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期已过大半，激烈的交锋却没有停歇。整个会场坐着全中国一百多名专家，但彻底否定米丘林生物学、高调捍卫摩尔根遗传学的发言者，只有李竞雄一个人。
这让一些领导和同行很不满，他们觉得李竞雄“极端”、“偏激”、“自以为是”，死守着“旧遗传学”“资产阶级生物学”不放，是中国农业科技进步的障碍。可他们想不到，若干年后，他们都将能吃上由李竞雄培育的优质玉米品种，更想不到，假如没有李竞雄们的据理力争，执着实践，中国农业育种和生产也许将停滞不前，如果完全按照李竞雄一派的设想去发展生物学，中国遗传学很可能就不会落后于国际水平。
李竞雄，玉米育种家，植物细胞遗传学家。1913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苏苏州市，自小家境贫寒，3岁丧母，7岁丧父，由伯父抚养大。1932年从苏州中学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农业植物系，以优异成绩争取校内奖学金完成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步入国内细胞遗传学研究领域，并有所建树。1942年至1948年赴美留学。经过一段时间在密苏里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的辗转求学，1945年起在康乃尔大学稳定就读。在美国先后师从遗传学家斯塔德勒、伯能、伦道夫，重点学习钻研玉米细胞遗传，并与伦道夫、安德森合作完成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科学》和《遗传》杂志。1948年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在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他接受了国立清华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兼农学系主任的位置，并选择了一条亲友们反对的道路——率领全家北上。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院系进行调整，李竞雄成为北京农业大学的一员，任副教授，教授，农学系作物栽培教研组主任和遗传教研组主任，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但他的教学科研工作并没有一帆风顺。当时新中国受“苏联老大哥”的影响，政治干涉学术，米丘林、李森科的伪科学大行其道，任何出现质疑李森科观点的图书都可被销毁。摩尔根遗传学则被官方视为“唯心主义”“反动”，其教学和科研被迫停滞，遗传学家们受到政治批判，不得不改变科研教育方向。李竞雄也不例外，他只能一边负责栽培教材编写、授课，一边坚持研究玉米育种。
直到1956年8月，中宣部召集农林专家在青岛召开为期十五天的遗传学座谈会，局面才有所好转。在会上发生了本文开篇那一幕。可最终，会议如当局所愿，“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握手言和、共同发展，这场盲目调和的座谈会也成为了所谓“百家争鸣”的政治宣传范例。虽然米丘林生物学错误的学术体系得到保留，但科学的遗传育种争取到了宝贵的生存空间，从此开始在新中国生根、成长。
同在1956年，第一批“农大号”玉米双交种育成，这凝聚了李竞雄和其助手多年的心血，他们克服了经费奇缺、人手不足等许多困难。“农大号”以长势整齐，抗倒抗旱，增产效果明显的优势，短短数年便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在五十年代，李竞雄团队还颇有远见地研发出甜玉米品种。
1966年，北方杂交玉米遭遇大面积的虫害天灾，李竞雄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他被剥夺教书科研的权利，关到牛棚，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判。1969年，他作为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山西大寨接受“再教育”，1970迁往陕西做基层“科技服务队”队员。就是在这样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他在山沟里并没有间断玉米育种研究，依旧辛勤劳作于试验田，四处奔波寻找抗病丰产的玉米新品种，几年之后，他的付出也收获了回报……
在六七十年代，中国玉米生产屡屡遭受重大病害损失，国家不惜从欧洲和美国引进了百余种玉米品种，但都不能解决抗病害的实际需求。1973年，李竞雄回到北京，任还在筹建中的中国农林科学院农业所教授。他和助手不久便选出七个抗病害玉米杂交种，其中他亲自选配的一个组合，在过去两年的试验里表现最为突出，能够高抗玉米小斑病、大斑病和玉米丝黑穗病，与当时国内杂交品种相比可增产15%到25%，还有广泛的适应性，1975年该杂交品种被正式定名为“中单2号”。
“中单2号”让我国抗病遗传育种水平一举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它从1976年投入生产至今，为我国增产玉米数百亿公斤，创造了大面积一季吨粮田的记录，为社会贡献了巨大财富，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1984年国家发明一等奖。到今天，“中单2号”依然是中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品种。
李竞雄开拓了中国利用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间杂种，在细胞遗传学研究上，如基因雄性不育研究，也有突破性的学术贡献。毋庸讳言，李竞雄是杰出的科研人员，更为难得的是，他还是出色的规划师和团队领导。“文革”结束，科学的春天到来，李教授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玉米育种室主任时，已是六七十岁高龄了。但他依然充满活力，忙碌在科研的第一线，不辱肩负的使命。他倡导开展玉米群体改良研究，提高了我国玉米育种材料的性状水平。他主持了“六五”“七五”“八五”国家重点科技玉米攻关项目，亲自起草论证报告，指导多个部门通力协作克服难关，最终均提前超额完成研发和推广任务。他主持培育了中国首个审定应用的高赖氨酸玉米“中单206”，改善了籽粒中蛋白质的营养品质，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
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李竞雄长期是中国玉米专家的首席代表，先后出访过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许多个国家。他引进的育种材料推荐到各地进行研究，学术成果丰硕。有的品种经引进消化吸收，已实现推广，极大的发展了玉米生产。
李竞雄还是一名优秀教育工作者，他在北农大培养的专业人才，后来成为国家农业骨干力量，改革开放后他带出了众多国家攻关课题的主持人。他对推荐人才、保护人才可谓不遗余力。可是在他逝世十多年后发生了令人遗憾的一幕，中国玉米科研界群龙无首，派别树立，内讧丑闻频频，这与他统领科研时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李竞雄本人刚正不阿，认真勤勉，节约朴素，富有魅力。他从不利用便利争夺学术资源，不愿收受任何非份之物。他的夫人1976年罹患癌症，医疗花费巨大，曾有种业公司聘请他当顾问给予报酬，他认为没做具体工作，便如数退回酬金。有人赠予他“中国杂交玉米之父”的称号，他坚决反对。他觉得，我们国家还较为贫穷落后，人民尚不富裕，自己作为科技工作者，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以身作则。他的确是这么做的，五十多年来，他没有享受过一个暑假假期，无数个周末，他不是在工作间，就是在户外耕耘，即便已经白发苍苍。他最常说的名句是：“我离不开玉米，玉米也需要我”。
李竞雄留下的故事还有很多。他在北农大上课时，曾有学生大声质疑：“你讲的基因那么神奇，能取出来让大家看看吗？”，他立即回应：“你看到电灯泡闪亮发光，你能把电取出来让大家看看吗？”八十年代他担任《作物学报》副主编，是“最严厉编审”，标点符号的错误也不放过，有时候还会找来作者当面探讨学术，他看似不近人情的较真，却让不少“受害者”事后感激不已。
回想几十年前，一些专家被运动打压怕了，或者低调行事，不发表正确的学术意见，或者违背良心，说假话办假事以迎合上级的心意……而李竞雄却在科学真理上寸步不让，他很早便呼吁高校停止教授米丘林主义，号召中国遗传学界奋起直追，对“大跃进”放卫星予以否定和抨击，他看到政治运作冤枉无辜师生，也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耿直的个性，率真的性格，反而让他和许多人，从学者到农民，都结下了深厚友谊。
在摩尔根遗传育种突飞猛进，硕果累累、造福于民的时候，米丘林主义研究一直毫无建树，政治失势以后终被历史扫进了垃圾桶，但它对学术人才和学术精力的破坏与浪费，对人民辛勤劳作、节衣缩食而来的教育科研经费的挥霍，却再也追补不回来了。论遗传学整体水平，我国今天依旧落后国际水平大约十年，而苏联付出了更惨痛的的代价，独联体国家要落后世界二三十年。
到了20世纪末，一项更精确更高效的育种技术——转基因技术在全球兴起，它在中国受到摩尔根遗传学一样的境遇，被外行和既得利益集团干涉，被荒谬无知的舆论攻击。李竞雄已经不能参与这伟大的技术进程，也无法再次站出来捍卫科学的尊严了。
1997年6月28日，李竞雄与世长辞，享年84岁。
那一天，中国又少了一位勤勉、勇敢、正直的科学家。
（本文转载自健康中国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