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花
要谈中国古代贡献，在中文资料里，“四大发明”是必须要写的。但是如果查国际资料，应和的人不多，因为事实有争议。
但是古代中国有一个业绩，国际上基本没有什么争议，就是中国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
有一些松散记述说印度人也独立发明过这种技术，但缺乏可靠文献资证。而中国的做法却是有明确文字记录的，最早的记录是喻昌的《寓意草》（1643年）。后来清廷的宫廷医书有更多的记载。
也有一些其他说法，说中国人痘接种术出现更早，可以早到公元1000年前后。如果真有这事，也只能算一个失传了的发明。因为从那以后有五百多年，文献就再也不曾提到人痘接种。1578年明朝期间成书的《本草纲目》，对于天花只有“服用白牛蝨四十九枚，可治天花”这样的巫医水平的记载。如果那五百年中人痘接种术一直在使用，《本草纲目》这样的中药巨著不大可能只字不提。
这个人痘接种术的意义，绝不亚于那四大发明（假设那四大发明没有争议）。真喜欢骄傲的话，这件事是一个很可以骄傲的资本。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痘接种术是预防天花的技术。
天花怎么了？
天花已经灭绝多年，现在的人们可能不太知道它有多恐怖。在种痘预防天花的技术出现以前，欧洲每年都有40万人死于天花。平均每天死110个。即使在免疫接种技术出现以后，到1978年全球灭绝天花，这一百多年里仍有上亿人死于天花。中国有多少人死于天花没有具体数字。那时候的中国官府不爱做健康方面的统计记录工作。连席卷全球死亡至少2500万人的1918大流感，中国都没有死亡数字记录，更别说天花这种“常见瘟疫”了。但数字不会低，因为，天花是病毒感染导致，而病毒这东西，即使在医学高度发达，已经能剖析病毒分子结构的今天，人类还是没有什么药物能有效控制它（您如果坚信板蓝根能抗病毒，最好不要继续往下读这篇文。因为我的话可能会影响您的心情）。
在18世纪就更不可能有什么能做的。所以天花感染死亡率至少33%，有些文献甚至报道60%的死亡率，跟埃博拉病毒相似。这样的烈性病毒，必须是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才可以对对它做研究。1978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亨利·柏森因为实验室没有足够的安全级别却违章做天花病毒研究，导致前去参观实验室其他项目的摄影师珍妮特·帕克感染天花死亡（她是全球最后一例天花病人）。柏森因此引咎自杀。
这样的疾病，本来可以说人类完全没有对策，面对疫情只能听天由命，等待病人自身免疫功能的抗争结果。免疫功能胜利了，病人就活下来了——但是多数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包括失明、失聪、神经麻痹和大家熟知的毁容。
种痘技术的意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因为无药可治，如果谁能有什么别的方法控制天花，那真的是功德无量。
（二）人痘
天花的出现可能不会早于一万五千年。美洲的原住民，在跟后来从欧洲去殖民的西班牙人接触之前，从来没有人罹患天花，就是说美洲大陆在15世纪以前从来不存在天花病毒。而目前考证认为美洲原住民是大约一万五千年前，白令海峡那里还有大陆桥的时候，从旧大陆迁徙到新大陆的。这说明他们迁徙的那个时候地球上还没有天花病毒。后来旧大陆的某种病毒发生突变（可能是因为人畜密切接触中不同病毒互相污染的结果），形成天花病毒，那时候白令海峡的大陆桥已经消失，新旧大陆没有人际交往，所以美洲大陆从来没有人染上天花，—直到西班牙人到来。
第一个有明确证据的天花患者生活在大约三千年前，因为三千年前的一具埃及木乃伊身上就发现有天花瘢痕。
天花肆虐多年，人们虽然不能控制它，但还是注意到一个规律：凡是感染过天花的人，如果能活下来，以后就不会再次感染。因为这个发现，早在公元前430年，古罗马就有一种不成文法：天花流行时，政府可以召唤以前曾经患过天花的人来为病人提供护理服务。
从这个观察结果出发，17世纪的时候，中国人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既然得过天花的人以后就不会再得天花，那咱能不能有意让人得一场天花，让他以后不再会受传染？
这就是种痘。所谓种痘是这么一种技术：通过让一个健康人少量接触天花病源，让他得一场小型天花，那以后他就不会感染天花了。
这个思路确实很有创意。这需要一种逆向思维能力。种痘防天花就是这么一种精彩的逆向思维。这个是我们可以真正为自己自豪的一大发明。
可惜的是，我们的祖先虽然想到了这个精彩的预防天花的方法，但那时的医生没有谁愿意大力推广这个做法。可能是因为技术不成熟，接种造成天花全面发作的几率太高，也可能是因为缺乏稳定可靠的疫苗培养技术，或许是秘而不宣另有所图。不管是什么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痘接种术只是作为一种秘技小范围施行，能受惠的人不多。
法国传教士殷宏绪想学习接种技术，还是靠行贿才拿到方子。《红楼梦》里巧姐患的“痘疹”，虽然单凭那位医生的含混描述无法判断是水痘还是天花，但从他们的对话加上王熙凤去拜痘疹娘娘这些做法来推断，巧姐肯定没有接受过人痘接种术——显然贾府所有在场的人，包括那位医生，都不知道人痘接种这回事，不然那位医生就应该询问有没有接受过接种（如果他是个合格的医生）。
人痘接种后来能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是一个意外，由于外族入侵导致的意外。清人在关外基本没有得过天花，对天花普遍没有免疫力。所以他们入关之后大量染上天花，顺治就是染天花死的（咱说医学史，野史故事好听但难以验证，咱就不说了吧）。清廷一看天花这么猛恶，就起了惶恐。顺治驾崩了得有人接班。可是谁接班合适？接班的人会不会接着染上天花立刻死掉？
好在清人那时已经坐了龙椅，可以召集中国最好的医生来咨询。咨询之下他们学到一个重要知识：但凡得过天花而没死的人，以后不会再患天花。
于是曾经得过天花而没死的康熙成了理想的接班人。
为了保证以后皇室人员不再死于天花，清廷倾国家之力调查解决办法，很快查到了民间低调施行的人痘接种术。会接种术的医生被调到宫廷进行正式研究。疫苗制作费用昂贵无妨，为了研究这个，国库的钱可以无限制调用。高风险无妨，你随便拿百姓做实验，出事故不需要负担医疗责任。谁敢抬尸闹事，不用半个时辰就能让他被自觉从咱视野里消失。
有这么强大的财力和行政支持，人痘接种术很快达到了足够的安全度，意外发病率从高于20%下降到低于5%。于是皇室的重要成员（基本上就是皇子皇孙）都做了接种。
有可能是因为这种研究的神秘性和贵族性，再加上我们的医学前辈历来没有做统计数据记录的习惯，结果这种接种预防方法对于预防天花起到了多大作用，一直没有数字可以提供证据。
后来俄国人到中国学会了人痘接种技术，又把这个技术传播到了土耳其，土耳其人大力推广，基本上每个儿童都接种人痘，令前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震惊不已——在土耳其的英国人几乎个个都染天花，没死的都留下残疾，而土耳其人安然无恙。大使夫人玛丽·蒙塔古因此回国奋力奔走，呼吁医学界学习这项技术，最后在1722年使得人痘接种术成为了欧洲广泛施行的防病措施。
蒙塔古的这个努力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人痘接种术的功效。西方人喜欢精确记录资料，对于人痘接种术他们也有很详尽的记录：1721年，波士顿医疗机构的文件有这么一组数字：那一年，没做过人痘接种的人群，有6000人感染天花，其中1000人死亡。做了人痘接种的人群，只有300人感染，其中6人死亡。
两相对比可以看到，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效果是肯定的。不过，人痘接种术并不完美。它实际上就是让人感染一场真正的天花。虽然接种的时候医者尽量想控制发病烈度，但因为不知道天花病毒的病理机制，所以各种接种办法都只是依赖经验，没有清晰的理论来指导安全控制，所以疫苗毒性强弱就没有精确的测量方法。
如果使用的疫苗毒性太弱，没能激发抗体产生，就不能获得免疫能力（所以在波士顿的那个文献数字里，接种了疫苗的人仍然有300人染病）。毒性太强当然更不行，那会导致全面发作的天花，会直接死人的。中国的原版人痘接种是通过鼻孔接种，让病毒从呼吸道进入体内，这个其实风险比较高，很容易造成重症发作（因为呼吸道是天花病毒喜闻乐见的栖息地）。
欧洲人把人痘接种术改良了一下，采用皮下种植，那样会相对安全一些，但也还是用真正的天花病毒植入人体，所以还是有风险。皮下种植的，大约2-3%的人会出现天花全面发作。鼻道种植法，早先发作率10-20%，后来用“熟苗”（毒性减低的天花疮口浆液或痂皮，可能是通过连续次第接种来减毒），能减低到5%以下。
这个问题一直到1800前后才出现转机。
转机出现在欧洲而不是种痘术的发祥地中国，说起来是因为一个似乎跟科学技术没啥关联的生活习惯：喝牛奶。古代中国人不喝牛奶，结果就没机会发现这个重大改良方法。因为，这个转机的出现，直接跟奶牛有关。这就是牛痘接种技术的发明。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不应该偏食。丰富多彩的饮食习惯不仅对营养平衡有益，还可能帮助你发现重大科学原理。
（三）詹纳
现有文献一般都把发明牛痘接种的荣誉归于英国的爱德华·詹纳。跟很多发明权一样，这个事情也有一些争议。在詹纳之前已经有人施行过牛痘接种而且取得成功。所以詹纳并不是最早发明牛痘接种术的人。
但是把这个荣誉戴在詹纳头上，其实也不算特别过分。
因为，能想到一种技术是一回事，能让这种技术真正造福千万人是另一回事。詹纳做的正是后面这一桩事情。
詹纳1749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叫伯克利的村庄，父亲是牧师。那时候的欧洲，牧师就像中国古时候的私塾先生一样，是“有学问”的代表。牧师家的孩子通常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欧洲很多科学大师都是牧师家庭出身。詹纳5岁时父母双双亡故，但是因为他的牧师家庭背景，他小的时候的早期教育不错，而且养成一种好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他的一生颇有助益。
父母去世之后詹纳靠哥哥姐姐抚养。为了早日自立，14岁这年，詹纳到临村的一个乡村外科医生那里，以学徒的身份学习外科学。
没错，是叫学徒。那时现代医学还没有成气候，欧洲的乡村外科医生跟理发师的区别还不是特别明显。surgeon这个词，中文现在是翻译成“外科医生”。其实在那时的欧洲，surgeon跟doctor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Doctor（医生）是要从医学院毕业，有博士学位的人才可以做（所以英语的doctor一词既是“医生”也是“博士”），而surgeon这个词，虽然现在的翻译是“外科医生”，在詹纳那个年代，更适合的翻译或许应该是“游医”或是“郎中”。因为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给人放血，加上外伤脓疡的清创敷药。那时候的doctor们是很看不上这种“匠人”的工作的。以他们的身份，他们只用笔杆子开处方。如果动手，最多就是拿听诊器听诊或是做个叩诊。
地位不高不等于人品也不高。詹纳做人跟行医都很认真。作为郎中，他们不像“医生”那样可以坐在办公室等病人上门求医。他们日常工作就是骑着马在各个村庄走，上门提供服务。有一回有人带来口信，一个20里之外的村子里有人病了，需要郎中帮助。那时是冬天，当天大雪纷飞，但詹纳没犹豫，上马就走。路上寒风凛冽，到了病人家里他几乎休克，病人的家人先给他抢救一番，他才缓过气来给那位病人提供服务。
因为这种笃实的行医态度，村民们对詹纳很是尊敬。
詹纳在跟他的乡村医生师傅学习外科学的时候，一个挤奶女工染上牛痘来看病。牛痘本来是牛身上的病，是一种分子结构跟人类天花病毒类似的牛痘病毒引起的，发病的时候主要症状是在牛乳房区域出现疱疹。挤奶女工要挤压牛乳房取奶，如果这牛当时感染了牛痘，而这女工手上刚好有小伤口，牛痘病毒就会进入她的身体。这种牛痘病毒虽然本是牛病毒，但如果进入人体，也能导致一些小症状，比如手臂局部会有一些疱疹，人会轻度发烧，好在牛痘病毒毒性远不如天花病毒猛烈，所以不会致命。
詹纳一边检查这个女工手上的疱疹，一边安慰她，说这样的小疱疹不会留下什么明显的瘢痕。不料这个女工根本没有为这个疱疹紧张，倒是很开心地说：我才不会难过呢。我得过牛痘了，那我就不会得天花了。
这句话让詹纳大吃一惊。因为，为了不得天花，詹纳8岁的时候也种过痘。他种的是人痘。而那个时候，种痘可不像现在这么轻松。文献记载，詹纳接受种痘（人痘）的过程是这样的：
“（施术者）首先给他（詹纳）放血，直到他脸色苍白。然后要隔离，禁食，只可以喝蔬菜汤以甜化血液（欧洲古代医学理论），不可吃任何其他食物，直到他形销骨立。这时候（施术者）才给他做人痘接种术。然后他跟其他做了接种术的孩子一起被转移到种痘观察站去隔离一个星期，去的路上这群孩子步伐踉跄气若游丝，很多孩子不断呻吟哭泣。詹纳三个星期之后才基本恢复生活能力，完全康复则是更晚时候的事情。”
跟这样的人痘接种术对比，染上牛痘的症状简直可以说是是清风拂面，而据这个女工说，染过牛痘的人，过后也能够对天花免疫，平白省去了那场可怕的人痘接种炼狱。
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这个对比太强烈了。
不过詹纳当时没有深入探索这个疑案。那时他还是一个刚刚开始上路的学徒，
还没有实力做这种探索。
21岁时，他的师傅认为他应该找更好的师傅学习医学。詹纳父母都已经去世，于是好心的师傅自己提供学费把詹纳送到了伦敦，进入英国久富盛名的圣乔治医院进一步学习外科学和解剖学。
詹纳在圣乔治医院跟老牌外科医生约翰·亨特学习科研方法。亨特是当时外科医生的顶尖人物。因为他的造诣，伦敦的大夫们开始转变态度，不再把surgeon视为匠人，而逐渐承认外科也是医学的一个分支。
亨特最常教导詹纳的一句格言是：不要空想，动手去试！（Don’t think. Try!）
这话是现代解剖学奠基人哈维说的。亨特想告诉学生的就是：不要恪守古代典籍的条文，要勇于自己动手，自己探索和发现新知识。在亨特看来，靠浪漫的冥想感悟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必须动手实验才能找到答案。
多年以后，詹纳真的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尝试的结果，最终让人类少死几亿人，也使得“麻子”这个词近乎从字典里消失。
这就是牛痘接种术。
（四）牛痘和天花的奇怪关系
让他产生这个想法的，就是那个挤奶女工不怕天花的传说。
其实他不是唯一一个听说过这种故事的人。挤奶女工几乎清一色对天花免疫，这个江湖传言已经流行很多年，所以那时的画家找裸体模特都喜欢找挤奶女工，就因为那时天花实在太流行。黑死病虽然也流行，但主要是在卫生条件差的人群里流行（跳蚤传播）。而天花行事公道，不分贫富老幼，只要你呼吸你就可能被传染。所以那时候一句很流行的名言是：有两种病基本没有人能逃过，一个是恋爱，一个是天花。
德国有一家医院收治过一例天花病人，结果同一栋楼里有17个人被传染天花，其中一个住在三层楼之外，而且确定跟原患者没有近距离接触史。唯一可能的传播途径就是楼里的通风系统。天花病毒就是有这么强烈的传播能力。
因为这个，那时的人很少能长到成年而皮肤完好的。反正天花谁都躲不过。患上天花，有的当时就死了。没死的就会被天花在身上留下无数凹坑。唯一的例外就是挤奶女工。挤奶女工或许社会地位不高，但是她们普遍能保持完好的皮肤。这就让画家很青睐——也让詹纳心里总觉得有个什么声音在低声念叨，似乎在说“你好好想想。这事自有深意……”
詹纳自己作为受过正规训练的外科医生，多年来一直按当时的标准做法实施人痘接种术。人痘接种是能预防天花，但是接受接种的人有2-3%会因为接种导致真的天花发作，有人就因为这个死去。
按当时的医疗条件，2-3%的事故率在实在不算高，尤其是比起天花本身33-60%的死亡率来说这已经是神迹一般的拯救了。但是詹纳还是为这2-3%感到不安。他希望能有更安全的办法，既能预防天花，又能不出意外。
所以那个挤奶女工的故事就总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
詹纳知道人痘接种的目的就是让人得一场小型天花，然后能对天花免疫。可是，如果传说中的得过牛痘的就不得天花这件事是真的，感染牛痘跟感染那个“小型天花”就具有同样的免疫效果，而感染牛痘的症状要轻微得多，安全得多——牛痘不会致死。那么，我们接种的时候用的那个人痘疱浆，是不是可以换成牛痘疱浆？
詹纳的思路是对的。我们现在知道，接种牛痘实际上就是把牛痘病毒从皮肤伤口输入人体。这种病毒进入人体之后，人体的免疫系统会产生一种叫做“免疫应答”的反应来消灭病毒。凡是会让人体免疫系统出现这种免疫反应的东西，免疫学里就叫做“抗原”，大意就是“能导致抵抗反应的原发因素”。
能引发免疫反应的东西很多，可以说是无限多，但人体免疫系统的反应能力也同样多，所以能针对各种抗原产生对应的抗体。这种对应关系是非常严格的，就是说，一号抗体杀一号抗原，二号抗体杀二号抗原。各个抗体都只负责一种抗原，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一对一的关系，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么精确的匹配。这种精确匹配关系，免疫学上叫做“特异性”。
这种特异性对人体是很必要的。因为，所谓抗体，其实就是人体里的特警，它出现的目的就是屠杀。但是因为这个“特异性”，就是一种抗体只杀跟它匹配的抗原这种特异性，它就不会滥杀。它是按抗原的分子结构的特点来识别敌人，于是就专杀具有这种分子特点的敌人。比如感冒病毒激发的抗体就只杀感冒病毒，不会去杀肝炎病毒。
您可能说：免疫系统干嘛这么死板？就不能灵活一点，把所有的病毒一块杀了不就结了？
能这样当然很理想。但是您要是熟悉进化论，您可能就还记得，天下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其实都是从同一种原始生命形式发展而来的。因为大家都来自一个共同祖先，所以即使是病毒，它的分子结构跟人体基本砖块——蛋白质的结构，也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抗体识别“敌人”的标准不够具体，那就会误伤自己人。
比如说，您有一款机器人战士，战斗力天下无敌，逮谁灭谁，但它需要您给个识别特征来辨认谁是敌人。您如果给的特征是“脸上有两只眼睛一个嘴巴”，这就太笼统，因为基本上所有脊椎动物都符合这个描述，那您的机器人无论是人是狗都杀，连您自己都不放过。所以您必须给一个特别精确的特征，比如“人类，左边脸颊刺有褐色的‘劫’字”，那么机器人就只会对脸上被刺了“劫”字的流放犯人下手（宋江赶紧跑！）。
抗体之所以识别敌人的时候这么精确，说杀感冒病毒就不碰肝炎病毒，就是因为人体自己的蛋白质跟病毒蛋白质也有很多相同的基本结构。如果抗体的识别标准不是这么的具体细微，那就可能发生误伤，把人体自己的细胞也杀死了。
为了防止误伤，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就产生了这种严格的抗原-抗体精确匹配的关系。一个抗体针对一个抗原，别多管闲事。
这种严格的匹配关系，有时候会出现意外错位。比如，有时候，一种入侵细菌或是病毒的蛋白质，跟人体本身的一种蛋白质太相像，于是它诱导出来的抗体就不能准确区分哪些是入侵细菌，哪些是碰巧长得跟这种细菌相像的自身细胞，结果这个抗体出击的时候就会打击面过大，不仅仅杀死那种入侵细菌，连自身的那个不幸长相相似的细胞也一块杀死，于是出现所谓自身免疫反应。比如某种溶血性链球菌表面的蛋白，碰巧跟人的心肌纤维上面一个叫肌膜的组织有共同特征，在免疫学上就说这两种东西有共同抗原。那么，链球菌感染人之后激发的抗体（抗链球菌抗体），不但会去杀死链球菌，也会误伤主人自己的心肌纤维，导致风湿性心肌炎。在免疫学上这叫做发生了“交叉反应”。
这个是致病原（比如细菌或是病毒）跟人体组织相似导致的误伤。有时候，不同的致病原也会长得很相似，比如牛痘病毒和天花病毒，这两种病毒的分子表面结构绝大部分相同，牛痘病毒进入人体之后会激发出一套抗体，但是这套抗体分不清哪个是牛痘病毒哪个是天花病毒。这俩在这套抗体看来全长得一样，于是它看到牛痘病毒要杀，看到天花病毒也要杀。
这本来是个误会，但是这个误会对人类是大大的有利。第一，牛痘病毒在人体能引起的症状十分轻微，尤其是后来经过减毒处理的牛痘病毒，仅仅会导致局部一点小红斑而已。第二，牛痘激发的一整套免疫反应，对天花病毒有全面的杀伤效应。于是，借助接种牛痘，我们获得了对天花的免疫力。
（五）尝试
当然，詹纳在18世纪末叶并不知道这些免疫机理。他只是从牛痘患者不怕天花这个生活现象里受到启发，产生一种基于直觉的推理，于是想尝试改变天花种痘的传统做法，试用牛痘来取代人痘。
但是习惯势力的阻力也是很大的。从蒙塔古夫人为欧洲引进人痘接种术之后，这种技术已经施行了70年，是当时医学界的规范操作。当时很多人，甚至詹纳的导师亨特，都认为那个挤奶工不患天花的说法是民间迷信。所以詹纳刚开始行医的时候并没有立刻去深究这个牛痘现象。
也不怪这些专家们不信。那时候达尔文还没发表《物种起源》，进化论还没有出现。当时在欧洲，从教会到学校都说人是上帝创造的，是“有灵”的神圣存在形式。上帝创造了人和物，动物是归在这个“物”里面的，跟人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因为这种理念，接种动物体液来预防人类疾病，对于那时的欧洲人来说简直是渎神。
詹纳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所以欧洲这种主流思维对他不免很有压力。但信教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依傍天神求福避祸。另一种是因为相信天神是至善的代表，因此追随天神并且把自己交付给天神。詹纳是属于后面这种书呆子式的信徒。所以他虽然不能反驳教会的说法，但他可能也觉得，我想改良接种术，为的是减轻病人的痛苦，增加接种的成功率，如果这能成功，就能少死很多人。我本意是为了救人，那上帝应该不会责备我的这种想法吧？
可能因为这种自我开解，他一直没有放弃对牛痘问题的思考。牛痘可能可以预防天花的想法，就像一颗黄豆，埋在他心底深处，慢慢往外发芽。
终于有一天，他决定要尝试验证一下这个想法。
早先我们说过，詹纳并不是第一个尝试用牛痘预防天花的人。之前有别人做过小范围的尝试。最富戏剧性的是一个叫做杰斯提的人做的实验。因为这个杰斯提根本不是医生，而是一位农场主。可能是他自己农场里有奶牛，所以他能亲眼看到患过牛痘的人不患天花。于是他模仿人痘接种的技术，用牛痘疱浆给自己的太太和孩子做了接种。接种之后，他太太和儿子后来确实没有患上天花。
不过，杰斯提不是医生，没有科学训练背景，所以他没有什么精确的方法来证明接种有效。他的“有效”，根据就是他太太和孩子后来在“自然生活条件”下一直没有患天花。当然，根据我们所知道的背景，当时英国天花肆虐程度如此严重，基本上是人都会染上天花。杰斯提家里接种了牛痘的人后来都没感染天花，“凭常识”，大家都会相信他的牛痘接种确实起到了防止天花的作用。
但是医学应该是一门科学。要做科学的结论，单凭“常识”是不够的。
詹纳受过学术训练，虽然只是郎中不是医生，但他确实学习过科研方法。于是他要用严谨的实验方法来证明牛痘的功效。
詹纳的第一个广为人知的实验对象是他家园丁的儿子，8岁的詹姆斯。时间是1796年5月。
詹纳找到一位正在患牛痘的挤奶女工，从她手臂的疱疹里取疱浆做疫苗，然后在詹姆斯手臂上用柳叶刀划出一点伤痕，把疱浆涂抹在伤痕上。这就是接种。
接种完成了。可是，接种牛痘是不是真的能使人对天花有免疫力呢？现在詹纳需要有切实的证明。
于是，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就试着给接种过牛痘的人接种人痘。
就科学研究方法来说，这是个重要步骤。“正常”情况下（这里“正常”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种过痘也不曾患过天花的人），接种人痘之后，人会出现轻度天花症状，包括接种伤口附近相当广泛的疱疹和身体低热。詹纳的设想是：如果接种牛痘有效，詹姆斯这孩子现在对天花有了免疫力，那么给他接种人痘，他应该就不会出现那些疱疹和发热。
詹纳判断正确。詹姆斯接受人痘接种之后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这就是说，詹姆斯对天花具有了免疫力。
免疫力的来源是接种牛痘。
一场轻微的发热反应，换来了对天花的免疫力。
为了证明这种效果不是偶然“碰上”的，詹纳后来多次重复这种操作，结果证明牛痘的预防天花作用确实可以重复验证。
拯救了地球上几亿人的牛痘接种术，就这么诞生了。
成果是伟大的，但是过程呢我们必须指出一个问题。
因为詹纳的功勋，历代史书都倾向于对他的实验方法里面的伦理问题轻描淡写甚至完全回避不谈。但是，我们既然是在谈医学科学的历史，就还是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客观地说，按现代的国际医学研究伦理准则，詹纳的实验方法是不规范的。
为了保障人身安全，现代医学研究规范是：必须先经过动物实验，证明一种药物或是手术方法有肯定疗效，而且对生理和解剖机能没有恶性损害，才可以进入人体实验阶段。而且早期的人体实验也必须有很严格的安全控制措施。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人体实验阶段，受试者的选取必须基于志愿。
詹纳的实验没有经过动物实验阶段就直接做人体实验，按今天的规范，这很冒险的。至于受试者是不是志愿，文献没有提到。但是詹纳没有用贵族子弟做实验，而是用身份比自己低的园丁家的孩子做实验，那么，以“人之常情”来论，即使园丁对詹纳说“愿意合作”，园丁会不会因为要求来自权威人物而违心同意？理论上说是有这种可能的。
但是话说回来，在詹纳时代，现代医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医学界还没有经历太多的重大实验事故，也就没有建立完整的安全管理规范。所以，按当时的医学规范，这个受试者必须出于志愿的原则还没有明确制定。当时对研究方法的伦理约束，基本就是根据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不可以有意对病人带来伤害。
或许有这个可能：詹纳心里明白，即使法律上没有规定，“从情理上说”，还是应该按志愿原则选取受试对象，但为了早日得到实验结果，就选择了忽略这个“情理”。
严格地说，詹纳应该更慎重一些，更公道一些，切实征得受试者的同意才进行实验，那样才合乎医学伦理的要求。只要能客观地分析获益和风险的比例，詹纳应该还是能找到志愿合作的受试者的。
至于动物实验，原则上我们必须坚持先动物实验后人体实验的规程。但是对于天花的研究，却有一个技术死结：天花病毒只会感染人，不会感染动物。
从人类抗击天花的整体战役来说，这个是大幸。若非如此，我们就不可能取得灭绝天花的战果。因为，我们可以给所有的人种痘，但我们不可能给所有的动物也种痘，那么动物就还会继续感染天花，而感染天花的动物就随时可以把天花病毒还给人类。天幸天花病毒不会感染动物，所以我们才能在给所有人类种痘之后从地球上消灭了天花疾病。
对于消灭天花，天花病毒的这个特性是个对我们有利的事。可是对于研究天花，这个特性就造成了刚才说到的技术死结：即便詹纳当时想先做动物实验都没有实验对象，就因为动物根本不会感染天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没有什么可以苛责詹纳的。我们总不能说为了坚持原则，宁愿根本没有机会发现牛痘疫苗也不允许詹纳直接做人体试验吧。这么食古不化，人类恐怕就还会停留在古代巫医水平了。
按今天的规范来衡量，詹纳的研究方法有不尽完美的地方。好在，以詹纳的人品来推断，我们应该可以相信他是以自己的全部医学知识来尽量保证实验的安全性的。而且挤奶女工患牛痘的病例很多，詹纳自己诊治过这种病例，知道牛痘病毒对人的危害不大，所以他的人体实验也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鉴于最终实验结果是良好的，我们就不必太纠结于这个200年前的某些不规范之处了吧。实际上，詹纳去世的时候，参加葬礼的人群里，那个园丁就站在最前面。他一生看到过无数孩子死于天花。所以他知道詹纳给自己的儿子接种牛痘，对这孩子来说是救命之恩。（未完，“腮红”明日推出下集）
（本文刊于《新语丝月刊》2016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