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与媒体同行一道考察青藏高原，在拉萨闲逛时，有几个记者去参观藏医院，回来时跟我夸赞藏医的神奇：

“藏医们不但懂医术，他们每人还必须同时懂藏历！”

我对此解答：第一，懂得推演藏历并不神奇；第二，即便认为推演藏历很神奇，这与藏医术的高下何干？病人来此是为了看病，不是要问“今天是几月初几”。

于是几个记者抛出他们认为更神奇的信息：“藏医们会品尝每个病人的尿液，根据其味道判断病人最近几天吃了什么食物！”

 

我的回答是：第一，如前所述，病人来此是为了看病，不是为了让医生尝尿；第二，要大致判断病人最近几天吃了什么，根本无须尝尿（实际上尝尿也很难帮助判断）——在西藏，牧民与城市居民的外观差异很明显，基本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判断病人是牧民（现在还选择去看藏医的，这个群体居多），那么饮食无外乎青稞面、牛羊肉加上酥油茶；如果是城市居民，猜测他最近吃过米饭和蔬菜，大体八九不离十，有何神奇可言？

这几个记者犯了传统医术的崇信者经常犯的一种思维错误，那就是将原本与某种医术的效用毫无瓜葛的一些因素，莫名其妙地跟这种医术相关联，以此联想该医术的“神奇”和“博大精深”。一些在正常思维下看来极为荒唐的做法——比如藏医的尝尿、巫医（以及某些中医师）的画符和“符水”，在迷信者眼中反而成为该医术“神奇”的证据。这就难怪一个医生的胡子长短、身材胖瘦、修饰风度等等外在因素，也会成为某些病人判断医生医术高下的依据。

藏传佛教受到许多人推崇，其道理与上述相似，差别在于，藏传佛教以“神秘”代替藏医的“神奇”，以此获取信徒的崇拜。

笔者有一位老同事，对喇嘛教极为倾倒，叩其原因，归结为三点：严格到“令人肃然起敬”的仪式；喇嘛及其信徒表现出的“超乎寻常的虔诚”；比任何其他宗派都具有“更强烈的神秘感”。这三点原因，归根到底就是一点——强烈的神秘感。严格的仪式正是造成神秘感的重要手段，而“虔诚”则是神秘感所致的结果，同时它又反过来助长神秘感。

藏传佛教以“密宗”为名（其名原本并无“秘密”之意，但许多人会有这样的误解），“以咒代经”，更彰显自己特立独行于禅宗、净土宗、华严宗等其他佛教宗派之外。

但在我看来，藏传佛教原本不具有任何特殊的神秘之处。它之所以让人们觉得格外神秘，完全是由于西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当地经济与教育（包括文化教育与科技教育）落后所致。与之相对应，北京雍和宫的喇嘛们就没有给人太多神秘感。

青藏高原上的不确定因素（佛家谓之“无常”）原本就比较多。地域广袤、空气稀薄、气候恶劣、物资贫瘠、医疗落后，如此条件下，平原地区很寻常的一些小问题，在此都可能会演变成致命危险。游客们时常在春、夏、秋三个季节入藏，难以体会到高原上的恶劣天气。在严寒的冬季，任意一场较为突然的暴风雪就可能给牧民们造成毁灭性的灾难；高原上地广人稀，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出现任何意外，等待救援的希望都极为渺茫；以往一个牧民生病，他所能获得的救治与原始社会并无太大差别。

另外，“距离”和“未知”也会增加神秘感。在平原地区，极少有人类真正难以抵达的地方；而作为地球的“第三极”，在现代登山运动发展起来之前，青藏高原上有着太多人们无法涉足的遥远、高大、让人仰视的雪峰，它们对于藏民们来说是不可知的神秘之地。

即便是如今人们所熟悉的高原反应，其引发原因（缺氧）也曾经是人们所不了解的。在吴法宪所写关于长征的回忆录中，有的红军战士过雪山时出现了严重高原反应，但他们当时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一下山就没事了。早先的藏民爬山，每次到了一定高度身体就出现问题，一下山则完全康复，他们将此归结为“圣山”、“神山”对人们的惩罚，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海拔5500米以上被认为是永久不可适应的高度，长久居住在高原的藏民，到了这个高度以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这一切，都意味着高原上的人们对于大自然会有更多恐惧，藏传佛教的“神秘”其实就来源于西藏地理条件的“神秘”。加上落后的文化教育，这里很自然地具备了滋生迷信的肥沃土壤。一旦宗教占领了这片土地，大批虔诚信徒的出现就成为必然。

那么，喇嘛们的布道有没有解决当地人的恐惧、有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平安喜乐？没有。他们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实际上，他们的存在很可能还加重了人们的恐惧感。

一提起西藏，平原地区的人们时常联想到这样一幅场景：遥远的高原上，衣衫褴褛的藏民们一步一叩首，从千里之外走向雄伟庄严的布达拉宫；一些身着黄色僧服的喇嘛站在蓝天白云下，双手合什等待信众的朝拜。

许多人从这幅景象中看到的是藏民们的虔诚（这个也没错），但我看到的却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信仰愈诚，恐惧愈深。

——不是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而是对“无常”和“报应”的恐惧。

不清楚是藏传佛教本来的教义就有倾向，还是由于当地人错解了教义，总之，与佛教其他宗派强调“慈悲为怀”不同，藏传佛教信徒从喇嘛那边获得更多的是与“惩罚”有关的信息。我接触到的许多藏民都有这样一种认识：他们如果事佛（表观形式便是服侍喇嘛）不诚、不敬，厄运就会降临。

于是，其他宗派几乎不可能出现的一种现象，在青藏高原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一些原本就艰辛困苦的藏民，一年劳作所得，几乎悉数归于喇嘛之手，喇嘛们泰然收之。

这在平原地区的人们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依据目前的政策与交通条件，藏区牧民们本来早该脱贫：他们饲养的牦牛、绵羊等牲畜，都可以卖较高的价格（一头成年牦牛可以卖到八千元左右），而他们的经营成本及日常生活成本都很低；但许多牧民迄今依然贫困，因为他们把大部分经济收入都给了喇嘛。

几年前，自治区气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跟我介绍说，每到冬季，他们的工作压力就非常大，因为一旦某一场暴风雪没能及时预报，牧民们就可能会面临灾难性后果。此前有过几次这样的事例：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之后，一些牧民的牲畜全军覆没于野外牧场；次年大批牧民磕长头奔赴布达拉宫（距离远的，这一苦修行为将持续数月之久）——他们不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而遭此厄运，又拿不出钱财给喇嘛以“消灾”，只好以苦行来“赎罪”。

清代文人尝有一联讽刺人们的迷信行为：“磕头能祈福，难道观音也受贿；纸钱可通冥，莫非阎王是赃官？”（一作“经忏可超生，难道阎王怕和尚；纸钱能通冥，岂不菩萨是赃官”）如果将平原地区老百姓所崇信的阎王和菩萨比喻为拿好处办事的贪官，则藏传佛教更像坐地分赃、收受保护费的黑社会。喇嘛与黑道的差别仅在于两者的控制手段不同，前者用的是武力，后者凭的是精神——以精神暴力来控制信徒。

赵朴初曾有一句著名的断言：“科学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言下之意是给人类带来真正幸福的是宗教。但我看到的却是，至少在西藏，宗教非但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它还剥夺了人们原本应有的幸福。

所幸的是，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摆脱黑社会控制，人们需要更强大的武力来以暴制暴——最强莫过于借助法制基础上的国家机器；而摆脱精神暴力控制，人们需要接受教育，用更文明、更强大的科学精神来武装自己。去年在大昭寺旁一个小茶馆，我遇到一位藏族长者，他是一位退休老师，居然表达了跟我一样的观点：目前的西藏，比发展经济更急迫的，是发展教育。“只要教育赶上来，一两代人之后，西藏将彻底摆脱愚昧与落后。”

今年在珠峰脚下的新大本营（当地人称为“茶馆”），一位店主阿布告诉我，实际上现在藏族年轻人中，笃信宗教的已经不多，每年拿几乎全部生产所得去送给喇嘛的藏民越来越少。阿布自己，每年就只是象征性地拿几百元钱去送给喇嘛。我一位同事调侃着问他：“让你选择，你更愿意相信喇嘛还是相信政府？”他没怎么犹豫：“更相信政府。”——尽管这位年轻的藏族人迄今依然认同、并恪守着藏族的一妻多夫制传统。

 

方玄昌，科普作家， 资深媒体人。1973年生人，毕业于吉林大学环境科学系（环境化学专业）。1999年进入新闻领域，2002年起至2011年先后担任 《中国新闻周刊》科技部主任、《科学新闻》执行总编、《财经》杂志环境科技组主管编辑。

几年前与媒体同行一道考察青藏高原，在拉萨闲逛时，有几个记者去参观藏医院，回来时跟我夸赞藏医的神奇：

“藏医们不但懂医术，他们每人还必须同时懂藏历！”

我对此解答：第一，懂得推演藏历并不神奇；第二，即便认为推演藏历很神奇，这与藏医术的高下何干？病人来此是为了看病，不是要问“今天是几月初几”。

于是几个记者抛出他们认为更神奇的信息：“藏医们会品尝每个病人的尿液，根据其味道判断病人最近几天吃了什么食物！”

我的回答是：第一，如前所述，病人来此是为了看病，不是为了让医生尝尿；第二，要大致判断病人最近几天吃了什么，根本无须尝尿（实际上尝尿也很难帮助判断）——在西藏，牧民与城市居民的外观差异很明显，基本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判断病人是牧民（现在还选择去看藏医的，这个群体居多），那么饮食无外乎青稞面、牛羊肉加上酥油茶；如果是城市居民，猜测他最近吃过米饭和蔬菜，大体八九不离十，有何神奇可言？

这几个记者犯了传统医术的崇信者经常犯的一种思维错误，那就是将原本与某种医术的效用毫无瓜葛的一些因素，莫名其妙地跟这种医术相关联，以此联想该医术的“神奇”和“博大精深”。一些在正常思维下看来极为荒唐的做法——比如藏医的尝尿、巫医（以及某些中医师）的画符和“符水”，在迷信者眼中反而成为该医术“神奇”的证据。这就难怪一个医生的胡子长短、身材胖瘦、修饰风度等等外在因素，也会成为某些病人判断医生医术高下的依据。

藏传佛教受到许多人推崇，其道理与上述相似，差别在于，藏传佛教以“神秘”代替藏医的“神奇”，以此获取信徒的崇拜。

笔者有一位老同事，对喇嘛教极为倾倒，叩其原因，归结为三点：严格到“令人肃然起敬”的仪式；喇嘛及其信徒表现出的“超乎寻常的虔诚”；比任何其他宗派都具有“更强烈的神秘感”。这三点原因，归根到底就是一点——强烈的神秘感。严格的仪式正是造成神秘感的重要手段，而“虔诚”则是神秘感所致的结果，同时它又反过来助长神秘感。

藏传佛教以“密宗”为名（其名原本并无“秘密”之意，但许多人会有这样的误解），“以咒代经”，更彰显自己特立独行于禅宗、净土宗、华严宗等其他佛教宗派之外。

但在我看来，藏传佛教原本不具有任何特殊的神秘之处。它之所以让人们觉得格外神秘，完全是由于西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当地经济与教育（包括文化教育与科技教育）落后所致。与之相对应，北京雍和宫的喇嘛们就没有给人太多神秘感。

青藏高原上的不确定因素（佛家谓之“无常”）原本就比较多。地域广袤、空气稀薄、气候恶劣、物资贫瘠、医疗落后，如此条件下，平原地区很寻常的一些小问题，在此都可能会演变成致命危险。游客们时常在春、夏、秋三个季节入藏，难以体会到高原上的恶劣天气。在严寒的冬季，任意一场较为突然的暴风雪就可能给牧民们造成毁灭性的灾难；高原上地广人稀，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出现任何意外，等待救援的希望都极为渺茫；以往一个牧民生病，他所能获得的救治与原始社会并无太大差别。

另外，“距离”和“未知”也会增加神秘感。在平原地区，极少有人类真正难以抵达的地方；而作为地球的“第三极”，在现代登山运动发展起来之前，青藏高原上有着太多人们无法涉足的遥远、高大、让人仰视的雪峰，它们对于藏民们来说是不可知的神秘之地。

即便是如今人们所熟悉的高原反应，其引发原因（缺氧）也曾经是人们所不了解的。在吴法宪所写关于长征的回忆录中，有的红军战士过雪山时出现了严重高原反应，但他们当时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一下山就没事了。早先的藏民爬山，每次到了一定高度身体就出现问题，一下山则完全康复，他们将此归结为“圣山”、“神山”对人们的惩罚，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海拔5500米以上被认为是永久不可适应的高度，长久居住在高原的藏民，到了这个高度以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这一切，都意味着高原上的人们对于大自然会有更多恐惧，藏传佛教的“神秘”其实就来源于西藏地理条件的“神秘”。加上落后的文化教育，这里很自然地具备了滋生迷信的肥沃土壤。一旦宗教占领了这片土地，大批虔诚信徒的出现就成为必然。

那么，喇嘛们的布道有没有解决当地人的恐惧、有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平安喜乐？没有。他们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实际上，他们的存在很可能还加重了人们的恐惧感。

一提起西藏，平原地区的人们时常联想到这样一幅场景：遥远的高原上，衣衫褴褛的藏民们一步一叩首，从千里之外走向雄伟庄严的布达拉宫；一些身着黄色僧服的喇嘛站在蓝天白云下，双手合什等待信众的朝拜。

许多人从这幅景象中看到的是藏民们的虔诚（这个也没错），但我看到的却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信仰愈诚，恐惧愈深。

——不是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而是对“无常”和“报应”的恐惧。

不清楚是藏传佛教本来的教义就有倾向，还是由于当地人错解了教义，总之，与佛教其他宗派强调“慈悲为怀”不同，藏传佛教信徒从喇嘛那边获得更多的是与“惩罚”有关的信息。我接触到的许多藏民都有这样一种认识：他们如果事佛（表观形式便是服侍喇嘛）不诚、不敬，厄运就会降临。

于是，其他宗派几乎不可能出现的一种现象，在青藏高原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一些原本就艰辛困苦的藏民，一年劳作所得，几乎悉数归于喇嘛之手，喇嘛们泰然收之。

这在平原地区的人们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依据目前的政策与交通条件，藏区牧民们本来早该脱贫：他们饲养的牦牛、绵羊等牲畜，都可以卖较高的价格（一头成年牦牛可以卖到八千元左右），而他们的经营成本及日常生活成本都很低；但许多牧民迄今依然贫困，因为他们把大部分经济收入都给了喇嘛。

几年前，自治区气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跟我介绍说，每到冬季，他们的工作压力就非常大，因为一旦某一场暴风雪没能及时预报，牧民们就可能会面临灾难性后果。此前有过几次这样的事例：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之后，一些牧民的牲畜全军覆没于野外牧场；次年大批牧民磕长头奔赴布达拉宫（距离远的，这一苦修行为将持续数月之久）——他们不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而遭此厄运，又拿不出钱财给喇嘛以“消灾”，只好以苦行来“赎罪”。

清代文人尝有一联讽刺人们的迷信行为：“磕头能祈福，难道观音也受贿；纸钱可通冥，莫非阎王是赃官？”（一作“经忏可超生，难道阎王怕和尚；纸钱能通冥，岂不菩萨是赃官”）如果将平原地区老百姓所崇信的阎王和菩萨比喻为拿好处办事的贪官，则藏传佛教更像坐地分赃、收受保护费的黑社会。喇嘛与黑道的差别仅在于两者的控制手段不同，前者用的是武力，后者凭的是精神——以精神暴力来控制信徒。

赵朴初曾有一句著名的断言：“科学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言下之意是给人类带来真正幸福的是宗教。但我看到的却是，至少在西藏，宗教非但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它还剥夺了人们原本应有的幸福。

所幸的是，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摆脱黑社会控制，人们需要更强大的武力来以暴制暴——最强莫过于借助法制基础上的国家机器；而摆脱精神暴力控制，人们需要接受教育，用更文明、更强大的科学精神来武装自己。去年在大昭寺旁一个小茶馆，我遇到一位藏族长者，他是一位退休老师，居然表达了跟我一样的观点：目前的西藏，比发展经济更急迫的，是发展教育。“只要教育赶上来，一两代人之后，西藏将彻底摆脱愚昧与落后。”

今年在珠峰脚下的新大本营（当地人称为“茶馆”），一位店主阿布告诉我，实际上现在藏族年轻人中，笃信宗教的已经不多，每年拿几乎全部生产所得去送给喇嘛的藏民越来越少。阿布自己，每年就只是象征性地拿几百元钱去送给喇嘛。我一位同事调侃着问他：“让你选择，你更愿意相信喇嘛还是相信政府？”他没怎么犹豫：“更相信政府。”——尽管这位年轻的藏族人迄今依然认同、并恪守着藏族的一妻多夫制传统。

 

方玄昌，科普作家， 资深媒体人。1973年生人，毕业于吉林大学环境科学系（环境化学专业）。1999年进入新闻领域，2002年起至2011年先后担任 《中国新闻周刊》科技部主任、《科学新闻》执行总编、《财经》杂志环境科技组主管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