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迷恋过“成功学”的人应该听过这个段子——据说科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试验：把一只跳蚤放进杯子，拍桌子，跳蚤会跳出来；然后在杯子上加个盖子，再拍桌子，跳蚤跳起来时被盖子挡住……碰壁多次之后，去掉盖子，但跳蚤已跳不出杯子。
成功学、管理学、八卦心理学都喜欢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人们在经历多次挫折后，常常会自我设限，所以人要学会突破自我，愈挫愈勇。这个故事流传各种版本，有的是把跳蚤放进杯子，有的是把跳蚤抛在地上；有的只是让跳蚤跳不出杯子，有的是让盖子的高度不断降低，最后把跳蚤变成“爬蚤”；做试验的人的身份也一再变化，有时是心理学家，有时是生物学家或动物学家。但究竟是何人、何时、何地做过这个试验，却语焉不详。还有一个著名的“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后来被证明是假的。
不过，在心理学史上，还真有人做过这类试验——试验对象是狗，而不是跳蚤——证明了动物在遇到无法克服的挫折之后，会发生一种叫“习得性无助”（Learnedhelplessness）的效应。
这还得从一次失败的心理学试验说起。
1964年，21岁的马丁·塞利格曼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研究生，师从心理学家理查德·所罗门。当时，所罗门正带领两个学生做一个叫做“迁移”（transfer）的试验，试验的原理是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
试验的对象是一些狗：第一步，先给这些狗放一个声音，紧接着给它们一个轻微的电击，反复几次，让狗把这个声音和电击“联结”起来；第二步，把狗放进一个叫“穿梭箱”（shuttle box，又叫往返箱）的大箱子里，箱子中间有矮闸隔开，狗呆在矮闸的一侧，然后给狗一个电击，让狗学会跳过矮闸逃到另一侧（这是很简单的），从而躲避电击；第三步，把狗放进穿梭箱，给狗放那个声音，看看狗会不会跳过矮闸。
试验没有按照预想顺利进行，而是在第二步时出现了一件怪事：那些受到电击的狗躺在穿梭箱里一动不动，只会哀鸣，并没有跳过矮闸。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为什么这些狗宁肯承受电击却不跳过去呢？这么奇怪的结果让在场的人都傻了眼。狗不动，试验就无法继续下去。
这一幕被闯进实验室的塞利格曼看见。一个叫欧佛米亚的人向他解释了试验的过程和遇到的困难。也许是因为没有受到思维定势的影响，塞利格曼突然想到：这些狗不动与声音无关，而是因为在这之前，这些狗从某个过程中学会了“无助”——它们了解到无论自己做什么都是无济于事——于是在下一步的试验中，它们继续预期电击是不可逃避的，于是放弃了躲避的尝试。可以想象塞利格曼产生这个灵感时内心的激动：“当我听着欧佛米亚的解释，看着这些哀鸣的狗，我意识到一个远比‘迁移’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被这件事背后的意义所震惊。”
塞利格曼把这种现象称为“习得性无助”。他和另一个同学斯蒂芬·梅尔决定设计试验来验证这个假说。这个载入史册的试验被称作“三元试验”——它用三组狗来做试验：
24只狗，随机分为三组，每组8只。第一组是“可逃脱组”，这些狗只要挤压头部两边的鞍垫即可终止电击；第二组是“不可逃脱组”，这些狗无论做什么都无法终止电击；第三组是控制组，不接受电击。
第一步，给前两组狗施以电击；第二步，把三组狗都放进中间有矮闸、可以来回往返的穿梭箱中，给狗以电击，看看狗会不会跳过矮闸。
塞利格曼和梅尔预测：经过第一步，不可逃脱组的狗将产生习得性无助，因此在试验第二步中将不会跳过矮闸；而可逃脱组和不受电击组将和正常的狗一样跳过矮闸。
在给出塞利格曼和梅尔的试验结果之前，让我们先退一步……
（二）
心理学试验同样遵循科学试验的随机、对照的原则。“对照”是科学试验的基本原则，是为了从各种变量中分离出现象的原因。假如没有设对照组，只是把一组狗进行电击，并发现它们出现了“无助”，这时我们无法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狗的“无助”：是电击本身的效果，还是穿梭箱的环境导致的？抑或这些狗本身就是“无助”的？
随机分组是为了避免被试——即这些狗的个体差异影响到试验结果，否则如果三个组的试验结果出现差异，我们可以怀疑：是不是那些“无助”的狗本身比较脆弱，经不起电击？
即便如此，还是有问题：首先，如果被电击的两组狗受到的电击的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不同，那会不会是电击的压力差异导致了狗的不同反应？其次，如果同一组的狗接受的电击是相同的，那最后产生的结果会不会是特定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的电击导致的？
因此，试验是这样设计的：首先把组内的狗分开，可逃脱组的8只狗可以分别控制电击的终止；其次让可逃脱组的8只狗和不可逃脱组的8只狗一一配对，形成“共轭”：接受相同强度的电击，当可逃脱组的狗触碰鞍垫终止电击时，与之配对的狗的电流也同时被切断。这样就确保了8对狗对与对之间接受的电击不同，而每一对的两只狗接受的电击的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是其中一只可以控制电击终止，而另一只不能。
当时，除了梅尔，所罗门实验室的研究生，甚至所罗门本人，都不相信塞利格曼的试验能得出有意义的结果。在那个年代，实验心理学界流行的理论是“行为主义”。根据行为主义，动物（包括人）只有在有奖励或惩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学习。被奖励的行为会重复，被惩罚的行为会被压抑，而没有被奖励的行为则会慢慢消退。这个实验设计中的电击与奖惩无关，动物能学会什么呢？而且动物能学会的只是“行为”，决不可能存在认知、预期这样的“高级”心理活动，因此动物不可能学会“无助”这样的东西。动物怎么可能认识到在一种情境下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没用并且把这种“经验”复制到未来呢？
在当代心理学兴起之前，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并称为心理学界的“三大势力”，后二者因为无法实证被排除在科学心理学之外，因此行为主义成了实验心理学的主导理论。从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到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行为主义有着坚实的实验基础。相对于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行为主义不但可实证，而且是一个相当简洁的理论，而“简单性”恰恰是科学理论所追求的。因此，当时美国的实验心理学家几乎都是行为主义的信徒。
（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试验结果。
虽然无人看好，塞利格曼和梅尔却对这个试验充满信心。试验从1965年开始。按照既定程序，试验重复了8次，结果是：不可逃脱组的8只狗中，有6只坐在那里等待电击；而可逃脱组的8只狗均跳过了矮闸。当然，另外一组没有接受电击的狗也跳过去了。
这样的结果证明了塞利格曼的假说，否定了行为主义的说法。狗学会“无助”与电击本身无关，而与狗无法控制电击有关。当狗既无法逃离又无法终止电击时，它就会慢慢知道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改变环境，并预期未来也同样如此，所以后来在本可以轻易逃避电击的情境中，这些“习得性无助”的狗却放弃逃离。
塞利格曼和梅尔把试验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实验心理学期刊》。后来塞利格曼在书中写道：“在心理学史上有许多实验可以称得上是‘关键’的实验。梅尔和我当时只有24岁，却做了这个扭转乾坤的关键实验。”“我们等于是向学习理论家下了战书，我们两个羽翼未丰的研究生竟敢说行为主义学派的宗师斯金纳的理论是错的！”
面对这个结果，行为主义者辩解说，不可逃脱组的狗并不是学会无助，而是学会“静止”：一定有某个时候，当狗躺着不动时电击恰好停止，电击停止作为一种奖励让狗学会了“静止”，所以在后来的情境中就总是重复“静止”这个行为。
这是一个牵强的辩解。因为一定也有某个时候，当狗躺着不动时电击恰好开始，那么受到“惩罚”的狗就应该压抑“静止”这个行为；或者，当狗做出某个动作（比如叫了两声）时电击恰好停止，那么狗就应该学会这个动作。为什么狗学会的偏偏就是“躺着不动”呢？行为主义者无视这个逻辑漏洞，坚持声称狗学会了“静止”。
梅尔决定再设计一个试验，让行为主义者无话可说。既然行为主义者认为偶然的奖励可以让狗学会静止，那么如果在试验中刻意对狗的静止行为进行奖励，那狗就更应该学会静止。这个试验与上一个试验很类似，也是把狗分为三组，第一组可以控制电击停止，第二组不能，第三组不接受电击。区别是在第一组中，如果狗静止不动5秒钟，电击就停止。
对这个试验，行为主义者预测：第二组的狗因为偶尔的奖励将习得静止，第一组的狗因为受到充分的奖励而将变得更加静止。而梅尔他们认为，第一组的狗因为对电击停止有控制力，所以不会变得无助；第二组的狗依然会变得无助。分歧就在第一组的狗，它们在试验第二步会跳过矮闸吗？
试验的结果是这两个年轻人大获全胜。“……第一组的狗，当它们刚刚进入往返箱受到电击时，它们会静止几秒钟，等待电源切掉。当电源没有切断时，它们开始乱窜……跳到另一边去了。”
（四）
和认知失调理论一样，习得性无助理论的崛起也是从挑战行为主义开始的。通过这些程序并不复杂结果又很明确的试验，塞利格曼建立起了“习得性无助”的模型。他沿着这个方向研究下去，硕果累累。其他学者的研究也不断丰富、充实着这个理论。
动物能够习得无助，那人呢？按照推理，应该是这样——那些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和习得性无助极为相似。后来有人用人做试验，证明了控制力缺失的情境确实会导致人的习得性无助。
动物能够习得无助，那么这种情况能否治愈呢？在后来的试验中，塞利格曼把那些习得无助的狗放到穿梭箱里拖来拖去，教它们跳过矮闸并认识到自己的行动可以控制电击，最后那些狗自己会动了。它们被治愈了。
习得性无助可以治愈，那么它能否预防呢？塞利格曼在试验中发现，如果一只狗在经历无助试验之前，先学习控制情境，那么它在后来无法控制的情境中居然就不会产生习得性无助——这只狗获得了无助“免疫”。
这些结果具有显而易见的应用价值。如果不可控制的情境会导致习得性无助，那么我们在教育中就应该尽量避免这种环境的出现；如果有效控制的经验可以治愈并预防习得性无助，那么我们在教育中就应该尽量让孩子去体验成功和自主。
后来，塞利格曼注意到，并非所有经历不可控制情境的动物都会产生习得性无助，总有一些动物无论经历怎样的“折磨”都不会变得无助，这样的情况大约有三分之一；同时大约有八分之一的动物是天然无助的，虽然它们没有经历任何困境。一开始，塞利格曼以为这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误差、噪声或特例，但这种情况在他连续十年的试验中一再出现，他开始意识到：习得性无助固然是环境使然，但还是与个体的某种心理特质有关。什么样的个体永不放弃？什么样的个体一开始就放弃？什么样的个体比较不容易放弃（乐观）？什么样的个体比较容易放弃（悲观）？
顺着这个思路研究下去，塞利格曼提出了“解释风格”理论。不同的解释风格，导致了乐观和悲观的重大区别。乐观者喜欢把“好事”解释成永久的、泛化的、与自己有关的原因，把“坏事”解释成暂时的、特定的、与外界有关的原因，而悲观者恰恰相反。比如，悲观者如果数学考砸了，他会解释为：我永远都考不好（永久、泛化），我真笨（自我）；而一个乐观者则会解释为：这次我的数学没考好（暂时、特定），试卷太难了（外界）。
“解释风格”理论是众多归因理论的一种，它简单、易理解，可操作性强。一个悲观者需要意识到悲观不是什么不可改变的因素决定的，而是他的解释风格出了问题。只要有意识地把悲观的解释风格转换成乐观的解释风格，即可“治愈”自己的悲观。而研究表明，悲观是抑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塞利格曼通过“习得性无助”理论重新构建了抑郁症的模型，通过“解释风格”理论发展出了有效的治疗抑郁症的方法。再后来，他沿着自己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从悲观研究转向乐观研究，开创了现在风靡全球的“积极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