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让网络极其热闹：先后在四川彭州、云南安宁发生的PX事件；复旦大学投毒案致沉浮19年的朱令案再度泛起。两件互不相干的事件，却有着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公众在对事实认定很不充分的情形下义愤填膺。
从厦门、大连到宁波，再到现在的彭州和安宁，中国公众对于“PX”这一代称的认识，大约经历了一个从陌生到害怕、再到恐惧和愤怒的过程。但很遗憾，即便是参与报道PX事件的记者，也极少能解答几个最基本的问题：PX（对二甲苯）究竟有什么危害？PX项目与其他化工项目相比有没有特殊（潜在的）危险？国家对于这类化工原料的生产究竟有哪些管理措施（要求）？国际上（发达国家）对此类项目又有何规定？
这些问题都是抵制PX项目的民众原本应该先了解的，更是报道PX事件的记者必须先了解的；但现在，民众和媒体人对此要么一问三不知，要么给出的答案就是一系列谣言——诸如“PX属于剧毒，并且强致癌、致畸”（事实上PX属于低毒物质，同时也不是致癌、致畸物）；“PX化工厂爆炸威力堪比原子弹”（实际上PX属于易燃物，并非易爆物）；“PX工厂按规定要远离城市100公里”（彻头彻尾的谣言。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与对其他化工项目的管理相比，PX项目实际上并无任何特殊处）；“发达国家都不允许生产PX”（谎言，实际上美国的PX生产规模比中国小不了多少）等等。
针对这些谣言，在每次“PX事件”发生时，都会有零星的声音出来澄清；但每一次，在强大的谣言轰炸下，这些澄清的声音都显得过于微弱，乃至于被公众所忽略。
对二甲苯（即PX）是有机化学实验的常用试剂，我上大学时，作为实验室中的常备物品，对二甲苯丝毫没有受到“特殊照顾”；相反，大家更加熟悉的醋酸（食醋成分），其高纯物冰乙酸，在我们看来比对二甲苯要可怕多了：一不小心从通风橱中飘出，就会把人呛得半天缓不过劲来。对二甲苯也是人工纤维生产的主要原料，今天无论哪一个国家的老百姓，生活用品的生产也不太可能离开它。民众反对PX项目落地，实际上已经让当地经济及国家利益同时受损；从长远眼光看，反对者自身的利益也受到了损伤。
再说说朱令案。这起“缠绵”舆论19年的案子，受害人不仅仅是朱令，还包括孙维。从法理上说，警方在对孙维进行长时间的侦查、讯问之后解除其嫌疑人身份，就已经还其清白；但数年之后，一系列有关孙维的流言传出，孙维被迫接受长时间的舆论审判；更为荒唐的是，这一系列的流言（目前已经证实多为谎言）几乎出自一人之口，但被网络及部分传统媒体不断传播、放大。中国人（尤其是媒体人）的轻信，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姑且不论这些事件背后是否都有推手，对比这两起事件，再联系此前类似的反水电、反转基因谣言，不难发现，这些“妖魔化”行为有着一些共同路数：
主打感情牌。这类事件必须具备挑起民众情感共鸣的条件，并且每一次事件的出台，消息传播者总是强调感性成分，而有意忽略理性分析。这次PX事件，几个小孩带着口号牌上街“站立”“散步”就属于这类手段——小孩子怎么可能理性判断PX之害益？而朱令案，每一条谣言的流出，都离不开一系列煽情辞藻的助力，其作用是让公众忽视其内容的真实性。
升级“坏消息”效应。西方有一种新闻理念，所谓新闻，就是坏消息。无论古今中外，坏消息天生更具有传播力（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把PX之害夸大得无边，就更有人愿意听信。同样是以“科学家”的名义，“PX致癌、致畸变”的说法（据传最早出自“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之口，但赵玉芬本人对此声明否认）广为流传，那些依据文献澄清事实的声音却为多数媒体所忽略——一个假的科学家说坏，其传播效果远远超过一百个科学家说好。在转基因问题上就更是这样。
强调质疑政府。PX事件、反水电事件、反转基因事件，舆论多与政府对着干；即便是朱令案，孙维之累，也与其已过世的、属于某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祖父有关——人们更愿意相信“其祖父曾经赴中央高层为其求情”的谣言。
凡是与政府唱反调的言论，更容易被传播及为公众所接受，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世界各国媒体界的通则，非独中国为然；但其程度严重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的政府，包括高层决策者及地方官员，都必须做出反思。据我所知，某长久反坝的媒体，内部有一口号：“凡是政府支持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政府反对的我们都要支持”。监督政府原本属于媒体的基本职责和功能，但“监督”并不等于“反对”。造成目前这种态势，媒体缺乏“追寻真相为唯一使命”的职业精神属于一方面因素，但更严重的一方面，是我们的多数政府官员在危机公关方面确实做得太差，出了事首先想到的就是瞒和捂，乃至于骗。另外，长期以来，中国的“喉舌”类媒体有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这进一步损害了政府及“主流媒体”的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的丧失还导致另一个严重恶果：科学家也受池鱼之累，连带着不被公众所信任（公众会简单思维，认为科学家是“政府养活的”）。在中国，科学家原本就少有科普意识，每一次事件发生，总是只有很少的那么几个科学家站出来说话，原本声音就小，还被公众当做是“御用科学家”的声音，社会也就失去了最后一道应对流言的屏障。
反观国外的类似问题：1997年，美国要发射“卡西尼”航天器用于探测土星，因其工作电力来自于一个放射性同位素引擎，一些极端环保主义者以“万一发射失败，放射性物质将造成污染”为由反对、阻挠航天器发射。反对者是如此执着，乃至于让美国宇航局几次更改发射日期，最后是在“偷偷摸摸”的状况下发射（国家天文台李竞老先生的描述），发射成功后才告诉公众。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公知及媒体人看来，美国宇航局的这一行为恐怕有悖于“知情同意”原则，但美国普通公众并未对此提出异议，相反，很多人谴责那些极端环保主义者。出现这样的情形，是因为美国有更多民众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家、以及相信自己的政府。
所以我认为，谣言总能压倒事实的背景基础，是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其次要追究的才是媒体职业精神缺失的责任。如果政府不能转变方式、重新建立公信力，那么以流言、谣言与谎言为基础的PX事件、反坝事件、反转基因事件及朱令案都还会继续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