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是非常古老的，也是至今仍然没有被完全控制的传染性疾病，人类漫长的历史，饱受疟疾之虐待。在漫长的历史中，中西医均对疟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医学和生命的意义究竟如何，基于事实和数据，可以进行一个大对决。
没有数据的年代，是疟疾肆虐的漫长黑暗年代，人民饱受痛苦，中西皆然。
在中国，上古《礼记》即记载有疟疾：“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黄帝内经》“疟”字出现四十处，并有《刺疟》《疟论》专篇。二十四史记载疟疾甚多，大汉帝王征伐南方蛮夷小邦时，疟疾往往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汉武帝征闽越“瘴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马援征交趾“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宋“会征交州，其地炎瘴，士卒死者十二三。”“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清征缅甸“及至未战，士卒死者十已七八”。南方土著也并不能免于疟疾。清末云南思茅一镇，人口原有七八万之多，由于恶性疟疾流行，从1919年到1949年，只剩下944人，一镇几乎被疟疾灭掉了。正史之外，疟疾记载也多见于小说笔记佛经。如敦煌写本《新菩萨经》和《劝善经》，被认为是研究唐代疾病的重要资料，这两本经书中使信众感到恐惧的疾病中排第一位的就是疟病。诗圣杜甫是间日疟患者，“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
在西方，疟疾一样史不绝书。据卡特赖特《疾病改变历史》一书记载，古罗马帝国曾在火山爆发后疟疾大流行，死亡累累，帝国之消亡与此有莫大关系。这一史实甚至有考古和基因研究的证据。《剑桥医学史》记载有疟疾从非洲传往欧洲美洲亚洲的路线。意大利大诗人但丁像杜甫一样，也是疟疾患者，并直接死于此病。《神曲·地狱篇》中描述疟疾：“犹如患三日疟的人临近寒战发作时/指甲已经发白/只要一看阴凉儿就浑身打战”。
在史书中，我们看不到，看不到中西医学对疟疾有过有效的控制。在漫长的历史里，中西医学都是针对一个一个的病人进行治疗，而从来就不曾有过有效的整体防疫的措施。就算医师个个是神医，每一个治疗都“效验如神”，在医师资源稀缺的古代，面对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大疫也丝毫无济于事。所以，难怪近代著名中医陆渊雷说过一句真话：“中医只有治疗，是没有预防的。”
那么，现代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看数据。
1949年以前，我国疟疾年发病人数有3000万，至2010年降至1.4万。2010年启动《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后，又降至2015年的3116例，且其中98％以上为境外输入性病例。也就是说，发生于中国本土的疟疾每年不到100例，几乎已经可说是消灭了疟疾。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世界疟疾报告》的数据，全世界106个在2000年时还存在疟疾的国家中，一半以上（57国）到2015年已经实现疟疾新发病例降低至少75%。自2000年以来，美洲区域疟疾死亡率下降72%，西太平洋区域下降65%，东地中海区域下降64%。即使在非洲区域，所有年龄段人群疟疾死亡率也下降了66%；五岁以下儿童疟疾死亡率下降71%。15年间，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避免了600多万例死亡。
善哉善哉！如此大功德是怎么做成的？中西医在其中的贡献各有多少？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人类抗疟的巨大进步缘于过去十年来得到广泛应用的疟疾核心控制工具的使用：药浸蚊帐、室内滞留喷洒、快速诊断检测法以及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这抗疟四大核心工具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一切始于蚊子。
无论中西医，在古代都认为疟疾的病因主要是瘴气。因为疟疾的流行有其地域性，脑袋一拍，自然是因为那地方的水土不好，空气不好，空气不好就是瘴气。疟疾一词Malaria由“坏”（mala）和“空气”（aria）两个字组成，和瘴气一个意思。中西殊路同归，英雄所见完全相同。这种见识是一种本能感觉，并不高明，不但是错的，于实际也毫无用处。因为瘴气弥天漫地，除了逃离那鬼地方，是无法避免的；总不能不呼吸吧。因此，古人的精力全放在治疗上，如陆渊雷所说，预防上是没辙的。
对于任何传染病，第一重要的是找到确切的原因。疟疾也不例外。如中医那样拍脑袋胡说什么“痎疟皆生于风”“夏日伤暑，秋必病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疟疾病因的研究产生了2个诺奖，这2个获奖者可以称之为人类的救星，因为救人无数的所谓抗疟四大核心工具，说到底，是源于他们的研究。
第一个大师是夏尔·路易·阿方斯·拉韦朗（CharlesLouisAlphonseLaveran，1845.6.18－1922.5.18）法国军医。1880年，他在疟疾病人的血液里发现了一种小虫子，这是一种原生动物，即疟原虫，这就是疟疾的病因。显微镜下的这种虫子清晰地展示在世人的面前，具有无比的说服力。就像清末伍连德让官员们清清楚楚看到鼠疫杆菌一样。但不管怎样有力的证据，世上有一种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说服的，这就是中医。直到今天，教科书里还是乱七八糟的鬼话“瘴毒”“疟邪”。1907年，拉韦朗因为疟原虫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疟原虫是看到了，这个虫子是怎样进入人体的呢？吃进去的，吸进去的，还是钻进去的？传播途径不明，也是枉然，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第二位大师出现了，这就是英国微生物学家、热带病专家、军医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1857.5.13－1932.9.16）。
最早确信疟原虫是经过蚊子传播的是热带医学先驱曼逊，但他只是猜测，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曼逊说蚊子传播疟疾一开始被视为精神病。罗斯受曼逊的影响，在疟疾肆虐之地印度开始发疯般的解剖蚊子。他在显微镜下解剖各种类型在疟疾病人身上吸过血的蚊子，经过了无数的失败（如库蚊和伊蚊）。终于在1897年8月22日，在按蚊的胃腔和胃壁中发现了疟原虫。次年，他又在蚊子的唾液中发现鸟类疟原虫。此后，一系列的研究，完全搞明白了疟原虫在蚊子体内的繁殖过程，以及通过唾液在叮咬人时注入皮肤。
同时，曼逊也做过两个有趣的实验。让3位志愿试验者在罗马的一个高疟地区野外，睡在挂了帐幔的棚子里，3人都没有患上疟疾。作为对比，他又将吸过疟疾病人血液的按蚊从罗马运到没有疟疾的伦敦，用这几只按蚊在志愿者中制造出疟疾来。试验者中有一位就是曼森自己的儿子。当时世界上每年有300万人死于疟疾，这并不是感冒。这种不怕死的精神就是神农尝百草的精神，中医自古就有的，中医所缺乏的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所有这些实验雄辩的证明了按蚊是疟原虫的载体，疟疾传播之元凶，按蚊也，没有瘴气什么事儿。罗斯因此获得1902年诺奖。
罗斯发现按蚊的奥秘后激动万分，写了一首诗：“今天，是上帝将他的怜悯放在了我的手中……我禁不住感恩的眼泪……那杀死百万人的祸首啊！我终于找到了你狡猾的足迹……无数人将获得拯救。”他说的不错，即使没有任何药物，无数人也将因此而获救。
很简单，哪怕在瘴毒漫天的疫区，不让蚊子叮咬就不会得疟疾。肆虐几千年的疟疾一下子解去了神秘面纱。战争时期，各国部队里都大量使用蚊帐和面部纱罩，疟疾立竿见影的下降。1901年，美国军队在古巴将哈瓦那所有滋生蚊子的死水都抽干，或注入油，蚊子老窝被端，疟疾死亡率一下子下降90%，不需要任何药物。抗疟四大核心工具的药浸蚊帐和室内喷洒针对的都是罗斯的蚊子。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自2000年以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发了近10亿顶药浸蚊帐。到2015年，该地区大约55%人口在蚊帐中睡觉，而2000年时这个比例还不到2%。2001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因为抗疟四大核心工具成功避免了6.63亿人感染疟疾，其中蚊帐居功至伟，功占68%，比青蒿素功劳还要大。此就是所谓的“上工治未病”。
人类万物之灵长，干嘛躲着小小的蚊子呢，不能消灭蚊子吗？基于这样的想法，产生了第三个疟疾相关诺奖。瑞士化学家米勒(PaulHermannMüller)合成了一种杀虫剂，著名的DDT，有强大的消灭昆虫的效果。在印度，使用DDT杀蚊使疟疾在10年内从7500万例减少到500万例。遗憾的是后来DDT破坏环境的恶果开始显现，这种杀虫剂最后被禁用。
疟疾相关第四个诺奖于1927年授予了奥地利医生贾雷格（JuliusWagner-Jauregg）。他的获奖是由于“发现了疟疾在治疗麻痹性痴呆中的价值”。当时青霉素还没有发现，梅毒，尤其是晚期梅毒是绝症。贾雷格异想天开，给梅毒病人注入疟疾患者血液，人为制造疟疾高热以杀死梅毒螺旋体，再用当时的疟疾特效药奎宁来治疗疟疾，大大提高了四期梅毒的生存率。这种方法非常符合中医“以毒攻毒”的思想，中医粉们很可能会说贾雷格是受中医思想的启发，把它当成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吧。即便如此，这个诺奖依然是建立在明确疟原虫为疟疾病因的基础之上；若是瘴气学说，贾雷格是不可能想到用疟疾患者的血液的。
核心工具之三快速诊断检测，是针对疟原虫进行的抗原检测和血涂片，能迅速区分疟疾发烧和非疟疾发烧，从而及时治疗。其基础是疟原虫和免疫学。有这样的基础，现代医学的“辨病”才无比可靠，绝不会如中医“辨证”般十人十个诊断。
第四个核心工具是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这是国人更是中医最为自豪的，被青蒿素的主要发现者屠呦呦亲自说成是传统医学献给世界的礼物。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文章，青蒿素实际与中医无关，或者说关系甚微。显而易见，青蒿素也是在疟原虫的基础上实验出来的，其基本药理是针对疟原虫的，与阴阳五行四性五味毫无关系；其提取、制备、结构分析、合成衍生物等方法也是完全是化学的方法，与中医的炮制也毫无关系；更重要的事实是，屠呦呦们试验了几千种中药方，证明没有一个有效。仅仅是古籍中的一句话，给了屠呦呦一个低温萃取的灵感而已。所以，诺奖委员会特地说明，这个奖不是奖给传统中医的。非要说贡献的话，《肘后备急方》只是相当于砸在牛顿头上的苹果。
从国家疾控和卫计委的系列文件看，我国疟疾防治取得的成果与世界一致，也与中医理论不相干（此处略去200字）。
最后，做一个趣味数学计算。根据世卫数据，蚊帐抗疟功劳占68%，室内喷洒、快速诊断和青蒿素基本各占10%，青蒿素多点，12%吧。而青蒿素得以发现，至少90%是寄生虫学、流行病学、化学、免疫学和药理学等的功劳；《肘后备急方》记载的民间偏方因为有类似牛顿苹果的传说，功劳打破天就10%。总算下来，占抗疟作用的1.2%。
所以，关于疟疾中西医大对决的结果是，中医的贡献是1.2%，如果民间偏方也算中医，并且灵感传说属实的话。
（转载自健康中国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