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个故事：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
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关于这段往事，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
“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
这次论争以朱熹的落败而告终，所谓“教人”之法，应该是“哪种方法才能真正造就出有道德的人”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归入认识论的问题。朱熹的落败陆家兄弟的完胜都是由于人数对垒的关系而与“学术”无关，朱熹单刀赴会，自然抵不过带有“帮凶”的陆家兄弟。
我之所以首先提到“鹅湖之会”这个故事，乃是由于前几天翻了一本《中国医学史》，不幸的是使我想到了中国人的读书习惯与做学问的方法（或者说方法论）问题。
中国人读书，读经典自然是少不了的一环，但怎么读却大有问题。中国人读经典并非像西方人那样是与古人对话，而是自己关进黑屋子做玄想体悟，揣摩古人，讲究师承，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各家学说。
中国人读书不讲究独创性，而讲究有慧根，讲究对前人的发挥发展，讲究突然“有所悟”，可能就是所谓顿悟了。更有些人讲究，述而不作，譬如孔子。讲究为往圣继绝学，经典是个宝藏，中医药也是个“伟大的宝库”，你们要好好挖掘！
你读经典绝不能离经叛道，对经典要有敬畏之心，要立场坚定。如果试图挑战古人，以致竟不知天高地厚的与古人“对话”那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异端。你敢挑战，就是一窍不通，就是还没入门，你敢挑战《黄帝内经》就是根本不懂中医。
这些“经典”是崇拜的对象，圣人们代表天代表地，他们的言论自然就“天经地义”容不得怀疑了。这样，经典就成了模具，甚至成了做人的楷模。这样一路读下来，你读不出历史感，被这样的经典读法训练出来的人们都成了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古人永远高于近人，你的领悟乃是古人的微言大义，处处印证着古人的高，实在是高。
中国医学史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样，各家各派纷然杂呈。在这些家这些派里面，有的胜利了，有的没落了，究其原因像极了“鹅湖之会”的大侠们，非为学术，而是因为别的。就像朱熹的理学，并非应为他特别高深，而是因为他特别容易用于考试。
人们读朱熹的书，也并非因为朱熹学问大或者特别可爱，而是因为这是块敲门砖。你不读就永远没有机会做官出人头地，你胜利了，是道理讲得好，是有人支持，譬如官方的支持。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一例。你失败了，却并非一定是学术失误。谭嗣同曾经说：“故尝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这局面的形成恐怕与国人自古的读书习惯与目的不无干系。孔子曾经说过：“乡愿，德之贼也”，我为这个问题专门请教过专家，《孟子·尽心下》：“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看来所谓“乡愿”之人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为人处事不讲原则，与不良现象同流合污；第二是伪装出一副忠信廉洁的面孔；第三是众皆悦之，获得了人们的认可。这种人出于自私的动机，不得罪坏人，又以伪善的面孔欺骗善良的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最容易成为一般民众公推的地方上的“无冕之王”，担当着公众事务的“业余裁判”的角色。
真正有高层级道德观念的人在地方上只占少数，他们在一些重大事情上的是非观念往往一时不被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乡愿”总是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出面干预，屡屡能占上风，因而造成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局面，对道德和公理形成戕害。
《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中医培养了一批批的乡愿之徒，而非医学专家，古今都不乏其人，你非要跟我辩，说我胡说八道，我不和你辩，“辩无胜”的道理我早就懂得，不上你的贼船。
读西方的历史也好，哲学史也好，现代医学史也好，你会时刻体悟到一种线性的发展历程。从高到低，从表面到内部，从肤浅到深刻，他们不是为往圣继绝学，而是历史的传承者，是一个一个的接力棒，实在矛盾冲突中的发展史，一棒一棒由希波克拉底传至其“子孙”们。
相比较而言，中国则不是这样，在中国人群里，在读书界，只有一个又一个热点而看不出发展阶段，到今天还是如此。在这种异化的读书习惯中，个个都被迫成了策略家，被迫成了意识形态专家。当然，读中医书的也就被迫成了中医家，只是这些家们成色如何只有天知道。
虽然“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但到底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谁又能说得清？中医家们也是这样的情况，纵观一部“医学史”，只是一个个结论的罗列，大多没有论证，一堆堆似是而非的“道理”，我说出来了，信不信由你了，反正我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我是为往圣继绝学，我的结论怎么会错呢？诚之者天之道也，你要长进就要反身求诸诚，你诚了，你就得天道了，你就成了，至于是否遵从医学研究规律，那不是他们医学家关心的事情。
所以，一个个未经验证的结论不停地都被不负责任的丢进了中医这个大箩筐、黑屋子，因为没有证伪，也就没有淘汰，以至于愈来愈庞杂，愈来愈无用，愈来愈累赘，如果什么都不说，什么都说明不了，那还不如一个梦。
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德谟克利特在苦闷的自相矛盾时，刺瞎了自己的双眼：我不看了！他不相信感性的东西了，因为感性是遮蔽真理的，他要通过理性来发现一些本质的规律。恐怖而又伟大的希腊人，害怕感性的对象遮蔽灵魂，为了追求真理刺瞎双眼，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人生，使我们心灵的震撼之余，是否可以自问自问：什么是中医？中医家们有这个勇气吗？
希腊“智者派”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苏格拉底自以为无知，就专门找他们辩论，这里面名声比较大的有普罗泰格拉、高尔吉亚等人，在苏格拉底让他们臭名昭著以后也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在西方哲学史上他们无论如何都是一批绕不过去的人们。
我们的中医家们呢？医学史上却是什么都留不下，像极了高尔吉亚的著名论断，“世上没什么存在，即使存在你也不能认识，即使认识你也无法传达给别人（大意）”，在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里面也只是草草数笔一带而过，就是这点还没我们的翻译家们残酷地删除了，扔进了垃圾站。有些悲壮，有些悲哀。
面对着这个根本问题，巴门尼德明确地指出了“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之间的分歧：“第一条是：存在物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这是确信的途径，因为她遵循真理。另一条是：存在物不存在，这个不存在必然存在。走这条路，我告诉你，是什么都学不到的。因为不存在物你是既不能认识（这当然办不到），也不能说出的。”
罗素谈到神圣古罗马帝国时说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我这里要说“中国医学史”既非医学也非历史但很中国，很中国。在这部中国医学史里，没有逻辑没有历史感，自然谈不上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了。
中医这个胎儿过早的成熟了，但成熟后就不长了。时间在中医史里面停滞了，中医成了一个长不大的活化石，成了永远也进化不出骨头的中华鲟。
在唏嘘之余，什么也学不到了，留给今人的只是康德笔下的的物自体，永远的不可知之物。一间黑屋子，了无希望。黑格尔在谈到东方是曾经说过，东方没有历史，纵有几千年，但却是停滞的几千年。我说中医也没有历史，纵有千年，也是停滞的千年。
谈论中国医学史是件很滑稽的事，既无历史也无医学，谈什么呢？只剩下中国二字可谈，尼采曾经有本书叫做《看哪，这人》，在这里我也只好说：看哪，这些人，看哪，这些中医家们。
（本文刊于《新语丝月刊》2016年5月号，原标题《中国医学史语义分析——合成谬误》。“腮红”发表时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