率宣布已经发现了结核病的致病菌。因为他在动物实验中注射的是病灶组织提取液，而不是纯净的那种细菌。他决定将那种细菌分离出来，培养成纯菌再注射给动物。科赫成功了，那种细条状的、弯曲的、被染成蓝色的细菌被命名为结核杆菌，至此，肺结核病的元凶终于被人类发现了。科赫的实验结果是无可辩驳的，他总结出的四条研究原则被称为“科赫法则”，直到今天仍然是医学微生物学的研究规范。
为了确认某种特定细菌为某种特定疾病的致病菌, 必须做到：
一、在同样的特殊疾病中都能发现同样的细菌；
二、能把这种细菌分离出来，并完成纯培养；
三、将纯菌接种给健康动物，能引起相同的疾病；
四、在接种纯菌而致病的动物身上，仍能取得同种细菌，并仍能在体外实现纯培养。
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线性因果关系链，一旦获得证据就无可辩驳。科赫总结出来的这四条原则经无数次验证并一直沿用至今，2003年4月16日，WHO宣布一种冠状病毒符合“科赫法则”的所有四条标准，SARS的病原体被发现。
科赫宣布成果的那个夜晚是令人震撼的，第二天，他做了完整的报告和演示。结束后，全场寂静无声，没有任何专家提出质疑。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一位大人物——欧洲医学泰斗、细胞病理学创始人微耳和，他一向看不起科赫，并多次强烈反对过科赫的观点。但这次微耳和却没有了嘲讽科赫的勇气，他默默地站起来离开了会场。对科赫如此缜密、系统和完美的研究，他无话可说。
《泰晤士报》很快刊发了科赫的研究成果，《纽约时报》等各大报刊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整个世界为之沸腾。人们期盼着科赫的研究成果将迅速催生出结核病的有效治疗方法。
在科赫的研究基础上，各国科学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法国科学家卡尔梅特和介朗分离出的牛型结核杆菌，每隔2~3周传代一次，经过230余代，历时13年。这株牛型结核菌完全失去了致病力，但依然保留了抗原性，注射后可产生免疫力。终于在1922年制成了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即著名的“卡介苗”，这种结核病预防疫苗一直广泛应用到现在。1943年，美国微生物学家瓦克斯曼成功提取了链霉素，对结核杆菌有非常好的抑制作用。随后，对氨基水杨酸、异烟肼和利福平相继被发明。结核病逐渐退出了流行病行列，科学终于战胜了病魔。
因为发现结核杆菌的伟大壮举，科赫荣获了19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因为发现链霉素，瓦克斯曼获得195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再看看中医，民国时期裘吉生（曾作为浙江省中医代表赴南京请愿，抗议废止中医。）著《三三医书·医学说约·痨瘵》云：“痨瘵者，阴虚内热不升，则痰与血病也，脉必数。干咳宜防火，喘息宜顺气，吐血咳痰宜凉血消痰，骨蒸劳热宜清，面赤足冷宜降，自汗盗汗宜敛，洒淅恶寒宜降热，腰疼骨软宜补元，梦遗鬼交宜补虚清心。”此时，中医对肺结核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2000年前，仅仅是症状的粗浅描述加治疗上的主观臆想。
直至今天，有些中医在肺结核病问题上依然沿用古人的错误观点，治疗上胡扯什么滋阴润肺、培土生金、温补脾肾、化痰祛瘀等稀奇古怪且没有事实依据的胡言乱语。中医治疗肺结核甚至还成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肺结核证候规律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研究》(2008ZX10005-010)，其研究结果更是可笑，在没有量化指标的前提下将肺结核病分为肺阴亏虚、阴虚火旺、气阴两虚、肺脾两虚、肺肾阴虚、肝火犯肺、肺气虚等37个所谓证候，并宣称为规范化治疗肺结核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对于肺结核，各种传统医学均不能找到真正的致病因素，也谈不上有效的治疗，肺结核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始终都是威胁人类的首要元凶。所幸科学催生出了现代医学，中西方的医学也就此分道扬镳。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现代医学采取了观察、实证、逻辑等科学方法，而中医依然靠的是毫无事实依据的主观臆测，二者天差地别是必然的结果。在结核杆菌被分离、纯培养以及接种感染这样的铁证面前，中医界依然坚持认为正气亏虚、肺肾两虚是肺结核的主要致病原因，死抱着《内经》中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种空话来应对所有疾病。
自科赫时代到现在的100多年里，肺结核已经被科学的力量逐步击退。但由于结核杆菌的耐药性以及部分地区医疗体系的不完备，肺结核还未能被彻底消灭，人类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威胁。但是，彻底战胜肺结核的任务只能由科学来完成，只能期待科学家们的努力，寄希望于祖宗的经验是荒唐可笑和愚顽不化的。
从人类与肺结核斗争的历史可以看出，现代医学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有效的医学，中医则是以主观臆测为主要方法的无效甚至有害的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