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央视11台播出过一台纪念神医华佗的晚会，《中华药都——华佗颂》。节目中，著名主持人朱军说，华佗的“麻沸散”是对世界医学的巨大贡献，若非华佗，今天我们生病了，谁敢让医生拿刀子在肚皮上划口子呀！意思是说，今天我们得能接受安全无痛的手术，追踪溯源，要感谢“外科之祖”华佗和以麻沸散为根源的麻醉术。
朱军的这一番话幸亏是关起门来说的，若是面对全世界观众，人就丢大了。现代外科作为医学之花，麻醉是它最强健的根。没有麻醉，就没有现代外科。麻醉对于现代医学是如此之关键，给予人类的恩惠又如此之大，那么，不惜歪曲不顾廉耻地抢夺功劳，也是人之常情吧。
在现代麻醉术出现之前并没有谁来抢功，因为那时的麻醉都是传说而已，没有病人真切感受到麻醉的巨大恩惠。
就华佗而言，《三国志》记载他发明了“麻沸散”，以此为麻醉剂给病人实施过开腹手术。但是，中医并不具有腹腔病灶定位诊断技术和开腹必须的解剖学基础；关键是，华佗之后，麻沸散和开腹手术在中医界永远地“失传”了。这种缺乏依据不知真假没有传承的医术，不要说对世界，就是对中医的外科和麻醉也没有丝毫实质贡献。
就传说而言，华佗的麻沸散也不是最早，更不是最厉害。据《列子．汤问篇》记载，扁鹊曾为鲁公扈及赵齐婴施行过换心手术，手术用的麻醉剂是一种“毒酒”，使病人“迷死三日”。大概因为这个换心术过于夸张，连现代中医都不好意思说它是真的，连带着把比麻沸散更早更牛的麻醉剂“毒酒”给故意遗忘了。与麻沸散一样，扁鹊的“毒酒”也一劳永逸地失传了，对中医外科和麻醉也没有实质贡献。
中医历史上实际有比“麻沸散”和“毒酒”更可靠的麻醉药真实存在过。在最早的医书《五十二病方》里就记载有几种“令金疮不痛方”，如用鼹鼠、鲇鱼研末，与辛夷、甘草等混合于温酒中，又如以荠菜种子和白术的根研末混于醇酒中。这些药都用酒，起的是“止痛药”的作用，还算不得麻醉。宋.窦材《扁鹊心书》中提倡“大病宜灸”，但“唯是膏粱之人，不能忍耐痛楚，当服睡圣散，即昏不知痛”，这个有点麻醉剂的意味，是用山茄花（后李时珍考证即为曼陀罗花）和火麻花制作的。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记载有“草乌散”，用曼陀罗、草乌、酒等调成，整骨前使用，也是要达到不痛的目的。
总之，中国古代确实存在过具有“麻醉剂”作用的药，用于火灸、整骨、疮疡等体表治疗。传说中“麻沸散”那样可以支持开腹手术的麻醉剂是没有真实存在的证据的。
西方古代一样有这些传说和弱作用的药物。如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就记载有一种“解忧药（nepenthe）”用酒调服后能使人忘掉疼痛。同样是传说的“解忧药”比“麻沸散”要早一千多年，没有西方人把它当成最早的麻醉药。比华佗略早，公元1世纪著名药学家戴俄斯科利提斯（罗马皇帝尼禄的军医）的5卷《医药全书》，记载了600多种植物，近1000种药物，其中包括了麻醉剂，是曼陀罗花和白酒做的。而与“睡圣散”和“草乌散”差不多的时期，13世纪的伟大外科医生狄奥多里的著作里清晰记载了一种麻醉法：海绵蘸以鸦片、欧伤牛草、曼陀罗等麻醉药物，晒干备用。手术前将之浸入热水中，敷于病人鼻部，使深吸气，直至昏睡，然后施行手术。在世界上所有古代医书记载中，这种“麻醉海绵”最接近现代麻醉的概念，和吸入麻醉神似。
很显然，在现代麻醉出现之前，古代各传统医学都有原始的麻醉术，中医与其他民族古老医学相比，颇有不及，至少丝毫不占优势。而名气最大的“麻沸散”，其实影响最小，是零。
所有的古老麻醉剂和麻醉术都没有产生实际作用。在漫长的外科历史里，真正起作用的是两个字，“忍”和“快”。
“忍”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小说里的关公了。华佗为他施行“刮骨疗毒”手术时，一不小心忘了带“麻沸散”，不得已用铁环牢牢套住关公的手臂，怕他忍不住乱动。这意外的是历史的真相。若非关公这样的“神人”，谁忍得住啊！
“英国小说之母”范妮·伯尼（Fanny.Burney,1752-1840），大名稍次于简·奥斯丁。她以作家之笔详细记录了1810年所做的无麻醉乳腺癌切除术，手术医师是拿破仑首席军医多米尼克拉莱。她被细纱布蒙住脸，7个大汉和1名护士摁住她，手术中她顾不得任何斯文，惨叫声从头持续到尾，觉得自己随时都要断气。她是幸运的，手术后她活了下来。
什么鸦片、曼陀罗，都比不上烈酒，术前喝威士忌是当时最常用的方法，喝得醉醺醺最好。但没有钢铁意志依然不能抵挡大手术带来的剧痛，如截肢、穿颅、膀胱取石、子宫切开等，根本就不是人所能忍受的，喝醉的也给你痛醒。有时候医生直接用木棍把病人打昏，医生像武林高手一样，力度拿捏很重要，搞不好手术没做就把病人打死了。最好像平一指那样，一掌把病人拍昏，术毕再一掌拍醒。
医生虽然没有武功，却不得不掌握武功的精神，“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手术是很痛很痛，但是，我能给你一个“痛快”的。“快”是那时外科医生比拼的重点。伦敦一位外科医生叫切塞尔顿，是膀胱取石术的超级快刀手。切开会阴、打开膀胱与膀胱颈、取出结石，整个过程只要2分钟。想象一下，当时手术场景常规像杀猪，几个大汉按着，一帮人心惊胆战的围观，凄厉的叫声震动屋瓦。这样的过程如果只持续2分钟，围观者的神经还没有缓过来，手术者就宣布结束，然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是不是很酷？这样的手术其他人要20分钟！500先令一个的手术费使切塞尔顿发了大财。
医生的技艺再怎么精进，由于人类痛觉的限制，体腔内如胃肠、心肺、肝胆脾、脑等脏器的手术在当时是不敢想象的。一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情况才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改变首先要归功于化学家，这不言而喻，但本文对此不打算详细介绍。1772年，英国化学家Joseph.Priestley（1733～1804）合成气体氧化亚氮。化学家汉弗莱戴维（Humphry.Davy，1778～1829）发现这种气体能使人产生愉悦、幻觉，并缓解疼痛，遂名之为“笑气”。笑气很快风靡上流社会，在上流舞会中经常有笑气的表演，像“摇头丸”一样，令人疯狂着迷。牙医霍勒斯威尔士（Horace.Wells，1815～1848）看到笑气表演者往往摔到鼻青脸肿也不觉疼痛，大受启发。1844年10月11日，用笑气给自己拔了一颗牙，只有一点点痛。拔牙就像针灸一样轻松，这种效果前所未有，威尔士经过多次试用，决定在哈佛大学进行公开演示。可惜的是，由于试验对象配合不佳，现场观众大喝倒彩，威尔士受到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威尔士的学生，牙医威廉莫顿（William.Morton，1819～1868）在化学家查尔斯杰克逊的建议下改用乙醚进行麻醉。乙醚是更早的时候，1540年，由普鲁士化学家科达斯（Valerius.Cordus，1515～1544）首先合成的。之后，有化学家发现其具有催眠作用，但没有得到医生的重视。莫顿用乙醚在动物、自己和病人身上进行实验，都获得成功。1846年10月16日，在美国麻省总医院的一间圆形阶梯教室里，莫顿成功表演了乙醚麻醉。病人是20岁的颈部血管瘤患者，直到手术结束，他都安安静静不发一声叫唤。这种景象使在场的外科医生们激动不已，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安静的手术。第二天，一位外科医生现学现卖，用乙醚麻醉做了一台上肢肿块切除术。一个月后，麻醉术就传到了伦敦，并在一年内传遍了欧洲，传到了俄罗斯。甚至，在1847年，就由传教士伯驾传到了中国。没有一种医疗技术像麻醉术传播的这样快，可见，病人对无痛的渴望是多么的迫切；几千年的等待啊，等的就是这个技术！
比莫顿和威尔士更早使用麻醉术的是一位乡村医生朗（C. W. Long，1815～1878）。早在1842年3月30日，朗就用乙醚麻醉成功摘除过颈部肿瘤。到莫顿第一次公开表演时，朗已经用乙醚麻醉做过8例手术。但他太低调了，直到1848年才写文章展示自己的病例；这时候，连中国都开展乙醚麻醉2年了。
麻醉和同时的防腐术为19世纪的外科带来前无古人的日新月异的脱胎换骨的发展，其重大意义怎样强调都不过分。正因为如此，威尔士、莫顿和杰克逊为争抢麻醉发明者的头功耗尽了一辈子的精力。最后，莫顿在贫病交加中死于中风；杰克逊死在精神病院；威尔士因伤害罪入狱后，割断股动脉自杀。只有谦逊低调的朗获得善终，他确实是世界上第一例全麻的实施者，美国医师为了纪念他，把他做第一例全麻的那一天3月30日定为“医师节”。公允的说，朗是一个人默默的做，威尔士虎头蛇尾，杰克逊只是一个建议者，莫顿才是使麻醉为天下知的第一功臣，不论他的品行和性格多么的不堪。
几个美国人争得头破血流，引人唏嘘感叹。华佗的后人帮华佗去争，就不免滑稽可笑。这里真没有华佗什么事，也没有中医什么事。不过，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华佗的后人硬是闹出一个大动静来，差一点分了麻醉的半边天。这就是著名的针刺麻醉。
针刺麻醉毫无疑问是中医政治化的产物。1958年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同年，中国第一例针刺麻醉即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产生。之后，针刺麻醉像打鸡血一样迅速传向全国，至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达到高峰。至1979年，全国累计做了200万多例针刺麻醉，涵盖100多种手术。八十年代后又迅速衰退，到今天，已经完全淡出历史舞台。在整个的过程中，充满了虚伪和谎言。
文革期间中国出现过很多奇葩疗法，如鸡血疗法、饮水疗法、甩手疗法、红茶菌和穴位埋线疗法等等，均以大运动的方式红极一时。针刺麻醉是其中最成功的，玩笑直开到国际。尼克松访华期间，其随行人员中部分被安排观摩针刺麻醉手术（尼克松本人并未观摩过，但在许多报道和文章中，他被说成“为神奇的针刺麻醉所倾倒”）。这些随行人员并不是医学专家，在精心的“单盲”安排下，会对针刺麻醉一惊一乍，并不足为奇。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后，参观的人更多，引来了专业人士，穿帮就在所难免。据记载，当时某医院曾经迎来日本麻醉专家，不是在玻璃窗外观摩，而是参与整个手术过程。病人选的是一名患有脑额叶神经胶质瘤的姓高的战士，这名战士听说为国争光的时刻到了，表示“革命战士死都不怕，还怕疼！心中一轮红太阳，刀山火海也敢上！”果然手术结束后他立即睁开眼睛，脸露笑容，高喊“毛主席万岁”，表示一点都不痛。就在大家欢声鼓动庆功时，日本人捋起了袖子，他的手臂上赫然几道青紫红印。原来，手术全程中，他在铺巾下面的手一直被病人死死抓住不放，病人所忍受的剧烈疼痛被这几道手印出卖了。类似的奇葩故事在自己人中也屡有发生，某医院曾经在针刺麻醉时配以《红灯记》李玉和的唱段。结果病人还是杀猪般惨叫，不得不临时加麻药才完成手术。事后调查，怪病人是富农。据当时接受任务负责研究针刺麻醉机理的韩济深院士访谈，他的研究主要是从神经电生理和神经化学来研究的，从经络穴位角度的研究都归于失败。他们发现非穴位针刺一样有效，但发表论文时曾经想把这一部分数据删掉，怕被批判为反中医。韩院士说，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针刺麻醉”，他只说“针刺镇痛”，因为他们的实验表明，“针刺能够减轻疼痛，而从来没有麻醉过。”“针刺镇痛”的机制是体内产生了内啡肽，完全可以用神经化学和神经生理学进行科学说明。后来韩院士不得不改口说“针刺辅助麻醉”，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词儿，政治和科学在这个词里似乎达成某种平衡。
现代麻醉无数伟大的发现发明中，肌松药值得一提。肌松药学名N2胆碱受体阻滞药，能精准选择性地作用于运动神经末端的N2受体，阻断神经冲动向骨骼肌传递，导致肌肉松弛。而肌肉松弛是手术追求的目标，在肌松药发现之前，需要通过加大麻醉药剂量，加深全麻深度才能达到目标，深度麻醉不可避免的增加了风险。肌松药实现浅麻醉下肌肉松弛，大大提高了麻醉的安全性。这种了不起的药物却来自南美印第安人的启发，他们用某些植物汁液浸润箭头，能使猎物和敌人中箭后立刻失去行动能力（肌肉松弛），然后在清醒状态中走向死亡，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像屠呦呦一样的药物学家们研究这些防己科植物，从中提取的生物碱叫做“筒箭毒碱”，这是南美印第安人送给世界的礼物。如果不违心的话，得承认，在麻醉这一领域，南美印第安人的贡献远大于华佗和中医。
麻醉发展到今天，早已远远超越“麻醉”的本来含义，它带给人类的恩惠不仅仅是无痛，而是和手术一起或者独立，对生命的监测与救护。我们今天能放心地躺在手术台上让医生在肚皮上划口子，要感谢世界各民族的传统医学家们漫长而无效的无数摸索经验，更要感谢19世纪以来的化学家和敢于创新实验的牙科和外科医师们，也要感谢印第安人的传统礼物和现代药物学家们；一言以蔽之，最要感谢的是现代科学。古老的中医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和最大折腾，够了。
（转载自健康中国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