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健康”的真相

一、什么是健康？

从字义上溯源，健康一词最早是“伉健”。《汉书·宣帝纪》：“秋，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鋭卒，选郡国吏三百石（三百石：汉官秩）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说文》：“健，伉也”；《增韻》：“健，强有力也”；“伉”除了强健，还有高大的意思：“乃立皋门,皋门有伉”（《诗.大雅》）。“伉”“健”二字通假，连起来约等于现在“肌肉男”“高大威猛”的意思，这是“健康”的最低层次。英文health一词与holly（神圣）同源，本意是指健全，完整。这个意思境界就高多了，健康首先是组织结构的完整，然后还有功能、情感、道德等的“完整”，与现代“健康”的概念完全相容。从字义上，中输给了西。

自古以来，健康总是对应于疾病而存在的概念。在医学还没有产生之前，或者还处在原始本能医学的时期，人类在疾病面前完全是听天由命的(中医粉丝们可怜的智力无法理解，在没有中医的几百万年间，人类包括中华民族始祖们居然也繁衍生存下来了)。与医学相比，生产方式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要大得多。从狩猎和采集进化到农业，被驯化动物带来大量人畜共患病（人狗共患病65种，人猪42种…），永久性定居为疾病传播和病原体的大量繁殖带来便利，人类面临的疾病谱大大增加。这一漫长时期，人类对疾病和健康一无所知，不得不把健康和疾病都归于神灵所赐，是为原始健康观。

当生产力更进一步后，有人比如泰勒斯，吃饱了闲着开始“仰望星空”，由此产生自然哲学，以及自然哲学健康观。在中国，健康被认为是体内阴阳平衡的结果；在古印度，是气、胆、痰的精密平衡；在古希腊，则是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的平衡。各民族传统医学五花八门的这些理论本质上都主要是古人“思辨”的结果，疾病和健康被抽象化、符号化，虽然离真相还相差甚远，人类总体健康状况并无根本改善，平均期望寿命世界各民族都只有30岁左右，但总算从对神和巫的绝对恐惧中解脱出来。

文艺复兴以后，由于解剖学、胚胎学，尤其是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突破性发展，形成机械健康观。在物理医学派（笛卡尔为代表）看来，身体就是一部大机器：胃是碾磨机，心脏是吸筒，胸廓是风箱，发热是血球摩擦。在化学医学派看来，生命活动无非是发酵，甚至是一种“灵气”的蒸馏作用。物理、化学医学派得出的结论虽然也多有荒谬，但其所采用的观察实验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开启了用科学方法研究医学的大门。除了中医外，“仰望星空”式的哲学玄想从此退出医学研究的舞台。尽管如此，生命似乎并不简单是物理定律和化学反应的叠加。

进入十九世纪，由于细胞学、微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进化论等生物学理论的爆炸性进展，医学获得空前进步，人类试图对自身进行彻底的生物学解读，形成生物医学健康观。这种健康观尚美中不足的是忽视了人的心理和社会属性，这种“忽视”很快就被现代医学所认识。

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恩格尔（O．L．Enge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首次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1978年，WHO发表阿拉木图宣言：“健康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而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成为现代健康概念的经典定义。新的医学模式实际上是生物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和必然结果。由于生物医学的伟大贡献，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疾病与死因结构，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原因不再是可怕的“瘟疫”（传染病），而让位于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等非传染性疾病，因此日益凸显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人类只有摆脱瘟疫的威胁，关注心理健康才有意义。可以说，“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瓜熟蒂落，而不是对生物医学的否定。

1989年，WHO对健康概念再作补充，在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外，加上了道德健康，从而形成现代健康概念的四维结构。健康的概念至此似乎变得丰满而完备，但我窃以为，加上道德健康是画蛇添足。试想一个人如果身体心理社会适应都非常良好，但是他可能是一个道德有所欠缺的人（除了圣人，谁又敢说自己的道德没有欠缺呢），似乎不必因此说他不是一个健康的人。

 健康的四维实在是一个理想状态，死扣标准，世上无完人。生理健康指的是生理结构完整，生理功能正常。仅就结构而言，大到器官组织，小至基因分子，任谁也不可能百分百的“完整”，不要说功能了。心理和社会适应更是一个相对概念，实无法做出客观的判定。道德有强烈的阶级性、民族性、宗教性，从来就没有统一标准，然而，1990年，WHO还是就道德给出了定义：“不能损害他人利益来满足自己需要，能按照社会认可的道德行为来约束自己，并支配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具有辨别真伪、善恶、荣辱、是非的观念和能力。”其所谓“社会认可的道德行为”无非是大多数人的行为，必然含有对少数人利益的道德绑架，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国外有研究发现，屡犯贪污受贿者易患心脏病、癌症、脑出血等，并且寿命较短。这种研究大约只适合在道德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若在我国，那些贪官们心理素质之佳，生活质量之高，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也不是不可能：不贪污受贿的官员反而易患疾病寿命短。

严格按WHO的定义判断，世上根本没有健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个人觉得，健康不是一个可以客观判定的状态，它也许可以理解成“幸福”那样的概念，只是一种自我的感觉罢了，在四维中心理的健康才是决定性的，它可以弥补其他三维的不足。像刘伟那样的达人，虽然失去双下肢，能有“要么赶紧去死，要么精彩地活着”的心态，给人以无比“健康”的感觉，其“健康度”足以让众多“健康”的看客们自愧不如。所以我以为，健康不是像疾病一样，可以由医生来做出精确的诊断；它更是一种自我判定。即使我少了一根手指，即使我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即使我干了点小坏事，只要我自己觉得我健康，那就行了。

二、亚健康的真相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苏联N．布赫曼(Berkman)提出在疾病与健康之间存在一种“第三状态”。这一模糊概念刺激了青岛医学院一位中医教授叫王育学的灵感，他于90年代中期创造了“亚健康”一词（据说当时他只是一家健康杂志的编辑）；1996年1月，对伪科学有浓厚兴趣的《健康报》开辟了“亚健康学术探讨”专栏；同年5月12日，中国药学会在北京召开“亚健康学术研讨会”，确定“亚健康状态”的名称；1998年“第2届亚健康学术研讨会”给亚健康状态取了个英文名“sub-healthy states”，这是一个专供中国中医意淫的英文名儿，因为以此为关键词在外文数据库中搜索不到一篇文章。从此，“亚健康”一词就像“治未病”一样，以其无比的模糊性无比体贴地迎合了广大中医乐于忽悠的心理。

 简单的文献检索可以说明问题，中文期刊网上关于亚健康的论文有1500篇左右，期刊档次都非常低，基本是《中国社区医师》《中国疗养医学》《中国健康月刊》《**中医药大学学报》等上不了学术台面的杂志，90%以上是中医写的。在著名的PubMed上用sub-health 检索，不到10篇文章，并且其谈论的都是亚健康研究机构，没有一篇谈论亚健康本身。显然，“亚健康”这个非名老中医一时灵感而创造的概念并没有得到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对其进行的“研究”完全是中医自己的瞎折腾。

中医创造出“亚健康”这个概念后如获至宝，拍脑袋自拟标准，煞有介事的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结论是，中国人群健康者15%，疾病者15%，亚健康者70%。现代中医已经无耻到连“未病”都要治一番宰一刀，不要说“亚健康”了，这大概是中医热衷于亚健康的唯一本质原因。

关于亚健康，迄今也没有“诊断标准”，只有众说纷纭的各种归纳，这些经验的归纳是否也有一些合理之处呢？我们知道，中医除了装神弄鬼的“辨证”外，对于严格的疾病诊断完全依赖于西医，他们对亚健康的诊断学症状学的归纳充分体现了缺乏科学训练的江湖医生本质。比如，有人归纳了亚健康的十种“典型”症状：心病不安，惊悸少眠；汗出津津，经常感冒；舌赤苔垢，口苦便燥；面色有滞，目围灰暗；四肢发胀，目下卧蚕；指甲成像，变化异常；潮前胸胀，乳生结节；口吐粘物，呃逆胀满；体温异常，倦怠无力；视力模糊，头胀头疼等。所谓亚健康应该是尚未到疾病的程度，而这十组症状每一组都强烈提示有病而不是未病，每一组都可以提出几个需要鉴别的疾病来，比如第一组“心病不安，惊悸少眠”，至少要考虑心脏病、甲亢和神经官能症等疾病；“体温异常，倦怠无力”则提出一百种疾病来鉴别也不必奇怪。把这十组症状列为亚健康的“典型症状”是没有丝毫临床思维训练的无脑人拍脑袋的产物。

亚健康的诊断是基于有症状而无阳性检查结果而做出的，这种判断容易导致诸多误解。一是有症状，在医师经验不足或检查水平低下时，容易误诊。比如“视力模糊，头胀头疼”当然可能仅仅是休息不好，但是，也完全可能是青光眼，甚至可能是颅内肿瘤。头脑简单只知道亚健康的中医，或者没有相应设备检查，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误诊。其次，诸多严重疾病的早期并没有症状，连亚健康也称不上，但严重性非同小可，比如肝癌早期，可以通过高危人群的健康体检或筛查来发现，要是不幸碰到中医给戴个亚健康的帽子肯定就废了。

当你有症状而被中医诊断为亚健康，有两种可能：你其实是功能性疾病，被过度治疗；你有超出中医诊断能力的严重疾病，被延误治疗。当你无症状而被中医判断为健康或亚健康，也有两种可能：他们要为你“治未病”；你可能有隐匿很深的远远超出中医诊断能力的疾病。关注亚健康，除了使你更加容易被忽悠外，没有任何实质意义。