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常见一种很让现代医学难堪的现象，从良性的功能性疾病到危及生命的恶性肿瘤都会出现——
很多病人在接受现代医学诊疗的同时，还会使用中医药治疗，当症状有所缓解或病情有所好转的时候，病人及其家属常常认为是中医药起了作用。
在国外，这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某些宗教信徒，或者其他另类疗法的崇拜者身上；但在中国，与中医药相关的这类现象更加普遍。
绝大多数吃中药好转的病例，其实都是所谓“中西医结合” ——“西医治病，中医抢功”。对于有生命危险的疾病，其实大多数医生也知道，不能只用纯中医治疗，至少也是以中西医结合的名头。
假如有人要做一个纯中药跟纯现代医学治疗方法的对比研究，恐怕大多数医学伦理委员会都通不过，这样的研究论文写出来也难以发表。这不是医学界要打压中医，而是这样的研究会被指责不人道。
因此，所谓“中医药更有效”必定是病人一方的错觉。
医生和病人的认知差异在医疗实践中很常见，但病人的反馈往往会让医生反感，尤其是一些对中医已有科学认识的医生。自己的知识和努力被忽视、智商被侮辱，功劳还被“做俯卧撑的”抢去，让谁也不会好受。
最极端的例子当属患血液系统疾病的病人，这类病人当中重度贫血很常见。而在严重贫血状况下，别说喝中药，有的人连饭也吃不下，大多需要定时到医院输血。几个单位的红细胞输入，病人的体力和精神状况立马就会改善。这时候有力气吃中药了，就有人居然也把功劳归到中药身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恐怕不是病人和医生任何一方单独的原因，而是双方共同的责任。美国临床医学教授瑞秋·雷曼提出三种看待生命的态度：帮助、修理和服务。以帮助的态度看待生命，看到的是脆弱；以修理的态度看待生命，看到的是破损；以服务的态度看待生命，看到的是生命的整体。帮助和修理是身体的工作，而服务则是灵魂的工作。
国内医生的责任，就在于片面重视治病而忽视了病人的精神需求。治病大多关注修复，诸如瘤体是否缩小和消失、化验指标是否改善，而对病人的主观感受、症状改善的关注都比较少，更别说精神方面需求了。而这两者却是病人最关心的。对病人的主观感受是否忽略，直接影响医生在病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就难怪病人会将你的功劳剥夺。在这一点上，现代医学真的需要向各路另类“医生”和保健品骗子学习。
举个例子。一位肝癌病人接受西医介入治疗动脉栓塞加化疗，而同时又自主服用中药。西医在手术之前告知病人效果不能保证，连治疗之后疼痛是否减轻，会有哪些方面的改善都不说清楚，只是笼统的一句“可能延长生存期”。反观开中药的郎中，他会告诉病人，他的药不光能治愈，还能够让人食欲增长、体力恢复；如果有点腹泻，那是排毒的效果，表示体内的“淤毒”正在清除。病人既接受了介入治疗，又服用了中药，果然感觉食欲增长、体力恢复，而且真有点腹泻。再加上后者态度更和蔼，表现得更关心病人。
对于一个缺少医学常识的病人来说，你说他会倾向于谁的功劳？大概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说到病人的责任，患者看病治病从来不像医生治病那么简单，因为任何身体的疾病都伴随着精神心理的改变。
医生不管是信教还是无神论者，都应该尊重病人的信仰自由，有些时候还要鼓励病人与精神导师联系和求助。
当前很多研究也发现，有宗教信仰的病人往往疼痛更轻，需要镇痛药更少，生活质量也更高。
宗教有一定的医学价值，当然靠的不是神的力量，而是病人自己的内心。不管是上帝、佛祖还是安拉，哪怕信一根木头，都可能有用。
中医在国人心目中与宗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有很深的文化烙印，受众广，大部分人对中医疗效深信不疑。多数国人都可以来两段中医理论，比如阴阳五行，风寒暑湿，营血卫气，五脏六腑，经络穴位，还有什么肝火旺，脾气虚，肾阴亏等等。这就像信佛的经常念叨的“阿弥陀佛”。
医学伦理学要求医生不能因为病人的信仰、种族、经济和社会地位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当然也不应因病人如何看重自己的劳动而改变态度。
但是，如果病患者过于偏执，医生也爱莫能助。比如有癌症病人想要停掉至关重要的化疗，只吃中药，医生除了好心劝阻也没有其他办法。
李长青，内科学（消化系病）博士，猫头鹰作者，现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编辑：孙滔；审校：夏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