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关注转基因的学者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另外，现在不太可能有很多的科学家站出来谈论转基因，很多学者没有，也不擅长与公众或媒体打交道。大部分学者，不管拿不拿转基因项目的研究经费，更愿意等着、观望。科学家在其专业领域发表言论，本来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但那篇《“黄金大米”—一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发表后的当天晚上收到 1000 多条骂我的信息。这个领域有大量水军在搅局。
科学家群体对公众问题不够活跃还跟我们的评价体系有关系，所有的人都是跟着单位的评价体系走的。教授考评没有科普评价指标，现在没有一个单位说：你科普做得好，就是一个好教授。我们申请的经费，只需要说明论文发表就可以了，没有要求让公众理解其研究。
与我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的每个项目都有科普的要求。所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的指挥棒没有得到改变。假如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科技项目加上科普这个内容，情况就会不一样。
至于有生命科学领域的学者不理解、甚至不支持转基因也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不是所有生物系师生都理解转基因。生命科学领域范围非常大，有很多学科，没有一个人能够熟知所有生命科学领域。每个教授大都只了解自己研究的非常小的一个领域。我做数量遗传研究，对植物遗传有一点儿了解，但其他比较远的生物领域，比如神经生物学，可能跟数学系学生的认识差不多，跟其他普通人的判断差不多。
所以很多生物系师生不了解 Bt 蛋白为何对昆虫有害而对人体无毒，这不奇怪。他们可能没有时间、精力或者机会去了解那么多细节，除非刻意主动去了解。
一般生物系师生对作物育种、食品安全评价都不够了解，甚至相对一部分农学院学生对育种细节都了解不多。比如“为何有了杂交育种，还要发展转基因育种”，这个问题本来是可以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的考试题目，现在却成了普通公众讨论的话题。
我们很少讨论“高铁速度应该多少”“为何 300 千米每小时安全，350 千米每小时就 不安全”，甚至与我们生活更密切的手机辐射问题、汽车交通事故问题、微波炉辐射问题都仅仅引发小范围的讨论，只有转基因话题讨论、争论涉及如此大范围、历时多年而不衰。这些其实早就超出了生物技术科普的本身。
转基因的社会舆论环境不容乐观。现在要命的问题在于，对于研究而言需要有驱动力。若是这个研究遥遥无期看不到前景，投入研发的钱会越来越少。而孟山都正是因为能不停赚钱，才有动力开发新产品。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要做科普？我们要不断努力提高普通公众的接受程度，不断进行舆论环境的改善，影响一个人算一个人。因为任何时候质的突破都需要量的积累。
要让民众更好理解、支持转基因，就需要整个社会科学素质的提高，而反过来，要提高整个社会科学素质，转基因问题则是最好的切入点。在我看来，转基因大米品尝会作为参与性科普，将成为大众科普的经典案例，非常值得深思、反思。
高铁毫无疑问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技术和应用突破，当初反对高铁的声音可能不比研究转基因的科学家遭遇的反对声音要小，为何高铁成功了呢？除了上层领导因素，高铁 的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从武汉到北京最快4个多小时，高铁和飞机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更方便。但是这种方便只有我们用了才知道，普通公众也是慢慢接受的。
转基因科普也一样。我们需要考虑怎么样让民众喜闻乐见，认识到它的好处，让民众理解转基因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美好。所以，我们的品尝会需要深入拓展，打造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科普载体。（严建兵，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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