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19日，德国一对夫妻在意大利境内阿尔卑斯山一个深谷的冰雪中发现了一具俯伏着的尸体。这不是有登山同好惨遭厄运的现代驴友，而是5300年前的原始人。这具天然木乃伊以发现地点命名为“奥兹冰人”，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木乃伊，在世界考古十大木乃伊排行榜中仅次于著名的古埃及拉美西斯大帝。
他是谁？他是怎么死的？科学家对此有着不倦的兴趣。暴风雪、祭祀、疾病等等，莫衷一是。十年后，研究者通过CT成像技术发现他的左锁骨下面嵌有一个箭头。这枚神奇的箭头历经五千年还能被侦测出来，我们对现代科学技术唯有膜拜。然而，神奇远不仅于此，科学家还看到了箭头撕开的动脉血管，以及破口边上血液留下的色素痕迹，判断他死于流血约18小时后。最神奇的是，科学家从冰人的小肠提取了完整的DNA，分析发现，奥茨与欧洲已知人种的“血缘”并不相同。
习惯于把切脉舌诊称为神奇的中医粉对此“诊断术”有何感慨？肯定是大写的不服吧。他们会说，这与西医何干，完全是“现代科技”的功劳！不过“现代科技”还发现，冰人背部和腿部的纹身与中医穴位分布相似；其骨关节炎的治疗反应貌似曾做过针灸。中医粉得脑筋急转弯一下，奥兹冰人莫非像菲尔普斯一样，也受过中医的恩惠？
这一段闲话拉扯，是为了引出人类自有战争以来最常见的死亡原因：失血。战争中失血是比感染更直接，更快，也更常见的死亡原因。从石器时代到现代战争，都是如此。据朝鲜战争士兵死亡原因统计，90%死于失血性休克。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不难想象，受伤的士兵们眼睁睁看着那鲜红的血液一滴滴的流失，生命跟着一点点的消逝，直至死亡。这种绝望直到人类医学发明了输血才得以根本改变。
这种改变是怎么发生的？中西医各有怎样的贡献？
不妨把医学史的起点定于“奥兹冰人”时代，以此进行考察。
因为甲骨文大约有3300年的历史，“奥兹冰人”死后2000年才出现，中医著作更晚。我们只好先来考察其他古老民族的医学。
所有的古老医学都观察到了血液这种红色的液体，并且，一定也有“奥兹冰人”那样的切身体验：这种红色的流体显然具有某种神奇的功能，有它则生，无它则死。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约5000到6000年前。其中，早期定居于此的苏美尔医学记载在几万块陶片的楔形文字中。关于血液，苏美尔人认为这种红色液体的作用是输送生命机能；肝脏是藏血的器官。这是一种朴素的认识，也是朴素的观察。原始人很可能观察了尸体的内脏，心脏和血管里面多半是空的；肝脏紫红色，很容易挤出血来。以肝脏和血液为核心的医学被巴比伦和亚述继承下来。
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几乎同时发展，它的医学可称为博大精深，主要记载在三种纸草文文献中。古埃及医学更重视呼吸和灵气（与中医的“气”差不多），然而，也认为血液是活力之源，并且知道心脏是血液的中枢。干尸涂以红色、红色石辟邪等等仪式，是血液崇拜的象征。
古印度、古波斯医学都有类似的血液观念。古希腊医学一样的悠久却更为卓越，与其他古老医学相比，它不单纯是本能和实用的，更引入了基于观察和研究的批判思维和逻辑推理，这种光辉的理性精神千年后导致文艺复兴，科学肇于此。在“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已经有相当发达的医学，流派纷呈。如阿尔克迈翁，被认为是最早从事解剖的医生。这位伟大的医生通过解剖认定人的思维智慧在脑不在心，生命在于血液的运动，他区分了动脉和静脉（中医在黄帝内经时代才模糊区分了动静脉，即经脉和络脉）。在百花齐放的学派的基础上，希波克拉底是集大成者，形成四体液学说，血液无疑是最重要的体液。
希腊医学传到古罗马盖仑更加发扬光大，其血液循环学说尤为博大精深。盖仑做了很多动物解剖和生理学实验，比如他曾经把羽毛插进动脉，搞清楚了脉搏是动脉产生的，结扎动脉上面，脉搏就会消失。盖仑学说认为血液是肝脏产生的，通过心脏血管，像潮汐一样敷布全身后消失。这一理论统治西方医学一千多年。
中医比以上医学晚，但对血的认识更为复杂。在甲骨文中，血字象形为血液盛于祭祀器皿之中。古人显然认为这种红色液体具有神秘的宝贵的生命机能。黄帝内经以后，中医论血与气不分离，没有单纯的血，血必与气相伴而行（盖仑理论的血与动物灵气、生命灵气、自然灵气相混合，其实与中医的气血论相类似）。大致说，气是血的动力，也是血的功能之一。若细说的话，一部书也不够。说到血液循环，现代中医有一个不敢面对的逻辑死结。在现代教科书中，中医的血是水谷精微经过肺的气化后形成的，运行于脉中的一种红色液体。这里水谷精微和气化是什么鬼姑且不论，这个“脉”字大有暧昧意味。中医此处显然以“脉”字区别于“经络”，血不像气，只可能运行于“脉”中，即血管中，“夫脉者，血之府也”。然而，这句话的出处《素问.脉要精微论》说的“脉”明明白白就是经脉和络脉，中医理论中，经脉络脉系统而外，哪里还有另外一套脉呢？中医的自欺欺人和掩耳盗铃，真是滑稽的可笑。
回到输血上来，以上所有传统医学理论关于血的功能都是模糊不清甚至完全是错误的，共同特点是，都不知道这种红色液体究竟是什么物质，也不知道血液循环的过程，更不知道血液产生和衰老的过程。因此，古代医学无法想象输血这种技术，最多就是把血液当作补品饮料喝喝，效果然并卵。
历史总是有例外，总不乏异想天开的人。
传说，15世纪初，罗马教皇英诺圣特病危，群医束手。权力再高，医学水平不到也是毫无办法。英诺圣特的运气没有康熙大帝好（康熙患疟疾，御医束手，幸为传教士奎宁所救），他遇到一位异想天开的大胆医生卡鲁达斯。自盖仑以来，正统医学只有放血，卡鲁达斯却建议输血，并且要输纯洁的童男的热血。这听起来好有道理的样子，教皇恩准了。于是3名倒霉的10余岁小男孩被割开了血管，鲜血流满名贵的铜盆，并且混入许多名贵西草药，再用粗大针头将这开天辟地第一回的奇葩血液注入教皇血管中。结局，我们都猜得到，教皇和三名男孩都死了，分别死于免疫反应和失血性休克。
这个传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可能是假的。不要说那种针头不可能出现在十五世纪，血液在草药和铜盆中应该很快就凝固了，就像屠宰场里的猪血鸭血，是固体，而不是流体，不大可能输入血管中。
教皇的传说过后两个世纪，1628年，伟大的威廉.哈维发表了《血液循环论》，以极为严谨的天才实验解开了血液循环的奥秘。血液是经由体循环和肺循环周而复始的，而不是从肝脏产生后一次性消耗的。血液既然是循环不竭的，那么，劫富济贫如何？
确实就有人开始动这样的脑筋，把健康的富余的血液输给病人，也许会起到治病的作用。人类没有这样的先例，先从动物开始，幸好那时动物保护主义势力还没有强大到干涉科学实验的程度。1665年2月，英国医生劳尔(Lower)用狗做实验，他先给一只狗大放血到快死（欧，真残忍！），再以一根银管连接另外一只健康狗的颈动脉，成功救活了人造失血性休克的狗。这个实验使劳尔激动不已，根本抑制不住要将动物血输给人的念头。1667年11月23日，机会来了，劳尔给一名22岁的精神异常患者输了羊血。为什么用羊血？因为羊性子温顺，血想必也很温和。这种想法是不是很符合中医的“医者意也”？这名病人祖宗十八代阴德不浅，他比教皇的果报好得多，他居然活了下来。
在法国，也有一个胆大妄为的医生叫丹尼斯(Denis)，他于1667年6月15日为一名长期发烧，放了20次血的15岁男孩输了羊血。惊人的巧合，这又是一个祖宗十八代积德的病人，他也侥幸活了。
当然不可能所有人的祖宗都做了那么多的善事，随后的输血使大多数病人死得更快。医生对此感到恐惧，对于那些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坚决要输血的，对不起，先签字！死了医生不负责！这是不是很像今天中国医生面临的医患情景？
由于死人太多，组织上也看不过去了，于是法国议会、英国皇家学会、罗马教皇纷纷宣布禁止输血。输血这一奇思妙想就此中断，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
19世纪初，英国产科医生布伦道(Blundell)又想到了输血。他自然知道百年前的先辈劳尔的实验，他想，老前辈的错误也许在于乱了“伦常”。狗血可以救狗，但推导出羊血可以救人就很狗血了。人必须用人血救之，不是人血馒头，而是直接输入血管。1824年，布伦道给8名分娩大出血的产妇输入她们丈夫的血，5人成功。尽管还有八分之三的惊人死亡率，相对于不输血几乎百分百死亡，还是非常值得冒一险。这是第一次人类同种输血。
输血的实际操作问题首先还不是死亡率，而是凝血。因为血液离开人体血管会很快凝固，不易保存，只有实时直接接通献血和受血者的血管才行。在布伦道获得成功之后，一批生理学家开始研究血液抗凝的问题，法国的马根迪(Magendie)、路易斯(Louis)、布朗(Brown)、德国的比晓夫(Bischoff )、马丁(Martin)等着手进行抗凝或去纤维蛋白尝试。
布伦道的输血与前人相比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之前的医学对血液的认识只不过是红色液体而已，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还一无所知。气也好，灵气也好，水谷精微也好，都是一种想象的产物，并没有实际物质基础。十九世纪的医学就完全不同了，已经知道了血液是由血细胞和血浆组成的。这始于一个磨镜片的人，列文.虎克（Leeuwenhoek1632-1723），荷兰显微镜学家，是他最早把人类的视野延伸到微观世界。1684年，他在他的显微镜下清晰的看到了血液里的无数小球，这就是红细胞。血液之所以是红色的，就是这种细胞的颜色。生命之所以有“灵气”有“精气神”，靠的也是这种细胞所携带的氧气（不是什么鬼元气，也不是什么营气、卫气、宗气）。
列文虎克之后，细胞学、病理学都大发展，再加上化学、生物化学，人类得以清晰了解血液这种神奇的红色液体是由于三种细胞（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和包含有各种蛋白质等成分的血浆所组成的。在这个前提下，生理学家医学家们才会思考抗凝的问题。英国产科医生希克斯(Hicks)首次使用磷酸钠抗凝；瑞士生理学教授亚瑟斯(Arthus)用草酸盐抗凝；最后选择了无毒的柠檬酸盐。
解决了抗凝，血液才能保持，血库应运而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输血已经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战地救命技术，但非常不便。需要献血的时候，士兵排排站，及时抽血及时献。美国军医Oswald HopeRobertson，当时主要负责调查休克的治疗。他见过太多的输血情景，深觉现采现输的不便。经过实验，他用2个弹药箱制作了一个冰柜，保存了22袋血。这些血成功救活了深度休克的加拿大士兵。世界上第一个血库建立于炮火纷飞的战场，推广后大行于世，救了无数人的性命。这个发明被认为是战争中最有意义的医学贡献之一，也是医学史上最有意义的贡献之一。
使输血成为安全的救命术，最关键的无疑是血型的发现。显微镜下密密麻麻数不清的红血球，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的相似，谁会想到红细胞之间也会水火不容呢。最初，医学家们只是注意到异种输血是不相容的。随着输血病例的增多，人与人之间的输血同样充满风险，毫无安全可言。1900年，维也纳大学病理解剖研究所助教兰斯坦纳(Landsteier)在研究22份人的血清与红细胞时，发现有些标本的血清会与另外一些标本的红细胞发生凝集。不断的对比筛选，发现，红细胞膜上含有两种凝集素原，A和B。A、B都不含的是O，都含的是AB。这就是红细胞血型。血型发现了，输血就安全了，做个交叉实验就行了。输血的死亡率一下子从3/8降到0！这种成就无论怎样褒扬都不为过，兰斯坦纳获1930年诺贝尔医学奖，被誉为“血型之父”。
输血医学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ABO血型发现之后，1940年兰斯坦纳和汉纳又发现了Rh血型系统，输血变得更加安全。今天，已发现人类26个血型系统，400多种血型。绝大多数我们听都没有听说过。自体输血、成分输血、置换输血、造血干细胞移植等等进展使得输血成为一个独立的综合学科。输血不仅仅是治疗失血和贫血，它在出血性疾病（血小板减少、血友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恶性血液病、危重症等方面有着广泛的用途。
我们回到中医。不得不遗憾的说，中医对人类输血医学的贡献是零。中医在理论上不知道血液的基本构成，更不知道血型为何物，更更不知道组织相容性抗原。中医理论对血液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几千年前的原始人水平，一种有某种神秘作用的红色的液体。气啊、水谷精微啊，呵呵了。
中医在实践上只有喝血，喝鹿血、喝人血都有。当然也有吃血，人血馒头很有名。像劳尔、丹尼斯那样异想天开的输血尝试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倒是在文革期间发生过更为离奇的打鸡血。
鸡血疗法是1959年上海永安棉纺三厂厂医俞昌时的发明。据说他偶然量了鸡的肛温，高达42℃以上，以为神。联想到中医传统文献中有很多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病的记载，在没有受到洋人劳尔和丹尼斯的启发下，俞昌时大胆想象：把鸡血注射进人体如何？他亲自实验，打鸡血后浑身燥热，倍觉有力气，胃口大开。然后在病人和家人身上试验，也没有问题。在那样一个疯狂的时代，鸡血疗法一下子风行全国，一时神州鸡贵。鸡血疗法罕有死亡的病例报告，也许是这个原因使它得以持续十年之久（据“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记录，现在民间还残存有按穴位打鸡血，是升极版）。这并不是因为鸡血比羊血安全，而是因为鸡血是注射在皮下，不是直接进血管。从这个意义上说，鸡血的安全系数比今天仍然大行其道的中药注射剂要更安全一些。
输血是一门需要精确的丝毫错不得的医疗技术，这正是中医之所短。中医在输血领域除了昙花一现的狗血剧外，毫无作为，是可以理解的。
（转载自健康中国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