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一种有性生殖的物种，长久以来由于两性在社会文化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所以生男还是生女，对已婚妇女而言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科学解开男女关键差异的根本原因之前，许多文化都认为生男还是生女是由母亲决定的，毕竟孩子是女人生的，女人不负责谁负责呢？这直接导致，在重男轻女的社会里，一个连续生女儿的女性，往往会背负极其沉重的家庭压力。
如今，文明国家的多数人，至少知道了一个简单的生物学道理，男女的差异，仅和一条染色体有关——Y染色体，它只存在于男人体内，生男还是生女是由男性的精子所决定，而不是由女性的卵子决定。一条含有Y染色体的精子与卵细胞结合，如果一切顺利，就会得到一个发育为男性的胚胎，如果是一条含有X染色体的精子与卵细胞结合，则会得到一个发育为女性的胚胎。这看起来是在说，生男还是生女的决定权似乎取决于男性，而和女性并无丝毫关系。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对于倡导男女平等以及女权主义者而言，一切都很美满。生不出儿子怪老婆这事，没有丝毫道理，要怪也只能怪男人的运气不好。但是，科学的属性是求真，并不迎合任何社会需要。如今，许多新的研究，在统计学上显示，或许生男生女这事，并非全是概率为50%的事件，女性或许有一定能力在X精子和Y精子之间拉偏架，从而改变生男生女的概率。至于具体机制，还需深入研究，以下所有介绍，均只有统计学意义。但现在，对于生男还是生女这件事，已经不能简单的把女性排除在外，将一切都归于男性精子的运气。
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在任何社会的大规模统计数据中，男性婴儿数量总是略大于女性婴儿数量，其范围为102~9 ：100。也就是说男性婴儿数量总是比女性婴儿多一些，并非一半对一半。为什么对于足够大的人群，初生婴儿男女比例会明显偏离1:1，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大多数有性生殖物种的性别比例都是1:1，人类也不例外。但是，要想真的得到这个比例，男婴必须比女婴稍多一些，因为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男婴比女婴的生存概率稍低，更容易死于非命。然而，这只是一个宏观上的解释。回到精子和卵子的层次，就可能有两种暗示。要么Y精子的活力稍稍高于X精子的活力（这基本上已经被否定了），要么女性的身体对Y精子有轻微的偏爱（这还没有得到任何机制上的证实，甚至连了解都谈不上），否则无法得到明显偏离1:1的统计学结果。
当生物学家意识到，胎儿性别比例可以受到某种影响，而不是纯粹的扔硬币决定的时候。下一步需要的就是更多的实例。要知道，宏观群体的雌雄比例接近1:1，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这是和环境相互适应的一个结果，至于精子、卵子层面的发生的事件，仅仅是物种为了得到这个适应性结果，而产生的某种适应性突变而已。那么，什么样的环境催生了或者维持了1:1的性别比呢？要知道，要养鸡养羊，可不会养一半雄一半雌的群体。因为，大多数有性物种的雄性，都有能力让多个雌性受孕，多数情况下养一半的雄性纯粹是浪费。
大自然中，凡是性别比为1:1的物种，必然处于这样的一种环境中。雌雄随机交配的可能性，以及所有雄性和雌性均具有理论上相同的交配机会。实际上，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生物学家费希尔，首先提出了性别比平衡理论。其后，对自然界多种物种的观察，性别比平衡理论得到了证实，即便在那些极端“一夫多妻”制的物种，如海豹中，也是如此。如果纯粹从资源利用和群体利益的角度看，既然是一夫多妻制的物种，为什么不按照比例生雌雄，而是按照1：1生，这不是意味着必然有许多雄性连一个妻子都不会有吗？原因非常简单，上面已经提到，一个雄性可以让很多雌性受孕，将自己基因遗传下去的可能性更大，所以生“儿子”的利益很大，一个“儿子”就意味着许多“孙子”和“孙女”，在这种情况下，谁愿意生“女儿”呢？但当雄性的数量超过雌性的时候，必然意味着，许多倾向于生“儿子”的父母，非但不能得到许多“孙子”和“孙女”的收益，反倒只会绝种。这样一个群体，在长时间的博弈后，如果还没有灭绝的话，必然会消除过于强烈的生“儿子”倾向，性别比最终会稳定在1:1附近，这个群体才能延续下去。
然而，即便宏观上是1:1，并不等于，每一个雌性所生的孩子都要满足1:1。对于某个具体的雌性而言，是否存在某种刻意的性别操纵？以便让自己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尽可能获得最大利益，即拥有尽可能多的孙代。这种可能性，在1973年，由两位生物学家正式提出。并且在动物学上已经得到一定证实，如今，许多生物学家想知道，在人类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注意，完美的1:1的条件实际上要求，所有雄性理论上具有同等交配机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多生儿子，就非常冒险，最终可能会绝种。但是，如果动物能通过某种方式，“正确地预知”到自己的儿子，在未来的交配中，机会占优，那多生一些儿子，就完全有可能得到更多孙代。
1984年，在一夫多妻制的苏格兰红鹿中，生物学家发现了雌性操纵性别比的统计学证据。这种红鹿不仅是一夫多妻制，其雌鹿之间还有等级，高等级雌鹿有各种优先权，它们长得更加壮实，其后代的平均营养水平也更高，这显然从理论上就破坏了所有雄性的同等交配机会。研究结果也发现，在这种红鹿中，虽然性别比依然维持在1:1，但这是通过高等级雌性红鹿多生儿子，低等级雌鹿多生女儿来实现的。
2013年，发表在PLOS ONE上一篇论文，对这种现象做了进一步证实。作者们对圣迭哥动物园90年的繁育记录进行了分析。发现当雌性生出了更多儿子的时候，这些儿子们的确也更加的成功，反证这些雌性多生儿子是一种正确的策略。这暗示我们，某些物种的雌性动物，能通过某种方式（比如营养水平或者群体中社会地位）评估自己该生儿还是该生女，以便让自己的生育价值最大化。那么人类的身体是否也在本能上会进行类似的评估呢？
某些研究认为，人类的身体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进行类似评估。比如，对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普遍性的营养不良，不仅导致生育率下降，同时性别比例也发生了改变。1960年4月出生（灾害前怀孕）的性别比为108.7:100，到1963年的10月出生（灾害中怀孕）的婴儿中，性别比下降到104:100，而灾害结束之后的两年内，比例即迅速回升到107.4:100，然后到1982年重新恢复到108.3:100。
2013年，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同样在PLOS ONE上发表论文称，环境压力的增大，对生育模式不同的物种而言，所引起的性别比偏离现象是不同的。比如，对少生精养模式的生物，环境压力增大，会导致生更多的女儿，而对那些多生不养的物种而言，则会生出更多雄性。其中，人类也同样显示出这方面的偏差，最近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拉尔夫.卡塔拉诺对日本2011年大地震后的出生的男女比例进行研究，发现越是靠近震中，女婴的出生比例越高。然而，压力因素导致女婴出生比例升高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因为流产胚胎的性别不平衡导致的。早有人在911事件发生后，发现事件发生后自然流产的胚胎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
究竟人类是否也像某些动物一样，女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究竟是生男还是生女，偏离性别比例，仍然没有确切的定论。同时，即便观察到了某种偏离，那么女性究竟是通过促进X或者Y精子的受孕机会完成，还是通过流产不合适的胚胎来完成，我们依然一无所知。但是，目前已有的证据，的确在暗示我们：生男还是生女，这件事和女性有着微妙的关系，并不完全由男性两种精子的随机竞争来决定。但是，因为性别歧视而作出选择性堕胎和杀婴行为，则属于愚昧和违法，虽然也是人类学研究的现象，却违背了文明社会的道德。其实，那些重男轻女的男人，如果真想得到自然生出的儿子，就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给家庭足够的保障，不给妻子增加压力，也许能够提高百分之一二的机会。
（本文转载自健康中国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