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学方法是医学研究中最古老而又最基本的方法，人体解剖学研究人体各系统、器官、组织的形态和结构特征以及相互关系。人体结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生理和病理过程的物质基础，任何关于人体和疾病的研究都不能无视这个客观基础的存在。
解剖学方法是医学研究中最古老而又最基本的方法，人体解剖学研究人体各系统、器官、组织的形态和结构特征以及相互关系。人体结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生理和病理过程的物质基础，任何关于人体和疾病的研究都不能无视这个客观基础的存在。
人类各民族的传统医学均把解剖学作为探究人体和疾病的基本手段。公元前35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就在黏土陶片上记载了肝脏等人体器官；公元前2000年的古埃及纸草文医书描述了血管系统始于心脏并通向全身；公元前400年，古希腊伟大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详细记录了心房和心室、脑、骨骼、动脉与静脉。
公元100-200年，杰出的古罗马医学家盖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解剖学成就。盖伦区分了骨端、骨干与骨骺等，精确地描述了大约300块肌肉的形态、起止点和功能，发现了12对脑神经中的7对，记述了胼胝体、第四脑室、硬脑膜与软脑膜、导水管、蚓突、穹隆、松果体、四叠体、垂体等相当多的脑组织，记述了心脏的四个腔和四个孔及瓣膜，命名了门静脉。令人赞叹的是，盖伦首创了实验生理学。
盖伦绘制的解剖图，约公元200年
最初的中国传统医学与其他传统医学同样重视解剖学的研究。中医的起源晚于上述历史悠久的传统医学，历史证据表明，中国传统医学最早的医书不早于公元前200年（西汉）。《黄帝内经》之《灵枢?经水篇》记载了“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确凿地指出了脏腑及其它组织和器官均是通过解剖观察而来的实体。
《素问》记载了五脏为心、肝、脾、肺、肾，六腑为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胆。余者如《肠胃篇》、《经筋篇》、《骨度篇》、《脉度篇》对人体骨胳、脏腑、脉络等均有记载，对器官或组织的长度、重量、体积等作了一定的描述。
起源时期与背景各异的传统医学均强调了解剖学知识，这说明人类在认识人体和疾病的过程中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中医也不例外，《黄帝内经》中提及的脏腑最初都是建立在解剖观察基础上的实体器官或组织。
与大约同时期的古希腊及古罗马医学的解剖知识相比，中医仅仅对人体部分器官进行了最粗浅的观察而没有形成系统的解剖学知识。其中的含混和错误比比皆是，如并不存在的三焦使中医界2000年来争吵不休；以十二经水附会出来的十二经脉更是成为中医的笑柄。这一时期中医的解剖学水平还处于最低级的层面上，中医对消化道长度的描述是唯一接近客观事实的解剖学成就。
文艺复兴以来，达芬奇完成了《人体构造》这一巨著，纠正了盖伦的许多错误。此后，英国学者哈维创建了血流循环学说，并使生理学从解剖学中分离；意大利人马尔匹基利用显微技术创建了组织学；西班牙人卡哈则成为神经解剖学的创始人。
达芬奇绘制的解剖图，约公元1500年
令人遗憾的是，中医解剖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走上正确的道路。2000年过去了，中医的解剖学知识仍然停留在《黄帝内经》的原始阶段。其根本原因在于研究方法的错误，中医在解剖学的研究上由直接观察转向了“司外揣内”、“以表知里”、“取象比类”等黑箱方法，基于“有诸内，必形诸外”的错误原则，以主观揣测代替了实际观察，从而抛弃了对实体直接观察这一必须方法，使得中医理论中几乎没有了结构实体，取而代之的是模糊不清的功能性臆想。
自《黄帝内经》始确立的藏象学说成为代替解剖学的独特理论。明代张介宾对此解释为：“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由于中医不做解剖学观察，所谓的“藏”无法确切定义和描述，只是为了附会“象”而存在的随意性很强的模糊概念。藏象学说现在被用来掩盖粗鄙的中医解剖学知识，逃避现代解剖学揭示的客观事实。
藏象学说建立在解剖学基本缺失的基础上，这必然会导致其带有浓厚的自然哲学色彩。恩格斯对自然哲学的评价是“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而中医在解剖学上恰恰是未知的、缺少的、空白的，中医理论在主观臆想的驱使下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随着现代解剖学的完善和深入，藏象学说与人体的客观形态结构形成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为了掩盖中医的根本性缺陷，现代中医声称中医的脏腑不是解剖学的实体器官，而是功能性为主的综合概念。这个观点实际上否定了中医曾经有过粗浅的解剖观察，不承认中医最初的解剖学实践，是真正的数典忘祖。
中医历史上真正的解剖学研究始于清代医生王清任（公元1768-1831），王清任感叹道：“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本源一错，万虑皆失”、“著书不明脏腑, 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盲子夜行”。王清任多次在坟场和刑场观察尸体，获得了一些解剖学知识，并著成《医林改错》一书。
王清任绘制的解剖图，约公元1800年
虽然王清任的解剖学成就还远不如1500年前的盖伦，但他尖锐地指出了“古人错论脏腑，皆由未尝亲见”，显示出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探索精神。《医林改错》揭示了中医在解剖学上的欠缺和错误，勇敢地挑战了《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等经典理论。遗憾的是，王清任有理有据的客观观察被当时的主流中医体系坚决地排斥了，以陈念祖和陆九芝为代表的所谓“儒医”视人体解剖实践为异端邪说和左道旁门，咒骂王清任“不仁”、“狂徒”、“邪人”。
王清任一个简单的解剖观察就足以颠覆千年以来中医“司外揣内”、“以表知里”得出的错误观点，从而使整个中医理论体系崩溃，这是王清任的观点不被接受的原因。顽固的保守势力出于自身利益无情地扼杀了王清任推动中医向前发展的可贵探索。
由于完全背离了客观事实，中医理论被迫采取了封闭的形式来维护自己。时至今日，中医仍然拒绝一切科学标准和客观事实的检验，甚至不容任何质疑。因为中医支持者们很清楚，中医只是一个虚幻的高楼，只要证明了其中一块砖不存在，就等于所有的砖都不存在，整个高楼也就不存在了。假如承认了中医对肾的描述和理解是错误的，那么五脏六腑又有哪个不是错误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辨证施治、理法方药等一系列理论瞬间就灰飞烟灭了。
令人惊异的是，没有解剖学基础的中医居然能臆想出一整套牵强附会的理论来维护自己的虚无；更加奇特的是，这样的“医学”至今还受到宪法、法规和行政的庇护，与现代医学并列于中国的医疗体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