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生命最终都会结束，虽然死亡是人类无法改变的归宿，但长寿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在人类历史中始终贯穿了对改善生命质量的努力和与死亡不懈抗争的内容，平均期望寿命（指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以下简称平均寿命）也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逐渐提高。平均寿命是由粗死亡率（以下简称死亡率）直接决定的，导致人口死亡的原因主要有自然衰老、疾病、自然灾害、战争、饥荒以及意外事故等。
本文主要就20世纪中国人死亡率及平均寿命的巨变简述科学给予中国人的恩典。
人类平均寿命的变化
据历史资料记载及学者考证，中国人历代平均寿命为：夏商时期不超过18岁、周秦约为20岁、两汉22岁、唐代27岁、宋代30岁、清代33岁、民国35岁。中国人平均寿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过高和死亡年龄过低，在自然衰老导致死亡之前，大量的人口因各种原因过早地死亡。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都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早期人类的平均寿命主要是由食物因素决定的。当人们开始从采集食物过渡到生产食物之后，平均寿命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在此后漫长的历史中，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困扰人类的食物短缺问题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缓解，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善。经过数千年的努力，人类平均寿命从不足20岁达到了35岁左右。虽然不同地区实现这一目标有先有后，但其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欧洲历史表明，自文艺复兴以来疾病成为了决定死亡率的首要因素，社会经济问题退居为次要因素。疾病在人口的死因构成中占有大部分比例，在死因顺位中也居于前列，人类面临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战胜疾病。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降低了人类死亡率并显著延长了平均寿命，如琴纳发明的种牛痘技术使19世纪瑞典等国的平均寿命从20～30岁跃升到40岁，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与普及使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达到了70 岁左右。
20世纪前期，中医庇护下的惨状
据金陵大学1929～1931年的调查资料，全国部分农村人口死亡率为28‰，婴儿死亡率为156‰，平均寿命为34～35岁。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回顾性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44～1949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为201‰，平均寿命为39岁左右。汇总数据后一般认为，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约为20～25‰，婴儿的死亡率高达200‰左右，平均寿命不到40岁，是当时世界上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
有人认为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死亡率较高是因为战争和饥荒，但统计学资料表明疾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据哈尔滨医科大学赵锦辉查阅的“关东州地区”生命统计资料，该地区1918年因疾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0%以上，1938年这一数据也超过80%，婴儿死亡率平均超过150‰，其它地区的统计资料也证明了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即便在战争或饥荒爆发的年份，战死或饿死也很少成为人口死因构成的主要因素。
“关东州地区”1938年生命统计资料显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类别是传染病、呼吸系统疾病和胃肠道疾病，如伤寒、痢疾、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产褥热、肺结核、腹泻等，传染病占死因的64%，慢性病占36%。河北某地1931～1933年资料显示，传染病占死因的46%，慢性病占45%，死因不明占9%。在死因顺位中居于前列的传染病是由生物因素引起的，与社会经济因素没有直接关系。现有的统计资料均证明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死亡率与战争和饥荒没有对应关系。
首当其冲的罪魁是传染病，以鼠疫（黑死病）为例，1911～1929年间，全国各地的鼠疫流行几乎没有间断过，死亡率极高，流行高峰期屡屡出现全家死绝、全村死光的惨况。中医面对鼠疫这种烈性传染病毫无办法，既没有理论上的病因解释也没有能够产生疗效的药物，甚至连预防的基本知识都不清楚。
天花也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爆发次数多、传播范围广。天花历来是令中国人无法摆脱的梦魇，从百姓到帝王均难以幸免。虽然中国人发现了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但并没有抑制住天花。因为人痘法常常引起强烈的人为发病和死亡，与感染天花的结果几乎相同，在预防意义上弊大于利，没有多少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去预防未必能感染的疾病。人痘预防是人们在实践中观察得到的经验，更接近现代免疫学的思路，与中医理论毫无关系，中医历来认为天花病因在于胎毒。民间曾流传“生儿只算生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的谚语，可见天花危害之猛烈和中医之无能。
霍乱在中国直到50年代仍是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霍乱是由病菌引起、由不洁饮食传染的急性肠道传染病。患者剧烈腹泻、脱水甚至死亡，其发病快、传播广、致死率很高。霍乱在历史上多次爆发大流行，往往造成上千万人的死亡。此外还有结核、麻风等慢性传染病，虽然没有急性传染病那样发展迅速，但患者人数众多，流行范围很广。结核病以慢性消耗的方式使人体质虚弱，多种器官受损，死亡率相当高。30年代，全国4亿人口中有结核病患者2700万，每年有上百万人死于结核病。寄生虫病也是广泛流传的疾病，中医向来也没有真正认识清楚。以在中国广为流行的血吸虫病为例，中医仅仅注意到和水有关，误以为是水中有毒，称为水毒病或溪病。
中医最早认为疾病的原因是上天示罚、鬼神作祟，在治疗上采用了祈祷、祭祀和诅咒等方法。直至20世纪前期，中国民间还普遍认为疾病是因为触怒了上天和神灵，导致瘟神降临的结果，放鞭炮祛除邪气、醋熏法驱避瘟神、举办迎神赛会祈求神灵庇护等诸多风俗流传甚广。当然这些方法从来就没有取得过效果。
此后中医又提出了“六气致病说”，即阴、阳、风、雨、晦、明，把病因归结为六种气候的变化。再其后又有“恶毒之气”、“毒病之气”、“疠气”、“乖戾之气”、“杂气”等诸多离不开“气”的解释。中医始终没有认识到微生物，不知道病原体、传染源和传染途径。陪伴了中国人2000年的中医，在治疗和预防传染病及寄生虫病方面完全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
在20世纪前50年间，随着现代医学的一些知识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挽救了大量中国人的生命。例如1910年在东北地区爆发的鼠疫，流行初期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在东三省传播。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的马来西亚华裔伍连德受命承担了控制疫情的任务，曾在巴斯德研究所学习过细菌传染病知识的伍连德运用了现代医学的方法，采取火化尸体、大面积环境消毒、隔离患者等有效措施，切断了传染途径，在短时间内迅速遏制了这场无比凶险的疫情。
天花在中国的防治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这充分暴露了打着传统和国粹旗号的中医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也揭示了政府失策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18世纪末英国医生琴纳发明了牛痘法预防天花，于19世纪初开始逐渐推广并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效果，天花疫情每年大幅度减弱，如瑞典自引入牛痘法后20年间死于天花的人数从年1.5万降至11人，欧洲各国因天花死亡的人数均呈急剧下降的趋势。1805年牛痘法自澳门传入中国内地，显示出极佳的效果并逐渐受到人们的认可。
然而势力强大的中医界面对牛痘的奇效不是接纳和推广，而是搞出了一套类似于“中西医结合”的歪理。《引种牛痘方书》云：牛痘“盖牛之物，其性属土，其气最厚。”、《引种牛痘法》云：“牛在畜属土，在卦属坤，土缓而和，其性顺也，啖百草能解诸毒，非如人饮食之患，七情之火。”、《引种保婴牛痘方书》曰：“种痘之法，首在认穴”，认为牛痘应从穴位而入，沿经络引胎毒外出。直至1935年出版的《痘科学》，仍然坚持小儿出生后服用延生方、兔红丸、太极丸等中药去胎毒。
牛痘法简单易行、百试百验，砸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饭碗，如把脉开方、种人痘、治瘢痕、药铺等等利益群体。中医界清楚地认识到中医理论是其生存的基础，坚持宣扬天花源自胎毒，顽固地以阴阳五行等歪理加以胡乱解释，宣称牛痘法不过是将胎毒引出而已。部分中医药从业者极力毁谤牛痘法，恐吓民众，甚至故意散布种牛痘必然重出天花的谎言，导致大量愚昧民众放弃种牛痘从而染上天花死亡。中医对现代医学的肆意曲解和造谣，严重迟滞了牛痘法的推广。
在天花的预防上，虽然牛痘法显示出百利无一害的效果，但却遭遇了中医强大势力的阻挠，天花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仍然是中国人生命中的魔咒。中医界置民族利益与民众健康于不顾，暴露出为一己私利的不仁与歹毒，其无耻和残忍与当今的中医骗子如出一辙。当时民众普遍愚钝不化也是原因之一，对传统怀有根深蒂固的盲从思想，不顾事实、不加思考。此外，政府不能以科学理念作为决策的依据，对中医采取了一味纵容的态度，也使中国人失去了迅速消灭天花的机会。使中医骗子得以在万众尸骨上大发横财。
反观日本，迅速认识到牛痘法的绝佳效果并加以普及，并由此萌发了坚决否定汉方医的理性思考。而中国却花费了150年左右的漫长时间，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其根源仅仅是中医界的行业利益，可见中医骗子的无耻与民众的愚昧已经达到了多么骇人的地步。回顾这一段讳莫至深的历史虽然是惨痛的，但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不得不在科学与传统、生命与利益之间做出抉择时，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仁爱美德究竟在哪里？ 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民众应该何去何从？
其它的传染病和慢性疾病也面临同样的境况，从《黄帝内经》到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中医的各种治疗方法和数万种中药均不能有效治疗和控制疾病的危害。由于现代医学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又面临中医界的巨大阻力，加之民智未开、政府失策，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口依然处于高死亡、低寿命的阶段，这就是在中医庇护下的中国人的真实状况。与同时期全世界的数据对比也表明，现代医学在发达国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效果，而中医与其它不发达国家的传统医学以及巫术的效果相差无几。
20世纪后期，科学赐予的恩典
人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伴随着与传染病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斗争。18世纪末期以来，英国医生琴纳发明了牛痘法、法国学者叶尔辛（耶尔森）发现了鼠疫杆菌、德国医生科赫分离出了结核杆菌、法国医生卡尔麦特和介朗研制出防治结核病的免疫疫苗（卡介苗）、美国微生物学家瓦克斯曼成功提取链霉素，此后青霉素、氯霉素、金霉素、土霉素和四环素相继出现，新型的疫苗也不断被研究出来，各种传染病得到了迅速有效的控制，挽救了无数的生命。
20世纪50年代初，以传染病为主的各种疾病依然在中国肆虐，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疫情蔓延难以控制，以天花、鼠疫、流行性脑膜炎、疟疾、霍乱、血吸虫病等最为严重。据50年代调查，我国有12个省的346个县流行血吸虫病，全国血吸虫病人约1000万人， 全国70%的县市有疟疾流行，疟疾发病数每年在3000万以上。结核病患病率及死亡率也很高，据部分地区统计，城市居民结核病患病率高达3～9%，死亡率达2.5%。
面对必须要摆脱的困境，政府自1950年起大力开展了防治疾病、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同年卫生部也发布了“种痘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条令。当年种痘4400万人，次年达到1.5亿人，天花得到了迅速控制。以上海为例，1951年1月种痘比例为11.5%，当月天花病例数958；8月种痘比例100%，当月病例数为零。在控制和消灭天花的过程中，全国统一采取了牛痘法，摒弃了中医的胎毒理论和数不清的偏方、秘方，仅仅用了10年时间，至1960年中国已没有发生自然传染的天花病例。但1963～1964年因民间中医接种人痘，天花在山西、内蒙古再次爆发，直至1966年才最终消灭了天花。
政府坚持了以现代医学为主的措施，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得到了坚决的执行，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以现代科学知识为指导原则，清理垃圾、治理环境、改善水的供应。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取得了显著成绩。天花、鼠疫、霍乱、回归热、斑疹伤寒及黑热病等被迅速消灭，白喉、百日咳、麻疹、灰髓炎等传染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结核病疫情明显好转。传染病的发病率迅速下降到极低的水平，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自1950年开始推广以消毒灭菌为主要原则的新法接生，困扰了中国人数千年的生育危险终于得到了解除。产褥热发病率急剧降低，产妇死亡率大大下降；新生儿因感染导致的死亡迅速减少，婴儿死亡率也迅速下降。婴儿死亡率从原来的200‰逐年下降，1954年为138.5‰，1958年为80.8‰，70年代为47‰，80年代为34‰，90年代为32.9‰，2000年为28.4‰，2005年为19‰。致病微生物的概念和知识使妇女和儿童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这是科学赐予中国人的恩典，简单的消毒措施挽救了难以计数的中国人。而数千年来中医都认为因生育所致的疾病是由于“风”的缘故，以至于今天还有坐月子紧闭门窗等一系列陋习。
寄生虫病的防治同样借助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寄生虫的生活史和感染途径被当做科普知识广泛宣传。当时也有中医参与并献宝献策，以血吸虫病为例，仅江苏某县一名中医就献方700多个，但这些药方无一例外地不能产生疗效，假如中医药方真的有效，血吸虫病也不会肆虐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了。
死亡率同时连年显著下降。1949年以前死亡率为 25. 00 ‰，1949年为20. 00‰，1957年为10.80‰，1965年为9.50‰，1970年为7.60‰，1980年为6. 34‰，1990年为6. 67‰，1998年为6.50 ‰。由于造成高死亡率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死因顺位逐渐后移并最终退出了前10位，2000年，中国人口死因传染病为1.25%，慢性病为86.50%，其它原因为12.25%，人口主要死因转变为慢性病。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增长，1957年达到57岁，1973年为63.6岁，1981年为67.90岁，1990年为68.60岁，2000年为71.40岁，2005年达73岁。
这一时期中国人生命质量的迅速改善完全是科学带来的福祉，政府面对严峻的局面采取了坚决的科学措施，没有让中医界在这些紧要问题上胡乱纠缠。在这些立竿见影、迅速显效的事实面前，中医界灰头土脸、哑口无言，只好退守到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领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医界面对急性传染病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然而必须要警惕的是，近年来有中医界人士宣称中医药可以预防和治疗SARS甚至治疗艾滋病，这不过是上世纪中医界在天花问题上谋财害命的拙劣翻版，这种恶毒行径必须坚决予以驳斥和制止。
中医在数千年中一直未能显示出战胜疾病的作用，至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可以推广的治疗方法。人们可以热爱传统，但更应该感谢科学。现在中医界往往以抗生素来攻击现代医学，抗生素固然不应该滥用，但这不是科学自身的错误。就如“911事件”一样，不是世贸中心的错误，更不是波音飞机的错误，以此作为否定科学的理由是何等的低级与无耻。如果没有抗生素，没有现代医学，中国人仍然会在中医的愚弄中挣扎于一百年前悲惨的境况。
回溯中国20世纪的历史，人口死亡率、死因构成、死因顺位、平均寿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生命质量得以迅速改善。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社会经济因素以外，更加直接和显效迅速的是现代医学的广泛普及和先进医学成果的应用。中国人因为分享了人类的科学成果，平均寿命在短短几十年间提高了一倍，而上一次平均寿命翻倍（18～35岁）则用了约3000年的时间。
面对父母长寿、孩子健康的事实，对比不算遥远的历史，难道不应该向科学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吗？每一个诚实的、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否认，科学赐予了中国人恩典，是科学守护了中国人的生命。
注：本文数据除文中指明外均来自卫生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Mortality and burden of dise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