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医林改错》（修改版）

《医林改错》对人类医学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科学医学发端于解剖学和生理学，标志人物是维萨里（1514-1564）和威廉.哈维（1578-1657），标志作品是《人体的构造》和《心血运动论》。以解剖学而论，比王清任早三百年的文艺复兴时期，有一批大师，以真实观察和精确制图，细究了就肉眼所见的人体每一角落，彻底颠覆了盖伦医学传统，使大体解剖学几乎臻于完善。比王清任早一百年，病理解剖学创始人莫干尼（1682-1771）写出不朽巨著《论疾病之部位与原因的解剖学研究》，把解剖学和临床观察结合起来，揭示了希波克拉底早已预见但从未一窥的病理解剖学的奥秘，使医学回归本原。王清任穷一生精力写出的《医林改错》，不仅仍然错误百出，其所改之错也早已有正确得多也深刻得多的认识。

王清任的解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剖，最多算是“看剖”，技术决定高度，他的错误是难免的。文艺复兴巨人达.芬奇（1452-1519）也是解剖学的先驱之一，他亲自解剖了30多具尸体，把皮肤剥下来，一层层的进行素描，无比准确的绘制了人体肌肉、肌腱、神经、血管、器官的图谱近千幅。王清任的解剖之路却是从坟场看小儿尸体开始的，其时“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此亦可见古代医学水平的低下，传染病中儿童死亡率极高）坟场露天尸体很多，“各义冢中，破腹露脏之儿，日有百余。”王清任看了不下三十具尸体，主要是“检视”，最多用棍子拨拨，他没有用刀一层层的解剖开来看，即便如此，也“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看剖”虽比“纸上得来”要亲切，到底不够真确，王清任尤其对尸体中易于破坏的“其薄如纸”的“胸膈膜”究竟是“在心下心上，是斜是正”未能验明确实，深感遗憾，念念不忘。搞清楚这个其实很简单，找一具完整的尸体，解剖一下就了然了。但王清任为此费了四十二年时间。31岁时在奉天府碰到一位二十六岁受剐刑的女子，因“不忍近前”未能看到隔膜。52岁在京，见到“打死其母之剐犯”，壮着胆子近前，“虽见脏腑，膈膜已破”。60岁，看“剐逆犯张格尔”，看的人多，“不能近前”，也没有看切。终于在61岁时，碰到一位杀人如麻的“领兵于喀什噶尔”的军官，“所见诛戮逆尸最多，于膈膜一事，知之最悉”，得其“细细说明形状”。王清任自慰曰“余于脏腑一事，访验四十二年，方得的确，绘成全图。”其实，关于隔膜的知识，他到底还是听说的，算不得“的确”。不仅解剖技术，绘画技术也是解剖学的瓶颈。中国绘画虽有工笔技法，似乎只喜画花鸟，且于透视、明暗、比例均不甚在意，远没有西洋素描的逼真。因而，古代医书中的“解剖”图谱全都严重失真，《医林改错》并不例外。后世医生如我者，见到其图谱，但觉惨不忍睹，并不能如王清任所望“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

《医林改错》对人类医学的贡献虽然可以忽略不计，但指出并改正中医的错误却不在少。王清任指出了古人关于脾、肺、心、肝、肾、心包络、三焦等论述无一不错；发现“肺外皮实无透窍，亦无行气之二十四孔”；发现“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等，均推翻前人之说。限于水平，更多的错王清任无力“改”，比如古人认为“饮食入小肠，化粪下至阑门（即小肠下口），分别清浊，粪归大肠，自肛门出，水归膀胱为尿”，王清任只是从童子尿不臭推测尿不可能从粪中分出，他无法知道尿的产生根本就与胃肠道无关，是直接从血管过滤形成的。

《医林改错》的价值并不在于知识，更不在于“血府逐瘀汤”之类的药方，而在于其“实证之思想”、“改错之精神”。王清任一针见血指出自内经以降的各种经典“其言彷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之前从无一人对经典有如此大胆的怀疑和否定，更别说想到要去亲自解剖验证。中医的学习和研究只一味以经诠经，以阴阳五行推理玄想，这是中医基本理论谬误百出的根本原因。王清任感叹“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事实上，三千年的中医就是在“不明脏腑”的状态中蒙混过来的。

医学的根本是观察，中医需要的是信仰和玄想，缺乏的正是观察。一种源头错误的理论是无法改而正之的。“心主神明”直到今天中医也坚决不改，能改吗？不能！心乃君主之官，君主一倒，则根本动摇，故死也不能认错！关于这一点，王清任也早有预见：“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一段，本不当说，纵然能说，必不能行”，死不认错，王清任白改了。

《医林改错》，中医之广陵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