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路上，对面的人都按捺着兴奋。他无疑是害羞的，生怕别人看出他的激动，所以蜷着身子，专往视线的边远地带躲。本来就矮，缩头缩脑的样子，就更像树荫里一截盘虬的树根了。
中途，卖盒饭的来了。车子哐哐当当。推车的中年大嫂豪迈地驱逐着走道上支出来的腿：“盒饭十块！只卖一次，待会儿就没啦！”
“你饿不？”对面的人小心翼翼地问。
我朝他笑笑：“肚子不饿，眼睛饿。”车窗外一重山又一重山，欢快地跑了十几年，依旧是好看的。
半晌，餐车又推回来。喊声变了，口气依旧强硬：“盒饭五块！最后一次啦，不买就等着饿肚子吧！”
“这么快就降了一半。”对面的人讪讪地对我笑。显然他很想给我买一盒，但见我兴致不高，只顾沉醉在窗外的景致里，便噤了口。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缓慢最消极的火车了，是个站都停。
老河口东站到了，车厢顿时空了一半。老河口东在这趟旅途中绝对算是大站，要停靠20分钟。等我从窗外争吵蹦跳的小贩中回过神来，对面的人已经不见了。他什么时候下的车？我完全没注意到。担心了一会儿，他又悄无声息地回来了，手里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五个茶叶蛋。
我吃了两个，他吃了一个。剩下的两个在茶几上像演员冷了场。他确定我不再吃了，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收了起来。
这趟车从襄樊到安康。下一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谷城。
十五年了，车厢依旧面如菜色。十五年前就濒临淘汰的车，居然一直用到了现在。车厢壁和茶几上污渍斑驳，刮痕累累。车窗难以放下和抬起，尘屑像苔藓在滑轨里生了厚厚一层。这样的列车，如同缺乏关爱的继子，毫无希望地在铁轨上爬行，随时准备着为其它列车让道。可以想象，乘坐这趟车的，也只能是农民、工人、出自平民家庭的学生，以及像我这样的不名一文的人——我们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与其说是贫穷，倒不如说，命运在我们足下一泻千里，永远不会出现动人的转机。
就像这趟列车，十五年，一成不变。
十五年前，每逢假期，我坐这趟车回家；假期结束，坐它返校。
十五年后，载我回家的还是它。甚至列车员也还是那群懒洋洋的人——妙龄女孩变成了中年大妈；十五年时光绑在腰身上，沉甸甸的。
半个小时后，谷城火车站到了。按常理，我们是该出站台的。出了站台，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大马路，中途拐个弯，一段通往801厂的上坡路突兀而生。可是这样就绕远了。801厂的人，从来不走这条常规大道。他们选择走山路。
一条蜿蜒的小路自站台通往山梁深处。801厂就静卧在大山的褶皱里。
801厂的职工和家属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山路——除去雨雪天气，这山路使归途都变得静谧安宁起来。山路不长，但有些绕。翻过两座山头，801厂便隐隐在望了。
外人第一次来801厂，看见山路两旁都是苍松翠柏，会觉得这厂里的人生活在山水画里一般。其实不然。进入工厂家属区，你会发现这里同所有厂矿的家属区一样，林立着式样单一、面目晦暗的居民楼。目光远处是砖瓦楼群，墙壁赭红，这是七、八十年代的底色。近些的，就是水泥混凝土质地的了。新鲜的灰色不如陈旧的赭红色经看，但厂里的职工和家属还是希望住进灰色里。灰色代表更高一个阶级。
我家当然在赭红色里。那里面的房子全是一个格局：狭小的一室一厅，阳台堆满杂物，兼做厨房。卫生间两家共用。这样的居室，是别奢谈什么舒适的，不过是个吃喝拉撒睡的所在。
我和他寂寂地往家走，蔫头蔫脑地贴着墙跟。幸亏是正午，整座801厂都在午休，与熟人照面的尴尬因此略去。不是所有重逢都令人欣喜。
蹑手蹑脚上到三楼，他刚掏出钥匙，隔壁的房门突然打开了。
王婶胖了，十年前的鸡蛋脸摊成了荷包蛋。“桥桥回来了？”依然是十年前招呼我的方式，语气透着惊喜，“你爸爸早上5点多就起来去襄樊接你！”
得谢谢王婶的惊喜。这说明她并不介意我的过去。我恨不得让全厂人都知道，其实我是个良民。出那个事儿，纯属走路时被自己的屁冲了一跤。
二
那个和我一起回家的人，不是别人，他是我的父亲。现在，父亲收拾好工具，出去给一户人家打家具了。我留在家里睡了个午觉。家里的竹床都睡红了。原来每年夏天，傍晚时我便与父亲合伙将它抬下楼，父子二人挤在上面纳凉。我进去后，夏天睡在统一发放的草席上。草席被汗水浸湿后不会出现竹床的锈红，只会日渐酥松，最后沤出洞。
这一觉十分绵长，醒来时已近黄昏。
在襄北农场，午休也是有的。集体制的午休，十分短暂，醒来时常常感觉意犹未尽。年轻人总是能睡的，何况农场里每天都要劳动。遇到农活忙碌的时候，全身要连续酸上好几天。
坐在竹床上我清醒过来了。出来了，真的出来了。该做什么呢。我没有重获自由的喜悦，只有对未来的迷茫。或许该给父亲做一顿晚饭吧，可是我连家里的柴米油盐放在哪里都不晓得。
那，先整理一下自己的行李吧。其实能有什么行李呢。进去时两手空空，出来时多了一本纪念册。上面写着狱警真诚的祝福：走向新生——我的新生在哪里？
呆坐在板凳上，直到父亲回来。半个小时后，一顿丰盛的晚餐摆上了桌。酸豆角炒肉末，清炒蚕豆米，黄骨鱼汤。一大碗油盐饭。还有两个茶叶蛋，是火车上剩下的。
“吃完饭还要去吗？”我问父亲。
“嗯。可能很晚才回来。你先休息，不用等我。”
“怎么催得这么紧？”
“有活就做吧，哪里还轮到咱们挑三拣四。现在挣钱难，找我打家具的越来越少了。”父亲的口气有些沮丧，“都嫌我的样式老了。可是你知道，那些老式家具要多结实就有多结实。那些时兴花哨的玩意儿，用不了几天就到处出问题。”这倒是真的。家里摆的就是他结婚时自己打的家具。憨头憨脑的模样，却一直用到了今天。看它们的架势，再用十年还是风采依旧。
“要不我跟你学做木匠吧？”
“现在做木匠怕是养不活自己咧。如今都兴买成套的家具。你刚出来，先休息一段时间，想清楚自己该做点啥。”
“我也不知道。”20岁到30岁的十年里，我学会的唯一一项技能是农活，可是在这个偏居一隅的工厂里，我没有土地。
“哦，对了，”父亲掏出个东西递给我，“拿着。以后方便联系。”
“这是什么？”
“手机。”
“手机？”
“就是手提电话。你在里面待了十年，现在社会变起来像蚂蚱跳，好多东西你要慢慢知道。”
“怎么花钱买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责怪父亲。手提电话这种东西是我配有的吗？我是知道这个东西的，十几年前它还叫“大哥大”，不像现在这么小。上高中时，地理老师率先在全校买了一部，没事就举着那个硕大的“砖头”叽里呱啦，全校纷纷侧目。
“唉，现在手机可便宜了。两百就能买一个。”
原来如此。十年真空一样的生活，出来后，我感觉自己像个外星来客。
父亲出门后不久，下起了暴雨。我关上门窗。老房子，密闭性差，外面下雨，雨水便顺着窗架流淌一地。所幸雨很快就停了。把窗户推开，湿润的风灌进来，墙上的日历被撩拨得哗哗作响。看清楚了，2006年8月25日。闷热被吹散，五脏六腑里全是雨后的清新。此时再回忆往事，也有了一丝明净的底色。
三
该怎么讲述这个故事呢？或者说，我该如何启齿呢？这样的叙述，真是令人难堪。
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是武汉一所医学院的大学生。“天之骄子”。
十年后的此刻，我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社会渣滓”。
如果用法制报道惯用的笔触，我的叙述，是为了揭示“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是如何沦为阶下囚的。”
可是，请原谅我必须先从这座工厂谈起。我是这座工厂的衍生物。类似木耳与枯木的关系。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均与这座工厂唇齿相依。
801厂——当然这只是一个代号。用代号来指代的工厂有很多，它们大多是军工企业。可是，从我记事时起，801厂似乎同部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它是隶属于铁道部大桥局的一个工厂，全名叫谷城县桥梁工厂。但几乎没有人称呼它的全名。801，人们约定俗成地这样称呼它。简洁，利落。
大桥局总部设在武汉，因为修建了武汉长江大桥而名噪一时。之后大量分厂便触须一样向全国各地伸展。这些地方包括南京、郑州、九江、广州……它们都扎根在了城市里。惟独这个801，孤零零地落到了鄂西北的山坳之中——当时，鄂西北山区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为了支援“襄渝铁路线”的建设，801厂便顺应时势地诞生了。
这样的命运，让这座工厂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气质。
首先，它与地方有着难以消融的隔阂。对，“地方”。这是一个略带歧义的词汇。801的职工和家属，在内心绘出了楚河汉界，凡是厂外的一切，都属于“地方”。801是他们内心孤傲的疆域。
客观地说，这种隔阂首先是来自于地方的敌意。
工厂隶属于大桥局，主要的税务和收入当然归大桥局管理，地方几无油水可捞。七、八十年代，工厂效益正好，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红火。在一个贫穷封闭的山区小县，出手阔绰的801厂人理所当然遭人嫉恨。
工厂里的绝大部分职工来自武汉，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来到此处。可以想象，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他们，是无法融入落后茫昧的地方文化的，甚至，在面对当地土著时，他们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的最典型表现是婚恋。
工厂里鲜有人愿意和当地土著婚配。他们的首选是大桥局在其它大城市分厂的职工。这样便可以凭借婚姻，体面地返回城市。其次是内部消化。“吃国家公粮”在那个年代是一桩理直气壮的荣光。双职工享受的待遇更是优渥：分房，子女免费入托入学，公费医疗，大人小孩乘坐火车一律免票……连逢年过节发放的福利都是双份的——两大筐年货，两大箱水果，全家人再怎么使劲吃也吃不完，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烂掉。烂水果堆满了垃圾桶，发了酵的甜味笼罩着全厂，那浓郁刺鼻的味道里浸透着工人阶级最后的骄傲与自豪。
只有条件最差的光棍，才愿意娶当地女人为妻，而愿意嫁给当地男人的，多半是名节不清或家道落魄之极的女子。
报复很快就来了。地方电力部门经常给工厂断电。尤其在夏天，断电更是频频发生。通常的情形是：全厂家属区突然坠井似地漆黑一片，惊呼声随之四起。停电了！所有人都嚷嚷着走出房门，马路上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个狗日的，又要给电老虎喂肉了！
“喂肉”一般需要1个小时。电力恢复后，喧嚣的家属区重新安静下来，人人回家吹着电扇看着电视——在八、九十年代，看工厂自办的有线电视台播放的港台录像，是801厂人最热衷的消遣；有时，遇到职工结婚或子女考上大学之类的喜事，还会整晚整晚地播放“点歌台”。
停水也屡见不鲜。工厂用水来自当地的南河水库。南河是汉江的一条支流，起源于神农架。河水原本奔腾不息，厂里的小孩每年夏天都去那里游泳和抓螃蟹。自从上游修了水库后，河道便明显枯瘦，河水潺潺如泉水，有气无力地注入汉江。
夏天停水是一件令人万分恼火的事情。而且水的恢复不像电的恢复那么立杆见影，有时需要几天的斡旋和调解。其间工厂居民的生活用水，全靠去附近的农村挑。有热心肠的村民自己建的水井，免费给大家挑水，也有厉害的，身子叉在井边收费，一桶两角到四角不等。
这样的报复是官方的。更多的报复来自民间。
发生在地方青年和工厂青年之间的斗殴从未中止过，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残废几个，有时也会死人。这时工厂领导便如临大敌，反复向职工们敲警钟，叫他们管好旺盛青春无处发泄的子女。
再有，居住在工厂周围的一些农民，不时窜到工厂车间里偷盗一些物质拿出去变卖。起先是废铜烂铁，后来发展到直接拆卸机器零件。此类事情屡禁不止，工厂头痛之极却也毫无办法。也有直接偷到职工家里来的。一旦抓住，平时早就熟络的街坊邻居——多半是工厂里不同部门的职工——便一拥而上，一顿暴打。
801厂，就是这样一个既封闭又完善的小社会。子弟学校，幼儿园，职工医院，邮局，菜场，储蓄所，澡堂，食堂，这些都是有的。除了火葬厂，这座工厂完全可以承载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面临的一切。
自身机制的完备，使得工厂融入地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令人尴尬的是，工厂同武汉总部的关系始终是丝丝缕缕无法断绝的。工厂一切都靠总部调度，自己却身处交通不便的外地，远嫁的闺女一般，总部多少有些无暇顾及。因此，工厂的待遇和资源，同坐落在繁华城市里的其它分厂相比，显然又差了一截。这一切，都造就了801厂高不成低不就，既自负又自卑的心态。
拥有这种心态的人群里，也包括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有着一个异常动听的复姓：慕容。从我记事时起，周围就没人称呼她的全名慕容黎。他们都叫她慕容老师。关系亲昵的，就直呼慕容。
是的，想必你已经猜出，我的母亲是801厂子弟学校的一名教师。她教授初中语文，有时也兼带政治课。她的教学水准是得到同行和学生认可的。几乎每年她都可以拿到校际的一些教学奖励，有时还会在局里的教学竞赛中获奖。
母亲是怎么来到801厂的，我不太确定。但我可以想像当初“支援三线建设”的激情之火一定是在她的心里烧得一蹿一蹿的。而当初的这个决定，几乎让她的整个后半生都处在懊悔之中。
父亲进入工厂的轨迹却清晰可循。在801厂建厂初期，因为发展需要，会吸纳一些地方人员进入工厂。其实能提供给他们的，无非是些后勤配套的工作岗位，诸如水电工、木匠、花工等。这些岗位除了工资，几无奖金可拿，但对地方上的人来说，这依然是巨大的诱惑。进入国家体制，成为一名吃公粮的工人，是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的父亲，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进入801厂，成为一名木工房的木匠。
来自“地方”的父亲，尽管以正式工的身份进入了这家工厂，但工厂回馈给他的，只能是正式工的面目，而不是正式工的真情实意。工厂职工不会在心里将他的真实来历一笔勾销，他终究还是地方上的人。他所享受的情感待遇，同进入工厂之前毫无二致。
与此不同的是，父亲为数众多的，仍在地方艰难度日的亲朋好友，却将父亲视作了实打实的公家人。从此父亲的处境微妙起来：他身上负荷着亲朋好友的希望与嫉妒，成为一个可以依附可以索取的对象；而这样的负荷，显然是一个身处桥梁建筑工人外围的木工所难以承载的。卑微、疏离、有苦难诉——这样的心绪纠缠了父亲一辈子。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听上去像是一则奇谭。母亲来自武汉，子弟学校的教师，干部编制；身材高挑，气韵娴雅。而且，母亲不是那种声名狼藉的女人，她一直是端庄贤良、稳重自持的。即使在很多年后，这一点依然被人所称道。在外界看来，母亲和父亲这样的人走到一起，颇有些落难的意味。
我长大后，曾不怀好意地向母亲询问过这件事情。这样的询问是在试图挑拨离间，那时我觉得母亲对父亲的宽容实在是过了分。但母亲的反馈令我失望。她回忆多年前的事情时，语气平淡得像一缕云烟——去木工房找师傅做一根教鞭，就这样认识了。熟稔后，发现他心地善良，就渐渐走到了一起。
与母亲的云淡风轻不同，父亲回忆起当初的情景，整个人都是醉的。
父亲说，他第一次见到母亲，是在厂食堂。母亲穿着一条碎花裙排队打饭。那么多人，他一眼就看见了她，可是母亲的目光从未在他身上做过片刻的停留。父亲觉得这辈子都可能不会和她说上一句话了。
有一天，父亲正在上班，突然有人敲木工房的门。父亲看见母亲站在门口。她背对着阳光，长辫子浸成了金黄色，双腮上的绒毛一根根清晰可辨。她是来找他做教鞭的。她脆生生的普通话在父亲听来，简直如同天籁。父亲当时激动得都结巴了，他叫母亲次日来取。
父亲动了个心眼。第二天母亲再来时，父亲说昨天忘记问母亲想要什么颜色的了，所以没有擅自上漆。母亲想了想，说：“绿色的吧。”父亲让母亲隔一天再来。
一天之后，母亲再次来到木工房，父亲变戏法似地在母亲面前摆出一长溜教鞭。粗的细的长的短的，每一根都仔细刷了绿漆，绿漆外又镀了层清漆，父亲说这样就不容易掉色了。
母亲呆住了，好半天才抬起头看了父亲一眼。“就这一眼，”父亲笑着说，不知是得意还是无奈，“你妈妈就赖上了我。”
“妈妈赖上你？”我心想，倒像是妈在倒追你似的。我忍不住揶揄道：“爸，你魅力真大！”
我不知道母亲和父亲待在一起是什么感觉，但我和父亲在一起时，遇到的常常是层出不穷的尴尬。有时我惊讶于母亲钢铁一般的意志，她居然可以和父亲这种灰头土脸的人相安无事地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行。我缺乏母亲那样宽广的包容心。我觉得，我的成长史，几乎就是一部因父亲而蒙羞的历史。
四
最早的蒙羞可以追溯到幼儿园时代。我还记得，一群小朋友围坐在幼儿园草坪上，老师让大家轮流到草坪中央，模仿各自父亲工作时的形态，然后大家来猜职业。
有小朋友拿着一根树枝作教鞭，在空中指指点点。这是教师的子女。
有的拿起玩具听诊器。这是医生的子女。
有的坐在板凳上，双手圈成一个圆，左右转动，口里伴以鸣笛声。这是司机的子女。
……
轮到我了。
我曾经在木工房见过父亲干活。我最喜欢看的是父亲刨花。随着刨子的来回运动，刨花像浪花一样翻滚出来。疙疙瘩瘩的木头，收拾得像水面一样平整光溜。
我努力模仿着父亲干活的样子：左腿斜支，右腿跨在工作台上，弯腰，上身前倾，双手推着想象中的刨子。一下，一下，又一下。
众人皆呆。
老师问：“陆远桥，你在做什么？”
“……刨花。”
老师愣了一下，忍不住笑了：“哦——原来你爸爸是木工！刚开始我还以为你在磨菜刀。”
老师话音刚落，一个调皮的男生马上悠长地喊了一句——“磨剪子嘞镪菜刀！”众人顿时笑得东倒西歪。
在那个年代，时常会有师傅挑着一套镪刀磨剪子的行头，走街串巷，大声吆喝着“磨剪子嘞镪菜刀”以招揽生意。他们来自乡间，套着黑乎乎的围裙，风尘仆仆。这是一门又脏又吃力的手艺。
可是……可是老师为什么会把木工活与这样的手艺弄混淆？
虽然没有明确的鄙薄，但我还是感到了难堪。多年之后，我可以确定那只是老师的无心之语。但对当时的我而言，还很难冷静地分辨出那个拖得长长的“哦——”到底是恍然还是不以为然。
第二次蒙羞是小学时的一次家长会。班主任要求家长和子女一起参加。母亲因为忙于自己班级的家长会，所以参加这次家长会的是父亲。父亲在所有男家长中个子是最矮的，甚至比有些同学的母亲还要矮。我和他坐在第一排，感觉异常别扭。我从小就是班里个子最高的，早已习惯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突然坐到第一排，只觉得黑板上的字压得眼睛酸胀。我侧了身，决意不再看黑板，却发现身边的父亲居然只和我齐肩高。顿时我的后背一凉，仿佛身后无数嘲讽的目光已经贴上来了。
那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班主任让父亲到讲台前发言，谈谈教育子女的经验。事实上，平时一直是母亲在管我，父亲很少过问我的学业，他哪有什么经验可讲。父亲想推辞，可是来不及了，班主任已经走下讲台盛情邀请。家长和子女开始热烈鼓掌。这大概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面对大众讲话。
父亲整个人杵在讲台上像在打摆子。一开口就结巴了：“大，大家好。”接下来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父亲看着台下，我看着父亲，两人赛着冒汗。台下的笑声已快喷薄而出。班主任见状，连忙打圆场：“看来陆师傅没有准备好，那这次就算了，下次我们再聊吧。”父亲如梦初醒：“是是是。对不住大家，我也不知道该讲啥子，还是以后叫他妈来讲吧。”
回家路上，我跟在父亲后面，故意隔得远远的。我乜着他的背影，越看越矮。
进了屋，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对，对不起，爸给你出洋相了。”
我一肚子的郁闷不知道该如何发泄，毕竟他是我爸，于是一句完全不符合科学规律的话脱口而出：“每次吃饭总不停地叫我吃吃吃！你自己以后能不能每顿饭也多吃一碗，争取再长高一点儿！”
父亲愣了一下，大笑起来。我惊讶地看着他。他居然还笑得出来。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遭遇尴尬的频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认真严肃地思考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的问题。当然，也只能是想想。再不好的父亲，也是我唯一的父亲。
一个让你头痛的父亲倒也罢了。偏偏他在当地的一些亲戚也跑来兴风作浪。父亲双亲已故，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在谷城县北河镇务农。姑姑倒是个明理的人。她和爸爸一样，都沉默矮小，但勤劳踏实，不到迫不得已绝不给别人惹麻烦。大伯一家就很成问题。两个儿子整天偷鸡摸狗，农活双手不沾，在乡邻里口碑甚恶。
偏偏父亲一向持有“长兄若父”的观点。听父亲说，小时候他在南河里摸鱼，差点被淹死，是大伯救了他。命都是大伯拣的，所以父亲对大伯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可惜大伯实在缺乏长兄风范，时常利用父亲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他的两个儿子成了他的帮凶。
有一天，我在上学路上遇到大伯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堂兄虽是个农民，对流行事物的嗅觉却十分灵敏，801厂小青年中流行的喇叭裤飞机头蛤蟆镜他是一样不落。他似乎刚刚和人打过架，戴着掉了一个镜片的残疾蛤蟆镜，脖子上还有几条血道子。他一见我便飞奔过来，问我身上带钱了没有。
我答：“带了，不过等下要交校服费的。”堂兄叫我先把钱借给他，他急着买烟，等过几分钟储蓄所开门后就取钱还给我。烟买好后，他叫我在原地等着，他往储蓄所方向走去，说是给我取钱。我就傻傻地站在原地等了半个小时。眼看要迟到了，我只得撒腿朝学校跑去。坐在教室里，我还不死心。我以为堂兄取好钱后，会到教室来找我，所以课间休息时我也不敢去上厕所，生怕堂兄找来时看不到我的人。我一直忍到快放学，堂兄还没来。这时班主任已经开始收服装费了。我实在没办法，只好冲出教室，先去厕所把憋了一下午的小便解决掉，然后跑到教师办公室找母亲。
“别等了。”母亲听了我的叙述，叹了口气。“他不会来了。记住，以后不管大伯家的人找你要什么，一律说没有。”
可怕的事情还没完。
有一年，大伯找到父亲，再辗转通过母亲，送礼给校长，给长期赋闲在家又不愿种地的堂哥堂嫂，在学校的工地上谋了个搭建操场的活。两人来后根本不好好工作，旺盛的精力都消耗在扑克牌上。一天课间休息时，两人为了谁的牌技更臭而争吵起来。堂哥追着堂嫂打，只见两人满操场飞奔，大呼小叫，鸡飞狗跳，全校都跑出来看热闹。我在窗户边轻轻一瞥，一眼就发现了站在人群外，羞恼得满面通红的母亲。
一群男教师上前劝架，得到的回复竟然是“这是我老婆，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堂嫂见自己的男人被团团围住，立场立刻发生了180度转变。她推开众人，大喊：“不要动我男人！”
众人大跌眼镜：“那怎么行？他把你鼻子都打出血了。都什么时代了，还敢随便殴打妇女！”
“我的男人我乐意被他打！”
有老师揶揄这天造地设的一对：“还是得依法办事，该把他送到派出所去。”
“我操你妈！”堂嫂对着插话的老师，石破天惊地大吼一声。
众人哗然。
我坐在位子上，泪水在眼睛里打着转。在801厂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好事不出门，坏事转瞬之间便传得风生水起。蜚短流长是这个封闭体系的娱乐消遣之一。相信过不了多久，全班同学都会知道那开天辟地的一对男女就是陆远桥的堂哥堂嫂！
恼人的事情源源不断。大伯一家人总是能卡在工厂发放福利的时节闻风而动。他们大摇大摆空手而来，吃喝一番，然后拎着工厂发给父亲的福利，脑满肠肥地满载而归。有时我真是诧异，一个屋檐下怎么会长出这么极端的两种人。一个静默谦卑，用胸膛垫着别人的脊背；一个呼啸阴戾，践踏着别人的肩膀往上攀。
有一年冬天，大伯一家人突然又跑来了，说是到县城买东西顺路经过，看看弟弟和弟妹。家里菜不够，母亲马上跑去菜场买菜。他们大口吃着饭，大碗喝着酒，随地吐着痰，肆意抽着烟，搞得家里乌烟瘴气。深夜，父亲把这家活宝送下楼，母亲累得一下子瘫倒在地。父亲回家，恰好看见这一幕，连忙把母亲扶到床上歇息。母亲终于落了泪：“老陆，你回去给你大哥说一声，以后，别总是突然袭击。我又要上班，又要给他们做饭，真的很累啊！”母亲很少有这样的抱怨。以她的性格，纵然再恨再恼，也不肯轻易流露，这一次真是忍到极限了。
“好的好的。”父亲一边忙不迭地应声，一边打扫残局。整个过程他都羞惭地低着头，好像大伯的过错是他犯下的。
其实，父亲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试图与母亲达成精神生活的和谐，可惜终究心力不济。父亲没有太多文化，对文化却非常推崇。他一直在努力使自己风雅起来，可惜画虎不成反类犬。母亲显然也清楚父亲身上没有多少可供我学习的地方，于是她在离开谷城前，反复叮嘱我，要多向宋老师请教，要多借鉴宋老师身上的优点。
这倒是真的。同宋老师比起来，父亲显得乏味、贫瘠，甚至穿衣走路都透着平庸的意味。
父亲所有的天赋和精彩，全在手艺活里。
我注意到父亲这一点，是在高一暑假。
“木匠手中无烂木。”父亲常常对我说。那一年暑假，厂里进了一批搭脚手架的毛竹，剩下的残次品就堆在路边任其腐烂。父亲见了，心疼不已，陆陆续续将它们拾了回来。
每天吃罢晚饭，父亲就下楼，借着路灯和月光，专心对付那些竹子。我偶尔会下楼看看他的进展。那天我切了一片西瓜，走下楼带给父亲。月光下，我看见父亲将一根竹子搁在腿上，左手持竹，右手握刀。刮完青去完节，一刀划过，一劈两半。劈篾时，刀经过的地方，就有一条竹篾象柔软的丝在跳跃。他的眼睛并不看手下的刀，完全是凭着手感在动作，竹篾却那样听话，柔顺地在他手中舞动。我走到父亲对面，他的脸被竹篾分割成一块一块的，橘黄的灯光在其间频闪。竹篾最终被破成粗细均匀、厚薄一致的竹片和竹丝。父亲将竹片和竹丝互相插扭，经篾纬丝顺滑如行云流水，而他始终是成竹在胸、沉迷其中的神态。窄小的街，不时有纳凉的行人过来围观，父亲却浑然不觉。他心无旁骛，凝注于指尖的游弋。平庸无奇的面庞，因双眸中专注沉着的光芒，传递出兴盛蓬勃的气息。
我看得呆了。手上的那片西瓜，就一直端在手里。
这是父亲擅长的疆域。这是属于他的天地。他在里面飞扬驰骋，尽享欢愉。
——当然，这也只是一瞬间的辉煌。当手中的活计收了工，父亲便重新回到疲沓谦卑的状态里。
我意识到了父亲的可贵之处。可是，这些并没有被他自己所察觉。父亲始终觉得自己的这门手艺不合时宜，是上不得台面的。他还是希望我能跟着宋老师学一些“高雅的有文化的”东西。而他自己对那些高雅的玩意儿，也同样跃跃欲试。
在宋老师的指导下，我学会了下围棋，然后我教会了父亲。父亲成了我在那个征战欲亢奋的年月里最多的笔谈对象。父亲的水平实在太臭，我经常要让他六子甚至十二子。即便如此，他还是经常一败涂地。父亲身材粗短，手指却纤细瘦长，这十根手指玩木头玩得精彩绝伦，却伺候不好光滑玲珑的棋子。父亲怎么也学不会用中指和食指拈棋子，他总是用拇指和食指捉住棋子，然后重重按下，其架势和力道像在木板上按下一枚图钉。每次看见这一幕，我都要在心里叹气，虽然父亲在手艺活上是天才，但在其它方面，他确实是一窍不通、无可救药的。母亲和只会做手艺活的父亲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真是需要极强的耐心呢。
我一直以为母亲是逆来顺受的，但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母亲虽然表面上对父亲极尽谦和包容，却在暗地里做着调回武汉的工作。一次，我无意中在母亲办公室的抽屉里发现母亲与武汉亲朋好友来往的信笺和便条、往返武汉的票根，以及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图。母亲每年获奖的证书也被小心翼翼地保管着，它们装在一个纸盒子里，砖头一样厚厚一摞，我想母亲认为它们足以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这些证书，同时具备了叩门砖的面目与性质。不难想像，在这些蛛丝马迹背后，匍匐的是母亲一次次回武汉找要害人物打通关系的艰难努力。很多年后我回想起来，这真是一种天真而无望的努力，就像母亲自己后来告诉我的，没用的，这些奖励证书其实都不及领导的一句话一个条子。
大概一年后，母亲的努力也被父亲发现了。那一年国庆节，母亲撇下一家人返回武汉。大概是做通了一些工作，调动的事情有了眉目，再回到谷城，母亲眉眼里的笑意掖都掖不住。那一次，母亲给我捎回来一个军帽，那是当时小学生中最流行的东西。母亲帮我戴上，信誓旦旦地说：“桥桥，妈妈总有一天要把你弄到武汉去，可不能在这个山沟里窝一辈子。”母亲的兴奋感染了我，我也莫名地激动起来。我戴着军帽，昂首挺胸，好像明天就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武汉的马路上。
父亲察觉到了母亲的异样，那段时间他经常莫名地陷入沉思。房子隔音效果不好。半夜我听见父母在说话。黑暗里，他们的嗓音被刻意压低，但依然可以辨出个大概。父亲对母亲说：“知道你想走，我其实也是希望你能走成的，窝在这里，我晓得你心不甘……只是你走了以后，可得经常带桥桥回来看我。”
妈妈似乎是在哭：“老陆，真是对不住你。”
——那深夜里的哭泣声至今回想起来依然令我动容。母亲当时的努力是收到了成效的，只是希望像种子一样种下，一直拖到三年后才破土而出。或许是手续确实繁琐难办，或许是掌握玄机的人希望将线拉得再长一些，总之，母亲在三年后才真正走成。
五
母亲离开谷城前，我们一家三口就居住在家属区一套狭小的一室一厅里。我睡外厅，父母睡在里间。是一楼。阴暗。潮湿。憋闷。地面永远处在一种汗涔涔的状态。卫生间两家公用，因为常年见不到阳光，鼻涕虫闲庭信步，蟑螂神出鬼没。
本来我们家是有机会闯入灰色的新楼群的，却因父亲的一次自作聪明而失去了机会。厂里建好新家属楼后给每家打分，按照分数高低来决定新房的归属。我家的总分排名虽算不上十分靠前，但也有机会排上队。但在新居民楼建好前一年，父亲看了省报屁股上一则关于房改的新闻，那可能是社会上关于房改的最早报道了。报道中说取消企业福利分房势在必行，今后拥有房屋产权必须自筹资金购买。
父亲一厢情愿地认定那是中央传递给他的讯号。既然买房子的钱咱家肯定出不起，不如趁政策尚未出台，免费换一套楼层和朝向更好的。母亲则一心忙于调动，考虑到万一自己调动成功，那新房子也肯定没戏，倒不如如父亲所设想的，换一套条件好一些的房子，于是同意了父亲的决定。
父亲写了申请，如愿换到了三楼。一年后，新居民楼建好了。我家因为这次换房，自动失去了竞争新房的资格。而入住新房的人，也没有像父亲所想像的那样需要自己掏一大部分钱。父亲眼睁睁地看着很多工龄比他低的人搬进了新房，而自己却搬进了一个位于三楼的同样规格的小一室一厅。“换汤不换药”说的就是这种事。父亲懊悔之极。
“厂领导也太不重视中央的信息了，”他在饭桌上对我们说，“中央明明就是在提醒大家以后不要再搞什么福利分房了。”
“算了，老陆。”母亲安慰他，“别放在心上了。这个三楼的房子也蛮好的。”
不管父亲在家里做什么决定，母亲都很少投反对票，而这一次母亲对父亲的宽慰，几乎到了纵容的地步，连我都快看不下去了。事实上，这么些年里，母亲对父亲唯一的抗拒，就是对大伯一家人的排斥。母亲心里发了狠，再不伺候那些人了。当大伯一家人又毫无征兆地降临在我家门口时，母亲就把我一牵，去吃食堂，然后在学校办公室里待到晚上十点。估计那些人走了，才和我摸黑走回家。通常这时家里已经被父亲清扫干净，但空气中仍然残留着白酒和油炸花生米的气味。
可是，房子的事情不像躲避大伯一家人那样轻巧。错过这次机会，也就意味着我们一家人一辈子都要像寄居蟹一样窝在这间狭小的房子里了。沮丧过后，我对父亲的解释产生了怀疑。尽管才十岁出头，但我已经预感到，即使父亲不多此一举，我们家也得不到两室一厅的新房子。制定规则的人深谙规则从来都是流水的性质，总能巧妙地将父亲和与父亲类似的那群人绕过去。与新房子擦肩而过的懊悔，其实是源于父亲一厢情愿的天真。
讽刺的是，时间证明父亲当年的预感其实是正确的。今天，福利分房的说法早已灰飞烟灭。预感来得太早的父亲，却成为当时的一个笑柄。
为了缓解家庭的拥挤状况，父亲又想出了一个点子——他真的是蛮喜欢动脑子的，虽然绝大多数点子都臭不可闻——他决定将房顶用来储放杂物的暗层改造成一个阁楼。此举让周围邻居大惊失色。“太不安全了！”他们纷纷劝他。“老陆啊，那个小暗层，丁点儿粗的钢梁，怎么撑得住一个阁楼？！”
母亲看看房顶，再看看父亲，再次默许了他的决定。她对质疑的邻居说：“老陆做事还是可靠的，他既然有这样的想法，心里肯定是有谱的。”
作为一个木匠，父亲对建筑似乎也有一些天分。他对自己的规划充满信心。
不得不承认，这是父亲一生中颇具风华的一笔。
两个月后，阁楼盖好了。
父亲动用了电钻和钢梁，牢牢加固了暗层的受力面。一排刷了清漆的宽木板有效延伸了暗层的空间，每块木板都被大号螺丝铆在墙壁上。引申面用了木栅栏作防护。他在阁楼里安下了一张床，一个桌子，若干个木箱子。小小的暗层，俨然成了一个独立的新房间。只是上去颇费周折，必须动用梯子。
除了父亲，没人敢爬梯子上去，更没人敢在那座“空中楼阁”里面睡觉。但父亲就敢。他做的东西他自己心里有数。他站在上面，不顾我和母亲的担忧，表演似地跳来跳去。夜晚他就睡在阁楼里面。他睡得鼾声四起。
事实上，阁楼比大家想象的要结实得多。十几年后的今天，它依然完好无损。当时这个阁楼几乎成为801厂的样板工程。同样蜗居在赭红色楼群里的工人阶级兄弟，纷纷登门取经。很快，很多户人家都自建了这样的阁楼，居住困境因此大为缓解。厂领导也懒得过问这股自建风——一堆无人问津的老房子，你们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
阁楼的面世，将父母分居的秘密暴露出来。之前父亲和母亲一直睡在里间。阁楼修好后，两人就再没在同一张床上睡过觉。讶异归讶异，更多的是顿悟。敢情父亲和母亲同床异梦已经很久。
印象中父母最后一次闹别扭，发生在阁楼建好半年后。那天母亲从学校带回一张水彩画，画里是竹子。是宋老师的手笔。母亲觉得挺雅致，便将画裱了，挂在客厅里。灰暗的家里顿时有了一丝绿意。
父亲不知是受了启发还是受了刺激，突然就迷上了种植花草。他在工厂的花房里，找花工要了好些幼苗，一盆盆地带回家。牡丹月季菊花居多，也有文竹和茶花。家里本来就小，这些花花草草一旦驻扎其中，人便几乎无处落脚。母亲虽不说话，但脸上写满了苦不堪言。父亲知趣，将这些花草都转移到了阳台上。一天，母亲在阳台炒好一盘四季豆，刚一转身就让十面埋伏的花盆给绊了一下，四季豆撒了一地。母亲悲从中来，饭也不做了，把盘子往桌上一搁，转身就将阳台上的花草往楼下搬。父亲慌了神，阻止也不是，帮忙也不是。母亲将那些花盆都撂到楼下的空地上，眼角挂着泪回到家。
母亲用这种方式，彻底否定了父亲的附庸风雅。
父亲坐在家里，呆若木鸡。母亲冷静了一会儿，起身回到阳台，将摔了一地的菜清扫干净，又重新炒了一盘端上来。母亲进进出出的时候，父亲一直在轻声叹气。
他们闹别扭的表征就是如此奇特。与其他家庭里女人的呼天抢地男人的拳脚相加等常规模式截然不同，他们闹别扭通常是这样的：母亲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不置一言，父亲在一旁用抒情哀怨的语调轻叹。这样的格局，很容易让人相信是沉默的母亲在理，而父亲的声声不断，倒像是在试图博取他人的同情。
没过几天，那些被逐出家门的花花草草就被清洁工收拾走了。
六
我上初二时，母亲终于调动成功。遗憾的是，尽管她竭尽全力，却依然没有办法解决我的户口问题。她只身一人返回了武汉，在汉阳区的一所中学教书。
父母开始了长期两地分居的生活——其实即使在一个屋檐下，他们也早已分居。奇怪的是，这种游离状态，并没有损坏他们的婚姻关系，相反，他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密了。每逢假期，母亲就往谷城跑；父亲则因为我的留下，眉眼都舒展了。此时再回想起那个深夜里父亲的请求和母亲的哭泣，不知他们会不会同我一样，多少会觉得当时的悲情其实有点好笑。
刚开始，因为没能和母亲一起走成，我有了一种被遗弃的挫败感。但母亲临走前的一番话，又把我的希望重新点燃——“母亲实在没有能力把你弄回武汉了。好好学习，宋老师会辅导你的。将来考上武汉的一所大学，这样就能和母亲团聚了。”
正如母亲所叮嘱的，我同宋老师越走越近了。宋老师真诚地响应着母亲的委托，对我特别照顾。倒是父亲，对宋老师一直不咸不淡的。父亲当然不希望我和宋老师走得太近。我猜想他是有点害怕宋老师将我从他身边抢走。但他也希望我能跟着宋老师多学点东西。801厂里工人居多，像宋老师这样有文化又热心的人是罕见的。父亲就抱着情感上排斥、理智上支持的心态，目睹我和宋老师越来越熟络。
宋老师在初中部教英语，大母亲七、八岁的样子，是子弟学校颇有声望的英语教师。虽然他和我母亲同为初中部教师，但来往并不密切，也就是见面点点头，打声招呼，简单寒暄几句的程度。都是有点矜持的人，来往便也是克制的、有分寸的。宋老师和母亲的境遇有些相似，我想这大概是宋老师愿意辅导我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自己也争气，宋老师说我“有培养前途”。教师总是有一点职业性的挑剔，对有希望的学生还是上心一些。
和父亲完全不同，宋老师是个雅趣盎然的人。文学、围棋、绘画他都有一手。在子弟学校的教师队伍里，真正的大学毕业生很少，大多是师专或中师毕业的，宋老师却是实打实的大学生。他早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之所以落到这个山沟里，听母亲说，完全是因为当年所谓的政治错误。据说他和一个台湾亲戚有联络，被人检举揪了出来，把他发配到这个山沟来教书已经算对他客气的了。
宋老师走在801厂里，很有点超尘拔俗的味道。他是个高大清爽的人，面部棱角分明，五官跟模子刻出来的似的。他的眉眼有些意思：眼窝轻微凹陷，眼白泛青，睫毛长长翘翘，根根茁壮分明，衬得眉弓愈发醒目，加上眉毛深浓，真是有点像电视里的外国人——按当时的说法，这叫长得“洋气”。
宋老师被公认是子弟学校里最倒霉的一个教师。他的爱人是轨枕车间的技术员，两人结婚还没两年他爱人就出了事。那天他爱人在车间里检查轨枕质量，身后一束用铁丝绑扎得牢牢实实的钢管，突然把铁丝绷断了。钢管反弹过来，击中她的后脑，人当场就昏死过去，之后再也没有醒来。那时还没有“植物人”的说法。很多年后大家回想起来，宋老师的爱人其实就是个“植物人”。
宋老师照顾昏迷了的爱人长达六年之久。六年里他爱人居然一直没生褥疮，这被职工医院的医护人员视为奇迹。但更大的奇迹并未出现。六年后，他爱人死于呼吸系统感染，而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宋老师，也已褪尽了青春华彩。
很多人在背后议论，说宋老师妻子的死对他来说不啻为一桩幸事。大家都相信他的霉运会随着妻子的死亡而结束。而且这时政治成分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被人看重了，以宋老师的条件，想再婚并不难，还有得挑。
但老天又给宋老师开了个玩笑。妻子去世不久，岳母突发脑溢血，宋老师又迎来一个偏瘫患者。
两年后，宋老师的岳母去世。
八年。抗日战争都打完了。宋老师最好的年华全赔了进去，他被磨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眉宇间笼罩着雾霭。工厂里有热衷算命的人说宋老师八字克妻，天生就是个孤老命。不知道是不是被这样的传闻吓住了，再没有人给宋老师介绍对象，而宋老师似乎也无意续弦。与母亲不同，宋老师从来就没有想过返回城市。或许他也知道自己回不去。他就这么安之若素、简简单单地活着。不抱希望，也不绝望。认真上班，下班就窝在家里。在大家心目中，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他只是一个“教师”。
记得有一年端午节，我在去澡堂的路上看见宋老师在食堂买了几个粽子。他边走边拆开吃，大概是噎着了，神情仓惶地到处找自来水管。我突然觉得宋老师真是很可怜。
母亲离开谷城后，我失去了最好的玩伴和朋友。与父亲又实在玩不到一起去，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宋老师这个时候的出现，就像一场及时的心理慰藉，令我重新振作起来。
或许是经历过于坎坷，宋老师在外面始终是稳重沉默的。但在我面前，宋老师焕发出了另一种神采，甚至显露出了一丝并不符合他的年龄和身份的孩子气。我还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素朴洁净的房间，像医院一样冰凉。他家也在赭红色楼群里，和我家规格一样的一室一厅，但因为是独居，所以倒显得有些宽敞。空气里有隐约的药味，大概是因为家里曾经有病人长期卧床，这味道已渗透到砖瓦里，消不掉的了。书柜里装满了教科书和文艺类书籍，书有的横着放，有的竖着放，有的抻着两条腿，代表着正在阅读的状态。桌面上是一摞从厂图书室借的杂志，《人民文学》、《十月》什么的。宋老师从橱柜里掏出一听麦乳精。我喝了一杯，他又给我冲一杯。我喝完第二杯，他马上再续上一杯。“我，我真的喝不下了。”我对宋老师说。此时宋老师的眼神已经不对，他一歪头——我真是万分惊诧已经四十多岁的他居然还有一歪头的天真——笑容近乎明媚：“其实麦乳精干吃特别好吃，比冲的还好吃。我常常偷偷这样吃，不信你也尝尝？”
我顿时感觉毛骨悚然。宋老师的表现有悖常理。这是一种父母对幼子才有的故作天真。我知道宋老师是没有孩子的。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他将我视为他的孩子。我只能是我父亲的孩子，尽管我并不崇拜他。
再者，宋老师所言的“偷偷这样吃”让人感觉蹊跷。他家里就他一个人，根本不会有旁人监看他，也不知这“偷偷”二字从何而来？难道他妻子和岳母还在家里阴魂不散？我决定再也不来宋老师家了，以后还是在办公室里向他请教问题吧。
七
在801厂，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轨迹是相似的。小学是孩子们无忧的乐园，挥舞书包呼啸成群。初中生里，极少有人想上高中考大学，读个大桥局自己办的桥梁技校，毕业后回厂当工人，吃喝不愁，过过小日子完全没问题。成绩好些的，则更乐于考同样是大桥局自己办的桥梁中专，毕业后回厂当个技术员，工作之余念个函大电大，慢慢往上提，朝干部的方向走。理想在这里连奢侈品都不是，它根本就不存在。
窗户是被宋老师推开的。
他带我们班的英语课，他喜欢用幻灯片来练习大家的口语。幻灯片里的风景让我们大开眼界。有一次，幻灯片里是武汉的英语简介：长江大桥，武汉三镇——“别看人家是镇，可是人家一个镇比咱们这个县城大10倍都不止！”宋老师说。大家不禁咋舌，这镇也太大了吧，每天上学还不得走死？又陆续见到了武汉大学的樱花、华中师范大学的桂花、中山大学的棕榈……“你们以为801就是整个天与地么？读个技校，回厂做个工人，把父母走过的路再走一遍，你们觉得这样有意思么！你们看看这些大学，光校园的面积，就比我们厂大一倍都不止。”这下大家更吃惊了。平素我们总在抱怨801厂实在太大了，上学、去澡堂洗澡、去食堂买馒头，骑自行车都要骑那么久。没想到，居然有比801厂还要大的学校！而且那些学校里什么都有：高大明亮的图书馆（厂里只有一个图书室），宽敞规范的操场（厂里锻炼全靠在马路上撒足狂奔），甚至还有游泳池（厂里的大人小孩都在南河里游泳）——天，这么一比较，这个被视作安乐窝的801厂其实什么都不是！
我坐在板凳上，心里像沸腾了一样不停翻滚。我感觉十分难受。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亢奋的状态持续了好几天。几天里，吃不好，睡不好，心头酸胀，总想大喝一声。一天上课时，我开始感觉肚子不舒服。第二天，腹痛开始加剧，还伴有发烧。宋老师感觉我不对，把我背到了厂医院。
我靠在宋老师的后背上，奇特的馨香扑进鼻子里。像是香皂的芳香，又像是茉莉花茶的清香。是同父亲身上木质和油漆混合的气味迥然相异的味道。我也发现，宋老师的头发里，已经掺杂了一些白发。
给我看病的是职工医院的老医生。他简单地给我做了触诊，就诊断我是急性阑尾炎。
“您就这么摸摸，就知道是阑尾炎？”宋老师和我一样感觉不可思议。
老医生笃定地笑：“症状和体征都很典型，麦氏点压痛和反跳痛都很明显。”
真是神奇。老医生说先查个血象，很可能要动手术，这让我不禁害怕起来。老医生还是笑眯眯的：“不要怕，一个小手术，爷爷之前已经做过好多次这种手术了。”
父亲还未赶到，宋老师背着我去做检查。我尽管肚子很疼，人也在发烧，但靠在宋老师背上，却感觉无比熨帖。我忍不住说：“做医生好有意思啊。我以后也要做医生。”我的语气是羞怯的。一直以来，我羞于对他人谈及自己内心的想法。是宋老师身上安妥镇静的气息，消融了我的胆怯。
宋老师淡淡地笑，鼓励我道：“要做医生，就得读医学院。你一定能行的。”
父亲到了。术前谈话、签字，一切按部就班。父亲和宋老师看着我推进手术室，脸上的担心如出一辙。
我醒来时，已是在病房里。药水匀速地滴落。父亲和宋老师一个站在左边，一个站在右边。
看见我醒了，宋老师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局外人身份。他讪讪地对父亲笑笑，嘱咐了几句术后注意事项，便静静地推门离去。很多年之后，当我回想起这一幕，想起宋老师眼中的不舍、难堪，甚至是委屈，陷落在暮色般的恓惶里，我仍是忍不住想要落泪。
我在病床上，把之前告诉宋老师的话复述给父亲。与宋老师的平静不同，父亲几乎是被电击了一般呆望了我好一会儿。我怯怯地喊一声“爸”，父亲才猛然回过神来。他一反常态像个孩子一般手舞足蹈着：“哈哈，我儿子以后要做医生！”我正要制止，一个护士恰好推门进来。父亲未能及时收势，挥舞的双手僵在了空中。我害臊地闭上了眼睛。
八
中考时我考了个很体面的分数，顺利考取了襄樊五中。我离母亲设定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中考成绩是宋老师帮我拿的。在他的办公室里，宋老师把成绩单放在我手心：“以后我辅导不了你了，你要靠自己去努力了。”我接过成绩单，开心地笑着。宋老师注视着我，眼珠完全定住了。我明显地察觉到，一种失控的情绪正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潜滋暗长、酝酿发酵。宋老师的举止突然亲昵起来。他抱住我，力气越来越大。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难堪。这样的举止，几近狎昵，已然超越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界限。我甚至看见了宋老师眼中的泪光——对我来说，这近乎耻了。我挣扎着跑走了。
同样高兴得失态的还有父亲。父亲拿着成绩单兴奋得像个孩子，还专门做了一桌好菜，自斟自饮。父亲的兴奋让我有些莫名其妙。考上重点高中又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倒是这桌菜确实挺好吃的。
上高中了。我心无旁骛，除了学习什么都不懂。有这样的心态，成绩不好都难。这时，我所学到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越了父亲的知识范畴，我们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每次回家他只有一句话，反反复复地说：多吃点，吃好点，不要委屈了自己。
他没多少钱的。家里除了他自己做的家具和竹器，还有什么呢？一台黑白电视机。就这了。什么叫极简生存？这大概就是。
但哪怕荷包里只有一块钱，他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我。
他一直在努力挣钱。这种努力随着我进入高中，变得愈发显著。家里的经济情况因为父亲的努力明显在渐渐好转。那时，家家都买木材找父亲定制家具。父亲收费不高，作出的样式也是大家都认可的四平八稳的风格。父亲就是靠着一朵朵刨花、一枚枚钉子，日积月累，攒足了我的大学学费。
我每个月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坐那趟襄樊到安康的列车。坐的次数多，和这趟车几乎成了朋友，甚至每个车厢的服务员都面熟了。破破烂烂的车，我当时自然不会想到它会一直用到我年届三十。
在家里休息一个周末，改善下生活，带上换洗衣服，周日下午再坐车返回襄樊。我还记得高一期末考试之前的一次返校。六月，气温像西瓜一样熟了，我靠窗坐着，不停地出汗。父亲一边问我渴不渴，一边把目光落到了一个茶水摊点上。我预感不妙，忙说我根本不渴，但父亲已执意朝茶摊跑去。他取了一杯茶水便朝我跑过来。他惟恐列车启动，所以步子很急，钱也没来得及付。卖茶水的边追边叫：“杯子杯子！俺的杯子！”
全车厢全站台的人，都聚焦着这一幕。我气恼极了，将身子缩到座位里，用最快的速度灌下了那杯茶水。这样的茶水摊，还是我上小学前的盛行物，现在早没人用这种不卫生的方式喝茶了，也亏父亲想得出来。我把杯子还给追上来的摊主，摊主收了杯子和父亲的钱，嘟嘟囔囔地走了。
这辈子都忘不了这场窘境了。我决意不再正视父亲。火车开动了，我没有看窗外。或许父亲还在站台用目光追寻着我，但我宁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那时我十五岁，虚荣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我不再愿意和父亲一起出门了。父亲可能连一米六都不足的身高，还有因过度操劳而显得沧桑的容颜，都让我隐隐的难堪。囫囵吞下的那杯茶水，水里零星有几片茶叶。我把它们嚼碎了，苦涩的味道久久不散。
九
心思真正变得纷乱复杂，是在高二。
那时，每天晚饭前有一堂自习课。一天，窗边突然热闹起来。一个大嗓门的女生扭过头：“陆远桥，有人找！”
站在窗外的是宋老师。上高中后，我和宋老师已经极少见面。放假回家，我也总是故意躲着他。两人之间似乎有了一些心照不宣的隔膜与疏离。
宋老师朝我笑笑。那一瞬，我小小的虚荣心突然涨得满满的。因为觉得父亲的形象实在拿不出手，所以我坚决不让父亲来学校看我。同学都有些奇怪，怎么从来不见陆远桥的家长来探望他。但今天的宋老师，不得不承认，确实很有风度。一身浆洗得干净挺括的中山装，一条烟灰色围巾，干干净净的微笑着的脸……他瘦了很多，面颊却因此愈发棱角分明。
宋老师是来襄樊办事的，顺便看看我。他请我在鼓楼商场附近的一个餐厅里吃饭。我问他：“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哦？”
宋老师还是笑。这是他一贯的表情。永远是云淡风轻的微笑。好像那么多磨难从来不曾在他身上发生过。
吃完饭，宋老师送我回学校。一路上，他反复叮嘱我要好好学习，注意身体。他有些失神，眉宇哀伤，人似乎变得唠叨了，而之前他讲话总是言语节制、点到即止。
“那，我走了。”看得出宋老师还有好多好多话想嘱咐我，可是我真的要迟到了。
“走吧。”
我走进学校很远，转身看见宋老师灰色的身影湮没在渐渐黯淡下来的夜幕里。
晚自习后，宿舍里总有几分钟夜谈会。下铺仰天蹬起我的床板：“今天来的是你爸不？看上去好排场哦！”
我不置可否。有些心虚，又有几分得意。我把脸蒙在被子里，忍不住想笑。
有时生活的急转直下真是惊人的。
高二暑假，学校只放了很少几天假。大家早早回到学校，要进入高三冲刺了。
一天傍晚，母亲突然来了。我已经好久没见到母亲了。母亲陪我在外面草草吃了饭，询问了一下我的近况。我如实相告。母亲心事重重地说：“那就好。桥桥啊，其实我这次来，是想带你去见一个人。”
在襄樊市中心医院肿瘤科，我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宋老师。
“宋老师，你这是咋了？”面前的宋老师已经不复一年前的风采。他面色橘黄，瘦得完全脱了型，肚子却像孕妇一样鼓得老大。
母亲在病床前顿了一会儿，又和宋老师互视了片刻，然后对我说：“桥桥，喊爸爸。”
“啊？”
“桥桥，喊一声爸。就一声。”母亲的语气已近哀求。
我脑袋嗡地一下。
虽然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直觉，但我从没当过真。刹那间，所有的困惑全部豁然而解：我和宋老师越来越像的、有点欧化的眉眼；完全不像父亲，快和宋老师齐肩高的身量……
“妈——”我侧过身，咬牙切齿地朝母亲吼了一嗓子。
我怎么喊得出口。倒不是扭捏和害羞，实在是太过荒谬和离谱。我甚至感觉到了恶心。一年前室友的误解令我窃喜，今天误解成真，反倒令人羞耻。
“桥桥快喊啊。”母亲的眼泪快出来了。
“算了，不要勉强他。”宋老师劝道。他的声音是那么轻，轻得像羽毛一样。
我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情。宋老师那次来襄樊办事，想必就是发病来确诊的。或许，那时他多半已经被确诊，所以带着苍茫的面具，紧赶慢赶，赶在形神俱毁之前，到学校来看看他的亲生儿子。
再推测一下，不难算出我应该是诞生在宋老师的爱人去世后、岳母发病前的那半年里。现在看来，是宋老师岳母的突发重病，彻底打乱了宋老师和母亲当时的计划。以他们当时的状态，是根本承载不了一场婚姻的。
可是他们这样，不是对“父亲”的背叛吗？原来我一直有点不屑的“父亲”，才是那个最最可怜的人！他养了我十七年，而我根本不是他儿子！“父亲”这个木头疙瘩，居然被瞒了这么多年！
而母亲和宋老师可真能伪装。他们两个平时见面也就是简单打个招呼，谁会想到背后却深藏着这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那真是崩溃的一天。天地都变得怪异起来。内心里错综复杂的想法像肥皂泡一样不断往外冒，脑海里全是噼里啪啦的爆裂声。我想我就快完蛋了。上天给我的这个玩笑像抡圆了的耳光，左右开弓，把我扇成了一个拨浪鼓。
巨大的荒谬感并没有因为不久后宋老师的去世而结束，反而进一步恶化。
宋老师去世时，我一滴眼泪都没掉。我并非不悲伤，只是这悲伤被巨大的荒谬感所包裹，蛹一样被困在茧里，找不到出口。
此外，我想我也做不到母亲反复给我交代的，像一切都不曾发生似地继续生活。回到家，虽然可以做到不向“父亲”谈及此事，可我再也无法直视“父亲”的眼睛，甚至，我再也不能对他喊一声“爸”。
如果我喊他爸，那，那个已经去世的人是我什么？
如果宋老师是我爸，那这个喊了十几年的爸又是什么？
混乱的关系如蛛网将我缠住了。
从此对着“父亲”，我只能直说：你。每次开口之前都斟酌踌躇半天，确保不让那个已经熟极而流的“爸”脱口而出。
“爸”成了我的口语仓库里，一个被彻底封存了的词汇。
十
801厂在九十年代中期进入颓势。
客观地说，工厂领导还是殚精竭虑在想办法。无奈工厂蜗居山区，资源、交通、资讯都成问题。闭塞的环境使工厂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工厂长期接不到工程，效益越来越差。
这么看来，母亲早年的警觉是正确的。她早早就离开，避免了将自己的命运完全被动地捆绑在工厂身上。
在这样一种外部环境风雨飘摇、内心凌乱芜杂的背景下，我考上了武汉一所医学院。这是我第一次去武汉。同样也是“父亲”的第一次。
在谷城火车站候车时，“父亲”说，这是他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居然还要坐火车！如果不是我考上大学，他永远都不会有这个机会。“父亲”言语里的兴奋和感激，都令我难过。
在火车上，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话格外的多。显然他很乐意同那些陌生的乘客分享他此行的目的。那是属于他的小小虚荣。
“老师傅，您这是去哪里呢？”
“去武汉，送儿子上大学。”
“读啥专业？”
“临床医学。”
“哎呦，那敢情好啊！毕业后当大夫！”
我难堪得想扑出窗外。捱到中午，等其他乘客都睡得东倒西歪时，我郑重警告“父亲”：“你，不要再这么多话了！真的很恶俗！”
“父亲”知趣地闭了嘴。他打开食品袋，取出两块在厂食堂买的鸡蛋糕，近乎讨好地递给我。我们各自咀嚼着一个蛋糕，“父亲”看着窗外连绵不绝的山峦，突然很随意很平淡很小声地说：“今天是我生日。”我陷进蛋糕里的嘴停止了咀嚼，手颤抖了一下，愣在那儿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从来不记得“父亲”的生日。但“父亲”一直记得我的。我十岁那年，厂里的副食店还不能做生日蛋糕，“父亲”便跑到县城，给我买了个蛋糕。小小的，不太新鲜，奶油厚实甜腻。全被我吃掉了，“父亲”尝都没尝一下。
眼前的这个人，我的社会角度上的“父亲”，他的皱纹居然这么多了。原先我虽然不崇拜他，但一口一个“爸”还是亲热熟络的。再不完美的爸，也是你的爸，是天下唯一一个可供你扯皮耍赖的爸。但那件事情之后，“爸”这个字，我是再也叫不出口了。
我相信他也感觉到了。可他什么也没说。
在武昌火车站，我们见到了母亲。我和“父亲”第一次去了母亲在武汉的家。一路上，“父亲”都在公共汽车上感叹。真大。武汉真大。武汉怎么可以这么大。“你声音小一点儿！”我扭过头提醒他。母亲淡淡地笑了笑。对“父亲”的一切，她都一如既往地了然、包容。原来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现在我明白了。她始终是有愧于“父亲”的。与其说她对“父亲”包容，倒不如说她是借此来寻求心灵的救赎。
房子在汉阳区建桥新村。两室一厅的旧房子，面积很小。客厅小得——三个人在里面都显得有些转不过身。房间里每件摆设都是真刀实枪起作用的，花哨的装饰品在房间里绝对找不到。这样的房间就是为了盛纳被生存之缰紧紧束缚的中年妇女的生活的，它杜绝一切华而不实。母亲轻声说这房子来的很是不易。母亲辛辛苦苦返回城市，但看得出来，她在城市里生活得也未必有多如意。
晚上去外公外婆家吃饭。长到十八岁，我第一次见到了外公外婆。当年，母亲作为一名中学教师，嫁给一个地方上的木工，外公外婆为此痛心疾首，将母亲视为家族的奇耻大辱，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与母亲断绝了来往。
见面时并不亲热，也不生疏，几句寒暄过后便是几乎没有言语交流的晚餐。这顿饭的核心是我和“父亲”。外公外婆的目光不时聚焦到我身上，带着审视和打量，而对木讷沉默的“父亲”视若无睹。这样的刻意让我和“父亲”都拘谨万分。我吃得小心翼翼，惟恐吃相不雅，又担心咀嚼声音太大。无疑，这是含蓄内敛的一家人，餐桌上笼罩着一层特殊的气场，所有人都在故作镇定。
回家路上，我对母亲说，以后再也不吃这样的饭了，双方都难受。那时我已懂了一些事，明白这样的饭局，最受伤害的，其实是“父亲”；而从根本上来讲，他又是最无辜的那个人。
母亲给我收拾东西。她边收拾边说：“现在好了，你考到武汉来了。以后每个周末都过来。洗个澡。换身衣服。改善下生活。”“父亲”在旁边听得乐呵呵的，仿佛是他自己在享受着这样的温馨。
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没有特别的欣喜，也没有特别的不快。我觉得，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我的内心已然镇定了许多。生活中最真实最荒谬的面目都见识过了，不会再有什么变故会让我大惊失色了。
十一
然而不，不是这样的。我想说的是，即便你活到了一定份儿上，自认神经已是金属质地，但当新的意外砸向你时，你还是会心悸，会失态，会不知所措。就像在电视里看到的过山车，坐在车里的人对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有所预期，可面对每一个新的俯冲，他们还是会失声尖叫。
我的大学生活在1996年的夏天戛然而止。
那一年暑假，我回到谷城，用做家教的钱给父亲买了一个生日蛋糕。“父亲”的生日，我记得的，8月25日。“父亲”那一年50岁。
这是“父亲”生命中的第一个生日蛋糕。
八月的最后一天，我启程返校。同以往独自一人返校不同，这次还多了个旅伴。陆小军。大伯的次子。我的堂兄。堂兄这几年发了。他初中毕业后，去了昆明打工。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工，总之是有了钱，家里三层楼的砖瓦房已经盖了起来。这个夏天，他也从云南回来，在凉爽的谷城蹲了一夏，准备坐车到武汉，然后转车去江苏“进一步开拓事业”。堂兄说，他还想再盖一栋三层楼房，专门用来养猪养鸡。这话是当着“父亲”和我的面说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他们家的人合不来。”我抱怨“父亲”。怎么就摊上这么个旅伴。
“唉，毕竟还是亲戚。”“父亲”说，“不能叫人家说，你考上大学了，就瞧不起人家了。”
“现在是他瞧不起我吧？”我忍不住笑了，“不过我也不稀罕和成功人士来往。”
“你看你。其实也就顺个路，路上有个人照应总是好的。”
“那你给他说好，到了武汉，就各走各的。我可不想和他有什么深交。”
“那是那是。他打工也忙，不会麻烦你的。”
在火车上，两人倒也相安无事。他旁若无人地啃着凤爪，嗑着瓜子，喝着啤酒，很自得地享受着。很快我的双脚就埋在一堆鸡骨和瓜子壳里了。看得出来，他做人的所有快乐和底气都来自于荷包。他对自己的人生状态很满意。
快到武昌站了。他的东西多，我就一个包。“弟，帮我背个包吧。”他左支右绌的，有些狼狈。我帮他背了一个包，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一出车站，咱们就各走各的，我回我的学校，你去开拓你的事业。”
“那是，”他叼着烟，模仿港台片里的阿Sir甩甩头发，“我江苏的朋友还在等我咧。”“朋友”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
下车后，在站台上才走了两步，我就感觉有点不对。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穿警服的人？眼角瞥见跟在身后的陆小军泥鳅一样快速往人群里钻。我还没回过神，几个穿警服的人已经扑过来，一下把我压在地上。
血涌出了鼻子。“怎么回事?!”我又惊又痛。
那个仓皇逃窜的家伙也没能跑多远。
“你们，”我挣扎着，“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没错，抓的就是你们！”
“我根本不认识他。”我知道一定是陆小军犯了什么事，急于撇清自己。但这句话听上去更像是畏罪推诿。
在火车站警务室里，陆小军的几个包被一一肢解。他们打开我帮他背的包，用刀片划开里面的夹层，一层又一层塑料薄膜被撕开，终于一包东西掉了出来。“看，还说没有！”警察证据确凿地看着我。
“混蛋！”我如梦初醒，边踢边朝陆小军怒吼，“这就是你的事业？！”
他像霜打了一样，蔫着脑袋。阿Sir的屌样不翼而飞。更多的东西被搜了出来。半晌他抬起头说了句实话：“各位大哥，真的和他没得关系，只是让他背一下，我一个人背球不动。”
“别大哥大哥的乱喊，这里没人是你大哥！”警察纠正他。“他是你什么人？”
“我堂弟。”
警察上前啪地给了我一耳光。我真的看见了星星。
“站好站好，别以为踢他就能撇清自己。你刚才不是说根本不认识他的吗？！”
十二
十年前的这一幕，就像肌理清晰的一场噩梦。之后的很多年，它还一遍遍地在我脑海里闪回。我立于其外，像一个情绪被充分调动起来的旁观者，既不能抽身而退，也不能强行闯入逆转乾坤。
这件事情成为命运的分水岭。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堂兄运了毒，判刑十二年。堂兄给判了个死刑。运量太大了。据说律师当时接了案子，第一句话就是：“这人的胆子也太肥了。”堂兄从小就有无知无畏的素质，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
父母来襄北监狱农场探望我，我只愿意见母亲，不肯见“父亲”。
对大伯家长期以来的厌烦与憎恶，此刻全部爆发了。只是这一次，所有的情绪，全部转嫁到了“父亲”身上。
母亲对我说：“不要怪爸爸！”
“他根本不是我爸！”
母亲说着说着眼泪开始打转：“他好歹养了你二十年。”
“我把我最好的十二年都赔给他了！”
“桥桥，”母亲泣不成声，“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事情到今天这个地步，真是完了。”
真是完了。
青春。梦想。希望。全部被一把掐死。
铁窗生涯就这样开始了。自由的丧失倒在其次，人格的屈辱首当其冲。从入狱的第一天起，我就要学着放弃尊严。我要将自己视作一个真正的犯人，一个确实运过毒的丑陋分子。否则，这样一个荒谬的自我改造过程，将难以求证和维系下去。
说来不可思议，第一桩考验人的居然是上厕所。
监狱里的厕所自然是公用的，但这个厕所也太简陋了：一个破败的砖瓦棚，两条纵深的长沟，一宽一窄。窄的是小便池，高峰的时候站成一溜。宽的是大便池，办事时需横跨其上。没有固定位置，甚至没有隔板。两个同时解决问题的人，赤裸相见便不可避免。面对面地蹲着，低头即见对方黑黢黢的家伙，平视显得颇具挑衅意味，于是我只能保持仰天长啸状——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一边蹲着一边默诵，结果蹲了半晌还是一无所获。
“解不出大便怎么办？”整整三天有始无终，我欲哭无泪地问同宿舍的一个犯人。
“唉，刚开始我也这样。你把对方想成一坨屎，就可以屙出来啦！”
“哦。”难怪他们对着我可以流畅自如，原来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一坨屎——都混到这个份儿上了，可不就是一坨屎吗？
想通之后，难题迎刃而解。一坨屎，终于可以镇定自若地对着另一坨屎活色生香。
接下来，是无止境的的改造学习。我仿佛又回到了小学时代。大家围成一圈诵读各类文件和指示，不时群体交心，每个人都要踊跃发言，深刻剖析自己的劣根性，真诚交流入狱后的心路历程，展望出狱后的全新人生……
身边的人和我一样，都暂时或永久地失去了自由。但与我的放任自流不同，他们有得是逆流而上的斗志。我悄然尾随他们奋力摆动的尾鳍，观看着他们为了尽早出狱而做出的或狡黠或盲目的努力，无所不用其极的努力。
一位挪用公款的水运工程学院教授，他曾经带过的研究生以他的名义完成了一个研究课题，还得了奖。他得逞了。他因此被减刑三年。出狱那天，他在众多弟子的簇拥下扬长而去，风光得像结束考察的领导。
一个无用但无畏的无期徒刑罪犯，将两根手指喂进了脱谷机的嘴巴。他也得逞了，如愿以偿保外就医。
既无用又无胆的人也在努力。他们靠的是“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有两个人，每次打扫卫生，都像幼童奔向亲娘一样直奔厕所。甚至有一次为了厕所的打扫权还发生了争执。当然最后他们也得逞了。裹着一身屎味的他们，分别提前半年和四个月离开了监狱，将那座臭烘烘的宝藏留给了后来者。
我在监狱里清醒地看到了原始状态的生命力量。虽然很多人的努力并不光彩，甚至龌龊，但我依然会被他们强烈的生存渴望所打动。这些努力是当时的我所匮乏的。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茫然的、消极的、浑噩的。我连最基本的生命力都不具备，哪怕这种力量在土地里静默的庄稼身上都能找到。
是了，庄稼。入狱前，虽不至于五谷不分，但对于土地和庄稼我是生疏的。而在襄北农场监狱，土地就是我们的家，庄稼是我们的左邻，二十四节气是我们的右舍。我想我该庆幸收留自己的是襄北监狱农场。“劳动改造”是我们服刑的一部分，我却因此结识了土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入狱前，时间在钟表上转着虚空的圈；入狱后，时间是谷仓里具象的堆积。春天，旋耕机翻开泥土，大地漾起了泥浪。蓄势了一冬的土壤将幼芽托出地面。幼芽们大口大口吮吸着雨水，没多久便绿出了气候。夏天天热，却是农活最多的时节。大家排队走过田埂，无数只手臂在阳光下呈现出古铜色的反光。光脚探进水田，脚丫踩断了花草的茎秆，空气里氤氲着植物浆液的清香。累了偶一起身，眼前的水稻青翠俊逸、扬花抽穗。秋天，所有的辛劳见了分晓。所有的阳光和雨露，都酿成了金黄的稻谷。轰鸣的收割机将成熟的水稻割下，白生生的大米很快将装满粮仓。这时就要养田了。土地刚刚娩出了粮食，气虚血弱，需要休生养息。板结的土地被重新犁松后，开始补食新鲜空气和肥料了。此时的土地，平整静谧，就像坐月子的女人，平添了从容豁朗的母性光辉。然后是冬天了。土地上只剩下宿根与枯茬。土地用因果流转的方式锁住了自己。土地走进了生命的思索期。寒夜里无涯的寂静，仿佛是土地耳语给人间的，洞晓天命的缄默。
——土地在耳边告诉我：人生就是两个字，种与收。
土地豁畅了我；土地夯实了我。土地收留了我；土地抛远了我。土地摇醒了我；土地平息了我。土地摔打了我；土地重塑了我。
与生活并行延伸的念头也就慢慢成型了。看清一个隔世，现世便被旁照得愈发清晰：现世里的人们是如何心平气和地与生活相携前行，那些像泥土中的砾石一样的灾难、劳顿、艰难，是如何伤害了我们，又如何温暖了我们。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父母，理解宋老师，理解他们和我所经历过的一切。
父母分别隔两个月来监狱探望我一次。他们很少一起来，尽量错开。这样每个月我都可以见到自己的家人。狱警告诉我，这可能是襄北监狱历史上探视频率最高的一对父母。对父亲的抵触已经渐渐淡了开去。他也不是有心的，他又有什么错呢。他的痛苦无力、进退维谷可能更甚于我——毕竟，他是我父亲呵。
入狱三年后，一种奇特的因子在我身上苏醒了。
我高中时学的理科，高中语文又是众所周知的枯燥匠气，所以这之前我对人文类的东西是没有太大兴趣的。但经过这样的生活剧变，我察觉到宋老师传给我的那些基因开始发挥作用了。监狱里的生活相当枯燥，每天集体观看完《新闻联播》，我就去监狱图书室看书。图书室里只有为数不多的文学书籍和杂志。将它们一一看完，我决定自己写点东西。我相信我可以写得和他们一样好。经过狱警的审批，我给《襄樊晚报》投了一篇散文稿。我不清楚报纸的出版周期，一个星期后见报纸没登出来，以为没通过。我想这没什么，我有足够的耐心继续写下去，并且肯定会越写越好。稿子发表出来是在三个星期后。报纸在同区的囚犯和狱警中传递了一圈。这之后，生活中有趣的事情多了起来。我被委以重任，办黑板报、写汇报演出剧本、编辑内部通讯刊物、编排晚会节目……同时，更多的文章也陆续发表出来。此时我已经察觉到，坐牢并没有之前自己所想象得那么暗无天日，那么绝望和不堪。哪怕是禁锢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我也能挖掘出生活的乐趣。我相信这里面有岁月的赐予，也有宋老师的遗传。正如他在艰难的鳏居岁月里，同样享受着绘画、写作的乐趣一样——很多东西潜伏在基因里，绕都绕不过去。
只是我没想到，生活带给我的这些乐趣，会为我换来两年的减刑。这是另一种角度的“种与收”。
十三
2006年9月1日深夜，我坐在暌违十年的家中。窗外雨疏风骤。在清凉的夜里追忆往事，心情也是宁馨平静的。
父亲回家后，会发现我放在桌子上的行李。我想，自己还是尽快回到武汉寻找工作比较好。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我的过往已成为一则刊登在报纸法制版的猎奇报道。在一个人人都熟知这段故事的环境里，我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而我必须活下去。体面的，堂堂正正的。就像阳光下坦荡茁壮的庄稼。
父亲去火车站送我。一路上，他絮絮叨叨的：“到了武汉，可得听妈的话。”说完他就后悔了，呐呐地解释，“我知道你一向是个听话的孩子……”生怕刺激到我似的。
其实我真的不介意。都过去了。
位置靠窗，父亲看我一头汗，转身去车站超市买了一瓶矿泉水递给我。
我还记得那一年送我回襄樊，父亲曾经递给我一杯茶水。
生活中永远不缺似曾相识的一幕。
列车启动了。
我看着父亲离我越来越远。当列车转过拐角时，站台上的父亲，颓然坐在了地上。父亲老了。委顿，知命，疲惫。
我恨自己是一个多么赧然，多么羞于表达内心情感的人啊。
火车启动前，我多想将那瓶矿泉水递给又瘦又老的父亲，同样是满头大汗的父亲。可是当我积聚起了所有的勇气，我已经离他太远，够不着他了。
十四
因为脱离社会长达十年，回到城市后我遇到了很多尴尬。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第一次坐公共汽车。我傻傻地坐在位置上等着，纳闷为什么没有售票员来售票。后来是在司机的呵斥下，我才向门口的箱子里投了1元两毛钱。司机白了我一眼：“还想逃票。”我的脸一下子变得滚烫。
这是每一个刑满释放人员都必须经历的夹生饭一样的过渡期。要硬着头皮咽下去，坚决不能回锅再造，那样只能煮成一锅糊饭。
可以想像那段时期有多么艰难。工作不好找。没有学历和文凭。没有一技之长。难以启齿的大学终止原因。个人简历里无法解释的空缺的十年……
两个月后，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是在一艘夜游轮渡上做勤务员，干一切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售票，打扫卫生，放映歌碟，维持秩序……虽然不是正式工，却是个实在活。每个月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我可以养活自己了。
每天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凌晨两点，做完清洁，从浮摆不定的轮渡走到沙滩上，会有一种特别踏实的、重归大地的感觉。然后我走路回家。夜班车很难等，也是为了节省一元两角的车票钱。
到家时往往已是凌晨三点。母亲已经熟睡。留在保温桶里的夜宵，还是温热的。
冬天到了。半夜下了雨，我没有带伞。出了渡口，我发现母亲撑着伞在雨中等我。
“妈，你怎么来了？天这么冷，冻感冒了怎么办。”我心疼地责备她。
“啊呀，”母亲的声音里透着欢喜，“我本来都睡了，迷迷糊糊是感觉下雨了。好大的雨，又冷……我在被窝里祈了半天，雨还是没有停的意思。反正我醒了就睡不着，就想着来接接你，路上还可以和你说说话。”
我回到武汉的第一天，就在母亲的书桌上看见了几本经书。“妈，你什么时候信佛了？”一个人民教师还信这些实在是有些荒谬了。
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到了这个年纪，自然而然就信了。”
不过，虔诚信佛似乎并没有给母亲带来什么。甚至连一场雨的停止，菩萨也不肯赐予她。
这一年，父亲和母亲都已退休。母亲曾经劝父亲一起来武汉住，父亲不肯，他觉得还是谷城住得自在，空气好，蔬菜又新鲜，还有木工活做。“你知道的，他只要能摸着刨子锤子凿子，人就有精神。一天不沾木头，他整个人都是蔫的。”母亲笑了起来。或许因为是深夜，人有些渴睡的恍惚，那天晚上母亲的话格外多。
那天晚上我还知道了很多事情。本来母亲和宋老师已经订好了婚期，但宋老师岳母的重病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子未婚先孕足以毁灭她的一生。
所以其实从一开始，母亲就向父亲坦陈了一切。父亲那时就已经知道我的存在了。他对母亲提出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婚后不要再和宋老师来往。母亲恪守了这个诺言，父亲配合她完成了这出戏。他们结婚后，母亲提出去打掉我，那时已经两个月了。父亲劝住了她。“既然有了他（她），那就是命中注定的。”这是父亲当年的原话。
让母亲难过的是，生下我不久，计划生育政策就开始实施了，她和父亲不可能再有孩子了。这件事情让母亲愧疚了一辈子。父亲当时也是有些情绪的，但每次一看见咿呀学语的我，他的眉头就舒展了。他是真的喜欢孩子，即使不是他的血脉。既然这个孩子喊了他“爸”，他就不能撒手不管。
——原来，从一开始，父亲就知道我是宋老师的孩子。但他一直视我为己出。寒风涌进肺里，我整个人都快窒息了。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果真就只和宋老师保持着点头之交的来往。宋老师对父亲的感激，也只能深埋在心底。三人心照不宣地守护着一个秘密，用最纯粹、朴实和真诚的心。
我说父母怎么可以这么多年一直维持着这样一种高难度的关系。白昼与黑夜一样截然不同的人，却相濡以沫了几十年，任风雨飘摇，还不离不弃的。现在我才明白，将他们紧密连系在一起的，并非是交集的方式。他们两个人，加上宋老师，三个无力的人，支撑起了一个稳定坚固的三角形。而被严密保护在三角形中间的，是我。在宋老师退场之后，我则在不知不觉中补上了那个缺角。
“其实老陆心里一直都有数的，后来你不肯喊他爸，他也明白。但他从来不怪你。他只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怜。没人比他好过多少。
“今年过年我们一起回谷城，你父亲这些年过年都孤单得要命。我们顺便去宋老师的墓地上看一看，他毕竟是你的生父。”
我机械地走着，内心一片苍茫。回到家，我发现窗玻璃上结出了薄薄一层冰花——水要经过怎样百转千回的历程，才会在这薄如蝉翼的厚度里，绽放出晶莹的光泽？
十五
春节前，我和母亲回到801厂。我们发现801已不再是原先的801。
闭塞的环境，使801厂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工厂的迁址，成为必然。这一年，工厂的绝大多数部门都转移到了武汉市蔡甸区。而剩下的边缘部门，比如子弟学校、父亲所在的木工房等，则留在了当地。
工厂本部已开始衰败。厂区不复早年机器轰鸣、热火朝天的景象。家属区人烟稀寥，空房子越来越多，原先争得要打破头的房子，现在像消耗不掉的余粮一样囤着。
记忆中，801厂的春节，到处花团锦簇、彩旗飘飘，除夕夜鞭炮声此起彼伏。而现在，鞭炮声零零散散，夜晚也不再是灯火通明的光景，每栋楼都只有寥寥数盏灯光。
这座工厂的往昔被时光无情地碾碎了。
父亲对我和母亲的到来兴奋无比。他整天乐呵呵地做着家务，置办着年货。房子很有些年头了，却被他擦得窗明几净。带着岁月痕迹的洁净，总是令人心酸的。
我知道父亲是极其孤独的。出事之后，他和大伯家都面临着一场灾难。大伯家失去了一个儿子，从此自觉地与父亲断了来往。父亲和姑姑家的交往也随着姑姑一家人的南下打工而日渐稀薄。孤独的父亲，利用消耗不尽的时光，做出了一套微型农具，摆放在橱柜里。那是父亲仿照农具实物，按比例微缩制成的。手推车、大花轿、纺车、碾子、耩子，都是他儿时的记忆。这套小巧精致、古色古香的微型农具，倒是罕见的观赏和收藏佳品。曾有人想出高价购买，被父亲拒绝了。父亲至今用的还是木匠的传统工具：凿子、斧子、锯子、锛子、角尺、墨斗、刨子。可以想象父亲是如何像老僧入定一般，锯、刨、凿、锉、磨，一点点完成这些精致玩意儿的。它们只能是一个人孤独寂寥到极致时的产物。
而家具市场的萎缩，加剧了父亲的寂寞与失落。以前人们还不舍得买家具，家家户户都是靠着木料去给空房子穿衣裳。如今，当原本属于木工的活计被专业厂家分解之后，需要木工制作的活计还能剩下多少？
离除夕还有两天，我想去澡堂洗个澡。父亲说，澡堂早垮了，泡澡池都生青苔了。现在厂里的食堂、澡堂、俱乐部什么的，都关闭了。留在厂里的，大都是些老弱病残，当年青春肌体一样富有活力的小社会，如今已蜕变成社会的一个细胞，需要依靠地方的营养来维持自身的运转了。
一家人，最终走路去县城洗的澡。
在澡堂我给父亲搓背，父亲后背被搓得通红，像个烤熟的大虾。父亲没喝酒，人却好像醉了，赤着身子在躺椅上躺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
年货已经办齐了。全是父亲赶在我和母亲回来之前去县城置办的。他一个人，大包小包，兴冲冲地拎回家。而原来，厂里的商店和副食店，就足以包办一切。
现在的801厂，既苍凉又落魄。这里不像饱和的都市，也不像荒寂的乡村，这里是织物抽丝后留下的缝隙，是旧磁带歌曲间隙处的沙沙声。
而留下来的人，同父亲一样，大多是坦然平静的。工厂是一步步变成这样的。每一步都不易察觉，却又顺理成章。每一步都细微渺小，以被人们忽略的速度，细致篆刻着命运的纹理。他们的命运随着工厂的起伏而起伏，工作、房子、家庭关系、情感重心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身处其中的人谁会刻意体察这些时时刻刻的细微变化呢？而我因为缺位了十年，骤然旁观，看到的效果便格外触目惊心。
母亲和我去宋老师的墓地。
801厂群山环抱，人死之后，都是火化，然后将骨灰盒埋葬在附近的山里。像宋老师这样的，没有根基和来历的异乡人，去了也就去了，水珠蒸发一般，不着一痕。他和他的妻子、岳母葬在一起。母亲说，宋老师的墓穴其实是个空穴。他去世后，他的同事如他生前如嘱，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南河里。
景象荒凉无比。看来很多年都没有人来看望过宋老师了。他是一个人际如此清淡的人。荒草已经齐人高。我们拔着草，墓碑上的宋老师渐渐显露出来。照片里的他，沉静、安宁、柔和，象一块被河水抚摸、拥抱和打磨过很多年的鹅卵石。
这个被命运封喉的男人。这么多年，我只看到了他永远平和温煦的笑，却从没看到他紧咬的牙关。
这时我已经可以理解当年宋老师和我在一起时的失态。坐在他对面的，是他的血脉，是他唯一的子嗣，是他生命的延续。可是这个孩子永远只能叫他“宋老师”，不能叫他“爸”。他当时已经没有亲人，除了自己创造亲人，别无他法。可是他创造的亲人却无法与他相认。
但我心里清楚，他的严正，他的狷介，他的清平，他的隐忍，无一例外，都流淌进了我的血液里。
母亲告诉我，宋老师去世的时候非常安静。肝癌来势凶猛，他几乎没怎么挣扎，很干脆很轻松地便放弃了。大概也是明白，在命运的洪流面前，个人的抵抗是徒劳的罢。
还记得小时候看《动物世界》。里面说，大象是一种能够感知死亡的生物。当嗅到死亡气息时，它会孤独而从容地离开象群，走到一个兽迹罕至的地方，悄无声息地死去。
其实宋老师也是啊。
十六
这一年，我最大的变化是可以自如地面对父亲了，也可以亲热地喊他“爸”了。多年前被封存的一个词汇，被我重新挖掘出来了。
我聊起我的工作，父亲听了很高兴。他现在就喜欢和我聊这些。
他一会儿问：“长江水那么急，在上面漂着是个啥滋味？”
一会儿又问：“晕船是咋样的？和晕车一样吗？”
我竭尽全力给他形容，他听得津津有味，眼中有无限向往。到了暮年，父亲的好奇心有点返老还童了。
我说：“要不你以后也来坐一次吧。”
父亲害羞地笑了：“可别让领导看见了，影响不好。”
他顿了顿又说：“我以后死了，别埋了，浪费地，就把我的骨灰撒在南河里。我漂到汉江，再漂到长江，看你在轮渡上是咋个样在工作。”
我和母亲都笑了。父亲难得开个玩笑，而这玩笑竟如此浪漫。
谁也不会想到，父亲的无心之语会成为他生命终结的注脚。
父亲走的时候非常安静。他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收音机开着，是他喜欢的豫剧。大年初三，他非常累了。老百姓过年的准备过程其实是很辛苦的。父亲为了迎接我和母亲，打年货，做吃的，熬了好几次夜。炸花生米、炸藕夹、炸肉丸子、卤肉卤蛋，他用热烈的食物表达内心的情感，他要让我和母亲一回家就能过上一个安稳舒坦不用出力的年。
他坐在板凳上睡着了。冬日午后的阳光，像温软的舌头舔着他。母亲说别打扰他了，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我和母亲就待在房里看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
傍晚，收音机已经是地方新闻了。母亲说，他今天怎么睡这么久。我们走到阳台，父亲焊在板凳上，纹丝不动。他双腿并拢弯曲，上身靠在扶手一侧，略微后仰，脊梁则紧贴椅背。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小动物，兔、猫、狗受到惊吓时准备后退的姿势。这也是父亲一贯的姿势。
我感觉到了异样，慢慢走上前。
父亲就这样静静地走了。
他蜷缩在暗处的身影，像不小心暴露出来的树根，躲在树荫里，努力想回到土壤的怀里去。
现在，他终于回去了。
治丧。我和母亲翻箱倒柜地找父亲的照片，要用作挂在墙上的遗照。
父亲的抽屉，在我懂事的时候起就牢牢锁着。他也从来不肯在我面前打开。
撬了锁，终于打开了。
里面是大量的奖状和奖牌。“陆远桥同学获得谷桥厂子弟小学1983年三好学生称号”……甚至有一年跳绳比赛三等奖的奖牌都留着，已经生了锈。这个温暖而严密的抽屉，保护着我所有的荣誉。
父亲的照片是那么少。最终我们选定了一张他年轻时候的照片，那时他应该刚刚被选进工厂。
照片上的父亲显得温柔、青涩，是和宋老师一样的表情。其实，表情是我们最贴身的一层衣服吧，密合得我们浑然不觉。但父亲不是宋老师那样的鹅卵石质地，而是，像一滴浑然天成的水珠。
离开谷城前的最后几天，我和母亲整理着父亲的遗物。晚上，父亲退休前带的徒弟上门说，父亲退休后，没事总跑到木工房干活，在仓库里留了东西给我，说是留给我以后结婚用的。
我和母亲诧异地走到木工房，用父亲留下的钥匙打开父亲生前使用的小仓库。
里面是一套全新的，结实方正的老式家具。是父亲这么多年，用收集到的边角余料打制的。
家具已经刷好了清漆。光滑的釉质表面，在月光下，熠熠生辉。
十七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和母亲返回武汉。我继续在轮渡上工作。母亲继续为我准备夜宵。生活一如既往。按部就班的人生，并非总让人厌倦，它还让人踏实和心安。
这天凌晨，轮渡的最后一班。工作人员和游客都疲倦了，轮渡静静地朝渡口驶去。
难得的休憩一下。我坐在船沿，借着灯光和月光，翻阅当日的报纸。那一天，哦不，刚刚过去的一天，是2008年6月15日。报纸上说，这一天是父亲节。
我坐着，四周只有阵阵涛声和船体的嘎吱声。父亲节在我的忙碌中，像这一江水，不知不觉、悄无声息地滑过了。
我是和水有缘的。自小生活在南河边的一座工厂，喝着南河水长大。南河汇入了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而汉江，也在我夜夜工作的城市，汇入了长江。
长江就在我的身下迅猛奔腾，浪花翻卷。把头探到江面上，你会发现江面上的水已经不再是汉江、南河等支流里的水。它们不再是温柔潺潺的面目，它们是如此汹涌浩瀚；而当溅起的水花扑到脸上时，你又分明发现它们是如此轻柔曼妙。这才是水的本真面目。
知道我为什么要对你讲这个故事吗？
父亲去世后，我们如他生前所嘱，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南河里。
在南河边，父亲融入河水之中，缓慢却决绝地离开我和母亲。生命中的两个父亲，他们用奔赴一场约定的姿态，完成了生命的告别。他们生世迥异，却殊途同归。他们居住在同一座工厂里，一生中可能互视过无数次，却只能相对无言，怀揣着一个共同的秘密。终于有一天，他们融合在了一起。这是男人之间最诚挚最感激最良善的拥抱。
他们游在南河里，游向汉江，游向长江，游到我和母亲的身边。在水中，他们体内的一切刚力与硬度都融化了，他们变得柔软无比。是他和他，以及无数个柔软的“他们”，汇聚成波澜壮阔的江水。
忧伤，也如一滴水，需到圆润方能坠落。生命中第一次为父亲落泪，就是在这个夜晚。两个父亲告诉我，生命就是这样合二为一的。一边用骨骼承担痛苦、屈辱和卑贱；一边用信念支撑善良、宽宥和尊严。一个奔腾浩瀚如长江，生生不息地驰骋于天地之间；另一个微笑着流淌于大地的皱纹里，渺小顽强如滴水，柔韧至善如涌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