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第一批庚子赔款生留洋100周年之际，107岁的贝时璋和98岁的钱学森逝去，中国科学界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记得2004年笔者与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的一次对话，在解释“为什么较之西方，中国人相对缺乏科学精神”这一问题时，路甬祥的回答是：“在西方，科学与宗教经历过血与火的斗争并最终胜出；而在中国没有经历这一阶段，科学是通过教育让公众接受的。”
诚然如此。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却发生过另外一种斗争——文化与技术的冲突。打开封闭的满清王朝大门的，是西方的洋枪洋炮；接着发生的故事，是义和团用“刀枪不入”的神功来对抗八国联军当时还比较原始的火器。
以文化对抗科学或者科学引领下的技术，失败成为必然。但列强的枪炮声却警醒了中国一些有识之士：中华要强大，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打倒孔家店”、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于是成为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庚子赔款留学大潮之后，中国出现了一大奇迹——从腐朽的末代大清王朝向混乱的军阀统治过渡的时期，却诞生了那么多出类拔萃的科学（数学）宗匠：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有训、吴大猷、叶企孙、严济慈、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桢、秉志、童第周……贝时璋也正是这群精英里面的一员。20世纪的上半叶，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却在数学、生物学等方面接近甚或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
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寻找这一极不寻常现象出现的原因。但笔者认为，前述东方落后文化与西方先进技术的对冲与失败，导致那一时期的中国精英阶层格外尊重科学和技术，这是“五四”前后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涌现一批大科学家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说，那时社会精英层面的人物比现在还更具有科学精神——即使是文化界、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诸如鲁迅、胡适、金岳霖、冯友兰、陈寅恪、傅斯年等等，都在不遗余力地倡导科学；为了更好地了解和理解科学，一些人文学者在留洋期间还特意去选修科学方面的课程（比如胡适与傅斯年）。
但这一状况并没有延续太久。一系列的战乱和运动，导致中间出现了一个断代。尽管“科学的春天”到来30年后的今天，中国再次出现了大批海外学成的优秀科学家回归效力的景况，同时本土培养出的人才也渐成气候，但真正称得上大科学家的人少之又少。被公众认为是“大师”级别的科学家一个个仙去，随着原“中央研究院”最后一位院士贝时璋携手1935年庚子赔款生、世界级火箭专家钱学森驾鹤西游，人们对那个年代只剩下了缅怀。
当上世纪30~50年代，贝时璋和钱学森分别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做出卓越成就时，他们没有被公众称为“大师”；可以设想，如果上世纪中国科学界一直处于良性发展的态势，优秀人才层出不穷，我们今天印象中也就不太可能出现所谓的“大师时代”；只有当中国的人才出现断代，他们成为某一领域硕果仅存的人物、并因此而逐渐变成一个时代的符号时，人们才会把他们看成“大师”。此前，季羡林、任继愈，以及更早的启功、赵朴初、沙孟海，莫不如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斯蒂纳那句著名的“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都跪着”值得我们警醒。
事实上，中国新时期回归的优秀科学家不乏其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等等。如果中国以更顺畅的道路发展下去，类似于王晓东和饶毅之类的科学家将会更多地出现，估计他们也就没有机会成为公众眼中的“大师”了——我们希望王晓东、饶毅不要再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大师”。未来的中国，需要的是具有真正“大师级”水平的科学家，而不需要再出现今天这种亿万人缅怀“大师时代”的景况。
再次重复那句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都跪着，让我们都站起来吧。”
但今天的中国，公众，甚至一部分科学和技术工作者，对科学的理解更多止于实用的技术层面，却忽视了更重要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今天中国的很多人文学者，没有延续倡导科学的“五四”精神；相反，“反科学”却成了一种时尚；一些场合下，我们的人文学者似乎还在有意无意地引导公众以文化来对抗科学——从某种角度看，今天的中国需要再一次接受启蒙。
几年前，有媒体以“重建中国精神”为主题来探讨中国文化自信心缺失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如果没有建立在足够的理性追求基础上，中国精神的重建无从谈起。重建中国精神，首先需要的是再次接受“赛先生”，从重建科学精神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