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斗士”和“鼠疫逃兵”

1910年12月，东北瘟疫大流行，伍连德临危受命，任东三省全权总医官，仅带一名学生前往东北，实行了中国第一例人体解剖，培养出活菌，确定瘟疫为鼠疫，元凶是旱獭，进而断定东北鼠疫不是普通的腺鼠疫，首次提出了“肺鼠疫”概念。肺鼠疫传播性更强，死亡率接近100%。历史上几次鼠疫（以腺鼠疫为主）大流行基本都是灭国屠城，死亡以百万千万计。伍连德以现代医学的方法明确了病因和传播途径后，采取消毒、隔离、焚烧尸体、交通管制等系列有效措施，仅仅四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鼠疫，成功阻挡了其进一步吞噬整个中华民族的步伐。以人力成功遏阻鼠疫进程，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历史也是第一次，功勋盖世，古未曾有，于1911年4月在沈阳召开万国鼠疫大会，此是中国第一次获此殊荣主持国际意义的科学大会，伍连德任大会主席，而发现鼠疫杆菌的北里柴三郎不得不屈任副主席。此后誉满全球的伍连德先后拒绝了清政府、袁世凯等请他主管卫生司的任命，一直留在哈尔滨，坚守防疫第一线，预言并成功防治了第二次（192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与第一次死亡6.3万相比，第二次死亡不到一万。同时两次杜绝了哈尔滨霍乱大流行。伍连德作为一名伟大的医生，几乎以一人之力挽救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被封为“鼠疫斗士”，考诸三千年历史，并世无出其右者。

在678年前的汴京发生过一样的鼠疫，因为对病因和传播途径的绝对无知，导致惨绝人寰的死亡。

其时，崛起于西北瀚海沙漠群的蒙古，像一头发狂的瘟神附体的怪兽，继第一次西征灭辽、花剌子模后，掉头南征灭掉西夏。在1232年4月14日，速不台统帅的蒙古大军兵临金都城汴京。末代皇帝完颜守绪挺硬气，就是不投降，双方惨烈攻防十六天。速不台突然莫名其妙提议和谈，完颜守绪赶紧奉上人质和贿赂送瘟神。却不料，真正的瘟神随之而到。4月30日蒙军撤退，5月5日汴京解严，一个月后，6月1日开始，城中瘟疫大行。《金史.哀宗纪》称，天兴元年（1232年）三月壬寅，大元兵攻汴城。丁卯，解严。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90万自然不是总数，加上那些“贫不能葬”的显然在百万之上。据历史学家估计，战前汴京人口在250万左右，因瘟疫死亡者竟过半。我们不禁要疑问：这场瘟疫是什么病？怎么引起的？当时都城内的中医们如何应对？

历史只留下了一位亲身经历的医生记录（因为他逃得快），从中可以发现蛛丝马迹。这名医生就是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李东垣），脾胃学派的创始人。在《脉诀指掌病式图说》中，李杲称:“予目击壬辰首乱以来，民中燥热者，多发热，痰结咳嗽；重以医者不识时变，复投半夏南星，以益其燥热，遂至嗽血，痰涎逆涌，咯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者，多矣。”这样的症状描述结合惊人的死亡率，只有肺鼠疫的可能。历史学家复考证，当时正当小满节气，可是出现了小概率事件的大寒气候，“五月辛卯（6月1日），大寒如冬，汴京大疫”。这种反常的大寒天气触发肺鼠疫。

 当时中医对鼠和瘟疫的关系自然一无所知，认识还是张仲景的水平，认为是“感风寒外伤”。李杲复另有怪诞想法，认为是“脾胃受劳役之疾……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失节,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这就是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脾胃派”理论，我们不必嘲笑古人。然而，是谁带来了鼠疫？是蒙古人。广袤的中亚大草原是鼠疫的自然疫源地，鼠疫杆菌随着蒙古铁蹄传遍世界。蒙古军之所以莫名其妙撤军，是由于军中出现了瘟疫。历史记载，原红袄军部将“国安用”，这家伙在南宋、蒙古、金之间反复叛变，此时正在蒙古军中，他后来再投降金后回忆“予向随大兵攻汴，尝于开阳门下与侯挚（金平章政事，萧国公）议内外夹击。此时大兵病死者众，十七头项皆在京城，若从吾计出军，中兴久矣。朝廷乃无一人敢决者，今日悔将何及。”可见当时蒙古军中已经发生可怖的瘟疫，将领多数已经逃到京城，根本无力再战。撤退后留下大量携带鼠疫杆菌的尸体，城中军民出来采集给养，遂将病菌带入城内。

都城内的中医不会少，他们如何治疗鼠疫？李杲记录庸医诸多治法：“余在大梁，凡所亲见，有表发者，有以巴豆推之者，有以承气汤下之者，俄而变结胸，发黄，又以陷胸汤、丸及菌陈汤下之，无不死者。盖初非伤寒，以调治差误，变而似真伤寒之证，皆药之罪也。” 其实，李杲拍脑袋以为此次瘟疫系外感伤寒，内伤脾胃，对鼠疫的病因和传播途径连门儿也没有摸到，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有效的疗法，他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死神笼罩下的汴京，恐怖的气氛弥漫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李杲记录“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李杲虽列金元四大家，但既没有伍连德的大勇无畏，更没有伍连德的科学方法，面对如多米诺骨牌般死去的病人，肝胆俱裂，仓皇出逃，避地山东之东平、聊城等处卖医自给。成了“鼠疫逃兵”。

李杲作为脾胃理论创始人，其理论大抵认为，脾胃是后天生化之源，脾胃受伤，则正气不足，疾病由此而生。此等幼稚理论在鼠疫这种第一等烈性传染病面前毫无用处。金元四大家各自臆想胡说，竟效武林草莽作风，分成四大流派，实不足一哂。李杲作为一名医生，不能超越时代局限，不能克服避难本能，逃离瘟疫一线，我们不必谴责，然而，继续无视事实神话他，就是无耻了。

 李杲若真是伟大的医学家，基于悲天悯人救死扶伤的伟大情怀，他自然会留下来，同时鼠疫也正是验证自己“脾胃学说”的最好机会，他应该救治到最后一个患者，即使完全没有效果，也应该认真记录患者的症状和体征，记录疾病流行的特征，以资后人研究。他没有做到，只能说是“鼠疫逃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