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书生，目睹国家边患不断，文武兼习，钻研兵法，矢志守疆卫国。及至朝廷军队节节败退，丢城失地，领军将帅几乎谁去谁死，别人唯恐避之不及，他却以一名小小七品芝麻官的身份，自告奋勇，请缨杀敌，一扫朝廷悲观萎靡之阴霾。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夸夸其谈，而是确有过人的才略和魄力，比谁都踏实肯拼，能够挑重担，干大事。他，就是袁崇焕。
在风雨飘摇的晚明，面对后金攻无不克、所向披靡的逼人态势，袁崇焕坚守关外，苦心经营，誓死抵抗，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打破了双方开战以来后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明朝扭转了危局，提振了士气，鼓舞了人心。后来又千里驰援，保卫京师，再次击败后金军，使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发动的三次西征均败在他手里。
他的破格擢用和提升之快，并不是因为他运气好，而是与他的才能和性格、为人有直接关系。他之所以取得超乎常人的成就，原因也在于此。
大致归纳起来，除了拥有卓越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指挥才能，他的身上还集中了这些性格和品质，那就是：刚毅、爱国、清廉、实干、进取、亲民等。他的才能和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一名既受朝廷倚重，又受军民拥戴的重要将帅。
但最后，他不是沃血沙场，死在敌人刀枪之下，而是身陷诏狱，被绑缚街头，处以极刑，死在自己人手里。
只要稍加了解和分析，就知道，给他定的那一长串罪名（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除了“斩帅”还沾得上边，其他都是站不住脚的。
之所以说斩帅还沾得上边，也仅是因为他没有通过崇祯帝许可，是先斩后奏。但就当时的情况，袁崇焕此举也实是出于无奈。他肩负“五年平辽”重任，全面负责辽事，必然要整顿辽东军务。收拢兵权、统一指挥，既是他分内之事，也很有必要。毛文龙的飞扬跋扈、不听节制以及其他种种表现，一是给朝廷添乱，二是影响袁崇焕对辽东的战略部署，三是有叛变投敌的可能。朝廷不是不想处置他，而是他孤悬海岛，没有好的办法，有所顾忌。
事后崇祯帝在圣旨中也数列了毛文龙的罪行，肯定了袁崇焕的行为。就算袁崇焕在这件事上有错，从崇祯帝当初对待此事的态度来看，哪怕是出尔反尔，秋后算账，袁崇焕也罪不致死。
在袁崇焕死后，毛文龙的亲友要求为毛文龙翻案，崇祯帝明确表示不准，仍然说毛文龙是“罪有应得”，由此也可见，崇祯帝认为毛文龙被斩这个事，本身是无错的。崇祯帝没必要在这件事情上说假话作掩饰，如果毛文龙真是冤死，趁处死袁崇焕而为毛文龙平反，不是更能坐实袁崇焕的罪行而堵住为袁崇焕鸣冤叫屈的那些声音么？
有一种说法，就是袁崇焕挥师入关，千里驰援时，没能在蓟州拦住后金军，致使皇太极领军越过蓟州，继续西进，最后兵临北京城下，这不是失误封疆是什么？袁崇焕的门人程本直，在一一辩驳袁崇焕的罪行之余，也指出，在这一点上袁崇焕有过失。可是，能单凭这点治袁崇焕死罪么？何况真要追究和探讨起来，袁崇焕在这一点上也是没有错的。
首先，袁崇焕早就注意到蓟镇北面一带防线薄弱，担心为敌所用，数次上疏请求崇祯帝予以重视，加强布防，增设团练，均没有得到支持，又派谢尚政领兵前往遵化协助防守，巡抚王元雅却不买账，将谢打发回去。所以对于遵化、蓟州以北长城一带的防线，袁崇焕实际上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尽管从职权范围而言那里并不归他直接管辖。
其次，蓟州一战，不同于此前的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宁远和宁锦两战时，明军都是按袁崇焕的方略，以守城战为主，凭借坚固的城墙工事，以大炮等火器杀伤敌人，使后金军铁骑驰突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再以机动作战予以配合。
辽西走廊地形狭长，西面又有山海雄关扼住咽喉，后金军要想从那里进入中原，必须先攻下宁远等城所，否则即使已到山海关外，一时难以破关，后面各城所的明军进行围歼，后金军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后金军对宁远、锦州是势在必得。
但蓟州就不同了，蓟州后方没有山海关那样的险要关隘阻挡，后金军也就没必要非攻占蓟州不可。蓟州又是一座孤城，四顾无靠，既未曾设置坚固的布防，也未积极备战。袁崇焕的军队在这里要做的，并不是像之前那样守住城池、乘机杀敌、击退敌军即可，还要在城外开阔地临时拉防线，拦截后金军，否则后金军完全可能不攻城，径直绕城而去。
这时的关宁军虽然也有了骑兵，但连日行军，临时布控，人数又不占优势，在此与善长野战的后金军展开阵地战，要想取胜并全线拦住后金军，根本就是无把握的事。只能说，袁崇焕是尽力而为，拼力一搏了。
后来他在北京城下以少胜多，击败皇太极时，就感慨说，那是凭将士们的激昂斗志和牺牲精神换来的险胜。何况京师之战，已经重在倚城退敌，而蓟州一战，是要实现全线阻击，并不比京师之战容易。
在蓟州，关宁军拼死杀敌，能够取得胜利，已属不易，至于皇太极领兵另行绕过明军防线，开往顺义，实为在所难免。袁崇焕和关宁军毕竟是人不是神。看看后来的情况也可以明白这点。已经进驻顺义的满桂和在蓟州的袁崇焕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不是守城了事，还要在城外拉防线拦截后金军。
满桂也正是这样做的，领兵在顺义城外布防，与后金军决战，被后金军一举击溃。如果说袁崇焕是大意，或未尽力，或有意为之，那么满桂之败又是何原因呢？满桂可是一员猛将。满桂兵败，朝廷没有追究任何责任，崇祯帝对他反而器重有加，袁崇焕就罪该万死了？何况在保卫京师的战斗中，袁崇焕两战两捷，比满桂的功劳要大得多。可见，以蓟州之事治袁崇焕重罪，也是站不住脚的。
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袁崇焕经营关宁锦防线，耗去朝廷大量银两和物资，却不主动出击，进攻后金军。
这种说法关系到两方面问题，一是军费投入，一是军事策略。
明朝与后金的局势到了这个份上，大量投入军费已经是无奈之举，是必须的，并非失策性的浪费。此前的多次交战已经说明，明军与弓马娴熟的后金军展开野战是占不到便宜的，连守城都很困难。如今如果不改变策略，利用坚固的工事做依托，而盲目对敌发起进攻，显然只会自取灭亡，就像取代廉颇而轻率出战的赵括。
在袁崇焕之前，熊廷弼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实行以守为主，先守稳，再图战，而非浪战的策略，收到一些成效，可惜因巡抚王化贞擎肘和权奸陷害，无功而殒命。
袁崇焕继承和发展了熊廷弼的方略，他认为，“虏利野战，惟有凭坚城以用大炮” ，提出“以城护炮，以炮卫城”、“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也是以守为主，不轻易和八旗兵野战争锋，使八旗兵的长处无从发挥，再寻机歼敌。
宁远和宁锦两战，明军之所以获胜，就是靠这个法宝。要贯彻实现这个方略，需要构筑坚固的城墙和堡垒。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也就在所难免。但这些，相较于有效巩固边防和御敌于国门之外，孰重孰轻？单单守着山海关的确省事，但一则不利于提振人心，二则这世上本无破不了的雄关，一旦稍有闪失，便覆水难收。
持这种说法的人，为什么不质问魏忠贤广建生祠耗去了多少财力，朝廷重修三大殿花掉了多少国币，福王府里屯积着多少珍宝，腐败场中糜费了多少金银，却偏偏指责袁崇焕在战火紧逼的边关筑防御敌使用了大笔军费？袁崇焕不这样做，那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率军冒进，重蹈覆辙，白白葬送明军将士；要么仅守山海一关，此关一破，后金军便直驱中原……
联想到汉朝时对待匈奴的问题，我们也应该明白，袁崇焕的军事思想是没有错的。匈奴屡次侵犯汉朝，由于匈奴骑兵人悍马壮，机动灵活，而汉朝基本是步兵，少量骑兵战斗力也不强，对匈奴竟一时奈何不得，只有忍受屈辱，以和亲与抚赏方式，维持安定。
经文帝、景帝两朝的发展，国力已经强盛的汉朝不愿再受此屈辱，汉武帝便下令训练骑兵。拥有强大的骑兵后，对匈奴发动了反击，并取得胜利，从此变被动为主动，由频频被匈奴袭击变为寻着匈奴打，使匈奴残部远逃漠北甚至欧洲。汉武帝为训练骑兵和痛击匈奴，在思想上做了全国性动员，在政策上做了全国性调整，使鼎盛的国力都有所下降，可见对付匈奴的不易。
历史上有个说法，就是“女真人，不满万，一满万，便无敌”。女真是游牧民族，精于骑射，以肉食为主，体魄强健，在与中原步兵的战争中，他们是占有绝对优势的。明朝对付后金军，和汉朝对付匈奴有很大的相似处。但汉武帝时拥有足可称雄世界的强大骑兵军团，而此时的明朝却没有，袁崇焕命赵率教等人训练出来的关宁骑兵虽然也很有战斗力，但首先在规模上就远远不能和汉朝的骑兵军团相比，也不能和后金骑兵相比，要以进攻的方式全面击败后金军，收复辽东，显然是不懂军事的幼稚和狂妄之想。
有人说，如果毛文龙在，有他的牵制，后金军就不会绕道蒙古，侵犯京师。
附和这一说法的人还不少。殊不知，这实是小儿之言，是无限制夸大了毛文龙的作用。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时，毛文龙好好的，后金军怎么对宁远和锦州照打不误？后金出兵朝鲜时，为什么没有受到毛文龙的牵制，还顺路把毛文龙打得惨败而逃？毛文龙如果真是积极行动，以跳蚤式的游击战对后金骚扰几下倒是可以，但要在大兵团作战时实现实质性牵制，他根本就做不到，后金只需以少量兵力一剿即溃。
再看毛文龙写给皇太极的那些书信，及他的种种劣绩，他死得还冤？换成别人，早就被处死了。所以，对毛文龙，也许暂时可以不杀，但从整肃军纪需要将他杀了，并不是错。崇祯帝对此事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说明了这点。南明也没有为毛文龙平反，而是给袁崇焕平了反。
还有人说，袁崇焕所言“五年复辽”是吹牛，夸口。
五年时间的确有点紧，但只要像袁崇焕对崇祯帝说的那样，上下协作，配合得法，问题并不是很大。如果说凭这点袁崇焕就该受死罪，那么毛文龙屡次向朝廷上书，慷慨激昂，陈说收复辽东易如反掌，“得饷百万，明年可以灭奴”、“两年之间，有不平辽灭奴，复三韩之旧业，甘治欺君诳上之罪”，粮饷物资得到了，却未收寸功，怎么就不被朝廷碎尸万段？
前人说，“尽陈古事观同异，不与时人论短长”。对于有些突破底线、失去基本是非观和缺少常识的言论，本不置一驳，但既然本书是专写袁崇焕，本文是专谈袁崇焕，也不妨说几句。否则，某些人还以为自己振振有词的浅薄就是真理，并且遗害世人。
前后想想，袁崇焕为了抗击后金，收复失地，迎难而上，甘挑重担，按照他卓有见识的方略，顶着缺饷少粮、非议不断、敌人威胁的压力，筑城练兵，处理与蒙古各部的关系，以缓兵之计与提出议和的后金磨蹭、周旋，构筑关宁锦防线，斩杀不听节制的毛文龙，警示蓟镇防务，千里驰援保卫京师……他的每一个举措看起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也有几次唯有他才能取得的胜仗可以印证，但最后几乎都反过来成了他的罪状！
与其说袁崇焕是死于他的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不如说他是死于一场官场风波和政治游戏，或者说死于他的性格。官场政治有它的一套游戏规则，那些官场中的不倒翁，未必是有多么能干，而是性格特点和处事方式特别符合那套游戏规则。
袁崇焕的性格和才能，使他脱颖而出，可以说是成就了他。从军民对他的拥戴，也足可看出他的治军能力和人格魅力。
左辅曾经是个畏缩不前的游击，跟随袁崇焕几年，却成了一员能与袁崇焕死守宁远、与赵率教坚守锦州的勇将。赵率教和祖大寿曾经是逃将，到了袁崇焕麾下更是成了忠诚勇敢的悍将。
即使祖大寿后来无奈降清，也没有给清廷做什么事。连一介门人程本直，为袁崇焕辩护不得后，都愿意为他陪死。另一个佘姓门人则愿意为他世代守墓。如果袁崇焕没有过硬的品格，是不可能有这些的。
而毛文龙部下的几名将领，那么容易地，就叛明投敌，成为残忍屠杀同胞的刽子手。而且，像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人在毛文龙手下时，都寂寂无名，降清后却立马成了清朝用来征服明朝的重要将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袁崇焕与毛文龙两人，分别是怎样识才用人和培养部下的。
但最后，袁崇焕也正是栽在他的性格上。他的刚毅、耿直、清正、锐气、实干、大胆、率性，很容易给他惹下祸患，成为官场风波和政治游戏的牺牲品。他的悲剧，也正是那种有着刚直个性的实干家的悲剧。
他曾自谓：
“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
有人说，人如其名。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他真的如那个“焕”字，热情的生命之火熊熊燃烧（程本直就说他之所以获罪，原因之一便是“抱心太热”，也就是太热心主动了）；又如那个“素”字，我行我素，质朴无华；并且，挥洒“自如”。
程本直在《漩声记》里则说：
“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
这样的人，会是通敌叛国的奸贼么？
二
袁崇焕的冤死，有权奸陷害，有敌人毒计，而崇祯帝则起了最主要作用。我们无法准确把握崇祯帝当时的心里所想，但结合他在特殊的成长环境中形成的性格，比如敏感、多疑，及后来不断加重的心浮气躁、专断擅杀，也就不难理解，杀袁崇焕对他来说似乎并不算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
有人统计，崇祯帝在位17年，换了50个大学士（辅国重臣），14个兵部尚书（指正式的兵部尚书，不包括加兵部尚书衔的）。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10人，杀死巡抚11人、逼死一人。14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畏罪绝食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他撤换和处斩官员之频繁，与魏忠贤专权时有得一比。
这些人良莠不齐，有的是无辜冤死，有的是罪有应得，有的是罪不至死。从这里可以看出崇祯帝在识才任人上的缺陷。他登基之后，曾出现过一线新气象，但终归有中兴之心而无治国之才，忠臣用，奸臣用，庸臣用；忠臣杀，奸臣杀，庸臣杀。
像温体仁这样除了弄权害人别无功绩的巨奸，崇祯帝居然重用多年，死后还给予抚恤，追赠太傅，谥“文忠”，足可见出他的糊涂和昏聩。他与贤后周氏何其恩爱，但周皇后临死时悲切地说：“臣妾跟从陛下十八年，你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可见他对待忠言良劝的态度，君子远离、小人翩翩又何足为奇？这样的一国之君，又怎样能与精明历练的皇太极相抗衡？如果他再多活一个多月，看到清军的铁骑从袁崇焕曾经为他牢牢镇守着的辽西走廊浩浩荡荡开进山海关，不知有何感想？能否认识到自己处死袁崇焕是自毁长城？
朝鲜特进官李廷济说：“崇祯皇帝若在平世，则足为守成之主，而如袁崇焕辈任之不终，终以此亡。”就是说崇祯帝如果在太平年代，倒也可以守业而过；时逢乱局的话，他就没有能力了，连袁崇焕这样的人都不能一直任用，明朝所以败亡。信然。
很多人希望杀袁崇焕，但起关键作用的有三人：皇太极，温体仁，崇祯帝。
皇太极只是施了反间计，这个反间计本身并不高明，所以他起的作用还并不算大。余奸代表温体仁是必欲置袁崇焕于死地的，袁崇焕被捕，就是他使的手段，他在给他弟弟的信中承认：“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后来更是一连五疏要杀袁崇焕，一当周延儒、梁廷栋甚至崇祯帝犹豫时，他就连忙充当催化剂，煽风点火。他和崇祯帝是最终杀害袁崇焕的人。
鉴于明末朝廷的情况，其实袁崇焕对自己的遭遇，是早有预感的。天启帝时，他在奏疏里就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凡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招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来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
他希望皇上能明辨忠奸是非，与他相始终。但结果，却是他所担心的成为了现实。他既然知道危情所在，受谗去职后为什么不彻底抽身离开，像袁可立他们，一去便不再来？还是因为责任和梦想对他的召唤太强烈了，辽东的安危让他太挂怀了！
如果说，皇太极要袁崇焕死，是强狠敌手的必然想法，温体仁要袁崇焕死，是一场公报私仇和倾覆东林党的阴谋，崇祯帝要袁崇焕死，是忠奸不分和复杂心理纠结之下的糊涂，让人感到可恨，那么很多市民也希望看到袁崇焕死，还争着抢食袁崇焕的肉块，则是一场国民劣根性的大暴露，更加让人觉得可悲和心寒。
我们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些事情，要想欺骗他们确实很难；他们也“勤劳，善良，勇敢”。但这些都只是他们身上部分的品质，麻木、愚昧、盲目、自私同样也属于他们，使他们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从而带漠的围观和群氓的狂欢，甚至成为“善良的恶人和凶徒”。
一生致力于思想研究和文化普及的房龙在其《艰难的求知》里说：
“无知的人仅仅由于自己的无知便可以成为非常危险的人……如果他还要为自己的智力缺陷寻找借口，那就更加可怕……本性善良的人很容易被这种致命的幻觉所迷惑，变得像那些残暴野蛮、嗜血成性的人一样……”
而这群氓中又有一类人，还极容易自觉充当起道貌岸然、义正词严的卫道士和爱国者。这类人比那普通的庸众更为可怕。因为他们要么更加愚蠢，要么有着更为明确而贪婪的利益动机，卫道士和爱国者的面罩之下，隐藏着的实是奴才、掮客、帮凶和爱国贼的真面目。
袁崇焕只能亲者痛仇者快地死于莫须有的罪名，靠苟延残喘的南明小朝廷来给他平反。后来他对手的后代——乾隆皇帝说：“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也给他平了反。
但这些仍然不能消除对他延续至今的怀疑、诬蔑和谩骂。于谦等人被平反获得了认同，为什么给袁崇焕的平反得不到认同？难道是因为南明是个小朝廷，对自家前朝臣子的评判也作不得数？好像没有这个道理。至于乾隆的平反，则有不少人说，他是明朝的敌对方，那当然是不可靠的，他是在抹黑明朝廷。
乾隆帝有必要这样做吗？须知，给乾隆帝祖上带来最大屈辱的可并非崇祯帝，而是袁崇焕，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曾败在他手里！强悍者往往更看重人的忠诚、勇敢和名节，哪怕是自己的敌人。这已经是常事。
乾隆帝曾下令编纂《贰臣传》，以忠君为标准，把降清的明朝官员称为“贰臣”。一些明朝官员降清后虽然忠心耿耿，功勋卓著，为清朝做了很大贡献，但他认为，这些人在时局艰难之际，“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以传统道德观来看，实在是“大节有亏”。
乾隆帝连李永芳、鲍承先、洪承畴这样为清廷献计献策的忠实智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样为清廷出生入死的得力鹰犬，都打入了《贰臣传》，甚至连迫于无奈而降清、却不愿为清廷效力的祖大寿也打入了《贰臣传》，可见他在对臣子的名节观念上是多么严苛。
如果要达到抹黑明朝廷的目的，他为什么不说他们是“弃暗投明”呢？袁崇焕倘若真的是因谋叛而被杀，他还有必要去为袁崇焕平反么？明朝末年的政治生态，又还用得着抹黑么？这种凡来自敌对方的看法就是抹黑、凡发自于“自己人”的言论必是真理的逻辑和反应，我们实在太熟悉。
总之可叹的是，袁崇焕至今也无法完全洗白自己——尽管实际上这并不难，只要后人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稍加探究。不仅如此，这样一桩无比惨烈的公案，这样一段令人唏嘘而深思的历史，在持续至今的争议里，有时竟演化成娱乐式的调侃和戏谑。
诚然，没有多少人能够承担起严肃的学术使命，但至少可以不那么可悲。
是的。现实距离的隔膜，都足以导致痛感的疏离，何况情景远逝的历史。真实的事件是残酷的，惨烈的，而局外人（尤其是后世人）的谈论则往往流于肤浅甚至轻佻。
荒烟蔓草湮白骨。喧嚣庸碌的日子里，还有多少人愿意用心穿过岁月的漫道，去体味那埋藏于废墟之中的梦想与挣扎，血泪与呐喊？寻找曾经的真相，思考人性的光辉和幽暗？
从袁崇焕到鲁迅笔下的夏瑜，到张自忠，到文革……那种群氓式的愚昧和狂欢，一直顽固地延续着，至今也没有绝迹。我想，如果袁崇焕活在现世，恐怕也很难逃脱相似的遭遇。
一个缺乏思考和分辨能力，不能认识和尊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那些原本来自他们之中，连强悍对手都表示敬重和悯惜的杰出之士，以及怀抱丹心却不愿随风鼓噪的赤忱之子，却被他们视为汉奸、国贼，俨然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爱国抗敌的英雄，至于真正的汉奸、国贼，他们也看不见，或者聪明地选择失声。这样的民族，是让人痛心的，有“醒悟”这副药需要吃，完成一次必要的蜕变。
“重要的历史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钱穆的这句话，是值得玩味的。
三
孟子有言：“春秋无义战。”因为那时天下大乱，诸候争霸，相互攻伐是常事，混乱得很，根本无法厘清谁是谁非。
明朝与后金的战争，要简单得多。它是一场后金发动侵略而明朝进行抵抗的战争。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统治权之争。后金军队所到之处，杀戮无辜，抢劫财物，掳掠人畜，进行的显然是一场非正义战争，按现代社会的说法，已经犯下了战争罪。袁崇焕代表明朝一方，率军奋起抵御，意在保国安民。不管是以小历史观还是以大历史观视之，称袁崇焕为民族英雄，他都当之无愧。
《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清朝取代明朝，表面上看是正常的王朝更替，实际上却有一定的特殊性，客观上给中华民族的社会变革和文明进程带来了很大阻碍。
纵观中国历史，与世界史对比，在满清以前，都没有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汉唐雄风的辉煌，更是领先于世界。宋、元、明等朝代虽然略次，但也是与发达国家一并走在诸邦前列，没有落伍。我们今天之所以比发达国家落后了一大截，就是落后在满清。
后金原本是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大部沿用明朝旧制，大量吸收汉文化，广用汉人，加快了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但其先天性的局限，使其未能在明朝的基础上有长足的发展，只是对旧王朝的重复。闭关锁国的政策和固步自封的思想，更是给自己划地为牢，将自己与世界文明潮流隔离开来。
早在明朝初叶，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到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和军事实力及地理知识，被称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当时明朝的舰队，在世界范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相比。
但在清朝，到了后期频频挨打才意识到海军的重要，建立起水师。然而制度缺陷、国家腐败及技术短板，使水师徒有规模，没有战斗力，与日本甲午一战，最具实力的北洋舰队便几乎全军覆灭。
明朝已经广泛使用的火器，在清朝也没有什么发展。直接导致与敌交战时，在武器上处于下风。
明朝中叶在中国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产生时间上也不算迟。但进入清朝后，迟滞不前，没有得到顺势的发展。直到清朝末年，它的工农业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与明朝仍无多大差别。
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于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始向现代化社会迈进。拿1787年来说，结束独立战争的美国已经制定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成文宪法，决定实行“三权分立”（ 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相对独立），开始建设以自由、民主、法治为特征的公民社会了，而中国还处于封建帝国的乾隆时期，靠地大物博养活王朝，“奴才”、“小民”的称呼还大行其道，女的裹着小脚，男的留着长辫。
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仍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满清道光帝和许多大臣还搞不清前来侵略的英国在哪里。“英吉利在何方？距我大清有多远？有无陆路可通？”这样一句话，足可见出当时众人一头雾水，面面相觑的窘态。
所以，清朝虽然有着近三百年历史，但从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建设推进来说，等于零；从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贡献来说，充其量只有一百年。这浪费的时间，便是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在。
落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的失败，割地赔款的耻辱，才促使中国那股憋屈了很久的民族情绪在奋发图强的强烈愿望激发之下终于爆发，推翻了满清统治，开始寻求救国复兴之路。否则，如果清朝再那样延续下去，中华民族的命运不堪设想。
这些常使我耿耿于怀，联想起晚明旧事。如果袁崇焕不死，如果李自成能有点远见卓识，如果吴三桂能以国家民族为重……又会如何？
袁崇焕的意义也因此再次凸显。诚然，明末危机重重，没有汉光武帝那样雄才伟略的明君做主导，单靠一个袁崇焕，就算他抗住了清军的侵略，显然也很难挽回明王朝覆灭的命运，更何谈中兴。但有没有比后来清朝统治中国达三百年之久而导致国衰民弱更好的可能？
这是个关于历史走向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问题。面对既成的历史，去设想当初的可能，似乎已经没有意义。但若能以史为鉴，带来思考，引发启迪和感悟，也未尝无益。
这不是一个人的乡愁，而是关乎民族振兴与福祉的大事。
（本文刊于《新语丝月刊》2016年7月号，原标题《话说袁崇焕》。“腮红”限于篇幅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