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玄昌按：10年前，韩国黄禹锡造假事件震惊国际科学界，时在《中国新闻周刊》任职的笔者采写了这组报道。彼时，中国类似的造假事件已经层出不穷，但却鲜有得到惩处者；正因此，笔者以尽可能不那么枯涩的笔法记录了黄禹锡被调查整个过程的流水账，相信有心的读者能从中读出，假如事件发生在中国，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被终止，黄禹锡有无数个机会逃脱或推卸责任。
或许你会说：优秀的科研规范如一，造假的成果各个不同；对比韩国黄禹锡与中国造假者无意义。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审视，就会发现黄禹锡的造假背景（大环境）、动机、历程、手法（及留下的漏洞）、被发现后的掩盖及推卸手段，都可以在中国许多造假者的身上得到印证；唯一的不同，是造假者的下场。
10年前笔者以《韩国的丑闻》为题发表这组封面报道；但今天，笔者不得不修改报道的标题——韩国政府最终以一查到底的决心和行动，捍卫了国家、民族和科学的尊严。与之相对照的是：中国却常常以政府的力量对造假者一庇到底，宁可牺牲国家的声望和科学的尊严，坚决捍卫造假者的利益及陪绑者的脸面。
两天前菲尔兹奖得主、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在接受笔者采访（《科学猫头鹰》即将刊出这一采访内容）时说，假如黄禹锡和小保方晴子活在中国，那么他们到现在很可能还身居高位。作为一面镜子，黄禹锡事件原本可以警示中国，但十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对这面镜子无动于衷；今天我们再次擦拭这面尘封已久的镜子，期望它能敲打、推动中国学术界在下一个十年有所改变。
文/方玄昌 实习生 陈竺 宋海雷
黄禹锡造假：谁的丑闻？
“单从取得的科学成就看，他依然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 当针对这一震惊世界科学界的造假事件的科学调查落下帷幕时，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事件调查委员会如此评价。
黄禹锡被判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从2005年12月12日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着手组建调查委员会开始，到2006年1月10日首尔大学调查委公布最终调查报告书，不到一个月时间，科学史上轰动最大的一次造假案的技术鉴定结果浮出水面。
克隆狗是真的，干细胞都是假的。“这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经过7年的努力，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治疗性克隆’技术及其临床应用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有批评家如此认为。
显然，“黄禹锡造假事件”（现在科学界已经可以这样给它定性了）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黄禹锡本人所在的这个领域，甚至已经超出了国际科学界。并且，这一事态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
全世界的人都在问：早已功成名就的黄禹锡，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我们还该如何对一个科学家寄予信任？往后，该由谁来监督这些顶级科学家的行为？
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或许我们永远也得不到。
从放牛娃到民族英雄
黄禹锡生于1953年，5岁丧父，自幼家贫，母亲放牛养家。黄禹锡孩提时代帮母亲照顾生病的牛，从而立下做兽医的志向。成年后，他考上首尔国立大学兽医系，29岁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为教授。
黄禹锡真正声名鹊起是从1999年2月开始的。当时，他利用体细胞克隆技术，在国内率先克隆出奶牛，定名“英龙”，并在京畿道利川郡达成牧场宣布，在国内率先利用核移植技术，成功复制受精卵，并用它成功培育出一头母牛。当时媒体曾进行特别报道称，这是全球第五头克隆牛，但却是第一头克隆奶牛。
“英龙”出生不久后的1999年3月27日，黄禹锡又公布了另一研究成果 克隆出了韩牛。时任总统的金大中亲自为克隆韩牛起名“黄真毅”，简称“真毅”。
从2004年开始，黄禹锡领导的科研小组发布成果的速度犹如百米冲刺：这一年2月，他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他们在世界上首次利用人类体细胞和卵子，培育出人体胚胎干细胞；2005年6月，他又在《科学》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已经利用病人皮肤细胞克隆出没有免疫排斥反应的胚胎干细胞，朝着借助干细胞治疗糖尿病、脊髓损伤等疾病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这篇论文中，他们声称自己的课题组利用185个卵子克隆、提取出了11个干细胞。
仅两个月后，他在与《科学》同样权威的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宣布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狗。
黄禹锡成了韩国的民族英雄，举国人民希望他能夺得诺贝尔奖。2005年6月24日，韩国科学技术部授予他“韩国最高科学家”的称号。
在矛盾中抗争
天有不测风云。
从2005年6月到9月，三个“知情人”陆续向韩国MBC电视台《PD手册》栏目提供消息称，黄禹锡科研组2004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过程存在卵子买卖和使用本科研组女研究员卵子的可能，并且2005年《科学》论文可能出自编造。
10月20日，《PD手册》采访当时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黄禹锡科研组研究员金善钟，得到了“重要证词”。10月31日，《PD手册》正式采访黄禹锡，询问有关卵子问题和金善钟“重要证词”的内容，双方同意验证2005年论文疑惑。
11月7日～12日，《PD手册》通过专业人士对干细胞进行了初步验证，结果显示，2号干细胞的DNA与论文中的体细胞DNA不一致，即2号细胞不是“特定胚胎干细胞”。但黄禹锡称无法相信验证结果和验证机构，准备进行二次验证。
11月21日，黄禹锡的合作者之一、米兹梅迪医院理事长卢圣一举行记者会，承认向黄禹锡提供了通过支付补偿金的形式获得的卵子。次日，《PD手册》播放“黄禹锡神话的卵子买卖疑惑”节目，受到韩国舆论强烈批评。但仅仅两天后，黄禹锡即举行记者会，承认使用了女研究员的卵子，表示要引咎辞去所有公职。
11月28日，黄禹锡通知《PD手册》，对2号干细胞的真伪坚持不进行二次验证。但次日，其科研组即向《科学》发去更正报告，称刊登在2005年论文中的“7个干细胞是具有生物体内分化能力的完全干细胞”的说法有误，要求立即修改，另外，“4个干细胞(5～8号)未能得到畸胎瘤确认”。
12月4日，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员金善钟突然“反水”，称：《PD手册》通过胁迫式采访得到了伪证，但并没有获得重要证言，并强烈批评《PD手册》的非道德取材行为。MBC随后通过新闻台承认《PD手册》不道德取材，向国民道歉。但同时，他们正式邀请科学界出面进行再检测。
12月5日，作为年轻科研工作者信息交流窗口的生物学研究信息中心公告栏和韩国科技人联合会网站等几家网站上，有人提出，黄禹锡科研组2005年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补充资料中的44张干细胞插图中有五对相同，对此提出的质疑声日益提高，并迅速扩散。
这是专业人士最早对黄禹锡的成果公开提出质疑。黄禹锡科研组解释为：是简单失误造成插图重复。并声称已经自行找到了相关失误，并将此报告给了《科学》，要求修改论文。
12月7日，黄禹锡由于失眠、过度疲劳、精神压力过大，住进首尔大学医院。
从质疑到定性
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互联网上，对2005年6月黄禹锡研究组的论文的质疑越来越多。12月8日，首尔大学生命科学领域30多名少壮派教授致信首尔大学校长郑云灿，敦促调查关于论文真实性的真相。
9日，《科学》一改支持黄禹锡的立场，要求黄禹锡和他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另一名合作者夏藤重新讨论引起争议的研究结果。《科学》进而间接敦促黄禹锡直接答复媒体的各种提问或接受第三方验证，并表明《科学》也期待第三方验证。匹兹堡大学也组建了特别调查组，着手对黄禹锡科研组的干细胞研究论文进行调查。
10日，《PD手册》终于公开了金善钟“重要证词”的录音。在录音记录中，金善钟说，根据黄禹锡“做很多的图片，大概10张左右”的指示，用2号、3号两个干细胞图片，变造插图。还说，黄禹锡下达这一指示时，只有姜成根教授在场。
11日，黄禹锡科研组取消“不接受DNA二次验证”的既定立场，要求首尔大学重新验证。首尔大学校长郑云灿主持召开紧急干部会，决定进行重新验证。
12月12日，黄禹锡临时出院。这一天他还亲自操作向无菌猪移植体细胞克隆受精卵的实验。
也就在这一天，首尔大学着手组建调查委员会，并及时启动。首尔大学科研处处长卢贞惠公布调查计划称，首先调查插图重复和DNA指纹分析疑点。
12月14日，美国当地时间13日，夏藤正式向《科学》杂志要求从论文共同作者中将其除名，并向共同作者发电子邮件，建议撤回论文。次日，卢圣一称，黄禹锡承认特定干细胞根本不存在，并决定要求《科学》撤销2005年的论文。
12月16日，黄禹锡在首尔大学举行记者会称：“的确培育出了特定干细胞，但因污染事故大部分没有存活，因此在重新培育后发表了论文。”并称，已证实，正保管中的干细胞，大多数被米兹梅迪医院的细胞调换，提出“调包说”。随后，卢圣一也立即举行记者会称：“黄禹锡说是金善钟研究员编造了论文，但实际负责撰写论文的是夏藤教授。”
12月17日，当地时间16日，金善钟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表明个人立场。他表示：“我没有调换过细胞。是黄禹锡教授指示编造论文的。”黄禹锡科研组的尹贤洙教授也称：“干细胞不可能被调换。”
12月20日，《自然》杂志宣布，开始验证黄禹锡的克隆狗“斯纳皮”。
12月21日，韩国科技人联合会将此次事态定性为“科学欺骗”，并向首尔大学调查委要求，重新验证黄禹锡科研组2004年2月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次日，《科学》杂志正式表明立场，将对黄禹锡2004年的论文展开调查。
12月23日，首尔大学调查委公布初步调查结论；29日，调查委最终确认，黄禹锡科研组200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所指的干细胞，均不是用患者体细胞培育的胚胎干细胞。
2006年1月10日，首尔大学调查委公布最终调查报告书。
惟一肯定的成就：克隆狗
“2005年论文中的数据全部是伪造的，这些数据包括：DNA指纹、畸胎瘤照片、胚胎体，以及MHC-HLA同形像统计图等”；
“2004年《科学》论文中报告的NT-1胚胎干细胞并不是培育自克隆胚泡的胚胎干细胞系……委员会得出结论：2004年《科学》论文的结论均属伪造，包括DNA指纹分析和细胞图片”。
普通大众或许难以理解最终调查报告书里面的专业词汇，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读懂其结论：两篇论文均系造假。并且，调查报告书还告诉我们，在获取卵子的问题上，黄禹锡不但犯了错，而且还撒了谎：他在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了自己研究组成员的卵子。另外，调查报告还否定了他的“调包说”。
调查组通过DNA指纹分析最终确认“斯纳皮”系克隆狗。这是惟一能够让黄禹锡及其课题组保持一点颜面的成就。
“牵涉在内的总共有四只狗：‘斯纳皮’、‘泰’(提供体细胞)、代孕母狗、提供卵子的狗。调查组从四条狗身上获取了体细胞组织和血液样本。为了做到独立分析，调查组把任务同时派给三个不同的测验中心，分别是KAIST(韩国高等科技研究院)，Human Pass(私立DNA测验中心)和国立首尔大学医院院法医系。Human Pass测验中心实施的DNA指纹分析表明，‘斯纳皮’和‘泰’具有相同的DNA指纹，和代孕母狗DNA指纹不同，和提供卵子的狗DNA指纹也不同。” 首尔大学公共关系负责人Chloe Cho女士告诉本刊。
同时，测验中心还实施了四条狗的核苷排列对比，“斯纳皮”“泰”和代孕母狗有不同的核苷排列，这个结果证明了“斯纳皮”并非是通过培育双胞胎受精卵分裂的方法造就的。所有的分析结果显示，“斯纳皮”的确是“泰”的克隆狗。
黄禹锡更早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受到质疑：
对于1999年克隆的奶牛，黄禹锡没有留下任何一篇关于这一研究成果的论文，公布的只是奶牛降生的画面。正常来说，正式公布研究成果前，应做好从克隆动物身上提取血液细胞和皮肤组织，并在实验室里进行DNA指纹检测以留作证据；撰写论文，提交给相关学术杂志，并被采信和发表。但黄禹锡没有履行这些普遍性的程序。
科学界曾有质疑说“英龙”或许源自体外人工授精。调查委员会也曾经试图对“英龙”的真伪进行鉴别，尽管“英龙”仍然健康地活着，但为其提供体细胞的那头牛已经死亡，并且未留下一张照片，使验证这一研究成果的真假成为不可能。
“虽然我们的调查主要围绕黄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两篇论文，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覆盖到黄的其他研究项目和成果。但是我们无法实施对‘克隆牛’的调查，因为我们无法获得足够的证据。因此克隆牛没有得到确认，而且将永远无法得到确认。”这就是调查委员会给本刊的回答。
水落石未出
从案子的错综复杂性看，黄禹锡事件可以说是韩国版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无论是我们的回顾还是首尔国立大学的最终调查报告书，都还远远不能反映黄禹锡事件的复杂性。“本委员会不可能揭露与伪造论文有关的所有人的全部不端行为。”调查报告书上最后也如此总结。
1月12日，韩国检察机关开始介入。调查人员搜查了包括黄禹锡的实验室和家等在内的26个地方，1月13日他们再次搜查了另外6个地方，以收集关于伪造2004年和2005年《科学》论文的证据。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向另外17人颁布了禁止出境令，其中的许多人与2004年的《科学》论文有关。因此，目前共有28人被限制旅行，而且这一数字可能会随着调查的深入而增加。
韩国政府前后向黄禹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115亿韩元的经费，私人机构和公司也为他的研究提供了约50亿～60亿韩元的资助。与审计和检察署合作，检察机关将调查黄禹锡是否将所获得的经费作为政府献金用于政治人物——黄禹锡的研究小组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检察机关调查人员对研究经费的使用提出怀疑，那么刑事调查人员将申请搜查令，检查相关的银行账号以跟踪经费的流向。
似乎，黄禹锡事件在科学界已经定性。1月12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黄禹锡率领其研究小组成员向国民道歉。但同时他又说，如果国家再给他6个月的时间，那么他的研究小组就能培育出与患者遗传匹配的干细胞系；同时，他再次谴责米兹梅迪医院的合作者伪造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确实建立了干细胞系。我们也被米兹梅迪医院的年轻研究人员欺骗了。”这是黄禹锡指责干细胞被调包后的又一种说法。而且，黄禹锡还指控米兹梅迪医院的负责人卢圣一和前研究员金善钟伪造了数据。
与此同时，部分韩国克隆专家呼吁：黄禹锡的部分科学成就是有效的，不要完全抛弃这些工作。
调查报告指出，黄禹锡的小组拥有培育克隆人类胚泡的技术，他们培育出克隆狗的技术也被证实是有效的。“培育出人类胚泡、以及成功克隆狗都是伟大的医学成就；我们因此认为他们肯定拥有人类治疗性克隆研究的核心技术。”这是很多韩国同行对黄禹锡研究组的成就评价。
但黄禹锡恐怕已经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即使他在其他方面不再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只要检查部门调查证实黄禹锡小组用政府的经费所做的是伪造论文的工作，那么他就将面临欺诈或盗用之罪名。
文/方玄昌 实习生/宋海雷 高云杰
他们为什么要造假？
时代周刊也以封面形式报道此事件
以民族主义护航的行政干预，很容易在科研领域催生造假。
无独有偶。几乎与黄禹锡因为在关于克隆技术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中故意伪造数据而身败名裂同一时间，法国整形外科医生让-密歇尔·杜伯纳德博士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换脸手术”，在全球引起轰动——但现在他被告上了法庭，他遭到起诉的罪名是他急于推进一项并不是很成熟而可能会给病人带来巨大风险的手术。
这两个人都是科学界的大腕。杜伯纳德是法国国会议员，黄禹锡的研究组则直接得到总统的特殊关照。
“潜规则”逼人就范？
很多人不解：在2005年甚至2004年之前，黄禹锡早就已经是功成名就的人物，他为什么还要做假？
一位韩国大学研究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番话可以折射出一些原因。他不愿意透露他的姓名，这从他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原因；同时，他还不敢过于明确地表达自己了解的全部内容。
“对于事件本身我并不觉得吃惊，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我只是觉得黄老师造假的程度确实有点大。”
“之所以不感到震惊，是因为韩国的体制和学术界的一些潜规则让很多人感到危机四伏。从体制来说，整个韩国社会，对‘速度’过度追捧让整个社会显得很浮躁。对于大多受国家资助的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往往跟官员的政绩挂钩，官员希望在任期内看到成果，作为自己职位升迁的筹码；研究者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同时迫于政府官员的压力，急于取得成果，所以‘造假’丑闻的出现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就学术界而言，在韩国，教师的地位非常高，尤其是知名的教授，跟总统交往密切，有的做了国会议员。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其未来的就业跟导师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因此，研究生几乎不敢提出跟导师相左的观点，更不敢指责自己的导师。最重要的是，大多数导师，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导师，虽然给自己的研究生分配很重的任务，但给研究生的薪酬却很低，这是他们敢怒不敢言的事情，也是学生抱怨最厉害的问题。”可以想见，这也是黄禹锡造假事件最终东窗事发的原因之一。
媒体责任：过分宣扬民族主义的危害
“人们已将媒体报道作为衡量科研价值的一种方式，他们并不在意科研成果是否真的扩展了我们的知识，而只是关心科研是否来自报纸。”《科学》杂志的执行编辑莫妮卡·布拉德福的这句话，得到很多科学家的认同，他一言中的，指出了国际社会中民众普遍存在的一种不冷静态度。
显然，这种态度将反过来作用于科学家。而在韩国，媒体在衡量科研价值时更是加上了民族主义的尺度。
“韩国本地媒体有关科学新闻的报道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不注重科学发现的重要性和对社会的影响……在本地主要电视网络有关科学新闻的报道中，其中75.4%的内容是关于韩国人的发现。”这是韩国新闻基金会在1月12日发布的一份调查中所指出的。这些发现支持部分专家的观点，即本地媒体所渲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应对黄禹锡事件负部分责任。
基于收集和分析了2005年9月至11月间韩国三大电视媒体晚间的69个新闻节目，韩国新闻基金会得出以上结论。根据该新闻基金会的调查，韩国约80%的科学新闻报道都集中于韩国研究人员的发现。在谈到有外国科学家参与的发现中，只有两则报道强调了他们的国籍。
48%的报道本地科学家的广播节目只强调一个事实：这一成就是由韩国科学家第一次做出的，却从不提及外国科学家在其中的重要贡献。当基金会将这些报道与韩国三家日报的文章作比较时，他们发现，外国科学家与本地科学家的贡献分别为57.3%与34.4%。在关于当地科学家的报道中，68%的新闻报道都在标题或开头强调研究人员的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给有成就的科学家带来荣誉的同时，也让他们备感压力。首尔大学公共关系负责人ChloeCho也告诉本刊，假如黄不作假，并从此裹足不前，最直接的后果是科研基金减少。他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短期内可能不会受到威胁，但必然面临更多的来自社会过高期望值的压力。
这种情况并不只发生在韩国。“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科研跟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关系越来越密切。在爱因斯坦时候，一个人做出成就，政府不会拿他当民族英雄，成就主要是在科学界得到论断。做出成就就被看成民族英雄，这种做法委实不可取。”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穆荣平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
谁来监督顶级科学家？
1月10日，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黄禹锡事件调查委员会公布了最终的调查报告后，美国《科学》杂志总编辑唐纳德·肯尼迪随后也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撤消黄禹锡等两篇论文的计划。声明全文刊登在《科学》杂志电子版上。
在声明中，唐纳德·肯尼迪对当时这两篇文章的审稿程序进行了反思。
“我们正在对这两篇论文的编辑历史和审稿过程进行系统的评估，以寻找改进这些程序和方法的途径。但我在过去已经指出：即使我们在这一事件中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严格的同行评审，可能也难以发觉这起精心策划的骗局。为了支持这样的努力，我们正在邀请包括我们的评审编辑委员会和高级编辑委员会在内的外部专家的参与。”
“他们和我们都将考虑提供额外安全措施的可能性。这些措施包括：要求所有的作者详细陈述他们在所递交的研究工作中的具体作用、签署同意研究结论的声明等。我们正在改进审查被篡改图片的措施，尽管这种措施在这起特别的案例中可能也难以发现存在的问题。”
“欺诈性研究是尤其令人烦恼的事件，因为它威胁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科学体制。幸运的是，这样的案例是罕见的，但它伤害了我们所有的人。欺诈行为不可能通过科学出版程序而得到彻底的清除，科学的真实最终依赖于证实。”
谁也不可能杜绝类似的造假事件再度发生。
“对于提防剽窃，审稿人还有一定的把握；而在非数理科学领域的造假，审稿人几乎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不可能去花费大量资金和时间来做重复实验。”中国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李竞如此认为。
“黄禹锡将为自己的道德约束不力付出惨重的代价。科学界整体的道德约束还是防备科学作假的最终力量，它毕竟还是有一定的震撼力的。”穆荣平最后如此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