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编剧谢晓东忧心忡忡的问记者：“SARS的严重程度远远比不上明末的瘟疫，如果现在再来一场那样的瘟疫，我们会不会比大明强呢？”没有看到记者的回答，棒棒医生来回答一下。
“SARS的严重程度远远比不上明末的瘟疫。”从结果来看，这个说法是对的。因为2003年的SARS全世界约8400多人发病，900多人死亡，死亡率仅10%左右。其中的主要发病和死亡在中国，当时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比较脆弱，重症监护病房在大多数医院还没有建立，加上开始的“瞒报”，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明末的大瘟疫，据历史学家考证，华北三省死亡总数至少在l000万以上。崇祯十六年北京瘟疫中的人口死亡率高达40%，仅北京城内死亡人数在40万左右。在史书和各地方志中多见“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人死八九”“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等惨绝人寰的描述。两相一对比，SARS简直是毛毛雨。
如果“再来一场那样的瘟疫”，指的是“鼠疫”，其恐怖指数在今日传染病排行榜上仍然列第一。根据史书上的症状记载，“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这些肿块就是腺鼠疫的淋巴结肿大；吐血严格说是咳血或咯血，是肺鼠疫的症状。结合其可怖的死亡率和发展速度，“大明劫”确实是鼠疫。
鼠疫在明后也来过多次，直到清末，海龟剑桥博士伍连德运用现代医学的方法，第一次从患者体内分离出鼠疫杆菌，明确了肺鼠疫的起源、演变、传染等特征；采取了严格的消毒、隔离法，发明了伍氏口罩；断然采取了焚烧尸体，交通管制等防疫措施，将那一场大鼠疫牢牢控制在东北。谢晓东说吴有性在国际上有赫赫声名，那是意淫；伍连德在国际上才有赫赫声名，他被称为“鼠疫斗士”，在他之后，没有第二人获此殊荣。
时代发展到谢晓东所生活的今天，如果鼠疫再来的话，解晓东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实际上，鼠疫并没有消失，解晓东不必“如果”。最近的一例鼠疫发生在2012年9月，在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村戈乡，几个村民剥食了一只死旱獭，其中一人出现鼠疫症状。自己在家吃药没有好，3天后到医院就诊，当天死亡。当地基层医院怀疑鼠疫，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死者标本中检出鼠疫杆菌，立即启动防疫应急响应，对全部密切接触者进行了隔离观察。事情到此为止。这就是明末那一场比SARS恐怖百倍的瘟疫在今天的结果。假如那一名患者发病后立即去医院而不是自己在家吃药的话，结果会更好，他决不会死。因为，对付鼠疫我们有特效药链霉素。链霉素比解晓东膜拜的达原饮可厉害多了，达原饮奈何不了“疠气”，链霉素却可以秒杀鼠疫杆菌。
也来个如果，如果棒棒医生穿越到明代，取代吴有性，我会怎么做呢？因为那时还没有链霉素，我不会对病人做任何治疗，包括达原饮在内的所有的汤药都被认为毫无意义。我会象伍连德一样，借用军事力量，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设隔离区，凡是病人一律关进隔离区；设观察区，凡是密切接触病人的一律关进观察区，一旦出现症状即转至隔离区；死亡尸体全部焚烧，因为仅仅埋葬或埋葬太浅的话，不能阻断病菌通过野生动物的传播；尸体密封搬运，而不是像电影中那样横七竖八的堆在敞开的板车上；负责管制的士兵、搬运的工人、观察病情的医务人员均严格穿戴隔离衣、戴口罩（棒棒医生将发明余氏口罩）；对疫区进行严格的交通管制；发起灭鼠爱国运动，死鼠一律深埋或焚烧。如此，棒棒医生自信不到三个月就可以控制大明瘟疫之劫。
“我们会不会比大明强呢？”这还要问，难道战斧导弹比不过大刀长矛？
（转载自健康中国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